本卷提要

清朝是满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 １６４４ 年 ３ 月清
军入关，至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历时 ２６７ 年。若从努尔哈赤创立“大金”算起，
则历经 ２９５ 个春秋。
本卷记叙了满族的勃兴与后金的初创、清朝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
统一国家的发展、“康乾盛世”、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
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近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
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清代政治概述

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统一了女真各部，在东北地区
创建了与明朝抗衡的满洲贵族政权。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之后，清军于
１６４４ 年 ３ 月挥师入关，镇压了农民起义，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为了巩固其统
治，清朝全面接受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对广大汉族地区推行严厉镇压和安抚
怀柔的两手政策，迅速稳定了统治秩序。接着又陆续翦除南明残余势力，平
息了吴三桂叛乱，顺利解决台湾回归问题，确立了一统天下。与此同时，清
朝统治者随即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赋役关系，经济迅速恢复，呈现出“康
乾盛世”这样百余年的社会安定局面。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清朝制定
了恰当的民族政策，果断地平息了蒙古、西藏等上层统治者的分裂民族的叛
乱，捍卫了国家的统一。
清中叶，封建社会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发展，阶级矛盾激
化，出现了川陕等五省红阳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清王朝
也从它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清活动接连不断地发生，一
个庞大的王朝危机四伏。
正当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没落日益暴露之时，以英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
殖民主义自 １８４０ 年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
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社会逐步地走上了半殖民地半
封建化的道路。
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边疆地区少数民
族起义犹如雪上加霜，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资
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维新变法和革命显示了该阶级的力量。为了
挽回败局，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新政，以重新收揽民心，但这并非是一剂
良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终于再度
集结力量，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导致其革命的不彻底
性。封建王朝虽然被推翻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却没有得到缓解。这两对
矛盾仍然是困扰中华民族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
 二、满族的勃兴与清王朝的建立

（一）满族的崛起及其社会结构

１．爱新觉罗的先世和建州女真的迁徙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资格很老的民族之一。居住在东北“白山黑水”
之间的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可上溯到先秦的肃慎、两汉的邑娄、魏
晋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宋元以来的女真（辽时称女直，避兴宗耶律
宗真之讳）。虽说上述部族不尽专为满族的先祖，但包括满族的先世在内是
毫无疑义的。而满族名称的出现，约在 １７ 世纪前期，与清朝的建立几乎同时。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满族的先民就和中原地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约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取得胜利之
时，肃慎人“贡楛矢石砮”，以表祝贺，尔后交往增多。到了东周时期，周
景王姬贵说：“肃慎、燕、亳，吾之北土也。”①汉唐时期仍与中原王朝保存
朝贡、贸易往来。唐代开元时，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地方政权。
１２ 世纪初，女 真建立金朝，之后将都城由上京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郊阿城）
迁到中都（今北京），统治中国北方长达百年之久。后为蒙古汗国所灭。
明朝初年，女真族分成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又
称野人女真）。建州原为唐代渤海国的地名，在牡丹江流域，故城名为斡朵
里（今吉林敦化县）。海西即海西江，今松花江上游。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
江、乌苏里江，直到东海之滨。明朝人称建州、海西为熟女真，叫东海女真
为生女真，这主要依据他们经济发展状况相区别的。三部女真几经辗转迁徙，
建州女真南下定居在苏子河、浑河流域。海西女真也由北向南迁徙，其中一
部分移居辽宁开原边外，分为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合称“海西四
部”，又叫“滬伦四部”。东海女真则仍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一带。
这时的建州部有两位酋长，一个叫阿哈出，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卫指挥使，
赐姓李，名曰李思诚。一个叫童猛哥帖木儿（又称猛特穆），清朝统治者称
他为直系祖先。童猛哥帖木儿通过阿哈出与明朝联系。明政府授他为建州左
卫指挥使，后擢为都督。“童”即汉姓“佟”，猛哥帖木儿又是蒙古名字，
可见建州女真与周边汉蒙等民族交往之深，互相影响之大。明成祖永乐年间，
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
宣德时期，童猛哥帖木儿为东海女真杀害。其弟凡察，其子童仓、董山率部
西迁，经佟家江（今浑江），进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于呼兰哈达
山（又叫烟筒山）下，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筑城定居下来。正统时期，明政
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孙子李满柱为建州卫指挥使，凡察为建
州右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三卫”之称由此而来。建州
三卫是明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抚绥属部”，“看
守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袭，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担
各种义务。“有所征调，闻使即从，无敢违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极所云：
“我祖宗与明朝看边，忠顺有年。”这生动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卫

①
《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真。
 所的密切关系。
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 年）十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打乌拉，斥责其首领布
占泰时指出：“天生爱新觉罗，曾被谁责辱？汝试言之！百世以前，汝或不
知。十世以来，汝岂不知？”②努尔哈赤这段话为查明爱新觉罗世系提供了重
要线索。“百世以前”不去说它，“十世以来”，参照文献记载，从猛特穆
到努尔哈赤之父塔石六代相袭，是清楚的。猛特穆以上四代，已知有始祖爱
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其后有范嗏、挥厚。这中间似乎缺一代。《清太祖武
皇帝实录》卷一记述：布库里雍顺“历数世居”，其子孙暴虐，部属遂叛。
攻破斡朵里城，尽杀其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范嗏，脱身走”，一只神
鹊棲于头上，追兵以为枯木。范嗏得免于死。从上述“历数世”、“子孙内
有一幼儿”等字样分析，布库里雍顺和范嗏之间，仍有一代，即布库里雍顺
之子，范嗏之父。此人叫什么名字？待考。这样爱新觉罗的世系应为：布库
里雍顺（始祖）——（？）——范嗏——挥厚——猛特穆（肇祖）——充善
（即董山）——石报奇（童仓子）——福满（兴祖）——觉常刚（景祖）—
—塔石（显祖）——努尔哈赤。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
城，屠城时，误杀了城内劝降与救亲的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
事后，努尔哈赤严厉地质问明朝边官为何诛杀他的无辜父祖。明政府无奈颁
给敕书 ３０ 道，马 ３０ 匹，以示抚慰，并授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封龙虎
将军。每年给银 ８００ 两，蟒缎 １５ 疋。然而，这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
努尔哈赤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 年）五月，时年 ２５ 岁的努
尔哈赤以其父遗留下来的 １３ 副铠甲起兵，开始了他的宏图大业。

２．明朝对东北女真的管辖和建州女真的社会发展

明初，太祖朱元璋颇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１３７０
年），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八年（１３７５ 年），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
指挥使司，管理辽东 ２５ 卫，１３８ 所，二州一盟。永乐七年（１４０９ 年），在黑
龙江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所辖的著名卫所有建州卫、海西卫、兀者
卫、囊哈儿卫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尔儿干都司进行慰问与巡视，
增进了边区民族与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 年），明朝迁
都北京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洪武到正统年间，先后在东起库页
岛，西至斡难河，北自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等广阔地区，建置了 １８４ 卫。这
对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边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对东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
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长、首领充当卫所长官，申明职守，给予敕书，又称
玺书。“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
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各卫所要对明政府履行各项义务。“时以朝贡”，
卫所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奏报地方治乱。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从开原
入京朝贡，贡品主要有人参、貂皮、海东青、马匹、珍珠等地方名贵土特产。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①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女真。
 明政府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而是按朝贡者官爵的高低给予优赏和回
赐。经济上，开设马市，给予“勘合”（凭证），持“勘合”可与中央政府
进行贸易互市。明政府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开原设两个马市。广宁专与
蒙古贸易，开原则与女真三部互市。１５ 世纪中叶，迁至赫图阿拉的建州女真
经济有了长足的增长，多次请求官府专开贸易市场。天顺八年（１４６４ 年），
明政府在抚顺开关，设马市，专与建州女真进行贸易，活跃了建州的经济生
活。另外，朝贡也是进行货物交换的极好机会。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 年），有
２１４０ 余名女真贡使来京，贡毕方物后，明政府分别赏赐贡使。按规定：都督
给彩缎四，折钞绢二，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都指挥给彩缎二，折钞绢一，
绢四，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指挥给彩缎一，折钞绢一，绢四，素紵丝衣
一，靴袜一；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给彩缎一，折钞绢一，绢四，靴袜
一。回赐，马一匹，给彩缎二匹，折钞绢一；貂皮四张，给绢一匹①。贡使带
来的多余物品，还可到京城指定的官、私市上进行交易，换取必要的生产和
生活物资。上述一些措施推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定居赫图阿拉地区后，建州两个酋长的后裔已逐渐地汇合在一起，各方
面力量有所加强。因接近于汉族地区，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到了 １６
世纪后期，建州女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表现在铁器的生产制造进步
很快。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铁农具，狩猎和军队要用大批的铁武器。过去的
铁工具主要是靠与明朝和朝鲜贸易得来。这时，开始“货大明铁自造”。“始
炒铁，开金银矿”。赫图阿拉“北门外有铁匠居之”，“银、铁、草、木，
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①。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解决了“男无
铧铲，女无针剪”的铁制品短缺的社会问题。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大量
地精造兵器，甚至将明朝输入的铁农具和铁锅等熔炼，铸成兵甲。从弓矢、
刀枪、甲胄，到军用器械，无不锐利精良。克服了过去兵器歪弱钝弊、不堪
射刺的毛病。冶铁制铁是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反映了建州
女真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建州女真南迁后，受到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开始由狩猎、采集经
济向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过渡，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万历
年间，汉族农业操作技术和牛耕等已在建州地区推广，女真人居住地，“无
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②。农业生产呈现大发展的景象。“土地肥饶，
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③。“田土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
石，瘠则收一石”④。而采集生产成为了副业。所采人参、东珠等土特产品，
与粮食一样可以用于交换。因而，“所济甚众，民用益饶”。
农业、采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除抚顺开关外，
又增设清河、宽甸、叆阳等处关口互市。建州人用人参、明珠、黑狐、玄狐、
猞猁狲、虎豹、水獭等珍贵兽皮，及马匹、松籽、蜂蜜等产品，换回缎布、
农具、铁锅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建州女真有专门从事与汉人和朝鲜人进行贸
易活动的商人，叫作“商胡”。他们往来于建州、明朝与朝鲜之间，交易产

①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十一，给赐二、东北夷。
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②
《朝鲜李朝实灵》卷七十一。
③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④
《朝鲜李朝实灵》卷七十一。
 品。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起初人参的加工是“以水浸润”，
这种办法使人参不易保存，不仅售价低，而且一停市就腐烂。这时，他们改
进了加工工艺，采用放糖、煮熟、晒干的办法，容易保存，“徐徐发卖，果
得价倍常”。在马市上，购参商人云集。互市贸易，以通商贾，“满洲民殷
国富”。

３．满族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结构

女真族（满族）的部落是由若干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成的。狩猎生产
时，或以部落，或以氏族为单位进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氏族中出现了“牛
录”（汉意为箭）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
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
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牛录厄真”①。牛录这种形式既是狩猎
组织，又是对外作战单位。随着女真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多，生产资料如耕地、
牲畜、工具等私有制产生了。氏族制的解体和阶级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同时进
行着。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 年），牛录则正式成为军事组织。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年），努尔哈赤整顿社会组织。牛录成为八旗的最基层单位。从 １６ 世纪末到
１７ 世纪初，八旗的总首领是努尔哈赤，旗主皆由他的子侄充当，而从固山额
真至牛录额真都是由贵族，或过去的氏族长担任的。贵族拥有大片的田庄，
众多的奴隶和牲畜。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 年），努尔哈赤一次给其长子褚英、
二子代善各“部众五千户，牲畜八百群，银一万两”②。此外，还有早期归附
努尔哈赤，并随其南征北战屡立功劳的勋臣，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
扈尔汉等人，封他们官爵，赐予土地、奴仆等丰厚的财产。这些贵族、贝勒、
勋臣就构成了满族社会的奴隶主集团。平民是八旗的兵卒，过去氏族的一般
成员。满语称“诸申”，又叫“伊尔根”。他们是贵族的“管下人”，有部
分私有财产，如土地、奴婢、牲畜等，数量有限。平民中还包括其他归降的
部落族寨的士兵与百姓。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说，平民是他们的部属，人身依
附关系很强。平民要为贝勒、额真当兵出征，交纳赋税，“使臣驿马”，“巡
视边疆”等多项差役。平民的自由民地位也在不断地变化，大部分平民越发
贫困。朝鲜使臣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记载：诸申“前则一任自意行止，
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获”。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曾下
令：“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①《满洲老档秘
录》也记述：“每牛录出十男四牛。”平民随时要为首领、贵族出劳动力，
耗用自己的财产，加上对他们的种种限制，多数平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在下
降，不少人陷入贫困的境地。这个问题曾引起皇太极的关注，颁布谕旨：“凡
贫穷者，则又给予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②然而，处于社会
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的是广大奴隶，或奴仆，满语叫作“包衣阿哈”、“阿
哈”。奴隶，或奴仆，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１）由诸申转化而来。平民犯罪，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三，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下同。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
《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沦为奴隶。或穷困欠债，将妻子儿女典卖为奴。（２）家生奴婢。包衣阿哈世代
为奴，其所生子女仍为奴，亦称“家生子”。他们的生活、婚嫁、居住，都
要由主人来安排。（３）战争掠夺俘虏为奴。这种奴隶，或奴仆，占大多数。初
期女真族各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掠取对方人口为奴。尔后，抢掠汉人、朝鲜
人作奴隶，为数不少，主要用于农耕。奴隶、奴仆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
馈赠，亦可以买卖。沈阳开城地区就是一处贩卖奴仆的市场。早期时，一个
奴隶可以换 ３０ 疋布，或 １５ 头牛。奴隶无任何人身自由，时常被主人打骂凌
辱，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有压迫，就有反抗。清初八旗奴仆的大量逃亡，
酿成所谓的“逃人事件”，其原因即在此。
万历年间，建州女真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奴隶主占有制，仍保留着浓厚
的奴隶社会习俗。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夫人）死去时，“四婢殉之，宰牛马
各一百”。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后和两妃均被逼殉葬，奴婢随葬的就更多了。
直到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康熙帝玄烨方下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婢随
主殉葬。从此，人殉的陋习被取消了。
包衣阿哈（奴仆）主要在主人家从事内务劳动。而大批的奴隶则在庄田
上从事农业耕作。八旗的农庄叫拖克索。《清文鉴》解释说：“田耕的人所
住的地方叫拖克索。”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 年），申忠一到达建州时，见到
六座“农庄”，每庄设有管庄人，监督阿哈生产。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战
争中，掠夺为奴的人口大量增加，拖克索内阿哈的数量也多起来。万历四十
七年（天命四年、１６１９ 年），上自努尔哈赤、贝勒，下至额真，皆有奴婢农
庄。有的农庄“多至五十余所”。天启二年（天命七年、１６２２ 年），努尔哈
赤一次就从托克索抽调阿哈 ８００ 人去浑河收打粮食。可知耕田阿哈数目的遽
增。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的贝勒、额真以剥削阿哈为生。“奴隶耕作，以输
其主”①。“仆夫力耕，以供其主，不敢自私”②。阿哈的劳动所获绝大部分
被主人剥夺了。这一切表明，在满族社会中，贵族、勋臣、额真是统治阶级；
诸申，尤其阿哈，是被剥削阶级。正如努尔哈赤所言：“若无阿哈，主何以
为生？若无诸申，贝勒何以为生？”①这种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是努尔哈赤建
立奴隶制政权的根基。

①
《建州闻见录》。
②
金梁：《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太祖谕厚待仆夫。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二）后金建国和与明分庭抗礼

１．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使命

明代后期，女真三部的迁徙逐渐地稳定下来。建州所属的苏克素护河部、
浑河部、完颜部、栋（董）鄂部、哲陈部五部，长白山所属的讷殷部、鸭绿
江部、珠舍里部三部，皆建州旧部，散处辽沈东北，即定居在抚顺东，至鸭
绿江、长白山一带。海西四部的哈达、叶赫二部居住在开原、铁岭地区。因
哈达靠近明在当地所设的马市广顺关，哈达又有“南关”之称。而叶赫挨近
明在当地所设的马市镇北关，叶赫亦有“北关”之名。辉发、乌拉二部则定
居在吉林地带。东海三部，即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与其他少数民
族仍留居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以东黑龙江流域，及濒临东海之地。
这一时期，明朝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明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削弱。女真各
部蜂起，“各主其方，争相雄长，强凌弱，众暴寡”，“世相仇敌”②。各部
之间相互征讨，甚至骨肉相残，多年战乱不已。
年轻有为的努尔哈赤凭着自己的胆略才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肩负起
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事业是先从建州本部开始的。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
年）五月，努尔哈赤将兵围攻仇敌苏克素护河部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
兰弃城而逃，努尔哈赤获兵百人，旗开得胜。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战争的
序幕。次年六月，又率兵 ５００ 人进攻董鄂部的翁鄂洛城。努尔哈赤身先士卒，
浴血奋战，终于拿下此城。接着，又攻占了兆佳城、玛多■寨，制服了佟家
江流域的董鄂部。十三年，努尔哈赤进攻浑河部的界凡、栋嘉、萨尔浒三城。
力挫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 ８００ 余人。翌年，再下
贝珲城，降伏了浑河部。努尔哈赤乘胜攻克鄂勒珲城，杀掉仇人尼堪外兰。
苏克素护河部也归顺了。十五年（１５８７ 年），努尔哈赤又征服了哲陈部。转
年又克完颜部。努尔哈赤用了五年时间统一建州五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
削平”，“国势日盛”。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突起，使女真别部遐迩詟忌。他们已觉察
努尔哈赤志向颇大，尤其是滬伦四部已感建州对自己构成威胁。万历二十一
年（１５９３ 年），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
太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因达礼，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
纳殷九部，组兵 ３ 万，分兵三路，向建州发动进攻。面对危急的形势，努尔
哈赤镇静自若。他分析了联军的内部矛盾，指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
势将观望不前。其争先督战者，必其贝勒。我以逸待劳，伤其贝勒一二人，
彼众自溃。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①努尔哈赤满怀信心地激励
将士，在古勒山据险列阵，诱敌深入，集中重兵打歼灭战，击杀叶赫首领布
斋，联军溃败四散。努尔哈赤乘势北上追击，“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
千”②，生擒乌拉贝勒布占泰。古勒山大捷，使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表明努尔
哈赤为首的建州部已经成为女真族中较强悍的一支。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①
《清太祖实录》卷二。
②
《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古勒山战役坚定了努尔哈赤完成统一女真事业的信心，加速了统一海西
四部、东海女真的步伐。努尔哈赤挥军边区，征服了朱舍里、讷殷二部。万
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 年），灭掉哈达部，活捉其首领蒙格布禄。三十五年（１６０７
年），兼并了辉发。四十一年（１６１３ 年），又吃掉乌拉。四十六年（１６１９
年），最后剪除叶赫，统一了滬伦四部。与此同时，先后征服了散居在乌苏
里江、松花江上游、绥芬河流域、牡丹江流域、黑龙江中游一带的东海女真
窝集部属的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等。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努尔哈赤派
遣扈尔汉将兵攻取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兼并了这一地区的赫哲族和
费雅喀等使犬部及分布于外兴安岭以南、乌第河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等使
鹿部。努尔哈赤“威行施东诸部”。
努尔哈赤用了 ３４ 年的时间，以兼并战争，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将四分五裂的女真族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民族体——满族。这对本民族的社
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民族英雄。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力量单薄。但他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统一女真的使命。
究其原因，客观上，明朝内部矛盾的加剧，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 年），播州土
司造反，打了十余年的仗。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 年），宁夏少数民族起义；同
年抗倭战争，持续了 ７ 年之久。明朝顾不上东北，努尔哈赤有了发展良机。
女真社会的发展要求统一，结束战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由。而努尔哈赤施
行的一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统一战争中，他始终坚持
“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对滬伦四部则交攻结合。
针对明朝、蒙古、朝鲜包围之势，则利用矛盾，争取主动。努尔哈赤与明朝
仍保持密切的交往，取得明廷信任和支持。为了表示诚意，他多次亲自赴京
朝贡。明政府表彰他“忠顺好学，看边效力”。对蒙古捐弃前嫌，通过联姻，
建起亲善关系。科尔沁、札鲁特部归附建州就是一例。对朝鲜亦采用拉拢手
段，目的是为统一战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措施在统一战争中屡
屡奏效。另外，努尔哈赤勇敢善战，身先士卒，也是致胜的重要原因。在攻
打董鄂部的翁鄂洛城时，他身中几箭，血流至足，仍坚持作战，鼓舞了将士
斗志。同时，努尔哈赤又能礼贤下士，优待俘虏，归降日多。“诸部始合为
一”。女真族的统一为努尔哈赤脱明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大金”政权的建立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便开始了筹措政权的建设。
修筑城池，初设权力机构。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 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
达东南三道河平岗土垒方里，“筑城三层，起建楼台”，修葺“汗王殿”。
俗称此城费阿拉（旧老城）。同年六月，定国政，草拟法令，制定管理措施。
“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严禁”①。费阿拉城是一座既无雉堞、射台，又
无隔台、壕子的简陋小城。居此十六年，已经不能适应建州部的发展。万历
三十一年（１６０３ 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在苏子河与嘉哈河汇
合处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城高 ７ 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
筑。有内外两城，努尔哈赤及其亲贵居住内城，八旗兵扎营外城。奴隶、奴
仆则居城内，铁匠等工匠分居各城门外。此城俗称老城。它是建州部政治、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努尔哈赤进攻辽沈地区的牢固基地。
由于统一战争的发展，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归附的人口日益增多。设置
官吏，管理政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年），努尔哈赤设
立理政听讼大臣 ５ 人，扎尔固齐 １０ 人，佐理国事。“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
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①。并规定，凡判断民人讼狱，先经扎尔固齐
（都堂）审问，后入告五大臣，五大臣复审，报告诸贝勒，众议奏明，由努
尔哈赤裁决。此外，还有分管庶务的官吏，如掌管仓库的拨什库，管理文书
的巴克什，后一般称为笔帖式。为了选拔人才，充实权力机构，努尔哈赤还
定下选取官吏的标准：“不要看出身，要看心术正，大才能的任用。不要看
门第，要看德才，充任大臣。”②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政权建置已初见端倪。
创制满文，一统文字。女真族原有自己的大小女真文字。明中期，女真
文逐渐衰落不用。努尔哈赤时，与蒙古文移往来，必习蒙古文，译蒙古语。
同时又受汉族文化影响，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
字代言者，十之三四”③。女真族的逐步统一，单凭蒙古文字和汉字与周边民
族交往，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已深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对外交往，
于是，下令创制本民族文字——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 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汉意为博士）额尔德尼
和噶盖借助蒙古文字编造国语。二人面有难色。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
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之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
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并释例启发：
“写阿字下合一个妈字，此非‘阿妈’（父也）乎？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
‘厄脉’（母也）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①噶盖缘事伏法。额尔德
尼遵循努尔哈赤指授，参照蒙古字母，根据满族语音，创制满文，即“无圈
点”满文，或称“老满文”。然而，老满文仍未克服与蒙古文语音假借和字
母混用的弊病，人名、地名易出差错，使用不便。崇祯五年（天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达海受皇太极之命，改造老满文，在原有 １２ 字头上“酌加圈点”，又
增添了拼写汉语等语音的 １０ 个特殊字母。这样，满文音义明晓，不易错乱。
改造后的满文叫“有圈点”满文，也称新满文。满文的创制与使用有力地巩
固了新聚合的满族共同体。也是满族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整顿社会组织，确立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大部分后，努尔哈赤开始整顿
女真社会组织。早在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 年），他曾对生产和军事组织的牛
录进行了调整，参酌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度，将部众每 ３００ 人立一牛录额真管
属，先建黄、白、红、蓝四旗。因队伍不断地扩大，牛录人数增加，万历四
十三年，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社会组织，将众“乃析为八”。即把原有四旗
扩展到八旗，添置的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三旗镶红
边，红旗则镶白边。并将八旗作为制度确立下来，规定：３００ 人为一牛录，
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旗），
设固山额真一人，副职梅勒额真二人。每旗兵力 ７５００ 人。八旗制度是满洲军
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其尊者，无事则为公卿，有事则为将帅”。

①
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一。
③
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①
《满洲实录》卷二。
 “其卑者，时而耕于野，时而蒐于郊”①。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总头目，也是八
旗的最高统帅。八旗的领属皆由他和子孙分任。努尔哈赤领正黄、镶黄二旗，
如中军制，设精锐卫队巴牙喇兵五千余骑，加强王权。另外六旗，其次子代
善领正红、镶红二旗，五子莽古尔泰领镶蓝旗，侄儿阿敏领正蓝旗，八子皇
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尽管八旗多次易主，但诸旗权始终控制
在努尔哈赤及其子弟手中。努尔哈赤将统领八旗的子侄称为“八和硕贝勒”，
凡有军国大事，努尔哈赤下令八和硕贝勒，通过总理旗务的固山额真（后称
都统），再经甲喇额真（后称参领），直达所属牛录。牛录额真（后称佐领）
下设副职代子 ２ 人，章京 ４ 人，村领催 ４ 人。４ 名章京分领 ３００ 男子编的塔
坦（村寨），无论做何事，去何处，４ 塔坦人按班轮值，同工、同差、同行
走。这就是八旗自上而下的较严密的组织系统。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
将满族人都编织在八旗之中。八旗制度的完善为努尔哈赤建国作好了充分的
组织准备。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 年），
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
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万历四十
四年正月初一（１６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５８ 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史称
后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
这一天，诸贝勒率群臣跪拜朝贺，上尊号“抚育诸国英明汗”。从此，努尔
哈赤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开始了同明朝分庭抗礼的新阶
段。

３．挺进辽沈和迁都盛京

万历年间，明朝政治腐败，官僚冗泛，办事效率低下。财政匮乏，入不
敷出，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边疆武备
废坏、战乱不息。阁臣张居正力图改革弊端，振兴朝纲，但已无力拯救明王
朝这座“将圮而未圮”的腐朽大厦。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１６１８ 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
誓师，公开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１）明无端起隙边陲，杀
害我祖、父；（２）明保护和支持叶赫；（３）明负盟约，责我擅杀，拘我使者；
（４）叶赫因明支持，将已聘我之女，改嫁蒙古；（５）我世代在柴河、三岔、抚
安三路分守疆土，耕田艺谷，明不容收割；（６）偏袒叶赫，肆意凌侮建州；（７）
为哈达、叶赫撑腰，独构怨于我，倒置是非。“七大恨”是明朝对建州女真
多年欺凌的控诉书，也是后金讨伐明朝的檄文。
在誓师的前三个月，努尔哈赤就已令八旗将士秣马厉兵，“治甲胄，修
军器，豫畜牧”①。誓师结束，努尔哈赤即令分兵两路攻明。镶黄、正白、镶
白、正蓝左翼四旗兵迅速地拿下东州、马根丹二城。努尔哈赤领正黄、正红、
镶红、镶蓝右翼四旗兵攻打抚顺。明守将游击李永芳以城降。努尔哈赤并给
当时在抚顺城做生意的山东、山西、苏杭等地的商人钱财及“七大恨”文，
让他们回去，广造舆论。这时，三城周围五百余台堡随之降附。明广宁总兵

①
金德纯：《旗军志》张潮题辞。
①
《清太祖实录》卷五。
张承荫、辽阳副将颇相廷、海州参将蒲世芳奉命率 １ 万兵前来镇压。遭到大
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所率八旗兵的袭击，阵斩张承荫、颇相廷、蒲世芳
及游击 ５ 人，千总、把总 ５０ 余人，获马千余匹，铠甲 ７０００ 副。五月，再次
征明，连克抚安、花豹冲、三岔儿等大小 １１ 堡。七月，进雅鹘关，围攻清河
城，明城守副将邹储贤领兵 １ 万固守城池，城上千门大炮同发，滚木雷石齐
下，八旗兵冒石矢，树云梯登城。邹储贤及守军不支，皆战死，清河城破。
转而移兵消灭叶赫。又在近明之地界凡筑城，为西向伐明的后援之所。后金
在东北地区势力不断扩大，次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使李继学向万历皇帝
朱翊钧提出四项罢兵的条件：（１）为辽人之罪正名，撤走边兵，解释清楚“七
大恨”；（２）“崇以王位”，承认为王；（３）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昭旧给予；
（４）输给彩币三千、黄金三百、白银三千。明政府没有答复。努尔哈赤军事上
的节节胜利，已使明政府备感“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边事十分危
急”。明朝决定调兵遣将，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１６１８ 年），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
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多年来，
辽东边备不修，兵马懦弱，“朽戟钝戈，金鼓不响”，每遇兵事，士卒股栗
腕战，毫无战斗力。于是，调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 ８ 万余兵到辽
东，又征用叶赫、朝鲜兵万余人，云集辽沈，以期捣平后金，“以雪败亡之
恥”。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
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
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西，直驱赫图阿
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
兵刘铤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兵四路计 ９ 万余众，号称 ４７ 万，来势
汹汹，大有犁庭扫穴之势。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
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
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努尔哈
赤利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
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
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
里岗，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功烈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
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 ５ 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
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 ３１０ 多人，士兵身亡者 ４５８００ 余人，亡失马驼甲仗
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
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
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萨尔浒战役后，明政府为了扭转其在辽东的颓势，以熟谙边情的兵部右
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代替杨镐经略辽东。熊廷弼一到任，“令严法行”，
斩逃将刘遇节等，诛杀贪将陈伦等，整饬营伍，督造战车，治火器，浚壕修
葺城池。集十余万军队，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
口，“数月守备大固”。熊廷弼所到之处，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
“由是人心复固”。辽东边备加强，使后金一年多不敢轻举妄动。不久，熊
廷弼被把持朝政的阉党弹劾罢官。天启元年（天命六年、１６２１ 年），努尔哈
赤乘机起兵，直攻沈阳。守城总兵贺世贤指挥军民死守力战，世贤身中十余
 箭死，沈阳城陷落。后金军又长驱南下，猛攻辽阳城。辽东经略袁应泰督战
固守城池，后金兵冒着炮火突入西城。城破在即，袁应泰自焚于城东北镇远
楼。辽阳失陷，后金又接连攻克河东三河堡等 ５０ 多寨，及古城、新甸、宽甸、
永甸、长甸、海州、金州、复州、盖州等 ７０ 余城。辽沈战役是继萨尔浒之战
后的又一次大胜利，使后金在辽东站稳了脚跟，对清朝开国意义重大。
后金吞并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后，叶赫首领布扬左曾向明政府报告：
今天建州又侵我叶赫，其意欲削平诸国，即侵明，“取辽东以建国都”。布
扬左的分析很准确。随着统一女真战争的深入，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费阿拉迁
移到赫图阿拉，在城东土山建佛寺、玉皇等七大庙。这象征后金国家规模已
初具。在西进辽沈时，在距沈阳 ２００ 里的界凡筑城架屋，将家属搬来，在此
练兵牧马，兴师攻明。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 年），努尔哈赤又率
部从界凡迁移萨尔浒城。一年之内，拔沈阳，取辽阳，广阔的辽东地区尽为
后金所据。
进入辽沈地区，如何巩固和扩大战果？努尔哈赤决计将其统治中心西
迁，并选中了辽东首府辽阳为都城。辽阳是辽东地区历史名城、政治中心，
城大，年久失修。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 年），努尔哈赤遂定在城
东太子河畔修建宫室，命名东京。于是，搬迁家眷，并将赫图阿拉景、显二
祖陵也迁葬于城东的杨鲁山（后又迁回）。以此地为永久都城。然而，迫于
四周局势，努尔哈赤在东京辽阳居住四载，席不暇暖，又亟谋迁都沈阳。理
由沈阳地理位置重要，向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又近；北征蒙古，
二三日可至；南攻朝鲜，自清河路可进。另外，浑河、苏克素护河上游伐木，
顺流而下，可以修宫室，用柴薪。山近兽多，又可出猎；河中水族，亦可捕
取。尽管不少人对再迁沈阳持不同看法，努尔哈赤仍力排众议，选中进可攻、
退可守的沈阳为都城。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１６２５ 年）三月，努尔哈赤放弃辽阳，迁都沈阳，
定名盛京。在一年半内，修筑了汗宫、八角殿（大政殿）、八旗亭（十王亭）。
这些建筑物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举行朝政和典礼的大政殿，为八角重
檐攒尖式，八角象征八旗。八旗亭分置大政殿东西两侧，代表八旗两翼十位
固山执政王。这样的建筑设计与布局充分地反映了清初开国的规模与其组织
结构。后经皇太极扩建，宫阙、太庙、衙署、学宫，及兴文教的孔庙、倡忠
义的关帝庙、笼络蒙古的喇嘛庙实胜寺等一一建备。沈阳成为“周围九里，
八门已戴，方隅截然”的帝都。为清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４．宁远受挫与努尔哈赤之死

后金占据辽东地区后，继续开拓辽西。努尔哈赤甚至说：“我金汗身行
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
轮流居住之地。”①这说明努尔哈赤已立下同明朝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进取
辽西自然不在话下。
辽东失陷后，明政府走马换将加强辽西防御。袁应泰阵亡后，天启帝朱
由校以薛国用为经略，薛国用称病不能任事。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他提出“三
方布置策”，即集中兵力守广宁，派登州（今山东蓬莱）、天津水师袭击辽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一。
 东沿海。但此议得不到朝廷支持。熊廷弼身为经略，而指挥实权却掌握在驻
地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中。“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山海关）
无一卒”②。熊廷弼徒有经略虚号而已。素不习兵的王化贞将十余万军队沿辽
河分扎六营，一字排开。他还把收复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蒙古林丹汗出兵和降
后金的明将“反正”上。错误的主张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天启二年（天命七
年、１６２２ 年），努尔哈赤一举拿下广宁，王化贞踉跄出逃，熊廷弼无奈焚烧
庐舍，退入关内。二人一并下狱议罪。不久，熊廷弼被诬弃市，传首九边。
被称为“胆小鬼”的王在晋出任辽东，主张放弃关外，把关外防务全部
交给蒙古，自己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关，设兵驻守，坐此观望。王在晋
的消极防御，遭到部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曾说：“予我兵马钱谷，
我一人足守此！”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
辽宁兴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广宁之西，地当要冲，主张在此筑城，修山
海关的屏障。他的建议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未久，孙承宗督师蓟辽，
大力整顿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命袁崇焕、祖大寿等修筑宁远城，派兵驻守，
重点防御。同时，修固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数十处城堡，恢复了
四百余里弃地。四年间，后金未敢轻进辽西。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１６２５ 年）九月，孙承宗被魏忠贤解职，阉党分子
高第上任辽东，尽拆孙承宗所建锦州至杏山等处防御工事，丢弃辎重，撤退
全部军民，“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拒不从命，对高第说：“我宁前道
也，官此，当死此，我不必去！”①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乘机率八旗兵直驱辽
西。１３ 万大军，旌旗剑戟如林，一路前后如流。十九日，直逼宁远城下。努
尔哈赤派人劝降袁崇焕。他斩钉截铁地说：“当死守，岂有降理！”努尔哈
赤指挥大军轮番攻城，八旗兵裹铁牌，勾梯攻城，蜂拥而上。袁崇焕用红夷
火炮杀敌，城上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搏斗，一次次杀退八旗兵的猛攻。后金
伤亡很重。二十六日，努尔哈赤败退而去。宁远大捷是明对后金战争的一次
重大胜利，阻止了努尔哈赤占领全辽的战略计划，保卫了山海关一带的安宁。
２５ 岁起兵的努尔哈赤，驰骋沙场 ４０ 多年，无往而不胜。宁远战败，使
他悒悒不乐，当年七月，背生毒疽。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盛京郊外叆
鸡堡，终年 ６８ 岁。

②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①
以上引文俱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三）皇太极的政治革新与明清战和

１．汗位之争和皇太极称帝

在创立八旗时，努尔哈赤也试图立子建储位。受汉族地主阶级宗法制度
的影响，努尔哈赤立长子褚英为接班人。然而，褚英“心胸狭隘”，“心术
不正”，使诸兄弟、大臣们均不和睦。努尔哈赤不想将执政大权交给他。褚
英怀恨在心，多次诅咒出征的父亲打败仗。努尔哈赤将他废弃，幽禁高墙。
恐褚英存在会危及国家，在后金建国前一年，将他处死。长子不成器，并没
有泯灭努尔哈赤“立储”之心。后金开国后，又立次子代善。因代善与父汗
大福晋关系暖昧被举发，又逼其子硕讬险些逃奔明朝，努尔哈赤决意不将汗
权交予代善。在汗位继承上，满族也效法北方的契丹、蒙古等民族的“幼子
守产”制度，实行“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阿巴亥
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年少的“未分家子”。他去世后，将所属
的两黄旗留给了三兄弟。努尔哈赤也曾设想让多尔衮继承汗位，由代善辅政。
１３ 岁的多尔衮毕竟年少，很难独掌汗权。汗位便由分家子皇太极承袭。尔后，
多尔衮多次报怨：“太宗（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究根源即此。
两次立储未成，年过花甲的努尔哈赤欲求一种妥善的移交汗位的方案。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 年）九月，他想在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
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子侄中，立八王为八和
硕贝勒，共商议国政，将汗置于八和硕贝勒监督之下。此想法尚未成熟。次
年二月，努尔哈赤指令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协助父汗“佐
理国政”。四人“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分值月贝勒掌理”①。他多次
训诫子孙中的“不善者”、“作乱者”，也深感四大贝勒轮流执政，仍会使
诸兄弟觊觎汗位，社稷不宁。天启二年（天命七年、１６２２ 年）三月，努尔哈
赤确定了汗位继承方案。他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恃之人”。“八固
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另择有
德者立之”。“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奸佞。不
可一二人至君前”②。这种立储之法，从选嗣的标准，到汗的权力等都作了规
定，将汗权、旗（主）权并列，都纳入八王、八家、八分的八旗制度之中。
努尔哈赤晚年，所实行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八
和硕贝勒“各置官属，朝会燕饷，皆异其礼，钖赉均及，是为八分”③。这种
体制是在八旗制度基础之上的军事民主联合体，是旗主分权共治的。努尔哈
赤赋予这种体制两重使命，一是八王共同治国；二是八王有拥立、监督、更
换大汗的权力，汗与旗主是并列的。这种作法在一定历史时期稳定后金的政
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努尔哈赤谢世的当年十月，诸贝勒推举皇太极“嗣父皇登大位”。遵
父临终旨意，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南面坐受”朝拜，
共商国是。当时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行政上，四大贝勒平起平坐，
共同裁决军国大计，无君臣体统。经济上，有人必八家分养，土地必八家分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③
光绪《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
 据。即使一人寸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不容于贝勒，“事事制肘”。军事上，
各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势力均衡，汗无指挥权。皇太极有“一汗虚名”，实
无异一旗贝勒。
面对着“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的形势，皇太极深感汗权与旗权之间矛
盾严重，不利于汗权集中。于是，他决心改变四大贝勒俱面南坐的制度，开
辟“南面独坐”的蹊径。崇祯三年（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三月，皇太极抓住
阿敏不与明军交战，弃水平四城而归的过失，宣布他十六大罪状，将其免死
幽禁。这样，四大贝勒掌权变为“三尊佛”执政。代善乖巧地提出让皇太极
中坐，他与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以昭至尊之体”。次年，莽古尔泰因大凌
河之役顶撞皇太极，“抽刃出鞘”，被革去大贝勒，降为诸贝勒之列。尔后，
莽古尔泰病死，又以密谋“要夺御位”，追夺封爵，并收缴了他的正蓝旗。
代善则誓表忠贞。崇祯五年（天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皇太极“一体独尊”的
希冀实现了。

２．皇太极的政治改革与后金封建化

皇太极即汗位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调解八旗内部矛盾，提
高大汗的地位，加速政权封建化，使后金更加适应即将到来的与明朝全面抗
争的新形势。
削弱八和硕贝勒旗权，扩编八旗，加强大汗集权。皇太极称汗伊始，就
着手削减诸王旗权，断然提高固山额真的地位和职权，命他们参议军国大事，
总理旗务。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 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总
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议定启奏，各领本旗兵行。凡
国中大小事，皆听稽察”。并两次设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
令出兵驻防”。“出兵驻防，以时调遣，仍审理词讼”①。皇太极设置八大臣、
十六大臣，使他们入则赞襄庙谟，出则办理国事。这无疑是在“共议国政”
的体制上打进了一个楔子。扩大了汗的统治基础。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旧制，以诸贝勒代理月值。剥夺三大贝
勒的部分权力。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又颁布《离主条例》，规定：凡牛
录属下人，或奴仆有讦告其主私行采猎，隐匿出征所获，擅杀人命，奸污属
下妇女，战士有功不报，压制申诉等项属实者，准予离主。这些条例的颁行，
是对八旗首领的监督与限制。崇祯十年（崇德二年，１６３７ 年）四月，又命“每
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此改变八和硕贝勒少数人执政的局面。
“黄色是汗”，“黄衣称朕”。八旗创立时，两黄旗由努尔哈赤自将。
黄色为汗所专用，是八旗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太极身为白旗旗主，这对摆脱
“八王共治”的羁绊、实现“钦承宸断”十分不利。皇太极在“不削夺皇考
所予户口”的条件下，大胆地变易旗帜，将自领的两白旗与阿济格、多尔衮、
多铎所属的两黄旗更换旗帜，即皇太极将两黄旗，三兄弟则领两白旗，在不
伤原旗筋骨的情况下，三大贝勒默许，年少的三兄弟也易接受。皇太极又将
莽古尔泰的正蓝旗收归己有。从此，他独领两黄一蓝三旗，在八旗中实力最
强。崇祯八年（天聪九年、１６３５ 年），皇太极将喀尔喀、察哈尔蒙古壮丁编
为蒙古八旗。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１６４２ 年），在原汉军的基础上，编立

①
以上引文见俱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一。
 汉军八旗。清代八旗满、蒙、汉共二十四旗，八旗体制至此完备了。从天命
十一年到崇德七年，皇太极用了 １６ 年时间，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包括乌苏里
江以东，直到日本海，及贝加尔湖地区。改编新附之民，“审户比丁，列于
军伍”。并设佐领、骁骑校等分驻其地。东北地区的统一，使后金无后患之
忧。
皇太极整顿八旗，加强汗权，为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
“参汉酌金”，完善国家机构。皇太极着手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建设，目
的是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日臻完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用心筹思”，
“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①。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０９ 年），
设立翻译典籍、记注政史的文馆，命儒臣分值。巴克什达海、刚林等翻译汉
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吴巴什等掌记本朝得失。崇祯九年（天聪十年、１６３６
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撰拟表章；
内秘书院，掌拟外国往来文移、敕谕、祭文；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兴衰，
给汗及汗子、亲王讲解经史，拟立制度。各院由大学士一人主管，下设学士、
主事等官，分别由满、蒙古、汉人充任。他们也直接参与国家决策的制定，
内三院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八月，皇太极仿照明制，设定官制。建
置了国家主要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贝勒兼任主
管，下设满承政 ２ 员、蒙古承政 １ 员、汉承政 １ 员，参政 ８ 员，启心郎 １ 员。
参政以下各官员各部数额不一。尔后，皇太极又下令“停止贝勒领部院事”②。
将六部之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崇祯九年（崇德元年、１６３６ 年），又设
都察院，掌管监察之权。若汗有“奢侈无度”，“误杀功臣”，“逸乐畋猎”，
“荒耽酒色”，“不理政事”，“弃忠良，任奸宄”，要直谏无隐；若贝勒、
大臣有“废职业”，“黩货偷安”，“朝会轻慢”，而“部臣容隐”，可指
参。上自汗，下至贝勒、部院大臣等皆在都察院劝谏、纠察范围之中。为了
更好地解决北方民族问题，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１６３８ 年），将蒙古衙门
改为理藩院，专门负责掌理内外蒙古等民族事务，巩固满蒙联盟。
改革调整后的国家机关有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
衙门。虽说这时旗权仍很重，但随皇太极改革的深化，汗权的强化，国家的
权力已逐渐地向以汗为首的三院八衙门倾斜。这是后金封建化的必然趋势。
在官制建置的同时，一套封建等级名分制度也随之确立。崇祯五年（天
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皇太极下令官民服制，从衣冠样式、色彩、图案、布质
按等级不同而各异，区别尊卑贵贱。护军以上官员方可着缎服，其余人等衣
布，非汗所赐黑狐帽、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紫色等一律禁用。崇祯
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 年），又厘定武职满名等级：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
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
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
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
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代子为骁骑校，章京为小拔什
库，旗长为护军校。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１６３８ 年），又立宗室名分：和
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
②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多罗额驸、固山额驸。“等级
名号，皆有定制，昭然不紊”①。后金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的确立是其政权封
建化的标志之一。
在政治革新中，皇太极注重选拔人才，量才录用，充实国家机构。他指
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下令“于生
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①。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
有生员俱令考试，并谕各家毋得阻拦。努尔哈赤时，察出明朝绅衿，尽行处
死，当时诸生隐匿脱逃者 ３００ 余人。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九月，
考试儒生录取 ２００ 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
为奴者，“尽皆拔出”。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 年）三月，又考录汉人
生员，一等 １６ 人，二等 ３１ 人，三等 １８１ 人。皇太极治国“以人才为本”，
命满、汉、蒙古各官荐举“深知灼见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
“量才录用”②。从努尔哈赤的“戮儒”到皇太极重用儒生，人才观念发生了
变化。皇太极大力选拔人才，汉族仕人增多，改变了后金政权的组成成分，
扩大阶级基础。诸如鲍承先、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马光远、张存仁等
都成为皇太极的股肱之臣，为后金政权建设作出贡献。
随着后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发展，崇祯八年（天聪九年、１６３５ 年），皇
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次年四月，诸贝勒、固山
额真、六部大臣，及藩部蒙古恭请上尊号。管吏部和硕贝勒多尔衮手捧满字
表文一道，科尔沁属土谢图汗济农达礼手捧蒙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手
捧汉字表文一道，率诸贝勒、大臣等诣阙劝进。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
号“大清”，改元“崇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
建立了。表明皇太极誓与明朝抗衡，廓清宇内，统一中国的志向。

３．东侵朝鲜与兼并蒙古

皇太极称汗后，后金仍面临着明朝、朝鲜、蒙古三面包围之势。他清醒
地看到，与明朝抗争，必须先解决好朝鲜、蒙古问题，以免腹背受敌，进退
维谷。李氏朝鲜国早在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与明朝就建立了藩属关系，两国经
济、文化交往频繁。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 年），日本丰臣秀吉率领 １５ 万大军
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王都汉城沦陷，李氏王朝频临亡国的边缘。国王李
昖请求援助，明朝立即发兵，抗倭援朝。经过朝中军民的 ７ 年抗战，终于击
退了日本侵略者。朝鲜与明朝关系更加亲密。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朝鲜自然
地站在明朝一边。明朝则利用朝鲜长期以来的友善联系，声势相倚，又与登
州（今山东蓬莱）音息时通，援助有济，以此来牵制后金。努尔哈赤生前也
曾试图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他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明朝
一起打日本，结果被拒绝了。皇太极也主动与朝鲜修好，借以切断明和朝鲜
的联系。但几经努力，皆未如愿。于是，皇太极决定用武力征服朝鲜。
后金大规模地入侵朝鲜有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七年（天聪元年、１６２７ 年）
正月。皇太极乘朝鲜内乱之机，发兵朝鲜。他对出征将领面授方略：“朝鲜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攻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依恃披
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得，则并取之。”①这次东征目的明确，
一是要降服朝鲜，二是要拔掉驻扎皮岛明将毛文龙这根钉子。二大贝勒阿敏、
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率领八旗兵 ３ 万余人，跨过鸭绿江，攻
下义州，遣兵直捣毛文龙部所居的铁山一带，毛文龙没有准备，败退皮岛。
阿敏挥军南下，连克定州、宣州、郭山，向旧都平壤进发。二十六日，后金
兵临平壤，城中巡抚、总兵等官员及兵民弃城而去。后金兵渡大同江，驻扎
中和。这时，逃往江华岛的朝鲜国王李倧派使臣二人前来议和。阿敏历数朝
鲜国“七大不是”，限期五日，速来媾和，违约，大军鼓行而前。二月初五
日，后金兵抵黄州城。七日，移师平山城，以待和议。阿敏派副将刘兴祚领
１０ 人轻舟达江华岛，劝说朝鲜国王李倧，断绝与明朝交往，以王族弟原昌君
李觉为质，每年朝鲜国给后金贡纳财物。在后金军事压力下，刘兴祚、库尔
緾代表后金与朝鲜王大臣定誓于江华岛，签定了“江都和约”。阿敏仍令纵
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驱载”。阿敏又以未参加会盟为由，在平壤同朝
鲜王弟李觉再次誓盟，其内容有：朝鲜国王应进后金汗礼品，像对待明朝使
臣一样礼遇后金使者，不得修筑城池，操练兵马，与后金为敌，不得容留后
金逃人。若违约，后金再次征讨。这次东侵朝鲜，后金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
的，解除了来自朝鲜和皮岛毛文龙的威胁，打破了弧形包围圈。
第二次征伐朝鲜是在崇祯九年（崇德元年、１６３６ 年）十二月。出征理由
是朝鲜国将丁卯（天聪元年）盟约视为“权许讲和”，“今已永绝”。皇太
极指责朝鲜“毁弃盟好”，不得已兴兵讨伐。当月初二日，皇太极率代善、
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统兵 １０ 万大举东侵，命多尔衮、豪格
将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由宽甸路奔长山口，入朝鲜境。令多铎、硕讬、
尼堪率护军千人，合户部承政马福塔军往围朝鲜国王京汉城。初十日，清军
过镇江，连下义州、郭山、定州。十三日，杜度领精骑兵，直驱皮岛、云从
岛、大花岛、铁山一线，凡朝鲜与明相邻之地悉行攻略。十四日，岳讬率前
锋兵已达平壤。多铎军近逼王京。十六日，朝鲜国王李倧领后妃朝臣撤出王
京，驻跸 ４０ 里外的南汉山城。清兵即将此城围住。次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到
达南汉山。多尔衮军连克昌州、安州、黄州等城。十三日，朝鲜国王李倧奉
书请降。二十三日，多尔衮又攻占江华岛，俘获王妃 １ 人，王子 ２ 人，及臣
僚家属。二十八日，双方签定“南汉山规则”。其主要内容有：去掉明朝年
号，断绝与明交往；将国王长子和另外一子，及诸臣子或弟作人质，留住盛
京；以清朝为正朔，参预清朝的一切重大活动；每年要进贡方物，黄金百两，
白金千两，白苧布、细布、绵紬、细麻布，布等成百上千疋，大米万包，及
珍贵兽皮、胡椒、腰刀、顺刀、大小纸张、各类蓆子等物若干。
清朝两次入侵朝鲜，用武力迫使李氏王朝称臣，建立互市贸易关系，缓
解了清朝孤立无援的窘状。同时，两次大举用兵朝鲜，给那里的社会经济造
成了严重破坏，也给朝鲜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山路海郡，四处杀掠，“子
女财富，荡覆无余”。
皇太极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也注重争取漠南蒙古，解决征明的北顾之
忧。
明朝后期，蒙古草原分成三大部落，即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漠南内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
蒙古有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 ２５ 部，漠北外蒙古有车臣汗部、
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 ３ 部，漠西厄鲁特蒙古有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
特和准噶尔 ４ 部。这时，漠南蒙古势力日益强大，占据元朝后裔所居之地，
东自吉林，西达贺兰山，南起长城，北至瀚海。其中察哈尔部最为强悍，首
领林丹汗拥有 ８ 大营 ２４ 部，自称蒙古大汗，“士马强盛，横行南汉”。他们
控制了“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的广阔地带，经常骚掠周围诸部。因而，漠
南蒙古各部对林丹汗的欺凌十分不满。努尔哈赤起兵辽东，漠南蒙古就成为
明朝与后金争取的对象。林丹汗决计依靠明朝，巩固他在漠南蒙古的统治，
遏制后金西进。而东结朝鲜，北联蒙古，又是明朝防御后金的战略布署。明
朝为了实现“以西夷制东夷”的策略，大力支持林丹汗，每年赏赐丰厚的钱
财，时有所加。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１６１９ 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
以“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称，警告后金不要西向，不然，“我
将阻止你”。
皇太极针对蒙古状况，采用“恩威相济”、征抚并用的方针，积极争取
蒙古为同盟军，扩大反明阵线。天启五年（天命十年，１６２５ 年）十月，察哈
尔兵进攻科尔沁珠尔根城。科尔沁蒙古求救于努尔哈赤。尔后，科尔沁、翁
牛特、郭尔罗斯、克什克腾等部先后投奔后金。蒙古草原形势发生了变化。
皇太极决定用武力征服察哈尔林丹汗。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二月，
后金精骑兵在大凌河上游的敖木村大破察哈尔多罗特部兵，俘获万余人。这
时，土默特、喀喇沁部也归顺后金。林丹汗在草原越发陷入孤立境地。崇祯
四年（天聪五年）十一月，察哈尔骑兵掠西拉木伦河北的阿鲁部蒙古。皇太
极闻讯后，立即派遣贝勒萨哈廉、豪格率 ５００ 兵赴援。随后皇太极亲领 ２０００
兵赶到，察哈兵退还。次年，后金与归附的蒙古科尔沁、敖汉、奈曼、札鲁
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部骑兵相联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剿察哈
尔的军事行动。四月一日，皇太极亲征，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
朗、多尔衮等率军从盛京出发。十七日，大军到达哈喇木伦河哈纳崖。林丹
汗自知不敌，渡黄河西走，奔西土默特部。后金兵越过兴安岭，追到归化城
（今内蒙呼和浩特）。林丹汗又逃往青海。土默特部顺义王卜失兔子俄木布
等率众投降后金，并献明朝赐顺义王印。后金兵乘胜南下，攻略明边镇宣府、
大同。后金对察哈尔部的追逐战，震撼了蒙古各部，在草原上树立起后金的
声望。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 年），林丹汗病死在青海大草滩。其子额
哲仍据守黄河以西地区。次年，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四贝勒西征察
哈尔，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和子额哲率众出降，献元朝传国玉玺。崇祯九年（崇
德元年、１６３６ 年），漠南蒙古 １６ 部 ４９ 位首领会聚盛京，尊奉皇太极为可汗。
皇太极用了近 １０ 年的时间，统一了黑龙江流域，东降朝鲜，西征察哈尔。
自东北海滨，迄西北草原，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
事耕种渔猎之部，乃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大元蒙古、朝
鲜国“悉入版图”。从此，皇太极便集中全力向明朝发起攻击。

４．明清和战及袭扰京畿

皇太极即位时，后金“邦家未固”，社会动荡不宁。当地汉人因被掠扰，
无粮之家甚多，田园荒芜，多致逃亡。出征男子，“卖牛典衣，买马制装，
 家私荡然”①。加上三面临敌的局势，后金要巩固和发展，必须争取时间，站
稳脚跟，养精蓄锐，待时机成熟，对明宣战，兵进中原。于是，在较长的一
段时期内，皇太极对明采用议和为主的方略。
努尔哈赤去世时，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遣傅有爵和李喇嘛前往吊唁， “以
觇虚实”。皇太极以礼相待使者，并致书袁崇焕表示和好。还通过朝鲜、蒙
古官员向明政府转达后金愿与明重归于好的口信。天启七年（天聪元年、１６２７
年），皇太极致函袁崇焕商讨议和条件。多次信中以明朝为正朔，而隐去“天
聪”年号，请求明朝拨给大批物质，甚至提出要划分国界。崇祯二年（天聪
三年、１６２９ 年），皇太极率军纵掠京畿地区，仍“赍和书致明帝”。在西征
察哈尔林丹汗的两年中，也是皇太极与明媾和最频繁的时期，“上疏称臣，
求款再四”。目的是稳住明朝，掩饰后金用兵漠南。同样在“议和”招牌的
掩护下，皇太极得以出兵朝鲜。对袁崇焕来说，议和也是个缓兵之计，抓紧
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河等城堡，使关外 ４００ 里，“金汤益固”。
崇德年间，皇太极按照既定的战略布署，调整八旗，缓和社会矛盾，经
济实力有所增长，特别是解决了朝鲜、蒙古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
境。这时，他便放下了“议和”之旗，与明朝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何
攻明？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联名奏“进取”大计，提出：直捣京师，
割据河北，直抵关门，此断喉之招。先得宁、锦，此剪重枝伐美树之招也。
皇太极采纳他们的建策，暂时先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宁远一线，绕道长城，深
入明朝腹地，消耗明军力量，牵制关外明兵。早在崇祯二年（天聪三年），
在蒙古军的引导下，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而入，攻遵化，克通州，直抵京郊，
饱掠东去，攻占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
年），后金兵分四路攻明，扰掠宣府、大同、应州、朔州、代州等地。崇祯
九年（崇德元年）秋，皇太极命阿济格、阿巴泰等将兵由独石口入居庸关，
攻下昌平等 １５ 城，绕北京，南下保定、文安等地，俘获人畜 １９ 万。从崇祯
二年到十五年，１４ 年间，清兵先后 ６ 次大肆袭击京畿，铁蹄遍及京城郊外、
河北、山西、山东广大地区，所历 ３ 省 １３ 府、２９ 州、１５０ 余县，攻克城堡
２９９ 座，俘虏人口几十万。皇太极多次派兵袭扰关内，打乱了明军山海关内
外的防御布署，使明军关内外防守不迭。在此期间，皇太极利用明廷内部矛
盾，假借崇祯帝之手杀掉袁崇焕，为清兵夺取辽西搬倒一大障碍。
清兵多次攻略明朝腹地，但未能久据得地，重要的原因是咽喉通道山海
关尚未打通，辽西宁、锦要地仍由明军固守。崇祯 １３ 年（崇德五年、１６４０
年），皇太极派兵攻锦州城，被明守将祖大寿击退。次年春，清兵近逼锦州
城外，挖深壕，修垛口，准备长期围困锦州城。四月，济尔哈朗、阿济格、
多铎率八旗兵及火炮，轮番攻城。锦州外城蒙古兵投降，清兵占领外城。锦
州城危在旦夕，祖大寿火急向朝廷求援。明政府深知锦州战略位置重要，立
即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将 １３ 万大军增援锦州。洪承畴“且战且守”，步步为营。
在崇祯帝密诏的催促下，洪承畴将粮草囤积于锦州附近的杏山与塔山之间的
笔架山，亲将 ６ 万兵先行，余部随其后。明军气势正盛，在争夺乳峰山战斗
中，战败清兵。围锦州的清军告急。皇太极立即统帅 ３０００ 精骑，九月二十三
日，到达锦州前沿，列阵于松山、杏山一带，阻击洪承畴援军。松山城地处
锦州、杏山之间，是宁远、锦州两城的要冲之地。清军深挖战壕，切断松山、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
 杏山等要道。并派阿济格领兵袭杀塔山护粮饷明军，夺取笔架山所囤粮草。
这时，洪承畴命令乳峰山明军撤向松山，途中两次遭清兵伏击，伤亡惨重。
只有吴三桂、王朴等率少数士卒逃入宁远。这次战役，清兵消灭明军 ５００００
余人，获马 ７０００ 余匹，甲胄 ９０００ 多副。清军士气大振。
洪承畴无奈，只好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等率万余兵，退
守孤城松山。洪承畴等被困城内，突围不成，援军无望，城中将要弹尽粮绝。
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１６４２ 年）三月，为清军内应的副将夏承德引清兵入
城，洪承畴被生擒，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不屈被杀，松山城失守。洪承
畴被押解盛京，后降清。锦州守将祖大寿也以城投降。塔山、杏山二城也为
清兵所据。辽西除宁远一孤城为明军所有外，大部分土地为清朝占领。
松锦大捷，标志着明清在辽东长期相持阶段的结束，清朝转入战略进攻，
志在夺取中原。正如皇太极所分析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斫削，
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
强，从此燕京可得矣。”①
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１６４３ 年）九月二十一日，５２ 岁的皇太极“端坐
而崩”。谁嗣大位？他未留下遗诏。经过一场剑拔弩张的萧墙争斗后，以睿
亲王多尔衮三兄弟为一方，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方，及以庄妃博尔吉
济特氏为首的后妃集团，三方达成妥协方案，将庄妃所生的皇太极第九子、６
岁的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年号顺治，由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
王朝。满洲贵族已意识到入主中原实与农民军相角逐。立即命多尔衮为主帅，
率三分之二的八旗兵入关，开始了长达 ２０ 年的统一全国的民族征服战争。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三、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

１．山海关之战和定都北京

掌握清朝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继承太宗的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战略
方针，积极准备进攻明朝。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春，他曾派人去陕西联络李
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图协谋同力，共灭明朝。但伫待多日，不见回信，后
来得悉北京城已被李自成占领，决定利用这一混乱之机，集结倾国兵力，亲
自率兵攻占北京，以完成清的一统大业。
与此同时，占据北京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为防清兵入关，多次派人招降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但未成功。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于四月十三日率师
东征，兵锋所及，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得知农民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后，异常焦虑，立即派人向多尔衮乞
援。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兵进抵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到了吴三
桂的乞援信，大喜过望，认为清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路人；但对信中提出
的以“财帛”和“裂土”为乞援的条件十分不快，立即回书说，清军此次进
兵不仅要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确立统治，要吴三
桂认清形势，尽早投降清廷，“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
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①吴三桂接到多尔衮的
回信后，感到在李自成大军压境的危急局势面前，只有降清才能保住自己的
官爵和富贵，于是一方面在山海关城西石河一带集结军队，设阵布防，对付
前来进攻的农民军，另一方面又急修书信，再次派人向多尔衮表达薙发投降
的愿望。这样，在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目标之下，满汉官僚地主阶级已相
互勾结在一起了。
当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第一封乞援信后，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并当机
立断，改变了太宗一贯采用的侵明路线（即绕过山海关，越过长城，突入关
内），整兵日夜兼程，直接疾驰山海关。
然而，李自成对满汉地主阶级的这种联合和勾结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即
将到来的与吴三桂、多尔衮联军的作战更是认识不足，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
行动上没有作出任何必要的准备。这就注定了李自成在这场激战中必然失败
的结局。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抵达山海关，当即展开攻夺关
城的战斗。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之地，形势十分险要，为兵家必争之
地。它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一辅翼之城，东西名为东罗城、西罗城，南
北名为南翼城、北翼城。李自成首先在西罗城前的石河一带，向吴军发起猛
烈进攻。经过长达 ８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大批吴军被歼，死者枕藉，石河防
线也被迅速突破。这时，只见农民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向西罗城逼近。明守将
眼看抵挡不住，于是设计了一个伪降计，使天真质朴的农民军上当受骗，他
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与此同时，东罗城和北翼城的明军也陷于农民军的围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
 困之中，濒临危殆，难以支撑。只有南翼城濒临大海，农民军无法进攻，而
未有战事。至晚，激战一天的农民军未能攻克关城，暂且收兵回营，次日再
战。
当天晚上，多尔衮率领清军，经过了一昼夜 ２００ 里的急行军，来到关外
１５ 里处，由于天色昏黑，咫尺难辨，屯兵不进。次日早晨，吴三桂得知清兵
已到关前，急不可耐地要抓住这棵救命稻草。于是，他率领当地绅衿和一些
亲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城，驰往清营，正式向多尔衮薙发称臣，投
降了清廷。但是，多谋善断的多尔衮却不肯让清军轻易地投入战斗，而是令
吴三桂先行回关，领军出战；由其兄弟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领清军尾随入
关，隐蔽在关城之下，相机而动。
这时，李自成鉴于山海关城坚难以攻克，已改变战术，停止攻城，而是
把 ６ 万大军沿石河西岸摆成一字阵式。这一天，李自成农民军和吴军进行了
长达 １０ 个小时的更为激烈的战斗。吴三桂虽然挥军死斗，无奈力不能支，被
农民军团团围住，几番冲杀，均不能出围。正当双方战至精疲力竭之时，一
直作壁上观的多尔衮看到时机已到，立即命令 １０ 万清军①从阵右猝然杀出。
农民军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还未反映过来时，就已处于吴军和清军两面夹击
之中，立即陷入困境。不料，这时天公也不作美，农民军刚一接触清军，即
狂风大作，阵阵黄埃由远及近，咫尺难辨人影。这些使农民军很快失去战斗
力，不战而溃。李自成只得带着余下的农民军战士向关内退却，二十六日回
到北京，不久，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追兵渐渐逼近，李自成只得于三十日退出
北京，返回西安。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对交战各方均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首先，清军靠坐收渔人之利，击败了农民军这个主要敌人，扫清了
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障碍；其次，吴三桂引清兵入室，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
联合和勾结的开始，汉族地　　主阶级从中认识到，要想把住自己的富贵和地
位，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清廷；再次，农民军的受挫，导致其一蹶不振，不
可避免地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
李自成退出北京的第二天，即五月初二日，尾随而至的多尔衮率领清军
到达北京，明朝官僚、地主纷纷开门迎降。多尔衮为尽快建立全国统一政权，
需竭力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为此，他提出了“除暴救民”、“复君父仇”
的口号，下令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官僚地主只要薙发归顺照旧录用，加
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归降的地方官加升一级，废除三饷加派等等，以争取和
笼络汉族官僚和地主阶级。
不久，多尔衮发现，京城内外人民经乱离之后，对清统治者惊疑未定，
讹言遍地，而其中最为骇异的，竟有“讹传七八月间东迁者”，这将对清朝
统治极为不利。于是，他和诸王等商议，认为“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
之地”，定议建都燕京（今北京），派辅国公吞齐喀等人前往盛京（今沈阳）
“迎驾”①。
九月十九日，清世祖和满族统治集团抵达北京。十月初一日，世祖祭告

①
关于山海关之战中三方兵力数目，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之说：农民军六
万，明军和乡勇八万，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次战役“吴、清联军是以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来展开
战斗的”（见《明清史论著合集》第 55 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庙”②，即皇帝位，国号仍为“大清”，
定都燕京，年号顺治。接着，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接受王公百官的三跪
九叩礼，礼成，颁诏天下。诏书一方面把清廷定都燕京说成是“荷天眷”、
“顺民情”，另一方面又祈求天地“佑助”，使“我大清皇图永固”①。这标
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在全国的确立，从此一个新的皇朝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
台。

２．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及其败亡

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至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年）的 ２０ 年间，清统治者在

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诸如圈占汉人
土地，令汉人薙发和改穿满族衣冠，强迫汉人“投充”作满族贵族的奴仆，
等等。清军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实行民族屠杀政策，如曾在扬州、桂林、
昆明实行屠城，其中就是汉族地主也不能幸免。正是这种民族高压（而不是
像以往那样由于土地兼并等阶级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包括其他一些少
数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抗，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
二十年战争的主要内容。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来势之猛，
声威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顺治元年四月，河北三河县农民首先点燃了抗清的火炬。此后，抗清的
烈火迅速燃遍了京畿腹地、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包
括市民、知识分子、商人及明朝王室和一些官僚地主在内的广大汉族人民，
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农民军是斗争的主体力量。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顺治二年初，清统治者分兵两路，一路由阿济格为主将，降将吴三桂为
先锋，另一路由多铎为主将，降将孔有德为先锋，攻入陕西，在潼关大败李
自成的农民军，迫使他们放弃西安，南下湖北。四月，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
山牺牲。与此同时，清廷又派肃亲王豪格率兵进攻四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
次年冬，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战死。这样，两支庞大的农民军队伍由
于骤然失去了统帅，而陷入困境。李自成余部北面有清军的穷追不舍，西面
又有明朝镇守湖广的何腾蛟的官军，自成侄李锦被迫奉其妻渡洞庭湖，踞保
山寨；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势力所及，仅有成都周围十余县而
已。为了摆脱这种危急局面，李定国、孙可望、李锦等人总结了明末农民军
流动作战的历史教训，提出只有“翼赞明藩”，才能保住已有地盘，进而抗
击清兵，取得胜利。这样，李锦便与明将何腾蛟和瞿式耜，李定国与南明永
历王朝联合了起来。农民军联明后，不但改变了聚保山泽、腹背受敌的局面，
而且推动了各地的抗清运动，并在抗清斗争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胜利。
顺治元年五月中旬，在以史可法为首的明朝官吏的拥戴下，明神宗的孙
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政权。这时，清军已大
举南下，把兵力驻在河南归德，占领了南北运输交汇点的镇江，进攻扬州。
然而在南明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内部却分成了两派，即以史可法、
何腾蛟、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投降派。史可法虽积极

②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
 抗清，但处处受马士英等人的掣肘，明江北四镇将领也拒不听其指挥。次年
四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城破被俘，不屈而死。五月，清军占
领南京，朱由崧、马士英等被俘，福王小朝廷被颠覆。这样，何腾蛟、瞿式
耜也因兵力孤单，感到要抵抗清军就非增强兵力不可。他们看到当时农民军
虽处境困境，但兵力雄厚，因而就想依靠农民军建功立业。
顺治二年六月，明朝官绅张国维等人，在绍兴拥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
朱以海监国，建立了鲁王政权。不久，明礼部尚书黄道周和福建海盗、都督
总兵官郑芝龙在福州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了隆武政
权。这两个统治集团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以民族利益为重，相反为争“正
统”水火不容，各自的内部也勾心斗角，热衷于争权夺势，无法形成统一指
挥、配合作战。因此，纵然有张国维、黄道周这样的坚决主张抗清并恢复明
朝一统天下的忠臣，也无济于事了。清朝统治者看到这些情况，以军事进攻
和分化离间相结合的策略，先后诱降了拥兵自重的鲁王政权的方国安和唐王
政权的郑芝龙，接着未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张国维和黄道周的抗清力量，摧
毁了鲁王和唐王政权。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十二月，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在广东肇庆拥
立明神宗之孙朱由榔为帝，建立了永历王朝。这是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
永历政权成立时，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四年，清军陷广
州，攻肇庆，永历帝南逃两广间。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从大局出发，自湖南
来桂林，与何腾蛟等“分汎防御，桂林以安”①。十一月，又大败清将佟养和
于全州等地，佟养和仅以身免。五年，李锦、郝摇旗与何腾蛟、瞿式耜合作，
又连续大败清军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而在清军的后方，
榆林军、吕梁山地区的起义军和关中的起义军也广泛地发动了攻势，曾参加
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举行了反清起义。南北呼应，势相联结，出现了南
明时期的第一个抗清高潮。
此后，何、瞿在战斗中先后身亡，李锦病故，抗清力量遭到很大挫折，
抗清斗争也转入了低潮。永历政权被迫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逃，投靠了
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他们联合后，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
高潮。它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是李定国领导的湖广、四川、广东、广西、
云贵的西南战场，一是郑成功领导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海上的东南
战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农民军为主力的西南战场。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李定国向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的西
南瑶、亩、僮、彝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
清并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使清军精锐损失惨重。接着，李定
国大举反攻湖南。衡阳一战，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迅速收复了两广失地，
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前所未有的大捷。农民军另
一将领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巴东
荆襄等地由李锦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等人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
系。
当西南战场捷报频传时，东南战场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着顽强不屈
的抗清斗争。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以厦门、金门
为中心，继续进行抗清活动，并多次拒绝了清廷的招降。顺治六年（１６４９ 年）

①
钱秉镫：《所知录》卷中，《荆驼逸史》本。
八月，郑成功就开始使用永历年号。次年，他又率兵 １０ 万，进攻漳州等地，
有力地配合了李定国的抗清斗争。顺治十年，郑成功派张名振率师北上，破
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十六年五六月间，正当清军大举进攻李定国，云
南告急时，郑成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　京近郊，占领
了镇江、芜湖等 ４ 州 ３ 府 ２４ 县，使清廷大为震动。但是，郑成功为一时的胜
利而自喜，没有积极进取，而是拖延一月之久，贻误了战机，使清军赢得了
喘息时间。七月下旬，清军抓住郑军将士庆贺郑成功生日而“卸甲饮酒”的
有利时机，大败郑军。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这是清
初抗清规模中最后一次大战役。它的失败，标志着全国抗清斗争已经进入尾
声。
李定国在取得了桂林、衡阳大捷后，永历王朝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掌握朝廷内外大权的马吉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孙
可望的个人野心，竭力挑拨孙、李的关系。而孙可望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数
次逼凌永历帝封他为秦王，同时又寻机杀害了在抗清中有骨气的吴毓贞等 １８
位永历朝臣，大大加深了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矛盾。在农民军内部，由于马
吉祥的挑拨离间，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绩由嫉妒发展到仇恨、破坏的地步。
清廷很快侦知这一重要情报，于顺治十一年（１８５４ 年）对农民军发动了一次
攻势。由于孙可望的竭力破坏，李定国的军队连战皆败，损失惨重，广东、
广西大部分地区相继丢失。从此，李定国在西南战场上，对清军只有招架之
功而无还手之力了。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悍然发动了对李定国的战争，但由
于不得人心，遭致农民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双方一交火，孙可望军在阵前倒
戈，投奔李定国。孙可望见大势己去，仓皇降清，并呈上云南地图，暴露了
农民军的军事秘密。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春，在孙可望的指引下，清军三路进攻贵州，农
民军抵敌不住，全线崩溃，被迫退回云南。这年底，李定国在云南西部磨盘
山（今马龙县西北）孤注一掷，设立三层埋伏圈，准备歼灭穷追不舍的清军。
但由于叛徒的告密，清军以炮火轰击伏兵，致使李定国的歼敌计划失败，李
定国率军撤往滇缅边界，而永历帝则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往缅甸境内。顺治十
八年（１６６１ 年），吴三桂率军大举入缅，俘虏了永历帝，并将其带回昆明处
死。李定国得知消息，忧愤而亡。历时 １５ 年的永历王朝至此也土崩瓦解了。
夔东十三家军当时的处境也非常艰苦。在李来亨、郝摇旗等人领导下，
他们在荆襄、川东的丛山峻岭中屯田，种麦植棉，继续坚持斗争。顺治十六
年，李来亨等率军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农民军。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
清廷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兵力，集中全力围攻这支抗清队伍。双方
力量对比悬殊，李来亨等处于孤立无援的极为不利地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
郝摇旗、刘体纯等主要将领先后牺牲，李来亨等被围困在兴山县西的茅麓山
上。此时，李来亨等在人员锐减、弹药粮草奇缺的情况下，依然勇敢地与清
军鏖战。直至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年）八月初，茅麓山被清军攻破，李来亨全家
举火自焚，所部 ３ 万余人或死或散，无一人投降，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
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
至此，长达 ２０ 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抗清斗争结束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获得了巩固。
从表面上看来，农民军联明抗清以失败而告终结，农民军一幕幕可歌可
泣的壮举也已化为泡影，然而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清统治者从中认识到，
 在汉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取得汉族人民
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顺治时期，就有限度地采取了一些争取人心的
措施。顺治死后，即位的康熙帝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久乱之民思
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入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
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 ①因此，康熙帝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各方面采
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孜孜求治，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于是在他的统治
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社会局面。

３．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体制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在这个
政权中，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权高度集中；竭力维护满族贵族的利
益，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汉族地主进行笼络和控制。
八旗制度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　八旗制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
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由于八旗在开始时每一个旗都是一股独立的
政治势力，旗权即是政权，旗主就是君主，本旗人都是他的臣仆，因此皇权
集中的过程，就是与旗权相斗争的过程。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剥夺了他们
处理本旗政务的权力。太宗时期，皇太极掌握了除两红旗之外的六个旗，皇
权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顺治时期，又重演了皇太极夺旗的斗争。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 年），多尔衮死后，清世祖进行打击报复，夺了正白旗和正兰旗，自
己掌握了四个旗（两黄和正白、正兰旗）。康熙、雍正时期，清廷进一步采
取了许多削弱旗权的措施。康熙帝在各旗中设立都统和副都统，他们直接听
命于皇帝，各旗旗主无权干预旗务。康熙帝晚年还派皇子管理旗务，加强了
对各旗的控制。雍正帝即位后，更明确规定，各旗属下旗人只能直接听命于
皇帝，旗主对旗下人不得擅自治罪，而必须奏明皇帝后由刑部处理。这样，
到雍正时期，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专制主义中央政权权力，只有通过一整套官僚机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贯
彻和执行。清承明制。清初，中央行政机构大都仿自明代，但其机构官员由
满汉分授，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则是满官，汉官不过唯唯诺诺而已。
清初，最高的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国议”，其成员都是
满族权贵。一切军国大事均由他们商讨和决定。这种政治体制与中央集权相
牴牾，因此康熙帝亲政、特别是他在清除权臣鳌拜之后，竭力削弱议政王大
臣会议的权力。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有关资料推测，康熙帝于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 年）前后在乾清门右阶下设立了南书房。从表面来看，南书
房是才品兼优的翰林词臣（他们入值后称“南书房行走”）为皇帝讲书、陪
作诗词和习书法之所。实际上，这些翰林词臣由于为皇帝所信任，经常参与
政务，受命起草诏旨，因而成为皇帝的亲信和顾问。这样，南书房自然也就
成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和顾问处。这是康熙帝加强中央集权、制
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个重要措施。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年）三月，雍正帝鉴于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设立了军需
房，当时只是一个专办军旅粮糈事务的临时性机构。次年四五月间，雍正帝
将军需房改为军机房，统办西北用兵的军机事务，职权扩大。后来，在军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杂件・南书房记注》。
实践中雍正帝发现，军机房办事缜密，人员精干，有利于皇权集中，于是在
雍正十年将军机房改名为军机处。这时的军机处已不再单纯地筹办军务，而
是替皇帝承写密旨，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
军机大臣若干名，一般由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只能秉承皇帝意旨办事，裁
决权完全出自皇帝。皇帝颁布的命令和指示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地方的督
抚，称为“字寄”，又因军机处位居内廷，故还称为“廷寄”；皇帝批阅后
的大臣奏折，称为朱批奏折，朱批奏折也交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要将此件
另录一份，称作录副，然后再交由内阁传有关衙门办理。从此以后，议政王
大臣会议有名无实，满族权贵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至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被明令取消。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
承袭明制的中央政治机构清承明制，有内阁和六部。内阁是由内三院发
展而来。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
共分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二阁（文渊阁、东阁），乾
隆时期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于是成为三殿三阁。内阁虽是清廷的一个
重要机构，位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内阁大学士权力不重，特别是军机
处建立后，他们仅是一种名誉而已。
内阁的主要任务是票拟，或称票签。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一般是公事
用题本，加印；私事用奏本，不加印。题本主要经由内阁办理，其程序是：
内阁接本后拆封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题本上一角均贴有一张
黄纸条，称贴黄；内阁将处理意见写在黄纸条上，进呈皇帝批览，称为票拟。
清代的六部同明代一样，也设吏、户、礼、兵、刑、工部，每部设满汉
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以下属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清初，各
部院印务都由满官掌管，官权也握在满官之手。顺治十六年，顺治帝下令，
今后各部尚书、侍郎，谁受事在先，就由谁来掌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汉官的地位。六部尚书均无权直接向地方官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
诏旨。
各部的职掌，总括而言如下：吏部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政令，并铨叙
品秩，稽考功过，以定赏罚升降；户部管全国的土田、户籍、赋税、钱谷；
礼部管吉（祭祀）、嘉（庆典与册封）、军（征伐）、宾（接待）、凶（丧
葬）以及学校、科举；兵部管全国武职官吏的任免、考核以及马政、邮传；
刑部处理全国的刑事案件，制定律令；工部负责全国工程（建筑、水利）事
务，鼓铸钱币。
清代还仿效明代，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置户、礼、兵、刑、
工五部，无吏部（文官考核权归中央吏部），各部无尚书，只设侍郎，均由
满人担任。五部分别掌管盛京的财赋、祭祀、军队武职官的铨选、旗人及边
外蒙古的案件、营缮工程事务等。
明朝重任“言官”，即六科给事中和都察御史，他们能上书言事，评论
朝政。雍正元年（１７２４ 年）雍正帝以六科给事中改隶都察院，削弱六科的谏
议权，加强都察院对朝臣的监察，有助于皇帝的集权。
清代还接受了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定都北京后即设内务府，管理宫禁
事务。顺治时，在十三衙门前立有铁牌，一经发现宦官干政和交结官吏，立
即处斩。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清廷撤消十三衙门，以其事隶内务府。自
此，宦官专政之弊革除。
 地方行政组织　清代地方行政区分为一般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两种。
清代一般行政区通称为“直省”，康熙年间全国有 １８ 行省，光绪末年为
２３ 行省。其地方行政机关为省、道、府、县 ４ 级。
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总督和巡抚是最高军政长官，属封疆大
吏。总督一般管辖数省，巡抚只管一省。他们的辅助官员为布政使（藩司）、
按察使（臬司），分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
道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介于省和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
道员原为藩臬二司的派遣官，分守道和巡道两种。守道有固定的管辖区，主
管钱谷政务；巡道分巡所管区域，掌理刑名事务。
府的长官为知府，管理一府民、刑、财政及统辖所属州县的长官，下设
同知、通判等官。州（厅）和府本属同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州（厅）因为分
直隶州、直隶厅和散州、散厅，故直隶州、直隶厅属府一级。州设知州，厅
设同知。
州、厅（一般指散州、散厅）和县是清代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州的长
官方知州，厅的长官为同知或通判，县的长官为知县。他们管理州（厅）、
县的一应事务，与其他官吏相比最为接近百姓，将朝廷的政令直接贯彻到百
姓之中，故习称为“父母官”。
清廷为统治人民和监视人民，在全国实行保甲制（或称保甲法）。它虽
是城乡的一种基层组织，但不是正式的行政系统。按规定，每十户立一牌头，
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甲。每户门上均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
并入官府册籍，以便稽查。
特别行政区是：京师和顺天府、盛京的奉天府和各少数民族地区。
京师（北京）是清廷的神经中枢，设有九门提督，统领八旗步军营及绿
营马步兵，保卫清廷的安全。另外设有都察院五城御史，管京师的缉盗、诉
讼诸事。
京畿地区设顺天府，统领大兴、宛平二京县，设府尹一人、府丞一人。
盛京地区设奉天府，设府尹、府丞各一人。
 （二）清朝政权的巩固和加强

１．削平三藩之乱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年），虽然农民军的“联明抗清”运动遭到了最后的失
败，清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但当时南方有“三藩”势力割据数省；东南沿
海有郑成功的势力，并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则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
分裂活动。显然，不清除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就不会巩固，国家
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
“三藩”是指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明清之际，吴三桂、尚可喜和
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趁明朝土崩瓦解之机，先后率所部降清，均被封为王。
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
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
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
力，世称三藩。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
至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更得到了迅速发展。政治上，他们
名义上隶属清廷，实则独霸一方，自行其事，并广泛收罗党羽，独揽人事、
财政大权。其中，吴三桂最为跋扈。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
部不得干预。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使“西选之官几
满天下”①。军事上，三藩各拥重兵。据推测，他们的兵额总数约 １０ 万人，
相当于八旗兵的一半。吴三桂在云南边陲不断寻衅，竭力扩张势力，如在灭
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之后，随即占领了水西地区。经济上，
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吴三桂在云南的田　　庄星罗棋布，“管庄者杀人
夺货，滋为民患”②。尚可喜在广东海州、花山一带有数处“王庄”。他们还
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赋。吴三桂在他霸占的田庄里所征收的赋税，一般
超过民赋的十数倍。耿精忠统治下的福建农民，其处境也相当凄惨：“闽苦
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①尚可喜和他的
儿子尚之信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白银
数十万两。
对于三藩的种种罪恶行径，康熙帝感到极为忧虑。他把三藩和河务、漕
运作为急待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写成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康熙八
年，康熙帝亲政之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严禁各藩王属下商人
在各省贸易，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
廷身上的毒瘤列入了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三月，尚可喜上书清廷，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
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
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皆被允准。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
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尚之信、耿精

①
《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②
《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①
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艺文》。
 忠和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孤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
郑经等人，纷纷举兵响应。郑经甚至致书吴三桂说：“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
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②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抗清，
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总之，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面对三藩的变乱，康熙帝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
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圣祖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
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吴应熊，以斩断吴三桂和朝廷大臣
的联系；停撤尚、耿二藩，对耿精忠在京居住的兄弟予以宽容。此后，当耿
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帝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
成是“无知被惑”，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始终不谕地信任和依靠他们，
决不会食言。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
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
一方面又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衮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了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并派
人联络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数月之间控制了陕西、甘肃、四川、湖南、
云南、贵州等省。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用兵之术天
下无双，因此在攻下醴陵之后，即不思进取，命令军队不得渡过长江，企图
压迫清廷和谈。但是，康熙帝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
而积极备战：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在多次专敕慰勉王辅臣
失败后，加封忠于清廷的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和西宁将军王进宝为靖
逆将军、左都督和都督同知，令他们率军先后攻克安定（今安西）、河州（今
临夏）、巩昌（今陇西）、兰州、延安等地。王辅臣在平凉集结兵力，负隅
顽抗。康熙帝再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赴陕西征讨。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五月，图海在平凉大败王辅臣军，王穷蹙乞降，康熙帝下诏赦其罪。在
此之前，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
防御，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
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这就使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
了产。
耿精忠变乱后，曾进攻浙西，但因浙督李之芳全力抵御，未能得逞。后
又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攻占了广东十个郡中的四个郡。康熙
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而互相攻杀之时，大败精忠，并迫使
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在清军接连打击之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
福建为清军收复。
广西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江，为吴三桂擒杀。
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次年五年，广东尚之信在清镇南将军莽
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走投无路，也投降了清军。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和广东的援助后，其势也只剩云、贵、川、
湘 ４ 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更使得人民怨
声载道，以至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
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八月，清军压境，吴三桂气绝而亡。次年初，
清军先后攻克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
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

②
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擒，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
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藩均以复明为号召，因而这场变乱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但实际上，
吴三桂等人却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就无多大
的反应；江南、西南、西北的响应者多为汉族官僚地主；在广大的人民和下
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
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
坚决反对，并断言“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①。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
此时也察觉出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痛斥说：“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
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②这就充分说明，三藩
之乱是为维护他们的割据分裂局面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违背人民
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三藩之乱后，清廷的统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加强：参加变乱的
各藩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如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东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
阳堡，在台站服役，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则被分别编入正黄、镶
黄、正白、正兰旗汉军旗下，王辅臣的部队全被裁掉；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
了整肃。三藩变乱后，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被废止，举官用人大权归于
中央政府。另外康熙帝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减轻广大下层群众
的负担，从而使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尽快从战争所造成的衰敝状态中得到恢
复和发展。

２．争取和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民族高压政策与民族
征服战争，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郑氏政权，
奉明朝正朔，同时大力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台湾
人民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支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清朝统治者在全国
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不久，郑成功病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已相继
垮台，农民军余部也被消灭，长达 ２０ 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结
束。清圣祖亲掌大权后，接受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根据当时国内的实
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符合全国各民族利益的政策，社会开始走
向安定稳固、休养生息的新时期，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
然而，郑氏政权统治下的台湾，此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郑成功死后，
其子郑经在争权夺势中取得胜利，继成功统治台湾。郑经即位后，继续奉早
已不存在的明朝正朔，反对清朝。郑经家族利用特权，纷纷霸占田土，租佃
盘剥，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台湾到处呈现井里萧条的景象，社会经济陷
于停滞甚至倒退。同时，由于郑氏政权与清廷长期对峙，“舟楫不得越澎湖
尺寸”①，使台湾与大陆存在几百年的经济往来中断了。历来依靠内地供应的

①
王钺：《水西纪略》。
②
抱阳生：《吴三桂始末》，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①
康熙《诸罗县志》卷八，《风俗》。
 铁、布、帛、木柴和手工业品，这时均不能到台，致使高山族人民只能使用
落后的生产工具，产量日渐低下，米价腾贵，民不堪命，人心思乱。在这种
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
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为此，郑氏家族和将士及人民向清
廷投诚的络绎不绝。据史载，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 ３９８５
员、食粮兵 ４０９６２ 名、归农官弁兵民 ６４２３０ 名口、眷属人役 ６３０００ 余名口、
大小船 ９００ 余只”②。另外，人民反对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层出不穷。
康熙帝自康熙八年亲政以后，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争取郑氏作
为清廷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康熙二年到十六年，清廷数次派人招抚郑经。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
分裂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如琉球、朝鲜例”，即与清廷保持属国关系，
被拒绝。康熙帝严正指出，郑经是中国人，台湾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台湾必
须归附于大陆。
康熙帝在招抚郑经失败后，一方面指令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进行招
抚，另一方面又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
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姚启圣和后来受命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
都忠实执行了圣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
绩。
姚启圣上任后，首先将郑军将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
郑军的联系，其次在漳州设立“修来馆”，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
大小，一律按品级升用，给予重奖。很快，郑氏政权的五员大将廖琠等人和
一些名将以所部降清，从而大大削弱了郑军实力。他还故意通过道士与刘国
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
的四分五裂。接着，姚启圣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迫使郑经退守台湾，
而留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郑经死去，幼子郑克塽即位，大权操在权臣冯
锡范手中。郑氏政权内部尔虞我诈，局面更加混乱不安。康熙帝得报，立即
委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军进取澎湖、台湾。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
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取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大军压境，
“遣员宣朝廷德意”①，台湾便可不劳而定。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六月率军进攻
澎湖。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二十二日，
施琅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施琅身先士卒，清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
经过 ７ 个小时的海上鏖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
台湾。清军遂占领了澎湖 ３６ 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失利的消息传到了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
郑克塽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
骥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弃台，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指
出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澎湖已失，人心涣散，大势已去，应顺从天意，归
附清廷。在冯锡范的支持之下，郑克塽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
与姚启圣谈判。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给郑克塽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

②
《清圣祖实录》卷十二。
①
施琅：《靖海纪事》卷下。
 导他说：“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
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①
七月初，郑克塽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
安置。郑克塽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作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
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廷。康
熙帝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万里扶
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开帐受降
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②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十三日到达台湾，一路上受到
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为清军引路，送水送饭。十
八日，郑克塽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
清廷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
将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
意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
在山东、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年），圣祖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
于三藩，并非“叛臣贼子”，令将其父子两柩归葬故地南安。这些措施，有
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
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又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
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 ８ 千，设澎湖副将一员、兵 ２ 千。这些措施不仅
增强了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而且密切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
台湾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维护祖国的独
立和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３．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奠定

清廷在削平三藩之乱和翦除台湾割据势力之后，便集中力量向天山南北
路、青海、西藏、云贵边区和四川西北部发展，以最后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平定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
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统治
者通过赐爵、联姻等方式，使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迅速脱离明朝，转而归附
了清朝；喀尔喀蒙古三部（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也遣使朝贡，与清廷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均起了促进的作用。而
居住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广大地区的厄鲁特
蒙古，由于距中原地区最远，与其他蒙古各部相比，经济比较落后。大约在
明朝后期，厄鲁特蒙古已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
他们不仅和比邻的喀尔喀蒙古经常发生冲突和争斗，而且内部也常因争夺牧
场、牲畜而发生纠纷。
康熙初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势力迅速崛起。他用血腥
手段吞并厄鲁特四部，控制着天山南北，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构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二。
②
《康熙御制文集》卷三十八下。
成了清朝一统大业的又一个严重的障碍。
随着准噶尔部的日渐强盛，噶尔丹的野心和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康熙
二十六年（１６８７ 年）九月，他在沙俄殖民者的支持和怂恿下，悍然发动了对
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进攻。当时，土谢图部正在全力抗击沙俄侵略者，对
噶尔丹的突然袭击全无准备，双方一交火，即全线崩溃。他们丢弃了马驼牛
羊、庐帐器物，携妻带子向南迁徙。一路之上，死者枕藉，惨不忍睹。这时，
沙俄侵略者却趁机向其上层人士威逼利诱，竭力要他们投靠俄国，以求庇护，
但是，一向有爱国之心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坚定地认为蒙古各部的风
俗习惯、思想信仰均与中原地区相同，断然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诱降，一方
面火速派人向清廷求援，另一方面率各部内迁至科尔沁草原一带。康熙帝得
报，立即派人征调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的仓粮，星夜前往散发，
同时又划出水草善地供其牧放马驼牛羊和生息。这就使沙俄侵略者诱降喀尔
喀蒙古的阴谋可耻地破了产。
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内迁，使清廷认识到，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北方边境
的屏障就有崩溃的危险。于是一方面行文噶尔丹，命令他撤出喀尔喀地方，
另一方面又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增强力量。然而，噶尔丹对清廷的命令阳奉
阴违，自恃有沙俄撑腰，更加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五月，他
又在沙俄的支持和怂恿下，驱兵攻入内蒙古。这时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
尔丹一日不灭，边境一日不得安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
康熙帝三次亲征漠北，先后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南境）、
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歼其精锐，使其一蹶不振。三十六年二月，噶尔丹
在清军的围困中粮尽援绝、众叛亲离，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被迫仰药自杀。
康熙末年，由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治下的准噶尔部，经过一个时期
的休养生息，又渐渐强大起来了。策妄阿拉布坦首先驱兵占领了南疆，很快
就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 年），他又亲自率兵攻入西藏，
占领拉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于是，清廷又被迫进行“驱
准保藏”的斗争。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 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
将军，统帅大军，前往征讨。次年，圣祖又册封了新的达赖六世，派兵护送
入藏。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 年），清将延信、噶尔弼自青海和四川两路入藏，
在藏族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进军非常顺利、迅速，并击败了策妄阿拉布坦。
九月中，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随后，清廷在拉萨派驻
兵马、设立驿站，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治理西藏。这样，
策妄阿拉布坦企图吞并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也破了产。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被清廷封为亲王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封建主罗卜
藏丹津，在策妄阿拉布坦的煽动下，公开武装反清。雍正帝急命川陕总督年
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讨。年羹尧驻军西宁，截断叛军入藏通路及其与
准噶尔的联系。次年二月，罗卜藏丹津势穷力竭，逃到了准噶尔部。于是，
清廷在青海设立土司，又派驻办事大臣，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和统治。
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后，清廷屡次要策妄阿拉布坦交出此人，均被拒
绝。这说明能否战胜准噶尔是清廷完成一统大业的关键所在。起先想通过和
谈解决问题，但因准部毫无诚意而未获任何结果。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
死，子噶尔丹策零继立，雍正帝认为时机已到，决心以武力解决准部问题。
经过一番紧张而繁　　忙的准备，七年三月，雍正帝下令两路征讨准噶尔。经
过长达五年的战争，清军虽然消灭了敌方的一些兵力，但总的说来胜少而败
 多，己方经济、军事力量消耗太大，雍正帝感到长此下去，与己不利，于是
主动提出议和。至此，准噶尔问题半途而废，清廷的隐患未能得到根除。
乾隆帝即位后，立刻把平定准部作为其祖、父未竟的事业。还在世宗丧
期，他就指令额驸策棱必须亲自坐镇前线，时刻注视着准噶尔的动向。乾隆
十年（１７４５ 年），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部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策妄阿拉布坦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在争斗中失败，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降
清，被封亲王。在此前后，准噶尔部一些上层人士和广大贫苦牧民，急切期
望尽早结束混乱局面，向往统一。这更增强了乾隆帝尽早解决准部的决心。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春，清廷两路进军，准噶尔军望风投降，不战自
溃，准噶尔首领达瓦齐被俘，被乾隆帝赦免，并封为亲王，住居北京。此后，
阿睦尔撒纳无理地要求清廷承认他为厄鲁特四部总汗，暴露了他阴谋吞并厄
鲁特四部的野心。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阿睦尔撒纳便在当年九月公开举起反
清的大旗。二十二年，清军又分两路进剿，声势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眼见
大势已去，仓皇逃至俄国避难，后死在那里。这样，长达数十年的准噶尔部
叛乱，终被清廷平定。接着，清廷就在伊犁等地分驻将军、参赞大臣等，巩
固了对天山北麓的统治。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　　居住在天山南路的主要民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
吾尔族。雍正时期，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统治了天山南北麓，将不服其
统治的维吾尔族首领玛罕木特囚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达瓦齐
被清军俘获，玛罕木特（其时已故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即大
小和卓木获得释放。波罗尼都返叶尔羌，继为首领，霍集占仍居伊犁。阿睦
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之后，霍集占逃归叶尔羌，与波罗尼都密谋摆脱清廷的统
治，于当年举起了反清大旗。双方相持了一年有余，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夏，清军两路大举进剿。一路由将军兆惠率领，进攻喀什噶尔；另一路
则由将军富德率领，进攻叶尔羌。沿途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大小和卓木的同族额色尹、图尔都（即清史上有名的香妃的五叔和兄）积极
配合清军作战。在清军的有力打击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援下，大小和卓木的
军队全部被歼灭，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在仓皇逃窜中，也被同族人擒杀。清廷
在最终取得了平定大小和卓木的胜利后，设立伊犁将军，成为统辖天山南北
两路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又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
大臣，隶属于伊犁将军。至此，清廷牢固地确立了对天山南北两麓的统治。
改土归流与平定大小金川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元世祖忽必烈统
治时期，就曾大量地由当地各部族酋长担任地方官吏，史称土官或土司。明
朝一代和清朝初期，一些土司日益强盛，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抗。这
就严重地影响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康熙帝即位后，对此问题
曾予以注视，但未提到议事日程。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
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从雍正四年至九年，
在湖广、贵州、云南、广西、四川 ５ 省广袤数千里的范围内，裁撤大量土司，
代之以流官。至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 年），县、长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者达
６０ 多个①。这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少
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清朝的一统大业，均有进步意义。
乾隆年间还有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对巩固清朝的一统大业，也有促进

①
参见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二辑。
 作用。大小金川地处四川西北部，为藏族聚居地。四周万山丛矗，形势十分
险峻，居民均住在石碉中。康熙五年（１６６６ 年），土司嘉勒巴归附清廷。雍
正五年，清廷授予其孙莎罗奔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
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年），势力日渐强大的莎罗奔率兵攻击邻
近两土司。清廷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前往征讨，但因道路险阻，始终未获大捷。
次年，清廷加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无谋略，一味令军队强攻碉卡，
结果损兵折将，又因其位高而盛气凌人，与张广泗不和。清军进攻三个月，
“未得寸进”。乾隆帝怒斩张广泗，赐讷亲军前死，改命大学士傅恒督师。
傅恒到任后，调集邻省兵马，两路进剿，连克敌碉卡。莎罗奔恐惧乞降，乾
隆帝赦免其罪，仍为土司。
数年以后，莎罗奔的侄子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他不断侵扰小金川
和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土司
再次征讨大金川。但阿尔泰不积极进取，反而采取姑息养奸之策，使大小金
川释仇联结，“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①
五年后，乾隆帝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前往督师。温福采用以碉攻碉之
策，白白折损了不少兵力而无功。乾隆帝再派阿桂督师，并征调健锐、火器
二营精锐兵力进剿。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十月，清军克小金川，接着移师猛
攻大金川。至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才将大金川平定。大小金川平，清廷在此
设懋功厅（后改为县），四川西北部各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清廷在这一带
的统治最终确立了。
中央政府对西藏统辖的加强　　雍正五年西藏封建贵族阿尔布巴发动叛
乱，杀害了康济鼐，又率兵进攻后藏，为颇罗鼐击败。之后，清廷升颇罗鼐
为郡王，统理西藏事务。同时，又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
臣，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墨特承袭郡王爵位后，分裂祖国的
野心迅速地膨胀。他企图勾结准噶尔，共同反清，西藏的形势顷刻间变得十
分严峻。清廷得此消息，即派四川总督策凌和提督岳钟琪入藏平叛。但他们
还未进藏，达赖喇嘛已将叛乱平息。随后，清廷对西藏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废止了郡王的封授，在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噶厦，它由四名噶隆
组成，每一个人都无全权处理政务之权。这样，达赖喇嘛的地位提高，成为
西藏宗教和行政事务的双重首脑；而西藏封建主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之后，
清廷还规定，遇有达赖去世和幼龄达赖执政时，由驻藏大臣摄政。由此，驻
藏大臣的权力也获得了提高。这对西藏局势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清军击退了尼泊尔廓尔喀族人的入侵。此役
的起因和经过如下：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 年），六世班禅至承德，为乾隆帝
祝寿。乾隆帝优礼有加，赏赐他的金银不下数十万金，还有大量的珠宝、磁
器、玉帛、架裟等，总价值颇为可观，充分显示了中央政府加强内地同藏族
友好的愿望。不料，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北京西黄寺圆寂，这笔巨额财富被
他的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所独吞。他的另一个兄弟沙玛尔巴气忿不过，于是竟
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在乾隆五十六年勾引廓尔喀军队入后藏日喀则。
廓尔喀军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廷得报，
即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在达赖喇嘛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之下，所向披靡，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很快将侵略者逐出境，并乘胜越出国门，直至廓尔喀统治者求和，方撤兵回
藏。应该说，这是一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对稳定西藏的社会秩序、捍卫民
族尊严有重要的意义。
此后，清廷为了进一步削弱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
统治权力，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再次对西藏的政治、
军事、宗教、经济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其中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
位相等，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
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亲临监视下，集众喇嘛采取“金奔巴瓶”抽签来决定。
这样，乾隆时期就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
乌第河和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至巴尔克什湖和葱岭，南至南沙群岛、西
沙群岛，东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
封建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４．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清朝统治者在定都北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
措施，以巩固封建统治。
对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笼络　　清统治者入关后，除了废止圈
地、三饷加派、减免税粮、奖励垦荒和兴修水利，即从经济上减轻汉族地主、
富户的负担外，还竭力从政治上笼络汉族官僚地主。
广泛招徕明朝官吏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就宣布：原明朝各衙门官
吏，凡归顺者均照旧录用。明朝官吏冯铨、陈名夏等降清后，都曾官至大学
士。中央各部也都有汉官佐理政务。地方官吏中，督抚在康熙时期多为满人，
但汉官的比例却逐渐上升。乾隆时，已满汉各半。府以下官吏则大多为汉族
地主。
实行捐纳制度。康熙时，清廷规定地主士绅及其子弟可以捐银得官。乾
隆时则具体规定为文官可捐至道、府官，武官可捐至游击。
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七年（１６６８ 年），清廷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
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人，成为有清一代定制。以后还不断扩充科举取士名
额。
开设“博学鸿儒”特科。康熙十七年一月，康熙帝下令在北京开设博学
鸿儒科，要内外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来京，皇帝亲试录用。次
年春，录取了 ５０ 人，均在翰林院供职。由于这 ５０ 人都是当时儒学名流，因
而标志着汉族知识界已跪拜在清统治者的脚下了。
尊崇孔子，“崇儒重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统治
阶级的思想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把尊孔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
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顺治帝到京后，立即遣官祭“先师孔子”。顺治
二年，清廷为孔子加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九年，世祖又颁布诏谕，
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下来。此外，统治者还大力访求和
编纂图书，大肆宣扬忠君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借以束缚人们的思想，
使之心甘情愿地为清朝统治服务。
大力笼络蒙古王公。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就采取
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方针政策；入关之后，继续加强满蒙关系。这主要表
现在：清朝皇室和蒙古王公世代联姻，赐给蒙古王公封爵和大量赏赉，允许
 他们定期进京朝贡和贸易。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年
在内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牧场内划地为界，建立了木兰围场，以
行围打猎为名，联系蒙古王公贵族。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在热河（今承德）
开始建行宫。五十年，热河行宫正宫建成，康熙帝亲题“避暑山庄”四字。
从此，热河行宫成为联系“生身”蒙古王公（即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的处
所。另外，清统治者还建立了外八庙，均为宏伟壮丽的喇嘛庙。这是利用蒙
古信奉的喇嘛教，作为对蒙古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对于密切蒙
古王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都有进步意义。难怪清
高宗说，它的作用超过了万里长城。因为长城对蒙古“防之愈严，则隔绝愈
盛”，而清廷的这些措施对蒙古“恩益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
云”①。
八旗常备兵制的建立　　清朝统治者是以“马上得天下”，即以军事征服
统一全国的。因此，他们把军队视作维护封建政权存在的根本，建立了八旗
常备兵制，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总数约为 ２０ 余万人。其中，
满洲八旗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武装力量。
从拱卫形式来看，八旗兵又分禁卫兵（又称京营，或称禁旅八旗）、驻
防兵（又称驻防八旗）。禁卫兵又分郎卫和兵卫。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
旗人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侍卫，负责保卫紫禁城各门，称为郎卫。守卫京师内
九门、外七门的八旗兵，称为兵卫。兵卫军种繁多，有骁骑营、前锋营、护
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都是八旗兵中战斗力最强的军种。
郎卫和兵卫总数约有 １０ 万人。另外的 １０ 余万人驻防于全国各城市，称为驻
防八旗。无论是禁卫兵，还是驻防兵，平时都是稽查“盗贼”，防范人民；
而当遇有反清活动、人民起义发生时，则立即进行军事镇压。
八旗兵外，还有绿旗兵，清初总数在 ６０ 万人左右。它是由招募的汉人和
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与八旗兵一样，都是维护清朝统治、防范和
镇压人民反抗的暴力工具。
大清律的制定和颁行　　法律与军队一样，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清朝入关前，虽陆续颁布一些治罪条文，
然而都是根据时势制定的，还没有一部成　　文法。清廷定都北京后，摄政王
多尔衮命令刑部及有关部门均依《大明律》办案断狱，同时加紧制定一部新
的法典。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年），颁布了《大清律》。但是，它的条目多抄自
《大明律》，所以，《大清律》只可看作是《大明律》的易名。康熙、雍正
时，清廷又多次加以修订，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清廷终于修成了一部完整的法典《大清律例》，正如
有的史家所说：“大清律可以说是集历代刑法的大成。”①
《大清律》把“谋反”和“谋大逆”作为“十恶”之首，予以坚决镇压。
清代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和骨干分子，被生擒后均遭到了“凌迟枭首传示”、
“剉尸枭首传示”、“斩绞”等酷刑，即使 １０ 岁的孩子也不予宽恕，都是有
力的证明。至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即使无任何政治目的，也在严加取缔之列，
其头目也要受到斩绞或流放。在清朝极端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任何
的言论、行动自由，稍有不慎，就遭到残酷镇压。

①
和珅：乾隆《热河志》卷二十一。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 290 页。
 对反清思潮的警惕与镇压　　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该时期统治阶级
思想的集中反映。由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特　　别注意加强对思想文化
领域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他们对汉族地主阶级中任何反满思
想和活动，都采取严厉的镇压。
箝制反满言论。清入关后，对凡是不利于满族贵族专政的言论，均予严
厉取缔和坚决打击。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詹事府少詹李呈祥因上“辨明满汉
疏”而被流徙盛京一事了。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二月，李呈祥上疏要求各部
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官。顺治帝对此极为不满，予以严厉斥责，满官更
是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参劾他。结果，刑部拟定斩决。顺治帝为平息汉官不
满情绪，从宽免死，流徙盛京。
查禁、销毁和删改“违碍”书籍。清统治者为了压抑汉民族的民族意识，
防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流传，还千方百计对书籍进行甄别和处理。顺治
十六年，清廷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开了查
禁和焚书的先例。乾隆中叶，乾隆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机，对全国
现存的书籍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全面的检查，将其中不利于满族贵族统
治，如在叙述明清关系史时，凡涉及清朝先世受明廷册封、揭露清军南下时
屠城和烧杀劫掠暴行等史书、地方志书、传奇小说、戏曲杂文等，或进行查
禁，或实行销毁，或进行删改。据章太炎先生统计，乾隆时被焚毁的书籍近
３０００ 余种，六七万卷以上，书的种类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相同。
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还利用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恶劣手法，从挑
剔文字入手，罗织罪状，而屡兴大狱。“庄廷■明史案”是清代历史上的第
一起较大规模的文字冤狱。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浙江富户庄廷■将明末人
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当作自己的作品，并请人增添和补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二
朝及南明史事，该书奉南明小朝廷为正朔，公开诋毁清统治者。被人告发后，
清廷将已死的庄廷■开棺戮尸，杀害了其弟及有关人士 ２００ 余人。雍正朝的
文字狱，株连范围进一步扩大，即除了竭力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外，还被雍
正帝用作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如大将军年羹尧是雍正帝夺取皇位的功臣，
雍正帝即位后，为摆脱受政敌攻击的窘境，有意杀其灭口。于是借年羹尧奏
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为“夕惕朝乾”，定其“不臣”之罪。雍正朝的文
字狱，其最大的一起是雍正六年的曾静、张熙案。曾静派其门徒张熙游说川
陕总督岳钟琪，希望他效法祖先岳飞起兵反清。岳钟琪向世宗告发此事。清
廷在审案中，查出曾静的反清活动是受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思想影响，于是
把矛头集中在吕留良的子孙、门徒等。结果，死去多年的吕留良父子被开棺
戮尸，其他有关人士分别被处以斩决、流放。雍正帝在处理此案中，还亲自
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批驳吕留良极力阐述的华夷之辨，指出满洲
人就是中国人，满汉实为一体，不应分为华夷之别；至于能否为天下君主，
要看其是否有德。雍正帝认为，从这两点来说，自己完全有资格做中国的皇
帝。应该指出，雍正帝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打击自己的政敌，加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但是，他的这些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有助于促进中国各民族
的融合及维护国家的统一。
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案件次数激增，株连范围更
广，惩治程度更严酷。许多案件都是因对文字过分苛求挑剔，以至于把本来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要东拉西扯在一起。如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被抄
家后在其文章中发现一句“为帝者师”，乾隆帝便认为他狂妄自大，俨然以
皇帝的师傅自居，将他处绞。
文字狱的出现和发展，表明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民族高压政
策，达到了极点。它在清代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人们不敢议论
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被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在故纸堆中寻找出路。
这就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障
碍。
 （三）“康乾盛世”

１．皇权的巩固

铲除权臣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圣祖康熙帝玄烨即皇帝位，以明年
为康熙元年。康熙帝即位时年方 ８ 岁，照例由大臣辅政。鉴于睿亲王多尔衮
辅佐顺治帝独揽大权的教训，康熙帝的辅政大臣选择 ４ 位，而且全是外姓重
臣，避免任用皇帝宗室的长辈，使 ４ 大臣互相制约，防止一人独揽大权。４
位辅政大臣是：正黄旗人索尼、正白旗人苏克萨哈、镶黄旗人遏必隆和鳌拜。
规定，凡属军国大事，先由 ４ 大臣议定，再奏太皇太后裁决，将最高权力控
制在皇室。但是，４ 大臣的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平衡。最初，索尼的权势稍
重，凡大臣奏事都经索尼启奏，皇帝的批答也由索尼执朱笔代拟。但是，索
尼历经四朝，此时已年老体衰，精力不足，难负重任。苏克萨哈虽年富力强，
但爵位低于遏必隆和鳌拜，而且他所在的正白旗随着多尔衮的被纠劾而势力
大衰，缺乏强大的后盾。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两人互相勾结排斥索、
苏。鳌拜战功卓著，气势逼人，遏必隆每多迎合于他，于是鳌拜的权势渐重。
鳌拜利用大权安插党羽，把持朝廷重要部门，排斥异己，擅杀朝廷重臣，也
不把太皇太后放在眼里，渐渐形成独揽朝权之势。康熙六年，辅政大臣索尼
奏请玄烨亲政，朝廷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索尼便病故。是年七月，太皇太后
颁布康熙帝亲政的谕旨，但鳌拜却不肯交出大权，仍然无视皇权，我行我素。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自知自己势单力孤，便上奏辞职还权，意在引导鳌拜等
也一同辞职。鳌拜与苏克萨哈一向有隙，他觉察到苏克萨哈的作法是项庄舞
剑，意在沛公，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罗列苏克萨哈 ２４ 条罪状，要
求康熙帝将其处死。康熙帝深知鳌拜要铲除异己，不予准奏。权倾一时的鳌
拜便上殿见君，攘臂挥拳地逼迫康熙帝准奏。在鳌拜的威逼下，康熙帝不得
不处死苏克萨哈。此后，鳌拜的气焰更为炽烈。康熙帝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之
下，设计除掉鳌拜。他以儿童好玩耍的志趣为由，选数百名与自己年龄相仿
的上三旗健儿到宫中摔跤比武，暗地里却部署宫中擒鳌拜的大计。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 年）五月十六日，康熙召鳌拜进宫，令数百少儿将其生擒。同时，部
署信赖的大臣在宫外将鳌拜的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康熙将失落的皇权收归
己有。在处理鳌拜的事件中，康熙帝以十五六岁的冲龄安排得如此稳妥果断，
不露丝毫破绽，在朝野内外传为美谈。从此康熙帝被朝臣们视为一代英主，
皇权空前巩固。
封匣立储　　从努尔哈赤称汗到雍正皇帝即位，清王朝内部出现了四次君
位继承问题。努尔哈赤病逝之时，并未明确确立汗位继承制度，以至出现四
大贝勒联合执政的局面。随着后金政权的迅速封建化，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
议制政体已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皇太极经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将权力
集中于一人，但仍未确定皇位继承法。皇太极死后，皇族内部各派势力明争
暗斗，几乎酿成互相残杀的惨剧，只是由于大敌当前才形成调和，拥立皇太
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即位将皇位继承问题向前推进
一步，它事实上确定了皇位继承的两个原则：即彻底废除了带有原始军事民
主制的合议制政体，皇位继承　　人必须是先帝之子。但是，究竟如何在皇子
中确立太子，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均未得到完满解决。顺治帝得天花而死时年
仅 ２４ 岁，８ 个皇子有 ４ 个早殤，其余尚在年幼，不存在着争夺继承权问题。
福临之所以在临终前册立玄烨为太子，只是因为玄烨出过天花，具有终身免
疫力。至康熙朝则不然。康熙帝 ８ 岁登基，６９ 岁而殁，在位 ６１ 年，生皇子
３５ 人，其中有 ２０ 个长大成人，个个精明强干、超群拔类，都具备继承皇位
的能力。而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储位最终未明确，致使诸皇子明争暗斗、
拉党结派，皇族内部极不安宁。康熙帝也因之心力交瘁，晚年不靖。雍正帝
胤禛即位，吸取康熙朝立储的教训，创立秘密立储法，其法为：皇帝亲自撰
写册立太子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密封藏于匣内，置于殿内“正大光明”
匾额之后，另一份密封交内府收藏，以备核对。这样做既避免了储位久虚，
皇子彼此争斗、互相残杀，又可使已立为太子的皇子不致骄横日盛。此后，
封匣立储法成为有清一代定制，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翦除朋党　　朋党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在朝中形成的任用私党、排斥异
己、把持政府和舆论的有势力的官僚集团。朋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皇权。康雍乾三朝对抑制皇权的朋党势力给以严厉打击。
康熙朝主要的朋党势力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明珠，满洲正
黄旗人，因力主裁撤三藩有功，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长
期把持朝政。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朗傅腊塔等人
皆其私党，控制会推、票拟、选用都抚藩臬等大权，九卿官员皆迎合之。康
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列举明珠八大罪状，并云“其
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传谕百官，
指出明珠的罪行是，一人持议于前，众徒附合于后，百官任用不得其人，皆
因其植党纳贿所致。诏令革去明珠、勒德洪大学士之职，交内大臣酌用，将
余国柱革职、佛伦等解职，铲除了明珠集团。同明珠集团对立并互相攻讦的
是以徐乾学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以文学著称，高士
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皆奉其为盟主。明珠被免后，徐乾学势力雀
起。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年）湖北巡抚张汧诬告徐乾学受贿，徐乾学以辞职
为抗议，康熙帝借此机会准其辞去刑部尚书之职，改任书馆总裁这一清望之
职。接着，郭琇等弹劾高士奇、王鸿绪植党营私，高士奇辞　去詹事府少詹事
之职，王鸿绪辞去左都御史之职，都获准离京致仕。这样，徐乾学之党也被
瓦解。噶礼，满洲贵族，在朝廷内外广结私党，尚书张鹏翮、穆和伦、张廷
枢、侍郎赫寿、总督阿山等俱为其党。康熙五十年（１７０７）噶礼在两江总督
任内主持江南乡试，与副考官赵晋营私舞弊，引起江南考生大哗。江南巡抚
张伯行弹劾噶礼欺君，噶礼却反劾张伯年失职。噶礼的党徒在审理此案时都
判噶礼无罪，将张伯行革职处以徒刑。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暴露了噶礼党羽
之多且密。康熙帝力排重议，将噶礼罢免，恢复张伯行原职，沉重打击噶礼
党羽。
雍正朝主要处理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宗室结党案。雍正帝胤禛即位后，在
争夺皇位继承权中失败的诸皇子不服，其中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威望
最高，对皇权威胁最大。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都麇集在胤
禩的大旗下。雍正帝即位之初御制《朋党论》一文，指出“天尊地卑，而君
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唯知有君，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
恶”，严厉禁止朝廷内外结为私党。并且对大臣说：“朋党小人，自古帝王
之所必诛”，形成一种结党必诛的气氛。为了防止诸王串通一气，雍正帝采
取分化政策，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令其与一向顺从自己的怡亲王胤祥（康
熙 １３ 子）等同理政务；削去胤禵大将军职，降为郡王，调往遵化守陵；将胤
禟发往西宁，旋削去贝子头衔，胤■也被削除郡王衔。雍正三年（１７２５ 年），
胤禩、胤■互通密信的事被告发，雍正帝对朝臣公布其罪状，并表示以宽大
为怀，不予追究。同年将胤禵降为固山贝子。雍正四年，时机成熟，雍正帝
宣布将胤禩、胤禟开除宗籍，将胤禩更名“阿其那”（汉意为狗），胤禟更
名“塞黑斯”（汉意为猪）。胤禩被拘入高墙，胤禟被发往保定。不久，两
人病死。接着拘捕胤禵、胤■。雍正八年，从未参与朋党之争的康熙第三子
胤祉也被削爵，死于拘所。受宗室朋党案牵连的数 １０ 名宗室、贵族、显官或
被革职，或被降级。雍正帝的异己势力完全被清除。
乾隆朝的皇权比较稳固，他所重用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张廷玉都对乾隆
帝尽忠尽责。但两人之间的关系龃龉，朝廷大臣分别依附两人，形成根深蒂
固的门户之见，互相攻讦之事时有发生。鄂尔泰，雍正朝旧臣，受托辅佐新
帝，乾隆初为军机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晋三等伯、赐号襄勤公，不久又兼
任议政大臣，充经筵讲官，加太保，备受眷顾。张廷玉，亦雍正旧臣，与鄂
尔泰共同受命辅佐新帝，乾隆初晋三等勤宣伯、加太保，主持军机处工作。
张廷玉在朝 ５０ 年，长词林 ２７ 年，主政 ２４ 年，军国大事都参与策划，许多重
要文件都出自他手。两大势力势均力敌。乾隆帝 ２５ 岁登基，已经成年，他深
知鄂、张二党之深固。因为两人系前朝旧臣，又忠心事国，乾隆帝为成就君
臣关系之美谈而从来不予深究，他牢牢掌握用人大权，又多次降谕旨引用雍
正帝的《朋党论》以戒之。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七年，鄂尔泰、张廷玉分
别遭到弹劾，而乾隆帝皆曲为维护。乾隆十年鄂尔泰致仕，不久卒于家。此
后张廷玉权势更重。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张廷玉致仕时连续发生几次居
傲不谨的事件，被削去伯爵，仅以大学士身份致仕，被朝臣视为晚节未终。
同时张廷玉在内阁、军机处的亲信汪由敦也被解职。张廷玉派受到打击后，
鄂尔泰派情绪高涨，两派互相斗讦，愈演愈烈。鄂尔泰的门生、内阁学士胡
中藻公开宣称自己是鄂尔泰的第一门生，与鄂尔泰之子甘肃巡抚鄂昌遥相唱
和，著诗文攻击张廷玉。早有铲除朋党之患的乾隆帝利用胡中藻、鄂昌的诗
文大兴文字狱，将胡中藻斩首弃市，赐令鄂昌自尽。同年，张廷玉亦病逝。
乾隆帝在颁布处理胡案的谕旨中称鄂、张两派互视为匪类，群小依附，形成
水火不容之势，令大臣们引以为戒。不久，又将鄂尔泰的名字撤出贤良祠，
以儆来者。从此之后，鄂张两党销声匿迹。

２．边防的稳定

扼制沙俄东侵　　早在 １６ 世纪中叶，俄国就觊觎西伯利亚一带。明万历九
年（１５８１ 年）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东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得
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 年）十一月，沙俄雅库次克长
官派波雅科夫率 １３２ 名武装匪徒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中游的达斡尔族
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又一支沙俄武装势力在哈
巴罗夫的率领下闯入黑龙江沿岸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地，攻占了雅克萨
城。次年九月，哈巴罗夫流窜到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村一带掠夺赫哲族人的
财产。乌扎拉村居民将沙俄的暴行报告给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海色向
朝廷汇报后奉命反击，在乌扎拉村重创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被击伤溃逃。
顺治十年，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继续入侵黑龙江流域。为了打击入侵
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清廷派轻车都尉明安理达率兵从京师来到黑龙江
流域，次年，在松花江下游重创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
清朝政府军在松花江口一带击毙斯捷潘诺夫，全歼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
六年，清军收复雅克萨城。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沙俄势力全部被肃清。但是，
沙俄势力仍然盘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以清属茂明安部辖地尼布楚城为基地
伺机进犯黑龙江流域。康熙八年以后，清廷多次派代表赴尼布楚建议双方协
商解决两国争端，但俄方毫无诚意，并乘机扩大侵略，重建雅克萨城，并在
精奇里河、恒滚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一批城堡，大肆掠夺和屠杀中国人。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年），沙俄入侵的问题引起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康熙帝亲自巡行东北，对收复失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康熙二十二年，清理藩
院致信俄方，严厉警告侵略者，敦促其迅速撤军。但俄方仍增兵不已。清朝
中央政府反击侵略者的政策鼓舞了被侵略的各族人民，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打击侵略者，俄军在黑龙江流域的城堡相继被拔除。俄军退守雅克萨孤城。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清廷决心用武力收复雅克萨城。清军在都统彭春、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率领下两次收复雅克萨城，迫使沙俄坐到谈判桌上来。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政府作了妥
协，承认沙俄对贝加尔湖以东的土谢图部部分属地和茂明安等部的占领，规
定中俄东段边境以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俄国承认整个黑龙江流域为
中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扼制了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使东北边界出现了百余年的安宁局面。
维护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顽强地维护着
民族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先后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少数上层贵族的分裂活
动，平息了西藏、青海大农奴主的叛乱和“回部”布那敦、霍集占集团的分
裂行为，挫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维护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
在历时一百多年的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康、雍、乾三朝皇帝都表现了远
见卓识和政治军事才干。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当准噶尔部上层人物噶尔
丹在沙俄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时，康熙帝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反击，并三
次亲临前线指挥。第三次亲征时，远达漠北，当叛军远远望见康熙帝御营仪
仗便不战自退。康熙帝亲率骑兵从巴彦乌兰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额尔多
尼桑图附近）向北追击 ３ 天，奠定了战役的最后胜利。雍正帝继承乃父遗志，
在噶尔丹策零再犯内地时，力排众议，采用主战派张廷玉的建议，派傅丹尔
驻阿尔泰山，岳钟琪驻巴里坤，巩固了康熙平定准噶尔的胜利。乾隆帝号称
“十全老人”，自云在位期间建立十大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回
部”布那敦叛乱、大小金川叛乱、台湾林爽文起义、降服缅甸、安南、两次
击退廓尔喀入侵。特别是在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乾隆帝每次都亲选将帅，
运筹帷幄，批答奏章，训练士兵。每逢将士出征，他都举行盛大欢送仪式；
每取得一次胜利都大赏有功将士；将士凯旋归来，举行隆重的郊迎仪式；在
紫禁城内建紫光阁，绘功臣遗像以资供奉。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
的斗志，成为保证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关系中，土尔
扈特部的回归祖国被传为美谈。土尔扈特部原为蒙古的一支，世居塔尔巴哈
台（今新疆塔城）一带，明末被迫西迁，在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过
着游牧生活，仍以炎黄子孙自慰。顺治、康熙年间，其首领经常派使者到清
廷进贡，表示不忘祖国。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 年）康熙帝派太子侍读学士殷
札礼、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中央使者不远万里前往额济勒
河慰问土尔扈特部众。康熙五十三年，中央使团到达土部驻地，受到土部首
领阿玉奇的隆重接待。阿玉奇一再表示回归祖国的愿望。但是，由于准噶尔
部的叛乱，回归之路被阻。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土尔扈特部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大批青壮年被强征入伍，在沙俄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者达七八万
人之多。土部受到的民族歧视忍无可忍。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年）渥巴锡汗
召集本部大酋长会议，一致同意重返祖国。十一月，渥巴锡汗率部誓师启程。
全部 ３３０００ 余户，１６９０００ 余人突破俄军四道封锁线进入哈萨克境内。因受到
哈萨克部阻击，转道布鲁特（葱岭东北）。又受阻，改道哈萨克、布鲁特之
边界的戈壁沙漠，水草断绝 １０ 余天，饮马血止渴，于次年六月抵达伊犁一带，
历时 ８ 个月，人口损失一半。清朝驻边大臣立即向朝廷汇报土部归来一事。
朝廷有人怀疑其归来暗藏诡计，建议拒绝接纳。乾隆帝力排众议，决定收抚
土尔扈特部，拨银 ２０ 万两，购置生活物资给予救济，拨水草丰盛之处供其游
牧，派额驸色有腾尔珠尔前往迎接渥巴锡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赐渥巴锡为
卓里克图汗，并谕修建普陀宗乘之庙，御笔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立于庙中。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政策成
为感召各边远民族内向的精神武器。康雍乾三朝的武功和民族政策互相配
合，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加强边防海防　　清朝版图的边疆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加强边
防，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加强中央集权的双重政策。在内外蒙古地区，
改造了原有的兀鲁思（大领地）、土绵（万户）、鄂拓克（小领地）制度为
扎萨克制（盟旗制）。在内蒙原 ２４ 部中设立 ６ 盟 ４９ 旗，在外蒙设立 ４ 盟 ８２
旗，在厄鲁特蒙古设立 ８ 盟 ３２ 旗，在青海厄鲁特蒙古设立 ２９ 旗。旗是中央
管辖下的县级行政、军事单位，盟不构成旗的上级行政单位，只具有对旗级
实行监督的权力。中央驻蒙机构直接对旗行使管理权。在回疆地区，改造了
原有的伯克制，各城的阿奇木伯克（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副城主）的世
袭制改为流官制，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下级伯克由参赞大臣直接补任。
在西藏废除“汗王制”，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驻藏大臣
掌握由四噶布伦组成的噶厦（行政会议），对四噶布伦以下各僧俗官员有任
免权，掌管边防和边贸大权，由中央政府最后决定达赖和班禅的继承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
江将军，代表中央分区行使东北军政、民政、边防大权。在内蒙设立察哈尔
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将军，在外蒙设立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将军、科布多参
赞大臣，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新疆又分南北两路。
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在南路设立喀什噶尔参赞大
臣，在叶尔羌、和阗、乌什、库车、阿克苏、巴里坤、哈密设办事大臣，在
吐鲁番设领队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代表中央依照有关律令实行统治，
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边境管理。
为了保卫边疆，清政府设立了卡伦和巡边制度。卡伦即哨所，清代卡伦
分为三层，内曰常设，外曰移设，再外曰添设。常设卡伦为永久性哨所，移
设卡伦和添设卡伦为夏季驻守之地。外卡伦距内卡伦少则数百里、多则千余
里。当时最西部的卡伦达巴尔喀什湖地区，最东部卡伦达黑龙江口和外兴安
岭。巡边制度系边防地区两个防区之间定期会同，沿边界线进行巡视，并将
巡视结果报兵部备案。卡伦和巡边制度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
顺治、康熙之际，海防制度趋于完善。将整个海防分为七段：东北、直
隶、山东、江南（含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下游防务）、浙江、福建、广
 东（当时广西无海岸线）。东北海防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的中心设在锦州，
东段中心设在旅顺，皆在康熙初年确立。雍正四年旅顺水师增为二营。直隶
海防中心在大沽，建于顺治初年，雍正四年于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沿海
各州县设立海墩 ２５ 处，分别置兵驻守。直隶水师每年与旅顺水师、登州水师
会哨巡逻一次。山东海防以烟台为中心，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设水师都督
驻于碣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又增设胶州、文登、即墨三个沿黄海岸
的水师营，归烟台总兵官统辖。江南海防和江防联为一体。清初设镇海大将
军驻京口，辖水师营。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设水军都督驻崇明、吴淞，从
沿海到长江均设有哨汛，到雍正年间共有海江汛哨墩台 ３６０ 处。浙江海防康
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定为钦差大臣巡视，以海宁、定海、镇海、玉环为四海防
中心，海岸重点口岸达 ３０ 余处。福建海防分为五个段区：福宁、福州、兴化、
泉州、漳州，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设防，有港口哨所 ３６０ 余处，重要海岸
口岸 ２０ 余处，台湾回归后，又在台湾（今台南）、澎湖设防。广东海防以广
州为中心，潮州、惠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皆设防。清初有兵
船一百数十艘，不足时租用民船，长年巡缉。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 年），在
广州海滨修建横当、南山两处炮台。嘉庆五年（１８００ 年），又在沙角增设炮
台 １ 处。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 年），设水师提督驻虎门。嘉庆二十年，增设镇
远炮台，置炮多具。嘉庆二十二年，建大虎山炮台，置炮 ３２ 具。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年），在大角山增设炮台 １ 处，置炮 １６ 具。道光十五年，在虎门炮台增置
６０００ 斤以上大炮 ４０ 具，增设永安、巩固二炮台。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至
二十年林则徐又增设重炮。康熙时定制，由琼州府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巡视东
沙、西沙、南沙等岛屿。
从国防意识来看，康雍乾三朝的边防意识强，守卫国土，保卫边疆；海
防意识弱，尚未形成领海意识，重内轻外，重视防止海盗而忽视海外之敌的
入侵。

３．文教的蔚兴

尊崇孔孟程朱之学　　皇太极图霸中原之时，就奠定了尊崇汉族文化、取
士心得民心的长远方针。摄政王多尔衮继承了这一方针。顺治三年，首次开
科取士，录取进士 ３００ 人，其中江南籍士子达 １２８ 人，笼络了大批原来对清
不满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消弭了士子的反清意识，对政局的稳定起到重要
作用。皇太极、福临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高，康熙帝玄烨从小受父辈薰陶，
笃信儒学。亲政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崇信儒学对稳定满族统治的作用。康
熙八年（１６６９ 年），他排除权臣鳌拜的干扰，亲自率领礼部大臣到国子监视
学，拜谒孔庙、在辟雍大殿举行临雍大典，表示了对孔学的尊崇。接着又恢
复了孔、颜、曾、子、孟后裔之俊秀者选送国子监读书的制度，称为“圣裔
监生例”，并亲自挑选了孔门后裔孔兴询等 １５ 人首批入监。他还在宫中特建
传心殿，专门祭祀孔子，按时举行祭孔大典。出巡外地，每遇孔庙和学府都
要题写额联，利用一切机会作出尊孔姿态。在五经中，他首重《尚书》、《春
秋》，认为这两部书是“帝王之道”，“经世之法”。在四书中，他首重《论
语》，认为《论语》一书具载“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①。康熙帝自

①
《康熙政要》卷八。
己亦率先垂范，从康熙九年开始举行日讲和经筵，命讲官讲解经史，还把讲
官的讲稿《日讲春秋解义》刊印成册，亲自为之撰写序文，颁发全国。为了
运用汉文化进行统治，康熙帝还建立八旗官学、景山官学，令八旗子弟学习
五经。为了提高八旗官学的规格，将其直属于国子监，超乎府学县学之上。
在孔学的诸多学派中，康熙帝更尊崇程朱理学。他采纳熊赐履的建议，“讲
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用程朱
理学排斥一切。康熙帝为什么如此重视理学？因为程朱理学是巩固和维持封
建制度的学说，系“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民生之柱石”。一时间，程朱理
学成为显学，甚至有人提出朱熹所注“四书”为先、而孔子所提倡的原始经
典“六经”可缓的观点。康熙帝的倡导，造成了理学的繁荣，其另一方面则
扼制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社会思潮中保守思想益重。
恢复学校教育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地方官学，顺治初即着手恢复学
校，鳌拜辅政时恢复工作受阻，康熙帝主持国政后加快了恢复速度。清初浙
江八府的 ８０ 多所学校在顺治年间修复或开工修复的学校计 ４０ 所，鳌拜辅政
时仅恢复 ６ 所，康熙八年至二十五年，浙江八府各州县的学校都得到恢复。
在封建社会中，学校历来被视为“贤才之薮、教化之基、学术事功之根底”，
学校的兴办对于育才、教化、学术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也吸引了大批士子。
但是，由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属物，学校日益成为士子进身的阶梯，
空洞的八股文考试方式扼制了实学的发展。雍正年间又倡兴书院，以补学校
育才、教化和学术的不足。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 年）发布谕旨，令各省建立书
院，选择文行兼优之士就读期间，使之躬勤励行，屏去浮嚣奔競之习，成为
兴贤育才之一途。谕令发出后，清廷拨给每省帑金千两，筹建书院。直隶建
莲池书院、山东建泺源书院、山西建晋阳书院、河南建大梁书院、江苏建钟
山书院、江西建豫章书院、浙江建敷文书院、福建建■峰书院、湖北建江汉
书院、湖南建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陕西建关中书院、甘肃建兰山书院、四
川建锦江书院、广东建端溪书院和越秀书院、广西建秀峰书院和宣城书院、
云南建五华书院、贵州建贵山书院。乾隆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书院相当于京
师的国子监，乾隆元年的谕旨阐明办书院的原因在于“国子监虽设于京师，
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这样，在地方的府州县学之上又出现了
官办的省级学校。也正因为如此，八股程式也进入书院。书院也成为科举的
预备场所。
编纂类书丛书　　康熙年间，为了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阐发诸子百
家精髓，在康熙帝的倡导下编纂了许多宏篇巨著。可贵之处在于编纂的范围
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比较著名的有古代最完整的字典《康熙字典》，
《骈字类编》、《分类字锦》、《佩文韵府》等都堪称文字学的巨著。《渊
鉴类函》，系在唐类函的基础上博采诸书而增之，系一部大型类书。《历代
赋汇》、《四朝诗》、《御制唐诗》、《历代诗余》、《全唐诗》、《全金
诗》等整理了唐宋元明期间的诗篇。除此之外，还超出了历代文人的视野，
整理和编纂了涉及社会生活，美术艺术等巨著。徐乾学等撰《古文渊鉴》，
收录上起《左传》、下迄两宋时期的有关风化的记载。孙岳颁等纂《佩文斋
书画谱》，系谈论书法、画技兼收历代帝王书画及画家传略的美术专著。王
清奕的《曲谱》则是专门记载各种戏曲艺术流派及南北曲谱风格的艺术专著。
这些书籍的编纂对保存古代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最重要的两部巨书为《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古今图
书集成》原系康熙三子胤祉的侍读陈梦雷等为胤祉所编的一部类书，原名《文
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
臣重加编校，历时 １０ 年而无成果。雍正帝命蒋廷锡督率诸臣加速编定，雍正
四年，基本按陈梦雷原稿排印。全书 １ 万卷，目录 ４０ 卷，分 ６ 编、３２ 典、
６１０９ 部。一为历象编，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二为方舆编，分坤
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三为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
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四为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
五为理学编，分为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六为经济编，分选举、铨
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每典分为若干部，每部有
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目，分类清晰、内容
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堪称古代百科全书。该书武英殿印本
只印行 ６４ 部，５７６ 函，分装 ５０００ 册，又目录 ２０ 册。文字采用聚珍铜字排版
印刷，图以铜镂版印制，系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印刷品，是对中国文化和世
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编定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乾
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奉敕开编，四十六年（１７８２ 年）第一份编成，五十二
年（１７８７ 年）先后完成 ７ 份，以后又补充一些书籍入内，至五十八年（１７９３
年）全部结束。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有 ５００ 多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事，
担任总纂官的纪昀出力最多。书籍的来源分为五种：御制本、内府本、各省
採进本，私人进献本，永乐大典本。编定之后按统一规范抄写成书，共写 ７
份，分别收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皇宫文溯阁、承德避暑
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
文澜阁。现存最完整的一份为承德文津阁藏本，共收书 ３５０３ 种，计 ７９３３７
卷，分装 ３６３０ 册。同时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著录和未著录而存其
目的 ６７０Ｏ 余种书籍作了全面介绍。北四阁（文源、文渊、文溯、文津）称为
内廷四阁，其藏书可供大臣查阅。其余三阁，即南三阁书籍可供士人抄录。
《四库全书》的编成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对有史以来当时现存书
籍的一次大检阅，当时所见书的一半以上都收录其中，从《永乐大典》中辑
出的已失书籍达 ７００ 余种。其内容，凡叙述宇宙之内所发生的事项无所不收，
是旷古未有的一大文化工程。但编纂《四库全书》的活动本身却是功罪各半
的。在编纂工作开始的第二年颁布谕令，要求编纂工作要“杜遏邪言”，凡
有“诋触本朝之语”的书籍一律销毁。据估算，查禁销毁的书籍达 ３ 千种左
右，六七万卷之多。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毁灭。
吸收西洋文化　　明清之际，正是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之时。明末徐光启与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交游，得益匪浅。其后，徐光启发现按郭守敬大统历计
算天时往往不验，便向崇祯帝建议用西洋人汤若望编制新历，因明亡而未竟。
清初，多尔衮继续任用汤若望编制新历，受到守旧派人士杨光先的反对。杨
光先顽固地宣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盲目排外。
鳌拜揽政时，汤若望及十余名随同他编新历的中国官员被杨光先诬告，除汤
若望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之下幸免于死，其余皆被处死。科学与偏见的冲突变
成政治斗争。康熙帝亲政之后，摒弃世人对西方科学的偏见，采取实验的方
法，同时任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和守旧派各自编历，用实验加以证明，最后采
用了南怀仁的科学编历法。康熙帝打开国门，广泛招徕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西
方传教士来华，康熙年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对科学有贡献的达五六十人，
他们分别来自日耳曼、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奥地利、
 匈牙利、墨西哥、波兰、立陶宛等 １０ 多个国家。康熙帝还亲自向南怀仁和法
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向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等学习天文数学，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西方代数学的人。康熙帝在同西方数学接触的过程中
深刻理解西方数学的科学性，他推荐当时中国有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孙厚耀、
何国兴、明安图等人从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为西方数学传播到中国起到重
要作用。他还聘用西方专家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 年）开始用 １０
年时间采取实地测量的方法绘制出第一张科学而准确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
图》。在测量中第一次用数据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椭圆说的理论，因此，《皇
舆全览图》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事件。此外，康熙帝还重视西医，
大胆地任用西医为御医。他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广种牛痘。他摒除世俗偏见
和封建礼教毅然引进西方的人体解剖图。如此种种，为西方某些近代科学的
传入创造了条件。

４．社会的安定

康雍乾时期的三位最高统治者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外治武功，内修文
治，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
调整阶级关系　　首先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明末农民起义从根本上摧毁
了明宗藩对原有皇庄、官庄、庄田的土地占有权，原来在明宗藩土地上耕种
的农民自然而然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把明宗藩土地视为国
有土地，令占有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向政府交纳地价，方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未交纳地价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一方面要向政府交纳土地租金，另
一方面要向国家交纳田赋。负担不起地价和双重剥削的农民只好将土地撂
荒，出现大片荒田。康熙八年（１６６９ 年），下令将明宗藩土地无偿交给耕地
农所有，即“免其变价”，“未变价田地，交与该都抚给原耕种之人令其耕
种”，承认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康熙九年又规定，耕种明宗藩土地的农
民只交纳田赋，不再交纳地租①。这项政策称为“更明田”或“更名田”，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占有关系。停止圈地也是调整土地关系的一项重要政
策。清军入关，随之而来的满蒙汉八旗人口如潮般涌入关内。为了解决这批
人的生活，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道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内
无主荒田，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的土地尽行允许东来的诸王、
勋臣、兵丁圈占。次年冬，又颁布第二道圈地令，把河间府、滦州、遵化等
府州的无主荒地圈占给八旗人丁耕种。顺治四年正月，颁布第三道圈地令，
在直隶 ４２ 个府州县内进行大规模圈地。这三次圈地的规模都很大， “分亲王、
郡王，以里计；分上三旗及正蓝旗，以数十里计，余四旗以顷计”②。圈地的
范围也日益扩大，最初定为直隶的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后又扩大
到直隶广平、大名以外的九府 ７２ 州县方圆 ２ 千里的范围内。其后随着八旗的
移防，圈地范围扩大到山东、山西及江南省的北部（今苏北、皖北）一带。
圈地的对象也发生变化，由无主荒地扩大到有主良田。圈地令给北方农民带
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变为满洲贵族和八旗的农奴。第
三次圈地令下达后，由圈地而引发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顺治四年中，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
②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牧场》。
清政府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圈地行为仍在继续进行。据统计，停圈令
下达后圈占的土地占圈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一左右。康熙五年（１６６６ 年）辅政
大臣鳌拜发动了第四次圈地活动。镶黄旗人鳌拜企图把原多尔衮所属正白旗
在永平府一带圈占的好地改拨镶黄旗，而另圈新地给正白旗。康熙八年，玄
烨清除了鳌拜势力后下令停止圈地，并把当年圈占的土地退还给原主。并且
宣布，今后永远不许圈地。从此之后，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才算终止，免使更
多的农民流离失所。
改革赋役制度　　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国家承担两项义务，一是以自己的人
身无偿地为政府服劳役。其后，这项劳役逐渐改为代役钱，即用货币顶替劳
役，最后转化为丁口税，属人头税范围。为了保证人头税的征收，任何农民
不许擅自迁徙和逃亡，违者有法律制裁。人头税实质上是政府用行政强制手
段强迫农民依附于封建国家，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必
须向国家交纳土地税，即田赋。明中叶以来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将
人口税（役）纳入田亩税中征收，这一改革的方向是取消人头税。由于条件
的不成熟，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未能完全实行，亦未能推广。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 年）清政府实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
将康熙五十年应交纳人头税（丁口银）的 ２４６２１３２４ 人为定额，将这些人应交
纳的丁口银总数定为全国应征丁口银的总额，永远不变。以后不必再每年核
实人口、年龄以确定征税人数和税额。这项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简化征收
丁口银的手续，二是对新增加人口的优惠。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意
义在于缓解了国家对农村人口的人身强制，为实施明代创立的一条鞭法创造
了条件。康熙五十三年，有人建议将丁银摊入田粮内，即实行“摊丁入亩”
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将人口税与土地税合一，以州县为单位，每亩耕地应纳
税的理论计算公式是：
全县应交纳丁口税总额
+ 全县应交纳的田税总额
全县应纳田赋总额
全县应纳税田亩总数
这项政策的实质是取消人头税，而将人头税的总额分摊到每亩土地中去，彻
底改变数千年来“身有役、田有赋”的传统，变成身无役、田加赋，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多而无田少田农民的经济负担。户部否决了这项建议。但
是，由于“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存着可行性，四川
和广东两省各自实行了这项办法。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雍正帝正式颁布谕
令，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项政策在全国基本推行，
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行之数千年的人头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大大松弛，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不会造成户籍所在地税银的减少，因而人口
的流动成为可能，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项政策带来的另一结果是
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从不足一亿增长到咸丰
年间的四亿多，以人丁兴旺为标志的社会繁荣达到了顶点。
消除奴隶制残余　　清朝入关前夕，满族社会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
的过程中，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特点。满洲贵族及八旗旗丁都有一定数量的
家内奴和从事耕作的工奴。入关以后，奴隶制残余被带到华北和中原一带。
圈地实行的地区，被圈占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沦为旗地的农奴式的庄客，也有
许多沦为家内奴仆。这些人失去了独立的户籍，被编入主人的附属户籍中，
失去了独立的编户齐民的地位，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不甘心接受奴隶地位
的人大量逃亡，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的几个月内便有数万奴隶逃亡，这些
人被称为“逃人”。为了巩固奴隶制残余，顺治三年制定了“逃人法”，规
定被抓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主人；收留逃人的人要处以死刑，家产全部
没收，窝主同一甲的相邻九户和甲长、乡约各鞭一百，并处以流刑流放到边
远地区。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严酷的法律给社会造成严重
后果，不仅逃人身受其害，许多编户齐民甚至士大夫之家也往往被指为“窝
主”而深受其害。因此，不断地有人建议废除逃人法，但却受到严厉的处罚。
康熙年间，满洲贵族渐渐发现逃人法无补于社会，而放松了逃人法的贯彻，
将窝主的死刑减为其他刑罚。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 年）将专门追捕逃人的兵
部督捕衙门并入刑部，逃人问题渐渐淡化。与此同时，清政府又调整了官庄
旗地依附农奴的政策。康熙年间三次颁令准许旗下壮丁单独开户，使之成为
独立的编户齐民。乾隆年间，两次颁布命令，准许旗下壮丁“出旗为民”，
并准许出旗的壮丁购买土地，承认其独立拥有自己的经济，旗下壮丁的奴隶
或农奴地位基本上得到摆脱，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雍正年间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消除原汉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奴隶制
残余。历史上遗留的奴隶制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奴隶，如乐户、惰户、丐
户、疍户；另一类是种姓奴隶，如皖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山西
陕西的乐户相传是燕王朱棣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建文帝时誓死不归附朱棣的势
力，朱棣成功后将他们编入教坊乐户，世代不许改业。浙江绍兴府的惰民相
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的部曲，因反对朱元璋被定惰民，世代
承袭贱民户籍。惰户中还有南宋末年坚决反元的南宋将领的后裔，在元初被
编入贱民户籍。与惰户身份相同的还有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州珠
江上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疍民历来不许与平民为伍，不许上岸安家，受
岸上居民歧视，不列入齐民户口。这类贱民只许在社会上从事贱业，供社会
各阶层驱使而不许反抗的人。安徽的世仆和伴当其来源不可考，此姓世世代
代受彼姓役使，彼姓可任意殴打甚至处死此姓，官府不予保护，承认彼户对
此户的特权。按着法律规定，上述这些贱民不许改籍，不许隐瞒身份，世代
不许改业，不许入官学读书，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做官，不许与良民通
婚，良民与之通婚者也失去良民身份转为贱民。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四月，朝
廷宣布山陕乐户削除贱籍转为良民；九月，解除浙江绍兴惰民贱籍；雍正五
年，安徽伴当、世仆开豁为良；雍正七年，宣布疍户与齐民平等；雍正八年，
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开豁为良。这些措施消灭了发达地区奴隶制的最
后残余，是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是雍正帝推行的开明政策。
河道的治理　　黄河的安澜历来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志：黄河不畅，国无
宁日。黄河的安澜反映了君主的贤明，吏治的清正，财力的充盈，民心的安
定。宋以前，黄河自是黄河。元以后，国都在北，江南物资全赖运河转输，
黄河畅则运河通，治河与漕运息息相关。入清以来，黄河与淮河在下游合流，
治黄、治淮、治漕合而为一，事关国脉。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黄淮在山
阳县（今安徽淮安）境内决口，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黄淮在原武县（今河
南原武县境内）、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一带南北岸同时决口。康熙十六
年（１６７７ 年）黄淮入海口积淤，河水阻于陆，水流四溢，山阳、高邮、宝应、
盐城、兴化、泰州、如皋（今皆属江苏）７ 州县汪洋一片，成为湖区，沟口
一带的运河淤为平地，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俱受其害。玄烨任用治水名
臣靳辅为河道总督全力治理黄淮。靳辅在幕僚陈潢的协助之下提出本标兼治
的“束水攻沙”之法的综合治理方案，前后 １０ 年，黄河水患有所缓和，但离
根治，尚需时日。
康熙亲政之初，即闻黄河水患、运河受阻、南粮不能北运，颇为焦虑，
他把治河、治漕当作大事写在宫中柱上，时刻提醒自己关注河患。统一台湾
以后，由于国内战事平息，玄烨开始亲自关注治河工程。康熙二十三年，他
第一次南巡至苏州而还，途中多次考察治河情况。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 年），
河道总督靳辅与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有严重分歧，玄烨暗中称赞于成龙
的方案。其后，靳辅受到攻击被罢官。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开始实行自己
的方案，但每每失败，不得不按靳辅的方案进行。玄烨六次南巡，有五次把
主要精力放在考察治水工程方面。每次视察，都亲临工地，有时甚至亲自测
量，提出意见。回京之后，遍览古今治河典籍，研究治河方案。康熙三十一
年（１６９２ 年），他亲自设计和指挥了治理永定河的工程，积累了实际经验。
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 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已对治河形成自己的看法。他
任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他畅论靳辅、于成龙治河方案的弱点，提出自己的
方案。而张鹏翮在治河方面没有自己的看法，有关方案均出自康熙帝之手。
按着新的方案，拆除一些水闸，导黄河入故道，减少河水往淮河下游的流量，
再将黄淮下游的积水引导入海。这个方案是在靳辅方案基础上的改进。当初
于成龙攻击靳“束水冲沙”方案，主张在淮河下游开挖河道，导积水入海，
结果行不通。玄烨仍用靳辅“束水冲沙”之法，但却以引黄河归故道的方法，
减少淮河受水量，使排水大于来水，比较快地收到效果。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
玄烨第六次南巡，此时河道已得到基本整治，虽尚有未尽人意的地方，但河
区人民生活基本安定，玄烨心中亦十分满足。这次南巡他高度赞扬靳辅，说
他“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靳辅以后的治河大臣的治河方案虽略
有变更，但基本按着靳辅的方案进行，即所谓“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
模措置，不能易也”。夸赞其“有功于漕运民生至大且远”。由于康熙帝的
精心治河，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 年）以后的 ４０ 年间河道基本畅通，很少发
生决口之事。
整肃吏治　　吏治的整肃是社会安定的标志之一。康雍乾三朝君主都能牢
牢把握用人大权，注重吏治的整肃。康熙朝，君主勤于政务，３ 次亲征漠北，
３０ 余次巡行塞外，６ 次巡视江南，亲临治河工地，给臣子留下一个勤政爱民
的良好形象。康熙帝在用人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慎选官吏、褒奖清官、严
惩贪赃。他对于地方官的选择尤为重视，认为地方官是直接统治百姓之官，
贪赃无度则会激起民变。在地方官中，他首重督抚之选，认为督抚为各省地
方官之首，廉洁与否，关系一方吏治清浊。新任督抚上任前都要受到他亲自
接见，称为陛辞，他每次都要告诫他们爱养百姓。康熙帝的人才观十分明确，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二月，他接见即将赴任广西巡抚郝浴时说“为外官者
以爱养百姓、惩贪奖廉为最重要，务使德胜于才，始可称贵”。明确提出了
“德胜于才”的用人思想。德与才的统一在于“惩贪奖廉”。为了奖廉，他
多次令有关部门推举清官。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直隶巡抚
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兗州知
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在推举之中。第二次是在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令从知县知州中挑选一批清廉之士担任监察官员，清苑知县邵嗣尧、
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麻城知县赵苍壁，这些人都是有相当廉洁
声望的。由于康熙帝办事认真，这两次推举都不存在流于形式和以贪冒清的。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又一次命内阁移文给有清廉官声的七八位督抚，让他
们推举属下居官清廉的官员。他亲自表彰的清廉官员见之记载的有二三十位
之多。他亲口赞扬永宁于成龙“今时清官第一”，彭鹏“居官清正、不爱民
财”，张鹏翮“一介不取”等等。君主大事表彰清官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吏治
导向。与扬善的同时，康熙帝还严惩贪官。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侍郎
宜昌阿、巡抚金傐乘查抄三藩逆臣尚之信家产时，将部分财产归入私室，同
时还有侵蚀兵饷、敲诈商人财产的行为。玄烨发现后立即予以严惩。康熙二
十五年，惩办贪赃总督蔡毓荣。二十八年，惩办湖北巡抚张汧。道员王永祚
分取赃物、道员祖泽清勒索民财等，都受到严厉处分。
雍正帝以勤政、俭朴自律、猛严治国著称，在位 １３ 年，吏治整顿，官场
相对而言极为清正。雍正帝是以勤政闻名的皇帝，他处理公务一丝不苟，讲
求效率，雷厉风行。他审阅各衙门奏章、题本、大臣奏折从不假手他人。据
估算，他在位 １３ 年，平均每天阅读 ４０ 份奏章、题本，每年达 １４０００ 余件，
１３ 年合计约 １９ 万件。经他批示的奏折约在 ３ 万件左右。从他阅读公文和批
改奏折的数量来看，他真是一位日理万机的君主。他经常召见大臣谈话，据
载，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他 １１ 次接见大臣，每次三四
个人，向他们了解情况。雍正帝身居九五之尊，有享不尽的富贵，但他却提
倡节俭，爱惜社会财物。他主张移风易俗，反对用金银等贵重物殉葬，反对
浮华的婚嫁，提倡节约粮食，少开烧锅少酿酒。他也能以身作则，用膳时，
不丢弃一粒饭粒，还经常告诫大小臣工爱惜五谷。他严于律己，对大臣们的
要求也极为严厉，小至签票不符、朝班不齐，大至吏治腐败、财政亏空等事
无不严厉要求。在朝廷的各类大政中，他把用人当作最重要的事，“治天下
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甚至认为用人比缉盗还重要，他曾说
“治天下急务，首在用贤敷教，次者缉盗安良”①。在用人方面，他最重才能，
不拘出身。他主张“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②。他所重用的田文镜、李
卫都不是进士出身。田文镜出身于杂职，但他办事认真，遇事会想办法，老
成干练，便不拘一格地将他升为巡抚。李卫是靠捐纳得官的，也因办事干练
而升任巡抚。雍正帝还把他们治理州县的经验合刊成《钦定州县须知》颁发
中外。他整顿吏治不是从个别贪官入手，而是把治贪与财政结合在一起。他
深知，财政的亏空是与官吏的贪赃联系在一起的。他登基的第四天便发布上
谕，指出财政亏空的严重性。接着发布谕旨，令户部传谕各总督、巡抚，限
三年之内将本管财政稽查清楚，凡有亏空，必须如数补足，倘若限期内不完，
从重治罪。他接连不断地发出谕令督催。谕令之急、催促之严，令封疆大吏
们震惊。在雍正“猛严”的政令下，贪官为之震慑，仅一年多的时间，亏空
基本补足。雍正帝还极力保护敢于严厉打击贪官的能臣。田文镜在山西、河
南清理钱粮亏空时，整肃吏治，打击贪官。当有人弹劾田文镜的严苛时，雍
正帝以“天下巡抚第一”来加以回护，甚至要把弹劾之人判处死刑，逼令他
说田文镜好。雍正帝吏治的严明，使官场贪风大为敛迹，在位 １０ 余年出现了
少有的吏治清廉、财政充盈的局面。
乾隆帝弘历在吏治方面兼采康熙的“宽仁”和雍正的“猛严”，实行宽
严相济的方针。所谓严，主要是对贪官污吏严。他把贪官污吏比做妨碍庄稼

①
《雍正朱批谕旨・范时绎》。
②
《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
 生长的杂草和残害生灵的鬼狼。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年）他一次处死一批官位
显赫的贪污犯。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按常规判以“死缓”时说，判死缓不足以
警告其他贪官。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四十七年，他连续处死犯贪污罪的
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山东
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
福崧等高级官员。甚至皇贵妃高佳氏之弟、两淮盐政高恒因贪污也被处死。
高佳氏请皇后出面说情，皇后授意其弟傅恒当面向乾隆帝求情，也被拒绝。
乾隆帝直截了当地对傅恒说：“即使皇后的兄弟犯法，也要严办”。态度之
坚决，令国舅战栗失色。不过，在乾隆帝严厉肃贪之时，当时最大的贪官和
珅却因善于投其所好而免受处罚，留下了祸根，致使肃贪工作未能进行到底。
至乾隆晚年甚至出现贪风日盛的局面。

５．经济的繁荣

顺治年间到康熙中期的 ４０ 年间，是清代社会由动荡恢复为稳定的时期，
也是经济由残破恢复常态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为康雍
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经济的繁荣也是构成康雍乾盛世的主要内容之
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遭到
破坏，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 年）全国耕地面积为 ７ 亿亩，
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恢复到五亿五千万亩，尚未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
康雍乾时期，耕地面积逐年扩大。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等资料统
计，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耕地面积恢复到 ６ 亿亩，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
耕地面积恢复到七亿二千万亩，超过了万历八年的水平，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达到七亿八千万亩。另据《清实录》的资料进行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耕
地面积为五亿九千万亩，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为八亿九千万亩。据专家分析，
这个数“比较可信”①。也就是说，到雍正年间耕地面积大约比明万历八年增
加近 ２ 亿亩，增长幅度为 ２８．５７％。
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还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和新作物的引进。清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同前代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但
农业生产技术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双季稻在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的推广大大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以来江南一年两收制主要是水稻与小麦的双季生
产，水稻亩产在肥田沃土地带约为四石五斗左右，小麦亩产为五斗至一石。
双季稻取代小麦，肥田沃土地带亩产总计可达六石五斗左右，亩产量提高 １８
—２０％。同时，高产作物水稻向北方推广。明万历年间京津地区曾试种水稻，
收效不大。康熙年间，水稻种植在京西玉泉山一带、天津府宝坻县、丰润县
一带试植成功，为水稻在北方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天津地区的水稻获得大丰收，从根本上改变了京津一带粮食品
种结构。一些新作物的引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蕃薯是明末
从南洋引进到福建的新作物品种，具有耐旱、高产、生产周期短、适合瘠贫
土地生长的特点。清代蕃薯在全国广泛推广，对于提高瘠贫地区粮食单产起
到重要作用。与蕃薯推广的同时，玉米的引进也获得成功并得到推广。玉米

①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 325 页。
的特点是耐寒、高产、适合薄田生长，清代玉米在长城以北的推广，使北方
高寒地区有了耐寒高产作物，对于塞北土地开发和移民的涌入创造了物质条
件。由于玉米的引进，南方山区也有了可供山区耕作高产作物，促进了山区
农业经济的开发。
除粮食作物之外，桑、棉、麻、茶、靛、蔗、烟 ７ 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得
到发展。其中桑、棉、麻 ３ 类作物是农本经济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统治者
的扶植。明初朱元璋规划的农家经济模式是，每一农户种田若干，种桑、棉、
麻若干，形成以家庭为单位各类基本生活资料无所不产的模式。他提倡的种
植桑、棉、麻不过是加强农家的经济自给性。清代桑、棉、麻的生产则出现
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江南地区的桑蚕举世闻名，形成以杭州、嘉兴、湖州
为中心的包括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各府在内的江南八府桑蚕饲养
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桑基鱼塘的立体经营模式，桑蚕业的发展引人
注目。此外，在北方和西南地区柞蚕饲养成功，特别是贵州北部地区的柞蚕
业与四川盆地的桑蚕业互相促进，形成西南地区的蚕丝业中心。棉花的种植
更是遍布黄河上下、大江两岸、湖湘闽广，形成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东南产
棉区，直隶、山东、河南的北方产棉区，湖北、湖南、江西的中南部产棉区，
闽广的南方产棉区。麻的主要品种是苎麻，它作为苎布的生产原料深受市场
欢迎。集中产地分布在湖南、江西、粤北、闽西一带山区丘陵地带。茶、靛、
蔗、烟 ４ 大作物从其兴起之日就具有浓厚的商品特点。清代取消茶的专卖、
茶叶种植和采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产区是福建武夷山，浙江、苏南、豫南、
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都有名品出产，产量亦
不少。靛蓝作为染料是随着棉布商品化而广泛出现的商品。从直隶（今河北）
到两广，从江浙到川贵，可以说无地无之，而集中的产区则在靠近棉布产区
的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一带，有些地方出现连片的靛草种植。收获之
后，稍事加工成靛，即变成远销的商品。蔗作为制糖原料分布在四川、广东、
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台湾一带，而以四川、广东、台湾为集中
产区。烟草是明代引进清代推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其大面积种植始于福
建，闽西的永定是最早的烟草种植基地，其后向湖南、江西发展，湖南的衡
阳、江西的玉山都是重要产烟区，乾隆年间更推广到全国，北起黑龙江，南
至钦州湾，东起江浙沿海，西至云贵川陇，许多农民甚至弃五谷而种烟草、
改良田为烟地。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吸引了大量商业资本下乡收购，农民得到货币的数
量显著增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许多地区购销两旺、小墟集发展为大
市镇，大市镇发展为工商业中心。
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康熙初年废除班匠制度，手工业匠人对官府的人
身依附关系基本解除，政府允许原来列入“匠籍”的手工业匠人自行开业，
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清代手工业出现多方
位的变化。
首先是传统农家手工业的发展。丝织和棉织是传统的农家手工业。由于
清代停止向农户征收绢帛、绸锻和棉布，农村的丝织业和棉织迅速向商品化
发展。棉布生产遍布产棉区，许多地区家庭主要劳动力（男子）取代辅助劳
动力（妇孺）从事棉织业，棉织业由家庭副业变为家庭主业，在全国形成百
余个棉织业中心，生产的棉布以全国为市场。丝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棉纺织
业，在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独立手工业丝织作坊，甚至还出现了一
批大机坊，采用雇工织绸和坊外机户领料加工的两种形式，生产规模有所扩
大，有的还形成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并有向市镇集中的趋势。其次是以资源为条件的后起的农村手工业，如制糖
业和造纸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制糖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的季节性很强，
甘蔗收获后，有资本之人在农村就地设厂雇工制造，四川、广东、台湾都广
泛采用这种形式生产蔗糖。造纸业以嫩竹为原料，春天取料，超过季节长成
壮竹便不能造纸，所以春季有财力的人拼买竹山，雇工采伐，沤竹成浆，铺
浆为纸，也都有相当的规模。闽、浙、赣、皖山区盛产嫩竹的地方都成为造
纸业的基地，江西的玉山、浙江的龙游往往有富商大贾进山买竹，设厂造纸。
第三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金、银、铜、铁、锡、漆器的制造加工为
主。广东铸铁业、安徽芜湖的煅铁业、浙江杭州的锡泊加工业都有一定的规
模和广泛的市场。尤其是佛山的铁丝线产品系全国独一份的优质产品，畅销
全国和海外。第四是原来由官府垄断清代允许民营的手工业行业得到迅速发
展。比较著名的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制业，民窑的发展十分瞩目，乾隆时
景德镇已发展成为烟火十万家的以瓷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市镇。四川自贡井
盐业的民营盐业吸收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进行井盐生产，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官
营井盐。第五是矿业，银矿、铜矿、锌矿是历来禁止民营的矿业，清代在官
府控制下准许民营，在铜、铅、银矿产地比较集中的西南地区民营矿业的发
展常常聚集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各类从业人员和寻机出卖劳动力的流
民。铁矿和煤矿业是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的矿业，康雍乾时期继续发展。其他
产品零星的手工业行业的作坊分布在城乡市镇。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清以前的大商业资本主要集中
在盐业。清代前期，米业、烟业、丝绸业、棉布业、茶业、药材业、糖业、
矿业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聚积已使盐业商业资本大为逊色。明代山西商帮统
治北中国商业、徽州商帮统治南中国商业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直隶帮、山东
帮、浙江帮、福建帮、广东帮、四川帮、江西帮商人足迹遍全国。这些商帮
以经营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为主，形成的非垄断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徽帮、
晋帮盐业资本的垄断利润，某些商帮商业资本的数量超过千万两已不是罕见
的。
由于商业资本的活动，清代商业流通网已扩大到东北黑龙江流域，西北
天山、阿尔泰山一带，西南的前后藏地区，北方达中俄（今蒙俄）边界的恰
克图一带。在边远地区形成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如吉林的宁古塔（今黑龙
江宁安县），黑龙江的卜奎（齐齐哈尔），外蒙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恰克图、科布多，新疆的乌鲁木齐，西藏的拉萨、察木多（昌都）、日喀则，
云南的腾越，广西的百色。康熙中叶对内解除海禁以来，沿海港口兴起为商
业贸易中心。辽东的营口，直隶的天津，山东的烟台、胶州（今山东青岛），
江苏的赣榆（今属连云港地区）、上海，浙江的乍浦、宁波，福建的福州、
泉州、厦门、台湾（今台湾省台南市），广东的潮州、广州、海口等重要港
口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发展起来的。沿边和沿海贸易中心的出现，形成了一个
内环中国的商业贸易圈。在次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充当内
地到边疆的贸易中转基地，如湘西的洪江镇、大佣所，云南的昭通，川西的
打箭炉、松番，青海的玉树，新疆的哈密，甘肃的西宁府丹噶尔厅、宁夏府
的石咀山，内蒙的包头、归绥（即归化和绥远西城，在今呼和浩特市），直
隶北部的张家口等。这些沿边、沿海、次边远地区的贸易中心同以长江为中
轴的横向商业交通干线和以运河、富春江、赣江、北江（珠江水系）为中轴
纵向商业交通干线相勾连，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商品流通网，促进着商业的发
展和繁荣。
在全国商业网的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工商业都会，京师北京、直隶天津、
山东济宁、江苏江宁（南京）、苏州、扬州、上海、浙江杭州、广东佛山、
广州、四川重庆、成都、山西太原、河南开封，湖北汉口都是全国的著名商
业都会。这些商业都会的人口大多超过 １０ 万，占地面积大，既是大的商品集
散中心，又是巨大的商品消费中心，同时聚集着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行业和商
业服务设施。有一些大都会还有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江宁的丝织业、佛
山的制铁业，汉口的茶品加工业等等。
康雍乾时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代王朝，各地各
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更为明显。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繁荣区的范围大大超过以
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四、社会矛盾的激
与清王朝的衰落

（一）封建剥削加剧与
统治阶级的腐化

１．封建剥削的加剧

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是一个崩溃的破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又因连
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清朝已是政通人和，百
废俱兴，出现了一个繁荣的鼎盛局面。然而，在这鼎盛局面的背后，社会矛
盾却在日趋激化和发展。
土地集中和兼并极为严重。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
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掠取土地。康熙
时，北方 ７ 省土地已多归缙绅豪富之家，有土地的农民只占十分之三四，其
余均沦为佃农。江南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更堪称全国之首。大学士徐乾学在
家乡昆山县竟占四千余顷。当地有一句谚语：“百年田地转三家”，乾隆时
已变为“十年之间，已易数主”，充分说明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乾嘉之际，
地主占有土地的数目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军机大臣和珅占地 ８ 千顷，直隶
怀柔县一个郝姓大地主占有万顷膏腴之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那彦成，
仅在直隶易州一地就占有土地 ２６ 顷 ２８ 亩。许多封疆大吏、藩臬守令在任期
间，都将搜括的钱财，在家乡增产置地。另外，许多商人、高利贷者也凭藉
自己手中的大量货币，大放高利贷，以重利盘剥的方式掠取土地。土地兼并
的发展，使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富户手中，地价随之不断上涨。清初，一
亩地不过数钱银子，康熙时已增至数两，乾隆时有的高达 ２０ 余两。这就必然
造成大批农民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或逃亡他乡。
地租高昂和高利贷苛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大部分沦为佃户和佣
工，于是地主、富户便乘机提高地租率。到乾隆、嘉庆时期，佃户一般都要
将收获物的一半交给地主、富户。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破产后，大都需租借
耕具和籽种，以致要将全年收获物的 ２／３（有些地方甚至达到 ３／４）交给地主、
富户。广大农民“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
获丰收，仅足偿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
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①一般佃农在
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足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则不得不忍受“驴打滚”
的高利贷盘剥。有许多地区的地主、高利贷者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出一
年，利竟远远地超过了本钱。这样就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
差徭繁重。广大农民还要受到清廷和地方政府的徭役、土贡等名目繁多
的剥削。例如，京畿和直隶的差徭，向来有大差和杂差两项，一概摊派于民。
从表面上看，有按牛驴派的，有按村庄派的，有按牌甲户口派的，也有按地
亩派的。但由于地主阶级可以用隐匿土地或其他办法逃避摊派转嫁于农民，
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就不能不承担起繁重的差徭。据史载，当时有 １０ 亩土地

①
雅尔图：《心政录》卷二。
的农民，一年所交的差钱就比正赋多出十倍。如此沉重的差钱，只能逼迫贫
苦农民卖田宅及其妻、子，必然使阶级矛盾日渐加深。
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水旱、
冰雹、风沙、蝗虫之害都是经年长见的现象。当清廷处在上升至鼎盛时期，
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发展生产和救荒赈灾等有效措施，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社会也相对安稳；但当吏治腐败、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
恶性发展时，自然灾害在人为的作用下就愈益加重，人民生活也会更加困苦。
这样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北京大雨连绵，永
定河水急剧涨发，直隶所属各州县民田、庐舍多半被淹。嘉庆帝虽再三下谕
旨赈济灾民，而地方官却阳奉阴违，乘机贪污，或侵肥入己，或假手吏胥，
从中冒滥，各地饥民领赈者不过十之三四。朝廷每发赈品一次，胥役就利用
下乡登名造册之机大索钱文。农民如无处挪借，只得束手待毙；能挪借者，
又遭到胥役的百般刁难。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屡屡饿死沟壑。
人口急剧增长，耕地不足，人民食不饱腹。乾隆时期，随着社会承平日
久，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人口也急剧增长。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人
口只有 ７０００ 万；乾隆初年，人口增长到 １ 亿 ４ 千万；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人口达到 ３ 亿。一方面人口剧增，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耕
地面积越来越少，致使米价上涨幅度越来越大。例如，江南苏州、松江、常
州、镇江四府，在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 年）前，每升米仅值 ７ 文，雍正和乾
隆初期也不过 １０ 余文，到乾隆五十七年当地大旱时竟增至 ６０ 文，几十年间
米价竟上涨了六七倍之多。米价的急剧上涨，给地主、商人囤积居奇谋取暴
利提供了机会，反过来更加促使贫苦人民食不饱腹，有些人甚至以野菜、树
皮、观音土聊且充饥。
总之，乾隆中叶以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激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贫苦人民备尝了艰辛、苦难，失业农民流离失所，饥民遍地，阶级矛盾更趋
激化、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２．统治阶级的愈益腐败

乾隆中叶以前，清朝统治已达康乾盛世的顶峰；中叶以后，随着国力的
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和
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奢侈腐化、巧取豪夺普遍成风。在这种形势
之下，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
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
铺张无度。历史上有名的“乾隆南巡”就是确证。
乾隆南巡，就是指乾隆帝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止，先后 ６ 次南下江
浙的活动。南巡中，除皇太后、皇后和妃嫔外，还有王公大臣及扈从官兵，
总计 ２５００ 余人，可谓一支浩浩大军。行军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数百
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则用船 １０００ 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蔚
为壮观。６ 次南巡，耗资惊人。有人估算，除去御驾扈从官兵和地方官吏乘
机敲榨勒索的难以计数外，６ 次南巡的各项花费总数达 ２０００ 多万两白银。这
个数字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乾隆帝还大肆兴修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 ２８ 景，
乾隆初扩建为 ４０ 景。乾隆十四年，为其母 ６０ 寿辰，又修建了清漪园（颐和
 园前身）。这一工程历时 １５ 年，耗银近 ４５０ 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在康熙时
只有 ３６ 景，乾隆时扩充一倍，成为 ７２ 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中，仅
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 ３ 万两之多。
乾隆帝除了自己享乐，还“事太后孝，以天下养”①。乾隆十六年、二十
六年、三十六年，太后 ６０、７０、８０ 寿辰时，清廷举行的喜庆盛典活动一次比
一次隆重、热烈，不仅向太后进献大量的金银珠宝、诗文书画、币帛花果等，
而且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余里大路上张灯结彩，搭起一座座楼
阁，楼内以色绢堆成山岳，用锡箔铺成波涛。每隔一段距离还要设一戏台，
内备四方之乐，不时敲打弹奏，游者如入蓬莱仙境。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物
质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高宗和皇室挥霍掉了。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
向奢转化，王公大臣、官僚地主、八旗子弟，奢侈淫糜，挥金如土，腐化日
深。与此同时，贪污成风。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招权纳贿，就是这一时
期的产物。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官学生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后因
机灵善辩，仪表俊伟，深得乾隆帝宠信，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
文华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
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二皇帝”。政治上，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曾经行
文各省，令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然后上闻。他还控制官吏铨选大
权，任人唯亲，遍置私党，对于不附己者，就在乾隆帝面前进谗言陷害。经
济上，和珅为乾隆帝无休止的奢华聚敛钱财。正如著名史学专家邓之诚教授
所说：乾隆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
抚索之于州县，而州县官又索之于广大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
污索贿网，最终受害的则是下层群众，而和珅却依靠乾隆帝的倚重、信任，
为自己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在乾隆帝和和珅的纵容之下，朝野内外
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趋弥漫。有的史家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文官贪赃、
武官克饷，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连一向号称“清苦”的六部大员，
也在挖空心思寻找贪污门路，于是吏部公开收受贿赂，户部吃“平余”（即
除赋税和正项钱粮外，另立名目加征的部分），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
款，工部利用兴建工程渔利，礼部在科举考试时容情受贿。乾隆帝虽然把贪
官污吏比同于恶棍奸民，严惩不贷，但各地揭露出来的贪污大案、要案迭出
不穷。乾隆时期，在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
等人的贪黩案中，一次抄没的财产即达数十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冒赈灾银两一案中，除他本人外，因贪赃 ２ 万两
银以上而被处死的官吏共达 ２２ 人。这种贪污案的屡禁不止，就因为乾隆帝与
和珅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源。难怪有人评论说，乾隆帝名为惩贪，而实为
纵贪。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正月，乾隆帝去世，子嘉庆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权相和珅革职逮捕，并赐死狱中。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用人大权皆归
嘉庆帝，皇权从此得到加强。此后，嘉庆帝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从
各方面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安定民心，表现出一个中年帝王的睿智。但是，
乾隆帝留下的内创累累的衰败局面已积重难返，将倾之大厦已无法扶正。吏

①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
 治的腐败和地主阶级的奢糜有增无已。嘉庆元年至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
勾结州县官吏侵盗白银达 ３１ 万余两之多，成为轰动朝野上下的著名案件。嘉
庆一朝，皇帝“蠲免恩施”史不绝书，但事实上，嘉庆帝自己也觉察到，这
种“恩施”的结果，只填满贪官污吏的腰包，百姓未沾一丝一毫的实惠。
清代，官吏的俸银都不高，办公费用短缺，因此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
时，都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叫做“陋规”，这是在合法名义之
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都
是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基地。嘉庆帝亲政之初，就指出河工耗银数千万两中，
已有一部分被各级官吏侵冒。嘉庆二十五年九月，道光帝即位不久即发布清
查陋规的谕旨，作为自己锐意整顿吏治、进行改革的第一步。不料，谕旨一
下，就引起了整个统治集团的轩然大波。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有的
甚至公开叫嚷：陋规并不是一条立法所能限制住的。于是，道光帝向反对派
让了步，收回谕旨，奖赏反对清查陋规的官吏，罢免了最初提此建议的军机
大臣英和。一场改革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这充分地反映了吏治的腐
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对此均已无回天之力了。
清廷的财政也日益支绌。顺治时，由于清廷连年进行民族征服战争，财
政经常入不敷出。顺治八年三月，银库仅存银 ２０ 万两，连付当时官吏的俸银
都不够。康熙亲政后，战乱逐渐停息，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恢复，库存银
急剧增长。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库存银只有 ２４８８０００ 余两，五十八年（１７１９
年）已达 ４７００ 万余两；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又增长为 ６２００ 万余两；乾隆三
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更达 ７６００ 万余两①。但此后由于清廷连年穷兵黩武式的征
伐，以及皇室的铺张浪费、官吏的竞相贪污、河工和漕运等巨额耗资，库存
渐告匮竭。嘉庆末年，已“实有入不敷出之势”①。于是，统治者采取了各种
补救办法，捐纳即为其一。
捐纳，就是用钱买官，始于康熙平定三藩时。不过，当时捐官的人数、
钱数均很少。从雍正朝始，捐纳成为户部每年正常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嘉庆、道光两朝，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愈来愈严重，清廷更靠捐纳弥
补财政不足。于是，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仕途拥塞不堪。他们
到任后，首先想到和要做的便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买官的钱捞回来，然后，
再赚取更多的钱财。这种贪黩肥私的行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是使
官场贪黩之风更盛，吏治更趋败坏；二是官吏的聚敛财富，使国家财政收入
减少，财政更趋拮据；三是官吏的横征巧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
盾更趋激化。
八旗兵和绿营兵日渐丧失战斗力。清朝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
成，八旗兵是清政权的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
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但历史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由
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
队也很快腐败起来。八旗兵在衣着方面竞相攀比，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又往
往“耽于口腹”，每月饷银一到手，争相去买酒肉，以图一醉方休。饷银花
完后，又将支领的官米，贱价卖给米铺，“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

①
《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见《历史档案》1984 年第 4 期。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②，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又将
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娴长骑射的民族特技
就逐渐丧失了，八旗军队的质量日趋恶劣，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
吴三桂就说过：“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
①
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浏阳将吴军围困，连观战的
吴三桂都以为吴军要全军覆没，然而瞬间风云突变，清军刚一交战即纷纷溃
败，吴军冲锋向前，如入无人之境，大获全胜而归。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
军队的腐败衰弱。
清代中叶，随着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恶性发展，八旗兵和绿营兵更趋腐
败。八旗和绿营的将领串通地方官争相贪污受贿，过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
兵士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
乾隆帝至杭州阅兵，结果，号称精锐的八旗兵竟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了考核，结
果 ２７０００ 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 ６０ 名。如此腐败的军队虽不能打仗，
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上却变本加厉。由此可见，八旗兵
和绿营兵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促使清朝武备空虚，
并逐渐丧失了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 2040 页。
 （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１．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

清代的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在明代的基础上进
一步活跃和发展起来了。自京师以至穷乡僻壤，均有它们活动的痕迹。它们
中的许多教派，还与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严
重地威胁着封建统治。
白莲教系统的民间宗教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高宗时的茅子元。白
莲教创立后，尽管它只是一个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一般宗教组织，但在当时
社会动乱不宁的情况下，依然为统治阶级所取缔。元代，它一度成为合法宗
教，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持。自明初始，由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诏禁和
镇压，白莲教才真正地成为一个民间秘密宗教了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阶级
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白莲教在各地转
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兵士、流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传教收徒，发展
力量，逐渐形成了许多支派：罗教、红阳教、八卦教、黄天教、清茶门教、
圆顿教等等。它们后来也各自繁衍成一些教派。现在从档案、史书、奏议、
文集和地方志中查到的清代民间教派，名目已有 １００ 余种，但这远远不是其
全貌。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真正打着“白莲教”旗号的教派已不多见；另外，
由于许多民族宗教教派都有反映自己思想信仰的宝卷问世，这就为其它教派
的吸收、抄袭创造了条件，从而促使了各教派间的日趋混合。
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思想信仰，基本上是由儒、佛、道三家思想所组
成，其中，孔孟儒家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三纲五常、
特别是朋友之伦常、信义的标榜，都为民间宗教所强调和崇奉。也正是这样，
它的思想信仰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它的宗教说教既浅薄而又荒诞不
经。但仔细分析，其粗陋的俗言俚语中却又隐藏着下层劳动群众反对封建压
迫、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精华。
清代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龙华三会说（或三阳说）。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认为，宇宙自开创始
至结束止，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或称青阳、红
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华初会（也称青阳）由燃灯佛掌
管，每年只有 ６ 个月，每日有 ６ 个时辰；龙华二会（也称红阳）由释迦佛掌
管，每年有 １２ 个月，每日有 １２ 个时辰；龙华二会末期，劫灾将到，世人都
会遭殃，于是弥勒佛下凡，拯救人世，所以三会（又称白阳）时由弥勒佛掌
管，每年 １８ 个月，每日 １８ 个时辰。这种不同时期掌权者的更换和年月日的
改变，反映了民间宗教改天换地的意图和愿望。
把无生老母尊为救世主、人类的救星。民间宗教认为，宇宙最初只是由
一股混沌气组成的，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犹如一个真空。后来，从真
空中化成无生老母来。她不仅是一个创世主、人类的祖先，而且又是一个救
世主、人类的大救星，她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地位。每当人世间的儿女受尽种
种苦难时，无生老母都会派太上老君、佛祖、佛母等驾驶法船、金船去接他
们，以便一同返回天宫，相伴她永享幸福和安乐。把无生老母当作人类的救

①
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
 星，显然是对封建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皇权的挑战。
在清代，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激化时，一些对现存封建统治极为不满的
教首，适应广大下层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利用上述思想信
仰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以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我们看到，从乾隆中叶至
鸦片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白莲教系统的一些教派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使
白莲教当之无愧地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
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大约创立于顺治、康熙之际。顺治初年，
广东花山、阳平等地的农民军有“都”、“公王”和“总”的称号，内部编
制也相当严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知吉凶”的方式：“昧旦以浓茶为
献，视茶路以知吉凶。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
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
否则内向。”所有这些，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所说：“已开了
天地会的风气。”①当然，“开了天地会的风气”，并不等于天地会已经创立，
但至少说明天地会已在酝酿之中。顺治后期，虽然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已
经败亡，但许多有识之士和农民军余部并没有放弃斗争，“妄立社名，纠集
盟誓者，所在多有。” ②这里尽管还是没有提及天地会的创立问题，不过“纠
众盟誓”已与天地会徒众入会的形式——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相吻合的
了。还须值得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代远年湮，顺康时期的档案损失严重，
天地会案卷很可能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在顺康时期，我们始终见不到“天地
会”的字样出现；第二，天地会创立伊始，保密性极强，这就使人们轻易不
能发现它。没有发现的事不等于不存在，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了。
那么，天地会到底创立于哪一年呢？天地会内部流传的一首诗很值得注
意。该诗说：“木阳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
山河定太平。”③这首诗中的“太子十三来结义”似乎为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做
了注解。
众所周知，农民军“联明抗清”失败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相继退出
了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反清志士由于憎恨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依然眷恋明
朝，把明思宗的儿子朱三太子作为一面反清的旗帜。顺康之际，朱三太子事
件层出不穷。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叛乱，给一些
不明真相的下层群众、地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重新点燃了“反清复明”的希
望之火，于是大江南北纷纷举起反清起义，有的公开打出朱三太子旗号，歃
血盟誓。“太子十三来结义”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天
地会的创立时间，确应在顺康之际，最迟不应晚于康熙十三年。
上首诗中“木立斗世六十年”、“反转山河定太平”二句，反映了天地
会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天地会内部流传有“木立斗世清该
绝”的诗句，有些学者认为“木立斗世”为十八、六十一、十三、三十二的
分写，预示着清朝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十
二年灭亡。这种解释与天地会的实质是吻合的。
天地会在乾隆时期及其后，为避免被清廷破获和受到严厉镇压，不断更
改和变换名称，如添弟会、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洪莲会等。乾嘉时期，

①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 272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③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五卷。
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社也组织了一些反清起义，如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
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七年（１８０２ 年）广东博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八年
江西广昌等地的天地会起义等。其中，除了林爽文起义外，规模、影响都很
小，其作用远远比不上白莲教系统的反清起义。直至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
反清起义中的作用才越来越大。

２．乾隆时期的反清起义

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逐渐走向下坡路。这时，阶
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中国大地到处兴起反清的烽烟。
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　　清水教是八卦教支派震卦教的易名。乾隆中
叶，八卦教震卦教主王中为使本教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余地，将震卦教易名
为清水教。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山东寿张县因灾歉收，而地方官却横征暴敛，
激起当地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清水教徒王伦在当年八月末发动群众，
举行反清起义。几天功夫，队伍达到 ２ 千余人，一举攻克寿张县城，杀死知
县，乘胜攻占阳谷、堂邑。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没收地主、富户的财物分给
贫民，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九月中，起义军击败了清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攻占了山东西北部大运
河畔的临清旧城。由于临清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廷控扼漕运的要地，
所以它的失守引起统治者的极度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大学士舒赫德等人率健
锐、火器营千余人前往镇压。王伦率领的起义军出城迎敌，因敌众我寡而败
回。九月下旬，他们利用城内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抗击清军，直至最
后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为时短暂，但却是此后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的
序幕，为清朝统治走下坡路，发出了第一个信号。
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甘肃循化（今
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三年后又爆发了由田五
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两次反清武装起义由两族内部新老教派纷争引起，而清
统治者采取扶植老教、镇压新教的策略，激起了两族人民的反抗。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苏四十三率众起义，自称“回王”，在回民的支援
下，一直攻到了兰州城下。不久，清西宁将军伍弥泰等率援兵赶到，起义军
人少力薄，撤离兰州，退守兰州 ３０ 里的华林山一带。
五月中，清廷派军机大臣和珅率兵围剿，为起义军所败。乾隆帝再派阿
桂率火器营兵增援，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华林山寨被攻破，苏四十三和
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降者。
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廷对撒拉族和回族实行民族高压政
策，终于在乾隆四十九年激起了以田五为首的回民起义。
当年四月中旬，田五率新教徒举行反清起义，先后进攻靖远、会宁，因
力量薄弱而未能占据二城，田五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田五牺牲后，其部下
联合通渭的回民攻克了该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千余人前往镇压，妄图一举
夺回通渭，不料在行军途中陷入起义军的包围圈中，导致全军覆没。乾隆帝
得报，急令福康安和阿桂等人调集重兵，前去围剿。起义军力不能支，全部
退守通渭北 ６０ 里的起义据点石峰堡。六月底，清军将石峰堡团团围困，并切
 断了起义军的水源。时当三伏天，七日无雨，起义军口渴难忍，被迫突围而
逃，清军四面截杀，无一幸免。至此，田五起义也失败了。
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台湾爆发了由林
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从内地到台湾的贪官污吏
对当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残暴搜刮。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因“家道贫难”①，
随父母兄弟迁至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种田赶车度日。乾隆四十八年，他
加入了天地会。五十一年八月，林爽文在当地吸收贫民入会，大力发展天地
会组织。他在会内被称为“大哥”，会员以兄弟相称。天地会势力的大增，
引起了彰化地方官吏的极度不安，知县俞峻等率兵抓捕林爽文。于是，林爽
文与同伴在各庄招集天地会员举行起义。十一月底，他们攻陷了彰化县城，
杀死文武各官。十二月，林爽文又率起义军攻占台湾南路的要冲诸罗县城，
并围攻台湾府城，但因清军防守严密而未能攻克。不久，起义军也被迫放弃
了诸罗县城。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起义军在大里杙建造土城，设立帅府，公推林爽文
为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并再次围攻诸罗县城，将闽浙总督常青困在台湾府
城内。当时，整个台湾岛上，起义军声势浩大，南北两路起义军处处相联，
而清军各守一方，无法联络。但是，各路起义军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和作战
计划，加之缺乏战阵训练，战斗力不强，因而始终不能攻克诸罗县城和台湾
府城。
九月下旬，清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率增援部队抵达台湾。接着，他指
挥清军进攻围困诸罗的起义军，林爽文亲自率领起义军迎战，但寡不敌众，
被迫撤离诸罗，退守大里杙。清军在后穷追不舍，林爽文立脚不住，携带家
眷一直跑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之中，隐藏了起来。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
七，林爽文被搜山的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在菜市口凌迟处死。至此，林
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在坚持了一年零三个多月后终于失败了。
湖南贵州苗民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 年）末，湖南、贵州接壤地区
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是清代苗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抗斗争。
这次起义是苗民为了反对汉族地主阶级掠夺土地和高利盘剥而发动的。
乾隆五十九年末，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
厅（今花垣县）苗民石三保、凤凰厅（今凤凰县）吴陇登和吴半生、乾州吴
八月等人秘密集会，约定次年正月各地同时举行反清起义。不料起义消息泄
露，形势日趋紧张，石柳邓等率众提前起义，围攻松桃等地，各地苗民纷纷
响应，霎时间起义军声势浩大。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正月，石柳邓率起义军围攻铜仁府几个清军重要
据点。清廷急令云贵总督福康安率军前往镇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
军采用飘忽不定的灵活战术，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和走山地如履平地的优势，
分兵伏击，屡创清军。
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福康安决定兵分三路，全力围剿石柳邓率领
的起义军。石柳邓等主动撤退至湖南西部，与石三保等会师。八月，起义军
在乾州建立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推举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等为
将军。这时，福康安感到，单纯的军事进攻已不可能将起义镇压下去。于是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四），第 435 页。
 又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以金钱和官爵收买了起义军首领吴陇登，先后诱擒了
吴八月和石三保，使这次起义遭到重大损失。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清廷迫于当时的形势，
假意与苗民言和，却集中力量围剿石柳邓。十二月，石柳邓在一次战斗中头
部受重伤，不幸牺牲。但起义军依然未向清廷屈服，继续坚持反抗斗争。清
廷转而在苗民居住区大量建造碉堡，设立关卡，召募乡勇，一直到嘉庆十一
年（１８０６ 年）才最终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３．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

乾隆时期，人民的反清起义中，除了王伦起义对清朝腹地略有威胁外，
其余的都在边远地区，对清廷构不上“肘腋之患”。而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
除了在边远地区外，更扩展到清廷的心脏北京。这说明阶级斗争比以前更为
尖锐激烈，清朝的衰败统治已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挽回了。
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　　嘉庆元年，四川、湖北、陕西地区爆发了震撼全
国的声势浩大的红阳教大起义，这是鸦片战争前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
义。在这次起义中，红阳教的两个支派，即以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
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①，起义的
基本队伍是红阳教徒。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在川楚一带活动的收元教首宋之清、齐林等被清廷
查获。接着，清廷地方官吏大肆搜捕红阳教徒，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许多农民弃田逃走，盐户也纷纷失业。六十年冬天，刘之协、王聪儿（齐林
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红阳教主要教首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
“官逼民反”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三月初十同时举行反清起
义，并派人分赴各地准备。这时，在湖北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聂
杰人等因另一头目被捕，于嘉庆元年正月提前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 １ 万余
人。各地纷纷响应，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同年三月，王聪儿、
姚之富、樊人杰、张汉潮等率众在襄阳黄龙垱举行武装起义，进攻襄阳、枣
阳，起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 ５ 万人。四川、陕西两省的高均德、徐天德、王
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苟文明等人也率众响应，一时反清起义风起云涌。
清廷调兵遣将，派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
巡抚曹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但起义军很快蔓延到河南、湖北、四
川三省。嘉庆二年，王聪儿、姚之富等出河南，攻入陕西。三年，他们回至
郧西，为清军所困，跳崖自杀，其余部即与川东起义军结合，继续在各地顽
强作战。同一年，川东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清军诱擒至京处死，其他一些首
领也先后牺牲。但起义军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沉，往往一个首领牺牲，又涌
现出另一个领导人，此伏彼起，领导广大教徒和农民继续斗争。
嘉庆五年，起义军过涪江、嘉陵江，袭击川西，成都震动。嘉庆帝得报
大怒，痛骂四川总督魁伦无能，赐其死。另一支起义军穿过岷山草原，转战
甘肃秦州、岷州。清廷见起义军“愈剿愈炽”，而官军又屡被击败。于是，
一面以大量金钱为诱饵，招募乡勇，驱之为先锋，一面又采取“坚壁清野”、
“筑塞团练”之法，尽驱乡民入塞，断绝起义军的粮饷接济。在激烈的战斗

①
参见许曾重等《刘之协在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清史论丛》第二辑。
中，张汉潮、高均德等壮烈牺牲。冉天元与徐天德、王登廷等会聚四川，后
被清军包围于苍溪，双方开始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决战，结果起义军大胜，歼
毙清军副将以下军官 ２０ 余名。冉天元联合各路起义军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
将主力集中于江油县的马蹄岗，准备用伏击战术全歼德楞泰率领的清军。德
楞泰仅率数十亲兵据守山颠，以为必死，可惜当冉天元率众登山即将活捉德
楞泰的时候，冉天元因乘马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指挥，溃
不成军，转胜为败。
嘉庆六年，川东起义军首领徐天德、王廷诏战死，起义军分散为 ６ 支，
至嘉庆九年陆续被镇压。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县战败，樊人杰和 ５００ 名起义军
战士牺牲，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困，跳崖殉难。
在清廷自诩胜利在望时，潜伏南山老林之中的苟朝九等部起义军，联合
被遣散回籍、谋生无路的乡勇，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忽川忽陕，忽聚忽散，
利用奇袭、埋伏和化装成清军的办法打击敌人。清仁宗诏令额勒登保以钦差
大臣赴陕西，会同德楞泰、杨遇春进剿。直至十年正月，苟朝九战败牺牲。
这次大起义至此失败了。
嘉庆帝亲政之前，一切剿捕起义事宜均由太上皇乾隆帝亲自调度指挥。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帝临死前拉着嘉庆帝的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恨”。
嘉庆帝亲政后，处治了大学士和珅和达州知州、武昌府同知等贪官，将“官
逼民反”的罪责归之于他们，以息民愤。与此同时，他又集中了川、楚、豫、
陕、甘五省兵力，先后又抽调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
兵，火器军资，不计其数，所耗军饷在 ２ 万万两白银以上。嘉庆帝还先后将
没有作战能力和战场失利的督抚、将军等，或处死，或革职充军。他为了瓦
解起义军，亲自撰定《邪教说》一篇，把“习教”和“谋逆”加以区别，声
称习教者只要安静守法，朝廷绝不禁止。这些措施，虽不能马上奏效，但对
起义军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由于起义军比较分散，长时期内没有一个统
一的指挥和军事部署，更没有更高的革命目标，而且内部支派林立，各自流
动作战，结果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
折点。
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的起义　　乾隆中后期，东南沿海渔民在贪官污
吏的敲榨勒索下，无以为生，许多人被迫下海为“盗”。当时，浙江、福建
海面就有凤尾帮、水澳帮等“海盗”组织，从事劫掠活动。
蔡牵，福建同安县人，自幼丧失父母，以弹棉花为业。乾隆五十九年，
福建连年灾荒，他无以为生，遂下海为“盗”。开始时在闽浙洋面倏东倏西，
劫掠商人、富户，不断遭到清军水师的追击。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 年）五月初，蔡牵率众突然袭击厦门的门户大担、二担
岛清军营讯，揭开东南沿海渔民反清起义的序幕。此后，蔡牵运用飘忽不定
的流动战术，不断对清军发起攻击。清廷鉴于蔡牵艇高船大，水师无法靠近，
于是命水师提督李长庚督造大舰，配以重炮，从而加强了水师的实力，屡次
击败蔡牵。
蔡牵屡受重创，认识到单靠流寇主义，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虑，决定夺取台湾，将其作为自己生身立命的基础。于是，他一方
面派人与台湾的反清起义领袖洪老四等人联络，另一方面加紧作战前准备。
嘉庆十年十一月中旬，蔡牵率部在淡水登陆，击败清军。接着，他发布
 文告，称“镇海王”，刊用“王印正大光明”印信，以号召台湾人民。这时，
台湾南北两路起义军在洪老四等带领下纷纷响应。他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攻占了凤山县城，包围了台湾府城和嘉义县城，蔡牵还命令用沉舟填塞鹿耳
门，以阻止清军增援船队的前进。
十一年正月，李长庚率领清军增援船队赶到，蔡牵急忙撤兵台湾府城，
前去迎敌。李长庚占据有利地形，将蔡牵困在北汕。幸风浪将鹿耳门沉船掀
出海面，阻挡了清军行进路线，使蔡牵从容突围，于五月驶回闽浙洋面。在
清军和台湾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洪老四等领导的起义军宣告失败。
此后，蔡牵的反清起义在闽浙洋面又坚持了 ４ 年之久，其间击毙了镇压
起义的刽子手李长庚，给清廷以极大震动。直至嘉庆十四年八月，蔡牵在一
次战斗中，因坐船被清军炮火击中，为不当俘虏而将己船沉于海，从而壮烈
牺牲。这次起义也就彻底失败了。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癸酉年）九月，
京畿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分为京畿和
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两个战场。其中，京畿百余名起义军打进了被称为“固
若金汤”的紫禁城，给予清廷以极大震动。史称“癸酉之变”，或“紫禁城
之变”。
天理教是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和直鲁
豫三省以部分震卦教、离卦教和巽卦教为主的八卦教的联合体，是由京畿大
兴县人林清和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创立的。它的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和小
生产者，也有少量的小地主和下层官吏。起义前，教首林清、李文成、冯克
善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广泛宣传打天下的思想，扬言星象示变，有星射紫
微垣，主兵象，乾坤即将扭转，为起义制造“天意”的依据。嘉庆十七年正
月，他们聚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
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①，并决定，李文成按时在河南滑县起
义，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旗造反后，立即直趋京畿；林清则在京城内响
应，与李文成等里应外合，占领清朝统治中心。
嘉庆十八年八月底九月初，由于滑县天理教徒人多势众，铸造军械机密
失泄，李文成、牛亮臣被知县强克■逮捕入狱。九月初七日，天理教首领冯
克善、宋元成率 ５ 千教徒提前起义，一举攻下滑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
强克■逃到封邱后被迫自杀。接着，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帐后树一面
大旗，上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个大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
帅，又攻下了附近的军事据点桃源、南湖，以及屯粮要地道口镇，与滑县形
成犄角之势。与此同时，河南的浚县、直隶的长垣、山东的定陶和曹县等地
的天理教徒也纷纷响应，起义声势十分浩大。
李文成提前起义，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林清对此
毫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攻紫禁城。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京畿 ２００ 多名
天理教徒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太监接应，
夺门入宫。冲进东华门的 ５ 名起义者，很快即遭擒杀；冲进西华门的 ３０ 余名
起义者，一直打到隆宗门，并企图越墙进入养心殿。这时正在尚书房读书的
皇次子■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闻变戎装上阵，登城垣，以鸟枪射击起义
者。午后，留京的礼亲王昭梿等人带兵由神武门增援，又临时将准备派往滑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县镇压李文成起义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调入宫中，最后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闻讯马上启程回京，并派吏部尚书英和先
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英和回京后，派人逮捕了林清和太监。九月十八日，
嘉庆帝草拟了“罪己诏”，哀叹这次起义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第
二天回京后，又感慨地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①这是
清朝统治中国 １７０ 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
感的哀叹。二十三日，他又在中南海亲自审讯了林清和太监，并处决了他们。
嘉庆帝在镇压京畿天理教起义的同时，惧怕 ８ 年前已被扑灭的红阳教起
义重演，一方面急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扑灭起义烈
火，另一方面把习教和“谋逆”严加区别，借以瓦解起义力量。
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攻击下，直鲁起义军主力
基本被消灭，起义地盘只剩下滑城、道日、桃源，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
了。
十月二十一日，清军击败了道口起义军，冯克善在混战中杀开一条血路，
奔赴山东，企图联络当地教徒以支援起义。不幸，当他走至直隶献县时被知
县逮捕，解往北京处死。十一月二十日，李文成在战略转移中，被清军包围
在辉县西北 ６０ 里的司寨。经过一天的激战，李文成力竭，举火自焚，壮烈牺
牲。十二月十二日，那彦成督兵攻陷了滑城，大元帅宋元成和李文成妻张氏
英勇战死，军师牛亮臣等被俘牺牲。清军入城后，不仅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
阶级报复，而且灭绝人性地滥杀无辜，滑城百姓“惧祸投缳者无虚室，溺死
者无虚井”①，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
滑城的陷落，标志着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的战火最后熄灭了。
陕西岐山三才峡木工起义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陕西岐山三才峡地方爆
发了由万五领导的木工起义。
陕西岐山县地处南山老林地区。自乾隆中期以来，各地破产的农民纷纷
来此开荒度日；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也来此开设木厂、铁厂，用包谷雇佣
工人。嘉庆十八年，岐山一带阴雨连绵，包谷歉收，致使许多木工缺食。他
们在万五的带领下向雇主借粮遭拒绝。于是，走头无路的三才峡木工跟随万
五起义。嘉庆帝得知消息后，急令陕甘总督长龄率 １５００ 人，星夜赶到陕西。
不久，李文成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迅速增调兵力增援长龄。他命令长龄和
清军将领，不准对起义军进行招抚，定要武力镇压，并声言，谁要暗行招抚
之事，就不配作大清国的臣子。嘉庆十九年正月，当万五率起义军转移到周
至县山中时，误入清军埋伏圈，万五被俘牺牲。二月，三才峡木工的反清起
义最后被镇压下去。

４．道光时期的反清起义

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
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
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西之变》。
①
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
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
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赵金龙，湖南永州锦田瑶族人，以种地为生。他与常宁县瑶族人赵福才
“以巫鬼神其众”①，颇为当地瑶人信服。这次起义是由当地瑶族人与天地会
众的纠纷事件引发的。
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
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 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
７００ 余人，在两河口杀死 ２０ 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
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
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
起义军 ３００ 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
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
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
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
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
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
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
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
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
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 ６０００ 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
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　　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 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
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 年）二月，山西
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
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
①
，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
王宁等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
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
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
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
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
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
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
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
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
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折。
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 ３０ 余人全部
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
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
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
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摘
心至祭”。
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
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三）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

１．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的侵略

正当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之时，欧洲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１７ 世
纪中叶，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西欧主要国家陆续建立了资本主义
制度。１８ 世纪初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
了开拓世界市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殖民主义侵略。１７７６ 年，北美
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大为缩小，英国殖民主义者便把目
光由大西洋移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势力也在扩展。罗曼
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推崇西方，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１７１５—１７２５
年），以西方为模式建立了军事制度，用西式武器装备了军队；推行重商主
义，在俄国建立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参政院；推广了西方的
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但在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农奴制度。１７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彼得一世正式将国名定为俄罗斯帝国。１７６２ 年，女皇叶卡特琳娜登基，经帕
维尔一世、亚利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的 ６０ 年间，俄国的农奴制度开始解
体、工业资本出现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促使 １８６１ 年俄国最终废除
了农奴制，形成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
俄国在对外侵略方面不甘心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积极向亚洲扩张。东亚的
日本 １８ 世纪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１８ 世纪后期在许多生产部门陆续出现
了工场手工业，到 １９ 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增加到 ２６７ 家，商人的社会地位
有所提高。天宝年间（１８３０—１８４３ 年），各藩和幕府先后进行了改革。改革
的内容有些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如采用洋枪洋炮、用西洋方式练兵、
发展海洋技术、鼓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创办西式企业。要求进一步改革的
思潮正在发展，最终导致了 １８６８ 年的明治维新。
西欧资本主义和沙俄向亚洲的推进分南、中、北三路。南路是经印度洋、
太平洋向南亚和东南亚推进。首先是英国同法国争夺南亚。１６００ 年英国建立
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工具。１６３９ 年、１６６８ 年、１６９６
年东印度公司分别建立了马德拉斯、孟买、加尔格达三个管区，各设省督管
辖。这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建立的间接统治。１７５７ 年，英国击败了
法国支持下的孟加拉首领西拉杰，扶植了傀儡政权，取得孟加拉 ２４ 县的包税
权，１７５８ 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设立孟加拉管区。１７６１ 年英国把法国在南亚的势
力驱赶到沿海五城。１７６４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荷兰支持下的孟加拉、
敖德、阿富汗联军，巩固了对孟加拉的统治，取得了对敖德领土的统治权。
１７７３ 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将南亚由东印度公司管辖
变为由英国政府管辖，英国政府派总督驻加尔格达，对南亚实行直接统治。
１７８４ 年，英国颁布法令，成立由英王任命的管理局管理南亚行政。英国在南
亚的直接统治最终确立。印度成为英国向东推进的基地。在亚洲的太平洋沿
岸，荷兰和法国分别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１６０２ 年荷兰建立的东印
度公司开始入侵印度尼西亚。１８００ 年，荷兰政府解散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尼
西亚改归荷兰政府直接统治。１８０６ 年，法国拿破仑帝国统治了荷兰，法国势
力延伸到印度尼西亚。被法国推翻的荷兰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帮助英国
占领荷兰的殖民地。法国为了防止英国占领爪哇便任命了驻印度尼西尼总
督。１８１１ 年英国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英荷签订条约，规定荷兰若获得独立便
恢复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拿破仑帝国崩溃，荷兰重新独立，荷兰又
重新取得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菲律宾从 １５７０ 年以来就在西班牙的统治
下，１９ 世纪中期，菲律宾人民不断举行反荷斗争，最终导致美国乘虚而入，
１８９８ 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取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法国把侵略亚洲的重
点放在印度支那。１７７１ 年，越南归仁府西山村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农民
起义。逃往暹罗的越南统治者在法国主教百禄多的诱使下 １７８７ 年同法国签割
让土地、允许法国垄断越南贸易的条约。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大大缩
小之后，便着力扩大在印度支那的统治。１８１７ 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 １７８７ 年
条约，受到拒绝。１８５８ 年法国正式发动了侵越战争，此后逐渐取得了对越南
和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
英、法、俄三国在向亚洲推进的中路极力争夺西亚和中亚。伊朗当西亚
之冲，俄国企图在西亚和中亚扩大领地，法国企图从西亚打开通往印度的陆
路通道，英国想扼制法国从陆路东进，并同俄国争夺南高加索一带。因而，
英、法、俄三国首先展开了争夺伊朗的斗争。１７９７ 年，法国试图同伊朗建立
反英同盟，未能达到目的。１８００ 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不许法国进入伊朗
和波斯湾沿岸。１８０４ 年俄国与伊朗发生战争，１８０７ 年法国与伊朗签约，共同
反对俄英。同年，法伊关系破裂，伊朗又与英恢复谈判，１８０９ 年英国与伊朗
缔约，规定伊朗同法国及一切反英国家断交。１８１３ 年，伊朗战败，俄伊缔约，
伊朗将格鲁吉亚地区割让俄国，俄国海军独享里海海域的制海权。１８２６ 年，
第二次伊俄战争爆发，伊朗再次战败，被迫放弃其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利。
俄国在西亚全面击败了英法势力，逐渐向中亚推进。清嘉庆、道光之际，俄
国势力推进到巴尔喀什湖西岸一带，居住在湖西的许多哈萨克牧民被迫迁徙
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境内。英国在西亚的失利导致其以海路为中心向南
亚东亚推进。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扩大对阿富汗和缅甸等国的侵略。
在北路，俄国凭借地理优势经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独自向中国推
进。俄国一方面制定了占领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军事计划，企图把势力发展太
平洋西岸，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以中亚为基地攫取我国西北地
区的领土。
这种形势表明，在清嘉庆、道光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对中国形成了一
个有缺口的包围圈。俄国占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个包
围圈就更严密了。　１８６８ 年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就完全被资
本主义及其殖民地所包围，中国处在四面临敌的状况。早期最大的威胁来自
俄国和英国。

２．俄国图谋侵占我国领土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从来未打消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条
约墨迹未干，俄皇彼得一世（１６８２—１７２５ 年在位）就确定了抢占黑龙江口的
目标，并打算亲自到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考察。雍正五年（１７３２ 年）签定
《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俄方代表萨瓦建议把中国人清除出黑龙江。雍正十一
年，俄臣郎克从北京返回俄途中就给俄皇提出书面建议：趁中国的准噶尔部
叛乱，不失时机地把俄国边界推向黑龙江。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俄皇政府提
出一个“备忘录”，叫嚷要修改《尼布楚条约》。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 年）俄
皇政府正式向清政府的理藩院提出“黑龙江问题”。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
俄国正式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叶卡特琳娜
上台后，制定了对中国作战计划，成立了对华作战指挥中心“特别军事委员
会”。嘉庆、道光年间，俄国侵华势力主张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叫嚣更为露骨，
还不断地派人到黑龙江流域勘测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论证黑龙江流
域从来不是中国领土等，加紧入侵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西部边界，俄国不断地吞食中国领土。大约在乾隆中叶，俄国边
界向东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至沙宾达巴哈一线，开始同中国接壤。此后，
俄国势力不断向中国境内移动，设标树栅、建房筑屋、开垦耕地、建立渔场。
乾隆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二十八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年），清
朝边防部队多次驱除俄人出境，并采取一系列加强边防措施，将三年一巡的
卡伦改为每年一巡。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俄皇颁布《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
条例》，正式并吞了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北的哈萨克草原，并且扬言继续把
边界向东推进。道光五年，俄国军队闯入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领土，建造
房屋，企图永久驻扎。由于清政府的据理力争，俄军被迫撤离出境。

３．英国企图打开中国国门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被英国视为极大的商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供
应地。英国取得南亚地区的统治权之后就开始寻求打开中国国门之路。英国
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主要工具。雍正、乾隆之际，英国对华
贸易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居于首位。以各国出入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
州的商船计算，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 年）英国商船约占半数，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９０
年）英国商船已占七成。英国从中国主要进口茶和丝织品，而英国的商品很
难打入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因而英国对华贸易连年出现
逆差。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便极力在中国谋取贸易特权。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 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携带英王国书率领 ７００ 多人的使团出使中国。
英国要求中国允许其政府派商务机构常驻北京，允许其在北京建立商馆直接
从事贸易，要中国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各割出一小块地方归其商人居住并存贮
货物，要求对英国商品减税。乾隆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戛尔尼，给予优厚
的礼遇，但拒绝了英国的一切要求。英国的要求没有达到，便寻机占领澳门。
澳门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被葡萄牙以欺骗的手段强行租界，但澳门的主权始终
毫无争议的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嘉庆七年（１８０２ 年），英国借口防止法国
攻占澳门派六艘兵舰停泊在澳门附近，企图寻机进驻澳门。广东地方政府发
现后立即令其出境。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 年），法国吞并葡萄牙，英国借口以
保护澳门，派海军高级将领率 １３ 艘军舰开往澳门海面，公然登陆，分兵占领
澳门各要塞的炮台。他们致书两广总督表示抵御法国，保护英、葡与中国的
贸易，协助中国官军清剿海盗。两广总督明确警告英国：澳门是中国领土，
不是葡萄牙领土，法国胆敢侵犯，自能抵抗，与英军无关。勒令英舰撤离。
英军置之不理，澳门商民惊恐不安，关门停业。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连忙在
海面封锁布防。英军悍然派三艘军舰闯入虎门，闯入珠江，直抵广州。碣石
镇总兵官派水师截断珠江航道，迫使英舰撤出珠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英
军向葡萄牙索要 ６０ 万元军费，然后撤出澳门。从此之后，英军则无视中国主
权，经常派军舰出入虎门海域。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 年）英国再次派使来华，
亦不得要领而归。
 道光初年，美国的对华贸易有所发展，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有力竞争对
手。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 年），英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英王任命律劳卑为贸
易监督到广东，代表英国政府综理各商对华贸易，不久又废除了英国东印度
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从此，中英之间的贸易升格为政府间的交涉。第一
任贸易监督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农历六月抵澳门，他无视中国主权，乘军舰
直抵黄埔内港，又改乘商船不经通报和允许直抵广州。广州当局拒绝交涉，
令其先回澳门，正式履行进入广州的手续，律劳卑拒不接受。广州当局被迫
暂时中断中英贸易。八月初五日，律劳卑率两艘军舰突破虎门炮台直抵黄埔，
蛮横煊耀武力。两广总督卢坤调集水陆诸军封锁律劳卑所住商馆。十九日，
律劳卑中暑生病，英舰被迫退出广州。九月初九日，律劳卑病死澳门。继任
贸易监督鲁宾逊虽不敢在广州海域乱闯，却上书英王，建议不必与中国广州
当局交涉，强行占据珠江口外一小岛做为根据地。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 年）英
国废除贸易监督制度，将驻广东的贸易监督改为驻广东领事。第一任英国领
事义律就任不久就向英国当局建议，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英国的侵华战争
正在酝酿之中，只是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而已。
 五、清王朝的末路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１．资本主义列强频繁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英国政府为实现商业扩张和保护鸦
片贸易，出兵侵华，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
地半封建化的方向转折。
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已有长久的贸易关系。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对
外来工业品的排斥抵抗，加以清政府对中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英国的棉毛织
物及金属制品大都难于找到销路。因而，在正常商品的交易中，英国一直处
于入超地位。以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嘉庆末年至道光初期，中国输
英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即约值 １０００ 万银元。同期英国输华工业品，各项
价值总和，年均不过 ２００ 万左右，只及茶价的五分之一。工业品的输出有限
和贸易上的巨大逆差，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所不容。
于是，英国一方面借助于毒品走私，用贩卖鸦片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状态；
同时采取其它方式，争取中国商品市场的对英开放。
乾隆、嘉庆时，英国政府就两次遣使来华，企图通过谈判使清政府放弃
闭关政策，未能如愿。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 年），英国取消其东印度公司的专
卖权，实行对华“自由贸易”，从而，对打开中国门户有了愈加迫切的需要。
为此，英国政府派律劳卑做驻华商务监督，令其就便寻找机会，再作外交试
探。律劳卑于当年赴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举违反清朝
对外通商成规，遭到拒绝。这次交涉失败，英国资产阶级便纷纷鼓噪战争，
在华英商并向当局提交了武装侵华的具体计划。英国政府也决计诉诸武力，
只是认为尚无适当借口，不得不有所等待。就在此后不久，中国兴起了禁烟
运动。
鸦片作为毒品被西方侵略者输入中国已非一日，但起初数量不大。自从
英国加入这种贸易，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后，英属印度政府制定了大量种植以
对华倾销的鸦片政策，鸦片便潮涌而入。嘉庆时，每年平均已高达 ５０００ 箱，
到鸦片战争前夕，更增至 ４ 万多箱。其结果，不但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
而且导致数以亿计的白银外流，并由此引起银价腾贵、商业停滞、物价上涨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清朝统治也受到极大威胁：官吏兵丁纵私受贿、吸毒成
风，造成官僚机构全面腐化、军队战斗力丧失；白银的流出，致使财政陷入
危机。鸦片祸患到了如此地步，清朝当局不能不考虑制止。经过内部弛禁与
严禁两派的争论，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起，清政府厉行禁烟，并派林则
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领导禁烟斗争。
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 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当时清朝大吏中
少有的为官廉正、又有远见、主张对现实政治有所改革的进步官员，也是禁
烟派的主要代表。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上书痛陈鸦片之害，力主禁烟，为
道光皇帝所接受。及英军入侵，又组织抗战，成为抵抗派的首领。道光十九
年（１８３９ 年）春，林则徐抵达广州，整顿水师，缉查烟贩，以严正果断的措
施，粉碎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阻挠破坏，迫使英美商人交出鸦片 ２ 万余箱
共 ２３７ 万多斤。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６ 月 ３ 日至 ２５ 日），将所缴
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正义壮举，引起全世界注目，是禁烟运
动的重大胜利。
中国政府的严厉禁烟，对英国的打击是至为沉重的。因为，在英国输华
物品的总值中，鸦片占到 ５０％以上。英国靠鸦片贸易掠夺的中国白银，除弥
补逆差之外，每年还有数百万两的余额。所以，尽管内部有人担心，用禁烟
问题作出兵口实，会过分裸露政府的不道德，英国当局还是迫不及待，借此
发动了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自道光二十年五月（１８４０ 年 ６ 月）正式爆发，时断时续，绵延
了两年多。其间，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率官兵奋勇御敌，致
以身殉。广州三元里及江浙等地沿海群众也自发抵抗，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
然而，清廷腐败已久，充斥于政府的，是琦善、奕山等一大批妥协投降势力，
抗战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组织与支持。相反，战事初起，清廷为求罢兵议
和，即将抵抗派的中坚林则徐革职处分。这就注定了战争的失败。因此，人
数不足 ２ 万的英军，得以攻掠沿海、进犯长江。而当英军兵舰逼近南京时，
清政府便彻底屈服，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１８４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
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
款，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香港；赔款 ２１００ 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
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货税须与英方共同议定；废除“公行”
制度，许英商同任何中国商人贸易。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
《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所加条款，影响至巨的有：英人
在华犯法，须交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办理，中国无权判决，这就是所谓“领
事裁判权”；中国如给予其它国家特权利益，应准英人均沾，这就是所谓“片
面最惠国待遇”。
清政府签约求和的先例一开，欧美国家争相而至。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美、法两国仅以恫吓之劳，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
中法《黄埔条约》，除未获割地赔款，得到了同英国一样的侵略权益，并且
各有扩大。诸如美国兵船可任意往来中国通商港口、许法国天主教公开传教
等规定，均为前此条约所未有。这以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借“利
益均沾”名义，取得了各种对华特权。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门户。
从此，西方势力不断深入，把原来独立自主的古老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满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然而，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战后十余年，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除开头二三年有较为明显
的增长，随后即呈迟滞状态。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
国商品的抵抗力顽强坚韧，非一记重炮所能轰毁。此外，英国及其它外商的
鸦片走私日甚一日，中国白银被源源掠走，这也削弱了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
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对华贸易的不景气，是前订条约限制太多所至，因而
希望全面修改，以进一步攫夺侵华特权。
咸丰四年和咸丰六年（１８５４、１８５６ 年），英、法、美三国一致行动，两
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都被拒绝。侵略者自然不甘就此罢休。就在
咸丰六年九月，英国借广东水师在本属中国人所有、为行不法而挂英国国旗
的“亚罗”号船上拘捕海盗一事，蓄意干涉和挑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不久，法国也借口此前天主教神甫马赖私入广西被杀，与英国联合出兵。
英法联军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秋末组成，随即攻占广州，将两广总督
叶名琛俘送印度，而留巡抚柏贵等人作傀儡，实行殖民统治。之后沿海北上，
于咸丰八年四月（１８５８ 年 ５ 月）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分别同英、法及参
与侵略的美、俄专使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二年，英、法代表来华换约时，
因拒走清方指定的进京路线，并以所携舰队袭击大沽炮台，为清朝守军所重
创。于是，英法重组联军，再启战端。咸丰十年九月（１８６０ 年 １０ 月），英
法联军打进北京，肆行抢劫破坏，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一炬化为废墟。清政
府屈辱投降，与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以此结束了历时
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借战争迫签上述条约，获得了一大批新的侵华权利。其中，
《天津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规定有：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营口）、
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
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传教；修改税则，实行世界少有
的低税率；由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北京条约》
除承认以上条约的全部内容，要点还有：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给英国；
赔偿英、法兵费各 ８００ 万两。沙俄获利最多，于享受他国权益之外，还割占
了中国大片领土，这包括：咸丰八年四月（１８５８ 年 ５ 月），逼清朝地方当局
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 ６０ 多万平方公里；通过《北
京条约》，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连同库页岛在内约 ４０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
统吞并；四年后，又据强加于《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逼订《中俄勘分西
北界约记》，霸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４４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河山。
中国主权沦丧，莫此为甚。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不止于中国的丧权失地。由于英法联军的进入
北京，还促使清廷政权发生了利于外国侵略的变动。当时，咸丰皇帝逃到热
河，留其弟恭亲王奕䜣在北京谈判。外国侵略者以咸丰皇帝及其身边的亲信
重臣心存疑忌、不够顺从，对曲意求和的奕䜣刻意笼络和培植，希望清朝大
权能归这类人掌握。咸丰十一年七月（１８６１ 年 ８ 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
遣诏以六岁的载淳继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作摄理朝政的“顾命大臣”。
奕䜣被排除在外。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有极强的权力欲望，想夺取最高统治权，
于是同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奕䜣合谋，于当年九月（１８６１ 年 １１ 月）回到北京时
发动政变，免除八大臣职务，并处死为首的肃顺等三人。所列八人罪状，是
“不能尽心和议”，一开始就表明了慈禧之流向外国侵略者的投靠。政变后，
改原用祺祥年号为同治。奕䜣被任命为议政王，兼掌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　　理
衙门。慈禧与名分尊于自己的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但实权尽操于慈禧之
手。从此，清政府在慈禧掌管下，对外国侵略者予取予求，卖尽国家而不计。
外国侵略者则登堂入室，再无障碍。中国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
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一大关键。
中法战争　从同治末年起，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列
强为分割领土和建立独占性的海外市场，对中国沿边蚕食鲸吞，展开了激烈
争夺。光绪九年到十一年（１８８３ 至 １８８５ 年）由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所引起
的中法战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中最为重大的事件。
法国久蓄并吞越南以入中国西南边疆，进而伸张势力于中国腹地的侵略
野心。同治初期，法国占领了越南南部诸省，之后探明越南北圻的红河可通
航至云南境内，便加紧向北部推进，以实现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同治末
年以后，法军侵入到红河三角洲一带。但由于刘永福所率广西天地会起义军
旧部与越南军民并肩抵抗，侵略者屡受挫折，难于进展。光绪九年，越南王
室内讧，法军于是乘机攻其首都，胁迫越南统治者投降。通过逼签条约，法
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随即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
军队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至此，中法间的直接冲突已经无
法避免。
当越南北部危急时，越南政府曾多次向清廷求助。中国面临着法国入侵
的现实威胁，同越南又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形成的密切藩属关系，论情论
势，都不容中国坐视旁观。这样，清政府派出了部分军队，进驻于越南北圻，
并嘉奖原为政府敌人的刘永福，赏以官衔。但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法
的勇气，无论派兵前还是出兵后，一直未断谋求妥协，致使临敌军将全无斗
志。光绪九年十一月（１８８３ 年 １２ 月），法军发起进攻，除刘永福的黑旗军
以抗战无援致败，驻越清军大都不战而逃。短短二三个月的时间，侵略者就
已逼近中国疆界。
前方清军的溃败，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归罪于奕䜣，撤
换了以他为首的所有军机大臣。随后，将朝堂上不谙军旅、却向喜言战的张
佩纶等所谓清流派人物派赴海防前线。慈禧的举措并非意在抗法，前者出于
政争的需要，后者则为减少求和的阻力。所以，人事变动后的清政府照旧妥
协，于光绪十年四月（１８８４ 年 ５ 月）由李鸿章作代表，订立《中法简明条约》，
承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中国退兵。
条约达成，清政府以为从此事了。但仅过月余，法军即攻击驻在北越谅
山，因未得命令而一时没有撤离的清军，再度挑起战争。这一次，战争扩展
到了中国本土。清政府起初仍无战意，直到这年七月（１８８４ 年 ８ 月），泊于
马尾港的福建水师遭法舰偷袭而全军覆没，才被迫对法宣战。法国舰队进犯
台湾、定海受挫，退据澎湖。在越南北部，战事分东西两路进行。开始，东
路清军节节败退，至次年二月（１８８５ 年 ３ 月），老将冯子才任各军统帅，自
镇南关奋力反攻，一举收复谅山等地。西路黑旗军也大败法军于临洮，夺回
十数州县。法军全线崩溃，震动之大，致令法国内阁倒台。
但军事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谅山大捷之前，清政府已
在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操纵下，派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潜赴巴黎谈判。
及前方奏捷，清政府竟视为求和的绝好机会，就在清军获胜的当月（１８８５ 年
４ 月），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订立停战协定，接着下令撤兵。同年四月（１８８５
年 ６ 月），又由李鸿章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法
国与越南所订一切条约；中法双方勘定中越边界；法国在滇、桂两省得有开
埠通商特权。法国不胜而胜，达到了发动战争的全部目的。
清政府用辉煌的胜利换取屈辱的和约，后果不只是法国势力得以侵入中
国西南，更为严重的，是刺激了所有列强的侵华胃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
国的边疆危机。
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后十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又大举侵略朝
鲜和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以吞灭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确立了武力对外
扩张的基本国策。在为此而炮制的“大陆政策”中，日本定有具体方案，计
划分五期依次征服中国台湾、朝鲜、中国满蒙、全中国、全世界。同治十三
年（１８７４ 年），日本入犯台湾，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虽未得逞，却
利用清政府的颟顸与妥协，吞并了琉球。此后，日本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
通过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和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两次逼订不平等条约，初步
实现了对朝鲜的控制。
朝鲜同越南一样，与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友好藩属关系，中国本应保
护。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搞所谓“以夷制夷”，把欧、美国家一一引介到朝
鲜来。这种引狼拒虎的办法，除为西方势力提供掠夺之便，根本挡不住日本
侵略的深入。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日本策动朝鲜政变未遂，便转而要挟清
政府，于次年（１８８５ 年）订立条约，规定以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
须互相通知。如此约文，无异于肯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为甲午战争
时日本出兵朝鲜预伏了借口。而在此前后，日本已接连制定扩军计划，全力
准备对中国一战。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国王求
援于清政府。日本决定乘机发动战争，于是设置圈套，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
诡称日本“必无他意”①。及少量清军开抵朝鲜牙山，大批日军随即进占汉城、
仁川一带。因起义军很快被朝鲜当局招抚，清政府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
日方拒绝，并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意在激化中日矛
盾，制造决裂。日本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清廷内部就此出现帝后两党分歧。
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主张备战抗敌，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寄望于列强
的干涉。主持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听命于操有实权的后党，一次又一次地乞求
欧美各国调停，直到最后落空，才被迫向朝鲜增调军队，但为时已晚。六月
二十三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于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
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
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其间清政府不失一切机会求和，对抗战始终抱
着消极态度，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失败的结果。战争开始后，入朝鲜
的清军被置于平壤，不筹战守，及日军来攻，将领左宝贵以身殉国，而主帅
却下令撤退，一气逃过鸭绿江。八月十八日的黄海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因经
费被清朝统治者挪用于享受挥霍，成军后再无改进，炮位、航速不及日舰，
战斗中蒙受严重损失，只是由于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士的舍身杀敌，才
给敌舰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此后即奉令移驻威海卫港内，再不准出海，制海
权于是尽归日本。九月末，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连、旅
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及辽南诸多要地。次年正月（１８９５ 年 ２ 月），坐困威
海卫的北洋舰队遭日军围歼，全军覆没。至二月中旬，清军在山海关外溃败，
清政府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降。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
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条款是：１．承认日本对朝鲜的
控制；２．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３．赔偿日本军费 ２ 亿两；４．允
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此外还有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
商埠及给日本最惠国待遇等规定。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二），第 546 页。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恶果。其中割地一项，直接导致列
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沙俄对中国东北久怀领土野心，中日刚一签约，它
便拉拢法国与德国，用中国加赔 ３０００ 万两作条件，逼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随后，俄、法、德三国即为“干涉还辽”勒索“报酬”，分别“租借”了中
国的旅大、广州湾和胶州湾。英国不甘他国争先，同时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
两地。战后不数年，中国沿海港湾就被列强抢占殆尽，沿边乃至内地大部分
领土也被它们分割为势力范围，中国已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其它约款同样影
响至巨。准许外国人在华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外国资本
从此汹汹而入，使中国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更为致命的摧残和打击。而
数额巨大的赔款，既底定了日本后来再次侵华的基础，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
债，从而造成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全面依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后急剧加深的亡国危机，激起中国人
民普遍的反侵略斗争。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
把斗争推向高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以“扶
清灭洋”为口号，矛头主要指向在中国横行不法的外国教会势力，但也连及
帝国主义其它形式的侵略。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首起山东，后
来遍及北方广大省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本质上是仇视的，但因统治
集团内部分歧，所以时“剿”时“抚”，对策摇摆不定。而义和团则得以乘
间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时，仅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就多达十余万人。
清政府不能实力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便合伙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
六年五月（１９００ 年 ６ 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
自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及部分清军的沉重打击。八国集结重兵，进
一步扩大侵略规模。侵略者打进了国门，清廷内部就和战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慈禧太后采纳端王载漪等人的意见，颁诏对各国“宣战”，并下令招集义和
团、“借御外侮”。慈禧太后出此举措，动机别有所在。原来，两年前她通
过戊戌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几次谋废光绪皇帝，都以列强反对而未果。半年
前选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也不为列强所承认。慈禧太后对此已深为不
满，及八国侵华开始，又接到各国要其归政于光绪皇帝的谎报，对列强就更
加怨恨，因而发出上述谕旨，想利用义和团同列强的相抗一抒怨气。如此用
心，预示了真诚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最终会被出卖。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
点。“宣战”上谕刚下，慈禧就派人向外国使馆求和，作出要相机自行剿办
义和团的表示。对当时南方各省督抚拒不执行“宣战”令，伙同帝国主义搞
所谓“东南互保”，清廷则非但不加斥责，反而给予肯定。清政府不是假抗
战就是真妥协，义和团徒以血肉之躯，自然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侵略势头。
先是天津陷入敌手，到七月二十日，北京也被占领。接着，八国联军分路攻
掠，相继侵占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这期间，沙俄还单独出动军队，
抢占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当北京陷落时，慈禧仓皇逃往西安。此前她已向侵略者乞降，亡命途中
又发布严剿义和团的上谕。于是，清军掉转枪口，追随侵略者，将义和团运
动彻底扑灭。但议和谈判并没有就此开始，原因是侵略者之间在要不要爪分
中国等问题上互有矛盾，一时未能解决。直到最后才达成一致，公认以美国
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原则，即形式上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①
。并决定继续维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这样，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
日（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７ 日），清政府同侵华八国及使馆受到攻击的比、西、荷共
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条款是：（一）中国赔款银 ４．５ 亿两，
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 ９．８２ 亿两，以关税、盐税及各地厘金偿付；（二）
在北京东交民巷专设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许外国
军队驻扎，大沽炮台完全拆毁；（三）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
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
《辛丑条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主权一次全面性的大剥夺，
而慈禧太后仅仅因为列强还容许清政府名义上的存在，竟无耻地宣称要“量
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
治中国的工具。

２．清朝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清朝政权　外国列强用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征服了清
朝统治者，成为中国的主宰。而清王朝虽然名目依旧，但性质已改，变成受
侵略者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或乘战胜之威，或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
遇”，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达 ５００ 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全面攘夺中国主权。
它们强割和“租借”了地域广大的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不受中
国管辖的“租界”，实行纯粹的殖民地制度。它们还把持了中国海关，并享
有“协定关税”及在中国修筑铁路、开办厂矿企业、开设银行、发行钞票等
诸多权力，从而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和金融财政，使中国的经
济命脉尽操其手。军事上，它们不但可以派舰任意往来中国的领海、港口与
内河，甚至驻军于京师重地，将清政府置于武力监控之下。而渗入中国各地
的西方传教士，则以种种方式进行奴化宣传，从思想文化上配合列强的侵略。
此外，由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中国的治外法权已被剥夺，外国侵略者
在中国逞凶肆虐、乃至横暴官府，清政府也莫敢奈何。仅此一端，即可见清
政府这时的地位。
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清政府同帝国主义驻华
使团的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公使相继入驻北京。作为侵华
列强的代表，他们以征服者自居，直接控制清政府，随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与
外交。以内政为例，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因案降调，英法
公使竟接连照会清朝当局，提出质问。又比如，清政府颁布一切涉及外事问
题的法律法令，均须事先征得外交使团同意，否则无效。外交使团俨然成了
清王朝的“太上皇”。而清政府一如傀儡，凡事听从摆布。这方面，“蒲安
臣使团”的派遣堪称典型。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清政府首次正式派使节出
访欧、美，组成了所谓“中国使团”。但为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驻华
公使蒲安臣，连左、右协理，也分由英籍和法籍人员担当。蒲安臣率团先到
美国，未经清政府授权，就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条约，许给美国招骗华工、
扩大在华传教等侵略权益。其后到欧洲，又应允保护各国侵华利益的要求。
由此发端，清政府后来的任何重大外交活动，无不有外国人参与和操纵。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00 年），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第 14 页。
 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又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继续维持着反动腐
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阻遏中国社会的进步，镇压
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中国长期处于衰败落后、受人宰割的状态。所以，列强
入侵后的清王朝，尽管政权形式与先前无大差别，而实际上已沦落为帝国主
义的附庸，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政权。
清朝政府买办化的组织机构　与清朝政权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相一
致，清政府的组织机构也不断调整变化。就初期情况而言，主要是下述机构
的增置：
其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是清
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外交机构，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应外国侵略者的要求
设立。清政府以往闭关锁国，无所谓外交，鸦片战争后才被迫同列强建立关
系。但对外交涉事务一直由地方官员兼办，先后委之于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
附加衔名也只是“五口通商大臣”，不具鲜明的外交色彩。这自然不适合外
国侵略的需要。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各国公使进入北京，便敦促清政府
改变这样的外交机制，成立中央一级的专门外交机关，以便于控制清政府。
当时，留在北京的奕䜣为侵略者所驯服，并想乘机同肃顺争权，因而就此奏
报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获得批准，遂有总理衙门之设。
总理衙门的体制仿照军机处，设总理大臣若干，分为三等。首席例从亲
王、郡王等皇族简派，恭亲王奕䜣即为首任领衔大臣。其余或由军机大臣兼
领，或在内阁及各部院满汉大臣中选任。下属办事司员为章京，按满汉各半
的原则，分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及额外章京四级。这些官员都属兼职。
其内部机构，则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和司务厅、档案房。
总理衙门名义上专办外交事务，但实际职权范围极广，举凡订约、通商、
关税、海防、军务、传教、华工乃至筑路、开矿、办厂、通邮等等，无不归
其所管，成了总揽一切“洋务”的总机关。因此，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
原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掌起了很大变化，有的权力削
减，有的形同虚设。就连执掌军国大计的军机处，这时也只管内部事件，实
权远不如以往之大。
总理衙门存在了整整 ４０ 年，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根据《辛丑条约》
的规定，改称外务部。其间它在外国侵略者的操纵指示下，通过签订条约及
其它“洋务”活动，出卖了大量国家民族利益。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曾斥之为
“卖地卖民之店铺”①，就深刻揭露了清政府这一机构的买办性。
其二、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清政府设置的海关机构，名义上从属总理衙门，实际上自
始即由外国侵略者直接掌管，完全独立行事。
早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外国侵略者就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
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次年又强迫上海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由英、法、美
三国领事各派一人做税务司，组成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英方代表总负
其责。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英、法等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迫签条约，规定
中国各口海关“划一办理”、由外国人“帮办税务”，第二年即强令清政府
执行，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成立，当年（１８６１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5 页。
年）便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初在上海，四年后迁至北京。从此，中国海关
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
总税务司署的建制，是内设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及内债
基金处、造册处（设在上海）、驻外办事处（设在伦敦），下属各海关则设
正、副税务司。税务司的身份，本属清政府海关监督的助理，但实际上只对
总税务司负责，且权力远在监督之上。自设税务司后，各口海关本为行政首
长的监督，仅仅掌管“常关”、即内地关税一项，后来并规定，海关附近 ５０
里以内的常关税收，也归税务司所管。
总税务司一职，自设总税务司署那年起，始终由英人赫德一人占据。他
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之久，至死始卸任，时间正是清朝灭亡之年。在任
期间，赫德不但独霸中国海关的用人、行政、财务等大权，为本国及其它列
强的对华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利用清政府对海关收入的日益依赖，
支配中国政治，全面插手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清政府也言听计从，其信任
程度，就连与英国在内的外国侵略者订立条约，都要依靠赫德的“忠告”，
乃至求其协助。中法战争时，清政府胜而求和，就是受赫德直接操纵。于此
可见，总税务司对清政府的影响之大，非列强的外交使团所能比。
除赫德外，总税务司署的科、处主管，各口正、副税务司以及海关所有
其它高级职位，也一律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只能充当不涉机密的一般职员。
海关是一国门户，这种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充分显示出清政府的
半殖民地属性。
其三、南、北洋通商大臣。
与成立总理衙门同一时期，清政府在上海和天津分设南、北洋通商大臣，
简称南、北洋大臣，分别负责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与直隶（今河北）、
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通商、交涉事务。初为专职，后改由两江总督
与直隶总督兼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得此兼差，地位较其他总督优崇，因
而被当时崛起的湘、淮集团所分占，几乎成为惯例。其中，曾国藩及下属湘
系人物连续任南洋大臣近四十年之久。淮系李鸿章则独掌北洋大臣二十八
年，职掌除上述之外，还有招商、电报等诸多全国性“洋务”事项，实权为
南洋大臣所不及。
南、北洋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制度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是所办
事项依例向总理衙门咨商、或由其代陈而已。所以，帝国主义经常同南、北
洋大臣直接交道，通过他们取得侵略特权。这种情况，说明了清政府的买办
化已不限于政权上层，同时也反映出清王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削弱。至袁世凯
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终于形成取代清王朝而继续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北
洋军阀势力。
 （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
全国反清大起义

１．太平天国的兴起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建立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
阶级矛盾加速激化，鸦片战争过去不到十年，就爆发了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凭借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协定关税”等特权，向
中国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日益深重地打击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及农村
自然经济，使广大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农民生计无着。外国对华鸦片走私和
由此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也日呈加剧之势，至道光末年，一两
银价已高涨到 ２３００ 多文铜钱。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弥补战费和赔款所造成的
财政亏空，又于各省普遍增加捐税和浮收，将漕赋丁银陡然翻成原来的数倍。
钱价的下跌和税额的上涨，加以官吏、地主乘机巧取豪夺，使本已困苦不堪
的劳动人民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
人民群众无路可走，只有造反一途。战后九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
租抗粮暴动，仅官方文件记载的就有 ２００ 多起，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广西
存在地主与农民、土著与客家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多种对立，阶级矛盾尖锐而
复杂，又地处偏远，清政府统治比较薄弱，因而成为各地反清斗争的总汇之
区。有长期反清传统的天地会在广西省内广设山堂，湖南、广东的天地会乃
至一些白莲教支派，在起义失利后也转入广西。太平天国兴起前，活跃于广
西的天地会起义队伍多达数十部。但天地会组织散漫，纪律也差，且无明确
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所创立
的拜上帝会，表现出与天地会大不相同的特点，所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
使各地各族人民零星分散的反抗斗争汇聚为大起义的洪流。
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 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幼年受过儒家
传统教育，后以家贫辍学，短时间务农后，做了乡村塾师。他曾四次赴广州
应试科举，都落第而归。这使洪秀全抑郁不满。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
他从一本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中受到启发，创拜上帝教，自称上
帝次子，奉命下凡救世。也是塾师的冯云山首先受其洗礼。他们按不拜祖先、
邪神的教义，打毁村塾的孔子牌位，结果失去了教席。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到广西传教。因洪秀全这时
只是想用宗教改变世道人心，其宣传脱离了穷苦人民的现实要求，因而收效
不大。洪秀全于是返回花县，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
作品，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提出隐含政治、经济以及
男女平等的观念。他描绘了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但对
实现途径，仍归结于个人的修身养性。直到三年后重赴广西，洪秀全才表现
出反清思想。他写《原道觉世训》，将人间君主斥为僭越称帝的“阎罗妖”，
号召人们把它“击灭”，从而为拜上帝教界定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方向。这期
间，冯云山一直在广西活动。他深入到桂平紫荆山，团聚穷苦农民、矿工等
下层群众 ２０００ 多人，于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正式建立了“拜上帝会”
组织，并吸收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作骨干，形成领导核心，
尊洪秀全为领袖。及洪秀全到来，又共同制定十款天条等宗教条规，作为会
众道德与纪律的准则。
拜上帝会臻于完善，影响不断扩大。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势力
已由紫荆山附近州县发展到广东信宜、高州、清远一带。具体的活动也从破
坏神像庙宇，逐步转变为同地主团练的武装对抗。次年夏秋，广西全省遭灾，
饥民成群结队，天地会纷起暴动。洪秀全以起义时机成熟，下令各地会众到
金田村“团营”，编制队伍。天地会及与土著械斗败北的客家人也成批附从。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
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近 ２ 万人，分别组成男营和女营。在最初一年
多的时间里，太平军因领导人偏于保守而处于被动局面。先是在金田周围与
清军苦战八个月之久，洪秀全乘激烈的战斗间隙登基称天王。其后攻入永安
州（今广西蒙山县），又困据半年多。洪秀全在这里颁诏封王，杨秀清、萧
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各领东、西、南、北、翼等王位，西王以下
俱受东王节制。同时制定官制、礼制和军规，并颁行天历，改易正朔。永安
建制使太平天国初步具备了立国规模，但起义刚开始，它就袭用起一整套封
建制度，也催使这个政权过早的蜕变和腐化。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清咸丰二年二月，１８５２ 年 ４ 月），太平军从永
安突围北上，改取流动作战方针，军事上变为主动。攻桂林不克，即北取全
州，冯云山于此役中炮牺牲。此后全军进入湖南，连下道州、郴州等城。继
攻长沙，城未下而萧朝贵负伤身亡，太平军于是绕道而进，攻破益阳、岳州
（今岳阳），获大批船只，将参加起义队伍的水手组成水营。同年底（１８５３
年 １ 月），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部队猛增到 ３０ 万人。随后沿江东下，连克
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十日，
１８５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太平军攻占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
太平天国政权。
湘军的乘势崛起　　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发展，使清王朝很快陷入统治危
机。军费开支浩繁，而国库几近一空如洗，无款可筹。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
八旗和绿营，临敌即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为免遭灭亡，清政府一方面大
事搜刮，用加重捐税、铸行大钱、滥发票钞、推广捐纳、创行勒索商民的“厘
金”制度等种种办法，支撑濒于崩溃的财政。同时采取军事措施，命令各省
在籍官绅举办团练，借以加强对抗太平军的力量。一时间，团练遍及全国。
但团练多属乌合之众，经不得战阵。要与太平军相抗，非组织训练有素的正
规武装才行。清政府穷于应付，无此余力，曾国藩的湘军则就势而起。
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 年），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道光末年官至
侍郎。咸丰二年底（１８５３ 年初），因母丧正在原籍守制，奉旨担任团练大臣，
督办湖南团练。于是借此名义，组建了一支与团练并不相同的地主武装，也
就是湘军。但曾国藩为避自立军队之嫌，名之为湘勇。湘军分为水、陆两种，
同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春初建成。起初人数共计 １７０００ 多，后来编制不断
扩大。湘军的编练略仿明代戚继光成法，具体建制则有下述特点：将领骨干
由曾国藩的同学、师生及同乡、亲友中热心功名的读书人充任，意在使有升
官机会而肯于卖命；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但对象要以山区或偏僻乡间强壮
而落后的农民为主，且需取保具结，以便于控制和指挥；官兵之间有严格的
封建隶属关系，每营士兵只服从所隶营官，全军则尽归曾国藩一人号令。这
种“兵为将有”的制度，一改八旗、绿营兵无专将的旧习，开了清朝兵制改
革的先河，而晚清出现拥兵自雄的地方军阀，也是以此为发端。
 湘军自成军伊始即对太平军作战，并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开头几年里，
由于满族权贵对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还存有戒心，其作用尚属有限。其后随
着形势的变化，湘军日渐为清朝统治集团所依重，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太平天国的发展与政权建设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扩大胜利，
于当年四月（清咸丰三年四月，１８５３ 年 ５ 月）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
林凤祥、李开芳等统率，自扬州出发，经皖北、河南、山西，转入直隶，仅
用五个月时间，就进至天津城郊杨柳青。清廷震动，急调 １０ 倍于太平军的八
旗主力堵截。北伐军后援不继，逐步南撤，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四月（清咸
丰五年四月，１８５５ 年 ５ 月），终以孤军深入而最后失败。
太平军直插清朝心脏地区的北伐，牵制了清军重兵，为西征创造了有利
条件。西征军沿长江而上，很快攻占了安庆、九江、武汉等重要城市。并连
克皖北庐州（今合肥）、桐城等 ２０ 多个州县。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
年，１８５４ 年）春，西征军进入湖南，遭到湘军的抵抗和反击，被迫退至九江。
同年底，石达开率大军西上增援，于湖口和九江重创湘军。乘胜再克武汉，
进军江西。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上半年，太平军集中
兵力，先后击溃了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控
制了长江中下游自武汉至镇江等沿江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大部及
江苏部分地区，军事上达到极盛时期。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太平天国着手政权建设，为此颁布了《天朝田
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这一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
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并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
法，即：田分三类九等，依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无分男女，十六岁以上受
全份，以下者减半。在此基础上，它还规划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案：每 ２５
家组成一社会基层单位，称为“两”。生产和分配都由“两”统一管理。每
户农民既要种田，也要搞家庭副业。收获的农、副产品，除留足食用，剩余
部分一律上交每“两”所设的“国库”。综观上述规定，其平分土地和均匀
贫富的构想，反映了贫苦农民反对压迫、剥削和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但社
会经济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现实，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根本不可
能实现。所以，太平天国实际实行的，基本上还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也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
太平天国建立起军政合一的各级政权机关。其结构分为中央、省、郡、
县四级。县级以上官员都由将领和王、侯担任。县以下，按照太平军的编制
体系把农民及其它群众组织起来，逐级设置官吏，统称“乡官”，一般是由
民众推选。每户出一人为伍卒，无事耕作，有警为兵。这种乡官制度一直持
续到太平天国失败。
经济、文化等方面，太平天国也多有变革。诸如在军队和政府机关、并
一度在天京居民中，实行财产和缴获归公，生活必须品定额配给的“圣库制
度”；在天京取消商品交换，推行手工业官营；改革教育和科举，等等。其
政策一本平等精神，但大都有悖于客观实际。因此，有些规定于颁行不久即
不得不宣布废除，即使保留下来的，也随着太平天国的腐败而名存实亡。

２．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它的领导者们贵为王侯
 将相，依据封建的等级制度而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影
响侵蚀，很快蜕化变质。他们贪于声色，竞逐奢华，并为追求更高的名位和
享受而各结宗派，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终至酿成内部的变乱。
自定都天京，洪秀全即僻处深宫享乐，不理朝政，设有六部的东王府成
了实际总揽一切的最高机关。杨秀清大权在握，又才能出众，为太平天国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于是威风张扬，专横无忌，不仅随意凌虐其它诸王，
而且经常托名“天父下凡”，挫辱洪秀全，致使上上下下，多衔怨恨。太平
天国丙辰六年七月（清咸丰六年七月，１８５６ 年 ９ 月），在西征军取得重大胜
利，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也被解除后，杨秀清自恃功高，欲乘机进一步扩大权
势，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假意应允，密召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
筹商对策。韦昌辉对杨秀清久怀不满，早想取而代之，回京后即杀杨秀清及
其眷属，并屠杀杨部将士 ２ 万多人。石达开因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也险遭
其害，虽本人得脱，但全家都为所杀。石达开自安庆起兵讨韦。洪秀全对韦
昌辉已起忧惧，见石部大军压境，便将韦昌辉及其党羽处死，平息了这场历
时二个月的内乱。
杀韦昌辉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入京辅政。但这时的洪秀全已失去信任外
姓的勇气，又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安王、福王，牵制石达开。石达开恐蹈杨
韦覆辙，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率 １０ 余万精锐部队
出走，初在江西、福建等地活动，两年后远征西南。至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
（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终以孤军流动作战，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由于这次内讧，太平天国失去
了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军事力量也严重削弱。清军乘势反扑，重建江南、
江北大营，围攻天京。湘军则连夺武昌、九江、镇江等地。太平天国在安徽、
江西、湖北、江苏的占领区丢失殆尽，形势顿挫。
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　太平天国因内部分裂而陷于危局，但客观形势尚可
有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迫
使清政府处处分兵，相对减少了对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思图振作，将陈玉
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提拔为各军主将。陈玉成、李秀成协同配合，于太平
天国戊午八年八月（清咸丰八年八月，１８５８ 年 ９ 月）再次击溃清军江北大营，
横扫苏北清军。两个月后，又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使湘军
元气大伤，“全军皆寒”①，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
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夏初，展开天京破围战，清江南大营被一举荡平。太平军
乘胜东征，攻占了江苏、浙江大部分州县。
军事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愈加颓败。洪秀全疑
忌外姓，只重亲族。其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到天京，寸功未立而当即封为干
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主张仿效
西方，虽不合于农民战争的实际，毕竟还算有所识见。至于拥据高位的洪氏
其它亲属，非贪即庸，绝无德才服众之人。异姓将领对此不满，洪秀全便用
滥封王爵以示恩，并借此分散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兵权，以防势力作大。结
果不但上下离心，军队也日益涣散。洪秀全本人则越来越求助于宗教迷信。
但自经天京事变，将士们目睹那些自称上帝之子的领导人互相残杀，对拜上
帝教的信仰已经动摇。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书牍》卷十。
 外部情况也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重要变化。江南大营和江、浙战场
溃败的当年，清廷即改变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态度，由心存疑虑转为完全
依靠，先是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接着又授予
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令其弟曾国荃率部攻安庆，派左宗棠
带兵入浙江，使湘军成为同太平军作战的主干。两年后，曾国藩又派李鸿章
仿湘军兵制建成淮军，开赴上海，成为江苏战场太平军的劲敌。这期间，第
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慈禧一伙以政变上台，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湘、
淮军与外围侵略者联合起来，太平天国面临更为险恶的斗争局面。
自身的败坏和反动力量的加强，决定了太平天国很难再有作为。太平天
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秋，由于李秀成一心经营江、浙，
对陈玉成在天京上游的征战不予配合，湘军攻陷了安庆，直逼天京城下。陈
玉成北走寿州，被叛徒诱捕牺牲。这前后，李秀成率部三打上海，虽给清军
和英、法军队及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以沉重打击，终以天京告急而不得不撤
师回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秋冬，李秀成在天京
外围与湘军苦战，日久无功。此后仅年余时间，包括苏州、杭州在内的太平
天国江、浙占领区，即一一失陷。天京已成孤城，李秀成劝洪秀全“让城别
走”，另图发展。奈何洪秀全已全无进取精神，只想困守。太平天国甲子十
四年六月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６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天京被湘军
攻破。此前洪秀全已经病逝。李秀成突围被俘，在囚笼中写了几万字的供词，
最后被曾国藩所杀。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太平军并没有
就此全部瓦解，其余部依旧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在长江南北继续坚持了四
年的斗争。
太平天国顺乎鸦片战争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起，前后持续了
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省，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无论对清王朝抑或外国侵
略者，都给予了沉重打击，因而，虽以失败告终，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３．太平天国影响下的各地起义

江南的天地会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各族人民为当时的形势
所鼓舞，纷纷揭杆而起，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清斗争高潮。江南各省的天地
会及其支派，就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在南宁起义，两
年后攻占灌阳，建立了“升平天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应太平天国之
约北上，拟与太平军会合。因中途为湘军所阻，又返回广西，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始告失败。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起义，全省
大部分州县的会党都起而响应。起义队伍称“红巾军”，围困广州达半年之
久。次年转入广西，于浔州建“大成国”。六年后失败，余众加入了石达开
部。
天地会系统的起义中，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震动最大。咸丰三
年八月（１８５３ 年 ９ 月），刘丽川率众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州县，并建立政
权，称“大明太平天国”，表示愿归太平天国统辖。上海是五口通商的首要
口岸，也是外国势力的侵华中心，因此，英、法、美等国侵略者立即出面，
直接参与镇压。小刀会坚持斗争十七个月，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初突围，
刘丽川牺牲，部分起义军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
除上述之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也或前或后，都有天
地会不同支派的起义。
北方的捻军起义　捻军是由清代中叶发源于淮北淝水、涡河流域的民间秘
密团体“捻党”转化而来，以破产农民及其它劳苦群众为主要成分。咸丰三
年（１８５３ 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捻党纷起响应。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 年），各路捻军会集安徽蒙城雉河集，推毫州（今毫县）捻军首领张
乐行为盟主，并统一编制，分黄、白、红、黑、蓝五旗，人数共约 １０ 万。从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起，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张乐行初被封为“征北主
将”，后又受封“沃王”。但他们“听封而不听调”，不出境远征，并保有
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种联盟关系。不过，捻军也常
常同太平军联合作战，前述太平军三河大捷，就有捻军的参加。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张乐行兵败雉河集，被俘遇难，捻军陷入困境。
次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率所部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会合，
被推为首领。赖文光依太平军的兵制整编捻军，并易步为骑，使捻军成为一
支约 １０ 万多人的骑兵武装，战斗力大大提高。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夏初，
捻军采用流动战术，将清军八旗主力僧格林沁马队引至山东曹州（今菏泽），
一举全歼。清政府令曾国藩督湘军重兵进剿，也被击败，又改以李鸿章为钦
差大臣，督淮军围击。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秋，捻军突破运河防线，进入河
南，于许州（今许昌）分成东西两部，一部由赖文光、任化邦统带，留在中
原，另一部在张宗禹等率领下挺进西北，往联起义回民。
分军后，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于豫、鲁、鄂、皖之间。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东捻军在湖北大败淮军，但随后遭湘军袭击，退走山东，被淮军围困
于登莱一带。赖文光组织突围失利，于次年初率残部南下，在扬州殉难，东
捻军覆没。西捻军此时正在陕西同左宗棠湘军争战，得到东捻军危急的消息
后，想用攻打北京以解东捻军之围，遂经山西进入直隶。至北京附近，遭清
军围截，被迫南撤。同治七年七月（１８６８ 年 ８ 月），西捻军遭淮军与湘军合
力围剿，溃败于山东茌平。至此，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　太平天国兴起后，西南、西北地区的苗、
瑶、侗、水、彝、回、布依等诸多民族，都发生了反清起义。其中规模和声
势比较大的，则有以下数起。
贵州苗民起义。这支起义军由张秀眉领导，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于贵州
台拱发动后，迅速席卷贵州东南大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十八年。影响所
及，省内其它民族也相继竖旗抗清，队伍多达 ３０ 余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春，苗民起义遭湘军镇压，张秀眉被俘牺牲。
云南回民起义。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起，云南各地回民即纷举义旗抗
清，一年后形成两大势力，分别以马如龙和杜文秀为首。马如龙起义于滇东
南，但他出身官宦人家，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即被招降，成为清政府“以回
攻回”的工具。杜文秀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攻占大理，建立了政权，所到
之处减轻赋税，得到回、汉人民的共同拥护，队伍不断扩大，据有 ５０ 多个州
县。其后多次围攻昆明，因马如龙伙同清军死守，未能攻克。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大理遭清军包围，不久陷落。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而死。
陕甘回民起义。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太平军一部攻入汉中，陕西、甘
肃回民乘势起义，影响及于青海、新疆。及西捻军入陕西，捻、回互为应援，
声势更加浩大。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捻军被扑灭，左宗棠督湘军全力进攻陕
甘。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年）底，金积堡起义军首领投降，部众被湘军悉数杀戮，
孑遗无存。同治十二年十月（１８７３ 年 １１ 月），湘军攻破肃州，至此，陕甘
回民起义全部失败。

４．太平天国打击下的清朝政权变化

清王朝依靠种种力量的支撑，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其推动下的各地各族人
民起义，一时免于灭亡。然而，经过这场农民战争的打击，其统治地位严重
动摇。这不仅表现为原先它所赖以存在的八旗、绿营几被完全摧垮，封建势
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扫荡。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内部的实际权力发生了
转移，汉族地主的权力开始增大，地方权力也明显加重。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前，清朝军权悉由满族权贵掌握，封疆大吏也
多是满人。而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
军队的主干，清朝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由此移易，转到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
表的汉族地主手中。自湘军和淮军建立后，十多年内向各省军营保举的武职，
数达 １０ 余万，仅三品以上者就有 １ 万多。地方军政长官从此也多数改由湘、
淮将领为主的汉人充当，曾氏兄弟、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及李氏兄弟、
张树声、刘铭传等一大批人都以军功而身膺疆寄，先后做了总督或巡抚。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向为地方最高长官，尤其总督一级，依规定综治军
民，职权很重。但事实上，太平天国事起之前，不但各地兵政统由中央管辖，
就是民政、财政和司法，也由直隶于中央的各省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分掌，
督、抚不过起督率作用，不能随意干预。而自湘、淮将领居于督、抚之位，
因手中握有兵权，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起义，又不得不依靠他们，
不敢轻易得罪，这些人便借势扩张权力，把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
权统统把持起来，使原本牵制督、抚权力的两司机构，降同督、抚属员。此
后，督、扰专政成为惯例，既便不是湘、淮将领出身的，也都有权编练军队，
实掌全省军政。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自此破坏。
清朝政权的上述变化，削弱了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也孕育着统治集团
内部满汉之间日后矛盾的深化。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潜伏下清王朝最终覆
灭的危机。
 （三）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

１．洋务势力的形成及其派系兴替

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内优外患，遭到人民起义和外来战争的双重打击。
一些明敏的实力官僚意识到，要维系清朝统治，传统的措施已难奏效，必须
变通办法。通过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对西方
技术的进步有了实际体会，于是提出师法西洋的主张，并大力推行洋务“新
政”。此即后人所称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由来。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䜣、
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
之洞等汉人督抚。这些洋务官僚各握实权，彼此矛盾，分为不同的派系。而
在洋务运动中，各派势力或兴或衰，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
奕䜣为首的满洲系出现最早。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奕䜣等人就搞
起洋务活动，建立了总理衙门。北京政变后，奕䜣因支持慈禧上台而一时倍
获恩宠，掌握了外朝内廷大权。但为时不长，即遭慈禧疑忌，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被加以植党营私的罪名，丢掉了议政王的名位，权势大跌。此后不断受
到慈禧的挫辱打击，政治上已无多大影响。至中法战争时，一切职务都被革
除，终于彻底失势。而满洲系中的其他洋务官僚，较有识见的文祥早死，担
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则平庸无能，所办天津机器局，不久即被李鸿章接管。
因此，左右洋务运动的，主要还是厚拥实力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中，湘系本来最先崛起，但它的扶植者肃顺集团在政变中垮台，
曾国藩为避嫌疑，于消灭太平天国后，将湘军主力大部遣散，从而削弱了自
身势力。湘系内部也不统一，分成曾系和左系两个宗派。曾国藩先后担任两
江和直隶总督，有过较大的权力。但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办理天津教案时，
因杀无辜以媚外，遭朝野非议，不到两年即忧悒而死。至于左宗棠，刚刚办
起福州船政局，就被调往偏远的西北，任陕甘总督十几年，声望、地位始终
没有达到曾国藩那样的高度。相比之下，由湘系派生的淮系首领李鸿章反倒
后来居上。
李鸿章自成体系比曾国藩晚得多，起初只在湘军帮办营务，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 年）奉曾国藩之命组成淮军，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其后湘军大
量裁减，而淮军益加扩充，李鸿章的实力很快超乎曾国藩之上。以此之故，
再加李鸿章因素主对外妥协而为各国所支持，使善于弄权的慈禧太后不能不
另眼相看，大加依重。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不但独据疆臣中职位最尊的直隶
总督二十多年，并兼领北洋大臣、大学士等头衔，清政府的外交、经济、军
事诸大权多归把握。因此，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影响最大，成为前期洋务
运动的实际主持者。
洋务运动后期，淮系势力渐衰，自成一派的张之洞代之而起。张之洞原
属与洋务派相抗的清流派，咸丰十年（１８８４ 年）迁升两广总督，受中法战争
的刺激，思想大变，由清流党人转化为洋务官僚。五年后调到湖北，自此任
湖广总督达 １８ 年之久，期间办厂、练兵、兴学，多有兴革，成了洋务运动的
领袖人物。

２．洋务派的思想体系与活动实践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仿学西方的运动。由于它的推行者们出身经历、
文化素养以及心理性格多所差异，加之其参加者不止洋务官僚，还有知识分
子、商人和买办，对洋务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具体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就
学习西方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洋务派是大体一致的。“借法自强”和“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们共同的理论与口号。
“借法自强”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出发点。洋务派认为，中国自鸦片战
争以来，正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奇变”，处今之世，要想国家“自立”，出
路首在“自强”，外国的态度，全视中国自身的强弱而定；而自强之道，则
在讲求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尽窥其中奥秘，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师其所
能，夺其所恃”①。毫无疑问，洋务运动初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
清朝统治阶级眼前的威胁主要是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起义，因而，洋
务派的“自强”势必包含消弥内乱的动机。但它有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这
也是不可否认的。当然，由于洋务的兴办对外国多有依赖，清政府和大部分
洋务官僚又畏惧外国的强大而遇事妥协，后一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准则。所谓“中学”，指
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至于“西学”的概念，
洋务派一般都以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为限，只有少数人后来扩大了识见
范围，对西方政治表现出一定兴趣。洋务派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
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把维护传统的政治
文化体制作为治国兴邦的根本和基础，而将西学的引进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
手段和工具。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
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三十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
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举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求富”，着力于
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
为起点，到甲午战争时，各地先后建成兵工厂共 ２０ 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
有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
局，以及同治五年、六年、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年）由左宗棠、崇厚、张之洞
分别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这些工厂各被不同的洋
务派系所控制，视如私产，但都属官办，其经费来自国库；产品直接拨给军
队，不投入市场交换；经营管理也沿用官府工业的传统制度，因而具有浓厚
的封建性质。不过，它们引用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雇佣工人劳动，在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中国的近代化不无开创之
功。
在创立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是用近代方
法训练陆军，至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受到震动，开
始筹建新式海军。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清政府计划以十年时间建成北洋、
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先从北洋入手。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三洋海军初具
规模。次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以会办
大臣而握海军衙门的实权，为加强淮系势力，把经费主要用于北洋海军的扩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五），第 119 页。
 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北洋舰队正式编成，拥有舰只 ２５ 艘，内中包
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七艘巡洋舰，在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同军事工业一样，
海军也被洋务官僚各自看成私有，战争中互不应援，福建水师和北洋舰队在
中法、中日战争时的相继覆没，无不受此影响。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军队的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
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鉴于西方国家因工业发达而富强，于是兴办
民用企业以“求富”，借作“求强”途径。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李鸿章
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民用企业由此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所办开矿、
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 ２０ 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除轮船招
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张之洞创办的
汉阳铁厂。这类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少数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就其
性质而言，它们的资金多以私人投资为主，工人自由招雇，产品投放市场，
生产旨在追求利润，所以，基本上已属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但受洋务派“中
体西用”思想的影响，这类企业又带有明显的封建属性，经营管理上的官僚
政治色彩十分浓重。洋务官僚独掌企业支配权，商股无权参与领导；企业运
营须服从清政府的要求；企业营利得向清政府不时“报效”。加上某种企业
一旦建立，洋务官僚往往借官势造成垄断，所有这些，都束缚和阻碍着民用
企业的发展。
出于兴办上述事业的需要，在此期间洋务派还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并
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对传播自然科学和造就科技人材，无
疑是有利的。像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
时所派的留学生。

３．清政府内部关于洋务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顽固派同洋务派的对立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存在一股极端守旧的
政治势力。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满洲贵族为代表，主张维持一切传统
的封建秩序，仇视任何外来的新事物，被人们称作顽固派。洋务派每有兴革，
无不遭到他们的竭力抵制。双方围绕开设天文算学馆和兴筑铁路的斗争，就
是两个典型事例。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奕䜣等人奏请在此前创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
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学，聘请洋员任教。倭仁带头坚决
反对，说立国的根本，不在权谋技艺，而在齐一人心、崇尚礼义。古往今来，
从无凭恃技术而能振起衰弱的。若为求得一点外国末技而令知书识礼之人师
事夷人，将使正气不伸，邪气愈炽，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就会全都归心于外
国，“变而从夷”。他还提出，如果非要学习天文、算学不可，也用不着洋
人教习，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才”①。奕䜣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并
以倭仁既知有此人才为由，上奏让他主持馆事。清政府表示同意，倭仁只得
借故推托。天文算学馆最后算是建立起来了，但由于顽固派的煽惑，报考者
为数寥寥。
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起，洋务派就倡修铁路。顽固派群起而攻，力加阻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第 30 页。
止。他们说修建铁路将破坏田园、庐墓、风水，于民不便，并针对洋务派有
关火车迅速便捷的宣传，提出铁路一旦修通，外国入寇就会朝发而夕至，很
快深入中国腹地，这不啻开门揖盗。双方就此争论了近十年时间，直到光绪
七年（１８８１ 年），李鸿章才修成一条长仅 １１ 公里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
庄）。而通车时，顽固派仍不罢休，竟要禁止使用机车牵引，说是那会震动
山川龙脉，使诸神不宁。其思想之愚昧，于此可见一斑。
清政府内部会有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同慈禧太后的精心操纵是分不
开的。慈禧弄权有术。为维系大清王朝和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力，她一方面依
靠洋务派，允许他们兴办洋务事业；但同时又纵容顽固派攻击洋务活动，使
洋务派不敢随心所欲，以免他们的势力过于膨胀、难以驾驭。同治末年后所
谓“清流派”的出现，就是慈禧有意培植洋务派对立面的结果。当时，慈禧
为限制洋务派，特别是奕䜣为首的一伙，将顽固派代表人物李鸿藻派充军机
大臣。李鸿藻于是借身居高位之便，聚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一批言
官，形成一股政治派别。他们放言高论，讥评时政，斥洋务派为“浊流”，
而以“清流”自命。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就是利用这批人的主战“清议”，
将政敌奕䜣彻底打下了台。及目的达到，慈禧回过头来又一一整治清流党人，
只对转化为洋务派的张之洞另眼看待，保留了他的地位，而其用心，则在用
以牵制李鸿章，以防后者独专洋务大权。李鸿章对慈禧的以上做法深为不满，
以至私下里大发牢骚，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早点亲政，取代慈禧。
海防与塞防之争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起，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清
朝统治集团就加强海防还是加强塞防，展开了一场论争。分歧的双方主要是
在洋务派之间，顽固派则借机大发一通反对洋务的议论。
洋务活动开展未久，浩罕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境内）军事首领阿古柏利
用新疆各地反清起事后的割据混战，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武装入侵，相继
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英、俄两国为使阿古柏变成各自的傀儡，
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争相对其进行拉拢。由于阿古柏更多地倾向于英国，
沙俄便在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年）直接出兵，强占了伊犁。整个新疆面临着被割
裂出去的危险，而日本这时又侵犯台湾，造成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同时告急。
清政府就此讨论，内部争论因之而起。李鸿章是“海防”论的代表。他以海
防、塞防力难兼顾为理由，建议停撤西北各军，将筹边经费移作海防之饷；
并主张放弃新疆，让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的苗瑶土司自成部落，或如越南、
朝鲜那样“略奉正朔”，做为中国的藩属。这种论调，同当时英国驻华公使
对清政府的游说如出一辙。左宗棠代表“塞防”论者，不过，他并不是不重
视海防，而是认为海防和塞防应该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他强烈反对的，是
李鸿章自撤藩篱，拱手出让领土的荒谬之见，认为新疆不复，则会后患无穷，
因而力主全力西征。为此，他还表示不辞艰苦，愿意身当其任。左宗棠得到
文祥等人的支持，最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以上争论情况说明，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左宗棠不同于惯取妥协
态度的李鸿章。事实也是如此。光绪二年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６ 年到 １８７８ 年），
左宗棠亲率大军出师新疆，收复了天山南北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其间英
国为挽救阿古柏的败亡，出面干涉，左宗棠痛加驳斥，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
的严正立场。新疆失地的大部归复，为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提供了有力的保
证。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同持加强塞防之议的曾纪泽与俄国往复辩论，据
理力争，终于改订前此崇厚所签《交还伊犁条约》，新订中俄《伊犁条约》
虽未尽数收回俄国侵占之地，损失毕竟减少了 ２ 万多平方公里。其后经左宗
棠建议筹划，清政府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在新疆建立行省，使新疆与内地
的联系自此更加密切。

４．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变
化。随着洋务企业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突破，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发生。同治
八年（１８６９ 年）上海发昌机器厂改手工为车床，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华侨
商人陈启源于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标志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开
端，差不多是与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同时起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途径，主要是一部分官僚、买办、商人及
地主自办近代工矿企业。以中小型为主的一些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企业
向纯粹商办方向的转化，也占一定比重。此外还有从旧式手工作坊或手工工
场演变为新式企业的，但数量不多，这是因为，在外资打击下，多数手工作
坊和手工工场都遭破产命运。
从同治八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共有 １００ 多
家，大都集中于缫丝、火柴、印刷、面粉、轧花等轻工业及小型采矿业，重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很少。其中，缫丝业在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就比较发达，从
原料、工人、经验各方面都有基础，所以发展最快。尤其广州地区，这一时
期采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厂多达 ６０ 来家，成为民族资本缫丝业的中心。上海也
有这类企业出现，不过，由于这时上海已成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附近江、
浙一带盛产的生丝原料多被外国掠走，因而发展不及广州，机器缫丝厂仅 ６
家而已。
无论哪类民族资本的企业，一般都投资很少，规模不大。大部分企业的
资本是在 １０ 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而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许多
工厂，只是部分程序使用机器，更多的还是依靠手工操作。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加以当时中国社会高
利贷利息和地租剥削率极高，货币持有者对放债和购置土地更感兴趣；中国
自身又缺乏累积社会资金的银行机构，从而使得民族资本在资金来源上十分
短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力量脆弱，自始即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
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外国资本及其在华企业，凭借资金雄厚和技术先进的
优势，加以取得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大量掠夺原料，廉价倾销商品，对中国
民族工业极力打击和排挤。而中国民族工业不仅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上受
到巨大压力，还因技术、资金乃至原料、市场不得不依赖外国，往往被外资
所控制。中国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束缚和摧残也十分严重。甲午战争以前，
商办的私人企业一直未被政府正式认可，并因此而时遭封禁。繁苛的厘捐杂
税，无穷的摊派勒索，更是任何民族资本企业所难以幸免。所有这一切，决
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道路艰难曲折，发展极其缓慢。
资产阶级的产生极其类别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中
国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分为官控
和民营两类，中国资产阶级也就相应地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
个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具有浓厚的买办性
和封建性。控制洋务企业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就是这个阶级的早期代表。
他们恃仗权势，以各种方式吞蚀商股，化官产为私有，并使所属企业享受民
族资本企业不可能得到的特权，由此造成自身资本和财富的迅速膨胀。又借
官势实行垄断，压制和排斥民营企业，从而成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反
动势力。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除前述私营新式企业的各类人，还包括投资
洋务企业的多数“商股”，他们的基本成分也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
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
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
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
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
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
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
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
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无产阶级的诞生与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
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
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
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
即由此诞生。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和
外资企业的增加，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除
码头工人没有统计数字外，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约计 １０ 万。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多集中于沿海少数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汉口、
天津四地，其产业工人约占全国总数的 ８０％，其中上海一地即占 ４６％还多。
不仅集中于大城市，还集中于大企业。光绪二十年时，全国雇工 ５００ 人以上
的中外厂矿有 ３９ 个，雇佣工人共计 ６．２ 万，占了当时全部产业工人的 ６２％。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给工人运动的开展提
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
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无论哪类企业的工人，都是在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
下，以极长的工时而挣极低的工资。不但生活艰难困苦，法律上也无任何权
利保障。大批厂矿普遍实行封建把头制度，企业主们还利用封建的行会、行
帮，对工人严加管制、随意惩罚。其残酷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有其比的。
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
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
的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的阶级。不过，
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它还处于自发状态，没有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
直到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
领导任务。
 （四）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１．维新派的思想渊源与嬗变

早期的维新思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
上政治舞台，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要求变法改革，走资本主义
道路。这一运动的发生，有着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
展的背景。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远在运动兴起之前，是鸦片战争以来进
步的思想家们对中外情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堪称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鸦
片战争时期，有鉴于外国入侵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他们积极了解西方，寻求
强国御侮的途径。其中，林则徐开倡导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主持编译了《四
洲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著名主张，建议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并以此为起点，进而发展民用
工业。而龚自珍以其思想的敏锐和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抨击清
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发出了调整君臣关系、变革用人制度等改良政治的“更
法”要求。他们的这些思想，涉及到维新派关于改变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
义这两大课题，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龚、魏二人，大受后来维新派
的推崇。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提倡的向西方学习，重点是在工艺技术，
而非自然科学理论，更非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吁求改革，主要还是出于巩固
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同维新派的思想又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冯桂芬，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战后不久，他著
成《校邠庐抗议》一书，将中国与西方作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中国不仅在军
事上落后于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如西方之处。由此提出学习
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自办新式工业等一系列主
张。并要求许士民自由上书皇帝，府县以下官员由乡民公举和监督，表现出
一定的民主倾向。冯桂芬在政治上仍属地主阶级改革派，但他的思想比龚、
魏等人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而成为维新派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前奏。他的《校
邠庐抗议》深受维新派重视，戊戌变法前刊布流传甚广。
同治末年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
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
陈炽、汤震、何启、胡礼垣等。这些人，多数是从洋务派及地主知识分子分
化而来，因而开始阶段的思想还有较多的旧痕迹。自中法战争失败起，他们
的认识水平显著变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有了明显的资产阶级特征。这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反对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主张，但识见深浅大不相同。
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注意的，主要是外国进行军事及经济侵略的现实。而早
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则开始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们认识到，外国强加
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规定，以及中国海关由外国人
管理的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剥夺，后患无穷。因此坚决反对不平等条
约，要求谈判修改，取消外国在华的这些特权。
其次，要求变法，全面学习西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内容有二。一是提
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实行“重商”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发展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
要立国自强以抵制外国侵略，最重要的莫过于振兴商务。因此，他们反对清
政府限制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如同西方那样提高工商地位，对民族工商业
力加扶持。二是突破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
治。他们通过中外对比，初步认识到君主专制阻碍着国家的富强，认为昏君
失政、佞臣弄权、草民积怨和民气不振，皆由此出，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则可避免这种种弊端。但他们又不赞成取消君权，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权力偏
下，也有结党营私及遇事推托不决等诸多流弊。因而，他们主张在保留君权
的前提下设立议院，使“君民共主”，以避两极之偏。显而易见，他们所要
的“议院”不过是归属于君权之下的议政机构，而非体现民权的立法机关，
这同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有重大差距。
早期维新思想家刚从旧营垒脱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还重，因而思
想主张多有局限，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而形
成的一股维新思潮，为稍后而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准备。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
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饱受传统儒学教育，年过二十以后
始从《海国图志》入手，涉猎西学书籍，由此获得西方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
的启蒙知识。就对资本主义的实际了解而言，康有为本不如王韬、郑观应等
早期维新思想家。但由于他立志改革，一经接触西学，即致力于变法理论的
研究，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又使自己的活动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性，因此
能够超越前人和同辈，成为维新领袖。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着手撰写《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初稿，其
内容虽主要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代表康有为对现实的主张，但反映出他
已动念于国家的改造。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康有为赴京应会试，第一次
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强邻四逼”的形势，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以挽救国家危亡。这是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开端。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
起，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培养出梁启超、徐勤、麦孟
华等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其间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这两部著作，由此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光绪十七年。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东汉以来历
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概予否定，说成是西汉刘歆为帮新朝王莽
篡汉而编造的“伪经”，与孔子无关，应称“新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
摇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立脚点，促使人们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
据产生怀疑，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理论。
《孔子改制考》于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写成，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刊布。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刻意制造历史根据，把孔子塑造成“托古
改制”的古代改革家，以证明变法维新“合乎古训”、不违圣人之教。进而
借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提出和论证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夏、
商、周三代不同，故都因时变革；而人类社会必然要沿“据乱世、升平世、
太平世”三个阶段，依次演变递进，愈变愈好。他还牵强附会，把据乱、升
平、太平三世，分别指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时代，并强调
当时中国须经维新由君主专制而进入君主立宪的必要。康有为对历史演进的
划分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主张用君主立宪取代君
主专制，这就直接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敬天法祖”的思想。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护身符，并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和根
据，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厚。然而，他
依变法的需要而对儒家经典任意取舍和发挥，在当时又是不可多见的大胆之
举。因此，《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立即在思想界引起
极大震动，并以此而招致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被强令毁版。

２．“公车上书”与维新派群体的结成

以著名的“公车上书”为标志，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
维新派则自此结社“合群”，逐步形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以积极的活
动实践，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
“公车上书”发生在光绪二十年三月末（１８９５ 年 ５ 月初），起因于甲午
战败后《马关条约》的订立。当时，举国沸腾，群情激愤。康有为正在北京
参加会试，于是发动各省应试举人 １３００ 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亲
自起草万言书稿，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指出对日割地赔款将会丧失人
心，导致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就此，他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
张。并特别强调：“改变祖宗成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要求光绪皇帝采取
措施，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发展工商业；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由各省
士民公举“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大政。这些建议，使本来属于封
建士大夫的“公车上书”，带上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虽然这次上书因顽
固派官僚的阻抑未能递达皇帝手中，但被传抄印刷，流布全国，摧动起势不
可挡的变法潮流。康有为也因此而声名大振，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去就职，而是
致力于变法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就在这年六月（１８９５ 年 ７ 月），康有为在北
京刊印《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译介西学，鼓吹变法，意在开
通风气，为建立团体预作准备。次月，由康有为发起、帝党官员文廷式出面，
正式成立了北京强学会，推时任户部主事的陈炽为会长。会员数十人，定期
集会演讲。这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但成员不尽是维新派，一
些政府官员，如洋务派的张之洞、刘坤一及道员袁世凯等，都捐资列名。李
鸿章本想助款参加，因名声不好而未被接纳。英、法、美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具名加入，且为会中活跃分子。强学会的组成，同康
有为的变法理论一样，体现着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此后不久康有为去上海
办强学分会和《强学报》，依旧是借重于张之洞。当然，权势者的支持便于
维新势力的壮大，所以两地的强学会一时颇有声势。守旧势力对此大为忌恨，
时间不长，清政府即以“植党营私”的罪名将强学会查封。
清政府解散了强学会，并没有遏制住维新力量的聚集和维新活动的开
展。相反，维新派以更加高涨的热情鼓荡变法，在全国各地大办学会和报刊、
学堂，到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总数已达 ３００ 余所。其中，这年春天由
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不但定有详细章程，并明确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
权限、领导关系及会员权利，成为一个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全国性
爱国团体，表明维新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开始走向成熟。
在维新派中，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是影响突出的佼佼者，对维新运动
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１７ 岁中举，
后入“万木草堂”就学，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光绪二十二年七
月（１８９６ 年 ８ 月），维新派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
报》，邀梁启超任主笔。他在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
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发挥师说，用进化论观点阐述改革的必要，
一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倡导“兴民权”。他认为，君主专制是中国致弱
的根源，要兴邦图治，必须改行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
的理论和思想，其论著不但内容新颖，而且论调激昂，“笔端常带感情”，
文字也流畅通俗，因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
务报》风靡各地，梁启超也成为名闻天下的政论家和宣传家。
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 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入福州船
政学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接触和研究了西
方社会政治学说。两年后回国，初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后任北洋水师学堂
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
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的南北两大喉舌。这之前，他已在天津《直报》
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
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
随后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用加按语
的办法，引伸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指出中国处于当今“弱
肉强食”的世界，如不变法图强，将被优胜劣败这一“天演公例”所淘汰，
亡国灭种。此译著陆续刊载于《国闻报》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替代
中国传统的变易观，震聋发聩，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对康有为、
梁启超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 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
庭。青少年时倜傥不羁，鄙视科举，热心西学。中日甲午战败，谭嗣同深受
刺激，主张变法，并在家乡倡办算学馆，开湖南新学之先。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结识梁启超，推服康有为，自称私淑弟子。同年开始撰著《仁学》一书，
书中盛赞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痛揭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罪恶，并
提出了“冲决网罗”的大胆口号。次年到长沙，协助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
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等一批康门弟子主
持和任教。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春，又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倡设全省
规模的南学会，每周集会探讨变法途径；并创办《湘报》，大造变法舆论。
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努力，加上当地官员的倾向进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
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３．戊戌变法的发生与失败

百日维新的出台与戊戌政变的发动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冬，德国
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陡然加剧。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空前高涨。
此前继“公车上书”后，康有为曾于当年连上两书，因无结果，对上书本已
冷淡。这时以局势紧迫，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劝其仿效日本，
速行变法，并出言尖刻，指出若不及时求变，皇上及诸臣非但再想歌舞湖山
而不可得，就连求为长安布衣也无可能。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广泛联络各省
在京官员和士大夫，分别建立粤学会、闽学会等以保本省为名目的地方团体。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用“保国、保种、保教“作号召，组成了前已述
 及的保国会。不久，又借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孔庙事件，发动了有 ２０００
多在京应试举人参加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受这些活动的激励，光绪二十
四年（１８９８ 年）春天，京城及外地一时呈现“人思自奋，家议维新”①的局
面。
维新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有着爱国思想的光绪皇帝受到鼓舞，决心摆脱
慈禧太后的控制，依靠维新派变法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光绪二十四
年初，光绪皇帝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大臣会见康有为，征询
变法意见。之后令康有为具折详奏，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
变政记》进呈。
康有为应诏，随即呈递了名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的上清帝第
六书。书中从“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出发，建议取法日本、全面改
革，并提出三条纲领性变法措施，即：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
取万国之良法；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
度重新商定；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开制度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依康
有为的构想，制度局有更张政策、“重立法典”之权，类同立法机关的议院。
制度局之下，中央设法律、税计、工务、农商等十二局，地方则按道、县分
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新政执行机构。康有为这时不再提向所坚持的设议
院、立宪法等主张，主要是鉴于守旧势力太大，不得不有所改变。
在康有为上第六书前后，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表现得十分张狂。
他们大骂维新派是“乱成法”的叛逆，要求处死康有为，甚至发出“宁可亡
国，不可变法”的反动叫嚣。保国会刚刚集会三次，就因荣禄等人以杀头究
办会员相威胁而无形消散。光绪皇帝要军机大臣就开制度局拿出实施办法，
守旧官僚们向慈禧太后请旨，公然抗命不遵。后党顽固派的态度指示了风向，
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从而有恃无恐。湖南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就煽动
闹事，冲击南学会，捣毁《湘报》馆，将维新分子逐出省境，致使湖南维新
运动在变法前夕陷于沉寂。洋务派官僚也随风转舵，张之洞发表《劝学篇》，
激烈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
面对顽固派的压力，光绪皇帝依然决定变法，于农历戊戌年，即光绪二
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从
这天起始，变法进行了 １０３ 天，故史称“百日维新”。其间光绪皇帝根据维
新派的提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大批除旧布新的政令，主要内容有：政
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并准各地自由开设学会、报馆；裁
汰冗员，精减行政机构；准旗民自谋生计。经济上提倡商办实业，奖励发明
创造，设立国家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商会；改革财政，编
制国家预算。军事上裁减绿营，精练新军，准备采行征兵制。文教上废除八
股取士，改试策论；改各地书院为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
生。
上述诏令并没有反映出维新派的全部要求，特别是维新派关于开制度局
及停废厘金制度等建议，都未涉及。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不能容。他们对新
政命令或公开抵制，或消极对抗，使变法上谕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代表顽
固派的后党集团，更是自变法伊始就筹谋扼杀变法的政变。四月二十七日，
即变法诏令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谕旨，一是

①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69 页。
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中坚翁同龢开缺回籍，意在割断帝党与维新派的联系，使
光绪皇帝无所依靠；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大员受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借此
使用人大权重归慈禧掌握；三是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
祥、聂士成、袁世凯分掌的北洋三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
对于顽固派的阻抗新政，光绪皇帝进行了反击。七月中旬，他将压制下
属上书的礼部六名尚书、侍郎一并革职，提拔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
四人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机密。这样一来，变法进入高潮，而新旧
两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京、津之间，慈禧和荣禄不断派人往来密谋，废
黜光绪的传言随之而起。政变风声日紧，光绪皇帝密诏维新派筹商对策。康
有为等人无计可想，密奏光绪，请重用在天津小站统带新建陆军的袁世凯。
光绪皇帝依议召袁世凯进见，破格授以侍郎。谭嗣同随后往劝袁世凯举兵救
驾，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结果被袁世凯告密出卖。其实，维新派拉拢袁
世凯的举动早已引起顽固派的警惕，加以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维
新派露有借重其人之意，后党集团更感到政变再不能拖延。因此，在袁世凯
叛卖维新派之前，后党集团已议定政变的最后步骤。八月四日，慈禧自颐和
园赶回皇宫，预为布置。八月六日（９ 月 ２１ 日），正式宣布重新临朝“训政”，
将光绪软禁，并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国，谭嗣同、杨锐、
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百日
维新淹没在血腥恐怖中，新政成果仅存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当
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封建传统又根深蒂固，从而革新与守旧之间
阶级力量的对比相差悬殊，变法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次自上而下
的和平改革，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政治、思想的不成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
戊戌变法在民族危亡关头匆忙出台，准备不足在所难免。但作为变法的
领导者和指导者，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整体规划、统筹安排。而变法期间，短
短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布的变法上谕几近 ２００ 道，既未虑及社会的承受能
力，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也无补救措施，而且步骤零乱，没有主次先后和轻
重缓急之分。结果，一开始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震荡不安，招致各阶层守旧势
力的同时反抗。即以裁汰冗员和政府机构而论，这涉及政治体制和旧有官员
的出路，阻力本来就大，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对被裁人员如何措置又无下文，
致使这批人无论守旧程度深浅，都痛诋变法，站到了后党一边。所以当时人
认为，政变的发生，首先就在于裁官。再比如，数百万旗人久惯寄生生活，
而变法中一纸准旗人自谋生计的规定，骤然取消了他们作为统治民族的这种
特权，不能不引发矛盾，加之康有为提出改国号、易正朔、断发易服、满汉
不分等要求，使这些人大受刺激，因而反应强烈，直至牵动满族统治集团。
仅此一项，就决定了变法必败无疑。康、梁总结变法夭折的原因，都提到“满
汉之争”，殊不知这一情况的引起，同他们自己的思虑不周大有干系。所有
这些，说明长于书斋的维新党人缺少政治经验，即使人数再多，也未必就能
成就变法事业。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
而又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它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但以维新派的奔
走呼号和流血牺牲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把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变法运动
中，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将救亡图存同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改革社
会制度联系起来，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在内容上得到深化；他们所提出的大兴
工商实业、保护民族经济，特别是制定宪法、张大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政
治主张，超过了此前所有改革思想家，从而在更为深刻的程度上促进了民族
的觉醒。
其次，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作用。变法
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以
此为武器，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从
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稍后的事实表
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大都受到过维新思想的启迪。
由戊戌维新开启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最大贡献。

４．维新运动的最后结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以保皇会为组织形式，在“勤王”的名义下，
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策划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维新派政治活动
的顶点，也是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幕。
戊戌政变后不久，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与专程赶来的唐才常共同
拟定计划，准备在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起兵。为此，康有为决定以华侨为对
象，广筹经费。光绪二十五年六月（１８９９ 年 ７ 月），康有为到加拿大，联络
当地侨领，成立起保皇会。保皇会以“忠君爱国”为宗旨，把救光绪同“变
法救中国”紧相联系，符合当时大多数海外侨胞渴求中国进步的要求，因而
发展很快，时日不多即星罗棋布于日本、南洋、美洲、夏威夷、澳洲及香港、
澳门等地，会众多达数十万。康有为等人借此团体大力开展宣传，向华侨劝
捐助饷，到起义失败时，募集资金约 ３０ 万左右。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康门骨干奉命加紧组织国内力量。唐才常负责长
江流域。他联络维新志士，交结会党领袖，于上海成立“正气会”，后改称
“自立会”，并以会党群众为基础，组成“自立军”，又称“勤王军”。与
此同时，负责两广的徐勤等人也以各种途径，网罗了这一地区大部分会党首
领及绿林豪客。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华，康有
为指示借机发难。七月初，唐才常邀集在上海的维新派和社会名流，倡设“国
会”，称“中国议会”，揭出不承认满清政府统治、拥护光绪复辟、实行君
主立宪的纲领。七月中，自立军一支在安徽大通竖旗举事，旋被扑灭。这前
后，唐才常等几次运动张之洞，欲拥其据两湖“独立”。张之洞未置可否，
但到七月底，突然采取行动，派兵包围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捕杀唐才
常等起义领导人。自立军未及全面发动即告失败，两广勤王队伍也悄然瓦解。
这次“勤王”活动的失败，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一大转折。
自此，革命开始取代维新，逐步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维新派也从此分
化，一些人日益转向革命的立场。
 （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与
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

１．清政府的重行“新政”

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了戊戌变法，但时隔两年，她自己也打起“变法”
的旗号。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中得罪了帝国主义，想借此讨
好列强，以便在它们的支持下，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继续维持反动统
治。
光绪二十六年末（１９０１ 年初），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
以清廷名义，发布“变法”上谕。次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
领衔、李鸿章等人参与，作为“新政”的统筹机构。从这时到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清政府采取了多项“新政”措施，兴革较大的，有下述四个方
面：
其一、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首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继而裁撤冗衙，云南、湖北、广
东等巡抚衙门陆续撤销。同时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以整饬吏治。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开始修改律例，取消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
工代罚，或收容习艺。
其二、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宣布“变法”次年，下令裁减绿营、
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在北京设立
练兵处，总掌全国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公所，主管地方练兵。此后制定营
规、营制，确定军制以镇（师）为单位，并规划在全国训练 ３６ 镇新军。这先
后，由袁世凯在天津首发其端，各省相继组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
成立巡警部。
其三、提倡商办实业。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
列商务规章，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并对投资工商业及有发明创造者，分
别等第，给予官衔等奖励。
其四、改革文化教育，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
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期间，
要求各地按省、府、县三级分设大、中、小学堂，并制定了学堂章程，统一
全国学制；还多次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定出奖励办法，无论官费、自费，
学成归国者，一律按学业程度赏以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光绪三十一年
成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
清政府举办“新政”，原意是在维护和加强自身统治。但因以上措施有
不少确具改革性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
的形成。至于清政府的本来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由于清政府为解决“新
政”经费而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各级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
其苦，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新政”的另一个结果，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乘势崛起。这也是清
政府始料所不及的。袁世凯于戊戌变法时卖主求荣，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
随后镇压义和团运动，又为帝国主义所赏识。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李鸿
章死去，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地位虽高于其它疆臣，但这时的实力还不
大。清政府推行“新政”，给了袁世凯迅速扩张势力的机会。次年，袁世凯
奉命参与督办新政事务。不久练兵处成立，名义上奕劻为首，实则袁世凯把
持一切。他就此之便，于光绪三十一年最先练成北洋 ６ 镇新军，而直到清朝
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总共才编成 １６ 镇。袁世凯还广集党羽，安插亲
信，使军政、警政、邮政、路矿等大权尽归北洋，从此成为手握重兵的最大
军阀官僚。袁世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但清王朝日后的命运也为其所摆
弄。

２．“预备立宪”的提出与立宪派的响应

清政府“变法”期间，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它们借清
政府实行“新政”，不但派出大批洋员，在中国军、政、商、学各方面占据
要津，以“顾问”之名而行全面控制；而且疯狂扩大资本输出，掠夺航运、
路矿权利，大量开办工厂，并垄断金融系统，尽操中国经济命脉。与此同时，
列强之间还对在华权益展开了激烈争夺。日俄战争就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
事件。
沙皇俄国于八国联军侵华时趁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虽遭其它列强反
对和清政府的反复交涉，迟迟不肯撤兵，企图永久霸占。这同日本吞并中国
东北的既定政策尖锐冲突。光绪三十年到三十一年（１９０４ 年至 １９０５ 年），
日、俄间终于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进行，日本得英、
美两国支持，最后打败俄国。双方签订条约，沙俄将其在南满特权，包括旅
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满铁路，都转让给日本。腐朽的清政府无视国
家尊严，战争中宣称“局外中立”，战争后又承认俄、日对中国主权的私相
授受。
日俄战争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不同的反响。其中，资产阶级上层的政
治代表们特别看重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普遍认为这个亚洲小国所以能够挫
败欧洲大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立宪制度。从而，他们更加卖力地鼓吹
立宪，并以此积极运动政府有关当局。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洋务官僚和驻
外公使为主的一些人，也就此提出“立宪”的要求和建议。这时候，革命的
风潮激荡不已，清政府无计消除，于是用“预备立宪”的表示，作对付舆论
和革命的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六、七月间，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端方等五大
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作“立宪”准备。五大臣于十一月成行，分赴日本
和欧美国家，半年后回国，提出立宪有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弥内乱三大
好处。经过亲贵重臣的一番争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正式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激起资产阶级上层的极大热情。就在当年十一月
（１９０６ 年 １２ 月），原来的维新名士、壮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联合汤寿潜
（即早期维新思想家汤震）等人，在上海组成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
会”。随后，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广东的丘逢甲等，各在本地成
立了“宪政筹备会”、“宪政会”、“自治会”等同类团体。亡命海外的康
有为、梁启超也倍感鼓舞，立时将保皇会改以“国民宪政会”名目（旋又改
称“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并于次年九月（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在日本建立“政
闻社”，随设总部于上海。这些人大造立宪声势，国内海外遥相呼应，形成
了一个立宪运动。张謇和梁启超影响最大，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
 ３．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举措与结果

名为立宪实则集权的官制改革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际活动，由改
革官制开始。就在发布“仿行宪政”上谕的次日，清廷做出“从官制入手”
的决定。月余之后，首先颁定中央官制，确定设置十一个部，即：外务部、
吏部、民政部（巡警部改）、度支部（户部改）、礼部（太常、光禄、鸿胪
等寺并入）、学部、陆军部（兵部改）、法部（刑部改）、农工商部（工、
商部合并）、邮传部（新设）、理藩部（理藩院改）。此外，三法司除刑部
改法部，大理寺也改为大理院，都察院仍旧。并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和军谘
府。后在宣统年间又设海军部，并改礼部为典礼院。光绪三十三年五月（１９０７
年 ６ 月），变更地方官制，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增置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
分守各道；各省设立审判厅。
官制改革徒有其表，无非将几个旧衙门换以新名，再添设一、二新机构
做些点缀。然而，清政府此举却深怀用心，那就是借此消弱汉族官僚、尤其
汉族地方大吏的权势，加强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官制改革之先，
清廷就规定禁例，对专制统治中枢的军机处照旧保留，不许稍有所改；直关
皇家的宗人府、八旗、太监诸事也不得涉及。至中央官制出笼，清政府口头
上表示各部官员的任命“不分满汉”，而事实上先前各部满汉平分的成例不
复存在，变成了满七汉四，而且，地位重要的外务、陆军、度支等部俱由皇
族亲贵执掌。改革后的地方官制，督抚向有的军、财两权，分别收归于陆军
部和度支部。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实力的汉族大吏如袁世凯等，曾企图仿效
君主立宪模式，对官制做些实质性的改革，意在谋取更大权力，打破满洲贵
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这当然办不到。清政府不但彻底否决了由袁世凯暗中主
使制定、内容包括取消军机处和设立责任内阁的改制方案，还立时打击袁世
凯本人，革去其八项兼差并迫使交出 ４ 镇新军。随后又用明升暗降的办法，
将袁世凯与另一厚拥势力的地方总督张之洞内调中央，使成空头人物。
清政府假“预备立宪”之名而行满洲贵族集权之实，非但未能达到强化
清朝统治的目的，反而使原本追随其统治的汉族官僚产生离心倾向，造成满
清王朝的益加孤立。
不情愿的资本主义法规移植　　清政府对立宪没有诚意，引起了立宪派的
不满。他们一面借报章大发议论，批评清政府的拖延不动，同时联名上书请
愿，要求清政府早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七月（１９０８ 年 ８ 月），预备立宪公
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代表到北京，
发动大规模请愿上书。有的省份，其请愿书上签名者多达 ２ 万人。清政府试
图把立宪派的呼声压下去，拿政闻社开刀，以其内有梁启超等“要犯”而下
令查禁。但立宪派未被吓退，声势反倒越来越大。一些地方督抚和朝廷臣僚
也以各地人心浮动而奏请加快立宪步调。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这年八月
一日（１９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立宪的
预备期限。
《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内容分为“君上大权”、
“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四项。第一项为正文，
其余都属附录。从表面上看，《钦定宪法大纲》许给了臣民某些民主权利，
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财产及居住不容侵犯；还提出了三权分立
的组织形式，这在中国专制制度史上确实不曾有过。然而，大纲的真正立意
所在，是要确保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它的“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有颁
行法律、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总揽司法、统帅军队、宣
战媾和等种种大权。显然，这同君主专制并无若何差别，远不是近代意义上
的宪法。
宪法大纲公布后三个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
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摄政。较之慈禧太后在时，载沣执政后更重集权。
他首先罢黜袁世凯，令其回籍。随后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陆海军大元帅，
派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将军权集中皇族手里。对政府
各部主官也加大皇族比重，使皇室贵胄在中央占了压倒优势。由于此前清廷
曾发过筹设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上谕，载沣虽无心立宪，但不能不虚
为敷衍。这样，“预备立宪”中又有了这两种机构的开设。
各省谘议局同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成立，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张
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
议长。依规定，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行政兴革、预决算、税法、所负义务等
事。但所议事项，须经督抚同意方可生效，也就是只能建言以备采纳，并无
监督和牵制督抚之权，这同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是不能相比的。尽管如此，
谘议局议员由选举产生的方式，立宪派取得议论政治的合法地位，对封建专
制毕竟是一种突破。而且，立宪派利用这一合法机构，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
并发起收回路、矿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缘此而逐步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势力，
都大不利于清朝统治。这些进步的方面，自然是多在清廷意料之外，非其诏
设谘议局的初衷。
资政院于宣统二年八月（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正式成立，由贝子溥伦、侍郎
沈家本分任正、副总裁，共设 ２００ 议席。议员半为钦定，半由各省谘议局推
选。资政院职权有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制定和修改法律、弹劾大臣
等等，貌似资产阶级议会。但同谘议局一样，其议决事项仍须请旨定夺。既
使规定的权力，在载沣为首的满洲亲贵集团压制下也多难行施。不过，因为
立宪派占有半数席位，正、副总裁又不太守旧，资政院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如开议后不时同清廷抗争，支持和发动国会请愿，都给清政府造成被动。

４．立宪派幻想的破灭

宣统元年诏令开设谘议局后，立宪派忙于张罗议员选举，对清廷用漫长
的九年拖延立宪，一时顾不上做出太大反应。及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头
面人物各成议长，便拾续此前做法，再次开展上书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
组织责任内阁。从这年十二月（１９１０ 年 １ 月）到宣统二年九月（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由张謇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请愿。前
两次均告失败，至第三次，资政院参与其间，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政府
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１９１３ 年）召开国会，并立即设
立责任内阁。部分请愿代表就此罢手，其余多数仍不满意，计划继续请愿施
压，因遭清廷禁阻而未成。
宣统三年四月（１９１１ 年 ５ 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旧内阁
和军机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下设十部，各部官员不再称
尚书、侍郎，概用大臣称号。阁员共计 １３ 名，汉族仅得 ４ 席，满族多至 ９
人，其中又有 ７ 人属于皇室，因被称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本想借立宪改变皇室贵族专权，分享政治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
他们又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请愿，要求内阁改组。清政府加以拒
绝，并将请愿代表逐出北京。至此，立宪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一些人开始随
风向而转，投向革命派一边。而清政府则因借立宪而行皇室集权的阴谋充分
暴露，彻底成了举国喊打的孤家寡人。及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再颁较带立
宪意味的《十九信条》，不但无人肯信，而且为时已晚。
 （六）资产阶级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萌动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萌发于维新运动
兴起之际，义和团运动后渐成潮流。而孙中山则是这一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 年），名文，字逸仙，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
化名中山樵，人称中山先生，遂以此为号。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
翠亨村一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在家乡读过三年私塾，１２ 岁投奔侨居檀香山的
大哥孙眉，在那里的英、美两所教会中学读书五年。之后相继求学于广州、
香港，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于香港雅丽医院的西医书院毕业后，即在澳门
和广州行医。
孙中山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又生逢列强侵入、清廷腐败的时代，
求学时期就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中法战争前后，他与同窗密友时发反对
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赞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并以“洪秀全第二”自许，
表现出一定的反清倾向。不过，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就其基本思想来说，
还没有超出维新派的范畴。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夏，他曾通过郑观应、王
韬等人的帮助，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不涉民主要求的“人能尽其才，地
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项主张，并强调这是“富强之大经，
治国之大本”①，与革命显有距离。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投降妥协
面目很快暴露无遗。面对民族的危急存亡和举国激愤的民情，孙中山终于走
向革命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１８９４ 年 １１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动员关怀祖国命运
的华侨，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
揭示清政府反动昏聩所导致的严重民族危机，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次
年正月（１８９５ 年 ２ 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于吸收会员的誓词
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首次表达了资产阶
级革命派推翻清朝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香港兴中会总部建立当年，孙中山即着手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及清军，
计划于重阳节（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广州起义。因谋事不周，起义未及举
行，就被当局镇压，７０ 多人被捕，兴中会重要成员陆皓东牺牲。这时候，维
新变法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追求进步的人们大都醉心于此，所以这次起义没
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受到通缉，逃往日本，随即转赴檀香山和美洲
大陆，次年（１８９６ 年）又到英国伦敦。抵达伦敦未久，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
使馆派人绑架，准备秘密押运回国，后经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
奔走营救，获得释放。经过这次蒙难，孙中山开始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而
知名于国际。在欧美期间，孙中山认真考察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
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成熟。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孙中山又策划发动了广东惠州
起义。起义由兴中会骨干郑士良负责，以会党为主力。起义军 ２ 万人，在惠
州三洲田打响，沿海岸向厦门方向进发，因粮械无继，血战半月后解散。对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8 页。
这次起义的失败，爱国之士恨其不成，多表惋惜，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运动的
潮向由维新开始转到革命。
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及其向革命的转变　　自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
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新式学校迅
猛增加，出国留学蔚成风气。其中，留学生以赴日本者为最。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留日学生不过 １００ 余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已达 １３００
人，两年后更增至 ８０００ 多。留学欧美的较少，也有数千。至于入国内学堂的，
据对光绪二十九年的估计，不下数万。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接受
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思想日益资产阶级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
分子群体。
与旧式文人不同，新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进步，政
治敏感。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他们满怀救国热情，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
并由此而纷纷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和领导力量。
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起，由留日学生发端，新型知识分子们就开
始建立爱国团体，进行政治性活动。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章炳鳞在
日本倡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
教育会”，已表现出反清革命的倾向，学界风潮也接踵而兴。而继后发生的
“拒法”、“拒俄”运动和“《苏报》案”，则成了大批新知识分子由爱国
而向革命转变的关键环节。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１９０３ 年 ４ 月），广西巡抚王之春用出卖民族权益换
取法国军队镇压会党起义，留日学生和“中国教育会”先后发起集会，通电
抗争。爱国知识分子还就此发表文章，直指清政府是卖国魁首，表示出推翻
清廷的强烈愿望。
拒俄运动紧接拒法运动爆发，同在这年三月，导火线是沙俄拒不按期撤
走八国联军侵华时入占中国东北的军队，并提出扩大侵略的无理要求，从而
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上海各界人士率先集会抗议，北京、湖北、江西
等地学生罢课示威，予以响应。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主张对俄
开战，还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表示愿为国家效命抗
敌。清政府对此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又密令
各省督抚，对回国运动抗俄的学生代表随时查拿处死。爱国而遭压制和迫害，
这使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学生运动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反清成为与
爱国紧相联系的内容。同年四月留日学生黄兴等人组织“军国民教育会”，
就把实行反清的“民族主义”定为立会宗旨，随后并派会员归国策动起义。
拒俄运动后两个月，清政府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苏报》
原系倾向于维新的上海小报，名气平平。及爱国学潮兴起，它挺身支持，刊
文鼓荡，自此为东南学界所注目。稍后蔡元培等成立“爱国学社”，《苏报》
为学社师生提供发表言论的园地，政治倾向益趋激进。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苏报》连续刊载放言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摘登章炳麟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并以大量篇幅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清政府深为忌恨，于这年五月串通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苏报》及爱国学社
一并查封，并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自投监狱，备受折磨，两年后死于狱
中。清政府伙同外国势力摧残进步力量，激起国人义愤，促使更多的爱国志
士趋向革命。
众多知识分子由爱国而走上革命道路，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初步形
成。
革命思潮的传播与革命团体的涌现　　革命派知识分子自始即重视宣传，
于初步形成时期在国内外创办了多家报刊，并编译出版了一批书籍，大力鼓
吹“排满革命”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尤其光绪二十九年起，一些原属维新
派或带有维新色彩的刊物也转向革命，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大有一日千里之
势。在此期间，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和鼓动家，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
即为其中的杰出者。
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 年），号太炎，浙江余姚人。维新运动时曾参与变
法宣传。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反对自立军拥光绪复辟，与维新派彻底决
裂，自此倡言革命排满，不遗余力。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驳康有
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斥责光绪皇帝是“未辨菽麦”的小丑，称
颂革命为改造国家之“良药”，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起了很大作用。
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 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时受维新运动影响，
即关心国事。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留学日本，隔年回到上海，发表《革
命军》，热情讴歌革命，颂扬民主，号召打倒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清王
朝，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提出了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开创“中华共和
国”的主张。此书的问世，对知识界震动巨大，一版再版，销量居革命宣传
品第一。
陈天华（１８７５—１９０５ 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
九年（１９０３ 年）写成《猛回头》、《警世钟》，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
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阐发民主革命的道理，号召各阶层人民共同争取
国家独立，推翻“洋人的朝廷”。这两本小册子采用白话文和说唱形式，不
但深深打动了知识界，在下层群众中也广为流传。
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派在组织上的联系，以新型知识分子
为主的革命团体接连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底（１９０４ 年 ２ 月中），黄兴、
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黄兴（１８７４—
１９１６ 年），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二十七
年（１９０２ 年）以武昌两湖书院高材生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次年参加拒俄
运动，愤于清廷压制爱国，趋归革命，于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到湖南，筹
组革命团体。所创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有会员 ５００ 余
人，建会后即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不久事泄，黄兴亡走日本，组织也未受大
损。同年六月（１９０４ 年 ７ 月），湖北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
“科学补习所”，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成员多为湖北新军中的青年知识
分子。这个团体与华兴会原订同时起事，因后者事败而受牵连，遭到破坏，
但后来“日知会”又在它的基础上成立。同年十月，蔡元培、章炳麟、陶成
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此会成员主要是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及会党，另
有商人、工匠和少数地主士绅。因其成份较杂，内部宗旨颇多歧异，而以排
满复汉占主导地位。除这三个团体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小团体出现于福建、
安徽、江西等省区。所有这些团体各有自身特点，但在反清革命这一根本问
题上存在共同之处。它们的产生与扩大，使革命派日渐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势
力。

２．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革命运动的开展
 同盟会的成立与三民主义的提出　　独立分散的团体形不成强大力量，形
势的发展有待于统一政党的领导。孙中山为此作了积极努力。
自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往来奔波于南洋和欧美各国
间，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强了同华侨、会党和
知识分子中革命派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逐渐被广大革命派所了解，
成了最具号召力的革命领袖。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夏，孙中山自欧洲回到日本，倡议并筹划建立
统一组织，得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和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的赞
同。七月二十日（８ 月 ２０ 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到
会 １００ 多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推孙中山为总理，并组成领导
机构，设总部于东京。同盟会的成员，最初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后来有其他阶层加入，但前一类仍占大多数。
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它的成立，使革命派有了统一
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有力地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年九月（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在《民报发
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思是推翻满族当权的清王朝，
建立汉族当权的统一民族国家。无庸讳言，内中夹杂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
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所针对的，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孙中山曾就此做过解
释，指出反满并非尽灭满族，只是反对祸害汉人的满洲人，说明不同于狭隘
的种族复仇。他还把反满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认为非先推倒满洲政府，
无以避免瓜分之祸，更见其出发点是在争取国家独立。当时，清王朝对内实
行阶级和民族压迫，对外已成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所以，民族主义这一口号
受到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拥护。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也就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制度。中国人民受君主专制的重压几千年，代之以民主共和是历史的
一种进步，因而这一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所设想的民主
共和国只属于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也无实现的可能，这种主
张的提出，仍不失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其基本内容，是用“核定地价”、“涨价归
公”的办法限制对土地的垄断。具体方法是将私人土地划定价格，买卖时如
有上涨，超过原定地价的部分归于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土地国有的办
法。孙中山的本意，是想以此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以避
免革命成功后又发生新的革命，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将创立民国的“政
治革命”同西方国家劳动阶级正在开展的“社会革命”一齐完成。孙中山的
民生主义显然带有浓厚的空想成份，但它表达了对劳苦群众的真挚同情，也
触及到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封建土地问题，因而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
意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详细阐述的比较完备的民
主革命政纲，在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
了巨大作用。但它有重大缺陷，既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从根本上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摧毁整个封建势力，而只重反满。因此，
它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决定了资产阶级最终不能完成反帝
反封建的任务。
革命派对立宪派的论战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
间，革命派同立宪派前身的维新派思想分野不清。戊戌变法之前之后，孙中
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曾两度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谋求联合，只是光
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两派各搞“勤王”和起义时，康、梁同孙中山争夺会
党，并把檀香山兴中会员拉入保皇会，双方组织联系方告中断。但直到光绪
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以前，两派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决裂。其后随着革命思
潮的兴起，两派开始张帜对抗。及至同盟会成立，康、梁保皇会以清廷宣布
了“预备立宪”，益加坚持君主立宪主张而大攻同盟会纲领。革命派组织力
量，全面反击。这样，从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１９０５ 年至 １９０７ 年），
双方各以创办于东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大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要不要排满革命、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及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这三个问题。
首先，立宪派宣称，排满革命会招致国家内乱和外国干涉，要“爱国”
就不应排满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反动腐朽，是中国民变蜂起、遭人
侵略的根源，要爱国就必须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革命派对清政府罪
行和本质的揭露是深刻的，但对关键问题的回答显得十分幼稚。他们提出，
只要把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使之“有秩序”地进行，符合国际法，不搞触
犯外国利益的“野蛮排外”，就可以防止“群众暴动”，避免外国的干涉和
瓜分。这种天真幻想的理论，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对立宪派的反驳也是
无力的。
其次，立宪派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具备行使共和政治的能力，
因而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革 命派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他们以各种事实为例，指出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
国也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有出路。并指出，中国国民才智不下于欧美
民族，只要摆脱专制压迫，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
先进的。
最后，立宪派对同盟会的“平均地权”表示了最为坚决的反对。他们说
土地私有乃天经地义，“土地国有”则违背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会妨
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危及“国本”。革命派驳辩说，土地为生产要素，
不当私有，同为一国之民而土地多寡不均，是“地权失平”，要改变这种不
合理现象，只能靠土地国有政策，也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
性。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旗帜鲜明，但失之于理论混乱，一些人往往把“平
均地权”当作社会主义纲领来宣传，结果被梁启超所抓住，讽刺革命派不识
社会主义为何物。
这场论战，革命派方面阵容强大，革命的宣传又和当时剧烈动荡的阶级
斗争形势相适应，因而占了压倒优势。而立宪派几乎主要由梁启超一人操刀
握笔，很快不支。梁启超两次向《民报》试探言和，均遭拒绝。最后《新民
丛报》停刊，论战随之结束。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第二年起，革命派便开
展武装斗争，接连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等人联络湖南
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的会党，发动了首次起义。起义军以会党首领龚春台
名义发布檄文，宣布起义宗旨是破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这次起
义得到贫苦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清军响应，队伍达 ３ 万多人，攻占数州县
后始被清军重兵镇压下去。
继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六次发动了两广和
云南沿边的起义，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１９０７ 年 ５ 月）潮州黄冈起义，五月
惠州七女湖起义，八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十一月镇南关起义，次年二
月（１９０８ 年 ３ 月）钦州马笃山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基本上都
是依靠会党，群众基础不广，准备也不充分，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所以
旋起旋败。
在同盟会组织一系列起义的这段时间，光复会革命党人也在浙江和安徽
发动了两次起义。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起，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家
秋瑾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组成光复军，并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次
年，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与任职安徽巡警学堂及巡警处的徐锡麟约定同时举
事。五月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失败
后被俘就义。大通学堂以此暴露，秋瑾也被捕壮烈牺牲。次年十月（１９０８ 年
１１ 月），熊成基又率部分新军在安庆发难，事败后只身逃亡。这两次起义与
同盟会都有一定联系。秋瑾本具同盟会身份，熊成基后来也成同盟会员。
以上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一时沉寂。原因是同盟会自成立
以来，就因内部对三民主义纲领意见不同而有所涣散；对孙中山只重南方沿
边起义，原华兴会中的一些人也持异议。随着起义连连失败，同盟会中的派
别矛盾不断加深。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两湖、四川部分同盟会员另组
“共进会”。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等人本来就以原光复会名义单独活动，这
时更闹分裂，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建立光复会总部。其间还几次出现倒孙
风潮，这都分散了组织起义的精力。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斗争形势呈现空前发展局面，孙中山领导下的
革命党人乘机而动，在广州又发动了两次起义。第一次广州新军起义是在宣
统二年正月（１９１０ 年 ２ 月），仓促而发，旋起旋败。第二次即著名的“黄花
岗之役”，宣统三年三月（１９１１ 年 ４ 月）由同盟会负责人黄兴亲自发动，一
度攻占总督衙门，因属单纯军事冒险，最后也失败了。这次起义牺牲 １００ 多
人，多为孙中山调自各省的重要骨干，同盟会领导力量由此大为削弱。但这
些烈士献身理想的壮烈事迹和精神，振奋了全国的人心。

３．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风潮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１０ 年）以后，各地群众自
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展，到宣统时已呈全面高涨的形势。抗捐抗税和
抢米风潮遍及全国，少数民族起义和清军哗变事件也时有发生。反对帝国主
义掠夺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声势最大，往往数省人民一致行动，并
因此而取得了一定胜利。各种斗争的风起云涌，说明全国广大群众已对现实
充满了反抗情绪。一遇适当时机，就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宣统三年四月（１９１１ 年 ５ 月），清政府在成立“皇族内阁”后，颁布了
一道“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随后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
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收回自办的
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重又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这一倒行逆施的卖国行
为，立时触发了整个社会久已积蓄的不满。全国各地，无处不起抗议声浪。
相关四省的各阶层人民尤难容忍，由立宪派发起，纷纷罢市、罢课、罢工，
集会游行，很快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保路运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属四川规模最大，斗争也最为激烈。这年五月（１９１１
年 ６ 月），川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召开会议，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
废约”为宗旨，全省响应。七月初，成都全城罢市、罢课，随即发展为全省
抗粮抗捐，数千万人卷入了运动。立宪派尽力把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
范围，但清政府高压激变。七月中旬，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
人蒲殿俊、张澜等，并枪杀请愿群众，造成震动全国的成都血案。于是矛盾
激化。革命党人乘机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起义，并一度
包围省城。八月四日（９ 月 ２５ 日），主持四川同盟会的吴永珊（吴玉章）等
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革命党人首先突破清王
朝在四川的统治，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　　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势头，使各省革命
党人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而武昌起义的爆发，则成了各省云
响影从的号炮。
在“九省通衢”的武汉，革命派一向活跃，先后出现过不少革命团体。
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以开展新军工作为重点，
但一直是分别活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夏，对在南方起义表示不满的宋教
仁、谭人凤等于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在长江流域起义，于是推动
武汉这个团体商谈合作。不久，文学社和共进会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
文学社的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同时制定了起义
计划，拟于中秋节（１０ 月 ６ 日）发动，后以准备不足延期。但八月十八日（１０
月 ９ 日），起义机关暴露，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离武昌。湖广总督瑞澂
下令按所获名册搜捕党人，形势极其危急。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革命士兵
们自行联系，毅然依议发难。
八月十九日（１０ 月 １０ 日）晚，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
的第一枪，经过一夜战斗，次日一早即占领了武昌城。汉阳、汉口也在两日
之内归于革命士兵掌握。起义进程中，革命士兵们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成立
了湖北军政府，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然而，他们缺乏经验和自信，在
组织政府时，错误地认为非请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领衔不行。于是强行拥立
刚刚杀害过革命党人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作军政府都督，推立宪派首领、谘
议局议长汤化龙当民政部长。这样，革命党人用浴血奋战赢来的政权，轻易
地就被旧势力所捡取。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
作新最先行动，与武昌起义仅隔 １２ 天，就发动起义，占领长沙，成立了军政
府。此后短短一个月，陕、赣、晋、滇、沪、贵、浙、苏、桂、皖、闽、粤
相继宣布独立。到九月末（１１ 月中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总计已有十
四个脱离清廷统治。这些省区的独立不全由起义而来，许多是立宪派与旧官
僚合谋采取应变措施，用独立的名义抢先抓取政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就是更
换衙门的旧牌号，摇身一变而成为军政府都督。即使经过起义的，有的也同
湖北一样，革命党人自动把政权让给立宪派；有的则因革命党人丧失警惕，
在旧势力所搞的政变中将政权失掉。因此，政权真正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
只占少数。这种情况说明，就在革命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已经存在着失败的
危机。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随着各省的纷纷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提到
议事日程。为争夺未来政府的支配权，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形成湖北和
江浙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分别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代表商讨组织中央政府，
但对会议地点和政府所在地问题，一个要在武汉，一个要在上海。最后江浙
集团暂时退让。十月十日（１１ 月 ３０ 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
当时，袁世凯正对武昌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立宪派和革命派内部产生妥协倾
向。所以，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未按规定选举总统，而
议决临时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会议尚未结束，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在江、浙、沪三都督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又改到南京开会。会议对总统席位
仍持原议，决定临时总统正式选出之前，先举大元帅代行总统职务。于是湖
北、江浙两集团又就大元帅人选展开争斗，久不能决。
正当代表会议处于僵局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
袖，革命党人一致同意由其出任总统席位，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因舆论所向，
不得不表示赞同。十一月十日（１２ 月 ２９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
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 １９１２ 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１ 月 ３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
人名单，组成临时政府。１ 月 ２８ 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作为
立法机关。
在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中，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副总统和
九部总长中有六人都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孙中山拥
有最高权力。而且，各部次长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骨干；
加以立宪派和旧官僚多持消极态度，不到职任事，部务实归革命党人。起立
法作用的参议院，同样也为革命派所掌握。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失为一个
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它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帝制
时代的终结。
南京临时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在其存在的三个月中，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文化
教育的法令。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法律化，这是辛亥
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
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成立就暴露出这个阶级的
弱点。对外，它宣布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幻想以
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对内，它很少关心广大农民的利益，尤其没
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种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注定了南
京临时政府的夭折和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

４．革命派的妥协与清朝政权的结束

清政府的挣扎与袁世凯的起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陆军大臣荫
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但北洋军队受开缺后客居漳德的袁世凯暗中操纵，荫
昌指挥不灵。帝国主义者要求起用袁世凯，清廷内部的袁世凯势力也发出同
样的呼声。摄政王载沣被迫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到前线督师。袁世凯为
借势谋取军政大权，以两年前被载沣罢官的同样理由，即“足疾”未愈，拒
不受命，继而通过徐世昌，提出组织责任内阁和统掌军权等六项出山条件。
这时，张绍曾、吴禄贞等新军将领发动了“滦州兵谏”，清廷在北方的统治
也露不稳。迫于形势，载沣不得不如袁所请，于这年九月中旬（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初）宣布“皇族内阁”解散，委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另组责任内阁。
袁世凯控制了清政府全部军政大权，立即着手稳定北方局势。先是使人
暗杀新军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并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免职。随
后镇压新军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发动的滦州起义，将王金铭、
施从云和策动起义的革命党人白雅雨杀害。
与此同时，袁世凯使用武力和谈判两手政策，对付脱离清朝统治的南方
政权。他一方面命令北洋军队向革命军猛烈进攻，连陷汉口、汉阳，一方面
又几次派人与黎元洪和黄兴联系，以举他为总统作条件，商讨停战议和。黎
元洪有意投靠袁世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把他看成中国
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希望他转向革命，推倒清廷。于是就有了前述各省代表
会议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的议案。之后袁世凯故意留下一攻即破的武昌不
打，转与南方谈判。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南北议和原拟在汉口举行，因江浙集团的反对，
改在上海。十月初（１１ 月下旬），议和谈判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伍廷
芳和唐绍仪各为南北代表。谈判中，双方就停战、国体等问题讨价还价。在
各国驻上海领事的压力下，停战协议很快达成。而政体一事，究竟采取共和
还是立宪，双方意见难于统一，最后商定由各省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解决。
对于袁世凯来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本无所谓，他所想的只是把国家政权
夺归自己。由于这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大感不快，立即宣布双方所订协议无效，并撤销唐绍仪的代表资格，中断谈
判。为迫使南方就范，袁世凯还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
叫嚣誓死抵抗共和，赞成君主立宪；并令张勋所部向南进攻，威肋南京。
为维护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孙中山主张回击袁世凯，并命将出师北伐。
但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处境极其艰难，也不能真正行施号令。帝国主义对
孙中山为首的这个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还以财政封锁和武装示威催迫南京政
府向袁世凯尽快妥协；南京政府内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张謇为代表，与袁
世凯互通声气，而与孙中山大唱反调；革命党人严重分化，许多人革命意志
急剧衰退，或但求禄位，或走向堕落。一些人不但自己不再革命，还攻击孙
中山“恋栈”、舍不得丢掉总统位置。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让步。此前他
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就向袁世凯致电表示过自己“暂时承乏”、“虚位以
待”之意，这时又电令伍廷芳向袁世凯重申：只要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布赞
成共和，临时政府绝不食言。１９１２ 年 １ 月上旬，汪精卫还代表南方，同唐绍
仪缔结了同样内容的密约。
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实保证，回头即对清廷施压，进行逼宫。１
月 １６ 日，他上奏清廷，请开皇族会议决定“帝位去留”。之后称病不朝，而
阴使不久前狂叫誓死反对共和的那帮将领再度联名通电，要求皇上立即退
位，确定共和政体，并且扬言，如不依此，就率全军将士进京。一部分满洲
少壮亲贵组织“宗社党”，试图抗拒，其领袖良粥不久即被人暗杀。外受革
命党压力，内被袁世凯把弄，清皇室已经无路可走了。
２ 月 １２ 日，在得到保留清帝称号、清帝仍可居住紫禁城、民国政府每年
拨给皇室 ４００ 万元费用等优待条件后，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携小皇帝溥仪在
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的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宣告退位。统治中国 ２６０ 多
年的清王朝，由此寿终正寝。到 １９２４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又废除
清帝年号，将溥仪逐出皇宫。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国家政权落归代表帝国主义
和封建势力的袁世凯。自此，辛亥革命催生的中华民国，就只剩下一块空招
牌。
 六、结　　语

在清代 ２７６ 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

的历史过程。清代前 １９６ 年的历史曾创造了晚期封建社会的繁荣，并最后奠定了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后 ５１
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着被肢解被瓜分的危机。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扼制了西方列强的侵
华野心，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和“立
宪”活动同人民的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他们企图通过所谓“自强”、“自救”
措施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但这一切努力在历史的发展面前只能是徒劳。洋务
运动以后兴起的民族近代工业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兴的阶级。资
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都企图用自己的蓝图来塑造
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维新运动所鼓吹的新思想
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
治，却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继续发展并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新的阶级势
力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些政治力量的发展将
逐渐改变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最终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本
卷提要

《中国清代经济史》论述了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清军入关开始，到宣
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为止，清代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历
程。在这 ２６０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从长期战乱和破败中得到恢
复和调整，以至在乾隆年间出现封建经济的最后一次中兴。然而，中国封建
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其繁盛之极即是其衰微之始，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袭下，
遭到彻底崩溃和瓦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从清
晚期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由此产生。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十
分羸弱，而且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击下，难以得到健康成长，但中国
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伟大进程，从此发轫。
 一、清代经济概述

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１６４４—１９１１ 年），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
在这 ２６０ 多年的时间里，清代经济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清代前期经
济、中期经济和晚期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其间，清代经济经历了由破坏到恢
复，由繁荣到衰落的发展变化。当中国封建经济衰败之际，正是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蓬勃兴旺之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开
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清代晚期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中
国近代以来经济现代化运动的发端。
顺治元年到康熙六十一年（１６４４—１７２２ 年），是清代经济的前期阶段。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由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大胆
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特别是抓住了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关键环节，使清代经济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经
济崩溃中得到恢复和调整，并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由于明末出现的
社会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十分严重，再加上满族取得统治地位后，还要
解决新的民族矛盾，因此，清代建国初期调整和恢复社会经济的时间，较以
往的封建王朝都要迟缓。
从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１７２３—１８４０ 年），清代经济进入它的中期阶
段。由于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代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出现了
清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面，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繁荣局面的取
得，其重要原因，在于清政府在这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在赋税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增
长。“摊丁入亩”赋税制度的改革，是康熙时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
策的直接延续，它从雍正初年开始，直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 年）结束，历
时 ５０ 多年。它简化了税收的手续，按照土地多少征税，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
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状况。“摊丁入亩”是我国封建社
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的改革，它从名义上废除了长达 ２０００ 年的人头税，这是
封建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削弱的标志。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使早
在明中叶就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就在清代经济出现高度繁荣局面的时候，由于封建经济制度的弊端和清
王朝的腐败，土地兼并加剧，清代经济从乾隆嘉庆之际开始，出现由盛而衰
的转变。由于清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清代人口的增长，到了清
代中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人口的
激增，加速了清代经济由盛而衰的过程。当清代封建经济日渐衰微，资本主
义萌芽的成长受到遏制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闭关自守和贫穷落
后的大清帝国，自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进攻的重要目标。他们通过罪恶的
鸦片贸易，把中国一步步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
护贩卖鸦片的特权，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清代的经济从此发生
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清晚期经济从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起，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止。
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以至最后操纵
中国经济命脉的过程；是中国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逐渐解体
的过程；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机器工业的影响下，开始产生并初步发
展的过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进一
步通过财政搜刮等手段，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而太平天国革命，洋务派创办的近
代机器工业，戊戌维新的改革运动，以及一批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
子和进步人士提出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则从不同方面构成了中
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革新力量。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从清晚期开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发生了大规模的解体，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本国资本主义的
产生而不断发展。但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各地
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
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所以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不
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很不彻底。这个时期，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游离出来
的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虽然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没
有导致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
同样，这一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
上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很不
充分，商品市场十分狭小，货币财富积累极不充分，劳动力亦过多剩余。中
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也只有从国家经营开始，跃过工场手工业阶段，直接通过
引进技术的道路产生。走先军事、先重工业，后民用、后轻工业的发展道路。
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虽然在清末中国私
人资本主义有了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挠，始
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破坏与恢复——清前期经济

自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开始衰退。到了明末，由土地兼并而引起的
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危
机的总爆发。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夏，清军入关，镇压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
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满族贵族建都北京后，继续破坏生产力，大肆屠杀人民，在北方实行圈
地，在南方实行“迁海”，使已经破败的社会经济走上了穷途末路的绝境。
清王朝的统治便是建立在这种极度垂危的经济基础之上。残酷的现实使清朝
统治者不能不正视明朝覆亡的教训，他们毕竟是新兴者，有着改革的勇气和
胆量，特别是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
施，尤其是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关键环节，使凋敝的社会经济得
到较快的复苏和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凋敝

１．明末社会经济概况

明中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都有
了新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仍旧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缓慢地前进。受商品生
产发展的刺激，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填充自己的欲壑，疯狂地掠夺土地，从
而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恶性发展。庄田的不断扩大，使得土地急遽集中，
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 年）到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 年），全国赋田数从 ８５０７６２３
顷减少到 ４２２８０５８ 顷，“天下额田，已减强半”①。这种从明朝中叶开始的土
地掠夺，到明末时更为严重，花样更多，手段更加狡猾。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
年），潞王朱翊镠得到景王在湖广等地故籍田四万顷②。天启年间，瑞王常浩
占有陕西、山西等省庄田三万顷③。遂平与宁国两位公主的庄田也在万顷以上
④
。大太监魏忠贤也有土地万顷⑤。缙绅地主占地数量也十分惊人，万历年间，
松江大学士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⑥，江苏、陕西、河南等地也都出现了占
地数千顷，奴仆数百人的大地主。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个
体农民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以至于中小地主的私有土地，被强占为大土地所
有者的皇庄或庄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大量农民破产，江南有的地区
甚至出现了佃农占农户 ９／１０ 的现象⑦。
广大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租佃关系自然相应扩大，而许多非分的经济

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②
《明史》卷一二○，潞王翊鏐传。
③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④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⑤
谈迁：《国榷》卷八十八。
⑥
《民抄董宦事实》，《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长》第 35 册。
⑦
《日知录集释》卷十。
 负担却不断增加。如在苏州府和松江府，明末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 年）相比，
地租最多的提高了两倍。地主利用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权，更加残酷地剥削压
迫佃农，勒租杀害佃农的暴戾行为屡屡发生，不绝于史书。土地兼并愈烈，
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量下降了数倍，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由于自耕农破产，官田制度遭到破坏，大土地所有者又千方百计隐漏赋
役，使得明政府的赋税来源越来越枯竭。明政府为了弥补空额，只有加重赋
役剥削，加派田赋和杂税，再加上地方私派的层出不穷，使得人民无法应付，
社会生产难以为继。始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 年）的“三饷”（辽饷、剿饷、
练饷）加派，除去崇祯八年（１６３５ 年）助饷不计外，三饷前后共征银 １７４５４０６２
两，与当时全国田赋的正额几乎相等。田赋加派之外，明朝政府还加派关税、
盐课并增收“杂项”。杂项的税目十分广泛，包括卫所屯田银、优免丁粮银、
平粜仓谷银、房主税契银、典铺酌分银、抽扣工食银、马夫祗候银以及督抚
公费银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征收，那些地方性的私派，更是多如牛毛。明
政府还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 年）开始，派太监充当矿盐税使，在全国各地
征税，大肆掠夺，使发展中的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
从万历初年起，明朝政府已处于明显的瘫痪状态，再加上明中叶以后商
品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较丰富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在生活
上更加奢侈、淫逸和腐化。仅皇帝的伙食费这一项开支，就从嘉靖时的每年
１７ 万两增加到万历中期的每年 ３０ 万两①。封建统治者为了显示威风大兴土
木，仅皇宫中三大殿建筑工程的采木一项就费银 ９３０ 多万两②。如此巨大的宫
庭开支，是国家财政收入所难以承受的，更加促使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陷入
全面危机的深渊。统治者为了扭转国家的财政危机，必然加紧对人民的疯狂
掠夺，上面提到的田赋加派等赋役剥削的加重，只是其剥夺劳动人民的手段
之一。此外，明对清战争的费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消耗等等，也都转嫁给了
人民。
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政治机构的瘫痪，黄淮长年失修，水患不断发生。
广大农民因为生活日益贫困，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从而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现
象。从万历到崇祯的 ７０ 多年间，全国出现自然灾害年份较严重的就有 ６０ 多
个。如崇祯元年（１６２８ 年）陕北大旱，草木枯焦，灾民争相采食山间的蓬草、
榆树皮和石粉，甚至“煮人肉以为食”，哀鸿遍野，“死者枕藉，臭气薰天”
①
。人祸天灾，迫使广大人民死亡逃散，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明政府的残暴统治，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
绝境。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三月十五日，崇祯皇帝命赵士锦盘点国库，存
银不满四千两，国库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在城镇，曾经极度繁华的市井衰
败。由于明政府的横征暴敛，城镇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手工业生产停
滞，商业萧条的局面。如嘉定的外冈镇，在万历初年时还是“四方之巨贾富
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的“雄镇”，到了崇祯年间则“殆不可为镇”②。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萎缩，商人的减少，商品奇缺，物价腾贵。崇祯年
间各地的米价，比明中叶时上涨了数倍以至百倍。而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亏

①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
②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
①
《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
②
殷聘尹：《外冈志》卷一。
 空，大量发行铜钱，且粗制滥造又促使私钱盛行，结果造成金融混乱，信用
呆滞。城镇人口却由于城镇官僚地主的增加，特别是大量破产农民的流入而
不断增加，致使城镇人口中非生产人口和失业队伍扩大。那些被生活所迫流
入城市的流民，有的卖儿卖女，有的沦为娼妓，依然生活无着。在农村，农
业产量急遽下降，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农民的生活
日益贫困化，到处流离失所，濒临绝境。正是由于全国性的生产萎缩，社会
经济的凋敝，广大人民欲生不得，只有揭竿而起，导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明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撼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２．满族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

满族是原居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的后裔。明中叶以后，他们南迁到开原
以北、浑河上游一带居住。１５ 世纪以后，他们先后进入奴隶社会，从狩猎走
向耕稼，并使用大量奴隶从事生产。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嘉靖三十八年至
天启六年，１５５９—１６２６ 年），满族的奴隶制又向前迈进一大步。１６１６ 年，努
尔哈赤建立后金时，统治区域扩展到 ４０００ 余里，人口增至四五十万，社会生
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这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努尔哈赤统治地区扩
大后，首先是耕地面积扩大了，而开原以东，经浑河、苏子河、佟家江，直
到鸭绿江边，有许多河谷平原，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很适合农业生产。辽
东地区有许多汉民不甘忍受明朝的封建统治，纷纷逃往建州地区谋生。再加
上当时被掠去的汉民，也在后金定居。这些汉民流入后金，带去了先进的耕
作技术，同满族人民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努尔哈赤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积
极推广铁制农具和牛耕，严禁宰杀耕牛，倡导养蚕和播种棉花。因此，建州
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已经比较齐全，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
展。在这个基础上，后金满族社会的手工业也迅速发达起来。他们开始掌握
冶铁和铸造技术①，开采金、银矿，基本上改变了铁器依赖从明朝和朝鲜输入
的状况。手工业中已经有了专业分工①，在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铁匠居住在北
门外，专门制造铠甲，而南门外则居住着制造弓箭的匠人②。纺织业、陶瓷业、
造船业、建筑业、银器制造业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商业贸易随之繁盛。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后，贸易地区和规模逐渐扩大，商品交易取得显著发
展。他通过马市和朝贡扩大与明朝的商品交换，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 年）就在
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③，用人参、貂皮等土特产品，
换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匹、绸缎等生活用品。仅在抚顺马市
一处，按照明朝人的估计，努尔哈赤每年通过人参、貂皮的贸易，获利不下
数万金④。在大量人参进入市场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商品输出，防止霉变，改
进人参的保管技术，采用了“煮熟晒干”的制作方法。随着交换的商品不断

①
参见《满洲实录》卷三。
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②
《筹辽硕画》卷一，奴尔哈赤考。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④
《筹辽硕画》卷三。
 增多和交换区域不断扩大，过去的马市和女真各部落间的狭窄市场被打破，
许多以经商为业的女真商人往来于建州、明朝和朝鲜之间。为了适应商品交
换的迅速发展，努尔哈赤于天命元年（１６１６ 年）开始铸币，称为“天命通宝”，
也叫“天命汗钱”，并在全辖区通行⑤。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满族奴隶制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努尔
哈赤时期，是满族社会由家内奴隶制向庄园奴隶制的过渡时期。随着后金政
权的建立，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的最高统治者，他以奴隶制的国家政权机构八
旗制度进行统治，既统军、又治民，组织整个社会生产。八旗制度是在氏族
公社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牛录是社会生产的基层单
位，按制度规定 ３００ 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汉语
译为旗），其八固山，标以红、黄、蓝、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八种
不同旗色，故称为八旗。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兼有军事、行
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八旗的士兵是各旗的平民，“出则备战，入则务农”
①
，每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②。努尔哈赤统治初期，兵无粮饷，民无
赋税，这种落后的经济制度，难以适应统一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八旗制
度建立后，努尔哈赤改革部落的屯田生产形式，实行牛录屯田和劳役地租。
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 年），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开始
在空地耕种③。两年后，为了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他曾想征收赋税，却又怕
“向国人征粮作贡献，国人必定困苦”，便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
头，耕种荒地，收获粮谷，充实仓库，并任命十六名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
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④。各牛录派出屯田的郁是自由民，生产的粮食交给
官仓，供后金支用。这种屯田的性质，是自由民向后金提供的劳役，显然包
含着封建徭役的因素。
努尔哈赤占领沈阳、辽阳地区以后，后金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为了适应辽沈地区汉族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
地位的情况，改变后金原有的生产方式。天启元年（１６２１ 年，后金天命六年），
即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当年，努尔哈赤便下令实行“计丁授田”制度。将海
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失的土地 ３０ 万日（一日约合土地五亩）收归后金所
有，分给八旗士兵。每一男丁分给田地六日，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其纳
税的办法，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服差役①。对于
辽沈地区的汉族居民，也逐步改革政策，缓和将汉民奴隶化的过程，同样采
取“计丁授田”的方法，将他们编入贵族田庄中进行生产。把一百日土地的
八十日平均分配给十三个男丁自耕自收，维持生计，其余土地则由十三个男
丁共同耕种，收获全部交给庄主，男丁还要服徭役②。在“计丁授田”制度下
面，尽管生产者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通过贡赋形式，征收租赋合一的赋
税及兵役、徭役等，但生产者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有归自己耕种的土

⑤
《清文献通考》卷十三。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八册，第 765 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三。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地，使生产者有可能从生产物中获得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比奴隶制有
了重大的历史进步。
皇太极即位后，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大力促进后金的封建化过程。
天聪初年，皇太极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
不许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十三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八名壮丁编为一庄，
其余汉民，分屯别居，编入民户③。为了进一步削弱旗主贝勒的权力，打击奴
隶制，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皇太极颁发了《离主条例》，明确规定：凡奴
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
制申诉等罪，允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④。所谓离主，就是奴仆与牛录下
人告发主人审实后，按法律制裁主人以应得之罪，而原告可以离开主人，拨
与其他牛录。天聪六年，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强调首告离主
要重事实，反对诬告，又特别规定除了反叛逃亡而对上不忠外，不许子告父、
妻告夫、兄弟同胞相告，即使告实也不许离主。改变了任何人可以相告的传
统，接受了汉族封建伦理观念。《离主条例》成为后金政权打击奴隶主的武
器，许多奴隶也利用这一条例，争取改变自己的地位。许多奴婢因告主属实
转化为农奴，有的则拨与他人为奴。
崇德三年（１６３８ 年），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占领辽东时被俘为奴仆
的人，起到了削弱奴隶制度的作用。皇太极一面削弱奴隶制，扶植封建制；
一面奖励农业生产。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皇太极采取了一些保
护汉民生产的措施，如令满汉分屯居住，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
牛、羊、鸡、豚”等财物①，对缺少耕牛的汉民“给以牛具”，取消以前不许
汉民迁移的禁令等等。同时，皇太极也积极鼓励满族参加农业生产。从天聪
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即三个男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
称为余丁。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供给披甲人的生计，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
给余丁。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即位不久就停止了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为了
提高粮食产量，还实行纳粟赎罪制度，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十分重视农业
生产技术，要求管理屯地的官员讲求“树艺之法”。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
在屯监禁军的庄田中，出现了“私赁田”的封建租佃关系②。
由于后金政权对封建制的扶植和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满族社会
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的农奴制已经基本上取代了奴
隶制，完成了满族封建化的过程。尽管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明朝内地已经腐朽，
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对满族地区而言，却是适应满族社会生产力的
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在满族地区的确立，对清朝能够取代明朝，
并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就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
用。

３．清初社会经济的凋敝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④
《清太宗实录》卷九。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②
《沈阳状启》，载《奎章阁丛书》第一册第五二七页。
 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起义军。在江南各省，清军先后对南明政权和农
民抗清斗争的镇压将近二十年，明末以来的战乱仍在继续。同时，清政府为
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民族高压手段，残暴屠杀人民，严重破坏了社会
生产力。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清军攻破扬州，屠杀十日，死者竟达数十万
人①，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繁华古城倾刻成为废墟焦土。同年八月，清军攻
陷江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内外惨死者 １７２００Ｏ 余人，仅有几十人
幸免于难②。顺治二年，清政府强制推行剃发令，提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
留发”，并以抗拒剃发为口实，残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原来纺织
业极为发达的江南苏、松、嘉、湖、杭等地区，经过清军的洗劫，生产极度
萎缩，城镇严重毁坏，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
清初，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保障八旗士兵的给
养，清王朝在经济上实行了大规模的圈地和投充。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
颁布圈地令，强行圈占民田，将近京各州县的民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
兵丁人等”①。此后，又于顺治二年九月，第二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下令将圈
占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再次下令在顺天、
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 ４２ 府州县内，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
这三次大规模地圈占土地，约占清初圈占土地总数的 ９０％。清初的圈地涉及
州县地区 ８１ 处，北至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至张家口，东北至辽阳、海
城地区，南至德州，北京附近的直隶地区几乎无一幸免。圈地的数量，有人
推算在北京地区约占该地原额民地的 ８２．８％②。全国圈地的总数，因后人所据
材料和计算方法的不同，估计的数字有较大差距。一般在 １５ 万顷到 ２２ 万顷
之间③，而全国耕地面积，到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时仅为 ２９０ 万顷。
圈地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首先在社会上造成了大批流
民，因为圈地令的推行，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满族贵族手中，迫使广大农
民丧失土地，流亡他乡。清军入关后，仅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就达到 ９０００
顷，属于各族王公、宗室的庄田达到 １３３００ 多顷④。其次，被圈占的良田，分
给八旗宗室贵族后，尽管有些土地仍在耕种，但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产
量降低，有些良田则被变成牧场，减少了耕地面积。再次，那些被迫“圈换”
土地的自耕农，由于生产条件恶化，使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随着圈地的大规模进行，许多丧失土地的汉族农民被迫投向满族统治者
为奴，便出现了所谓投充问题。顺治二年，多尔衮多次下令，允许丧失土地
的农民投旗为奴，在允许汉人投充满人为奴的幌子下，实行对圈地人民的掠
夺。投充有两种方式，一是贫民空身投充，二是汉族地主带田投充。清政府
允许满族贵族收投充人，使满洲贵族掠夺土地和占有奴仆合法化，也使大量
自耕农和贫农以及他们的子孙降到世袭奴隶或农奴的地位。仅在直隶一省，
就约有 ６６ 万男丁处于满族贵族的奴役之下①。大量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下

①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②
韩菼：《江阴守城记》。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②
参见雷大受：《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
③
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第 202 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①
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 5 期。
 降，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此外为了防止投充人逃亡，清政府又施行了
严厉的逃人法，又造成许多人员死亡，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破坏。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清政府为了防止郑成功从海上与沿海人民联合
抗清，实行了大规模迁徒濒海居民的政策，即“迁海”。在此之前，福建沿
海少数地区已经采取了迁徙居民入内地的措施。顺治十八年，清政府派出官
员到各省去立界，构筑墙垣，发兵戍守。实行迁海政策的范围，北起河北，
经山东、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边界的距离，山东为离海 ４０ 里，福
建是 ３０ 里，广东则为 ５０ 里。清政府还规定，边界确定之后，限二日内迁走，
过期则派兵驱赶，迁走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
迁海政策的推行，严重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不愿迁徙或误入
界外的沿海居民大批惨死，被迫迁入内地的居民则颠沛流离。大量肥沃的土
地抛荒，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由于文献缺少全面的统计数字，据清人的统
计，仅广东省的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 ７ 府所属 ２７
州县，２０ 卫所沿海迁界并海港岛州的田地，就有 ３１６９２ 顷①。江苏兴化县白
驹场有四座闸口，为防止居民出海，清政府下令填塞，使水利事业遭到严重
破坏②。渔业和盐业也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处在沿海界外的民间集市完全被禁
毁，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年（１６６１—１６８１ 年）的 ２０ 年间，对外贸易全
部中断。所有这些，使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残和阻碍。
清代初期，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民族矛盾尖锐，再加上清政府实行圈
地、“迁海”等弊政，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萧
条的景象。原来富庶的湖广地区，变为“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③。四川直到
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年），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④。中南地区的
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⑤。社会经济状况的凋敝，使当
时的中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使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清朝统治者面临极
度危难的绝境。

①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③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⑤
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奏议》。
 （二）社会经济的调整与恢复

１．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战乱不已，地荒丁亡，生产萎缩，以及由此而来的田赋收入锐减等现实，
使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正视明王朝覆亡的教训。为了巩固政权，维持国家的田
赋收入，不得不适应既成的现实，采取
一些措施来恢复社会经济，调整政策，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条件。
从清世祖福临到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从而使垂危的社会经
济得以复苏和发展。
①调整和改革赋税制度
清王朝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取得的政权，首先
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因为他们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
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只有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才是巩固清朝统治的唯
一途径。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布取消“三饷”加派的命令，并在命令中揭露
和抨击“三饷”加派的严重危害。决定“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
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①，规定赋税的征收，以
万历初年的《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顺治三年，
清政府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修订完成，以此作为征收赋税
的依据。从《赋役全书》的规定来看，与明朝万历时期相比，对农民的剥削
有所减轻。
康熙亲政后，特别是在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以后，进一步采取了有
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 年）开始，清政府以“更名地”的名义，下令将曾为明
王朝藩王的土地，“免予变价”，归种地者所有，即实行“更名田”。原来
这部分明朝藩产，早在明末农民起义期间，已归农民所有。清政府原想把这
项土地分荒、熟“酌量变价”，要求农民购买这些本已归农民所有的土地，
因此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康熙在清除了鳌拜集团之后，下令停止出卖， “将
未变价地亩改为民户”，承认了农民对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土地坐落
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 ８ 省，共有十七、
八万顷，数字十分可观，从事这项土地耕种的农民也不在少数。一部分农民
对“藩产”土地占有合法化，成为自耕农，可使他们免遭“变价”和“重租”
的剥削，从而提高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恢复发展农业
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亲政时，田赋制度承袭前朝，征收赋役也仍以《顺治赋役全书》为
据，而当时的土地和人口数字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康熙不仅派遣官员清查地
亩，而且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下令重修《顺治赋役全书》，规定删除
田赋尾数，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赋税。康熙还进一步对田赋制度和征收手续进
行改革。顺治以后，征收赋税使用二联票（旧称“串票”），一联给纳户，
一联存在官府。但地方官吏往往将纳户联强留不给，从中贪污自肥。康熙二
十八年，清政府将二联改为三联，一联存州县，一联付差役，一联给纳户。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后来又曾实行四联，因手续繁琐，又恢复三联制。还规定在纳税时，如果“官
吏指不与填，及无票付执”时，允许民间告发，以监守自盗论处。康熙三十
九年，清政府设立滚单法，以防止各级官僚的“私行科派”。滚单，是指催
征田赋的一种文件。滚单法就是规定每里中以 ５ 户或 １０ 户为一单位，使用滚
单催赋，单上逐户写明田亩数和银米数，以及应分期缴纳的数量和期限，由
官府发给甲首，依次催征。纳粮时，粮户亲自缴纳，以免大户包揽从中作弊。
这些改革对于营私舞弊和负担不均，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也使农民免除了
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康熙在调整和整顿田赋制度的同时，重视实行蠲免赋税的政策。康熙初
年以后，除自然灾害照例全免外，几乎“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①。
据统计，从康熙元年至四十九年，全部蠲免“已逾万万”②。康熙五十年开始，
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尽管这些蠲免对封
建地主最为有利，但拥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和佃户，其生活和生产条件也得
到了一定的改善。
明代的赋役制度是按田亩数和人丁数的原则征收，但地亩数和人丁数变
动很大，统计很不准确，这既给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提供了很多便利，也造成
了许多负担不均的现象。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清政
府日益感到必须进行更大的赋役改革，特别是要消除征收赋役按照地亩数和
人丁数双重标准所带来的混乱和弊病。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
五十年的人丁户口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到达成丁年龄的称为“盛世滋生人
丁”，再不承担丁役，永不加赋；人丁遇有减少时，用新增人丁抵补，保持
原额不变。这便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一重要措施的实行，
并不是取消人丁税，而是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
增加而增税。它使农民的负担比较固定，减少了因丁税太重而到处逃亡，生
活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把农民重新吸引到土地上来，
而且增加了人口的增长，适应了当时生产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据统计，康
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 年）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相比，人口增长近 １５０％，耕
地增长 １１０％，田赋征银增长 ４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虽然较一条鞭法前进了一步，把赋税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仍未解决负担不
均的问题，直到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进一
步的解决。
②鼓励垦荒
农业生产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清王朝建立后，农业生产能否恢
复与发展，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顺治时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增加赋
税收入，使广大农民重新回到荒芜的土地上进行耕种，清政府多次颁发鼓励
垦荒的命令。顺治六年（１６４９ 年），规定贫民开垦荒地，承认并确保他们的
产权。对于有主的荒田，开始时规定，“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①；顺治十
年又补充规定，“原主不能开垦，地方官另行招人耕种，给予印照，永远承
业，原主不得妄争”②；顺治十四年又将“永远承业”改为“永为己业”③。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①
《清朝通典》卷一。
②
《历史档案》1981 年第 2 期。顺治十年十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报任内开封等府垦荒地亩数目事
 对于垦荒起科的年限，也逐步有所调整。顺治二年，根据原来田地荒熟情况
规定，“新垦荒地免租一年”，“原荒之田，三年后起科，原熟而抛荒之田，
一年后供赋”④。顺治六年，又将原荒田的起科年限由三年改为六年。实际上
各地起科年限不太一致，一般是原荒田三年起科，原熟而抛荒之田一年供赋。
顺治时期开始，还实行了以垦荒多寡考核官员的考成制度，保证垦荒政策的
推行。如顺治十四年颁布的劝惩条例，规定督、抚官员，一年内主持开垦 ２０００
顷以上者，纪录；６０００ 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官员，垦至 １０００ 顷以上
者，纪录；２０００ 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 １００ 顷以上者，纪录；３００
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 ５０ 顷以上者，纪录；１００ 顷以上者加升
一级。但如果开垦不实，或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①。清政府的这
些鼓励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没有战争的省份，确实推动了荒
地的开垦。据不完整统计，顺治期间各地垦荒的田亩数，累计达 １５ 万顷。
康熙即位以后，充分认识到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鼓励开垦
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并鼓励和影响臣属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他亲自种植
稻谷，进行实验，并令臣下参观。对当时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地和顺治以来垦
荒不利的现象，进一步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必要的措施。康熙八年，清政府
正式下达停止圈地的命令，宣布把当年圈占土地退还原主。康熙十年规定：
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
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②
对地方官“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迫使地方官千方百计开垦荒地，克
服顺治年间考成太宽的问题。康熙十二年开始，清政府修改顺治年间的垦荒
政策，将起科年限进一步放宽，从原来最高 ６ 年改为 １０ 年。而且遇上灾荒之
年，还可以临时申请延缓起科年限。
清政府接连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和措施，使荒地的开发得到法律的保
护，使一些逃亡流浪的无地农民，重新得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使全国各地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到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 年），全国耕地面积由 ２９０８５８４ 顷增加到 ８５１０９９２ 顷，
增加了近 ６００ 万顷，增长近二倍。
③兴修水利
自宋元至明清，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
河、运河交会。由于黄淮长年失修，运河堵塞，从顺治元年至康熙初年，水
灾连续不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顺治年间大的决口达 １５ 次，康熙元年
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达 ６７ 次之多。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归仁堤决
口，洪水自翟坝古沟下灌各湖，濒河田舍水深六、七尺。高邮、宝应等城大
水月余不退。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黄河在桃源决口，“水势尽注洪泽湖，
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①。
洪水不仅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直接威胁清政府的根本利

本。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④
《清朝通典》卷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②
《清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①
《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益，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康熙平定“三藩”之前，清王
朝还顾不上治理黄河，直到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 年），清朝在平定“三藩”的
战争中取得优势，才决心大规模治理黄河。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当做他
首先要解决的三件事，十分重视治河。清政府每年要从南方各省漕运 ４００ 万
石粮食到北京，供应大批官吏和军队食用。黄、淮、运交会于苏北，一旦黄
淮泛滥，倒灌入运河，就会使运河阻塞，南北交通断绝，漕粮不能按时运到
北京。康熙十六年，清政府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总管修河事宜。
又把水利经费由 ３０ 万金增至 ３００ 万金。靳辅（１６３３—１６９２），字紫垣，汉军
镶黄旗人，原任安徽巡抚。他在安徽时就很注重农田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时
能够虚心吸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是能够识拔和重用优秀的水利技术专家陈
潢。陈潢（？—１６８８），字天一，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是个不知名、
无官职的知识分子，他对黄河的特性和治理方法颇有研究。他认为，黄河的
水土流失是造成河患的原因，因此，不仅要注意治理黄河下游，还应当注意
治理黄河上游。
靳辅和陈潢治理黄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重点工程放在徐淮地区。第一
阶段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二年（１６７７ 年—１６８３ 年），主要是堵塞决口，使黄
河复归故道。第二阶段是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１６８３ 年—１６８８ 年），
这时的工程逐渐稍向黄河中游转移，在河南考城、仪封、封丘等地筑堤，防
止河水溃决。特别是开凿中河工程，对保证运河船只的安全通航，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与明初陈瑄凿通清口具有同样的意义，是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
过去，船只在运河中航行，出清口后还要在黄河中航行 ２００ 里，不仅需要雇
用许多短工，而且行速缓慢。靳辅、陈潢在黄河北岸开浚中河后，船只出清
口，只在黄河中航行 ２０ 里就进入中河，从而使船只可以避免黄河 １８０ 里风涛
之险。不仅使漕运畅通，而且更重要的是便利了运河的水上交通运输。
靳辅、陈潢之后，于成龙、张鹏翮等相继担任河督，基本上遵循靳辅的
治河方针。康熙本人对治河也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和认真的研究，再加上他能
够集思广议，博采众长，因而在治河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康熙十六年
以后，黄河基本平稳，虽有几次大雨大水之年，但极少发生决口，出现了 ４０
年的安澜局面，和清朝建国初年形成鲜明对照。
清政府集中力量治理黄、淮、运三河之外，还注意了对各省河道的全面
修浚。永定河原名无定河，《元史》称其为小黄河。康熙时期修建堤坝，疏
引河道，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 年），康熙特将其改名为“永定河”。
清前期特别是康熙时期治河的成功和广泛地修复水利，无疑对社会经济
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④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满足宫廷对工业品的需求，
迫切需要恢复手工业的生产。为此，清政府逐步采取了废除匠籍制度，改变
对手工业者的剥削方式和放宽对手工业的限制等促进手工业发展的措施。
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官手工业的各行各业匠户（旧称匠班或班匠），
都要轮流到京城无偿服役，即“轮班分役”，时间一至五年长短不等。明成
化年间稍有变化，只要匠户出征银便可免役不去京城当班。嘉靖四十一年
（１５６２ 年），明政府正式规定匠户征银的数量。匠户均有匠籍身份，匠户不
管是否改业，均不得免其征银。如本户逃亡，就累及宗党。这种对手工业者
的残酷剥削，极大地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清入关后不久，便对这种匠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清政府陆续
废除匠户的匠籍身份。顺治二年五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匠籍，“令各省俱除
匠籍为民”①，免征“京班匠价”②。到了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７ 年）以后，各省
的匠班银陆续并入地丁银中，匠籍制度也就完全废除了。解除对手工业者匠
籍身份的束缚，部分地减轻了手工业者的沉重负担，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恢
复和发展。
匠籍制度废除之后，官手工业的工匠都采取雇募形式。顺治二年，清政
府令“顺天府属州县，各派匠役一百名赴工应役。时以营建太和殿，需用工
匠，行令各州县派解应役，按工给值”。③改变了明代的无偿服役。各工场和
作坊都有了明确的工资规定，工资形式也有计时和计件工资，工资的标准也
不低于当时劳动力的价格。并按技术的高低难易，给予不同的报酬。如苏州
织染局的机匠工价，锻纱花机每日工银一钱五分，锻素机每日工银一钱三分
五厘。挑花匠和画匠每月各给工银二两，而倒花匠每月则给工银五钱。这些
是计时工资形式，车匠、染匠、■接边等工种都实行计件工资。
清政府接受明代的教训，对官营矿业不是急需的都不开采，对民间经营
的手工业则放宽了限制。田赋和盐税是清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清政
府十分重视盐业生产。清军入关不久便对盐业管理进行了调整，顺治二年规
定，“原食淮盐之汝、宁归两淮巡盐御史管理；原食西和漳县盐之临洮、巩
昌归甘肃巡按兼管”①。并下令蠲免明代在盐业上的各种加派和课外余银。清
政府为了鼓励盐业生产，对四川井盐的生产，允许自由开凿，实行 ３ 年后起
课，对井盐的贩运则征收税额很低的票税，废除了过去官府对井盐的垄断和
控制。康熙则进一步打破历代的旧规，公开承认百姓自由开凿的盐井为其私
产。
在其它手工业领域，康熙时期也采取了比顺治时更宽松的政策。康熙取
消了从前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的限制，并在康熙十九年革除了明代以来
对陶瓷业的各种“当官科派”办法，“凡工匠物料，俱按工给值”，“悉照
市价采买”②。康熙二十一年，康熙批准了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出的让商民自行
开采云南铜、铅、锡、银、铁矿的建议，实行“每十分抽税二分”。
清军入关后，强索贱买，关卡林立的现象到处存在，再加上一些“关外
之关”，“税外之税”等种种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正常进行。为了使
濒临死亡的商业得到恢复并发展起来，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保证商
业的正常进行。顺治二年，清政府下令，百姓如遇“购买民物，短少价值，
强迫多买，殊失公平交易之道”者，可立即拿送官府，“治以重罪”①。为了
克服清初各地官府乱设关卡、滥差官员、商贾恐惧、百物腾贵的现象，顺治
八年，清政府严令“每关设官一员，其添设者悉行裁去，以后不得滥差”②。
康熙后期，全国性的战争结束，全国性的商业活动日趋繁盛。康熙在位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职役》。
③
同②。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②
兰浦：《景德镇陶录》卷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②
同①卷五十四。
 期间虽然重农，但并不抑商，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些措
施主要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重视粮食贸易，遏制粮商囤积居奇和粮米腾贵。粮食是封建社会
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的根本。而富豪和粮商囤积居奇，关卡阻拦勒索等又是
造成粮米腾贵，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为此，清政府首先令湖广、江
西督抚、委派官员“将有名码头、大镇店买卖人姓名及米数一并查明”，每
月终报告一次，并通知江浙督抚，以防囤积③。其次，严禁地方官员挟势横行，
恃势贸易。再次，准许各省督抚开放粮禁，以平抑江南米价④。同时禁止一些
地方以不许卖粮为由，阻拦勒索粮商。违者查拿治罪。为了保证食用粮，清
政府还下达了“禁造烧酒”的规定⑤。
第二，取消各地方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征收，命令按照定额征税，违者严
加惩治。康熙四年，清政府规定各钞关抽分，“俱照定额征收”，“溢额者
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①。次年，又命直隶各省设立关税之所，缮具税则，
刊刻于木榜之上，“照示商民，照额征收”，“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
行滥收者”，“依律治罪”②。
第三，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迁海令，实行有限制
开放海禁的政策。随后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 ４ 个海关，征收商
税，取代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上的一大进步。鼓励对外贸易，同时
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第四，统一度量衡。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下令统一制钱的重量，规定
每文钱重一钱，每钱一串值银一两。康熙时期制钱，畅通全国各地，促进了
全国商业的繁荣。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盛京的金石、金斗、关东
斗，规定一律改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康熙本人还亲自参加了标准铁升、铁斛
的观测校准。康熙五十八年，又规定秤以十六两为一斤，斤以十三号砝码为
准。
第五，改变盐的官方专卖制度，允许私人煎煮私卖。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以上措施，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也随之
繁荣起来。

２．社会经济的恢复

清代前期，清朝统治者接受了明覆亡的教训，在政权逐步巩固的同时，
为了加强清朝的经济力量，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封建统治政权，采取了上述
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过全国人民几十
年的努力，到了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为今后社会经
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①农业生产的恢复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因此，康熙时期耕地面积和

③
同①卷二三八。
④
同①，卷二三三。
⑤
同①，卷一八七。
①
《清圣祖实录》卷十四。
②
同①，卷十八。
 人口的增长，是当时农业生产以至于整个社会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
清前期耕地面积、人丁数统计表

年　代 耕地面积（千顷） 人丁数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 年） ７４３９ ５１６５５４５９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 ２９０９ １０６３３３２６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 ５２６５ １９１３７６５２
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年） ５４５９ １９４０７５８７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 ５３１５ １７２３５３６８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 年） ５９３３ ２０３６３５６８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 ５９８７ ２０４１１１６３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 年） ６９３０ ２４６２１３２４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 年） ７３５６ ２５３８６２０９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 年） ８５１１ ２５７６３４９８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 ８７８６ ２５４４１４５６

注：①资料来源：天启六年数字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四。其余数字据《清
实录》及《大清会典》各有关年度记载。
②“人丁”指 １６—６０ 岁的成年男子。
③天启六年人丁数为实际人口数。
尽管以上数字并不十分精确，但就耕地面积来说，康熙末年的耕地已经
超过明末的数字。康熙六十一年的全国耕地面积已经突破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 年）八亿五千万亩的水平。清初，人丁是纳税单位，政府关心的只是
人丁数而不是全部人口，因此统计数字也不是全部人口数。如果按照上述人
丁数，再加上老幼男子、妇女及隐匿的人口，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应为人丁数
的二、三倍以上。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康熙两朝七八十年的恢复发展，到了康熙末年，
在耕地面积和人口方面，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明朝的最高数字。
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耕地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再加上水利工程
的兴建，在农业生产部门，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有一些人，特别
是富裕农民，很重视改进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康熙末年，江浙湖广地区，稻谷的亩产量一般都达到二三石。这时，在江南
一带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双季稻，成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 年），苏州织造李煦大力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试验种植双季稻，
因为第二季经受了两天大风灾，两季合计亩产五石二斗。次年，又种了八十
亩，两季合计亩产六石六斗。苏州的单季稻，亩产也达三四石①。在福建同安，
一亩也可收稻五石②。
康熙时，已把南方的水稻、菱角等移植在北京。康熙三十年，在玉泉山
种植水稻，以后逐步改进推广而为享有盛誉的“京西稻”。康熙四十三年，
天津总兵官蓝理建议在天津、丰润、宝坻等地低洼处，开水田种稻。经过后

①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②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下）。
 来对洼地的治理，到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这一带水田稻谷丰收③，成为北
方的鱼米之乡。番薯（又称甘薯）约在明初由安南、吕宋等地传入中国南方。
明中叶在南方各省普遍传播。由于它既可作菜，又可当粮，种植方便，是耐
旱的高产作物，很适宜在北方种植。明末清初，番薯从南方传到北方河南、
山东一带种植。经济作物如桑、麻、棉、蔗、蓝靛、烟草等的生产，也得到
了恢复，并成为当时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
由于康熙对边疆的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为了开发边疆，他专门派遣官员
主持军屯。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农耕就是从此开始的。
在黑龙江南北地区，康熙也推行了“屯田备边”政策。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康熙令八旗及汉军官兵，在瑷珲附近永戍屯田。为了提高农业产量，
清政府还派专人到这些地方传授耕种方法。康熙以前，台湾的农业生产比较
落后，康熙统一台湾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汉族人民渡海前往台湾，带
去了先进的农具和生产技术。台湾原有额田园 １８４５３ 甲（每甲约合 １１．３ 市
亩），从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九年的 ２０ 多年间，新开垦的田园就有 １０７７４
甲，增长 ６３％①。在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农业生产的复兴，表现得更加
明显。
②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手工业和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恢复，为手工
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在手工业生
产部门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纺织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由于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和清政府的
提倡和支持，到康熙年间，纺织业尤其是民间纺织业得到了较迅速的恢复和
发展，在江、浙一带，纺花织布已经成为某些地方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松
江、苏州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康熙年间，上海县民间生产的青蓝布，
由苏州织造衙门领取价银办买，每年达到 ３０ 万匹①。纺织业的发展也推动了
染坊业的兴旺，染色多样，分工也更加专业化。康熙五十九年，苏州有 ６４
家染坊，其中仅程益美号一家每年销布就约百万匹②。
在民间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官办的纺织业无论在织机数、人数等方面都
有大幅度增长。官办的纺织业分为织染局和织造局。织染局即京内织染局。
织造局则有江宁、苏州、杭州等三局，专门承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官
及皇太子、公主朝服衣服。官办纺织业的分工十分细密，专业程度也很高。
如苏州织造局内就有总高手、高手、管工、管经纬、管圆经、管扁全、管段
数、管花木、催料、拣绣匠、挑花匠、倒花匠、折段匠、结综匠、烘焙匠、
画匠、花素机匠等③。康熙年间，官办纺织业的生产规模，也比明代扩大了几
倍。由于官办织造业的发展影响了民间纺织业的繁荣，因此，清政府不得不
下令压缩官办织机数。这项措施作用虽然不大，但多少减轻了民间工匠的负
担。
此外，河北、山东、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也都以“耕织并举”

③
《清雍正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①
潘君祥：《论康熙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载《中国农史》1983 年第 2 期。
①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六页。
②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
③
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卷十，《人役》。
 为方针，使纺织业的发展跨出了一大步。
清代是中国矿冶业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清
政府被迫采取鼓励开矿的政策。铜是当时铸币的主要材料，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要求不断地大量补充新币，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对
铜的开采十分重视。自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疏请允许商民自行采矿
以后，云南的矿业逐渐兴旺。康熙四十四年，清政府在云南正式设置铜官，
官治铜政从此开始。
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为铸制铜币，仅宝源局一处半年就耗铜 ６０ 多万斤
①
。这不仅说明清前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发展，也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在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地，矿业的发展也很迅速。康熙四十四
年，商民何锡奉部文在广东海阳县仲坑山开矿，采矿人夫达十余万②。康熙五
十二年，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万余人聚集开矿③。
盐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四川开县的井灶，康熙时发展为五区，有灶
１２０ 座，每灶有锅 ３ 口，共有煎锅 ３６０ 口④。四川键为，康熙时有盐井 ５２９ 眼、
煎锅 ５９４ 口。云南也是著名的产盐区，康熙年间已有八大井和四十多子井。
云南的黑井、白井、琅井、云龙井等十五个井，康熙元年时盐税正课额数为
１４４８０９ 两，到康熙十年增加到 １７２５５９ 两。云南全省的盐税，顺治时一年为
１４６１０９３６０ 两，康熙四年时增长到 １７２５５９３６０ 两⑤。盐税的增加，一方面说明
政府盘剥的加重，同时也可以反映制盐业的恢复和发展。
江西景德镇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清入关后，虽
然遭到一定破坏，但很快又恢复了生产。顺治十一年，清政府开始在景德镇
恢复和建立官窑。除了继承明代官窑外，还把大批民窑强制改为官窑，虽扩
大发展了官窑，却阻碍和破坏了民窑的发展。官窑分工具体，专业化程度高，
资本雄厚，工艺技术都较完善。康熙二十七年后，景德镇的民窑也得到恢复
和发展。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达到非常精湛的程度，
已经超过了前代。五彩瓷创始于明朝宣德年间，康熙时加以继承，并有了新
的进步。在此基础上，还创造出了粉彩，成为清代瓷器的新成就。此外，这
时烧制的天蓝、苹果青釉也超过了宋代青釉的水平。明代已经失传的红釉器，
也在康熙时得到恢复。
其它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很显著。广西容县在康熙年间，就有造纸篷
百余间，造纸工人数以千计。制糖业则在广东、四川，特别是在台湾的发展
更为显著。台湾在历史上就是产糖区，康熙年间，台湾、凤山、诸罗三县，
每年产蔗糖约 ６０ 多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由于台湾糖驰名中外，往往是
糖未制好，就已将货定出，远销国内各地和日本、吕宋等国。为了适应航运
发展的需要，造船业也发展起来。康熙时苏州每年造船用于出海贸易的多达
千余艘，而返回的不过百分之五六十，其余的船只都在海外出售①。
这个时期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城镇经济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②
同①卷二二一。
③
同①，卷二五五。
④
吴炜等：《四川盐政史》卷二。
⑤
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2 卷第 1 期。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八。
 的繁荣，也使曾经出现过的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新的生机。
③城镇经济的繁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再加上清政府各种
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施行，推动了商业贸易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城市也随之繁荣起来。清前期有分布在东南西北的四大商业城市，号称“四
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
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②。北京自明以来就是全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到康熙时期更加繁荣昌盛。苏州作为东南著名都会，康熙时“生
齿日繁，人物殷富”①。商业繁盛，甚至超过了京师。“阊门内外，居货山积，
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②。汉口地处九省通
衢，康熙时“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③。广东佛山，是一个由村镇
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山聚，会城百不
及一也”④，其繁荣程度已超过了广州。
江苏吴江县由于纺织业的发展，带来商业的繁荣。位于该县东南 ６５ 里的
盛泽镇，明朝初年是只有五六十家的普通小镇，清初时“户口日增，每日中
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⑤，成了手工业和商业极为发达的都市。
在“三藩之乱”中破坏比较严重的景德镇，到了康熙年间，已经出现“舟
车云屯，商贾电骛，五方杂处，百货俱陈”的发展兴旺景象⑥。
这时城镇的繁荣，除去旧有的城市重新恢复而外，很多是新发展起来的
市镇。这些新发展的城镇，许多原是荒僻之地，像苏州地区的黄家港，明代
原为一片郊旷之地，康熙时则成为“闾阊且千，鳞次栉比”的城市⑦。
④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
由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前期清政府的田赋和杂税收入逐步增
加，国家财政状况日益好转。
顺治、康熙时期赋税收入情况表

②
《广阳杂记》卷四。
①
《熙朝新语》卷十六。
②
孙嘉淦：《南游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五帙。
③
同②。
④
吴震：《岭南杂记》。
⑤
钟延机：《盛湖志》（同治）卷一。
⑥
《景德镇陶录》卷首，刘序。
⑦
徐熙麟：《熙朝新语》卷十六。
 田　　赋 杂　　课
年　度
征银（千两） 征粮（千石） 茶（引） 盐（引） 征课银（千两）
顺治八年 ２１１００ ５７３９ —— —— ——
顺治十三年 ２２０９０ ５８１２ —— —— ——
顺治十八年 ２５７２４ ６１０８ —— —— ——
康熙一年 ２５７６９ ６１２２ １５７９２８ ４２０４５９８ ２７３４
康熙五年 ２５８３１ ６１６１ １６５８５０ ４３２９３４７ ２７５１
康熙十年 ２５９０９ ６２１５ １６８３０４ ４４４１２７４ ２７９３
康熙十五年 ２０２１３ ５０３６ １５３７３５ ３５６５４２３ ２２５１
康熙二十年 ２２１８４ ６２７１ １５５３６５ ３９８３０７２ ２３９９
康熙二十五年 ２７２４０ ６９１２ １５９３１５ ４３５６１５０ ２７６１
康熙三十年 ２７３７５ ６９５０ １５７４５３ ４３３５８６０ ２６９８
康熙三十五年 ２７３９７ ６９６８ １５７４５３ ４３１９３７０ ２６９５
康熙四十年 ２７３９１ ６９６８ １５７４６５ ４３１９４８６ ２６９１
康熙四十五年 ２７４１１ ６９７１ １５７４１５ ４３１９４９５ ２６９１
康熙五十年 ２９９０５ ６９１２ ２３５２１５ ５０９１６０９ ３７２９
康熙五十五年 ２９９９５ ６８９３ ３５３４２４ ５１０２３５０ ３７６１
康熙六十年 ２８７９１ ６９０２ ２９５５７０ ５１１４５４０ ３７７２

顺治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是赋税。从顺治到康熙初年，国家赋税收入
增加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历年都有所增长。当时，由于国内大规模的战争连
年不断，军费开支十分浩大，所以国家财政支出严重不平衡。顺治时期不仅
历年入不敷出，而且财政亏空额越来越大。康熙时期，国家田赋征银收入在
“三藩之乱”中的康熙十五年降到最低点。平定三藩之后田赋征银逐年增长。
自康熙中叶以后，国库充裕，完全扭转了顺治建国初期的亏空局面。康熙四
十八年以后，国库存银由原先的一二千万两增加到五千多万两，国家财政状
况得到根本好转。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
复。
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从清军入关到康熙六十一年，经历了七八十年的
调整和恢复，才出现初步繁荣的景象。这比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朝代，在建国
初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时间都要长。比如西汉，从建国到出现文景之治，不过
三四十年时间。唐代从建国到出现贞观之治，则时间更短。明代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 年）到永乐年间，也不过 ４０ 多年。与以上几个朝代相比，为什么时
代在进步，而调整和恢复社会经济的速度却放慢了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
首先，明末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都十分严重。与元
末相比，明末社会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要严重的多。而在汉初和唐初，虽然
分别经历了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战乱，秦末和隋末也都出现了十分严
重的社会危机，但由于分别出现了秦和隋两次全国的大统一局面，这种大统
一的局面为汉、唐社会经济的恢复以至出现高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汉初和唐初而言，清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点要低得多。特别是秦、隋建

①
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有关年度记载。
立的一套社会经济制度，对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清军入关后，在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又增加了新的民
族矛盾。清政府要在解决明末社会危机的同时，解决新的民族矛盾，必然要
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清初社会经济进一步凋敝，战乱不已，调整社会经济
的措施得不到贯彻执行，都是缘于这种新的民族矛盾。
第三，清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时间较长。从清军入关到平定“三藩”，
清初统一战争的时间长达 ４０ 多年。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得不到安定，社
会经济不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四，清初开始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时间较晚，而且许多调整政
策和措施摇摆性较大。比如顺治时期的许多调整政策，像取消三饷加派等，
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战争，根本没有贯彻执行。而圈地、迁海等政策，又
都直接阻碍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圈地政策直到康熙八年才得到彻底纠
正。
 （三）户籍、土地和赋役制度

１．里甲和保甲制相辅而行的户籍制度

清代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承袭明代的里甲制度，它是专管户口和赋役的基
层行政制度。顺治建国伊始，便下令编制户籍，三年一编审，顺治十三年又
改为五年一编审。户籍按照职业和民族来区分。按职业区分的有四种：即民
籍；军籍，又称卫籍；商籍；灶籍。依民族区分的，有湖南乾州等地的苗户，
广东琼州的黎户，云南腾越的夷户，甘肃撒拉尔等地的回户，甘肃循化、庄
浪等地的番户等。男姓居民称丁，女性居民称口。男子十六岁为成丁，未成
丁也称为口，丁口都以户来统计。内地居民按丁口统计，边疆的居民以户来
统计。户籍编审的原则是，每 １１０ 户中，丁粮多的十户人为长，其余 １００ 户
分为 １０ 甲，编为一册。城区的称为坊，城市近郊的称为厢，乡村的称为里；
各设一长。册内详细记载“原额”、“新增”、“开除”和“实在”各个项
目。如果男丁年满 ６０ 岁以上，就计入“开除”项，男丁年满 １６ 岁以上则入
“新增”项。编审的程序，先由各户登记丁口数交给本甲甲长，甲长统计各
户人数后再转交厢、里长。各厢、里、坊长汇总本厢、里、坊户口数再上交
州县，由州县汇齐送府。由府再造一册，称为黄册，呈给布政司。督抚根据
布政司所造黄册，送交户部。这个制度与前代相比，有两个新的特点。其一，
由于实行一条鞭法后，丁摊于田，所以虽然规定里长由丁粮多者充任，但实
际上往往是以田多者充任。而且对充任里长人选的要求也比明代严格，对那
些罢闲吏卒和有犯过的人，都不允许充应。其二，户部在编户时，不仅按照
职业，而且按照民族来区分户籍。这与明代不同，和元代时完全相同。同时
又比元明多出一个商籍，说明商人在增加，而且地位也有所提高。
清代在实行里甲制的同时，还推行保甲制，也称作牌甲制。顺治元年，
清政府命令州县官编置牌甲，不论州县城乡，每十户立一牌长（也叫牌头），
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并另设地保一人。每户门上挂一个印牌，叫
门牌，上面写着户主姓名和本户丁口数，同时登记注册，人员出入均需登记，
以便稽察。地主、场主、窑主、厂主需对所属佃户、雇工严加管理，或将他
们附在牌甲之末，或附在本户之下，他们如果有反抗事件发生，“一家隐匿，
其邻右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①。这就是所谓的连
坐法。清政府就是通过这种保甲制来对各族人民的言行进行监督和管制，以
维护他们的统治。寺观也不例外，也发放印牌，以稽僧、道的出入往来。这
一制度开始只在汉族地区施行，以后推广到直隶满洲的庄屯。明代时，监督
和管制居民的言行，主要由里甲的老人负责，并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系统。

２．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

明清时期是封建土地国有制急剧变化的时代，明末清初，国家土地所有
制开始走向衰落并逐步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化。清代的封建国有土地，主要
是屯田，也称官田。清代的屯田基本上承袭明代的规制，但规模不如明代。
顺治元年，清政府便在一些地区实行军屯和民屯。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
 军屯是组织军队进行屯田，清初的军屯主要在边疆地区。为了减少士兵
粮饷的支出，清承明制，令军队开荒垦田，以助军实。军屯的粮税大致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以屯田军丁为计征对象，如新疆西路的赤金卫，柳沟所屯田，
规定每名兵丁要向政府交纳麦、米、青稞三石。另一种是计亩征租，如顺治
六年时规定，卫所屯田的租例，果树菜畦水田苇地每亩科一斗，麦地六升，
杂粮地四升五合。
清代还继承明末的旧制，实行卫军“屯田济运”制度，由屯田卫军负担
漕粮的济运任务。漕运屯田各省多寡不一，屯田济运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一
种是按照漕运船分配屯田，由运丁自行耕种，或者就近出佃，向佃户取租。
一种是由不出运的屯丁耕种，按亩出津贴银分给运丁。凡不出运的屯丁，每
亩出银五分，作为运丁的津贴。由屯丁所出的津贴银，对屯丁来说，是屯田
交纳的地租，对运丁来说，则是给国家运粮的报酬。第三种是由官召民佃，
征租赡军。第四种则是把屯田转移到农民手里，不论民户执业屯田，还是民
典屯田，照例征纳租银，给军济运。
清代民屯是由清政府直接组织的屯垦，清政府专门设立了兴屯道厅来推
行民屯。民屯的土地所有权一般属于封建国家，屯民只有使用权，交纳地租
和赋税合一的租税。在个别情况下，为了鼓励屯田，也有承认屯民拥有所有
权的，但田地不许买卖。当时，清政府组织流民到荒地较多的地方去屯垦，
一般由地方拨款作为屯本，贷给农民，作为生活和生产费用。缺少耕牛种子
的，由兴屯道厅发给牛价、籽粒银两。由于屯民的负担很重，屯租往往高出
民田赋税数倍，屯田农民无法维持生活，出现了许多耕后复荒的现象，顺治
十八年，清政府就撤销了兴屯道厅的建置，第二年，又将民屯地改为民地，
其“课额租赋，照民田例起科”①。
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将明代废藩土地归现种地者所有，并按民田起科，
实行所谓“更名田”。这是清初官田向民田转化的重要表现。
此外，国家所有的土地，还有牧地、学田、籍田等。牧地供养马之用，
清朝入关以后才有，但为数不多，顺治六年马场地有顺义、清河、漷县及沙
河、芦沟桥五处，共有荒地 １４６８ 顷 ４０ 亩。潞河、沙河、清河、桑乾河两岸
的隙地，也曾被圈作马场。顺治元年，清政府“置各县学田，凡贫生均于学
内酌给学米”。学田免赋，租给佃户耕种，田租收入提供给学校贫士修学之
用②。并规定每年清厘学田一次。据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统计，全国共有学
田 ３８８６７８ 亩，其中直隶占 １１８８９２ 亩③。籍田是所谓天子亲耕之地。顺治十一
年，清政府在京南郊设籍田于“正阳门外之西，中为先农坛，坛内地一千七
百亩，其二百亩给坛户种五谷、蔬菜，以给祭礼之需，余千五百亩，收租银
三百两，以备修理坛墙”④。

３．地主土地所有制与租佃关系

清初的土地制度，与明代相同，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区分的办法，一

①
《大清会典》康熙，卷二十四，户部。
②
《清朝通典》卷三，食货三。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十二。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十二。
 是以是否纳粮为标准，“凡办纳粮者为民地，不纳粮者，不分有主无主，俱
为官地”①；二是以是否允许买卖为标准，“凡官地，例禁与民交易”②，民
地则允许自由买卖。按照以上标准，庄田属于官田，但就其实质来说，属于
封建土地私有制范畴。而皇庄则是一种国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因此，我们
把庄田放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内容中叙述。
清代的皇庄和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属于旗地的一部分，是清政府用政治
暴力，以圈占土地的方式形成，并进行重新分配的。从顺治二年至康熙八年，
清政府曾在京畿 ３００ 里至 ５００ 里范围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这
些圈占的土地成为畿辅旗地和皇庄、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的主要来源。在圈
地过程中，畿辅汉族居民在满洲贵族的威胁下，或因惧怕田地被圈，或因无
法缴纳科派钱粮等原因，纷纷将土地投献给旗人。这类土地称为投充土地，
是庄田的另一来源。清朝皇室及王公勋戚等贵族，把分配到的土地建成各类
型的庄田，在旧奴隶制剥削的基础上，作某些改进，形成早期农奴制的剥削
方式。
清代的皇庄叫做官庄，是由拨给皇室的田地建置的，属于皇室的私产，
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故又称内务府官庄。从地租形态来看，主要有“纳粮
庄”和“纳钱庄”。另外还有果园、菜园等。从顺治元年圈地编庄到乾隆二
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共约有皇庄 ８８７ 所。皇庄主要分布在畿辅和盛京地区，
土地合计达四万余顷。
清初皇庄采用庄头制进行直接经营，畿辅皇庄上的劳动者，称为壮丁。
皇庄有一定编制，如顺康时粮庄以十壮丁为单位，选一人为庄头，各庄按等
交纳租粮，庄头负责监督生产和向壮丁收地租，汇总向主人交纳。地租采取
实物和货币定额制两种。如康熙五十一年，头等庄征租 ３２２ 仓石，二等庄征
租 ２９２ 仓石，三等庄征租 ２６２ 仓石，四等庄征租 １９２ 仓石，每亩征租 ２．４ 斗
至 ４．１ 斗，每一丁应缴粮 １９．２ 石至 ３２．２ 石。各庄还要上缴大量的猪、鸭、
鹅、蛋、草等物。
皇庄的壮丁世代充当皇室奴仆，其户籍不载在民户册籍之内，免纳赋役，
由内务府所属各司管治，严禁逃亡与冒入民籍。壮丁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
清朝入关前原来的奴隶迁入关内，约占畿辅粮庄壮丁总数的 ６２％①；二是投
充人。皇室可以把壮丁任意赏赐，壮丁的婚姻也受到严格限制。
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也称王庄。其土地来源，一是入关初皇帝按照品级
爵位分予不等的田园庄所；二是皇帝将圈占的土地，按王公贵族所占的壮丁
配给的，因此也称壮丁地。庄田采取子孙承袭制，国家不再收回。
庄田的经营与皇庄相似。主要设置庄头，役使奴仆身份的壮丁耕种。封
建主除分予壮丁一定数量的土地外，还为他们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
资料或口粮，对他们以人为单位收取相应的租粮或租银，稍有拖欠，即遭鞭
打、锁禁，送官究办，是庄田采取的主要剥削方式。此外还有带地投充的投
充人，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他们就以土地为单位，收取相
应的租粮或租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掌握在地主和自耕农手中需要纳税的土地，被称作民田。地权归地主和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②
《清史稿》卷一二○，户口田制。
①
中央档案馆藏：乾隆十年《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自耕农所有，可以自由买卖，但须向政府登记，并在契约上加盖官府印钤，
才算合法买卖。民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除了新的拥有政治经济
特权的宗室贵族地主外，还可分为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缙绅地主经过明末
农民起义的打击，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均大为削弱。清政府一方面承认和保
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对他们依恃特权的
违法行为给予限制。
地主占有的土地，除个别直接经营外，仍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主。
这时的租佃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少数地区仍然沿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佃仆制，二是实物分成租制。佃仆制是一种落后的租佃制，佃仆除缴纳地租
外，还要为地主从事各项服役性的仆役，这是佃仆区别于佃户的重要特征。
佃仆的人身完全受　　地主支配，没有人身自由，可以和土地一块出卖。地主
和佃仆是世袭的主仆身分。佃仆也与奴仆不同，他们与佃农一样，在上缴地
租以外，可以留下一部分生活必需的生产品，有自己的私营经　　济。这时普
遍存在的是实物分成制的租佃制，产品分配以主佃各半的对分法较为普遍。
在分成制下，地主对各个重要的生产环节，都要直接干预，而且分成制往往
和劳役制残余伴随在一起。在分成制下的佃农，其对地主的封建人身隶属关
系仍较严格。明初时佃农对地主行“以少事长”之礼，只是作为伦常规范。
而到了顺治三年，则开始以法律形式出现。《大清律例汇编便览》（卷十七）
上记载：“乡党齿序，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揖让之礼，幼者行
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如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行以少事长之礼。”
说明清初佃农与地主的等级关系也较明代加强了。
清代前期的民田，还有一小部分为自耕农占有。这些自耕农比明末有所
增加，但其增长的幅度不如明初。他们产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农民在明末
的农民战争后，回到被地主霸占的土地耕种，入清后无人干预，于是这些农
民转化为自耕农。二是屯田的部分屯民，由征租税改为纳田赋，允许承业，
于是屯民变为自耕农。三是参加垦荒的农民。

４．赋役制度

清代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顺治三年，清政府免除了明末天启、崇祯年
间的杂派。由于战争破坏，明末户部赋役册籍大多散失，只存万历年间的旧
册。而清初战乱不已，不可能再造新册，故清初的赋役制度多按万历年间的
《赋役全书》旧例办理。顺治三年，清政府令户部重修《赋役全书》，顺治
十一年和十四年，清政府又两次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重编《赋役全书》。王
弘祚依据万历年间的赋役册籍，编订了《顺治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颁
布天下。《赋役全书》编成后，每县发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以
便士民查核。同时，编制了鱼鳞册（即丈量册），详载上中下田则；又立黄
册（又叫户口册），每年登记户口的增减。使用鱼鳞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
相表里，作为征收赋役的主要根据。
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派”，清政府还向纳税户（旧称花户）颁发了
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旧称“易知由单”、或“易知单”、“由单”）。通知
上记载本州县上中下则地亩，正、杂、本、折、钱、粮数额，最后缀以该户
庄纳税项。并在开征前一个月，将易知由单发给花户，作为凭据，防止发生
差错。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在开征时发给“截票”（又称“串票”、“二联
 印单”）。作为缴纳钱粮的凭证。截票开列地丁钱粮的实数，分为十分。每
月限完一分。票为二联，骑缝盖以钤印，官民各执一联。此外，还设有“印
簿”、“循环簿”、“粮册”、“赤历册”、“序册”等名目繁多、内容芜
杂的册籍作为辅助。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下令重修《顺治赋役全书》，删去丝秒以下尾数，
名曰《简明赋役全书》，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康熙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
清政府又两次下令，除江苏省外，其他各省停止刊行易知由单，免除官吏向
民间索取印制易知由单的纸版费之弊端。随后又废除重复无用的“序册”和
“赤历册”，又停止了“黄册十年一造，会计册每年一造”的规定，以简化
手续，便于执行。康熙二十八年，清政府为了克服使用顺治时截票所产生的
弊端，将二联串票改为三联印票。康熙三十九年，又设立了滚单法，用保甲
连坐的办法催收赋税。
清代的田赋仍然分为夏秋两季征收。除交纳部分粮食外，大部分征收银
和钱，而以征银为主。
清代的丁税也要以白银交纳，是实行一条鞭法后，由差徭与杂税的折色
发展而来，故亦称丁银。缙绅地主有优免丁银的权利，康熙中叶后，缙绅地
主勾结官吏庇荫户口，诡避和侵吞丁银，使大部分丁银转嫁到农民身上。以
致引起贫民逃亡，包赔丁银的情况十分严重，造成“丁额无定，丁银难征”①
的后果。为了消除因人丁变动而带来征收田赋的弊端，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
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人丁 ２４６２
万，丁银 ２３５ 万多两）作为每年征收丁银的依据。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各州
县开始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接着四川相继试行。到了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
七月，清政府正式在全国颁布诏令，推行“摊丁入地”政策，直到乾隆四十
二年（１７７７ 年）才最后完成，全部实现这一赋税制度的改革。从而废除了几
千年来的人头税，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
 三、繁荣与衰落——清中期经济

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代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由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
展的各项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出现了清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
面，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高度繁荣，使明中叶以
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此时无论在经营规模和地域分布等方面，均比明代
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盛极则衰，从乾隆嘉庆之际到道光二十年，清朝社会经济出现由盛转衰
的时期。封建经济制度的弊端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不仅使社会经济出现衰
退，而且使本来就生长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清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清代人口的增长。清
代前期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但是，清中叶开始，人口的
大幅度增长已在起着延缓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人口的激增，加速了清王朝
的由盛而衰的过程。从此，沉重的人口负担一直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
正当清朝国势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受到遏制的时候，西方资本
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处于急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把落后民族地区变为
他们的殖民地，变成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具有古老历史和众多
物产的大清帝国，闭关自守和贫穷落后的中华民族，必然成为殖民主义者进
攻的重要目标。

（一）社会经济的兴衰

从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１７２３—１８４０ 年），清朝经历了雍正、乾隆、
嘉庆、道光四朝皇帝的统治，历时 １１０ 多年。清代社会经济舞台，上演了一
台由持续发展到繁荣，再由繁荣而至衰败的悲喜剧。清代经济的盛世，出现
在乾隆统治时期。清代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出现在乾隆与嘉庆之际，
真是福兮祸所伏。乾嘉之际，是 １８ 世纪与 １９ 世纪的世纪之交，是中国封建
社会经济末路中兴的最后一幕。从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将一蹶不振。

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①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
康熙末年，国家空前统一，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
境。雍、乾时期，清政府除了继续全面落实和贯彻康熙时期有利于生产发展
的政策以外，继续调整和改革经济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经
济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这些促使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继续调整和落实垦荒政策
康熙时期，垦荒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使垦荒的效果受
到了一定限制。雍正、乾隆时期，继续推行开垦荒地的政策。为了进一步扩
大耕地面积，解决人口不断增长，待垦土地逐渐缩小的尖锐矛盾，清政府一
方面继续宣传开垦荒地是“裕养万民之计”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则对开
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某些改革。
首先，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和科则。康熙时期，尽管起科年限不断放宽，
 但始终摇摆不定，影响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雍正即位后，重新作出统一的
规定，“开垦水田，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永著为令”①，成为长期
的制度。对新开垦田地的科则，原来各地不太一致。康熙年间，有的地方开
始时科则较一般民田略为减轻，后来才逐渐增加，直到与民田一致。也有的
地方开始科则较民田为重，后来逐渐减轻，与民田一致。到了乾隆时期，清
政府规定，新垦田地不分年限，一律按三等九则起科。对淹浸不常或硗薄之
地，则采取折征办法，较民地减轻二至四倍。对山头地角，“垦地不成丘亩
者，悉免升科”②。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鼓励开垦和扩大耕地面积，起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严禁地方官吏借垦荒需索陋规。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年），清政府下
令“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
胥吏亦不得阻挠”③。倘有违命，从重治罪。这对杜绝地方官吏向垦民勒索的
现象，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三，动员农民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农副业生产。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
雍正责令各地方官员，动员农民在“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
树木”。而大量饲养牲畜，同样“于生计咸有裨益”④。这种农林牧并行不悖
的思想，对于促进垦荒，使垦荒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乾隆对此也认为，“农田为生民之本，而树畜尤王政所先”。乾隆时，河南
巡抚尹会一本人身体力行，在其主持下，河南府一年内种植成活树木 １９０ 多
万株①。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 年），陕西省仅桑树就种植了 １０ 万株之多②。
第四，进一步明确产权和禁止夺田换佃。在过去的垦荒中，对那些有主
荒地规定得不具体，常常引起纠纷。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 年），清政府重新规
定原主产权的保留期限。规定出示晓谕五月之内，允许原主自行呈明。如逾
期不报，即将执照发给原垦人承种管业③。雍正十三年，清政府对逃户抛荒的
田地，规定“五年之内，逃户来归，对半平分；五年之后，悉归垦户，不许
争执”④。乾隆五年，清政府对承垦官、民荒地的程序，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清初以来，大力招民垦荒，而许多农民因惧怕差徭，往往让地方绅衿出
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耕种，年年交纳租税。当时农民为了防备事后夺佃，
大都订有永远承耕、不许夺佃的契约。后来田地开垦成熟，产量增加，许多
绅衿子孙眼红，纷纷毁约夺田换佃，使这些农民外出逃亡，农业生产受到破
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政府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 年）颁布了禁止夺田换佃
的命令。“准原佃子孙永远承耕，业主不得无故换佃”。“业主或欲自耕，
应合计原地肥瘠，业佃均分，报官执业”⑤。这些措施，解除了垦荒者的后顾
之忧。

①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一六六。
②
王光谦：《东华续录》乾隆卷四，田赋四。
③
《雍正朝圣训》卷二十五。
④
《雍正朝圣训》卷二十五。
①
《乾隆朝圣训》卷二○九。
②
《乾隆朝圣训》卷二一○。
③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一六六。
④
《清代内阁钞档》地丁题本（九），山东四。
⑤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五。
 第五，严禁隐占垦荒地亩，豁免因虚报垦田而增加的赋税。清初以来，
地方官吏隐占垦荒地亩，偷漏租税，屡见不鲜。许多地方官为了升官发财，
谎报垦田成绩，而把赋税摊派给普通民众。结果不仅坑害了广大农民，也危
害了清朝的统治。这些弊端虽经康熙、雍正多次禁止，但积重难返，一直未
能纠正。乾隆即位后，一方面命令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
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若护短文饰，查出严治”①。同时，又以豁免的方
式，纠正因虚报而加增的赋税。如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三次免除安徽太湖等
县虚报垦田 ６７ 顷 ３６ 亩②，乾隆六年免除陕西于雍正九年虚报垦田 ２８１７ 顷 ７
亩③。
此外，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清政府还极力鼓励农民大力开垦零星土地。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清政府提倡精耕细作，并鼓励和推广水稻种植，增加单
位面积产量。
由于继续调整和落实了垦荒政策，这时的垦荒取得更大的成绩。据《清
实录》记载，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 年），仅南昌十三县当年就开垦田地 １５００
顷，甘肃新宝等四县开垦田地 ９４００ 多顷。雍正十二年，湖北武昌、归州等府
州开垦田地 ４１００ 多顷。在广东，雍正年间，潮州、惠阳等地的贫民，在鹤山、
恩平、开平等县就开垦荒地 ３３０００ 多亩④。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垦田的利
用日趋合理，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建
清前期，清政府对兴修水利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对黄河水患的治理，
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雍正、乾隆时期，清政
府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继续进行，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对江浙海塘和珠江
三角洲堤围的修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时期，清政府兴修水利的工程，主要是对黄河和运河的修整。这个
时期，黄河、运河的修整工程仍在进行。雍正二年，清政府在骆马湖东岸筑
拦河滚坝，又筑拦水堤 ６００ 丈。同年，又在高邮、宝应、江都东西岸筑岸堤
５０２４ 丈。
从江苏宝山南下至浙江仁和的乌龙庙，地处沿海，经常遭受海潮侵袭。
尤其是钱塘江的喇叭形入海口，更是水势凶猛，潮高数丈。从南北朝开始，
就已经在钱塘江口修建海塘，防御海潮。后来的唐宋元明各朝，也在江浙屡
屡修建海塘，但时修时坏，一直未能根本解除海潮的威胁。明末以来，海塘
多年失修，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雍正即位后不久，就着手在康熙修治海塘的基础上，修建江浙海塘。雍
正初年，清政府派吏部尚书朱轼前往江浙查勘并修建浙江及苏松等地海塘工
程。修补了海宁县陈文港乱石塘 ３８００ 丈，海盐县石塘 １５０ 多丈，余姚县土塘
１９００ 多丈。又在江苏金山卫城北至华家角的土塘中最险工段，将土塘改为石
塘，并修补了华家角至上海头墩一带的土塘。雍正四年，清政府又派李卫任
浙江巡抚，继续办理海塘工程。
由于雍正时期的海塘工程仅限于坍塌部分的修补，还不能根本治理海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一一六、一一八。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潮。到了乾隆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而社会安全，财政充
裕，也使清政府有更大的财力开展大规模的修建工程。为了确保江南沿海地
区的安全，乾隆派内阁大学士、河南河道总督稽曾筠接替朱轼修建江浙海塘
工程。他首先在最危险的海宁南门外修筑石塘 ５００ 丈，暂时缓解了海潮的侵
袭；他又将不牢固的土石塘拆除，全部改建鱼鳞石塘，根本解决海潮的威胁。
乾隆本人也多次亲临海塘考察。他于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 年）下令，将老盐
仓一带柴塘可建石塘之处，一律改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耗银数百万两①。
此外，乾隆元年还在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修建鱼鳞石塘 ５９００ 多丈。乾隆四十
六年，将仁和县西塘一律改建为鱼鳞石塘。在江苏地区，乾隆元年设海防道，
专门管理海塘的修筑工程。乾隆五年修筑松江府东西石塘 ６７００ 丈。到乾隆末
年，历时六七十年的江浙海塘工程建成。它北起江苏宝山，南至浙江仁和的
乌龙庙，石塘相互贯通，沿海绵延数百里。
乾隆时期，清政府还完善了维护海塘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官兵管理
和巡逻制度，仓库储备物资的维修供应制度等。对维护海塘起了很大作用。
江浙海塘的修筑和维护，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城市商业的发展
和社会的繁荣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早在宋代，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就已开始了堤围的兴建。后来，随着珠
江水道的变迁，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经常遭受洪水的破坏。而该地区发育形
成后，人口迅速增长，耕地不足。于是当地人民便沿着珠江主干河道两岸及
各支流沿岸和沿海的海滩，修建堤防，把沙滩圈在里面，既防治洪水，又围
出新田。这些堤防，就称作堤围。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堤围的兴建，在过
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比明代在此筑堤增长 ５０％以上，修筑堤围超过
２７０ 条②。这些堤围的修建，带动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珠江
三角洲进入全面开发的新时期。
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政策
所谓“摊丁入亩”（或称摊丁入地），是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即丁
银），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地亩合并征收。康熙五十一年，
清政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虽然是赋役制度改革的一个进
步，但仍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康熙五十二年时，御吏董之燧
就提出了“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后来，经康熙默许，先后在广东
四川两省先试点。康熙五十五年，广东首先试行，稍后，四川也开始试行。
雍正元年，刚即位的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均的建议，正式向全国颁发诏
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经过 ５Ｏ 多年，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２７ 年），
除奉天省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全部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摊丁入亩”，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它简化了税收的手续，取消了
征税的双重标准，具有积极的意义。按土地多少征税，实际上是按人们的财
产和负担能力收税，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
的状况。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使人口税在中国历史上从此绝迹。这是封建
社会走向后期，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削弱的标志。
鼓励手工业的发展
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发展手工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首先，

①
翟均廉：《海塘录》。
②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二册。
 清政府在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时，也把匠银“摊入地粮内征收”。直隶在雍正
二年，安徽、江苏、广东等地则于雍正七年，将匠银摊入地亩。这一措施的
推行，免除了无地匠户及改营他业的匠户的负担，制止了逃亡。对有田的匠
户来说，负担也并不过重，而且减少了官府的一层剥削。相对减轻了手工业
者的负担，安定了他们的生产情绪。清政府还在其它行业采用了“摊入地亩”
的办法。雍正三年，清政府将制盐纳税中的灶丁银两，“一半摊入灶地征收，
一半于灶灯均摊”①。雍正八年，清政府又将制盐应纳课银“摊入地粮”征收
②
。
这个时期，清政府还逐步放松了对采矿的限制，并鼓励发展民营手工业。
雍正十二年，两广总督鄂弥达曾上疏阐述开矿的重要性，主张开放矿禁。乾
隆二年，清政府宣布开放铜禁，“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③。
乾隆八年，在主张开放矿禁和禁止开矿两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乾隆令大学
士张廷玉等人，召集九卿对矿政问题进行“庭议”。会后，乾隆立即批准了
张庭玉关于“各省凡有可采之山厂，俱经该地方官查明保题，先后开采，以
济民用”④的报告。从此，清朝的采矿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②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和农产品商品化水平的提高。
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的耕作技术有了一定的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工
具的普及改进，也引起一些农民的重视。在松江地区，耕田和犁地使用牛耕，
已很普遍。在耕耘除草技术上，一般讲求实行“三耘”（耘三遍）。精耕细
作普遍为人们所重视。浙江桐乡县的农民，种田“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
草率”⑤。在水利灌溉工具上，也由过去经常使用的龙骨水车，进而采用单车、
双车、牛车、风车等品种。普遍把畜力和风力用作水车的动力，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劳动效率。对于农作物的施肥，则依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了根据农
作物各成长期的不同需要和不同土壤条件，施用不同成分的肥料。农民普遍
认识到了肥料对农业的重要性，在浙江嘉兴，就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
书”的谚语①。北方的农民，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总结并发展了东汉时氾胜
的“区田法”，农产品产量有了显著提高，后来雍正皇帝还将此法向全国推
广。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试验，总结出了区田法“深耕、早种、稀种、多收”
的要点②。复种轮作制也有了新的进展，发展了一年三熟制，两季稻加种大麦，
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乾隆以后也普遍实行
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再加上一些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使农作物的
品种和产量有很大的增长。
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农田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浙
江海盐、平湖地区，过去亩产高时达到二石，少时则为一石四五斗。雍乾时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七。
②
《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
③
《清史稿・食货志》。
④
《朱批奏折》，《工业类》。
⑤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①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②
赵梦令：《区种五种》。
 期，则一般亩产可达到二石五斗，多的还要增加一倍③。雍正末年，山东采用
区田法，“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④。
这一时期，人口和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雍正十二年，全国耕地
面积达到 ８９０１ 千顷⑤，比康熙六十一年增加 ４１０ 千顷。乾隆时期由于缺乏统
计资料，难于比较。雍正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到了乾隆时期，
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全国人口为 １４３４１１５５９，
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达到 ３０４３５４１１０①。５０ 年的时间，人口数翻了一番还多。
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生产的发
展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的商品粮，也为经济
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手工业部门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社会分工
的不断扩大，手工业部门的高速发展，又引起和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雍、乾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就是由手工业部门对原料需求的增加引起的。
它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粮食贩运贸易的发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经济作物的种植，这个时期以棉花、桑树、烟叶、茶叶、甘蔗等经济作
物的发展最快。
这时棉花的种植已遍布全国各地，江苏、浙江、河北、湖北、河南、山
东等省，都成为重要的产棉区。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地区，“每村庄知务
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十之七八”②。在河北，乾隆初年时“冀、
赵、真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③。就连偏僻的贵州地区，乾隆时
思南府所属各县，也“皆种棉花”④。各地棉花的普遍种植，有不少属于自给
自足经济范畴。但在一些棉花主产区，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的一半以上，有
的甚至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清人褚华曾说：“北土、吉贝（棉花）贱而布贵，
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⑤。说明了当时南布北
运，北棉南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情况，许多织布手工业发达的地区，
并不盛产棉花，像无锡、苏州、嘉兴等地，织布业所需的棉花都需从附近的
产棉区供应。
桑树的种植，主要集中在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杭、嘉、湖地
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时，农民为了出卖商品而获得货币，大面积的种植
桑树。嘉兴府石门县，康熙时仅六个乡种植桑树 ６９４００ 多株，到雍、乾时，
“树桑不可以株数计”①。当时某些地区的种桑业已普遍商品化，由于丝织业
的发展促进了对桑叶的需求，因此种桑可以获得厚利。乾隆时，湖州府长兴
县，亩产桑叶 １６００ 斤，一年每亩费用不过二两，而出卖桑叶，“其利倍之”

③
《道光嘉兴府志》卷十一，《食货志》、《农桑》。
④
余金：《熙朝新语》卷九。
⑤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
①
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1979 年第 1 期。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③
《御制棉花图》，《方观承跋》。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
⑤
褚华：《木棉谱》。
①
《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引《石门县志》。
 ②
。
烟草的种植是明中叶后传入中国的，福建是最早种植的省份。这时，烟
草不仅继续在福建大面积种植，而且已发展到其他许多省份。福建汀州府所
属“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③。陕西汉中、安康、南郑、城固等
县“沃土腴田，尽植烟苗”④。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
株，小家不减二三千株”⑤。由于吸烟人数日益增多，烟叶的需求量大增，而
种烟的收益十分丰厚。因此，烟草大面积的种植，主要是为了运往他处贩运
图利。
我国茶叶的种植历史悠久。到了雍、乾时期，由于拥有了广大的国内外
市场，茶叶的生产更为发达。安徽的霍山、云南的普洱，福建的五夷山，浙
江的于潜县等都是著名的产区。据乾隆年间编纂的《六安州志》记载，安徽
霍山，“地瘠民贫，近县里里皆种茶，……民惟赖茶为生，自春徂夏，商贾
辐辏。”由于茶叶的大量种植，吸引大批收购茶叶的商人涌来。
甘蔗的种植，也早已成为商业性的经营，并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和福
建地区。清初广东大面积种植甘蔗主要在东莞、番禺、增城和阳春一带，到
雍、乾时期，逐渐扩展到雷州、廉州和潮州地区。此外，江西、四川、浙江、
江苏等省，适宜种植甘蔗的地区，也普遍种植了甘蔗。
除以上品种以外，蓝靛、苎麻、花生、蒲葵、水果等经济作物，也有不
同程度的发展。
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排挤了粮食作物的生产，一些专业经济作
物种植地区，不得不依靠外地粮食供应。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
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食。这些因素，促进
了粮食的商品化，粮食的贩运贸易得到较大发展。
江、浙地区很早以前就是我国的粮仓，最晚在宋代，就有“苏湖熟天下
足”的谚语。到了雍、乾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人口的激增，
这个地区已不得不依靠外地的粮食来接济。如崇明县，乾隆二十年前，每年
从外地运粮“不过二十余万石”，以后历年增加，乾隆四十年时，增至 ３０
多万石①。福建所需的米麦，也“仰食于江、浙、台湾”②。杭州一城每年所
需商品粮达三四百万石③。雍正时，广东由于大量种植烟草，粮食大量依赖广
西、江西和湖广。
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清初时由于战乱，土广人稀，物产并不
丰富。经过恢复与发展，到雍、乾时期，这个地区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逐步代替了江、浙地区，成为供应粮食的重要基地。过去的“苏湖熟天下足”，
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在这些产米区，形成了许多商品粮食的市场。汉
口是长江中下游的粮食集散地，湖南的大米集散地在湘潭和衡阳，重庆则是
四川的稻米集散地。雍正年间，汉口往长江下游运米的船只，每年不下 １６００

②
《乾隆长兴县志》卷十，《物产》。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振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⑤
《清代文字狱档》卷五，吴英：《挡舆献策案》，附《策书》。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③
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借箸篇》。
 多艘①。雍正九年，有十万石粮食经汉水运往陕西②。
在北方，粮食的贩运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关东地区每年“由海运贩以
济畿辅民食”③。乾隆年间，由东北开往天津的运粮船有数百艘④。东北地区
每年运往上海的豆麦也有一千多万石⑤。山东西部临清等地，当地粮食产不敷
用，主要靠大运河从河南和天津贩运麦粱⑥。山东东部则由东北接济粮食。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对清中期粮食
长距离流通数量的估计，约占粮食总商品量的 ２０％左右，反映了粮食商品化
的程度。
这个时期，尽管农业生产取得很大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个时期，从生产工具来
说，与以往相比，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铁刃
农具的锋利和耐用程度有所提高，但并未引起农具构造上的革新。此外，这
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农业的集约化耕作，即在原有的土地
上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农业的集约化耕作，一方面降低了农业生产率，
增大了农业成本；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
生，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③手工业的发展
雍、乾时期的手工业，比起康熙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纺织、
陶瓷、矿冶、制盐等行业发展最快。
这个时期手工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一定程度的进步和革新
上。如棉纺织业，松江地区在乾隆年间，使用木制的长五尺许的弹花弓，比
起明代用四尺多的竹弓蜡丝弦，更坚韧，弹力更强。松江地区的纺车，也从
明代的单锭手摇纺车改为多锭的脚踏纺车，增加了锭数，提高了劳动效率二
三倍①。上海采用脚踏纺车后，“他邑止用两手拈一纱，吾邑一手三纱，以足
运轮，人劳而工敏”②。再如四川的井盐业，在凿井方面，首先改革完善了钻
凿工具，逐步创制包括凿井、修井、打捞井中杂物等专用工具 ３７ 种。钻井的
钻具就有 ５ 种，有了不同的用途和操作方法。像鱼尾锉，状如鱼尾，重 １２０
斤至 １７０ 余斤，用来开凿井的上部；银锭锉，重百余斤，长一丈二尺，用来
开凿井的下部。由于工具的革新，凿井的深度也由原来的百来丈发展到 １００
多丈至 ２００ 多丈。在运送卤水方面，过去都是人挑畜驮，乾隆年间开始使用
盐枧，就是用竹管输送导引卤水的系统③。
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种类的繁多。乾隆年间，
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④。雍正年间，苏州的踹匠和染

①
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第 344 页。
②
[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③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八，《买粮禁酒疏》。
④
同治《天津县志》卷六。
⑤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⑥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
①
褚华：《木棉谱》。
②
《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③
卢家庆等：《民国富顺县志》卷五。
④
《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七，《物产》。
 匠各约有一万人，杭州的丝织业也很繁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
此为衣食之谋”①。南京的丝织业发展更快，全城拥有织机 ３ 万多张。乾隆三
十四年，美国旅行者威廉・雷查（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ｃｈｅｙ）曾到广州的广彩加工厂
参观彩瓷的制造。根据他的描绘，该工厂的工人该有 ２ 万人左右②。再如采矿
业，全国各种矿的在采厂数，在康熙五十七年为 ６８ 个，雍正六年为 １０５ 个，
乾隆十三年为 ２１５ 个，乾隆二十三年为 ２６２ 个，乾隆四十三年，则达到 ３１１
个③。在采矿和某些行业中，出现许多规模很大的手工业，拥有巨额资本，雇
佣着大批手工业者。云南铜矿，大厂的矿工数以万计，小厂的矿工也数以千
计④。在四川犍为、富顺等县的大盐厂，“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
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⑤。
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手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更加繁
多。南京民间丝织业所生产的绸缎，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
素等⑥。供宫庭享用的绸类，又分为宁绸、宫绸、亮绸；缎类又有花绣、锦绣、
闪缎、装花、暗花、五丝。苏州产缎，最初只有素缎，到了这个时期又“发
明纱货，同时又织造百子被面、三元绸等”⑦。苏州所产的“吴绫”，也有方
纹、龙凤纹、天马辟邪纹等⑧。景德镇的陶瓷，康熙时初创的粉彩，这时则得
到进一步的改进，成为极为精美的粉彩瓷器，是清代瓷器的新成就。还有仿
外国花样绘制的洋彩。花式品种极多，花式就有官古式、上古式、泑古式、
小古式、常古式、子式、法式、梨式、炉式、宫式、宋式、兰竹式、花桶式、
盖式等几十种。棉布除了各种染色布盛行外，在纹络、花样上也有新的发展，
著名的有扣布、稀布、飞花、斜纹布、梭布、药斑布、紫花布等名品。
手工业的持续发展，还表现在民营手工业的兴起，使官手工业逐渐丧失
在整个手工业部门的统治地位。在盐、铁、纺织、陶瓷、造船等行业中，民
营比重不断扩大，从而使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有了显著发展。如丝织业，乾
隆十年，官营丝织业共有织机 １８６３ 张，机匠 ７０８２ 人，分布在苏州、南京、
杭州三地①。比康熙时三地织机总额 ２１４０ 张衰减 １３％。而同时仅南方一地就
有民营织机 ３ 万张。
手工业的持续发展，还表现在产品市场的扩大上。这一时期，手工业产
品的市场不断扩大，许多产品的销路遍及全国各地，有些产品还销往国外。
如无锡生产的棉布，因坚固耐用，备受欢迎，乾隆年间，“坐贾收之，捆载
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万”②。南京产的棉布，
质量上乘，永不退色，各国商人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乾隆五十一年 ３７２０２０

①
《光绪仙居县志》卷十，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②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3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
④
《续云南通志稿》卷四十三，《矿务》。
⑤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⑥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⑦
宇鸣：《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⑧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内务府库藏织造》。
②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匹，乾隆六十年便增到 １００５０００ 匹。南京的绸缎，也是“商贾载之遍天下”③，
并输往日本、南洋和欧洲。佛山的铁器，运销于国内外市场，享有极高的声
誉。佛山铁锅北“贩于吴、越、燕、楚”，南售于雷州、琼州④，甚至出口南
洋。雍正七、八、九年，外国船只“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
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每连大者二个，小者四五六个不
等”）①。乾隆年间，台湾（台南）、凤山、诸罗（嘉义）三县每年产蔗糖约
１ 亿多斤②，辗转销售于京津及江浙各省，乃至吕宋、日本等国。景德镇的瓷
器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运销国内各地，乃至输往国外，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
产品。
④城镇商业的繁荣
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也有了新的发展，商品的长途贩运
十分发达。在经济发展的促进下，商路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清代，国内东西贸易主要依靠长江和珠江的河运。这个时期，长江上中
游的水运有了重大发展。川江（长江宜宾至宜昌段）航运，是清代开拓的，
乾隆初，为运云南铜矿，还在宜宾以上疏凿险滩，开通金沙江航路 １３００ 多里，
甚至超过了近代通航限度。长江中游和中下游的航运，这时也有较大的发展。
除粮食外，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蜀的丝、茶以及南北土产，都
汇入长江。长江是米、木与盐、棉、布、洋货广货交流的干线。而汉口则成
为商品的转运站。据金汉升先生估计，雍正十二年一年，湖广经长江运往江
浙的大米就有一千万石左右③。珠江水系，尤其是西江的航运，是沟通广东与
广西、广西与湖南货运的纽带。
在南北贸易中，则有内河与海运两个方面。内河有三条主要干线。一条
即大运河，它不仅是漕运的主要航线，也是南北客商货物运输的交通要道。
运河航运的发展，使清江浦（今淮阴）发展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人口由清
初的 ３ 万人发展到乾隆四十年的 ５４ 万。乾隆末，淮河口淤塞，大运河的利用
受到限制。长江以南的南北交通干线有二条，一是由湘江南行，沿桂江、西
江到广州，一是由赣江南行，经北江到广州。广州口岸通商后，丝茶在湘潭
装箱，运广州销往国外，洋货则由湘潭分运内地。
海运线主要有二条。一条是由江苏崇明绕山东半岛到天津，或由上海到
关东的北洋航线。每年运关东豆、麦等到上海，运布、茶等南货去华北、东
北，是南北贸易的一大干线。另一条是从广东到苏州，或由福州经淡水到台
北的南洋航线。是糖、棉、布等南北贸易的另一干线。
此外，还有陆路运输，以及连接中小城镇的水陆联运的交通线。这些河
运、海运、水陆联运和陆运的交叉纵横，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国内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突破了省区等地方的界线。长距离运销的商品，
逐步由过去的以奢侈品为主，转为以粮食、棉布、棉花、食盐、铁器等与人
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商品为主，有利于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
经济的发展。

③
参见《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④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十一。
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五十二册，广东巡抚杨永斌奏折。
②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物产》。
③
金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2 册第 573 页。
 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城市的繁荣。雍、乾时期的城镇，无论从城建
规模、人口结构，工商业的发达程度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而造成城
镇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由于政治和军事因素，而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因
素所致。比如汉口，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到乾隆初年，人口已
发展到 ２Ｏ 余万，人口增长的原因，“大半皆东南西北之人……以逐此什一之
利者也”①。再如扬州，清初的洗劫，曾使这里变为废墟。由于扬州水陆交通
方便，河湖纵横，尤富渔盐之利，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这里的盐业和商业
不但有所恢复，而且更加发展。到了乾隆年间，两淮一带盐业十分发达，食
盐运销各地，因此扬州城“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
十万”①。
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主要有扬州、苏州、南京、杭州、佛山、
广州、汉口、北京。此外，重庆、芜湖、镇江、景德镇、柳州、济宁、宣化、
厦门等也发展为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中等城市。从中可以看出，大城市中除
了北京，其余都位于南方工商业发达地区，而中等城市也大部分是南方城市。
这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城镇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
这个时期，城镇发展和繁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江南新兴市镇的勃兴。
江南地区，尤其是在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极
为发达，并以丝织业和棉织业发达著称。在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带动下，
新兴市镇得以勃兴，许多商业市镇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向手工业市镇发展。
浙江桐乡县的濮院镇，明万历时以纱绸业兴起，清初，变成了“万家烟火”
的手工业市镇。到乾隆时，“日出万䌷”，号称“绸市”。绸匹远销“两晋、
山东、山西、湖广、陕西、江南、福建，以至硫球、日本，濮绸之名，几遍
天下”②。桐乡县的炉头镇，原为一小村落，乾隆年间，也发展成为“以冶铸
为业”的市镇，其“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皆仰赖矣”③。吴江的盛泽镇，
嘉靖时，是有一百多户以绫绸为业的小　市，到乾隆年间，发展为“居民百倍
于昔，绫绸之聚，亦且百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
塞港，街道肩摩”的名镇。其它像苏州的震泽镇，嘉兴的王江泾镇，湖州的
双林镇、南浔镇，都是丝织业的名镇。松江的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
安亭、硖石等镇，则是棉布业的名镇。而杭州的北新关镇、唐栖镇；苏州府
属吴县的甫里镇、浒墅镇，常熟的福山镇、支矿镇，吴江的同里镇、黎里镇；
嘉兴的新丰塘镇；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桐乡的皂林镇；松江的魏塘镇、
三林塘镇、新塘镇等，都是商业性的市镇。
由于城市的发展，商品流通的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资本空前增长，造就
了许多以行业区分的拥有大量商业资本的商人集团。如盐商、行商、粮商、
票商和洋商等。他们岁入巨万，财力雄厚。当时清朝户部所存库银不过七千
多万两，而山西元氏则有数千万两银子，曹、刘、渠、常、刘氏等人分别拥
有数十万至数百万两银子①。广东的行商（即所谓十三行），享受清朝给予的
特权，获得对外贸易的垄断，怡和行伍秉鉴家产达 ２６００ 万银元，折合英镑

①
吕寅东：《夏口县志》卷十三，商务志。
①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
②
《濮镇纪闻》卷首，风俗条。
③
《嘉庆桐乡县志》卷二，市镇。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
 ６００ 万②。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扬州盐商江广达，捐了 ２００
万两银子“以备犒赏”。
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
防止竞争，工商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摆脱了官
府的约束，显现出民间组织的性质。会馆多是外地同乡工商业者的组织，公
所则是手工业同业行会。明清时期，苏州共建工商会馆 ４７ 所，其中康熙、乾
隆年间共建 ２９ 所，占总数 ６０％强③。北京工商会馆，公所共建 ５０ 所，雍、
乾时期共建 １３ 所④。上海的工商会馆，顺治时建 １ 所，康熙时建 ２ 所，雍正
时建 １ 所，乾隆时建 １０ 所①。汉口清代共建工商会馆 １７ 所，雍、乾时期共建
８ 所，乾嘉年间建 ２ 所②。这个时期，会馆公所的建立，进入全盛时期。这些
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自愿联合组织起来的。这些会馆公所组
织，虽然在保护工商业者各自的利益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本身
具有的封建性质，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束缚和延缓的
作用。
⑤对外贸易的发展
清代初期，实行锁国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
宣布开放海禁。在此之前，清朝的对外贸易为海禁时期的贡舶贸易。在此之
后，则为开放海禁时期的通商贸易。
清初，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片帆出海。同时，承袭明制，
继续实行贡舶贸易，由市舶提举司办理贡舶贸易事务。当时，外国贡船，以
暹罗国最多，顺治十年就遣贡船到广州求市。此外，还有荷兰、英国、葡萄
牙及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前来进行朝贡贸易。贸易的规模十分有限。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下令“开海贸易”，并于康熙
二十四年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处设置海关。清政府在各海关设正
副监督各一人，制订各关税则例，独立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各海
关直属户部，不受地方行政管辖。其中，粤海关最为重要，是清政府管理对
外贸易的主要机构。
粤海关建立后，改革了原来市舶司抽税的制度，定出了海关的税收则例，
并停止澳门的旱路贸易。关税分为正税和杂税两种，正税又包括货税和船钞。
此外，还有进出口税，不由内外商直接交纳，而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代
付。
粤海关定出商税制度后，便将广州的商行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国内贸
易的，称为“金丝行”；另一类是经营对外贸易的，称为“洋货行”。使洋
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洋货行成为专业经营管理外贸业务的机构。于是洋
行和洋行制度便应运而生。洋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而设的，拥有垄断对外贸易
的特权，主要职能是承保和缴纳外国商货入境征收税项，替清政府办理一切

②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二章第三节。
③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①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②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与外商联系事宜，还负责管理外国商船人员，拥有一定的行政外交权。洋行
的性质是官商，是封建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开海贸易”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茶、丝、绸缎、棉
布、瓷器、铁锅等商品，出口量不断上升，以茶、丝为大宗。乾隆四十年，
广州输出茶叶 １６００ 多万磅，乾隆五十年，则增至 ２８００ 多万磅。乾隆中叶，
每年出口的蚕丝也达二三十万斤。进口的商品，东南亚各国主要以大米为大
宗，欧美各国主要是运转东南亚地区的土特产，如棉花、香料、药材等，以
及欧美产的毛纺织品，各种工艺品等。以棉花、毛织品，香料以及各种工艺
品为大宗。当时的中外贸易中，我国仍能保持出超的地位，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我国对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出超额达 ２４０ 多
万两①。
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清政府为了防范欧洲殖民主义的侵略，关闭了其它
海关和港口，保留粤海关。外国来粤的贸易商船，从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
共 ２０７ 艘；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共 ５３８ 艘。粤海关所收关税，乾隆十
五年至二十五年，共 ４７２５３１２ 两，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共 ９２７１５３６ 两①。
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但由于清政府根本不把
对外贸易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政治上又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因而对发展
对外贸易，采取限制政策。如行商制度，限定一口通商，对进出口货物的限
制以及对外国商人的防范等。这些政策不仅妨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
且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
化和科学技术。

２．封建皇朝经济的式微

①土地兼并社会生产下降
清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进入了转折期，由繁荣
而走向衰败。乾隆以后，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之下，土地流转加速，土地
兼并又日益严重。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手段，纷纷购置土地。当时兼
并土地的手段主要有二种：一是凭藉封建特权，侵占强夺；二是通过经济手
段，利用灾荒年进行收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土地兼
并比较普遍。当时，一些大地主往往兼营商业和高利贷，从而使社会财富日
益集中到他们手中，也因此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嘉、道时期，这种土地
兼并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地主，嘉庆时，皇庄达 １０７８ 所，占有土地
３５０００ 多顷②。大官僚也利用政治特权，恣意兼并土地。乾隆、嘉庆时的大学
士和珅，在各地占有民田 ８０ 多万亩③。嘉庆时，广东巡抚百龄在各地有田地
５０ 多万亩①。道光时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在各地占地面积超过和珅 ３ 倍，达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卷二。
①
梁廷楠《粤海关志》。
②
嘉庆《大清会典》卷七十六。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卷二十。
 到 ２５６ 万多亩②。各地庶民地主的土地兼并，更是比比皆有。嘉庆时，湖南衡
阳刘姓地主“田至万亩”③。道光年间，吴江县的沈懋德也“有田万余亩”④。
土地兼并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两级分化。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官僚、
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广大自耕农丧失土地，纷纷破产。破产农民除沦为佃
户外，大多是背井离乡，流落他方。这和清初佃户不断演变为自耕农的情况
正好相反。地主依仗着对土地的垄断权，对佃户进行残酷的剥削，当时地租
形态以实物为主，又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式。分成租的剥削率
一般在 ５０％左右，有的甚至高达 ７０％左右。除此之外，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
附加租。地主还经常采取“夺田另佃”的手段，来提高租额。残酷的剥削使
佃户的处境极为艰难。
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日益加重。土地虽然
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但他们可以凭恃权势或贿通官府，通
过隐匿地亩、飞洒诡寄等手段来逃避赋役。同时，地主购买土地，并不过割
赋役大户，赋役仍由典买田地农民出办。地主千方百计地将赋役负担转嫁到
农民身上，土地兼并的发展，还使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愈益减少，而额
定的赋税又要保证交纳，于是征粮时“浮级”多取之弊越演越烈。
乾隆、嘉庆时代，全国土地的开发已达到饱和，很难再找到可开垦的土
地。乾隆末，全国人口 ３ 亿，耕地面积约 ９ 亿亩。到了道光时，人口增至 ４
亿，耕地却并未增加。前后两个时期相比较，全国人口增加了 ３３％，人均耕
地减少 ２５％。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剧烈，无田可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许
多省份，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十分明显。耕地面积减少，反映了农村经济衰
退的情况。
许多农民由于不堪高额地租和繁重赋役的剥削，大量外逃，使农民人数
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游民数字激增。由于流民数量很大，清政府
害怕出现混乱，屡次下令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北方流民向东北西北的迁徙，
始终阻挡不住。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 年）四月，到蒙古垦殖的内地人已达 １８６００
多户，同年十一月，“吉林厅查出新来流民 １４５９ 户，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
６９５３ 户”①。南方江、浙、闽、粤、桂的流民也很多。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
官府发现长期封禁的宁波与合州交界的南田，有“垦户二千四百有零，已垦
田一万六千七百余亩”②。甚至台湾也已成为当时福建和广东等地贫民大批流
迁的处所。乾隆三十四年，台湾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
台者们源源不绝”③。台湾岛北的淡水厅，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９ 年）有 ３ 万
多人口，到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竟达到 １１ 万 ６ 千多人④。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也明显地出现了衰败的
迹象。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结合，使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破坏首当其冲。
政治腐败、天灾连年，购买力下降，原料价格上涨，也使城乡手工业者难以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69 页。
③
彭玉麟等：《衡阳县志》卷十一。
④
熊其英等《吴江县志》卷十九。
①
《东华续录》嘉庆大卷二十九，卷三十。
②
《清宣宗实录》卷四十七。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
④
同治《淡水厅志》卷四。
 维持生产。纺织业一向比较发达的苏州，嘉庆初年，因天灾人祸，出现了“年
饥，织工多废业”①的景象。以丝织业闻名的吴江县，乾隆十二年以后，绸纺
比康熙时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丝价却增加了一倍②，生产者自然无法维持正常
生产。过去以“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的南京，这时也是“贸易日就消减，
以今较昔，不过十之二三”③。至嘉庆十九年。更到了“机坊大坏，失业尤多”
④
的境地。
其它手工业行业，也同样出现了衰微的趋势。四川大宁盐厂，繁盛时“烧
灶三百三十六座，均燃以柴”；嘉庆八年以后，“卤汁遂淡，柴亦欠缺，灶
因逐减”⑤。云南铜矿业的生产，则由于清政府实行官买余铜的政策，所定铜
价往往低于成本六七钱，因而商人亏本，产量逐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云
南全省的铜产量为 １４６７４４８１ 斤，到嘉庆十五年便降为 １０５７４９１６ 斤⑥。广西和
湖南的铜矿，也因横征暴敛，使“商人裹足不前”，“地利弃置”⑦。贵州的
铅矿，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成本倍增，余铅全归官买，价格不抵成本，而
使“厂势渐衰”⑧。
②统治腐败　　财政收入锐减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看到吏治腐败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因素，吸
取这一教训，对整饬吏治颇为用心。乾隆、嘉庆之际，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早
已确立，而且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上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在这种背
景下，封建统治者开始头脑发热，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权力为所欲为。乾隆、
嘉庆之际，清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官吏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奢靡成风，
贪污盛行，统治机构的职能已经废弛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乾隆本人一向好大喜功，虽然一生做了几件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
事，但他骄奢淫逸，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使奢靡之风盛行。乾隆仿效
康熙 ６ 次南巡，每到一处，耗费均在二三十万金以上。乾隆还大兴土木，修
建宫殿、苑囿，劳民伤财。
与封建官僚的奢侈生活相伴随，政权机构中则贪风日盛，贿赂公行。大
学士和珅是乾隆后期结党营私、包庇亲信、贪赃枉法的著名人物。他担任军
机大臣 ２４ 年，权力最大，贪名最著。嘉庆四年，嘉庆将和珅治罪，查抄了他
的家产。除了房舍，还有田地 ８０ 万亩，当铺 ７５ 座，银号 ４２ 座，赤金 ５８０
两，生沙金 ２００ 多万两，金元宝 １ 千个，银元宝 １ 千个，元宝银 ９４００ 万两，
其它如珍珠、白玉、珊瑚、玛瑙、钟表、宝石、绸缎、磁器、古鼎、人参、
貂皮等不计其数。查抄的家产共有 １０９ 号，其中已估价的有 ２６ 号，价值 ２．２
亿两白银。整个家产约折合白银 ８ 亿两。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为 ４ 千多万两
白银，已估价的财产相当于 ５ 年多的财政收入，全部家产约合清廷 ２０ 年的总

①
钱士锜：《吴门补乘续编》卷十。
②
陈■纕等：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
③
康熙《白下琐言》卷八。
④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
⑤
吴炜等：《四川盐政史》卷二。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辑第 350 页。
⑦
《清代钞档》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⑧
《清代钞档》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八日。
 收入。甚至和珅两个仆人被抄没的家产也值 ７００ 万两之多①。嘉庆抄了和珅的
家，没收了数量很可观的财物据为己有，因此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谚语。
嘉庆以后，吏治之风更加腐败。嘉庆初年，毕沅任两广总督，福宁任广
东巡抚，陈淮任广东布政使，３ 人朋比为奸，都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毕
（沅）性迂缓，不以听政为事；福（宁）阴刻，广纳苞苴；陈（淮）则摘人
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囊而后免”。当时人骂他们：“毕不管，福要钱，陈
倒包”①。还有人这样描写：毕像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
虽人不免；陈如鼠橐，钻穴蚀物，人不知之。嘉庆十四年，工部书吏王书常、
蔡泳受等人，私刻假印，冒领库银 １４ 次之多，数目不下千万。同年，江苏山
阴知县王伸汉，假报户口，冒领赈济款 ３ 万金。
在清政府统治腐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嘉、道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
在进一步加深，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加，处于入不敷出的的拮据状态。
这个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加剧，清政府征收的田赋减少，加上吏治败坏，各
级官吏大量侵吞，使乾隆末年即已存在的财政亏空问题日益严重。年岁屡丰
的江西省，在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四年的 ２０ 多年里，亏空银 ８３ 万两②。直隶
省在嘉庆初年首次清查就亏银 ２７ 万两；不久进行第二次清查，亏空增加到
１５２ 万两，嘉庆六年，亏空达到 ２６４ 万两③。嘉庆十七年，户部统计，各省积
欠正项钱粮及耗羡杂税达 ２４ 万两。进入道光后，亏空还在继续发展。道光十
九年（１８３９ 年），户查统计，各省拖欠未解户部的赋税达 ２９４０ 万两④。财政
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军费开支巨大。由于政治腐败，
社会矛盾尖锐，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调集大批军队血腥镇压起义
民众，战争费用猛增。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 ２
亿两，镇压湖黔苗民起义用去 １０９０ 万两，镇压东南沿海蔡牵反抗斗争花费
３００ 万两⑤。由于入不敷出，自乾隆中叶以后，国家财政收支结余逐年锐减。
乾隆六十年，户部存银尚有 ６９３９１９９０ 两，嘉庆元年存银 ５６５８４７２４ 两，嘉庆
三年只存银 １９１８５５９２ 两，嘉庆十六年存银 ２０７８４４６５ 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
平均每年存银约 ２７１６３０００ 两①。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反映了社会经济衰退的
趋势。
③天灾人祸　　人民生活贫困
乾隆中叶以后，清朝政治腐败，财政拮据，统治者无心顾及水利工程的
修治。在广大农村，连年水旱，灾害频仍。遍布全国的天灾人祸，严重威胁
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山东是历史上的老灾区。道光十五年春天，山东淮县出现大旱，夏天又
霪雨连绵，秋天发生虫灾。次年大饥，瘟疫流行，灾民纷纷往东北逃亡。淮
县城内，饥民充斥，道殣相望。苏北的安东县地处黄河之滨，从乾隆十三年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二册《讥讽类》。
②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卷十一。
③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卷十九。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三。
⑤
《清史稿》食货志六。
①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一期。
 到道光十三年的 ８５ 年中，发生大旱 １Ｏ 多次，雨涝和河堤决口二三十次，小
灾大荒无计其数。乾隆五十一年春天，安东县发生了一次最大的灾荒，“斗
谷千钱，米倍之。居民食树皮，面肿多死。麦熟时，至无能收获者”②。河南
也是水旱频繁的多灾区。乾隆五十一年，永城县“岁饥”、“人相食”。道
光五年四月，“蝗蝻遍野”③。嘉庆十八年，卫辉府“因枯旱已久，大田仍未
能翻犁耕种，贫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
④
。
以上灾情，并非个别地区仅有的现象。整个清代，自然灾害遍及各地，
乾隆以后，尤其严重。贫苦人民受尽了封建统治的压迫，在自然灾害面前，
无力抵御，饥寒交迫。
综上所述，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疯
狂兼并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以及清王朝强化思想文化专
制和保守自大，造成社会经济逐渐衰退。而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社会经济发
展所能容纳的限度，加速了社会经济衰落的进程。

②
《光绪安东县志》卷五，《灾异》。
③
《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五，《灾祥》。
④
《清仁宗实录》卷二六七。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与阻滞

１．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康熙年间，手工业的一些行业中，就已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工场，
运用着巨额资本，雇用大量的劳动力，甚至形成包括几个相对独立生产阶段
的联合性企业。清代中期以后，手工业工场更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手工业工场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二是一些新的手工业行业从农业
中独立出来，并涌现出一批手工业工场。
陕西、川北秦岭大巴山区的冶铁手工工场，是综合性经营方式的典型，
规模巨大，它包括采木烧炭、开山采煤、矿石冶炼、器具铸造和相互间的运
输等生产环节，是由相对独立生产阶段所形成的许多生产单位的联合组织。
炼铁的高炉高一丈七八，每炉匠人一名，辅助工人数十人，再加上运输、开
石、挖矿的工人，一座高炉用工百数十人。有的工场拥有高炉六七座，“匠
作佣工不下千人”①。铁板炼成后，就近作锅，作农器，“匠作搬运工人，又
必千数百人”①。
广东的铁厂生产规模也很大。广东有五六十座铁炉，佣工不下数万人。
“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
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②。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
都在一个场内完成。开办这种规模巨大的综合性铁厂，需有“万金”的巨额
资金。
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很快，雍正八年，苏州阊门一带就有专门开设踹坊的
包头 ３４０ 多人，设踹坊 ４５０ 多座，踹匠总数在 １ 万人以上，每一踹坊平均雇
用几十个踹匠。踹匠是来自江宁、太平、宁国等地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
包头置有生产资料，招集踹匠，由包头向客店领布发碾，交给踹匠踏光。每
名工匠的工价银为一分一厘三毫。踹匠每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作为偿付房
租与工具的费用。踹坊内部关系是客店业主、包头共同剥削踹匠的剩余劳动，
属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但包头剥削工匠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踹匠每月给
包头定额租金，而且踹匠被编制在封建的保甲制下，由作头稽查，人身受保
甲制和把头制的约束。道光年间，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织布工场。道光十
二年（１８３３ 年），佛山镇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 ５ 万人，他们大约在 ２５００
家织布工场中作工，平均每个工场 ２０ 人③。
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康熙以后，在农产品加工工业中，出现资本
主义性质的作坊和工场，一些新的手工业行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出来。乾隆年
间，江西玉山、瑞金盛产烟叶，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的商人纷纷前去开设
烟厂，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①。玉山一县“日佣数千人，以
治其事，而身价驰大江南北”②。浙江嘉兴石门镇的榨油业，也出现资本主义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引《徽州志》。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①
同治《瑞金县志》卷十一，《禁烟议》。
②
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二，风俗土产志。
 性质的手工作坊。夏镇、淮扬、楚湘等处商人开设了 ２０ 家油坊，榨油作饼，
共雇工 ８００ 多人，平均每家作坊雇工 ４０ 多人。镇上居民较少，就招募邻近地
区的居民作工③。此外，在制茶业、制糖业、造纸业等也出现了脱离农业而独
立的工场手工业。
尽管工场手工业在清中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当时手工业工场并未在
手工业中占据统治地位。小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仍然普遍存在，手工业
与农业的分离依旧是个别现象。这时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
态。

２．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这个时期，农村中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条件，比过去有了显著的进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商品化有了较
大的增长，在农村中，由于承佃制的出现，佃农封建束缚的松弛，小生产者
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清中期以后，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增长，产
生了佃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
佃富农，是指封建社会后期，通过租佃制租种土地，雇佣工人从事商品
生产的富裕佃农。他们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小生产者分化的结果。他们
所拥有的一定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他们所付地租和付出的工资，都带有资
本的属性。乾隆年间，这种佃富农的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清代前、中期，有
一些游民，到山区搭棚为屋，开垦荒地，被称为棚民。他们大部分是破产的
贫苦农民，赤手进山谋生。也有一种富裕棚民，他们挟资进山，牟取利润。
乾隆四十四年，安徽怀宁人丁云高到休宁租山种植玉米，预付地租，搭盖住
棚，备办工食。他雇工 １２ 人，都是外地“穷民”，靠“佣工度日”，每年工
钱 ４ 两、６ 两不等。因为这里的玉米产量高，所以可“获利倍蓰”①。
嘉庆年间，安徽、江西、浙江一带的富裕棚民又有发展。当时富裕棚民
预交祖金有的多达 １０００ 两以上，租期长达 ２０ 年，雇工达 ２０—３０ 人。如嘉庆
初年，方会中等租休宁山田，预付租金 ２６００ 多两，租山场七处，“周二十余
里”，建有草棚“九十余座，丁属六百余人”，种植玉米出售②。后因人命案
被勒令退租，只领回价银 １４００ 多两。这些佃富农，掌握大量的资金，租种大
面积土地，雇佣工人进行商品生产，牟取利润，是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典
型事例。
经营地主经济，是指地主直接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受商品经济
发展的影响，有些地区的地主，感到出租土地不如自己直接经营收益大，放
弃了传统的租佃经营方式，改用雇工经营的方式，来从事商品生产，牟取利
润。有一些商人购买土地，雇工经营，从事商品生产，也属于这种经营方式。
由于生产经济作物的收益较高，因此经营地主经济的活动，也主要是在经济
作物的经营中开始的。
乾隆初年，广东琼山柯凤翔、柯凤集兄弟 ２ 人和他们的妹夫合伙买了一
座荒山，雇工栽种槟榔树 ５ 万株。乾隆六年，榔子包给刘白石收割，包价 ８６

③
参见贺灿然：《彰先亭碑记》。
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两。后又由于槟榔价上涨，又有人出价 １３２ 两向刘白石转包①。柯氏兄弟经营
的槟榔园，从开山种植，到收割，全需雇工经营，并有利可图。这显然不是
租佃地主的经营方式了。另外，从嘉庆年间福建省侯官县郑宗梓买卖、租赁
土地、山场以及借贷等契约中，也可明显地看出经营地主的情况。郑宗梓自
乾隆四十六年至道光六年（１７８１—１８６２ 年），除租进山场，果园十多起外，
共买进山场、果园 ４４ 起，共付出本银 １０８７．２５ 两，而当出果园只 １ 起（２．３
亩）②。郑宗梓不仅自己买地经营，而且还与别人合伙经营果园业。像这种大
规模地经营园林种植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性质。
尽管这个时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由于受生
产力发展的制约，这种增长是十分缓慢的。它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
用，仍然是微乎其微。这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不仅处于萌芽状态，而
且非常不稳定。其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难以与手工业的资本主义
萌芽相提并论。

３．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遏制

这个时期，我国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除了受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约束以外，还受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由于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
上、思想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它可以从多方位遏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经过曲折、困难的道路，极其缓慢
地向前发展，甚至被摧残。这时期，封建势力对新的生产关系的遏制，主要
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封建政治统治的加强
我国很早以前就开始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清代满族取得统治
地位以后，要以少制多，就更要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的管理上，清代设总
督与巡抚，使军政权力更加集中，直接听命于满族皇帝，相互制约，保证了
中央政策能够在全国通行。明清以后，缙绅地主依靠封建特权取得土地的情
况逐渐被土地买卖所代替。清代，缙绅地主优免钱粮的权利被取消，租佃关
系也因定额租制和押租制的实行而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在封建依附关系进
一步松弛的情况下，地主就更需要从封建上层建筑方面来加强和补充他们对
农民的剥削。
封建土地所有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在
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对土地采取租佃制经营。清中期的地租形态，占统
治地位的还是实物地租。佃农除负担地租外，还要负担政府的徭役。在小土
地私有制下的自耕农，生产范围狭小，还要缴纳田赋和提供徭役，很难进行
扩大再生产。清中期，地租剥削已相对增加，分成租制已普遍向定额租制发
展，并出现了押租制。虽然租佃关系有所松弛，但政府对抗租、欠租的禁令
却异常严密。在繁重的封建剥削下，许多自耕农民丧失土地而沦为佃农；而
佃农更不可能改良生产。再加上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生产力
的发展相对停滞，从而导致小农经济的贫困化，商品经济难于发展。

①
参见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1975 年第 9 期。
②
参见黄志中：《福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 年第二辑。
 同时，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自耕农和佃农仅仅依靠种地难以维持最低
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尽量生产自己所必需的手工业品，从而形成农业和手工
业的紧密结合，使“男耕女织”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更加根深
蒂固，从而使商品经济丧失赖以发展的市场条件。
清代前中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土地买卖盛行。这使一些拥有
巨额资金的商人，热衷于把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地租的剥削。
地主、商人还和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这种地主、商人、高利贷的三位一体，
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不利于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限制了商业资本
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限制了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阻碍了商品经济
的发展。
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和摧残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本抑末，实行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以保证农业劳
动力的政策。明清以来，政府在抑末的一面有所松弛，但并没有放弃对民间
工商业的限制。清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和掠夺，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和摧残，首先表现在对工商业的发展，实行名目繁多的
苛派勒索。各省关卡林立，巧立名目，重复取税或额外多征，使行商困难，
堵塞了商品流通。其次，清政府还以“防范”造反为由，禁止开矿。对一些
手工业部门，还限制其原料和产品的制造。对某些手工业产品则压价强买，
如乾隆年间，许多铜矿就是因清政府低价强购而致减产甚至倒闭。此外，清
代尽管废除了匠籍制度，却仍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官手工业。清政府这些重
本抑末、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工商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和条
件，从而遏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
闭关禁海政策
清政府一建立，就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的四十年间，实行了“片
板不准下海，片帆不准入口”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并在
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通商。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又颁布禁
海令，只保留东洋贸易；允许南洋外人来华，不准中国商人前往。雍正五年，
清政府曾解除中国商人往南洋贸易的禁令。但到乾隆十二年，又恢复了这条
禁令。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了其他 ３ 个口岸，只留广州一处作为外商
来华的通商口岸。还设立了控制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并禁止浙丝、土丝、
湖蚕、绫䌷缎匹的输出。
受封建自然经济的影响，清政府不仅在国内实行重本抑末　的政策，而且
对海外贸易也极其轻视。清政府的闭关禁海政策，更主要的是一种维护封建
统治的政治制度。这种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制度作用
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受到的遏制和摧残，其程度十分严重，范围也相当
广泛。
在经济上，它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发展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当时，中国国
内市场相当狭小，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异常坚固，市场的开拓也十分艰难。
而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如果能开拓海外市场，不仅对社会
经济的发展，将开辟一条新路，而且将会给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重要
的来源。当时有人估计，如果在国内贸易的利是一的话，那么将商品运至日
本，可得利为五；再从日本载货回国贩卖，又可获利。如果到南洋进行对外
贸易，利润更加丰厚，“其利十倍”。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明代末
 叶，西方的许多现代科技知识，像天文、数学、物理、军事技术等曾经不断
传入中国。当时日本也要借助汉语译本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清政府实行
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
滞状态，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由于禁海，中国的
航海业和造船业也由世界领先地位而一落千丈。１６ 世纪前，中国的造船技术
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 年），中国远洋帆船有 １３７ 艘，嘉
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 年）前后，行驶东南亚和日本的远洋帆船才为 ２９５ 艘，总
吨位为 ８５．２ 万吨，２３０ 多年的时间，船只增长一倍多①。而英国 １７７０ 年航海
船只的吨位为 ７０ 万吨，至 １７９２ 年，２０ 年间发展到 １５４ 万吨，也是增长一倍
多②。
清政府实行闭关禁海政策，限制和阻碍了中外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使
中国人民长时期地失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先进思想的机会，处于
一种愚昧和落后的状态。

①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 年
第 8 期。
②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 年
第 8 期。
 （三）赋役制度的改革和租佃制度的演变

１．赋役制度的改革

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进一步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实行了摊丁
入亩的赋役制度和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这是清代，也是封建社会的最后
一次赋役制度改革，为清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
摊丁入亩制度的施行，使赋役制度前进了一步，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封建的
人身依附关系，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
①摊丁入亩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它堵塞了
封建官吏以丁税为名目向人民无限制地加重负担的途径。但它并未解决赋役
不均的问题，因为它并未免除按照每户人丁数目确定征收数量的丁银，而每
户人丁数目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按照该制度的规定，以新增人丁顶补免役
和死亡人丁纳丁税，则又会在丁税原额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各户增减人丁数
目不同而产生新的赋役不均。同时，这种补除办法的本身，仍然会给贪官污
吏提供营私舞弊的机会，也给丁税的征收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和困难。
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巩固封建统治，清政府决定进一步改革赋役制度。
实际上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人提出过“以田（粮）载丁”的丁银科派办法。
康熙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也认为赋役不均在于“田与丁分”，主张在乐
亭县实行“均田均丁”方法①。“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促进了
“摊丁入亩”的推行。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统计丁粮，按亩均
派”的建议，结果因“（户）部议不便更张而止”。后经康熙默许，在“广
东、四川两省先行之”②，进行试点。直到康熙五十五年，广东省各州县才开
始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接着四川也在康熙末年相继试行。
雍正继位后，针对康熙末年各省库项亏空的情况，加紧了对吏治和钱粮
的整顿。雍正元年七月，清世宗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
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雍正二年开始至雍正七年，这一制度先后
在河北、福建、山东、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
湖南、广西、湖北等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陆续推行。山西省从乾隆元年才开始
陆续实行，而贵州省则到乾隆四十二年才最后宣布实行“摊丁入亩”。至此，
除了奉天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全部进行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
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
收。征收的办法，大多数地区是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当年应征的
丁银总额，按亩分摊到田中。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各地也不一致，大约有
三种。一是按田赋银一两为单位，摊入丁银若干。一种是按税田一亩为单位，
再根据土地肥沃程度，摊入丁银若干。第三种是以田赋粮一石为单位，摊入
丁银若干。一般来讲，地多丁少的省份，地亩摊丁银率较低；人口密集地区，
丁多地少，地亩摊丁银率较高。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比以前分别单独征收
田赋和丁银合理得多。

①
嘉庆《乐亭县志》卷四《田赋》。
②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
 “摊丁入亩”制度的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前进，
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削弱，作为人头税的丁役必然要走向衰落。从汉
代开始，我国就开始征收人头税，当时国家的赋税主要按人口征收。唐代实
行租庸调，一部分税款依土地征收，但作为人口税的“庸”，仍然占据重要
的位置。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但直到清以前，人口
税一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国家征税始终依照土地和人丁双重标准。 “滋
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停止了对新增的人丁收税。“摊丁入亩”则进
一步将丁银摊入地亩，收税依照土地这一单一标准，从名义上废除了长达两
千年的人头税。“摊丁入亩”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的改革，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摊丁入亩”制度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的结果。一条鞭法是
部分地把丁银摊入地亩中，而摊丁入亩则是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据地征收。
实行一条鞭法时，由于人丁和丁税不固定，只能把差役摊派到人丁和地亩两
项上。施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丁数和丁税额已经固定，因而有
可能把丁银摊入地亩，使地丁完全合一。
“摊丁入亩”制度按土地多少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
重状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因为农民丁多地少，而地主则地多丁少。
“摊丁入亩”实行以后，丁税劳役全免，人们不再需要以逃亡和隐匿的形式
逃避丁银，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摊丁入亩”也保证了国家的地丁收
入。乾隆、嘉庆以后，清政府每年收入地丁银达三千万两，约占国家财政收
入的 ３／４。
②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摊丁入亩和一条鞭法一样，并未也不可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附加税和杂
派。明代以田赋和丁银合称地丁。作为国家的主要税收，称为“正赋”。在
正赋之外，还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如征收田赋时的散碎银子，要铸成银锭，
铸造时的损耗，称为“火耗”，要粮户负担；收缴上来的粮食要晾晒、入库，
被雀、鼠损耗的称为“雀耗”、“鼠耗”。解送钱粮入库，往返费用称“脚
耗”，也需粮户负担。州县官吏征收钱粮加耗抵补实际损耗的余额，称为“耗
羡”。
是借收入的钱粮有损耗而加征的一种附加税。清初延用明代旧制，给官
吏侵吞肥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清初时的地方行政开支，有许多项目没有正
式列入国库财政项目，如官员的私人支出以及奉承上司、修造衙门等，大都
仰赖耗羡作为经费来源。当时各级文武官员的俸禄比较低，远远不能维持他
们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便需要通过收取耗羡来弥补俸禄的不足。
清初的耗羡征收越来越多，不仅妨碍了正赋钱粮的征收，也严重腐蚀了
官僚队伍，使他们贪婪的欲望日益发展，从而造成国库钱粮的严重亏空。雍
正二年，户部库■亏空达 ２５０ 万两。清世宗对耗羡的弊端深有察觉，决心加
以整顿。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建议“令州县于所得加一耗羡内，节省
二分，解交藩司，以弃一切公事之费，此外丝毫不许派捐”。清世宗对此表
示赞赏。第二年，山西巡抚诺岷、布政使高成龄提议，将每年所得耗羡银提
存司库，以其中的 ４０％留补无着亏空，其余分给各官养廉和支应公费①。河

①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一。
 南巡抚文焯也提请“将捐谷耗羡银两存府充公”②。对此，左都御史、吏部尚
书朱轼、吏部侍郎沈近思等一些要员提出反对意见。清世宗权衡利弊，认为
实行耗羡归公，有利于澄清吏治，使各级官吏不能串通作弊，健全财政制度；
同时又可弥补亏空，一举两得。清世宗支持山西、河南首先实行耗羡改革，
并逐渐向全国推行。
耗羡归公制度实行以后，地方所征收的耗羡银两，除部分留作地方公费
作用外，一律上缴国库。这些款项除用以抵补亏空外，又从中拨出一部分，
按照官职大小发给各级官吏，作为额定的津贴，称为“养廉银”。养廉银规
定的数字相当大，较官吏的俸禄多达数十倍，最多的达到上百倍。“养廉”，
名义上是不让官僚贪污，实际上使官僚贪污合法化。尽管如此，耗羡归公仍
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养廉银尽管数字很大，但并未增加朝廷的开支，也未增
加人民的负担。由于规定了各级官吏应从耗羡中所得份额，不得再行私下加
派，此外，耗羡的征收和提取也有了数额规定，都比过去地方官吏加耗无定
额，支取无章法的情况，终归要好些。
从实行耗羡归公后的实际情况看，各省征收的耗羡数量，普遍有所减少。
过去，耗羡由州县官吏径行收取，督抚司道等上司的日用之费，要依赖州县
馈送。耗羡归公之后，其支配权由州县一级提到督抚藩司一级。其结果，有
利于加强财政管理，保证清政府的赋税收入。耗羡归公制度实施后，在没有
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库增盈。
尽管耗羡归公制度是有利于社会的改革措施，但封建制度发展到清代中
期，已经完全衰落。由于官僚制度的败坏，这一赋役制度的积极因素尚未充
分显示，便已经被更加严重的腐败现象所淹没。乾隆以后，巧立名目的额外
勒索，多如牛毛，清代后期这种现象则更为严重。

２．租佃关系和地租形态的演变

①租佃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期，我国农村中的租佃关系，处于这样一种演变和发展过程：即
落后的佃仆制最终衰落，租佃制普及于全国，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
弛，农民和地主之间单纯的纳租关系进一步发展。
清代前期，佃仆制已经逐渐衰落。特别是经历了江南和东南地区规模巨
大的“奴变”风潮之后，佃仆制这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受到沉重的冲击。
雍正五年，清政府下令将皖南地区依附于地主的伴当、世仆“开豁为良”，
从法律上肯定了伴当、世仆身份地位的变化，进一步缩小了佃仆制的范围，
反映了世袭佃仆制度的衰落。
雍正时期，清政府还使一部分因各种原因而被列为贱民籍的人，取得了
良民的身份，脱离了贱籍。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调整主佃关系的措施，清除
了农村租佃关系中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使租佃关系向单纯的纳租关系转
化。如雍正时的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曾发布过禁约，规定“一、不许田主凌虐
佃户，混加扑责。不许擅拿佃户当差，佃户亦不许抗欠租石；二、田主收租，
不许疆用大斗，完租之外，不许索派随田公费及猪羊鸡酒等物，田主不许擅

②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卷二。
 骑佃户骡驴马匹”①。
清中期，租佃制已经成为农业中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单纯的纳
租关系下，地主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索取
地租。佃农不依赖地主提供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便可以进行独立的生产，地
主则由于缺少直接干预生产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对佃农的奴使范围受到
了限制。由于农民得到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农田的独立权利，因而生产
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因此，对比佃仆制而言，租佃制是一种较为进步的制
度。但是，在租佃关系下，佃农们受地主的剥削，对地主仍有程度不同的人
身依附关系。
②地租形态的演变
在单纯纳租关系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租佃关系的过程中，地租形态也随之
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地租形态的变化，主要是从实物分成制向实物定额
制演变。同时在个别地区，也已出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
分成制是地主和佃农按比例分取土地总收获物的地租制度，农产品的丰
歉与地租收入多少有直接关系，它是实物地租的初级形式。分成制当时较多
施行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北方，地主常常供给农民农具耕牛、种籽以及房屋和
部分生活资料。定额租制是按照土地面积计算，通过契约规定，不论农田荒
熟和生产的丰歉，佃农每年向地主交纳固定数量的地租。地主完全脱离农业
生产，是实物地租的高级形式。当时南方较多实行定额租制。刘永成先生曾
对大量的清代刑科档案资料，作了统计研究。乾隆元年到六十年，有关地租
形态的档案资料共 ８８８ 件，其中属于劳役地租的 ７ 件，其余为实物分成租、
实物定额租和货币租，共 ８８１ 件。在后 ３ 种形式中，实物分成租 ９７ 件，占
１１％；实物定额租 ５３１ 件，占 ６０．３％；货币租 ２５３ 件，占 ２８．７％①。货币地
租也属于定额租制，与实物定额租合计，定额租制比重达 ８０％以上。这组数
据尽管并不十分准确，但它可以说明定额租制在乾隆时期已经成为我国农村
地租的主要形式了。此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辑录的清代刑部档
案资料，乾隆、嘉庆时期各省民田实物地租形态的案件共 ２２６ 件，其中属实
物分成租的 ４７ 件，占 ２０．８％，实物定额租的 １７９ 件，占 ７９．２％。
从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的过渡，表现了农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分
成租制下，佃农生产的好坏，收成的多少，直接影响地主分成的数量，地主
对佃农的生产必须进行干预和监督，使佃农的独立经营受到限制。而佃农在
生产和生活资料方面，更多地依附于地主，身份地位较低，地主对佃农的人
身支配权力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佃农地位的提高，封建人身依附
关系进一步松弛，才有可能向定额租制过渡。而在定额租制下，佃农生产有
较大的独立性，地主对佃农的支配权力削弱。由于增产部分可以归佃农所有，
所以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因为地主的地租得到固定，所以地主的收
入也有了可靠的保证。
在定额租制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的同时，货币地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
展。货币地租早在宋代已经出现，到明代时也仍然是个别现象。清中期以来，
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的剩余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而
地主官僚更加奢侈，对货币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同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相适应，

①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二。
①
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
 租佃关系中，预租制和押租制正在推广，从而也促进了货币地租的发展。
从上面列举的刘永成先生的研究资料表明，乾隆时期货币地租形式已占
到全部地租形式的 ２８％左右。李文治先生根据清代刑部档案抄件研究整理的
资料表明，嘉庆时期货币地租的比重增至 ３４．９％①。
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是封建地租形态最重要的变化。尽管货
币地租仍然是封建的地租形式，但它的转化和推行，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
扩大，佃农经济独立性的增长，以至土地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在货
币地租的形态下，由于交纳的地租不是实物，而是货币，因此佃农必须把产
品出售，换取货币，然后交给地主。结果，佃农必须依赖市场，依赖商人，
过去那种完全封闭的自然经济壁垒必然要被打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
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农民与货币的联系也由偶然的变成经常
和必要的了，小生产者这时也就演变成小商品生产者。
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在清代中期以至清代后期，都是很有限
的。实物地租形态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货币地租只是实物地租的补充形态。
③押租制和永佃制
押租制，是指佃农在地租以外向地主交纳押租金，当佃农退佃或地主换
佃时，地主要把押租金如数归还佃户的一种地租制度。押租制一般是货币地
租。押租制的推广主要在乾隆、嘉庆时期。它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当时商品经
济的发展，定额租制普遍化，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抗租斗争日盛，
地主为了加强自卫，运用经济手段索取押租来作保证。同时，由于人口剧增，
地少人多，地主也趁机勒索押租。
押租制的发展，主要在南方省份，尤以广东、湖南、四川、浙江、江西
等省较多出现。在押租制下，佃农租种地主土地，除每年照常交纳地租外，
在批赁之初，还要向地主交纳货币押金。押租额多数是超过一年的地租额，
一般超过 ２０—５０％，最多的超过正租一倍以至几倍。虽然佃约中规定，押租
钱应在退佃时返还佃农，但地主常借口拒不退还。使押租成为正租之外的另
一种剥削。如果佃户在批赁时交不起押租钱，则须向高利贷者借债，使他们
的负担更加沉重。但是，实行押租制的耕地，一般正租较轻，而且佃农在押
租制下的佃权容易得到保障，可以比较稳定地进行生产，并有可能取得永佃
权。
永佃权的萌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明代时初见端倪，清代中期特别是
乾隆以后，开始流行，并集中在江南一带，尤其是江苏南部。“永佃权”当
时人称田面权，是同田底权相对立而存在的。田底权是指土地所有权，属于
地主。田面权是指土地使用权或耕作权，属于佃户。佃户对田面权可以继承、
转让、买卖，地主不得干预。
佃户取得永佃权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自耕农因为贫困而被
迫贱卖土地，却保留永佃权；一种是因为佃农交了押租而成为永佃；一种是
因为佃农不欠租而取得永佃权。当时许多租佃契约上注明“如无欠租，不得
另付他人耕种”。这种不欠租而取得永佃的权利，甚至受到法律的保护。佃
户取得永佃权后，就成为田面的主人，形成“主佃两业”，他可将田面出租
以至典卖给第三者，而成为二田主。
永佃制使土地的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受到破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1957 年版第 70 页。
坏，使佃农独立的个体经济得到增长，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永
佃权的取得，会刺激农民投资农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富裕农民向
佃富农经济转化。但是，从永佃制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永佃权的发展，没
有促使农民沿着佃富农的道路行进，而仍然被限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范畴
内。在永佃制最集中的苏南地区，取得永佃权的农民，限于财力，不少人把
田皮转租或者转卖。
 （四）人口激增与社会经济衰退

清代人口的增长，早在康熙时期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清代前期，人口
的增长，有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即使到了康熙时期，由于当时荒地较多，
可以开垦，因此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并不严重。康熙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尤
其是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推行摊丁入亩，使人口迅速增长。到了乾
隆中叶以后，人口激增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封
建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的压力日益加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清代人口统计表
①
。

年　　份 人丁数 年　　份 人口数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 １０６３３３２６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 １４３４１１５５９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 １９１３７６２５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 年） １８１８１１３５９
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年） １９４０７５８７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 １９８２１４５５５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 １７２３５３６８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 ２１４６００３５６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 年） ２０３６３５６８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 ２７９８１６０７０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 ２０４１１１６３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 ３０４３５４１１０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 年） ２４６２１３２４ 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 ２９７５０１５４８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 年） ２４９１８３５９ 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 ３５８６１００３９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 ２５４４１４５６ 道光元年（１８２１ 年） ３５５５４０２５８
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 年） ２６４１７９３２ 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 年） ３９５８２１０９２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 年） ４１３４５７３１１
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 ４３２１６４０４７

①资料来源：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
论丛》１９７９ 年第 １ 辑。
由于清代雍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人丁数，而不是总人口数，因此我
们只能根据当时的人丁数来估算总人口数。一般认为，人丁数字与总人口的
比例为 １∶４，比较符合实际。那么康熙时期的总人口数，约在九千万左右。
从上表数字可以看出，从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的 １００ 年间，全国人口增
加了近两倍，年增长率为 １８．８‰。而乾隆、嘉庆时期的耕地面积，尽管会比
康熙时有所增加，但由于当时尚未被开垦的荒地已经很少，再加上土地兼并
加剧，在广大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尖锐，无田可耕的现象也更加突出。
明朝末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 ６．５ 亩，清初则为 ６．０ 亩，乾、嘉时期由于
人口增加，耕地相对减少，人均耕地只剩 ２．５ 亩①，这就势必造成地价上涨和
粮食供应的紧张。清人钱泳说，田价“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
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今阅五十年，竟亦
长至五十余两矣”②。由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落后于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必然
腾贵。一向以富庶著称的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康熙四十六年时遭受旱

①
资料来源：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1979 年第 1 辑。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 197 页。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
 灾，米价由每升常价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乾隆五十年，上述地区又遭大旱，
米价每升猛涨至五十六七文。此后，每升米价摇摆于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
文之间③。
人口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尖锐矛盾，使封建统治者也感到人口激增的
威胁。康熙末年，清圣祖就多次对人口增长的压力表示忧虑。雍正二年，清
世宗在上谕中写道：“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之民，竭力耕
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④。康、雍时期的统治者，只是希望
通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解决人口激增带
来的矛盾。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农业的集约化
经营，而开垦荒地也有一定的限度，因此，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根本
不可能解决。到了乾隆时期，矛盾更加突出，乾隆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人口激
增带来的严重后果。“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⑤。他除了
继续鼓励人民到边疆省份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精耕细作之外，还采取了两
项措施。一是推广种植甘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二是鼓励从国外进口粮
食。乾隆八年，清政府规定，对暹罗商船运米来交易，万石以上的免船货税
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的免十分之三。这些措施虽然对粮食供给的增加起
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对解决人口激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无异于杯
水车薪。
嘉庆、道光时期，人口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封建统治日益腐
败，社会经济逐渐衰退和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
贫困。
清代初期，人口的增长，曾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代中期，
由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引起的人口激增，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
过程，成为延缓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清代中期人口的激增，使
有限的产品根本不能满足众多人口的消费，从而使清代社会陷入贫困、落后
和饥荒的困境。对于人口的成倍增长，其他解决的途径都极其有限，因此增
加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农村，走的是一条农业集约化耕作的道路。这是当时的
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同时也受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由
于技术设备没有根本改进，人口又成倍增长，农业的集约化耕作反而降低了
农业生产率，增大了农业成本。其结果，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趋向粮食单一
化，使绝大部分劳动力陷于农业生产，为果腹而劳动。这不仅对当时的社会
经济发展不利，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且对我国 ２００ 年来的社
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我们至今仍然背着沉重的
人口包袱，而且在人口的产业结构上，为后人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③
同②，卷一，旧闻，米价。
④
《清世宗实录》卷十六。
⑤
《乾隆朝圣训》卷二○九。
 （五）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鸦片贸易

１．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从 １６、１７ 世纪起，西方各国先后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１８ 世纪中叶，

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资本主义工业从此获得迅速发展。到了 １９ 世纪
初，西方各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急剧上升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封建清朝的国势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严重阻碍。处于急剧上
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对落后
民族地区实行残暴的殖民政策，腐朽落后、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自然就成
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目标。
早在 １６、１７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就在殖
民主义的海外掠夺狂潮中，相继来到中国。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 年），葡萄牙
人开始组织武装商队从海路来到中国，并以贸易为名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从事抢掠活动。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 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使用欺诈和
贿赂手段，窃据澳门，作为他们从事入侵活动的据点。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 年），
西班牙请求与中国通商贸易，主要从墨西哥运来白银购买中国土特产品。但
他们经常违反中国的互市禁例，并在菲律宾大肆屠杀中国侨民。万历三十二
年（１６０４ 年），荷兰人开始来到中国。天启二年（１６２２ 年），荷兰殖民主义
者曾强行谋夺澳门，失败后又转向闽海，并一度侵占了澎湖群岛。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 年），荷兰占领台湾岛，统治台湾达 ３８ 年之久，进行了一系列经济
掠夺。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 年），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侵入印度，组成东印度
公司。崇祯十年（１６３７ 年），东印度公司派遣四艘武装商船，长驱直入广州
虎门，击毁虎门炮台，焚烧官署，抢劫商船 ３ 艘，强行进入广州。
１８ 世纪以前，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沿海各地的入侵，目的在于
抢劫财物，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者只不过是海盗兼商人。在正常
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优势，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极其有限。
１８ 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英
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殖民势力，继他们之后，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
英国在 １７ 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于 １８ 世纪中叶开始了产
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资本主
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１７７１ 年到 １７７５ 年（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年），
英国加工的棉花仅 ５００ 万磅，１８４１ 年（道光二十一年）便达到 ５２８００ 万磅；
１７９３ 年（乾隆五十八年），煤的产量为 １０００ 万吨，到 １８３６ 年（道光十六年）
便　提高到 ３０００ 万吨；１７９６ 年（嘉庆元年），铁的产量为 １２．５ 万吨，到 １８４０
年（道光二十年）增加到 １３９ 万吨。当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
义强国，它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击败竞争者，掌握了海上霸权，它迫切要
求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建立新的殖民地。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年），英船
“防御号”来到广州；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 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
活动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不断上升。
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市场后，实行经济掠夺，并以此作为据点，进
行侵略活动。乾隆五十年英国占领槟榔屿后，广州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就将
 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输往这块新开的殖民地 ① 。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 年），英国假借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派遣以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Ｌｏｒｄ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包
括：
①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②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洋行，
买卖货物；
③于舟山附近划一未设防的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
和存放货物，并可居住商人；
④允许英国人在广州附近同样享受上述权利，并且听任英国自由来往，
不加禁止；
⑤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给予优待免税或减税；
⑥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再加征，并将税率公布，以便
遵行。
这些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质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中国割地，当然不能被
清政府接受。嘉庆五年（１８００ 年），英国船只“天祐号”（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驶
往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１ 人受伤，１ 人落水淹死。嘉庆十二年，英国
船只“海王星号”（Ｎｅｐｔｕｎｅ）水手，在广州酗酒行凶，打伤居民数人，其中
１ 人 ３ 天后伤重身亡。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以阿美士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　ＬｏｒｄＡｍｈｅｒｓｔ）
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重申通商特权的要求，再次被清政府拒绝。
法国和美国是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尽管
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在开辟中国市场，打开中国的大门方面，利益却是
一致的。他们不仅支持英国对中国的入侵，而且积极参与侵略活动。康熙三
十七年（１６９８ 年），法国船只“安菲德里蒂”号抵达广州。成为第一次来到
中国的法国船只。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并派了很多耶
稣会士到中国传教。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
抵广州，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船。两年后，美国便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对华贸易迅速发展。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 年），美国总统派遣船商罗伯子为远
东代表，乘军舰“孔雀号”到广州。清政府发现美国船只是军舰时，令其立
即离开。罗伯子置之不理，逗留六周才离开广州。

２．罪恶的鸦片贸易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发展迅速，居中国对外贸易的首
位。并且，在正当的商品交换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为了平衡贸易
收支，英商每年需要运送大批银元到中国，抵销中英贸易上的逆差。１８ 世纪
中叶，仅广州一地流入中国的白银，平均每年在 １００ 万至 ４００ 万之间。
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差额，在采取外交讹诈和武装侵扰
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设法根本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但是，当时的清王
朝尽管已经腐朽没落。却仍保持着外表的强大，维持着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局
面。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顽强地阻挡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商品大量输入。在

①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1，P.150。
 这种情况下，英国无法像对待印度那样对待中国。英国占领印度后，大量种
植鸦片，给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极大的暴利。鸦片是一种吸食后易上
瘾难戒绝的毒品，人们只要吸上瘾，需要量就会越来越大。英国资产阶级终
于找到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他们无耻地进行鸦片走私，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
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把中国一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
①

（１７６０—１８３３ 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１７８０—１７８４ 年平均＝１００
年　　　　度 进　口 指　数 出　口 指　数
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１７６０ — １７６４ 年） ４７０２８６ ３６．１ ９７９５８６ ４７．０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１７６５ — １７６９ 年） １１９２９８５ ９１．６ ２１９０６１９ １０５．１

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１７７０ — １７７４ 年） １４６６４６６ １１２．６ ２１１９０５８ １０１．７
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１７７５ — １７７９ 年） １２４７４７１ ９５．８ １９６８７７１ ９４．５
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１７８０ — １７８４ 年） １３０１７９３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８３３４６ １００．０
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四年（１７８５ — １７８９ 年） ３６１２７６３ ２７７．５ ５４９１５０８ ２６３．６
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１７９０ — １７９４ 年） ５００７６９１ ３８４．６ ５８４３７１４ ２８０．５
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四年（１７９５ — １７９９ 年） ５３７３０１５ ４１２．７ ５７１９９７２ ２７４．６
嘉庆五年至嘉庆九年（１８００ — １８０４ 年） ７７１５５５６ ５９２．６ ７５５６４７３ ３６２．７
嘉庆十年至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５ — １８０６ 年） １１４７４５０９ ８８１．３ ７４００２２３ ３５５．２
嘉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７ — １８１９ 年） ７６４６７７７ ５８７．３ ８０６０２７１ ３８６．９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四年（１８２０ — １８２４ 年） ６５２５２０１ ５０１．２ ９８１６０６６ ４７１．２
道光五年至道　光九年（１８２５ — １８２９ 年） ７５９１３９０ ５８３．１ １０２１５５６５ ４９０．３
道　光十年至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０ — １８３３ 年） ７３３５０２３ ５６３．４ ９９５０２８６ ４７７．６

步步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
最早从事鸦片贩运的主要是葡萄牙商人和荷兰商人，后来才有英国商人
参加。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之后，英国
商人开始大规模贩运鸦片。自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
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卖权后，输华鸦片的数量迅速增加。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平均每年输入鸦片 ４０００ 箱以上。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开始，清
政府曾经三令五申禁绝鸦片，但是中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推进鸦片贸易，
英国明禁暗运，用武装走私、贿赂官吏、勾结奸商等手段，不断扩大鸦片走
私贸易；满清政府明拒暗受，大小官吏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得利分
肥，鸦片终于大量在中国倾销。道光四年至五年（１８２４—１８２５ 年），输入中
国的鸦片增至 １２４３４ 箱；道光十年至十一年为 １９９５６ 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六
年为 ３０２０２ 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更达到 ４０２００ 箱①。鸦片战争前的十几年
间，中国消费的鸦片达 ２１３８９９ 箱，价值 １．８８ 亿元②。美国见到鸦片走私贸易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 238—239 页。
②
同①，第 209—210 页。
 有利可图，于 １８ 世纪末也加入了鸦片走私贸易活动。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
年），美国鸦片贩子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共 ２０００ 箱，仅次于英国。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外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给中国人民带来
了严重的灾难。
首先，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鸦片流毒全国，吸食鸦片的人也逐渐增多，
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据包世臣估计，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 年）
仅苏州一城，“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③。有许多贪官污吏，不仅自己吸食
鸦片，而且利用鸦片走私贸易，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毒害人民。更加深了
封建官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其次，鸦片的大量输入，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致使白银大量外
流。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中英贸易中，每年鸦片输入值约一千数百万元，而毛
织品，棉织品等其他商品的输入总值，只有数百万元。鸦片输入值不仅超过
其他商品，而且使中英贸易发生逆转，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十七年到
十八年，中国对英国输出的商品为：茶叶 ９５６１５７６ 元，丝 ２０５２２８８ 元，其他
商品 ９７６０６０ 元，共计输出 １２５８９９２４ 元，折合 ３１４７４８１ 镑。英国向中国输出
的商品为：鸦片 ３３７６１５７ 镑，棉布 １６４０７８１ 镑，五金 ６２０１１４ 镑，共计 ５６３７０５２
镑。其中仅鸦片一项，就超过中国全部输出商品 ２２８６７６ 镑。在中英贸易中，
中国这一年就入超 ２４８９５７１ 镑①。
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由进口变成了出口。据统计，嘉庆十九年至嘉
庆二十年（１８１４ 年至 １８１５ 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口已达 １３０ 万两左右，
此后出口一直继续增大，到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则超过 ６００ 万两。道光十
三年（１８３３ 年）后，由于鸦片走私特别猖獗，全国每年白银出超在一千万两
上下。
再次，由于鸦片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而引起中国银价飞涨，
银源涸竭，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正常进行受到严重妨碍，清王朝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１９ 世纪初，每两白银可兑换铜钱 １０００ 文。
后来国内白银日益减少，银价不断上涨，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每两银子换铜钱
１２００ 文。而到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每两银子可换铜钱 １６００ 文。银价上
涨后，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自己的产品时，只能得到铜钱，而向官府上
缴赋税时却要折成白银，这样一来，农民和手工业者上缴赋税实际上增加 ６０
％，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白银大量外流后，流通的货币量也大量减
少，正常的商品流通受到影响。林则徐在描述这个情况时曾说：“近来各路
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
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②。由于银价飞涨，清
政府的税源枯竭，国库存银日渐减少，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纳了禁烟的主张。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
臣，前往广州查办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贩卖鸦片的特权，打开中国
的门户，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
史进程，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清代的经济从此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庚辰杂著。
①
《英国蓝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②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四。
 四、保守与革新——清晚期经济（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即从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 年），清代经济进入晚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
演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商品和
资本输出，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这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的交汇，
构成清晚期经济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清晚期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两大主题为：
其一，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的大胆变革；其二，中国封建经
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并不断扩张。这里
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围绕这个中心，前者表现为中国人的种
种主观努力，后者则表现为客观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从此
开始发轫。在长达 ７０ 多年的时间里，清晚期经济既是封建保守势力顽固抵抗
与革新势力不断革新的过程；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
脉，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此，
本书根据这两大主题的发展脉络，将清晚期经济分为两个方面来叙述，本章
主要叙述前一个问题。
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并不断扩张，以至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
财政经济命脉，并在军事上控制了满清政府。腐败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外
国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但为了苟延残喘，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却进一步
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使人民群众的负担日益沉重。封建剥削的进
一步加强，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是对中
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反动。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剥削制度，反对西方资本
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符合中国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的实施，严重地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
的封建剥削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有关学
习西方、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近代经济的
现代化发展，起着巨大的启蒙作用。
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自强”、“求
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创办以近代机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清政
府洋务派创办和控制的近代机器工业，开中国机器制造业之先河，引进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封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
的资本主义，它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
动，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企图将封建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的改
革运动。戊戌变法的目的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挽救民族危亡，而
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由于资产
阶级改良派企图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改变封建政治统治的“根本
之学”，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反映资
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中间产生。这些反
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变中国的落后
面貌，开展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一）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土地制度的演变

１．清政府财政搜刮的加强和赋税制度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拮据的状况更为严重。清政府在与外国侵略
者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军事赔款。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也使
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一方面因镇压人民起义，
每年军事开支高达 ２０００ 多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
由于太平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又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仅江、浙、
皖等省因太平军占领，就使清政府盐税收入的一半以上无从着落。太平天国
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关税除上海以外，几乎全部丧失。当时户部库存银两，
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 年）的 ８００ 多万两，减少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的 ２２
万多两。北方各省的贮存仓谷，也由道光三十年的 ２７５０ 万石，减少到咸丰三
年的 １２５０ 万石，咸丰十年则只剩 ５２３ 万石。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
勒索和内战的负担也不断加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费尽心机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使用一切办法来加强财政搜刮。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地丁钱粮、关税、盐税和厘金四项。而
清政府用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像增发通货、铸造大钱，减少官兵俸
饷，推广常捐，加重地丁漕赋的征收科派，增收盐税，征收厘金和特捐等等。
清代晚期，封建政府赋税制度的演变过程，就是封建政府财政搜刮不断加强
的过程。
①开征厘金
厘金，是指关税以外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征收方法
有两种：一种为活厘，又名行厘，是一种货物过境税，抽之于行商；另一种
为板厘，也称坐厘，属于交易税性质，抽之于坐商。收税一般以货物价值为
准，税率一般为 １％，但也有根据货物数量抽取厘金的。
厘金的开征，始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当时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政
府调集大量军队镇压，军费激增，导致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任扬州帮办军务的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扬州附近里下河地
区的仙女庙、邵伯等乡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半年就收款 ２ 万贯。咸丰四
年，雷以诚奏请清政府在江苏各府州具广泛推行。后来，胜保又奏请政府在
其他各省推行。咸丰五年起，湖南、湖北、四川、新疆、奉天、吉林、安徽、
福建等省相继开征厘金。咸丰七年，胜保又奏准在全国各省一律办理。
厘金最初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税率一厘，即 １％，故名厘金。当
时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临时性筹款，不算正税。但太平天国革命被
镇压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取消厘金，而是继续征收，并扩大征收范围，健全
征收机构，完善征收手续。使厘金成为一种固定的税收制度，直到民国二十
年（１９３１ 年），才被民国政府明令裁撤。当时全国设立的厘金局达 ６００ 多个，
捐卡设置有如林立，全国各地的局卡约在一万个以上，形成“五里一卡，十
里一局”的状况。
清政府的厘金收入十分巨大。据江浙、两湖、两广、陕甘等 １４ 个省的统
 计，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时即达到 １４３３ 万多两①，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 １／４
以上，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的大宗收入。如果再加上其他几省的厘金，估计
在 ２０００ 万两以上。对粮食、经济作物、纺织品、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税率，
一般高达 ３—５％以上，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厘金重复征收的现象十分
严重，销售距离越远，完厘越多，有些长途运销的商品纳税额达 １００％以上。
至于对城市和集镇坐商店铺强制征派的坐厘，也是清政府很大的一笔收入。
任何大小店铺都必须缴纳，甚至每碗茶也得征税一文钱。
厘金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一，它分割了国内市场，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封锁，不利于自然经济
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第二，严重阻塞了商品流通，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统一。林立的局
卡，繁多的名目，日益增高的税率，加重了赋税剥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使商税的征收手续日益繁琐，从而增加了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和敲
诈勒索的机会。
第四，扩大了官僚机构，增加了征收人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为各地封建军阀割地称雄、养兵自大提供了经济来源。
此外，在实行厘金制度的同时，对外国商品却免收厘金，为外国商品占
领中国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了打击民族市场，有利外国商品推销的作
用。
②增收盐税
盐税是历代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对食盐的销售实行包
销垄断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缴纳，盐价也由各包销商垄断。清政府规
定，每年由户部颁发盐引，指定口岸和数量，由商人贩运，不准引和盐分离。
盐引，就是官府发给商人允许运销食盐的凭证。商人领到盐引，必须交税。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价不断上涨。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到 ９０ 年代，民间食盐的价格，一般上涨了一倍以上。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两淮
直隶等地，每斤食盐一般约 ２０ 余文，后来增加到 ３０—４０ 余文。山西临汾则
由 １６．７ 文涨到 ３４ 文。福建由 １０ 文左右增至 ２０ 余文①，再如河北文安县，光
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每斤盐价为 ２８ 文，光绪二十八年为 ３２ 文，光绪三十
一年为 ３６ 文，光绪三十三年为 ４０ 文，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为 ４４ 文②。１５
年内增长了 ５７．１４％。由此，清政府可从增收盐税上捞到一大笔收入。道光
时清政府每年盐税收入 ７００ 多万两，到了光绪末年，增加到每年 ２４００ 多万两
③
。
③亩捐
亩捐，是一种按亩征收的田赋附加税，也称田捐。亩捐包括的种类繁多，
主要有厘金亩捐、学捐、警捐、国防军费捐等等，各地不一。这种田赋附加
税，最早是在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时在四川开始征收，此后相继在山东、河
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征收。税额没有统一规定，可由各州县自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72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58、359 页。
②
同①，第 306 页。
③
赵尔巽：《清史稿》第十三册，第 3606 页。
 定。与原先的地丁税相比，田赋附加税少者增加 ５０％，多者增加数倍。如同
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江西南昌县的田赋附加税比原来的地丁税增加 ５０％①。
四川地区的情况最为突出。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四川各大县的田赋附加税，
比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地丁税增加了 ９ 倍，各小县增加了 ４—５ 倍②。全国仅咸
丰三年到咸丰十年的 ８ 年间，就征收亩捐达 １０００ 多万两。
甲午战争后，田赋附加更为严重。２０ 世纪初，四川田赋总额达到 ３５０００００
两以上，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了千倍以上③。山东莱阳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时比
正税大 １Ｏ 多倍。河北定县的田赋附加税如以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为 １００，
则光绪二十九年为 １３７．７，光绪三十三年为 ３５５．９，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则
为 ３２１．２。亩捐的加派，不仅增加了广大自耕农的负担，就是佃农也未能幸
免。地主往往以田赋苛重为由将负担转嫁给佃户，加租加押。此外，这一时
期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加强和对我国原料掠夺的增长，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也
随之增加，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搜刮和关税增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到 １９
世纪末，清政府财政收入比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增加了一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过去的 ８０％以上降到了 ４０％以下，而关
税、厘金、盐税三项收入则约占财政收入的 ６０％。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也由主要依靠田赋而为主要依靠商品税收。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外国商品侵略的加强，也反映了封建剥削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发展的阻碍。

２．封建土地制度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封建国家所有制、封
建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其中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主要地
位。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封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鸦片战争后的 ７０
多年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在这期间，
由于发生了严重动摇封建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
入侵中国，也由于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
展，使清晚期的封建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①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民革命，它
历时 １４ 年，革命势力所及达 １８ 省，猛烈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动摇
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文件是《天朝田亩制度》，而《天
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
人同耕”的原则，宣布把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具体方法是按产
量把土地分为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分配
土地的原则和方法，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
望。但是，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得以实施，但是在太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07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07 页。
③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国财政简史》第 203 页。
 平军所到之处，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太平军占领一个地区后，就命令大地主大商人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
补养军队。个别地区，实行没收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对于反对太
平天国革命的分子和拒不交纳钱粮的地主，实行查抄没收浮财积粮的措施。
为了打击封建的剥削制度，太平天国广泛实行了增加地主赋税负担的措施。
在太平军占领区，很长时间里，佃户一般不再交纳地租。有些地区，农民还
自发地占有地主的土地，使土地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在太平天国后期，
为了解决军事费用，有些地区还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措施，但地租率
受到严格限制，地租额一般降低到原额的一半。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没有根本动摇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当太平天国
革命被镇压之后，封建政权立即重新复辟，封建的土地关系很快得到恢复，
广大农民重新陷入受剥削的深渊。
②土地掠夺和兼并加剧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政权重新复辟，封建土地关系很快恢复原状。
土地集中的趋势日益加剧。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劫掠和长期战争，江苏、安
徽、浙江等东南各省，人民大量死亡，耕地严重荒芜，地价十分便宜。军阀、
地主、豪富乘机收买、侵占大量土地，出现了许多占地数千亩以上甚至数十
万亩的大地主。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
四、五十金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在安徽南陵，
太平天国失败后，“土著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
无价，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者，约
两万余亩”①。
当时，兼并土地的，有地主、官僚、商人，但侵占土地最为突出的，还
是大官僚、大军阀。这些军阀官僚，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抢劫了巨
额财富，因此大量购置和侵占民田，其中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两系
军阀最为突出。如湘军头子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湘乡、长沙就有田
１３０００ 多亩，其中曾国藩占田六千亩。曾国荃则“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
请假还家一次，……求田问舍”①。淮军头目李鸿章一家，仅在合肥就占地
６０ 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土地也很多，江苏右江道台张汝梅，在河
南占地 １ 万亩。据统计，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在苏北地区，占地 ４０ 万
亩的有一户，３０ 万亩的一户，４—７ 万亩的有很多户。在山东莱州和直隶武清
县占地 １ 万亩的，各占总户数 １０％以上②。
除了军阀官僚地主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乘机兼并土地。同治年间，天
津盐商张锦文，乘灾荒之机，“收买大清水地二百余顷”③。山东临清的高利
贷者冀耀祖，开设了几家银号，每家银号“都是在乡下拥有三十顷土地”④。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状况的逐步形
成，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并且继续向前发展。这时期，除了军阀官僚、商人
高利贷者继续兼并土地外，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加入了兼并土地的行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76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76 页。
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二十三，第 79，11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0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0 页。
 列。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无锡业勤纱厂主杨宗濂、杨宗
瀚兄弟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便购买
了大量土地，到了民国初年，兼并土地达到数百万亩。此外，一些帝国主义
分子也成为中国土地的兼并者。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土地最普遍的形式是教
堂。帝国主义教堂遍及全国，这些教堂都拥有大量土地。如在内蒙，外国教
堂很普遍，每个教堂都领有蒙地数百千顷。这些土地大多是以抵偿庚子赔款
而取得的，仅在达拉特旗和阿拉善旗两处掠夺的土地就达 ７１ 万亩。从光绪二
十六年到宣统元年（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绥远的外国教堂向当地蒙王放款，以
土地作押，结果被占用土地 １３７０ 万亩，绥远 ２６５ 所天主教堂，共占有土地
５０ 万亩。
土地掠夺和兼并的加剧，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不合理的状况日益
严重。同时，这个时期土地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耕农从太平天国革命
失败后的大量存在到逐渐减少，而佃农的比重则不断增加。据统计，光绪十
四年（１８８８ 年）时，自耕农在杭州占农户的 ４０—５０％，直隶武清县约占农户
总数的 ７０％，山东莱州占农户的 ６０％，江苏昆山、南通，自耕农半自耕农约
占农户的 ４０％，安徽宿县自耕和半自耕农占农户的 ８２％，福州自耕地占全部
耕地 ５０％，宁夏自耕地占耕地 ７０％，云南大理自耕地占耕地 ８０％，山东益
都自耕地占 ９０％①。但这些自耕农占有土地一般只有几亩到十几亩。但到了
２０ 世纪初，情况则发生了变化，自耕农户显著减少，而佃农户不断增加。我
们可以从以下江苏昆山、南通和安徽宿县的典型材料中，得到说明②。

昆　　山 南　　通 宿
年　　份 自耕农 半佃农 佃　农 自耕农 半佃农 佃　农 自耕农 半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 ２６．０ １６．６ ５７．４ ２０．２ ２２．９ ５６．９ ５９．５ ２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年） １１．７ １６．６ ７１．７ １５．８ ２２．７ ６１．５ ４２．５ ３
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 年） ８．３ １４．１ ７７．６ １３．０ ２２．６ ６４．４ ４４．０ ３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限制了封建剥削，
使地价下跌，原有地主将土地跌价转让，使一部分农民得到小块土地。同时，
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东南各省人口稀少，土地大量荒废，河南、湖北、福建、
广东等地农民大量迁往这些地区开垦荒地，本地无地的农民也开荒当作自
产。由于当时荒地较多，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同时，自耕农仍然能够
大量存在。尤其在偏远地区，官僚、军阀兼并势力未及，情况更加普遍。此
后，随着土地掠夺和兼并的日益加剧，小土地所有者难逃被大土地所有者兼
并的命运，因而出现了后来的自耕农显著减少，佃农逐年增加的趋势。清晚
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土地集中趋势加剧的标志之一。
③官田逐步私有化
清王朝原有不少官田，如屯田、旗田、庙田、学田等，此外还有一些禁
垦土地。清晚期，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这些官田公产，大量私有化，逐步

①
李文冶：《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5—196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76 页。
 转入私人手中。
清朝的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许买卖的，但实际上很早就有旗人和屯丁暗
中典卖，并有许多早已转入地主手中。官田被大量暗中典卖而成为黑地，清
政府又不能对之征收田赋，使清政府在财政收入上遭受很大的损失。为此，
咸丰年间，清政府被迫承认旗地买卖的合法化。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年），清
政府又改变政策，宣布禁止旗地的买卖。可是旗地买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到 ２０ 世纪初，直隶的旗地“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日深，辗转典卖，变为无
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①。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清政府宣
布，“将各省屯田地亩逐一彻底查明，悉令该囤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将
囤饷改为丁粮，统归州县官径征”②。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清政府不
得不再次下令，“嗣后旗人房地，准与民人互相买卖，悉照咸丰年间成案办
理”③。
据估计，清政府的官田公田原先约占全部耕地的 ２５％，到了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 年），清政府的屯田和各种官田约占耕地面积的 １８．８％。清末以后各
种官田大量贱价转让给私人，一些官僚、军阀、资本家等竞相争购，到了民
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年），官地下降为仅占耕地比重的 ３．３％④。
清代时边疆的荒地也属国有公产。东北和内蒙的牧地，原本都是清政府
的禁垦之地。可是，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早已被内地逃荒去的农民私自垦种。
内蒙地区的开垦，从清中期就已开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清政府正式设立
垦务机构，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清政府正式委派督办垦务大臣。从此内
蒙的放垦全面展开。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因此封禁更为严密，
放垦比内蒙要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侵入东北地区，清政府为了
巩固边防，也为了通过增加民垦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于是将东北地区
的禁垦地陆续开放。清政府在放垦官荒时，采取大段丈放，收取押荒金的做
法。因而使绝大部分荒地落入军阀、官僚、地主之手。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
二年（１９０６—１９１０ 年）之间，黑龙江省土地局长周肇义在肇东东南松花江以
北一带圈占沃土 ５０ 平方公里①。这些官田逐渐私有化的现象，也反映了土地
兼并之风的强烈。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1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4 页。
④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75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6 页。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１．《天朝田亩制度》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便颁发了太平天国前
期的政治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以解决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
提出了彻底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的纲领和措施。内容包
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既规定了建立新的经济
基础，又规定了建立新的各项上层建筑制度。
关于财产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的原则，否定一切私有制度，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为公有。它
明确规定，土地及一切财产都归上帝，不许任何人据为私有。而且根据上帝
教的教义，“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
个人都可以从上帝那里取得一分同样的土地和财产。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了平均
分配的土地制度及分田办法。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是把土地按产量分成九
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并照顾到劳动力的具体情况。
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
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
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肯定了妇女完全同男子一样分田，使
妇女在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每家农民应有的副业生产以及实行公有制的
分配制度。规定农民要种桑、妇女要织布，每家要饲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
农副业生产的分配办法是：“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
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
银钱，亦然”。使每一个农家都过着不受剥削的自给生活，达到“有田同耕，
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
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根据土地及生产物公有制原则，提出建立以
军事、行政、经济相结合的一整套社会组织形式，即所谓守土乡官制度。它
分中央机构和地方政权。天王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由诸王辅政，组成中
央机构。地方政权分为省、郡、县三级。省级政权由中央派遣丞相、检点等
职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为“守土官”，由中央委任，管理地方
行政。总制和监军以上为“朝内官”。县以下为基层，设各级乡官。每县设
若干军，把居民按太平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以家为基础。每家选一伍卒，平
时务农，战时充军，５ 家设一伍长，２６ 家设一两司马，１０５ 家选一卒长，５２６
家举一旅帅，２６３１ 家举一师帅，１３１５６ 家举一军帅。从两司马到军帅都是“乡
官”，由民众公举产生。这一套社会组织，是军事、行政和经济的统一体，
并赋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设想。
由 ２５ 家组成的“两”，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相当于村，由“两”司马
领导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等项工作，形成一个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
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组织。２５ 家组成的“两”中，设一国库，一个礼拜堂。
每年收获的粮食留够当年消费以外，都要交到国库。婚丧嫁娶等费用，由国
库领取，鳏寡孤独废疾由国库供养。赏罚也由两司马负责，两司马还要保举
人，祭告上帝等等。这样，两司马领导的 ２５ 家便成为一个生产、消费、财政、
行政、军事、司法、教育、宗教等各项职能统一的基层组织，也是一个绝对
平均、没有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没有明
确和直接地触及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土地所有制，更不可能提出
系统地改革土地制度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
农民群众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政治经济纲领，取得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最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
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思想，符合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它对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动
员作用，对封建势力给予巨大的冲击。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消灭
一切私有制度，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超越了未来的资本主义制度，
和当时的历史要求不相适应，因而流于空想。同时这个纲领存在的绝对平均
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当《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纲领在
执行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得不退到现实社会中来，又制订了一系列合乎当时
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２．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①田赋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由于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没有实行分田的条
件。同时，实行平均分田的政策也不易被自耕农所接受，因此，平均分配一
切土地的政策没有实行。革命初期，一部分地区曾经按照圣库制度的精神，
试行过余粮、余资征收制。即每家按“大口一月一担，小口减半”的标准留
下各家粮食，其余粮食、商贾资本都交国库，政府不再向农民征收粮税。由
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种办法难以广泛推行。咸丰三年，经杨秀清等奏请
洪秀全批准，承认土地私有，开始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再加上各地革命政权的稳固程度不同，以及各地
太平军领导者的状况不同，“照旧交粮纳税”的田赋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
况有很大差别。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由太平天国各地的乡官直接向农民征收钱粮赋税，承认佃
农不再向地主交租。向农民征收钱粮，也包括向一部分佃农征收钱粮。这是
因为太平天国攻克一地之后，就将大地主、大恶霸、赃官和寺庙的土地财产
进行没收，其他地主也大量逃亡，这些土地的田赋便由佃农完纳，按亩征收，
即“以实种作准”，其余收获物全归佃农自得。实际上，佃农已经把这些田
地作为自产，有些地方还把“田凭”（土地证）发给了农民。许多地方的农
民也自发地向在乡地主抗租，不向地主交租。
另一种情况是向地主征收钱粮。在太平天国地区，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并
未摧毁，虽然大地主被镇压和逃亡，但中小地主还仍然存在，暂时逃避的地
主后来也陆续返回。这些在乡地主向农民收租的现象就很难避免。太平天国
后期，由于政权不稳固，赋税收入受到影响。而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后，由
于清政府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太平天国采取了对地主实行“安抚”的政策。洪秀全发出诏旨，明确承认地
主阶级的存在，并要他们承担“钱漕正款”。后来，一些开始实行“以实种
作准”，着佃收粮的地区，也相继实行向地主征收钱粮，允许地主收租的办
法。对地主的租额，进行了限制，并普遍减少。与过去相比，高的仅占五成，
一般都低一半到十分之九。地主的负担，除了“钱漕正款”之外，还经常征
收一些捐费，如筑路费、门牌费、修塘捐、红粉（火药）捐等。由于地主的
负担加大而租额减少，实际所得大大减少。这就沉重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
也使一部分地主“降价鬻田佃农”，使一部分佃农成了自耕农，自耕农的比
重显著增加。
②工商业政策
太平天国初期，曾在军队中实行过手工业集体生产的匠营制度。金田起
义时，太平军集中手工业工匠编成诸匠营，负责军需生产。到南京后，把这
种制度在全城扩大实施，把私人手工业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集中各
种工人，按男女和技术门类设立机构（诸匠营和典官）管理，从事有组织的
集体生产。诸匠营有 ７ 种：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和
镌刻营。典官的机构叫“衙”，归营管理，分为两种：一种专管采办、保管、
分配等工作，如典圣库、典圣粮等；另一种兼管生产和分配。由于典官分工
很细，种类很多，所以称“百工衙”。当时天京（今南京）所设的百工衙，
除军用工业外，还有民用工业，种类较军队中的复杂。这是太平天国设想在
手工业中废除私有制后实行的一种制度，和当时军队中实行的平均供给和圣
库制度紧密相联。在当时对于加强战斗力和保障军队供给，严格军纪等方面，
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不能适应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
实际情况，而私有制和圣库制度也并未贯彻执行，因此它也不能坚持下去。
许多诸匠营和百工衙的手工业工匠也大批逃亡。在天京恢复家庭制度后，除
军队和政府机关中仍保留这种制度外，其他地区均未实行。后来，太平天国
对于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初期，曾一度采取废除商业的政策，规定“商贾资
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由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还存在，要取消
商业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不久便取消了对商业的禁令，从咸丰五年开始，对
商业实行了国家经营管制的政策。商人愿意开业的发给执照，到圣库领取资
本，但对经营的货物品种和利润均有限制。这个政策实行了几个月，店铺纷
纷歇业。于是，随着其他公有制的废除，太平天国进而对商业采取了自由贸
易的政策。
太平天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保护商业，扶持贫困小商贩，课以轻
税，对重要商品采取国营。为了保证店铺不受干扰、破坏，发给“印照”和
“店凭”，同时规定不得抬高市价、囤积居奇，务必公平交易，交纳捐税，
否则予以打击。还明文规定“圣兵不犯秋毫”。对于贫困的小商贩，政府先
给予经商的本钱，后只交还七成，留三成以资周转。太平天国的商税，有关
税、营业税和船钞三种，都比清政府的商税轻。关税只征一次；营业税，如
米税，只是米价的 １％；船钞每船一般只有几两银，而清政府则是“商船每
只捐银二十两”。太平天国对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必需品实行国营，以防止
私人垄断。如食盐，过去由盐商垄断，现则由国家专卖，由各地盐师帅专门
管理，并降低盐价。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实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境内出现了
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③对外贸易政策
太平天国一开始就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和外商进行通商贸易。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贸易特
 权，外商到天国境内贸易，必须请领护照，按数交税，如有危害革命的行动，
则取缔通商关系。对鸦片“严禁入口”，“贩卖者斩，吸食者斩”。太平天
国占领的江、浙、皖、赣等省是生丝和茶叶的主要产区，太平天国大量输出
生丝和茶叶等商品，换取输入物资，并经常向外商购买枪炮军火、粮食、棉
纱等物，以满足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治元年至二年（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年）
度的茶叶出口额，为革命爆发前的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度的 ２．６ 倍，生丝出口额为 ４．７ 倍。由于外商失去贸易特权，鸦片又被
限制进口，使英、法、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需使用大量白
银购买丝茶，又使太平天国在通商中选购了许多军需品。因此，各资本主义
侵略国与太平天国自然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
义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更为他们所不能容忍，这是他们勾结清政府公开镇压
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些曾实行过后又取消的制度和政策，如圣库制度
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等等。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打击了本国的封建势力和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
而境内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０—１８６３）
间，英国人呤唎曾长期生活在太平天国境内，他曾这样描述当时苏州地区的
情形，“镇外停泊了许多运丝船、本地船、上海船，正忙于装卸货物，镇上
的商店无不货物充足，生意兴隆。老百姓衣着整齐，熙来攘往地一片太平景
象。特别是没有看到一个乞丐。镇外田间谷物丰收，农民们正忙于收割，……
太平区域人民的和蔼友善态度使我感到意外惊奇”①。苏、吴一带商业繁荣，
宜兴大浦镇“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金”②。芜湖成了最大的粮食集散地，
湖州成了极大的蚕丝集散中心。

３．《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发展资
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也是中国第一个粗浅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资政新
篇》是洪仁玕于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年）提出的，经洪秀全批注后，镌印颁行。
洪仁玕（１８２２—１８６４ 年）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
知识分子。还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拜
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时，他正在广东清远教书。为了躲避清政
府缉拿洪氏家族，他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逃往香港。咸丰四年曾从香港到
上海，准备去天京未成，又返回香港。咸丰八年，他再度在西方传道士的帮
助下，化装成商人投奔太平军，由香港取道广州，经广西、江西、绕道湖北，
终于在咸丰九年春天到达天京。在香港期间，洪仁玕有机会广泛了解西方资
本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一些了解。他留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
知识，结识了许多外国人。洪仁玕到达天京时，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已发生极
大的逆转。洪秀全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不到半个月，就封他为军师，号为
干王，总理朝政。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不利形势，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

①
呤唎：《太平天国的茶丝输出贸易》，《历史教学》1956 年第五期。
②
《宜兴荆谿县志》卷五，见郭从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 683 页。
的了解，向洪秀全提出一个旨在全面革新太平天国内政的施政纲领——《资
政新篇》。
洪仁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胜过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中国
必须顺应这种时势。他要求太平天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制度
的改革，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巩固太平天国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资政新篇》的内容为四部分，即“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
法类”和“刑刑类”。可分为“用人”和“设法”两大类。在“用人”方面，
提出“去朋党之敝”。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现象而采取的措
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设法”方面，包括“风风类”、“法法类”、“刑
刑类”三部分。“风风类”主要是移风易俗的问题，提倡资本主义物质文明，
改变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落后闭塞风气。“法法类”主要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改革，提出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是文献中的重点部分。 “刑
刑类”主要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法制的问题。
在经济改革方面，洪仁玕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富强，是因为西方的
“邦法”（资本主义制度）好，因而太平天国应该学习西方的“邦法”。他
十分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为了能够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
文化和生产技术，自行制造生产运输设备和科学仪器，洪仁玕提出建立和发
展新型的工、矿、交通事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主张，提出建立国民经济部门
体系的完整方案。
他主张建立制造“精奇利便”的新式工业，“兴器皿技艺”；主张“兴
宝藏”，开发金、银、铜、铁、锡、煤、琥珀、美石等矿藏；“兴车马之利”，
“兴舟楫之利”，制造火车、轮船，修筑公路，建立邮政，设邮亭，书信馆；
主张修建水利工程；主张开办银行，建立保险公司，以利“商贾士民”。
洪仁玕还提出兴办以上事业时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革旧的生
产关系。他主张依靠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和地主，兴办新式生产流通事
业。并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禁卖子为奴之例”，“准富人请人
雇工，不得买奴”。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同时，洪仁玕还主张效法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利权制度。鼓励和保护新式工业的发展。对发明、
制造火车、轮船及其他科技发明，“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
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嘉许，洪秀全逐条批示，
在许多条款上都写有“钦定此策是也”，或“是”等批语。但是，由于当时
太平天国已经到了晚期，军事、政治都不稳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已无力
实施这个纲领，因此这个纲领没有能够实现，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也没有产生
什么实际效果。
《资政新篇》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的情况下
提出的，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封建剥削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和
削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资政新篇》提出在
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当外国资本主义
已经侵入，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的时候，《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更具
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资政新篇》所具有的资产阶级倾向，不仅超过了地主
阶级改革派，而且令中日甲午战争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及。《资政新篇》
提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预示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主体阶级——农民
走向现代化的开始。
但是，《资政新篇》本身又存在重大的缺陷。其最主要、最严重的缺陷，
就是完全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提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措施。
《资
政新篇》在太平天国政权下提出来，而又完全不包括土地问题，因此就不会
得到广大农民的关心和支持，就连太平天国农民军政要员中的大多数人，在
思想感情上也接受不了这个纲领，对它“皆不屑看”。《资政新篇》企图依
靠“富民”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对广大贫苦农民而言，必然
是格格不入的。而在太平天国内部，也不可能找到一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
骨干。《资政新篇》出现在农民起义阵营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后，《资政新篇》被作为“逆书”查禁，无法为人们
所知，而使其中的杰出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发挥出应有
的社会效果。
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客观上符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发展的要求。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付诸实现，但太平天国的土地和田赋
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太平天国
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沉重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
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不仅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
对封建剥削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要
求。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等人的思想，能够从废除一切私有
制，转到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
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进人物，决不是偶然的。
 （三）“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国内社会矛
盾激化，清王朝急剧衰落，在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出一个以奕䜣、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他们以“求强”、“求富”
为口号，主张兴办“洋务”，以维护封建统治。故称其为“洋务派”。所谓
“洋务”，即泛指与外国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事务。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掀起了一股
兴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新式武器和
轮船；训练新式军队使用新式武器，建立海军；创办新式工业，修筑铁路；
设立电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等。其中心内容，是创
办以机器为核心，以军事重工业为先导的近代机器工业。

１．“船坚炮利”与近代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洋务派的官僚们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明白
了大刀长矛难敌外国的“船坚利炮”，于是洋务派打起了“自强”的招牌，
积极主张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同时，清王朝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枪队直接参
与剿杀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尝到了西洋新式武器的甜头，便对西洋武器更
加羡慕和赞赏。曾国藩认为，“实赖洋炮之力”①，才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
中转败为胜。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先购后制”的
过程。在镇压太平军革命的过程中，外国侵略者不仅直接出兵出枪帮助清政
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且怂恿和帮助清政府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兴
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实际上是清王朝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结
合的产物。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原先标榜的御外的一面，已流为空话，
兑现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安内。
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在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
主持下创建的。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０—１８６３ 年）间，两江总督曾国
藩开始在安庆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过一艘小轮船。江
苏巡抚李鸿章也在上海和苏州设立了洋炮局。但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同治
五年（１８６６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
造轮船的专业工厂——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局”）。
此后，全国许多省份，如河北、陕西、甘肃、云南、广东、山东、四川、吉
林、北京、浙江、台湾、湖北等地，由各省督抚动用官款相继建立机器局，
制造洋枪洋炮。到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从中
央到各省，共设立大小 １９ 个军事工厂①，约花费 ４５００ 万两左右国库经费，雇
用工人约 １ 万至 １．３ 万人。这些企业大部分是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规
模一般都很小，有些创办不久便夭折。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机器制造总
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简称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成立于上海，是在曾国藩支持下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卷，第 5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565—566 页。
 由李鸿章创办的。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准
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枪局。第二年，李鸿章又
派苏松太道丁日昌和总兵韩殿甲设立制炮局。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
以 １０ 万元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该厂当时被认为是洋泾浜外国机器制造业中
最大的企业，能够修造大小轮船及制造洋枪和开花炮。李鸿章买下这座铁厂
后，把它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将原先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
合并入总局。这时容闳购买的机器已运回上海，也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治
八年（１８６９ 年），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新建。到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发展成为占地 ４００ 余亩，具有 ３２ 座厂房，一座大船坞，２０００ 余工匠
的大厂。到 ９０ 年代，制造总局的厂所分设 ３０ 多处，厂房 １５００ 多间，汽机、
锅炉 ３０ 座，大小机器达 ８５０ 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局内各有关造
船的分厂独立出来，组成江南船坞，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年）后改称江南造船所；
其余部分仍称江南制造局，民国六年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一切开办经费，包括容闳购买机器的费用在内，
约计 ５４３０００ 两①。常年经费，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以前由军需项下拨款，每
年约十几万两。同治六年，经曾国藩奏请酌留江海关洋税二成，为常年经费，
约 ３０—６０ 万两之间不等。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间，增
建炼钢厂和无烟栗色火药厂时，又由户部拨专款 ４０ 万两作为增建经费，并添
拨常年经费 ２０ 万两。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１８９４ 年）的 ２８ 年间，
共耗费国库银 １６０２８８７４ 两②。是全国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
江南制造局用重金聘用大量外国技术人员，主要生产各种机器、车床、
刨床、枪枝、子弹、大炮、火药、水雷和轮船。设有广方言馆和翻译馆，专
门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出版西方著作。还下设工艺学堂和操炮学堂，训练
制造和使用枪炮的技术人员。江南制造局规模很大，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
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轮船 １５ 艘（载重量从几百吨到 ２４００ 吨），
各种枪枝 ５ 万多支，各种炮 ２７４ 门，各种枪炮弹 ５０ 多万粒，水雷 ５００ 多枚，
各种机器车床 ４００ 多件①。这些产品都以调拨的方式，供给各军械所、军营、
炮舰、炮台的需要。产品的质量也很低劣，所造的炮，“炮身不长，机器不
灵，施放过迟，一点钟只能放七、八炮”②。所造之船，“小船只能供给沿海
岸巡缉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③。
金陵机器制造局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李鸿章在苏州洋炮局的基础上创办。同治二年，
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利用“阿思本船队”的机器设备，创办了苏州洋炮局。
同治四年夏，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从苏州移驻南京
时，将由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一个车间随之迁往南京，厂址选
定在雨花台，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经过逐年扩建，拥有机器局、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分局和
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局等，能生产大炮、炮弹、枪枝、子弹、水雷及各种军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310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311—312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93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303 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89 页。
 用品，主要供应李鸿章的军队之用。有工匠七八百人。其常年经费在光绪五
年（１８７９ 年）后，由南北洋各拨银 ５ 万两，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南洋加拨 １
万两，共 １１ 万两。
该局工程师兼督管曾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担任，对制造军火是外
行，所制大炮多不能用。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
的大炮，在演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 ７ 人，以致全部成品都成废物。李鸿
章不得不撤换马格里的职务。到了 ９０ 年代，金陵制造局每月可生产后膛枪
１７ 枝，两磅炮 ２ 尊，一磅小炮 １ 尊，各种枪炮弹 １ 万多枚。所用钢料也大多
是从上海江南制造局买来。
马尾船政局
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的一个近
代船舶修造厂。地址在福州马尾山后，故又叫马尾造船厂或福州船政局。正
当船政局筹建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西总督。左在离任之前奏派法国人日
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总理船政大臣。虽然左
宗棠已经离任，但仍参与船政局的建设和发展事宜。
马尾船政局开办经费 ４７ 万两，常年经费自同治五年起，每月由闽海关拨
银 ５ 万两，同治十二年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 ２ 万两①。到光绪二十年止，共
用去经费 １４００ 多万两。船政局占地 ６００ 亩，雇佣工人约在 １７００—２０００ 人。
设备比较完备，设有造船厂、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
钢厂、储材厂、鱼雷厂，还有可容纳北洋海军最大铁甲船的船坞。从同治六
年（１８６７ 年）建造第一艘轮船开始，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共建
造轮船 ４０ 艘，载重量最大为 ２２００ 吨。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之前为初创阶
段，所造轮船多为木船，共造大小轮船 １５ 艘。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为发展
阶段，所造船只多是铁皮船只。
马尾船政局初创阶段，雇佣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光绪元年后，在
沈葆祯的领导下，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头被辞退，改由船政局培养的技术人
员主持。造船工艺和制造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天津机器局
同治六年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创办。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
崇厚在天津训练洋枪队时，就开始试制炸炮和军用品。同治五年，崇厚以“练
兵需器”为由，奏准筹建天津机器局。第二年开始投产。该局分东西两局，
分设于贾家沽和海光寺。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调任
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遂由李鸿章主持。李鸿章接办后，加以整顿扩建，增
添水雷局、淋硝、强水厂等，制造的新式军火在产量上较前增加三四倍。还
承修兵轮、轮船和挖河机器船。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试制水雷。光绪十三年
到十九年（１８８７—１８９３ 年）又建栗色火药厂，还附设培训技工人员的学馆。
共有工匠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人，占地数百亩，是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军事工
厂。
天津机器局的创办经费 ２１ 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指拨津海、东海两关的四
成关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起户部每年又月拨边防饷银 １ 万两，到光绪十
三年（１８８７ 年）另从海军衙门指拨洋药厘金作为常年经费的补充。每年约有
２０ 多万两至 ５０ 多万两不等。东局以制造火药、铜帽、各种枪炮及各式子弹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425 页。
 和水雷为主，附设电报、水雷学堂。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
同时兼造电线、电机、行车桥船和小战船。生产效率高于金陵制造局，产品
主要供给北洋水陆各军和炮台的需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后，改称北
洋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湖北枪炮厂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筹建，光 绪十六年张
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从广州迁往湖北汉阳。光绪十八年正式兴建，光绪二
十一年陆续开工。该厂设有钢厂、火药厂、炮架厂、炮弹厂、枪弹等厂。机
器设备全是从国外购置，每年约能生产枪枝 ３０００ 多支，炮 ６０ 尊，子弹 １００
多万发，炮弹数万发。产品主要供给内地各省防务之用。创办经费 ７０ 多万两，
常年经费主要来自湖北土药税和川楚盐斤加价款，每年约 ４０ 多万两。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受到清政府创办其目的的制约，主要
是为了强化封建的国家机器，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且这些近代
军事工业的创办经费、常年经费以及扩建经费，都是由封建政府统一拨给。
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封建色彩浓厚，企业均为封建官僚控制。这些企业本
身名为国家所有，实为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把持，成为培植封建割据势力的
资本。所以，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并有
一定的买办性。
但是，这些企业由于使用了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基本上仿照西
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或进行生产，早期军火产品的调拨就采取计价方
式，同治十三年后，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业收入。因
此，这些企业已经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了。实际上，洋务派在创办军
事工业时，就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
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受到国际军火价格因素的制约。如天津
机器局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制造林明敦枪时，虽然“精利合用”，但“以
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①。四川机器局也于光绪十三年因“核计局中铸
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
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以所省局费，购备外洋枪弹”①。这些企业的产
品，早期更多的是由清政府统一调拨，到了后期，则这些企业的经营方针也
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步转到要为出卖而生产。如马尾船政局，在 ８０ 年代为北
洋和两广承造的轮船，就要收取半价或全价。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
则提出今后沿海沿江各省用船，一律由船政局代为承造，各制造局在后期的
生产中，为各省承造的船只，不仅收取价银，而且把这些收入正式作为企业
的经费。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目的，决定了这些军事工业的双重历史作
用，即具有“安内”和“御侮”的两重作用。无论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社
会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以对内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还是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社会矛盾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
线转变为对外御侮为主，清政府都没有放松对人民革命和人民起义的武装镇
压。正是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为清政府镇压和防止人民起义，提供
了大量先进的军火。清政府曾经赞誉李鸿章制造枪炮并用来镇压捻军和太平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35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494 页。
 军的功绩，“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
器，足以披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
也”②。各省机器局所造的军火，也都在镇压当地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
恶劣的作用。但是，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同样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同治十三年因琉球事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江
南制造局为此而加紧了军火生产，“不管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前途如何，江
南制造局的官员们显然比平时更关心他们的军用品制造，并忧虑可能爆发的
战争。高昌庙的制造厂特别忙碌”①。在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和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两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江南、天津等制造局和各省制造局
生产的军火都发挥了有效的御敌作用。马尾船政局所制造的军舰，是南北洋
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首先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军事工业的
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工业体系，因此，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带动下，中国
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工业陆续建立起来。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
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等工业，是与近代
军事工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和近代军事工业联系在一起，形成近代
中国的大机器工业。近代军事工业不仅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经营
方式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特别是近代军事工业，开中国大机器工业之先河，
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２．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

①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由于军事上的饷需匮乏、经费拮据，清政府洋
务派官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经验，并逐渐
认识其迫切性，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提出“寓富于强”的发展战略，
以“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由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性的厂矿企业。
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不久，清政府就遇到饷源匮乏问题，当时解决这一
问题的办法便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军费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到了 ６０ 年代，购买新式武器和轮船的费用进一步增大，以及近代军事
工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剧增加。再加上外贸入超，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
财政形势十分严峻。而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又使清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整顿武备和扩充军事工业的重要性。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巨额资
金不可，因此，在求强与求富的问题上，求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是由于它富，而富又
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够真
正强盛。有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就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也就必然
能够增强整个国力。导致洋务派将举办民用工业提到实施日程的原因，还在
于近代工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应
的工业体系。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钢铁、铜、铅等原材料和煤等燃料的需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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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294 页。
 求日益增多，而这些原材料和燃料的取得，如果要从国外购买，一是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价格昂贵。这就促使洋务派的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
取得廉价原料和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等工业企业。此
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航运之利多为
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逐渐占领小生产者失去的市场；钢铁、
铜、铅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使外商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也
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
②民用工业的主要部门和重要企业
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相适应，发展主体也由单纯的官办扩展到“官
督商办”、“官商合办”以至“商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清政府利
用私人资本举办近代民用工业的组织形式。官督商办，就是政府出面，以股
份公司的形式，号召私人投资，创办企业，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官商合
办，就是由政府和私人双方订立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
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民
用工业除少量官办企业外，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
先生的研究，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止，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
共 ２７ 个，经费 ２９６４ 万元，雇佣工人 ２５５００—２９５００ 人①。中国第一个近代煤
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纺织厂，第一条实用铁路，第一条电报
线，都是洋务派在这时开办的。这些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除轮船外，
力量要比外国在华企业雄厚得多。
这时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
轮船航运业主要企业是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最早举办的民
用企业，也是由纯粹官办转向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同治十一
年，清政府鉴于漕运困难，并看到新式航运业利润优厚，批准了北洋大臣李
鸿章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同治十一年冬（１８７３ 年 １ 月），轮船招商
局正式成立，最初委派浙江省总办海运委员会候补知府朱其主持，规定股本
１００ 万两，招商承办。但商股最初只有 １０ 多万两，到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才
凑够。同治十二年夏之前，实际上是纯粹官办，在此之后到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则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一年，盛宣怀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才转为官督
商办。
招商局起初只有 ３ 艘轮船，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增加 ９ 艘，光绪三年又
以银 ２２２ 万两的高价收买了美国旗昌洋行的旧轮船 １８ 艘，达到 ３０ 艘，使中
国轮船吨位增至 ４００ 万吨左右，约占中外在华轮船总吨位的 ３６．７％。招商局
的出现，使航运业的竞争阵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美国旗昌、英国太
古、怡和 ３ 家互相倾轧的局面，一变而为外国侵略者共同勾结，一心要挤垮
招商局，妄想垄断中国的航运业。由于清政府给予漕运专利，回空免税等协
济，才使轮船招商局得以维持。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招商局与太古、怡
和两公司勾结订齐价合同，共同垄断沿海和长江航运，停止竞争，分享垄断
利润。
轮船招商局曾经营过海外贸易，派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
后因无力与外商竞争而停止。招商局先后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
广州、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有分局。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379 页。
 年）又行改组，归清政府邮传部管辖。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年）后改为国营，
成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航运的重要机构。
采矿、炼铁业洋务派在这方面的企业创办最多，大小共有 １７ 个。其中较
大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和汉阳铁厂。
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机器采煤企业。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
因福州船政局用煤之需而设。原为土法生产，光绪二年沈葆祯改为官办，开
始用机器采煤，资本 １９５０００ 元，常年经费由船政局拨给。机器购自英国，聘
用英国技师，雇佣工人 １０００ 人左右。最高年产为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的 ５．４
万吨，煤块主要供应福州船政局，部分售给招商局及香港外国商人。由于每
吨售价 ２．５ 元，付矿工工资仅 ４ 角，成本仅为 １．５ 元左右，故利润极丰。光
绪十年（１８８４）中法战争时遭到炸毁。此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由于经营拮
据，时而商办，时而官商合办，时而官办，长期处于破落状态。
开平煤矿。矿区在直隶（今河北）滦县开平镇西南。光绪二年，李鸿章
委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光绪三年拟定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计划
筹资 ８０ 万两，但应者很少。光绪四年，李鸿章、唐廷枢等官僚凑够 ２７ 万两，
加上大量借拨官款，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全面投产，光绪八年日
产煤 ５００—６００ 吨，光绪二十年增到日产 １５００ 吨。机器购自英国，重金聘用
外国技师 ４—１０ 人，雇佣工人约 ３０００ 人，再加其它辅助工人达 １ 万多人。产
煤约有三分之一免厘售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以及清政府其它用煤，
６０％以上销往全国各地和香港。由于矿藏丰富，工价很低，运到天津以低于
洋煤价格出售，最少还有 ２０％的利润。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
入侵中国时，被英国人骗买，此后长期被英国资本占有。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省兴安岭以北的黑龙江畔，同治初年就已发现，
陆续有人前去开采，最多时达六七千人。　　８０ 年代起，清政府开始重视对金
属矿的开发，漠河金矿是最有成效的近代矿业。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年），黑
龙江将军恭镗奏请举办。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和恭镗开始筹划开采，次年成
立漠河矿务局，在漠河、奇乾河两处设立金厂，确定为官督商办，由候补知
府李金镛总理局务。光绪十五年正式投产，购买外国机器，聘用外国技师，
开始时雇佣工人 １５００ 人，后又增加到 ２０００ 人。开工后采挖顺利，年产值银
１３ 万两。光绪十九年新建观音山金矿，年产值 １５ 万多两。光绪二十三年为
３０ 多万两，光绪二十五年达 ４２ 万两。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沙俄强占，到光
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６ 年）才收回。宣统三年改由黑龙江省自办。
汉阳铁厂。前身为广州炼铁厂，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筹办。当年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将广州铁厂迁到湖北，地
址设在汉阳大别山（龟山）脚下，于光绪十七年正式开工建厂，起初为官办。
与此同时又勘采大冶煤铁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并修建运矿铁路。机器设备
全由外国购进。到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共花去经费 ５８３ 万两①，但每
日出铁仅 ４０ 多吨，且都不合用，合用的钢却一炉也未炼出。甲午战争后，清
政府无力筹措经费，于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十四年，又在江
西萍乡开采煤矿。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
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扩充，添招股本，改名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汉阳铁
厂是当时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经费用得最多，但成效很差的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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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385—387 页。
 电讯业　由于外国在中国经办电报事业，使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僚们感到电
讯业是军务和商务的必需。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年）李鸿章在大沽至天津间设置
电报，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报。光绪六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电报总局，
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代为办理，并在天津成立电报学堂。在紫竹林、大沽口、
济宁、镇江、清江、苏州、上海各设分局。电报总局先是官办，由盛宣怀任
总办。创办经费 １７８７００ 两，在军饷内垫支。光绪七年，开始敷设由天津、上
海、福州到广州的电线，当年完工。光绪八年招集商股，改为官督商办，在
上海成立电报学堂，敷设上海到南京的电线。以后陆续归还官款，敷设广州
到海南岛、南京到汉口，北至东北各省和朝鲜仁川的电线。光绪十年总局移
至上海，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自建官线。光绪九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插手
敷设广州至九龙和香港、福州、上海的海底电线。洋务派的电讯事业实际上
为外国人控制和利用。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后，商股由官方收回，电报
总局遂成为政府机关，隶属邮传部，称电报局，兼办电话事业。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各省官办电报也收归中央政府。
棉毛纺织业　在外国纺织品的冲击下，洋务派官僚为了与洋商竞争，分洋
商之利，追逐利润以致富，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前共办了五个纺织企
业。他们是：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开办的官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筹
办，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成立的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成立的官办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筹办、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开工的官办湖北纺纱官局（以上两局又称湖北纱布官局）；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 年）开办的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开办的
官商合办湖北缫丝局。洋务派的纺织业是在洋商没有在中国设厂的情况下筹
建的，同时也是在洋布充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洋务派创办纺
织工业，不仅纯粹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且完全是要运用先进的生产方法达到
挽回利权的目的，并通过它来致富。这些企业中，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
纱布官局规模较大。
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
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纺织业，呈请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光绪八
年（１８８２ 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成立，委派三品江苏补用道龚寿图专办
官务，三品候选道郑观应专办商务，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厂址设在上海杨
树浦，占地面积 ３００ 亩，聘用美国技师英国人丹科，机器设备购自英美。由
于资金不足，经营不力，直到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才正式开工建厂。光绪
十五年十二月（１８８９ 年 １２ 月）试机，并正式开车。该局包括纺纱和织布，
雇佣工人约 ４０００ 人，聘用外国技师 ４ 人。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时有纱机
１００ 张，日产纱 １６ 包（６０００ 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时有纱锭 ３５０００
枚，布机 ３５０ 台，日产纱 ５０ 包，布六、七百匹，年产 ２４ 万匹。投产后，营
业兴盛，利润很高。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大力扩充之际，光绪十九年九月
（１８９３ 年 １０ 月），织布局被大火焚毁，损失约达 １００ 万两以上。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又命盛宣怀恢复织布局，在原旧址重建，
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总厂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开车投产，有布机 ７５０ 台，
钞锭 ６４５５６ 枚。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陆续在上海开设纱厂，使利润显
著下降，华盛总厂连年亏损，难以维持。以致于宣统元年以 ２１０ 万两银出售，
股票全为盛宣怀把持，变成私产，将总厂改为商办集成公司。
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后不久，张之洞也在筹
办新式纺织厂。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开始向英
国订购机器，准备在广州设立织布官局。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将
机器运至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官局。光绪十六年兴工建造厂房，开办经费全
由官筹措，官本官办。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建成开车，共用经费 １２０ 万两。
该局拥有纱锭 ３００００ 枚，布机 １０００ 台，聘用外国技师，雇佣男工 ２５００ 人。
光绪二十年，可日产 １６—２５ 支纱 ４０ 包，本色斜纹等布 ４００—７６０ 匹。由于织
布官局拥有免厘和专利权，产销均由局员包揽，尤其是棉纱的利润很高，因
此张之洞决定扩充纱厂。
湖北纺纱官局是光绪十九年开始筹建的，因为张之洞看到纱利丰厚，决
定增设纱厂，拟增加 ９７０００ 锭，分建南北两个纱厂，官商合办。由于筹措资
金困难，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织布官局旁建成了北厂。次年投产，有纺 １０
—１６ 支纱的纱锭 ５００６４ 枚。由于商股见官权太重，不愿参加，北厂即由官办，
是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则因资金缺乏，没有再建。
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纺纱官局，后期由于布匹销路日减，内部管理腐败，
逐渐难以维持，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一起租给粤商承办。
此外，这时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还有铁路等行业。我国第一条自建的
实用铁路唐胥路，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建成。全长 １１ 公里，建成不久后
正式通车。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年）延长至芦台。光绪十三年李鸿章组成天津
铁路公司，官督商办，次年将铁路修至天津。光绪十五年，成立北洋官铁局，
官办，与天津铁路公司“通融权用”。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又将铁路从
唐山延至山海关外，全长约 ２００ 公里。
③洋务民用工业的历史作用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起源于清
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二者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洋务民用工
业的创办和经营，目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生产的产品
全属商品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即使是官办企业往往
也借有商人资本；绝大部分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所以，这些民用工业是近代
中国资本主义最早的民用工业。它不仅是作为封建主义而且是作为帝国主义
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的。
但是，由于洋务民用工业受到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制约，即使是在官商合
办或官督商办企业里，私人资本也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从企业的管理到产品
的销售，都受到封建政府的制约。企业的领导权往往是由封建官僚掌握，认
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很少有发言权。这些企业，往往享有某些封建特权，
如拨借官款，减、免税，专利垄断等，从而使这些企业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这种情况往往又使企业难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摧残。由于官僚控制和经营腐
败，这个时期所办企业多数亏损，或者改组出租，或者关闭，许多获利优厚
的企业也在所难免。然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不仅严重影
响了商民投资办厂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
展。
总之，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是中
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企业，它构成新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同时又刺激和影响了其它
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它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掌握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
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积
累了发展近代工业的经验，为以后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建
设和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开端。从洋务军用工业，扩展到洋务民用工
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构成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整体和体
系，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洋务派官僚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重重束缚，学习和
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创了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使中国有了
新式军事工厂、煤矿、钢铁厂、造船厂、金属矿、纺织厂、铁路和通讯事业，
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这些企业的建立，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
立，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
是一种“分洋人之利”的竞争和对抗力量。洋务派官僚们创办近代机器工业
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但其结果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
的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衰亡。所以，北
洋海军的覆没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中国资本
主义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终结。
 （四）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

１．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的恶讯，使云集京都参
加会试的举人震惊，康有为起草了 １４０００ 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梁启超联
络湖、广举人联名，各省举人有 １３００ 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字，要求拒和、
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它成为戊戌维新改革运
动的起点。从此，维新派人士不断上书（康有为共上书 ７ 次），并通过办报
纸、组织维新团体、办学会，宣传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
日（１８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清德宗下“诏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同
年 ９ 月 ２１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历时 １０３ 天，史称“百日维新”或“戊戌
维新”。
维新其间，清德宗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
旭等维新派人物，颁发新政诏书、谕令 １１０ 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他们维新变法的改革措施。维新派的经济主张主要包括下
面一些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富国，必须将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要通过皇帝下诏书奖励和重视提高技术来发展工业。农业作为与工矿企
业和商业同等重要的生产部门，也要采用机器生产，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
中国商务的振兴，必须走发展工业的道路。为了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
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
会（农业研究机关）和商会（商业公司）；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提倡各种
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开办兵工厂。创办中国银行（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
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新著作，新发明。在京
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一律举办。奖励创办报刊、设立
译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省会
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派人出国留学。
这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主张，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因此，
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的。由于戊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
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要挽救国家民族
的危亡，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
须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因为戊戌维新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所以维新时期的许多新政触犯了上
上下下腐朽的封建官僚和社会势力。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仍然十分
厚重，而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以及维新派的政治势力还很薄弱，再加上清王
朝帝党和后党在朝廷权力上的二元结构，使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进
政治经济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希望变成泡影。

２．戊戌维新的历史作用

“百日维新”作为一次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悲壮地失败了，
但是它所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
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因素不断发展
和积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的集中体现。从经济的角度，历史地看待戊戌维新，
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百日维新的经济政策和维新派的经济主张本身来看，它是继洋
务运动之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革新。
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在政治上有所不同，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
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两者却是一脉相承的。维新派提出的许多经济方面的革
新措施和设想，与洋务派的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有些措施洋务派已经实行
或正在实行，或正准备实行。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
书》中所阐述的“富民之法”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
邮政；“惠民之法”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以及康有为多次提出
的培养新式人才等等。
其次，从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心问题来看。洋务运动是以引进
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军事、
文教方面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则是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核心，通过建立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下情上达的民主社会制度，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前
提下，进行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以达到国家富强，
垂危的大清王朝得以挽救的目的。戊戌维新使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从器物
层推进到制度层，把政治制度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
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维新派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运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富强的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行了与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如果想要富强，就必须实行这种民主
政治制度。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清代经济失去了依靠既有统治权威进行类似于
日本和俄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现代化富强之路的机会。但是，由于
经过戊戌变法运动，资本主义思想得到迅速传播，这对后来中国的资本主义
发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戊戌变法失
败后，清政府又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教训，企图再来一次“维
新”运动。尽管在“新政”时期，清政府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并于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１９０３ 年 ９ 月）成立了商部。但是这不仅已经为时太晚，
而且已经难以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丧失了主持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权威。清
政府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只能得到灭亡的下场。
 （五）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

从清晚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再加上受西方先进思想
的影响，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和言论，随之出现，并逐渐起着
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
想，从其发展的过程来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代地主
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１９ 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１．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封建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方资本主义
势力开始侵入，这在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明显的反映。对于西方资本主
义的入侵，上层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在提出抵抗侵略的同时，开始产生
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处的要求。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魏源等一
些进步学者，为了争取实现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以缓和社会危机，感到有必
要反对维护完全僵化的现状的正统学术，提倡重视现实，反对颂古非今，论
证随时势变化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有少数爱国士大夫抱着对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
略的警惕，开始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本着“欲制外
夷者，必先悉夷情”的认识，最早较为系统地了解和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和
军事技术。林则徐主持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请人将英国人慕
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编为《四洲志》，介绍了世界 ３０ 多个国家的历史和
地理。同时，林则徐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主持编纂了《华
事夷言》等书。初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技术方面有胜过中国和值得
中国学习的长处。
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了解西方、注意搜求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知识
的风气，在进步士大夫中有进一步发展。相继出现了杨炳南的《海录》、徐
继畬的《瀛环志略》、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
等书。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最有影响。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年），魏
源整理编写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以后又两次扩充，发展为百卷巨著，成
为中国人和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划时代的史地和军事政治经济文献。它不仅是
当时介绍外国地理和社会情况的一部最详尽的著作，而且在林则徐已取得的
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进步人
士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声。它不仅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传入日本后，也
成为日本维新人士传阅的宝籍。
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太平天国颁布《资政新篇》这个资本主义政
治经济纲领的同时，作为林则徐的门生、魏源的友人、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营垒中，也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纲领——《校邠
庐抗议》。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在重视国内商品经济和商
业的作用方面，在学习西方的内容方面，都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
级改革派人物有所发展，他把学习西方与改革国家政务联系起来，并提出在
中国广泛建立大机器生产的思想，比魏源的那种主要是仿建西方军事工业、
指出有从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可能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冯
 桂芬的思想，与《资政新篇》相比，远不如后者系统和彻底。由于冯桂芬身
处当权者的营垒，并信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①
的原则，所以冯佳芬的思想，更直接地体现了开始出现社会改革需要的中国
社会现实，他的经济主张也较容易为统治者所采纳。冯桂芬的思想开洋务运
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声；其经济改革的具体意义，也有许多在不
同程度上为洋务派所采用，并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这个时期出现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主要有龚自
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以林则徐、魏源的经济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①林则徐的经济思想
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 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
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想家。他是中国近代首先举起反
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旗帜的民族英雄，并能以开明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世界
和处理国际事务。由于林则徐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政务上，从未著书立说，
因此他的经济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写的各种文件中。林则徐在查
禁鸦片期间，为了解敌情组织编集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成为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四洲志》还是后来魏源编
写《海国图志》的基础。
林则徐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散见于他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论议中，
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但他较早和较多地注意到同外国资
本主义侵略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并把抵制外国侵略和扶持国内的资本主义
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尽管林则徐对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仍然陌生，但他在同外
国侵略势力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从武器和军事方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长处，认识到“天朝”还有“不如夷”处。他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船炮，
力求在新式武器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林则徐作为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除了从政治、军事、社会、国家
财政等各方面指出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危害，还十分重视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
的危害。他认为鸦片贸易是导致当时中国白银外流和发生“银荒”的主要原
因，解决的办法主要在于禁止鸦片进口和国内吸食。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无
法再主张用禁烟的办法解决“银荒”，便主张用开银矿的办法，增加白银的
来源。为了使商民开矿能够获得稳定可靠的赢利，林则徐建议实行“宽铅禁”、
“减浮费”、“严法令”、“杜诈伪”等保护措施。由于铅是开银矿的副产
品，又是制造军火的重要原料，清政府一向禁止私人买卖，林则徐主张取消
此项禁令，就是为了使私人开采银矿获得更多利润。
林则徐对禁止鸦片贸易的态度十分坚决，但却能够从经济角度考虑对外
贸易问题，主张把鸦片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加以区别，反对实行封关禁海、
禁绝同一切外国的一切贸易。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可获得一定的关税
收入，来作为制造新式武器的经费。而且他还看到，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
私人获利。他与当时大多数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不同，不仅仅从使用价值角
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而且能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待，把各国商人进行对外
贸易的动机归结为“趋利”。表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当时在东南沿海商业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外国银币流入，有些交易甚至
需要支付洋钱（外国银币）才能成交。由于必须在交易前将银锭兑换成洋钱，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求兑者多，造成洋钱溢价，有些外国人就采用输入洋钱、输出银锭的办法从
中掠夺。对此有人主张禁用洋钱。林则徐则从商品流通需要的角度考虑，认
为禁用洋钱不符合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应当依靠经济手段，效法西方通过官
局铸造银币来解决。他不仅提出了这个主张，并使之在局部得以实现。在林
则徐于江苏做官期间，就曾经由地方政府铸造银币，供当地市场使用。由于
这项主张遭到顽固派保守势力的阻挠，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
②魏源的经济思想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
经济思想的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地主阶级改
革派思想家更全面、更清楚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倾向。魏源在学术造诣和基础
的深厚方面，是与龚自珍相颉颃的人物，他们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风气。但
在倡言改革方面魏源比龚自珍表现了更为明显的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同时又
对实际经济问题有很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具有当时最为广博的外国情况的知
识。魏源长期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作幕僚，不但同这个地区的
工商业者有密切的联系，自己也直接参加过经商活动，曾在淮北改行票盐后，
作为主要筹划人之一与人合伙出资经营。魏源与林则徐有着长期的友谊，在
主张禁烟和抵抗外国经济侵略问题上志同道合，思想上互有影响。魏源在《四
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先进思想
和认识，提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魏源的经济思
想主要体现在《古微堂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中。
魏源虽然还未否定传统经济思想关于“本”、“末”的区分，并赋予其
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涵义，但他却提出“缓本急标”的论点，即认为从一般
意义上讲，“本”仍然比“末”重要，“食”应比“货”优先；但从新的形
势发展需要来看，“标”却比“本”更急迫，“货”的问题应放在更优先的
地位。他的这个观点，为他在鸦片战争后更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
了理论依据，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彻底抛弃“重本抑末”的封建经济思
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发展阶梯。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地主和商人，
他们没有后来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采用新技术、开设新式企业的条件和积极
性。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就自然更偏重“除弊”，而不是更多地
强调“兴利”。魏源在编辑《海国图志》时，提出了由清政府设厂并允许沿
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轮船、枪炮及其它新式工业品的主张。这种要引进西方
新式机器工业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的兴利除弊思想的局限。后来的资产阶级
改良派，正是从魏源的这种思想出发，进一步把“兴利”放到比“除弊”更
为优先的地位，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基础内容。
魏源还从一贯的“利商”思想出发，提出“官局”制造的轮船等机器可
以出售给商人，国家的军舰可为商船护航等主张，并除去设官局外，“沿海
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①。这种要求向新式工
业投资的思想，是后来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思想的前奏曲。尽
管魏源还没有提出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明确主张，但他的反映资本
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出发点。

①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一，《筹海篇三》。
 ２．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逐渐产生，一直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均处于早期阶段。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
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又进一步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
济思想，反映了刚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具有资本主义
倾向的一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要求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中国。
为了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一些
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减轻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改良
派经济思想发展，这种思想日益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
用。
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受到了西方社会思想的更大影响。资
产阶级改良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到过外国，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直接的了
解，有的还直接接触过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国内介绍西方情况的书
籍和报刊也大量增加，洋务派所设的机构和西方传教士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
了许多有关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史地以及宗教一类的书籍。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前
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的要求，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改革等许多主张，都是地主阶级改
革派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
①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特点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
要求投资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和清政府
的腐朽统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和抗议。由于这种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大机
器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和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之
后，由一部分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人物提出来的，因此它表现了一种企图
为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寻找出路，要求学习西方的新式生产技
术、先进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烈愿望。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在“除弊”和“兴利”的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兴利”　，并把
兴利明确地归结为兴办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问题。例如王韬在其写的《兴
利》一文中，列举的“兴利”的各个方面，包括“广贸易”、“开煤矿”、
“兴铁路”、“兴织纴”、“造轮船”、“兴筑轮车铁路”等，都是关于建
立、发展新式工商业的问题。他们虽然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维护的态度，
但他们已经不是从自然经济的观点看待农业，而是明确主张使用农业机器和
新式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强调发展商品性农业，把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
的农业部门放在首要地位。
第二，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
把反抗侵略的重点放在抵制经济侵略方面。在“求强”和“求富”的问题上，
首先强调“求富”。认为富是强的基础，而求富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主义
工商业。
第三，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问题上，不仅主张广泛学习西方的工农业生
 产技术和科学知识，而且强调学习和仿效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逐渐
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提出学习西方的要求。王韬在《重民中》一文
中提出，不仅要采用新式技术和机器来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还应仿效西方国
家，“许民间自立公司”，“令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在雇佣劳动的
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经营新式工矿交通事业。
第四，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早期资产阶级
改良派思想家，力图获得封建政权的扶持和保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
的侵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只看到中外通商的结果使中国日
益丧失更多财富，便从流通过程的表面得出对外贸易是“求富之源”的重商
主义式的观点。
例如马建忠从财富即金银的观点出发，把西方国家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
和国家的富强，主要归因于美洲、澳洲巨大金矿的发现。把对外贸易看作“求
富之源”，把开采金银矿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像王韬、薛福成、陈炽、郑
观应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重商主义的倾向。
②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１８４１—１９２０ 年），字正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罗浮偫鹤山
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是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
从事工商业活动几十年，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撰写和辑录了许多关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的文章，他所编著的《盛世危言》，是当时国内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书籍，
甚至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中心和主要内容，是商战思想。“商战”是郑观应首
先提出的特有的范畴，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
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
经济侵略两种方式，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严重，更危险。因此，他主
张中国必须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两种侵略方式，用“兵战”来抵抗外
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还要把商战放在首
位。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①。“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
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②。他把发
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并
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程度来认识。
郑观应提出的“商战”以及所谓“商务”，其范围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
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但他更突出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针
对许多顽固派人物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提出的“以农立国”的观点，
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他认为，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国民经
济的其他部门应从属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四民”中的士、农、工都是商的
帮手。国家的政策，必须以保护商务为基点，按照这种关系把各方面结合起
来，才能对外进行商战。这种以商业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广泛发展资
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思想，也是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
派思想家所具有的。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在近代中国提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商战》。
②
《盛世危言》三编，卷二，《商战下》。
代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压制私人
资本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指责。这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早
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层建筑方面改革要求还十分微弱，对封建主义的政治
制度仍然采取维护的态度。他们学习西方的要求只限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
和经济制度方面。他们还缺乏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其反映资本主义要
求的经济思想，多半仍表现为具体的主张和论述。

３．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不久，出现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改良
派的经济思想也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
家，在继承和总结前驱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主张，
创立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变法
维新运动。他们开始运用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政治统治和伦
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
主张，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把发展大机器
工业作为他们改革的中心。他们已经开始运用西方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
主义的思想武器，攻击封建政权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个时期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仍然幻想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恩准来实现改革的要
求，把自上而下的改良看作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唯一道路。他们仍然不肯触动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且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还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很大的
幻想和畏惧。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严复、谭
嗣同、梁启超等。其中又以康有为、严复更具有代表性。
①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是 １９ 世纪末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
物。他的经济思想，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以
前，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前，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的著作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纲
领和理论基础；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的思想转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为反
动势力的统治进行粉饰和辩护的工具。康有为一生著述很多，他的经济思想
主要体现在他于戊戌变法前的一系列上书、《大同书》，以及他后期的《物
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中。
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富国”、“养民”的各种主张，构成了
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的所谓“富国”，包括“钞法”、
“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等 ６ 项具体主张。
这些主张并不是单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而是根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
提出来的。他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和健全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近代货
币制度，发展新式交通运输业和采矿业，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织部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他所说的“养民”，又包
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四项主张，也都是以发展资
本主义生产、流通事业为主要内容。此外，他还提出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
 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交通运输、商业，包括军事工业，
都应该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
轻赋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
康有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生产
看作商业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特别重视工业。认为只有大力发
展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局面，才能使中国富强，
无敌于天下。并从这种认识出发，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把中国“定为工国”的
主张，提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由
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康有为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工业化主张的进步思
想家。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康有为的认识超出了与他同时代
的其他进步思想家。他认为，如果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还不能够实现变法的
目的。“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①。为了实行“全变”，康有为建议设立“制
度局”来统筹全局，拥有制订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的机构，其职
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处。在“制度局总其纲”外，还另设法律、度支
（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物、游会（主管社团活动和
宗教事务）、陆军、海军等 １２ 局。使制度局的 １２ 局形成掌握实权的“维新
内阁”，并选拔主张或同情变法的通才任主管官吏，来代替原来的各种高级
政府机构和负责这些机构的守旧的大臣。
康有为提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以及他在生产和流通、经
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都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有
了进步和提高。但是，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是表面的，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也缺乏较为有力的理
论论证。康有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比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派思想家更为显著的进步，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抱有很大的畏惧和幻想。
尽管他后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的“大同”理想，为实际改革活动
描绘出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但却又强调通过君主立宪，反对通过革命来推
翻封建君主专制，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面。
②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年），原名宗光，字幼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
侯官（今福州）人。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翻译工作。在
他之前，中国所翻译的西方书籍大多是宗教及自然科学、技术一类，严复是
中国近代第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书籍，在近
代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严复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为《原
富》的中文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而没有专门或主要谈论经济问题的著述。
《原富》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在翻译这部著
作中，所写的按语约有 ６ 万字之多。这些按语除去一小部分纯属注释性的文
字外，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抒发的个人见解。
严复受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在经济理论上更倾向于庸俗经济
学。但他翻译《原富》的目的，是希望借斯密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批
判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要求给予私人资本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以
充分的自由。严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只有个人自

①
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
 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想使国家富强和“利民”，就必须使个人的
经济活动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把这种自由看成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
只有实行变法，废止一切妨碍私人资本自由活动的政策措　　　　　　施，才是顺
应这种自然规律的明智行为。
严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应限制在三个
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其事以民为之则费，以官为之则廉，
比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比如学校之
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
则相顾趦趄”①。
严复认为，资产阶级要取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必须在统治上
首先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他认为，没有民主权利，“法”就不可能变，私
人也不可能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也不可能达到富强。
此外，严复还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都作过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如他把工商业和农业都
看作是人们物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
独立存在的前提，所以农业是“本”业；另一方面，如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
业都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就会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
“理实有本末之分”，但决不应“贵本而贱末”。关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
关系，他认为消费的增长必须以不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限度，只要
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增加消费就不仅对生产无害，反而会有利
于生产的增长和改进。并且进一步认为，消费和积累都受收入数量的制约。
总之，严复能够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的必要性，并对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深刻的理论见
解，这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不及的。虽然他的见解不可能形成
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本人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在后来资产阶级革命
运动逐渐高涨的情况下走向革命的反面，但他的零散、片断的科学见解，却
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严复译：《原富》第 724 页按语。
 五、内力与外力——清晚期经济（二）

我们说过，清晚期经济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
程是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受着内外两方面因素
的综合影响。从中国国内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
本主义势力的侵袭下开始解体，它主要表现为城乡手工业的衰落，家庭手工
业与农业分离，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断发展；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
生和发展，它主要产生和发展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商业中，而
在农业中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入侵和影响的角
度来考察，它表现为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侵略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
主义通过投资从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就是在这
种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中产生并缓慢发展的。

（一）自然经济的解体

自然经济占据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经济特
征，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
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他们凭借一
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大规模地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掠夺农产品，
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中国资本主义机器
工业也在这时产生和发展起来，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自
然经济的解体。面对这种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强有力的进攻，以手工劳动
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分
工和协作不发达，终究抵挡不住。从 １９ 世纪 ７Ｏ 年代开始，中国的自然经济
便出现了解体。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使
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衰落，并且与农业
分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经济化，包括经济作物的扩种和粮食
生产的商品化。

１．城乡手工业的衰落

①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
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进行。这种“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破坏了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也就基本
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因此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
分离，便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分离的过程，是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开始的。引起这一剧烈过程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
的经济侵略。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产业革命已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
纺织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较普遍地使用，日本、美国等国的纺织工业也飞
速建立起来。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再
加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也减少了商品的运输费用。特别是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缩短了中英航程 ２８％；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年）香港、
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等等，便利了外国商品更大量地侵入中国市场。此外，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
尤其沉　　　　重，使其经济萧条达 ２２ 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降低了生产
费用和运输费用的洋货便拼命向中国推销，使外国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扬上
大幅度下降，仅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十二年（１８７２—１８８６ 年）的 １４ 年里，
棉纱价格就降了 １／３ 以上①，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以后，外国商品输入急剧增
长。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外国棉纱、棉布的进口总值为 １３７６ 万两，到光绪
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增长为 ５２００ 多万两（海关两）②，为前者的 ３８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终于抵抗不住外国廉价的机制棉
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开始了解体的过程。受
太平天国革命影响比较大的地区，由于封建土地束缚比较松弛，因此解体也
更为明显。中国家庭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
纱代替土纱，使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
农业分离。这个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
纺纱与织布，是纺织业中的两个工序，但纱和布却是可以独立生产的商
品。洋纱之所以能够取代土纱，其原因在于洋纱的价格远远低于土纱。而造
成土纱和洋纱价格悬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近代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中，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首先是在纺纱这个工序里发明和使用的，
因而当时纺纱的劳动生产率比织布要高。特别是到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严重危机之后，棉纱价格下降更为猛烈，远远低于中国土
纱。另一方面，生产土纱所需棉花的价格昂贵且不断上涨，也造成土洋纱的
价格悬殊。过去，中国一直是印度棉花的一个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量印棉
输入中国。１９ 世纪 ６０ 代中叶，美国南北战争使英国的棉花输入造成恐慌，
从而大量收购印度棉花，抬高了印度棉价，使印棉大量转销英国。同时印度
本国的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国内需要量增加，使印棉运销中国的数量
不断减少。再加上日本、西欧也采购中国棉花，造成中国棉花进口逐年减少，
出口逐渐增多。到 ９０ 年代，原棉的进出口值，由长期的入超变成出超，使中
国市场的棉花价格处于上涨趋势。在洋纱价格不断下降，棉花价格不断上涨
的夹击之下，中国家庭手工纺纱业难以逃脱衰落的命运。
家庭手工棉织业弃土纱而改用洋纱的情况，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日益普
遍。先是在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地区，接着便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３００ 斤）售价银 ８７ 两，而洋
纱只售 ５７ 两①。以至山东当年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纺工转而以编制草
帽辫为生。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１ 年）时中国洋纱年进口量为 ５００００ 担，光绪元
年（１８７５ 年）为 ９１０００ 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为 １５２０００ 担，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年）为 ３８８０００ 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为 １０８２０００ 担②。２０ 年间，洋
纱的年进口量增长了近 ２１ 倍。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土纱没落而与手织分
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转而部分地依赖市场，这是耕织结合的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2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89 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7 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2 页。
 自然经济解体的最重要的一步。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第二步是手工织布业和农业的分离。这一步是
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在洋纱代替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
行。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的情况看，尽管洋布进口增长的速度比不上
洋纱，但也增加了很多。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１８９４ 年）的 ２８
年间，棉纱进口值由 １６１ 万两增至 ２１００ 多万两，增长 １３ 倍，而棉布只由 １１００
万两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万两，增长 １．６ 倍①，如果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十六年（１８７２
—１８９０ 年）止，则纱进口量增长 ２０．６ 倍，棉布只增长 ２７％。这说明洋布排斥
土布的过程，要比洋纱排斥土纱的过程进行得较为缓慢。
手织业比手纺业解体缓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工业中织布业的发展速度要慢于纺纱业，
洋纱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要远远高于洋布的生产。反映到中国市场上，洋纱进
口的增长速度就远远超过洋布的增长速度。
其次，中国土纱业遭受洋纱打击所形成的过剩劳动力——失业破产的手
工纺纱业者，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到使用洋纱进行手工织布生产。当然，许多
城乡手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以后，有的转到其他行业和家庭副业生产，而大量
的还是抓住织机，利用廉价的洋纱织成土布。而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
的改良（铁轮机），使土布（用洋纱所织）成本也相应下降，缩小了土洋布
的差价，使手织业者在较长时期内得以存在。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广东琼
州“洋纱大量进口，土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业。文昌女工既失其业，于是转
移她们的力量来织布，以为补偿”。再如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江西九
江“洋棉纱进口增加，详究其故，系因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
取其工者，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①。
再次，由于土布具有厚实耐用的优点，在国内外市场仍有相当的销路。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土布出口值 １９ 万多两，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增
加到 ３２８ 万多两，增长了 １６ 倍。在国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销路，许多手工纺
织业者，虽然买洋布穿，但仍然不放弃织机，织卖价格较高的土布，购买价
廉的洋布。这也使有些地区的手织业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了某些发展。从
而延缓了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
洋布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最初是在 １９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城市中一部分富
裕阶层人士穿用。６０、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洋布与土布销价差价的扩大，消费
者便扩大到村镇的普通劳动人民。据当时的海关贸易报告说：“宁波本色市
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运入内地去的，也能迅速出卖。由
此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所以销路也扩大了。过去中下阶层因土
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②。到了
８０ 年代，发展到“尽管人们已经发现洋布不如土制品耐穿，但是因为洋布便
宜，所以还是多买洋布”③。及至 ９０ 年代，洋布代替土布的情况日益扩展，
手织业受到的打击在不少地方已十分严重。“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89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25—227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21 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81 页。
 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①。许多地区的广大农民，不仅
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是依赖市场变
为洋布的买主，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织业开始与农业分离。
②其他手工业的衰落
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动摇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外国资本
主义在向中国大量输出洋纱洋布的同时，又向中国大量输出其他各种各样的
机器制造品，这些机制品以其低廉的价格，使中国各种手工业部门遭受了沉
重的打击。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以后，洋货在中国沿海和广大内地广泛销售。
到了 ９０ 年代，每年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包括棉纺织品、铁及铁器制品、煤
油、火柴、面粉、洋烛、糖等等，达到 ３５００ 万两。同时，由于中国落后的手
工业生产状况以及腐朽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使中国自产的手工业品难以抵挡
外国商品的大量侵袭。中国的手工业部门资金缺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
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自然无法在市场上与洋货竞争。而清政府施
行的厘税制度和腐败官僚的敲诈勒索，却增加了自产手工业品的负担，为外
国商品的推销提供了便利条件。下面我们看一下几个手工行业的衰落情况。
冶铁和铁器制造业。这原是中国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也是农民的重
要副业之一，过去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由于洋铁及
洋钉、铁丝、钢针等五金器材输入逐渐增多，价格也较土货低廉，因此，洋
铁不断代替土铁。炼铁作坊倒闭的日益增多。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
—１８９４ 年）的 ２７ 年里，仅洋铁的输入就从 １１．３ 万担增加到 １１８．５ 万担，增
长了 １０ 倍①。进口的洋铁价格低廉，据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记载，洋铁“平
均每担二两五钱，而中国土铁是不能在这个价格下生产的”。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在山东烟台“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②。洋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质量
纯，进口钉条铁规格大小合适，容易加工，用洋铁制品的成本比土铁低得多。
由于土铁在价格上无法与洋铁竞争，洋铁在加工上也可大大节省劳动力和时
间，因而使得中国原有的的炼铁作坊和铁器制造业纷纷倒闭。湖南原是土铁
的重要产地，沿江沿海各省都依赖湘铁供应，产钢并运销华北、西北甚至东
北各地。自从洋铁闯入内地之后，湘铁就“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
占”，“铁商十散其九”，“钢坊相继停闭”。再如著名炼铁、铁制业中心
广东佛山，铁砖行“前有十余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此业者久矣”；铁线
行前有十余家，工人多达千余人，“洋铁线输入，仅存数家”；铁钉行“咸
道时为最盛，工人多至数千……后从洋铁输入，除装船用揽核丁一种外，余
多用洋丁，故制造日少”。山东过去大部分使用山西泽州府的土铁，到同治
八年（１８６９ 年）时几乎完全被洋铁代替。过去“山西铁曾经供应中国大部分
地区销用，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限制了这种贸易，以致销路局限于中国
北部”。“芜湖钢为旧日驰名产物，咸丰后尚存炼坊 １４ 家，均极富厚。自洋
钢入口，渐就消灭”③。此外如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区的冶铁及制铁
业均因洋铁及铁制品的输入而衰落，有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洋铁所代替。
榨油业。榨油业是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广泛存在的手工业部门。农村中许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七卷。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64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75 页。
③
以上材料均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71—177 页。
 许多多的小作坊，就是适应自然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成为农民的家庭副业。
自从煤油（旧称洋油）输入中国之后，由于煤油具有较高的发光能力，而且
价格较植物油便宜，随着煤油进口的不断增长，逐步代替了农村的植物燃油，
排挤了中国的手工业榨油。据资料记载，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煤油的进口还
不到 ３ 万加仑，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就增加到 ４００ 万加仑，光绪十二年达 ２０００
多万加仑，光绪二十年则达 ７０００ 万加仑。煤油价格也不断下降，如烟台煤油
价格由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年）每箱 ５ 元降为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的 ２．５
元。宁波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煤油每斤 ３２ 文，而豆油、花生油等植物油每
斤价格却高达 ７４—８８ 文。温州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菜油每斤 １２０ 文，而
煤油每斤才 ６５ 文。由于煤油的大量进口，使中国各种植物油和蜡烛的生产日
趋衰落。“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
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①。
此外如制糖业，由于洋糖的进口，排挤了土糖的销售，使制糖手工业和
糖行衰歇。“惟甘蔗虽中国独有之利，而制糖之法，器具不精，提炼不纯，
色味不洁……乃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值更贱。因
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②。火柴的大量进口，很快就摧毁了火石、火镰
的制造业。机制面粉的行销，排挤和破坏了手工磨面业。西洋染料逐步发展
也代替了土染料，打击了蓝靛的制造业。肥皂代替了皂荚，洋针代替土针等
等。旧有的手工业，在外国商品输入打击下，逐渐衰落和破产。

２．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进入清晚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大量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并在中国
开办了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和轻工业。而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中国民族
资本也开始经营一些新式机器工业。这些新式工业都需要农产品原料，这就
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当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之后，
农民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的许多日常
消费品，必须依赖市场的供应。为了购买的需要，农民就必须经营供应市场
需要的某些商品作物。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以前又有了新的提高。
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到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我国农产品（不包括茶
叶）的出口，从 ２８０ 多万元增加到 ２８００ 多万元，２０ 年间增长了 １０ 倍。农产
品出口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 ２．６％上升到 １５．６％①。这个时期农产品
商品化的发展，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重要表现。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
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
这个时期种植面积扩大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桑、烟叶、茶、花生、
豆类、罂粟、甘蔗等品种。
棉花。鸦片战争前，棉花就已经大部分是供应市场的商品作物，但国内

①
以上资料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64—170 页。
②
以上资料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86 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第 72 页。
 市场的用棉，还需输入印度棉作为补充。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国
内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逐步遭到破坏，需要量日益减少，但国际市场用棉增加，
入口减少，棉花出口价格提高，中国棉花的出口也随之增加。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中国棉花的出口值为 ５８７８２１ 两，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为 ３８４１１２９
两，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增加到 １１２０２６６１ 两①，棉花从入超变成出超。
棉花需要量的增长和价格的提高，促进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区域的
日益广泛。不仅原有的植棉区扩大种植面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
始种植棉花。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产棉区的种植面积更为扩大，江苏
松江府所属州县，棉田面积几乎占耕地的大半，有些地方“禾稻仅占十中之
二”。浙江在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时棉花价格突然上涨，每包由 ９ 元涨到 ２８
元，促使农民放弃其他作物的种植，改种棉花。以前种植不多的地区，如湖
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县，到 ８０ 年代，也开始大规模种
植棉花。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因为日本设立许多棉纺织厂，对中国棉花的
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各地棉花种植面积更加扩大。天津、青岛等地开设纱厂
后，北方的棉田也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之后，棉花的种植发展更快。“植
棉之地，年有扩涨”，“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②。
蚕桑。　　鸦片战争以后，生丝出口量激增，从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十九
年（１８４５—１８９３ 年），出口量从 １．３ 万多担增至 ９ 万多担，出口值由 ３００ 多
万两增加到 ２５００ 多万两。桑田面积也随之逐年扩大。当一些农村家庭手工棉
纺织业遭到破坏后，许多农民转向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地区的农民“素业
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自内地市茧。……乡人获
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③。江
苏、浙江、安徽、广东、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原来不饲养蚕的州县，到
７０、８０ 年代也都广泛养蚕，广东有些地方还把稻田改为桑地。北方地区如河
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也有些地方开始普遍养蚕，河北省原仅有深、易
等州县饲养蚕桑，到 ９０ 年代发展到了 １９ 个州县。
烟叶。鸦片战争后，外国烟输入中国，吸食者逐渐增多。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之前，由于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较大的产地主要有湖南、甘
肃、湖北、安徽、江苏、广东、福建等省。７０ 年代以后，由于外国加强了对
中国烟叶的收购，制成卷烟后又转销中国，促使烟叶输出增长很快。从同治
七年（１８６８ 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烟叶出口量由 ７３７ 担增加到 １１３０００
多担①。因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烟草产区。如河南邓州、山东临朐和临淄以及
四川、陕西、贵州等省。
茶叶。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开，中外茶叶贸易一度发展极快，外销
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当时每年外销茶叶总值，
由 ５０ 年代的 １０００ 万两增加到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的 ３８００ 万两，占当时
中国全部出口总值的 ５２％。８０ 年代以前，湖南、广东、福建、安徽、江西、
湖北等省的茶叶种植业，都获得了迅速发展，以福建、安徽种植最广。福建、
安徽的某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茶山的种植园。８０ 年代以后，由于印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90—391 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96—198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28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90 页。
 度、锡兰和日本机器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茶叶种植业也一落千丈。
湖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不少茶山，相继荒芜弃置，或改种其
他作物。如福建的建瓯县，过去曾是有名的产茶地，“无论大乡小乡，十家
中二三家有茶山”，到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就已“十荒七八”②。广
东南海，“茶叶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①。
这也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茶叶生产对世界市场所具有的依赖性。
花生。鸦片战争前，花生的种植主要限于福建和广东。鸦片战争后，外
国商人开始在中国收购花生，运回本国榨油，然后部分运到中国销售。太平
天国革命后，由美国传入大仁花生种子，在山东种植，产量较高。于是在直
隶、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以及东北地区推广种植，产量也逐渐增加。
到了 ２０ 世纪初，花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
大豆。大豆在中国的种植虽然很早，但以前其在经济作物中的地位并不
重要。１９ 世纪末叶，大豆的用途被日本和欧美各国发现，于是他们纷纷购买
中国的大豆，大豆的出口量从此迅速增加。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每年出口量为
５７５０６ 公担，到了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１８９１—１８９３ 年），增加到 ７６０５２２
公担。出口贸易的激增，刺激了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大豆的主产地在东北
三省，长江沿岸各省也有种植。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
已接近 ２００００００ 吨②。
罂粟。罂粟是制作鸦片的原料。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罂粟的大
量种植。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
争之后。由于鸦片输入取得合法地位，输入量不断增加，吸食的人也更广，
为鸦片的销路提供了市场。虽然清政府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之前表面上
是禁止种植罂粟的，但实际上却鼓励种植以增加税收，于是罂粟种植迅速扩
大。以前只有云南、四川、贵州等省种植，到六七十年代，甘肃、陕西、山
西，以及东北、山东、河南等省也大量种植，以至安徽北部、江苏徐州地区、
浙江温州地区、福建北部也有不少人家种植。估计到了 ８０ 年代，国内生产的
鸦片已经超过了进口的数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估计，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中国鸦片种植数量约在 ３２５０００ 担，是当年输入量（６５０００ 担）的 ５ 倍①。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清政府公然解除罂粟种植的禁令后，种植面积更加扩
大。罂粟的广泛种植，首先是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侵占大量
良田。罂粟所制的烟土，绝大部分内销，因此种植面积越广，人民吸食越多，
严重残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甘蔗。鸦片战争以前，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就大量种植甘蔗，
制糖的作坊也很发达。鸦片战争后，蔗糖开始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
因此甘蔗的种植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中国糖在国际市场上遭到欧洲、东南亚糖的竞争，
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洋糖的排挤，蔗糖出口量大幅度下降，甘蔗的种植面积
也随之缩小。
此外，像芝麻、油菜籽、桐油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47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18 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204 页。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297 页。
 ②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发展
这个时期，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也
得到了提高。鸦片战争前，粮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粮食贸易总的来
说还是在很小的区域范围内进行交换，数量也十分有限，自然经济仍占统治
地位。清晚期以后，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据了大量耕地，并形
成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使这些地区粮食产量减少，成为依赖外地供应粮
食的缺粮区。而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商业和城镇的发展，又导致城市人口
增多，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量。同时，由于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得到加强，
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所以出卖粮食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再加上耕作方法的
改进，作物品种的改良，肥料质量的提高等因素，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
提高，也为粮食的商品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促使粮食作物的商品化
程度迅速提高。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异地之间的粮食贸易发展极快。
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粮食大量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一些地区，成
为这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广东省大面积种植桑和甘蔗，产粮不足，则
从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购进粮食，甚至依赖安南、暹罗、小吕床等外来
米的输入。福建也依赖安徽供粮。长沙、九江、芜湖、无锡 ４ 大米市遂成为
粮食的集散中心。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的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粮食
作物的商品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１０％，而到了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国产
粮食商品量已占总产量的 １５．８％①。粮食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种主要商品，
这和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相对应，反映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

３．自然经济解体的历史意义

清晚期以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大规模迅速解体。但是，它
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所促成，而
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引起的。由于中国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
水平的低下，地域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各
地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而使得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外
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主要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
础之上，其性质主要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
这种商品生产，在农业经济中只是作为一种副业存在，因而其发展前途也就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中国自然经济
解体的过程，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很不彻底。从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游
离出来的各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虽然促使农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
展，却并未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它虽然没有导致农
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为中
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自然经济
的解体，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和扩大；也使大量的劳动力
开始和逐步摆脱几千年来对土地和对农业的依附，摆脱土地和农业的束缚；
使生产脱离分散和孤立的状态，提供了资本集中、劳动社会化以及采用先进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301 页。
的科学技术的可能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自给自足，商品的交换只是
偶然或迫不得已的事情；“男耕女织”的结构，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摆脱
土地的束缚；而分散和孤立的小生产，不仅无法采取大型的高效率的生产工
具，而且很难积累大量的生产资本。因此，中国自然经济不解体，发展资本
主义所需要的广阔的商品市场，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以及充足的货币财富积累
等一切基本条件都难以形成和具备。
 （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和扩张

１．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和投降而告终，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年）中英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中国的大门已经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打开。此后，西
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接二连三，迫使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
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中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
危害最大的经济特权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海关关税，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同时也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
条约，侵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中国的海关变成为国际
资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机构。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的海关税则是一种“划一关税”，将进出口货物
分为布匹、食品、器皿及杂物 ４ 类征课。进口税一般为 １６％，出口税一般为
４％。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中国关税由中外“共同协
定”的原则，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在各通商
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所谓“秉公议定”，
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拟定，中国人同意的一种门面手续。根据这个原则，道光
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在“议定”关税税率时，清政府提出的税率表全被英方
代表拒绝。后来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的意见，制定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这项新税则也适用于美、法等国，并且以后再
改订时也仍然适用。这个税则把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定为 ５％左右，比
清政府原先征收的税率低 ５８—７９％。到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中英《通商章
程善后条约》签订后，除茶、丝、鸦片等例外商品和外国人日用品等免税商
品外，进出口货物一律明文规定照值百抽五的原则征税。许多商品，主要是
棉布、棉纱等，税率甚至在 ５％以下。此后，不仅值百抽五的原则固定，而
且有些进口货物的税率又比以前降低了 １３—６５％。这个税则后来一直实行了
８０ 多年，尽管其间物价上升，但征收的关税税率从未达到 ５％，时常不到 ３
％，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海关税率。
除去海关关税实行协定税则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还进一步侵犯中国内
地税制。当时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需交纳常关税，《南京条约》根据英国
侵略者的要求，规定英国货物在征收海关关税后，“不得加重税例”，而《天
津条约》则确定了“子口关税”的办法巩固英国侵略者的这种特权地位。“子
口关税”制度，就是当英商进口洋货往中国内地销售，或从中国内地购买土
货运赴通商口岸出口，准许英商交纳一种抵代税，以代替常关税和厘金。除
交纳一次 ５％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 ２．５％的子口税（内地关
税），就可以遍运中国内地。而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时逢关纳税，遇卡
抽厘。后来，英国首先获得的子口税特权变成了所有外国共有的在华特权。
这种制度，为外国资本主义打破了从中国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大大
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
 外国侵略者还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交纳货税、钞饷，由英国驻各口领事负责。《中
英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海关税则，又对英国领事管事等官
如何令英人交纳货税、钞饷的手续，作了具体规定。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外国侵略者乘混乱之机窃取了上海江北海关的管理权。第
二年，清政府又被迫接受美国领事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由英、美、法三国领
事各派一人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清政府被迫同意
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第二年，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国
海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英国人
赫德继李泰国之后任总税务司，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总税务司署迁往北京，
设衙门办公。赫德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海关的机构由他一手
建立，中国海关的制度也由他一手制定，中国海关的各项重要职务都由外国
人担任，赫德也成了左右清政府的“太上皇”。从此，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
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重要据点。
②沿海及内地通商口岸的贸易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我国开始丧失沿海贸易权，允许英国人在五个口
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贸易通商无碍”，使五口成为外国
人自由贸易的商埠。此后，《中英天津条约》又规定，英国人可以“前往内
地各处游历、通商”，又夺取了在中国内地通商的特权。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为止，外国侵略者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共开辟通商口岸 ３５ 处，分布在
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直隶、奉天、湖北、江西、山东、蒙古、台湾、
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西藏、安徽、甘肃等 １８ 个省份。甲午战争之后直
到清朝灭亡之前，外国侵略者又开辟通商口岸 ４８ 处，连同甲午战争前开辟的
共 ８３ 处。
外国人不仅在通商口岸拥有自由贸易权，《南京条约》还规定英国人可
以携带家眷在五口居住，《虎门条约》还规定英国人可在五口租赁房屋地基，
这一条又成为后来外国列强强行设置租界的依据。在上海通商后不久，英国
首任驻上海领事就提出在上海开辟租界。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年）中英双方
订立的《上海租地章程》，并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
北京路）以南，东至黄浦江、西到界路（今河南路）的地区约 ８３０ 亩地为英
国租用的范围。以后英国租界范围又不断扩大。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又
相继在上海勒索了租界。
上海租界的形成，标志着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侵略的新的方式的出现。他
们除了在上海开辟租界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将租界制度推向更多的通商口
岸。在外国侵略者的勒索下，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
烟台、芜湖等地相继辟出租界。他们在租界内自行设立工厂、商店、船坞及
市政等，一切行政、司法、治安、财政等都由外国侵略者管辖，中国政府无
权过问，成为国中之“国”。
《南京条约》允许英国人在五口通商，但并未允许外商转口贩运和进入
内地。以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又明文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转口，
对商品只征一次关税，转到其他通商口岸时不得重征。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制定的《沿海贸易法》更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在
一口纳税后，即可在沿海各口自由出入，包括非指定的通商口岸。中英《天
津条约》签订后，外国船只可以在内江各口岸间往来贸易，外商也可以在沿
江各处城镇上下货物，并可前往内地任何地点不仅贩运洋货，而且贩运土货。
③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
外国侵略者取得中国沿海和内河的通商贸易权，也就取得这些口岸的航
行权。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外国侵略者还从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取
得“自雇引水”特权，并把原先清政府征收的船钞（每吨 １０ 元以上）对外国
船只减为每吨银 ５ 钱。《天津条约》又减为每吨银 ４ 钱，１５０ 吨以下船只都
只纳 １ 钱。中英《天津条约》还使外国侵略者取得长江自汉口以下一段的航
行特权。同年《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取得了黑龙江、松花江、
乌苏里江 ３ 条河流的通航权。此后《中英烟台条约》和《中英烟台续约》的
签订，使长江主流的通航权全部丧失。而《中日马关条约》、《中英续议通
商行船条约》等条约，使得长江支流及广东、广西等省内河的航行主权相继
丧失。总之，中国关税自主权和沿海贸易权、航行权的丧失，使中国敞开了
大门，而内地通商权和内河航行权的丧失，则是“引狼入室”。外国资本主
义列强攫取的经济特权，使外国侵略者的势力跨过中国的大门，穿堂入室，
从各方面控制中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经济侵略。

２．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中国攫取了许多重要的
政治和经济特权，为他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条件。　　１９ 世
纪中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生产迅速发展，
商品过剩已经成为突出的经济现象，他们迫切需要扩大国外市场。因此，鸦
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外国资本主义就把商品输出作为对中国经济侵略
的主要手段。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逐步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市
场，经过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外国资本主义的经
济侵略活动，主要停留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的输入量也不很大，
外国商品还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因而还没有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
的基础。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列
强开始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商品输出激增，并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
农村地区，逐渐控制了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把中国国民经济卷进
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旋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的组成
部分。
①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掀起了一个向
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头几年内，英国对中国的商品
输出额激增，大量的英国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销售，
有的资本家甚至把钢琴和西餐用的刀叉也大批运往中国。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额为 ５２．４ 万英镑，道光二十二年达到 ９６．９ 万英
镑，道光二十三年达 １４５．６ 万英镑，道光二十四年为 ２３０ 万英镑，道光二十
五年达 ２３９ 万英镑。由于运到中国的商品销售不出去，特别是由于棉布等机
器工业品打不开销路，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年）以后，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
出量开始下降。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都未取
得显著的进展。英国的输华商品，从道光二十六年到咸丰六年（１８４６—１８５６
 年）的十年时间内，除了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以外，始终未达到道光二十五
年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情况也大体与英国相似，道光二十二年美
国向中国输出货物总值为 １４４ 万美元，道光二十五年为 ２２７ 万美元，道光三
十年（１８５０ 年）则下降到 １６０ 万美元，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为 １７２ 万美元①。
与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商品输出的情况相反，这一时期，中国对资本主
义各国的出口额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总值，道光
三十年为 ５８４ 万英镑，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增加到 ８２５ 万英镑，咸丰四年至
六年（１８５４—１８５６ 年）都增加到 １０５８ 万英镑以上②。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
资本主义各国对华商品输出进展缓慢，而中国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货物出
口明显增长，这就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中外正
常贸易关系中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就中英之间正常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较
看，在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超 ３５３．９ 万英镑左右；
咸丰四年到八年（１８５４—１８５８ 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超 ７１９．２ 万英镑左右
③
。中国在中英正常贸易中的出超地位，一直持续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
尽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大举侵入，但是他们
的商品输出并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中国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
结合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有着高度的自给率。而占中国人口绝大部
分的农民，与市场没有多少联系，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
的销路。其次，当时外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大规模商品输出的强
有力的工具，像银行业、航运业、加工工业、修理工业等，因而不易抓住有
利的倾销机会和加强竞争能力。此外，鸦片贸易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排
挤了其它外国商品的贸易。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 １５６１９
箱，道光二十四年达到 ２３６６７ 箱，到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猛增到 ５８６０６ 箱①。
鸦片贸易在中外贸易中占据极大的比重。从上述中英正常贸易进出口总值的
比较看，虽然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但由于鸦片大量进口，英国侵略者用扩大
鸦片贸易的办法弥补了它的入超，中国的整个对外贸易仍然存在巨大逆差。
②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商品市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相勾结共同镇压太
平天国运动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依靠攫取的种种特权，不断开辟商埠，并在
各通商口岸进行了初期的工业资本输出，建立了一些服务于商品输出的加工
工业和修理工业，他们的商品输出侵略目的才逐步实现，从而控制中国的商
品市场。
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以后，中外贸易形势迅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输入
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数量急剧增加。外国商品的进口净值，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为 ４６２１ 万海关两，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为 ６４３６．１ 万海关两，光绪十
年（１８８４ 年）为 ７２７６．１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为 １６２１０．２ 万海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 654 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 511 页。
③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 年第二期。
①
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引自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68 页。
 关两②。３０ 年内增长了 ２．５ 倍。
这个时期，输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机
制棉纺织品的输入量增长明显加快，在整个中国二十二年，在中国常年输入
的商品总值中，鸦片占第一位，约占 ５５．２％；棉花为第二位，占 ２０％；棉织
品为第三位，占 ８．４％。到同治六年（１８７６ 年），鸦片虽仍居第一位，但比
重降为 ４６％，棉纺织品上升到第二位，占 ２１％。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之
后，棉纺织品就以占 ３５．７％的优势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而鸦片的比重下降
为 ２８．８％①。在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１８９４ 年）的 ２７ 年中，棉纱的
进口值增加了 １２ 倍，各种布匹的进口值也增加了 １．７ 倍②。机制工业品在进
口商品中比重的增大，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商品市场的重要标志。
与外国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
明显减慢。中国出口贸易总值，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为 ４８６５．５ 万海关两，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为 ５５２９．５ 万海关两，同治十三年为 ６６７１．３ 万海关两，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为 ７７８８．４ 万海关两，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为 ６７１４．８
万海关两，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为 ８７１４．４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为 １２８１０．５ 万海关两③。３０ 年内只增长了 １．６３ 倍，低于同期外国商品输
入总值的增长速度（２．５ 倍）。
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商品的增长速度，从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年）开始，中国第一次在中外正常贸易中出现入超，进入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超的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
同治五年，中国在正常进出口贸易值中出超 ２４４．６ 万海关两；同治九年入超
８３９．８ 万海关两；光绪六年入超 １４０．９ 万海关两；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入
超 ３９９４．９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入超 ３３９９．８ 万海关两①。从同治三年到光绪
四年（１８６４—１８７８ 年）的 １５ 年中，出超与入超相抵，共入超 ３５００ 万海关两，
而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九年（１８７９—１８９３ 年）的 １５ 年中，入超总数已达 ２８４００
万海关两，是前 １５ 年的 ８ 倍。
在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减慢的同时，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丝和茶历来是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７０ 年代以前，丝茶出口一直是迅
速增长，７０ 年代后则开始趋于下降。在 ７０ 年代前的 ２０ 多年中，丝的出口占
居首位，到 ７０ 年代中，丝茶两项出口还占出口总值的 ８６％以上。７０ 年代后，
受世界市场其他产地竞争的影响，丝茶出口开始衰落，比重逐年下降。而原
棉、豆类、糖类、烟叶、草帽辫、畜产品的出口却继续增加，其中原棉和豆
类增加得更快，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日本棉纺织业和化学
工业的发展，急需搜刮中国的棉花和豆类作为原料所致。同治十年到同治十
二年（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年），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 ８７．２％；而到了光绪十七年
至十九年（１８９１—１８９３ 年），二者的比重下降为 ５１．５％。同期其他农产品和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 册，第 1591 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8 — 9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9O—391 页。
③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 册，第 1591 页；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
统计》第一表。
①
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手工业品的出口值却由 １２．８％上升到 ４８．５％②。这不仅说明外国资本主义通
过贸易，攫取中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范围更加扩大，而且说明，外国侵略
者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又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服从于他们的需
要的企图，已经开始实现。
③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加深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经转为以资本输出
的方式为主。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进行资本输出，其对中国经济的
商品侵略也进一步加深。
从光绪二十年到清朝灭亡，这个期间的外国商品进口值继续迅速增长。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外国商品进口值达到 ４７１５０．４ 万海关两，比光绪二十
年增加 １．９ 倍①。而在甲午战争前的 ２０ 年间，外国商品进口值仅增加 １．５ 倍②。
与外国商品进口增长的情况相反，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缓慢，因而入超逐年
扩大。入超额从光绪二十年的 ３４００ 万海关两，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
突破 １ 亿海关两，最多达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的 ２．２ 亿海关两③。增加
５．４７ 倍。从光绪二十年到宣统三年（１８９４—１９１１ 年），入超总额达 １６ 亿多
海关两④，是甲午战争前 ３０ 年入超总额的 ５ 倍。
在进口的外国商品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棉纱和棉布，虽然进口数量大增，
特别是棉纱的增长更为迅速，但在进口商品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有所降低。煤
油的增长极快，清末民国初比甲午战争期间的进口量增长近 ２ 倍，约占进口
总值的 ６％，糖的进口也增长很快，这期间，中国由糖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
国。钢铁、机械、铁路材料、交通工具的进口量也都大量增长。进口商品中
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由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的 ８．４％增加到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的 １７．６％，其中机器及大工具由 ０．６％增加到 １．５％①。同时，消
费资料的进口值在比重上相应下降，由 ９１．６％下降为 ８２．４％。这种进口商品
结构上的变化，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直接相关。
这个时期，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产品原料的比重
迅速增加。原料品的输出由光绪十九年占出口总值的 １５．６％增长为宣统二年
的 ３９．８％，其中绝大部分为农产品原料。同时，半制成品的出口值虽然增加
１．８ 倍，所占比重却由 ２８．５％降为 ２５％；制成品的出口值虽增加 １ 倍，所占
比重却由 ５５．９％降为 ３５．１％②。
甲午战争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列强蓄谋
瓜分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地
位消长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其在对华贸易
中崛起。甲午战争以后，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急剧增进，而英
国则稍有下降。日本在光绪二十年后的 ２０ 年间，对华贸易额增长了 ９ 倍多；
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也由光绪二十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 ６．２６％，上升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6 页。
①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 表。
②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334—335 页。
③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 表。
④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 表。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 页。
 为宣统二年的 １６．１４％③。这期间，除英、日、美 ３ 国以外，其他国家对华贸
易的比重也由 １５．５％增长为 ２２．６４％，其中法国和德国都有所提高。

３．外国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列强
也开始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进行投资。由于在甲午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
义各国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且他们也还未获得在中国的设厂权，所
以，这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数额不多。甲午战争
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资
本输出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这时西方各国的
对华投资显著增长，并成为一种突出和显著的经济现象，迅速地对中国经济
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①外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对华投资
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有外国资本。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在广州的
外商大约有 ５５ 家，其中英商 ４１ 家，美商 ９ 家。据估计，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年）
前后，美国人在广州的财产约值 ３００ 万美元。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
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特权，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在
许多通商口岸开设商行、银行、工厂，开始作为他们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据点。
当时他们的这种资本输出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据估计，到甲午战争前，
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投资，大约有 ２—３ 亿美元。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到光
绪十九年年底，外资企业共有 ５８０ 家，其中英国有 ３５４ 家，其余为美国、德
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①。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
在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业　　银行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经营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主
要部门。这个时期，外商银行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前，为外商银行在中国占领地盘打开局面的阶段。７０ 年代以后，则为外商银
行扩大业务领域，增设分支机构，并有更多的外商银行陆续开设的阶段。
最早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银行，是英国资本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的前
身是西印度银行，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年）成立，总行设在印度的孟买，道
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年）迁到伦敦。道光二十五年，丽如银行侵入中国，在香
港和广州分别设立分行。道光二十七年，丽如银行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丽如
银行是在中国发行钞票最早的外国银行，道光二十七年它在香港发行的钞
票，可在上海流通，并吸收中国的社会游资进行高利放款。
紧接着，英国资本的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
法国资本的法兰西银行，先后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６０ 年代进入中国，分别在
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成立的汇隆银行，总行原设孟买，后迁至伦敦，成立后便在广州设立分
行，咸丰五年又在上海设代理处，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在香港、汉口、福州
开展业务，是最先侵入中国内地的外国银行。进入 ６０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

③
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 516 页。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90 页。
 义开始直接在中国本土创设银行。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英国资本的汇川
银行在上海设立，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又有三家英国资本的利生、利华、
利升银行在上海创设。它们在上海建立后，还深入到汉口、九江等内地通商
口岸。同年，英国成立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
７０ 年代以后，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
理银行先后进入中国，分别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德国资
本的德华银行也于 ８０ 年代末在上海创设。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业以英国的势力最大，其中又以汇丰银行的
实力最雄厚，地位最重要。汇丰银行，又称香港上海银行，也简称香上银行。
开办时有资本 ２５０ 万港元，到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时增加到 １０００ 万港元。
６０ 年代在福州、宁波、汕头、汉口设立机构；７０ 年代在厦门、芝罘、九江设
立分行；８０ 年代又扩展到天津、澳门、海口、打狗（高雄）等地，成为控制
旧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外商银行。汇丰银行还勾结赫德，掌管中国海关收入
的实权，并通过向清政府的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活动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在国际汇兑方面，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有 ２４２ 万港元用于国际汇兑和国际贸易方面，光绪十一
年就增到 ２５８０ 万港元，使外商获得了充足的流动资金，给予外资洋行以汇
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等财务上的便利和支持。其次是在存
放款方面，７０ 年代末存款达 ２２００ 万元，放款达 １５００ 万元，８０ 年代后增长更
快，到光绪二十一年存款额达 １４３００ 万元，短期放款额达 ５４００ 万元。第三是
在发行货币方面，同治四年和同治六年，汇丰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上海发行货
币，多流通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到光绪二十年，汇丰银行发行的货币
近 １０００ 万元。第四是在贷款方面，通过向清政府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贷给清政府的“福建台防借款”开始，直到光绪二
十年的 ２０ 年内，共向清政府贷款 １７ 笔，合库银 ２８９７００００ 两，占同期外国对
华投资的 ６３％。
汇丰银行依仗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任意推行侵略政策，获取高额利润。
从 ８０ 年代起，每年纯益都在 １００ 万港元以上，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纯益达
２６０ 万港元。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因此外国银行
在这个时期独霸了中国的银行业。它们操纵了中国的社会金融，控制了中国
的进出口贸易，也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不过这个时期的外资银行，还没有
与工业资本给合在一起，还不具有独占资本输出的特点。
贸易业　贸易业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最早经营的部门。早在鸦片
战争前，广州就有不少外国资本商行。清晚期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外
贸易的中心，资本主义各国迅速在上海设立商行，上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各
国在中国投资贸易业的活动中心。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光绪十九年底，中
国共有外资贸易商 ２４１ 家，占外资企业总数的 ４１．６％①，实际上的数字远不
止如此。早期的中外贸易，鸦片占一半以上。甲午战争前，外资设立商行的
以英商为主。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是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
美商旗昌洋行。
轮船航运业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商怡和洋行就在中国沿海使用小型轮船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90 页。
 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
中国攫取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一些在中国的外商洋行，为了扩
大其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极力向轮船航运业扩张。６０—７０ 年代，美商旗昌、
英商太古与怡和等几家长期控制中国航运业的最大的外资轮船公司先后成
立。此外，葡萄牙、德国、俄国等国也先后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到用午战
争前夕，外资设立的轮船公司达 １４ 家。同时，国际轮船航运资本也纷纷向中
国侵入。到 ８０ 年代，英国有 ４ 家轮船公司开辟了直达上海的定期航线，法国、
美国、日本、德国也有轮船定期往来上海。
由于外资航运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最新的交通工具，很快就垄断了中
国的航运事业。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
船吨位的 ６３％，吨位达 ６７０ 多万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则占总吨位数的
７７．８％，吨位数增至 ２２００ 多万吨①。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轮船招商局
创立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轮船航运。即使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后，中国
轮船吨位有所增加，但外资轮船增长得更快。甚至到了民国初年，外资轮船
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轮船总吨位数中，仍然占到 ７０—８０％的比重。
各种工业企业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虽未取得在华建厂开矿的
特权，但鸦片战争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创办一些工业
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造船厂和出口品加工企业，其中
英商占大多数，其他还有美商、俄商、德商、法商兴办的企业。这些企业中，
除去造船以外，其他工业企业的规模都较小，当时在生产上和市场上还不具
备垄断的作用。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船舶修造业。它是随着外资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而兴起
的。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在广州黄埔、５０ 年代在上海，已有几处外资船坞和铁木
工场供进出口轮船停泊、刷洗和检修之用，但设备还很简陋。６０ 年代后，由
于外资航运势力大力扩张，才有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轮船修造厂出现。这
类企业主要集中在香港、上海和广州。其中比较大的企业有香港黄埔船坞公
司、祥生船厂和耶松船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以英商
怡和洋行为主、联合其他轮船公司在香港成立的，资本 ２４ 万元。以后又吞并
了广州黄埔、香港、九龙的五家船厂，资本增加到 １００ 万元以上，经常雇有
２５００—４５００ 名中国工人。祥生船厂是英商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在上海开办
的，资本 ８０ 万元。耶松船厂则是英商于同治四年在上海创办的另一家较大的
轮船修造厂，资本 ７５ 万元，甲午战争前，这两家船厂在上海共雇佣 ４０００ 以
上的中国工人。后来两厂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合并，资本增至 ５７７ 万
两，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企业，完全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的船舶修造业。此外，
美商在上海，英商在福州、厦门等地，也建立了一些船舶修造企业，但规模
都没有上述 ３ 个企业大。
第二类是各种加工工业。这类企业主要是服务于外商进行原料和特产掠
夺的工业企业。主要有机器缫丝厂、制糖厂、硝皮厂、砖茶厂，另外还有轧
花厂、蛋粉厂、禽毛刷洗厂、驼毛厂、羊毛厂以及打包厂等。这类企业数量
很多，地区分散，但以上海、汉口、天津最多。其中美商的旗昌丝厂、英商
的怡和丝厂、法商的信昌丝厂、德商的烟台缫丝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一般雇工 ５００—６００ 人，甚至 ２０００ 人。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有相当多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21 页。
 的企业大量采用手工劳动，每年获“纯利”都在 １０％以上，高的达 ２４％。
第三类是其他轻工业企业。主要是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主
要有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和酒的各种食品工业，以及制药、制糖、制冰、
印刷、造纸、火柴、卷烟、锯木、榨油、玻璃、铁器、洋灰、肥皂等轻工企
业。这些工业企业，已不是从属于商业贸易的需要，而是具有独立的工业投
资性质。此外还有自来水公司、电话等公用事业。
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
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
阶段，资本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急需对外输出资本。因此，甲午战争后，
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必然会把资本输出提到突出的位置。而中日甲午战
争的爆发，使失败的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签订了《中日马
关条约》。《马关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
岸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允许日本制造的机器自由装运入口，仅纳入口税；日
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捐税，并享受在中国内地
设栈寄存的优待。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打开了向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通路，
反映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点，标志着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
入了资本输出的时期。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又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殖民地
和分割世界领土白热化的时代。帝国主义各国，都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
地，他们对中国采取了分割的办法，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也为帝国
主义大规模对华投资提供了条件。甲午战争以后，在洋务派、维新派的鼓动
之下，清政府也开始同意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兴办工业，这也使帝国主义
各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多次大规模的对华投资的机会。当时，在帝国主义的
全部对华投资中，铁路投资始终是资本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项目之一。
甲午战争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大约为 ２—３ 亿美元。甲
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投资数额急剧增加，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 １５　亿多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 ５—８ 倍，
到民国初年时更增加到 ２２ 亿多美元①。这期间，向中国投资较多的有英国、
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形式，主要有两种：借贷资本输出和产业资
本输出。借贷资本输出，主要是政府借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种间接投
资。产业资本输出，即企业投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贷款投资　　清政府举借外债，开始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但在甲午战争前，
借款数额不大，而且基本上是随借随还。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才开始大规
模举借外债。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清政府的借款结欠额为 ２８４４０ 万美元，
其中军政借款 ２４６７８ 万美元，铁路借款 ３７６２ 万美元；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
的借款结欠额为 ３８８０７．４ 万美元。其中军政借款 ２２０１９．６ 万美元，铁路借
款 １６７８７．８ 万美元①。这其中还未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要偿
还日本赔款 ２ 亿两，另外以 ３０００ 万两赎回被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八国联军
侵略中国，清政府又被迫赔偿 ４．５ 亿两。这两次赔款连同利息，一共在 １２
亿两以上。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年收入不过 ８０００ 万两左右，在清政府早已财政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 年版第 52—53 页。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 年版第 186—188 页。
 困难的情况下，要支付如此巨额赔款，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同时，清政府
为了修筑铁路，也需要巨额资金。这一时期，比较大的借款，有以下 ３ 笔。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的俄法借款：俄法以干涉还辽“有功”，与清
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总额 ４ 亿法郎（约合银 １ 亿两）；由 ６ 家
法国银行和 ４ 家俄国银行分摊；以 ９４１ ／８ 的折扣（９４．１２５％）交付，年息四
厘，偿还期限 ３６ 年；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到期若不能偿还本息，要以别项收
入担保，并向俄国借款还清；如果应允他国管理、监督中国税收的权利，俄
国亦得均沾。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的英德借款：俄法取得清政府第一次大贷款权
后，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德两国，故第二次大借款就由英德两国借用，签订了
《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 １６００ 万英镑（合银约 １ 亿两），以 ９４ 的折扣
（９４％）交付，年息五厘，也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偿还期限为 ３６ 年。借
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担任。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的英德续借款；借款总额 １６００ 万英镑（合银
１１２７７ 万两），以 ８３ 的折扣（８３％）交计，年息四厘五，偿还期限 ４５ 年，
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以及宜昌、湖北、安徽等处盐
厘为担保，由总税务司派人征收。使长江中下游的厘金和盐课被英国人控制，
从而使英国得以进一步控制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 ３ 次大借款，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收入，而旦也
控制了清政府。以上 ３ 次借款共合银约 ３ 亿两，加上利息达 ７ 亿两以上，而
清政府实收不过 ２．６ 亿多两。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数的 ９
倍以上。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贷款投资的高利贷剥削，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
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而清政府的借款，也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
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因此，当时的借款，绝大多数没有起到什么进步作用。
金融业投资　　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是通过它们设立在中国的
银行来进行的。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有 ８ 家，分支机
构 １６ 处，主要为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服务，担任工商业支付的中
介。甲午战争以后，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银行
不再仅仅是替工商企业担任支付的中介，而是与工业资本融为一体，成为资
本统治的中枢，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从此，
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各种投资，就都通过银行来进行。因此，各帝国主义
国家纷纷在中国增设银行。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１８９５—１９１３ 年），
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新设的银行就达 １３ 家，分支机构 ８５ 处。其中日本设立
４ 行 ２９ 处，法国 ３ 行 １２ 处，比利时 ２ 行 ８ 处，美国 １ 行 ４ 处，沙俄 １ 行 １４
处，意大利 １ 行 １ 处，荷兰 １ 行 １ 处，德国 １１ 处，英国 ５ 处①。这些外资银
行，蛛网般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对中国金融的高度控制。
为了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扩大对中国侵略，协调互相之间的利益，
帝国主义各国的银行还经常联合起来，组成银行团。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
英、法、德、美 ４ 国银行组成银行团，亦称“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
四国银行团”。
由于这个时期的银行已经与工业垄断资本结合起来，成为财政资本统治
的中枢，所以，汇丰银行就成了英国在华资本的总代理人，东方汇理银行就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 年版第 40 页。
 是法国侵华资本的中心，华俄银行（后改为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只不过
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②，横滨正金银行成为日本在
华侵略势力的主脑，花旗银行则是美国在华势力的中心。这些外国在华银行，
掌握着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货币，
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进行铁路、航运、贸易、工矿业投资，控制了中国
的经济命脉。
贸易业投资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剧增，中国通商
口岸的增辟，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
易的外资商行，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有 ５７９ 家，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１ 年）
为 １１０２ 家，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增加到 ３８０５ 家。在这些外资商行中，除了
怡和、沙逊等一些早已在中国设立的洋行外，有许多是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
国开设的分支机构。如英美烟草公司（１９０２ 年）、中国肥皂公司（１９０３ 年）、
美孚油公司（１８９１ 年）、英国钢铁公司（１９０９ 年）等。
交通运输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利，
并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年）形成一个高潮，共攫取路权
不下 １４０００ 公里。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利，包括三种权利：即修筑权、
经营权和借款权。前两种属于直接投资，后一种属于间接投资。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铁路投资，初期着重于直接投资。这期间由外国资本
直接经营的铁路有：沙俄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绥芬河），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年）开工，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通车；南满铁路（长春——大连），
光绪十九年开工，光绪二十九年通车，光绪三十一年转让给日本。德国的胶
济铁路（胶州——济南），光绪二十五年开工，光绪三十年通车；滇越铁路
（昆明——河口），光绪三十年开工，宣统二年通车。日本的安奉铁路（安
东——奉天），光绪三十年开工，次年通车。
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修筑铁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
各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他们便主要采取借款方式，对中国进行铁路投
资。由帝国主义各国贷款给清政府修筑的铁路有：英国借款的京奉铁路，光
绪四年开工，民国元年全线通车；英、法借款的京汉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开
工，光绪三十二年通车；英、美、法、德借款的粤汉铁路，光绪二十七年开
工，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年）全线通车；英、德借款的津浦铁路，光绪三十
四年开工，宣统三年通车；英国借款的沪宁铁路，光绪三十年开工，光绪三
十四年通车；日本借款的吉长铁路，宣统元年开工，民国元年通车；英国借
款的广九铁路，光绪三十三年开工，宣统三年通车。帝国主义各国铁路贷款，
利息率极高，最多的达年利七厘，折扣在九折以上，借款佣金多的达到 ５．５
％。
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的铁路投资，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宣统三年，中国
共有铁路 ９６１８．１ 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投资修筑的有 ３７５９．７ 公里，间接
投资修筑的有 ５１９２．７８ 公里，中国资本修筑的只有 ６６５．６２ 公里，仅占总数的
６．９％。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进一步增开，内河航行权进一步丧失，
帝国主义各国增加了对航运业的投资，在中国的外资轮船公司也不断增多，
中国的航运业进一步被资本主义所垄断。从光绪十八年至民国二年，外国资

②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 140 页。
 本又在中国新设 １５ 个轮船公司。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商船吨位，光绪十八年为
２９４４．１ 万吨，到民国二年增加为 ９３３３．５ 万吨①。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
外轮船吨位中，光绪三十三年时外国轮船占到 ８４．４％的比重，中国船只占
１５．６％。甲午战争后，由于日本航运业投资的扩张，打破了以往英国轮船在
中国的统治地位，形成英、日在中国航运业平分秋色的局面。
矿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争夺铁路权利、划分势力范围
以外，还展开了对中国矿山权利的争夺。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元年，帝国
主义各国掠夺中国矿区的条约、协定、合同等，据不完全统计，就不下 ４０
项。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各国开采中国矿藏的计划没有全部
实现。他们就采取贷款兼并、骗买、合办等方式，霸占了许多原属于中国资
本开采的煤铁厂矿。如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德国夺取山东德华煤矿，义
和团运动时英国骗取开平煤矿，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比利时资本侵入直
隶临城煤矿等。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重要的外资矿厂共 ３６ 个。光绪
三十二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煤矿业的投资为 ２３６８．２ 万元，占全中国中外
煤矿投资总额的 ８４．８％①。
这个时期的中国新式冶铁工业，也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第一
个近代铁厂——汉阳铁厂，光绪二十九年由日本兴业银行贷款 ３００ 万日元，
利息六厘，规定 ３０ 年内每年必须售给日本 ６ 万吨矿石。光绪三十四年，大冶
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又从日本贷款 ２００
万元。当时中国的唯一钢铁企业，成为供给日本重工业原料的基地。
其他工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由于获得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
遂在中国纷纷开办工厂。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
的较大的工业企业就达 １０４ 家。这些企业，平均资本在 １０ 万元以上。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工业投资，除重工业的矿冶业外，主要是轻工业的制造业，尤其
是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
棉纺织业本是中国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甲午战争后，英、美、德 ３ 国
首先在中国投资建棉纺织厂。２０ 世纪初，日本相继侵入中国棉纺织业。到民
国二年，在中外纱绽的总数中，外资厂的纱绽占 ４１％，而中国纱厂的占 ５９
％②。中国纱厂的纱绽和布机数虽然稍占多数，但大都是小厂，而外资棉纺织
厂都是大厂，且在资本、设备、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等，均优于中国纱厂，
因此，外国资本在棉纺织业仍占优势。
食品工业也是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部门，这个时期由于外国资本的扩
张，也落后于外资食品企业。甲午战争前，外资食品工业已有 ３１ 家企业，光
绪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年，又增加了 ７０ 家。其中主要是面粉业和烟草业。据不
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外资在中国设立的面粉厂，就有 ４３
家。在烟草业中，外国资本垄断势力也十分突出。光绪二十九年英美烟草公
司成立后，就一直是中国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垄断者。
此外，帝国主义各国在缫丝、榨油、火柴、碾米、造纸、肥皂、啤酒等
轻工业部门，也都有不少投资，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垄断地位。
总之，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代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 年版第 41 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32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34 页。
替了过去的以商品输出为主。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通过在中国开设的银行，
采取输出借贷资本的方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另一方面通过输出生
产资本的方式，直接在中国经营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贸易等行业，操纵了
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投资，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这
个时期，外国资本企业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它在本国的企业利润，而帝国主义
各国对中国贷款的利润又高于它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在甲午战争以后的
２０ 多年时间里，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扎稳了脚根，而且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
支配力量。它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完全形成的标志。
 （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
利条件。清晚期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
条件下，随着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
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清晚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
主要成分之一。它主要产生和发展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贸易中，
而在农业中没有什么发展。
１９ 世纪后半叶，由清政府洋务派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
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早期形式。其
产生和发展已在前文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一部分原已产生
的工场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又有一些商人、华侨、官僚创办机器工业，从
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１．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要有大批有人身自
由而又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出现，形成劳动力市场；又要有少数人手
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因此它
又需要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来作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
时，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由 于当时自然经济还未解体，
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论在地区范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很狭小，发展也十
分滞缓，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大量
侵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才开始进行，由于这个过程是在中国从封建
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它的速度缓慢，
过程不明显，发展不典型，不像早期资本主义的英国那样惊心动魄。
①商品市场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规模侵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迅速解
体，从而导致了国内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原来不需依
赖市场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转而必须依靠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纱、
棉布、铁器等），不再可能依靠自己的家庭副业自给自足了，他们变成了小
商品生产者，生产部分为了交换的农产品。农民与市场越来越多地发生联系，
使得商品的流通量急剧扩大，商品的种类也迅速增加。这时的市场就远远超
出了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时的商品市场范围，狭小的地方市场被突破，
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也迅速形成。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国内市场
的条件。
由于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是外国资
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农民所需的日用工业品主要来自外国，所出卖的商
品也主要是为满足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所以自然经济解体后扩大
了的商品市场，不仅是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
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也为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国外市场的条件。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并不广阔。在国内市场上，中国资本主义远
不如外国资本主义地位优越。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除纳 ５％
的进口关税外，只纳 ２．５％的子口税便可通行无阻。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商品，
则仍然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而且国内市场主要被外国资本主义占领
后，也不可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较多的余地。中国资本主义只能在
外国商品占领市场的缝隙中寻找市场。从国际市场的条件看，由于中国与资
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是在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对
外贸易完全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打击和竞争之
下，中国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此外，因为中国的自然
经济解体很不彻底，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也使得中国很难形成超越地方性规
模的商品市场。
尽管中国在清晚期后，扩大的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既不能占领广大的国内市场，
又不能开拓广阔的国外市场，因而其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并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方向。
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出现失去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
者。但在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过
程还很缓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大大加速了生产者
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促使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
出，造成自然经济解体，直接促使城乡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沦为雇佣劳动者；
也使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使一部分农民破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
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也迫使大批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
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比如在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左右，中国进口的洋纱洋
布，约等于当时手工纺织工人 ８ 亿个劳动日的产量，也就是说，一年中被洋
纱洋布排挤的中国城乡手工业者就达 ２００—３００ 万人之多。再如在太平天国革
命失败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土地兼并，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入
城市，形成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批“流民”。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特别是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以后，中国失业
破产的过剩劳动力数字相当庞大，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劳动力相当充足。这
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这和西欧资本主义刚开始产生时的
情况不一样，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劳动力过剩。也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过
于广大，可供雇佣的劳动力过多存在，因而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特别低下，
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极为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对机
器和先进技术的使用，使资本家尽可能地采取压低工资、多雇人力的手段，
来扩大再生产。
③货币财富的积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货币财富
的积累也随之增长。鸦片战争以前，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通
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用来满足他们奢侈的
生活需要，以及购买土地、经营商业高利贷活动，从事封建剥削。清晚期以
后，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外国侵略者手中，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高利
贷者也从中分得一杯残羹，进行货币积累。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货币
财富积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赋税剥削。这是封建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人民进行的超经济掠夺，如田
赋、盐税、厘金等其他苛捐杂税。清政府官办工业的全部资本，官督商办工
业的官方垫款和借款，官商合办工业的官股，大都来源于此。
封建地租。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历来就很苛重，封建地主，特别
是那些大官僚地主，通过提高正租、押租和地租折价等办法，加强对农民的
封建剥削，也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
买办佣金。买办资本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形成的特殊资本，买
办直接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在流通领域充当中间人。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最
快和最大限度地谋取侵华利益，往往用很高的佣金收买拉拢买办。买办在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由于他们是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经纪人，较早取得了一些经营资本主义的知识，具有
投资的经验，因而他们投资近代工业也最早。
商业利润。商人资本在中国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前，商人手中已经集中
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尤其是盐商和茶商。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
加，商品市场的扩大，商业资本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经营外贸的进
出口商和官商，积累了巨额财富。
华侨资金。１８、１９ 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陆续有人到美国、日本和东
南亚各地经营工商业，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由于　　他们较早接触资本主义
机器生产的实践，与国内又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其资金随时可能转移到国内，
能比国内商人更早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
虽然通过以上途径，中国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货币积
累，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货币财富积累是严重不足的。由于中国的货币资
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开始的，中国不仅不能
像欧洲国家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那样，依靠海外掠夺来积累货币资本；相反
却成了外国进行货币资本积累的源泉。西方列强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使中
国的大量财富被掠夺。从而使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荫芽与发展的结果，因此，国民
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未给资本的原始积累准备好条件。近代银行业尚未产生，
公债制度也没有出现，关税制度不仅对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不到保护作
用，反而成为外国资本摧残本国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中国的货币资本积
累，主要来自前资本主义的剥削，以超经济剥削的手段而取得。在中国封建
剥削制度的根基还很坚固的情况下，这种前资本主义的货币积累要想转化为
资本，是很困难的。甚至有些资本还可能重新转化为货币，用于购买土地，
进行商业经营，或者进行高利贷剥削。
由于中国资本的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从其产生
起，就遇到了资金短缺的致命困难，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
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鲜明
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速度和特色。这些
特点包括：
第一，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发展的
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中发生的。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
过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中国的资本
原始积累过程，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也只能在这个限度内进行。
第二，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和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过程同
时开始的。因此，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不可能采取殖民地制度、海外掠夺、
商业战争等方式进行，而只能主要依靠超经济剥削、赋税、不等价交换及封
建地租、商业高利贷利润等手段，在国内掠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而取得。
第三，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虽然存在小生产者失去土地（生
产资料）的现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封建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兼并。
而不是像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
贵族，来对小生产者的土地实行剥夺，使之成为整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主
要内容，并形成全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
第四，由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条
件下进行的；而本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很不彻底也很不稳定；再加上其资本原
始积累所能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决定了它的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因
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积累过程很不明显，速
度缓慢，时间较长。

２．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中国资本主
义机器工业开始产生。它除了前文已经说过的清政府官办军用工业和官办、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以外，还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指那些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地主和商人创
办的“商办”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它最早出现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直到甲午
战争前，是它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国私人资本主义
工业已有 ２０ 多家，８０ 年代以后逐渐增多，到光绪二十年，私人资本主义工
业企业共有 １３０ 家左右。
①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最早的部门是船舶修造业。中国第一
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是上海的发昌机器厂。该厂创办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初建时是一个手工锻铁作坊，只有资本 ２００ 元左右，规模甚小，主要
是替外国商船打制修配船用零件。同治八年开始，发昌机器厂开始使用车床，
从手工工场转变为机器工业，雇佣 １０ 多个工人。从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开
始，发昌机器厂已能制造小轮船和车床、汽锤等机器。８０ 年代发昌机器厂发
展很快，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厂。但到了 ９０ 年代，
发昌机器厂的业务衰落，由于它依附外国轮船厂而存在，故最终在光绪二十
六年（１９００ 年）被外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吞并。
这个时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主要产生在以下部门。
机器缫丝业　　机器缫丝业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较早，出现
单位最多的部门。私人资本机器绰丝业的第一个企业，是广东南海华侨商人
陈启源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１ 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厂址设在广东南海县
简村，雇工约百人。继昌隆缫丝厂投产后，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
不久，因被视为异端，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陈启源
被迫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隆和丝厂，３ 年后，经过清政府的许可，陈启
源又将工厂迁回南海，恢复原厂名，继续经营。在继昌隆缫丝厂的带动下，
甲午战争之前，广东南海、顺德一带的机器缫丝业发展到五、六十家，成为
私人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地区。其中大厂雇佣工人达七八百人。
上海是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工业的另一个中心地区。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上海开始出现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厂。到 ９０ 年代，上 　　海已出现私人资本机器
缫丝厂约六七家。每厂有缫机二三百部，雇佣工人达五六百人。上海本是临
近江浙产丝地区，又是生丝主要出口地，但由于外资缫丝厂与之竞争，各缫
丝厂在经营上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总的经营状况远不如广州地区。
棉纺织业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商
办的裕源纱厂，一切机器都是从英国购进，有纱锭 ２５０００ 枚。
与棉纺织业联系密切的轧花业，这个时期创办的商办机器轧花企业较
多，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淮系官僚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机器轧花厂，
有资本 ５ 万两，从日本购进机器。到光绪二十年，发展成为通久源纱厂，光
绪二十二年开车，雇佣女工和童工 ７５０ 人。光绪十七年，上海又有棉利公司
和源记公司两家机器轧花厂设立。光绪十九年，礼和永轧花厂也在上海设立。
火柴制造业　１９ 世纪 ７Ｏ 年代末，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了中国第一
家火柴厂。８０ 年代下半期，淮系官僚杨宗濂、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等，在天
津创办自来火（火柴）公司；同时，也有人在厦门兴办自来火厂，用日本技
师。光绪十五年，重庆商人卢干臣在重庆设立森昌泰火柴厂，有资本 ５ 万两，
雇佣工人数百，主要是手工制造；光绪十六年，买办商人叶澄衷在上海设立
燮昌火柴厂，有资本 ５ 万两，工人 ８００；光绪十九年，广州开办义和火柴厂，
资本 １ 万元；上海一地共有 ３ 家火柴厂。重庆又有森昌正火柴厂和聚昌自来
火公司设立。此外，太原、福州等地也有私人资本火柴厂设立。甲午战争前，
私人资本的火柴厂共有 １２ 家，资本额约 ４０ 万元，这是当时分布地区较广泛
的一个行业。
面粉业与碾米业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官僚朱其昂（津海关道员）在
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规模不大。光绪十三年，福州面粉厂设立。光绪
十九年，天津商人在通州设立机器磨坊，每日能磨面 ２００ 担。光绪二十年，
北京也出现了一家机器磨坊。这是甲午战争前北京近代民用工业中绝无仅有
的一家，即便如此，也未能站住脚，第二年便被官方禁止。
光绪十四年，买办祝大椿设立了源昌碾米厂，开始用机器碾米。
采煤业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本国资本开办
机器采煤业的高潮。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
庄煤矿，广西富川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的利国驿煤铁矿和奉
天金州骆马山煤矿等，都是这个时期筹办的。这些煤矿，有的资本较少，只
有 ２ 万两，很少使用机器；有的资本达 ２０—３０ 万两，机器设备购自外国，有
的还聘请外国技师。这些煤矿大多数为了求得封建势力的支持，而采取官督
商办的形式，实际上是商办性质，属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范畴。在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前后，这类企业共设立了 ９ 个，但由于资金技术方面的困难，再
加上官吏勒索和经营不善，有的勉强维持，但产量很少，有的开工不久便关
闭。
金属采矿业　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到甲午战争为止，中国私人资本投资的
金属采矿业，共出现 １０ 多个企业。其中有金矿、银矿、铅矿、铜矿等，规模
都很小，使用少量机器，主要承袭土法依靠手工业开采，大部分均未办成功。
其中最大的企业，是光绪九年开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由广东巨富李宗岱
等人创办。该矿前后投资达 ８０ 万两，其中有官款和向汇丰银行借款 １８ 万两。
由于经营不善，地方政府不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造纸业和印刷业　光绪八年，广州商人合伙建立广州造纸厂，用机器造
纸。光绪十一年，商人钟锡良创办广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资本 １５ 万两，
雇佣工人 ６５ 人，聘请外国技师，日产 ６２ 担，同年获得 １０ 年专利权。光绪十
七年，李鸿章发起募集商股，仿照美商在上海设立的华章纸厂，在上海设立
伦章纸厂，资本 １５ 万两，工人 １００ 人，年产量 ６００ 吨。
由于外资印刷业影印中国的旧书，风行一时大获其利，中国商人纷纷以
其设备简单，投资不大，成立各种新式印刷厂。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
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私人资本共设立新式印刷厂 １０ 多家。其中
规模较大的是光绪八年设立的上海同文书局，有石印机 １２ 架，雇佣工人 ５００
人。
机器制造业　甲午战争前，中国私人资本机器制造业共出现 １０ 多家企
业，而且都设在上海。这些企业多数是从手工作坊开始，实际上只是一些修
配小厂。其中船舶修造业的企业最多，约有 ９ 家，它是中国私人资本最早使
用机器的行业。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资本最少的只有 １００ 元。除了发昌机
器厂以外，光绪十四年设立的大昌机器厂，也能制造缫丝机和轧花机。实际
上，当时的机器制造业，是附属于其它近代工业的机器修理业。
此外，在机器榨油、制豆饼、制茶、制糖、制药、轧铜、制玻璃、制煤
饼、制汽水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私人资本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最有名
的是光绪十六年由旧金山的华侨黄秉常等人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电灯厂。该厂
聘请外国技师，光绪十七年供电灯 ７００ 盏。后因资本缺乏，又受外国排挤，
亏损停业。
②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特点
中国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
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是由国家经营开始的，而不是由资本
家私人经营开始的。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最早的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而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企业开始，
从民间发展起来的。西方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起
来以后，在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跳跃式地进入机器工业阶段的，它通过
引进技术的道路而产生，基本上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阶段。中国虽然在鸦片
战争以前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没
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距离向机器工业阶段过渡，还有十分遥远的
路程。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使中国的手工业遭到致命的打击，
从而断绝了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可能性，更不
可能出现由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时期。在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
影响下，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和私人资本家，才开始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
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经营近代工业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了资本主义机
器工业。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没有走一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
使手工业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进而进行工业革命，过渡到机器大工业。
第三，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先重工业后轻工业，
先重后轻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得最早和发展得最快
的，是清政府的官办军用工业，其次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官办、官督商办和
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最后才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即使
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中，产生最早的也是属于重工业的船舶修造业。与此相
反，在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最先发展的是毛纺织、棉纺织等轻工业，
重工业则是在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的，走的是先轻后重的
发展道路。
第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不是在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其最初资本大部分来源于前资本主义剥削，因此，最初的资本家大部分
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买办、商人和华侨转化而来，由手工业工场主上
升为资本家的，则很少见。这就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从其产生之日起，就
与封建势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五，由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货币财富积
累很不充分，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不能摆脱资金缺
乏的困扰。由于资金短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不
得不使用陈旧的设备，甚至大量使用手工业生产，生产规模也很小。即使是
有国库作后盾的官办军用工业，也经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工或停办。

３．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

银行是近代金融机构，它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近代工业发
展起来之后，由于产业资本的增大，对信用的利用也越来越多。同时，由于
产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便利，商品的交换和商业经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这就对资金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作为现代纯金融机构的银行，就是为适应
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
中国从出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也需要近代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私人资
本主义工业十分微弱，对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作用不大。甲午战争以后，
促使中国银行业产生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封
建政府的财政需要和进出口贸易商人融通资金的需要。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巨
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破产的境地，仿照西方国家举借国债以解决财
政之需，便成为清政府官办银行兴起的重要目的。而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
和商品生产的增加，也使国内市场上商品交易额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开设银
行为之调剂。因此，创办银行的多半是官僚买办，而不是由工商业资本家投
资。在银行资本中，大部分属于官股，商股也主要是官僚买办资本，商人银
行则很少。
从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时期，这十几年
中，中国共兴办银行 １７ 家，其中有 １０ 家停业倒闭，到清朝灭亡时，实际存
在的只有 ７ 家。其中规模较大，资本较多，后来维持下来并有所发展的，是
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第一家银行，是官僚买办资本家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奏准设立，
次年（１８９７ 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先后在北京、天
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设置分行。名为商办，实为官商合办，拟
招商股 ５００ 万两，先收半数，并向户部借银 １００ 万两。当时，盛宣怀受清政
 府之命，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办，督办芦汉铁路。他以筹款修路为由，奏请
清政府批准，在官僚严信厚私人银号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中国通商银行。该
银行除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外，还兼营部分官办银行业务，取得经营各省官
司的官款存汇和对各省官司的放款、发行钞票和经理公债的特权。通商银行
的内部制度，完全仿照英国的汇丰银行。其总行和重要分行，除由一名中国
人任经理外，还聘请一名外国人为洋经理，掌握业务大权。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为了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以及代理部库，
试办银行。最初准备股本 ４００ 万两，官商各半，但商股应募很少，次年户部
拨出库银 ５０ 万两，正式成立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并在天津、上海、汉
口等地设立分行。是清政府最早设立的官办银行，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的双重性质。光绪三十四年改称大清银行，资本增加到 １０００ 万两。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 年），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清政府的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总行设在北
京，股本 ５００ 万两，官股 ４ 成，商股 ６ 成，经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 ４
系统的收支款项及一般银行业务。清政府还赋予它管理外汇、发行钞票等项
特权。
除了通商、户部、交通 ３ 行外，在清末创办的银行中，维持较久的还有
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
在近代银行产生前后，各地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银行性质的官银
钱号。甲午战争后，各省督抚鉴于发行纸币可以牟利，纷纷争设官银钱号，
作为各省库和发行地方纸币的金融机构。当时设立官银钱号的有近 ２０ 个省
区，有的甚至一省数局。官银钱号的主要业务是发行纸币。辛亥革命后，各
省的官银钱号，有的倒闭裁撤，有的改组为省银行。
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不是由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兴办，也不是由于资本主
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因此，它从产生的时候起，就基本上是与资本主
义机器工业脱节的，是与生产脱节的，而与财政和商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个
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的发展出现了高潮。其发展速度快于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其在全部机器工业
中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
甲午战争前，官僚资本占据绝对优势。这个时期，由于私人资本的显著
发展，私人资本已经远远超过官僚资本，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占据主要地
位。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１８９５—１９１３ 年），资本在 １ 万元以上的新
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 ５４９ 家，资本总额 １２０２９．７ 万元。其中，官办、官督
商办、官商合办的 ８６ 家，资本额 ２９４７．６ 万元，占总额的 ２５％；而商办的企
业有 ４６３ 家，资本额共 ９０８２．１ 万元，占总额的 ７５％①。
①官僚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变化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依然拨出大量经费，在维
持和扩大旧有的军用工业的生产之外，还陆续新建了一批军火工厂。这个时

①
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 年版第 2 辑。
期，清政府增拨巨款维持军火生产。如江南制造局，过去常年经费约 ７０—８０
万两，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时竟增至 １２０ 万两。其他几个军用企业，情
况也大体如此。
这个时期，除了天津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被毁于八国联军之外，其他
原有军用企业大多数继续维持。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新设了一些军用工业企
业。如新疆机器厂、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局、湖南枪厂、北
洋机器局、安徽制造局、东三省军械总局、奉天军装制造局、吉林军械专局
等。其中，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袁世凯利用原天津机器局残留设备在山
东德州重建的北洋机器局，是这一时期新建兵工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
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
用工业和铁路交通业，较前一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张之洞、
盛宣怀为中心的南方官僚资本集团。他们在武汉、上海一带控制并主办了不
少规模较大的新式工矿企业。如由汉阳铁厂发展而来的汉冶萍公司，就是一
个包括采矿、冶炼、采煤、炼焦等部门的大型综合企业。在北方，则形成了
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
司等新式大企业。
甲午战争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于清政
府财政枯竭，经费不足，再加上官僚衙门式的经营和管理，许多官办或官商
合办的企业难以维持，逐步改组为官督商办或商办。如汉阳轶厂和大冶铁矿，
原为官办，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后又与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
厂矿公司，改为商办。同时，外国资本开始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进
行直接控制和掠夺。如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因向日本借款，从光绪二十九
年起逐步被日本控制。
总之，甲午战争后，由于政治分裂加剧，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创办的企
业较少，再加上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官僚资本的发展也逐渐分散。像甲午
战争前李鸿章那样，控制南北、显赫一时的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人物，这
时已不复见。同时，随着近代银行业的产生，这个时期官僚资本也出现了向
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清政府新设的大清（后改为中国）、交通银行，表现
了官僚资本向银行投资的动向。
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从甲午战争以后到爆发辛亥革命，中国正好处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初步发
展阶段（１８９５—１９１３ 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仿佛是为封
建王朝的覆灭所敲响的丧钟。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
和政治压迫，激起中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帝斗争高潮，如赎路赎矿运动，抵制
美货运动等。这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工
业的发展。同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为了挽救中国，
要求向西方学习，企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掀起了维新变法和设厂运动，
向清政府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主张，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号
召和鼓励的作用。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新式工业的控
制，做出了实行新政的姿态，允许并鼓励民间设厂。如光绪二十四年，由总
理衙门议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
“奖励公司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商部改称农工商部。清政府的这些政策，
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确实扫除了私营工业发展中的
 一些障碍。此外，由于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加强，中国近代机器
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国的自然经济进
一步解体。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
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在上述的有利
时机和条件下，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显著标志就是商办企业数的
增加和资本额的扩大。这一时期较甲午战争前的 ２０ 多年，新设商办厂矿企业
（资本万元以上）增长 ７ 倍左右，资本额增长了十几倍。这个时期中国私人
资本工矿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光绪二十
一年至二十五年间，在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和新式企业利润的
引诱下，出现了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由于日俄
战争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设厂“高潮”，设厂数较
前次高潮增长一倍多，投资额也大大增加。
在部门结构上，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点仍然是轻工业。
其中尤以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主要是面粉工业）的发展最为显著。这两个
行业在这一时期新设的私人资本企业中，设厂数占 ６０％左右，新增资本额约
占 ５０％；占同期全部中国资本新设厂总数的一半以上，资本额的四成以上①。
在重工业中，采煤业有了一定发展，而机器制造业方面进展缓慢。这一时期，
中国资本开采的煤矿有 ３１ 家，投资额达 ９８９ 万元，其中商办的有 ２５ 家。
这一阶段私人资本企业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武汉、杭
州、无锡、天津、南通等沿江和沿海的大中城市，又以上海、广州、武汉、
天津为最。
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这一时期的私人资本工业也有所提高。四川是我
国的生丝主产地，从前仍是手工生产，光绪三十二年石青阳在重庆开办蜀眉
机器丝厂，率先在四川开始使用机器缫丝。采煤业过去多用竹筒抽水，人工
挖煤，２０ 世纪初期以后，也大多改用机器生产。榨油业也开始使用蒸汽动力
代替畜力，用铁制螺旋式压榨机取代石碾和木榨。
这个时期私人资本企业的资本家及其资本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一部分官僚、士绅将前资本主义剥削而得的货币财富转化为工商
业资本。张謇就是由封建绅商转化为资本家的著名代表。他于光绪二十二年
筹建南通大生纱厂，投资 ４４５１００ 两，有纱锭 ２０４００ 枚。光绪三十三年又利用
大生的赢利，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他还于光绪二十六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
增加棉花来源；创办广生油厂，解决棉籽出路；创设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
和天生港轮步公司，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创办资生铁冶，解决机器设备
的维修和制造。辛亥革命后，继续发展，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时，资本总额
达 ３４００ 万元。
第二，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工矿业。后来成为面粉大王的荣氏兄弟，最
为有名。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原在上海开设钱庄。光绪二十六年，荣
氏兄弟见面粉业有利可图，便与人合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又改组为茂新面
粉厂。光绪三十一年，荣氏兄弟还与人合伙创办振新纱厂。辛亥革命后，荣
氏企业不断扩充，到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年）时，共有面粉厂 １２ 个，生产能
力占全国私人资本面粉业 １／３；还有纱厂 ４ 个，钞锭 １３００００ 枚。自有资本达

①
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 年版第 2 辑下册。
１０００ 万元。
第三，买办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
第四，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南洋巨富张振勋在烟台设立的张裕酿酒公司，
以及泰国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立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后改名广东南
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著名的代表。
第五，工人将手中积蓄投资办厂，上升为资本家。这种情况极少，以夏
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最著名。夏瑞芳与鲍氏兄弟原是报
馆的排字工，光绪二十三年，他们集资 ３７５０ 元，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小型印刷
工场，即为商务印书馆。后来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令全国兴办学校。商务
印书馆见有利可图，便以出版学校用书为中心业务。从此，营业不断兴旺，
终于发展成为出版界的明星企业。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挠，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私人资本无法
在重工业领域得到发展；而私人资本由于其自身的原因，生产规模狭小，生
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十分落后，整个私人资本工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在工业
布局上，私人资本也主要是在沿海、沿江的少数通商口岸，分布极不平衡。
 六、结　　语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
义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
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
国的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
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没
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
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
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
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
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
体，资本主义产主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
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
代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
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
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透过
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
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
级队伍也随之产生。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
队伍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 １０ 万人；到民
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 ６０—７０ 万人；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
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
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
位。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
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
伍；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
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
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
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
就在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袭、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
始产生的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邻国——日本，也碰到了几乎相似的境遇。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隔，文化渊源相通，就两国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而
言，可以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１８６８ 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兴起了一场
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维新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使日
本走向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
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措施，
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８６８—１８７７ 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年），日本新
建的、雇佣 １０ 个工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为 ４８７ 家，１８７７—１８８６ 年增加为 ７６０
 家①。但在 ８０ 年代前，日本工业仍然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使到了甲午战
争前，日本近代工业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企业也只占 ２０％左右②。日本的工业
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的，但到了 ９０ 年代，棉织业一般也还继续使用手
工生产方法。１８８４ 年（光绪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资本中，工业资本只
占 ４．３％，商业资本占 ７．８％，而银行资本占 ７５．６％③。
尽管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起点相同，但
明治维新截然不同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通过日本天皇“下诏宣政”，破除
封建分邦割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求知识于
欧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能够欧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
技术和设备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纠正初期不考虑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方面
的差异，盲目引进而走过的弯路。
历史并不偏爱任何民族。中日两国在 １９ 世纪中叶曾经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点
上，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历
史环境中，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大，走上了迅速发展
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大和民族的幸运。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长达 ８
个月之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成果的一次大
检验。其结果，小国打败了大国，藩属变成了殖民者，东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战
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
后面。这段辛酸的历史，不仅使我们感到遗憾，也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①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人民出版社，第 236 页。
②
参见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第 215 页。
③
同①
 本卷提要

《清代军事史》叙述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军事方面发
展、变化的历史。其中不但包括清王朝从 １６４４ 年（清顺治元年）定鼎北京至
１９１１ 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被推翻共 ２６８ 年的军事活动内容，也追溯到
了 １６１６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的时
代。
本书在较全面地叙述了有清一代重要的战争过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家
和名将后，又重点介绍了清代的兵制、军事经济、军事教育。全书虽主要是
叙述清王朝的军事历史，但也注意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的军事活动、典
章制度、战略战术的叙述。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有清一代军事活动的全貌，了解到我国跨入
近代社会以后，在军事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既看到军事活动中中华民族所表
现的聪明、智慧、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丰富的创造力，也可了解近代我国军事
发展缓慢、逐渐落伍的状况和原因。本书力图为读者简明扼要地勾画出这一
时期军事发展变化的历程。
 一、清代军事概述

有清一代在我国历史上，是由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有数的王朝
之一，它统治辽阔的中国达 ２６８ 年之久。建立这个封建王朝的满族是一个矫
健、骁勇的民族，保持着一种强悍、尚武的精神。这个民族凭借他强劲的军
事力量问鼎关内，逐鹿中原，南征北战，一统天下。
在清王朝统治的 ２００ 多年中，硝烟弥漫，战争始终不断，其中规模较大
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既有明、清两个封建政权的角逐，也有地主与农民
两大阶级的对垒；既有巩固统一的宏图，也有收复国土的伟业；既有殖民主
义的入侵，也有反抗侵略的壮举；既有旧式的农民武装起义，也有新型的资
产阶级革命。正是在这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舞台上，涌现出不少叱咤风云
的军事活动家，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推动着我国军事科学、指挥艺术的
发展。
 二、清前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满洲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一中国的进程主要是通过战争进行的。
清前期的战争主要是入关战争和统一战争。其中清与南明的战争是明、清政
权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战争；清与农民军的战争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的战
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廷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是民族战争；清政府统一台
湾、平定三藩及天山南北、青海、西藏叛乱的战争是清王朝巩固边疆、维护
祖国统一大业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都取得了胜利，牢牢确
立了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保证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政治、经济的延续和
发展。

（一）清军入关战争

１７ 世纪前期，在我国东北地区崛起了一个由女真贵族建立的地方割据政
权——后金政权。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登
位称汗，建号“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天命三年（１６１８ 年），努
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　　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经过萨尔浒、宁
远、松山等战役，统治了辽东广大地区。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 年，后金天聪十
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清统治者大
举兴师，准备入主中原，从而开始了清军入关战争。

１．消灭农民军的战争

清军南下伐明不久，即传来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清方
决定趁其立脚未稳，予以迅速打击。同时，诱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工作
也取得了成效，吴三桂在降“清”还是归“顺”的问题上摇摆一阵后，终于
投向清军。
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
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
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
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
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两军
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
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一朝溃
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
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
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
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
（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
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
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
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南京的
 南明弘光政权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
“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①，最后统一中国。清军因而将主
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南明政权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
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
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
进攻潼关。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
翌年（１６４５ 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
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
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
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
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
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
追击大顺军。此时，５０ 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
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
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
政权遂而瓦解。其余部 ３０ 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
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年）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由于地处四川一隅，对全局无太大影响，所以清廷在
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顺治
三年（１６４６ 年），豪格率清军由陕西入川，征讨“大西”政权。十一月，清
军对张献忠在西充的大营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农民军兵败如山倒，张献忠也
在此役中中箭身亡。大西政权随之瓦解。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下南
走云贵，逐步走上联明抗清的轨道，成为永历朝的军事支柱。后来孙可望降
清，李定国继续斗争，坚持到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最后失败。

２．消灭南明政权的战争

明王朝灭亡后，明朝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中国建立了一些政权，史称“南
明”。它们是：南京弘光政权、福州隆武政权、绍兴鲁王政权、广州绍武政
权、肇庆永历政权。清军在击溃大顺农民军后，便腾出手来收拾这些南明政
权，实现其统一大业。
①东征弘光政权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五月十五日，明朝遗臣们把福王朱由崧推上帝位，
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在清军虎视眈眈下，弘光政权却把所有力量用来镇压农
民起义，而对清王朝统一中国的野心并未认真防范，在一厢情愿的“联虏平
寇”与清方划疆分守的设想破灭后，并未提高警惕。相反，在阉党分子马士
英、阮大铖把持下，弘光朝政治腐败、战乱迭起、防务废弛。在清军倾巢西
攻大顺军的三个月中，弘光君臣于抗清防清一无作为。
清军在以主力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也着手进行了消灭南明的准备。政治
上，清廷实行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策，以收揽人心，稳定局势。军事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
上，在刚刚占领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建立起进攻南明的战略基地，还将
关外积蓄的粮草运往关内，初步解决了继续进军的粮饷供应问题。清军又补
充八旗兵力，增设以明降军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分驻各地。一切准备就绪后，
即开始东征。
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三月，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今
河南荥阳汜水镇）分兵三路，攻占弘光政权在中原的统治中心归德，所过州
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
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当时，
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因为许定国降清，被迫退保扬州。而江北诸镇正在抵
御左良玉声讨马士英、阮大铖的军事进攻。清军乘明军大打内战之际，长驱
直下，渡过淮河。十八日，包围扬州。
扬州此时已是孤城一座，而且兵力单薄，史可法决定凭城固守。围城战
期间，多铎七次致书史可法劝降，均遭拒绝。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监军
副使高歧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史可法率四千亲军，坚守西门。
二十五日，清兵以炮攻城，破西北　角，城陷，明军在巷战中英勇抵抗，全部
牺牲。史可法被俘后，拒绝多铎亲自劝降，壮烈殉国。清兵占领扬州后，纵
兵杀掠十天，居民死伤数十万，城市被毁，史称“扬州十日”。
五月初，清军从瓜洲渡江，明军长江以南防线全部瓦解。镇江被占后，
朱由崧逃往芜湖。十五日，南京留守官员开城降清，历时一年的弘光小朝廷
遂告灭亡。朱由崧于一周后为叛将刘良佐俘献清营，第二年在北京被杀。
清军占领南京，不仅埋葬了最有可能复兴明朝的一个政权，而且为在江
南继续扩大领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不久，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代替多铎，
赴南京总督军务，加强政治招抚。博洛、李成栋、刘良佐等率清军进攻杭州，
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员纷纷投降。六月十三日，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与
此同时，阿济格在湖北镇压大顺军主力后，沿江东进。沿途受降明军左梦庚、
金声桓部三十六营共十几万军队，既而南下，占领南昌等城。至此，　　江南
大片为清军所有。
②南伐隆武、浙东政权
弘光政权覆灭后，东南地区先后又出现了两个明政权。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张肯堂、黄道周、郑芝龙等旧明官僚拥立唐王朱聿键
在福州即位，年号隆武，是为隆武政权。次日，张国维、张煌言等另一批旧
明官僚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是为浙东政权。两政权都占有一定地盘，
拥有一定兵力，但政治腐败、内部分裂，相互间不能协同作战。
占领江南后，清军获得了充足的物资供应，而且收编了南明几十万降军。
北方清军陆续南调，准备大举进军。除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继续进军四川外，
清方将军事重心放在了东南。洪承畴在南京采取分兵掠地的方针，分军出师
江西、湖广、闽浙，以图席卷南方各省。但是，因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清军南下的势头受阻。由于剃发令的重新颁行，一时间各地反剃发斗争风起
云涌，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最为顽强。同时，大顺军余部在李过、高一功
领导下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并北伐湖广。可是，这些抗清活动在满洲八旗
劲旅的残酷镇压下先后失败。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正月，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南下浙、闽。五
月，清军趁天旱水浅之机渡过钱塘江，鲁王江上诸军皆溃。六月，清军攻占
绍兴，鲁王逃往台州。不久，浙东政权军事统帅方国安以及马士英等降清，
 宁波、温州、义乌等地失守，清军据有浙江大部。鲁王逃往海上，先后依靠
郑彩、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等保护。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九月，浙东政
权的最后根据地舟山岛被清军攻占。鲁王往依郑成功。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
自去“监国”号，浙东政权结束。
博洛攻占浙江后，立即挥师南下，分兵两路经衢州、广信（今江西上饶）
扑向福建的隆武政权。金声桓部清军则开始攻赣州，进迫福建，切断唐王与
湖广的联系。同时，隆武政权掌握兵权的郑芝龙暗中降清，“尽撤关隘水陆
诸防”①，使清军从容越过福建的门户——仙霞岭，八闽望风瓦解。朱聿键由
延平急奔汀州。清赵布泰军经崇安进占福州，郑芝龙率 １１ 万军队投降。接着，
清军攻占漳州、泉州、兴化（今福建莆田）等地。隆武帝又为清兵追骑捕获，
押回福州处死。隆武政权覆灭。福建、江西尽为清军所占。
③逐灭绍武、永历政权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十一月，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等拥隆武帝之弟朱聿
■为帝，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桂王朱由榔则在丁魁楚、瞿式耜等支持下
在肇庆称帝，是为永历政权。这时，南明势力尚据有湖南、两广和云贵地区。
但南明两政权无视清军南下的威胁，只顾为争夺帝统大打内战。
秋天，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
州后顺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此时，
永历、绍武两朝廷争战方酣，李成栋乘机袭占广州。朱聿■兵败自尽，短命
的绍武政权只维持了四十三天。此后，永历政权也在清军追赶下四处播迁。
但是，到顺治五、六年（１６４８ 年、１６４９ 年）间，清军对南明战争却受到
了阻遏。由于各地降清汉将纷纷起兵反正，使清军不得不出动八旗劲旅平叛。
在反正军、南明军联合反击下，孔有德、尚可喜部被迫退出桂北、湖南。金
声桓、李成栋兵败降明。一时间，永历政权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
云贵七省。至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 年）秋，清军一一平定了叛乱。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 年）初，耿仲明、尚可喜部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
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
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瞿式耜于桂林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广西大部也为清军所占。永历帝则在大西军保护下入黔，此时，永历朝军事
力量基本消耗殆尽，孙可望、李定国的大西军则成了永历政权的支柱。
清军占领湖南、两广后即部署云贵战事，但是在顺治九年至十三年（１６５２
年至 １６５６ 年）间，永历政权在西南以大西军为主，在东南以郑成功、张煌言
为主，举行东征和北伐，迫使清廷对云贵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四五年之久。顺
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洪承畴移驻长沙，经略西南。十月，孙可望在内战中
被李定国击败后降清，清军于是掌握了云贵虚实。第二年（１６５８ 年）二月，
清朝兵分三路入黔，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自湖南西进，平西大将军吴三桂
和都统墨尔根、李国翰由汉中、四川南进，征南将军赵布泰和提督线国安由
广西北进。四月，罗托军占领贵阳。七月，清军三路会师，全占贵州。此时，
李定国刚刚在滇西永昌（今云南保山）平定了孙可望旧部的叛乱。十月，清
廷派信郡王铎尼总统三军，从四川、广西、贵州三面大举进攻云南，明军全
线崩溃。不久，清军占领昆明。永乐帝逃往永昌。清军继续追击李定国军，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二月，李定国在磨盘山（今云南腾冲、龙陵间）伏击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
清军失败，被迫退走边境。永历帝见大势已去，遂入缅甸。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清军以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自腾越发兵，
分两路追击逃缅明军，南明军受到重大打击。十二月，９ 永历帝被缅人交出，
翌年，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不久，李定国病逝于勐腊。南明政权至此彻底
灭亡。
清军从入关到消灭南明政权花了 １８ 年的时间，入关战争遂告结束，清朝
终于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二）平定“三藩”和巩固边疆的战争

经过入关战争，清军消灭了明末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政权，初步确立了
在全国的统治。但入关战争结束后，一些手握重兵的藩王与清廷分裂的趋势
日益明显。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从海上入侵，沙俄把扩张矛头指向我国东北，
加上回部、蒙古准噶尔部贵族也在西北边疆叛乱滋事，清军正面临着维护统
一、巩固边疆的新战争。

１．平定“三藩”的战争

（１）“三藩”肇乱
清初“三藩”指的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
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继茂死，其子精忠继之）。“三藩”在入关
战争中功勋卓著，分镇以后，握有精兵，雄踞一方，为所欲为，逐渐走上了
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道路，成为割据称雄的军阀势力。
“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力量最强。他在任用官吏时，不但吏、兵二部
不得掣肘，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号曰“西选”，以致“西选”几遍天下，
云贵上下均是其亲信私人。吴三桂还在西南大肆圈占民田，抢掠人口，广征
税利，所发行的“西钱”流通各省。在用钱方面，户部也不得稽迟。尚、耿
二藩荒淫肆虐、失道寡德。“三藩”兵力雄厚，分驻严疆，所领汉军八旗及
绿营兵总数达十余万人，庞大的军费都由国库支付，给清廷财政带来巨大压
力。“三藩”势力的膨胀，愈益成为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障碍和威胁，也引起
了清廷的警觉和不安。康熙帝亲政后，深感藩镇之弊，决意寻机铲除。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和疏请归
老辽东，以尚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机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同意尚可
喜告老，但不允其子袭爵，令他尽撤部众家属回籍。七月，吴三桂、耿精忠
也疏请撤藩，试探朝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数廷臣反对撤藩的意
见，毅然下令三藩并撤，立即派员赴云南、广东、福建，经理各藩撤兵起行
事宜。
九月，撤藩诏使到云南，西南震动，吴三桂弄假成真，愤愤不平，阳为
拜诏，阴里筹谋举事。十一月二十一日（１２ 月 ２８ 日），吴三桂公开叛乱，
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旗帜皆白，致书天下，煽动反清，
各地藩王先后响应，“三藩”之乱开始。
（２）降伏耿、尚、王
吴三桂倡乱后，康熙帝驳回了王公大臣诛杀主张撤藩之臣的请求，迅速
调兵遣将，多方布置，准备平叛。首先驰诏停撤平南、靖南二藩；授广西将
军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令其统兵固守广西；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兵赴蜀，守
卫自滇入川之险地。又谕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等稳住西北，特派刑部尚
书莫洛经略陕西，驻扎西安。接着削夺吴三桂官爵，布告其罪于天下。命顺
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驻荆州，扼吴三桂北上咽喉；命都统
巴尔布进驻常德，珠满防守岳州，阻吴三桂东进湖广之师。
吴三桂起兵后，先遣马宝等为前驱，直奔贵阳，自率大军于十二月一日
（１６７４ 年 １ 月 ７ 日）起兵东行，云贵总督甘文焜自缢，贵州巡抚曹申吉、提
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等相继投降，叛军一路东进，横穿云贵。其后，
吴三桂分兵，以王屏藩部攻四川，主力则指向湖南。数月之间，沅州、常德、
宝庆（今湖南邵阳）、长沙、永州（今零陵）、衡州、岳州等府皆陷。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踞桂林反，自称安逆大将
军，陷梧州、平南、浔州、富川诸地。三月，耿精忠踞福州反清，自称总统
兵马大将军，攻陷全闽，随后约吴三桂合兵入江西。耿军分兵三路：以曾养
性为东路，寇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以马九玉出仙霞岭为中路，寇浙江金
华、衢州；以白显忠为西路，寇江西广信、建昌。
吴三桂得湖南后，暂停北进，希望和清廷裂土议和，划江而治，清廷不
允其请，并将留在京师的三桂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此后，吴三桂
令马宝、张国柱等守湖南，另外分兵东西出击，一路由长沙窥江西，一路由
四川窥陕西。入赣之军，一路由大江达南康境，陷都昌；一路由长沙入袁州
境，陷萍乡、安福、上高、新昌，与耿精忠会师，合下三十余城。
孙延龄、耿精忠反叛后，清廷失去了滇、黔、湘、川、桂、闽六省，战
乱扩大到赣省，形势恶化。清廷迅速增调兵力，先后派出六路大军：宁南靖
寇大将军勒尔锦等率师由常德、澧州进取云贵；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
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安西将军赫业、西安将军
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取四川；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定南将军
希尔根率师由江西入福建；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
尚可喜进剿。同时遣兵分守各战略要地。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四川陷落，清廷命兵部尚书莫洛经略川陕。十
一月，莫洛率兵由汉中赴蜀，令陕西提督王辅臣随征。十二月，师至宁羌州
（今陕西宁强），王辅臣叛，莫洛中鸟枪死。吴三桂军王屏藩、吴之茂部立
即由汉中出陇西应援王辅臣。陕甘各地纷纷响应。局势更趋恶化，清军陷于
多面作战境地。
康熙帝沉着冷静，重新调整部署，以福建、浙江、江西为东战场，由定
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兵江西，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宁海将军贝子
傅喇塔、浙江总督李之芳分讨浙江；以四川、甘肃、陕西为西战场，一面由
靖逆将军张勇会同总兵孙思克配合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自陕攻蜀，一面派人
前往招抚叛后摇摆不定的王辅臣。以湖广为中心战场，打算速灭吴三桂，稳
定湖南。
经此部署，战争初期清军的不利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浙江境内，固守衢州的浙江总督李之芳从耿军曾养性部手中夺回了义
乌、金华、绍兴、东阳、嵊县等地。九月，杰书驻镇金华，傅喇塔进师台州，
在一年半时间内连克永康、缙云、处州、仙居、黄岩、乐清、青田等府县。
曾养性败走，困守温州城。
这时，在耿精忠后方，台湾郑经声言要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许，二人
交恶，郑经尽夺漳州、泉州等地。耿精忠急抽前线军队南下对付郑经。康熙
十五年（１６７６ 年），清帝果断下旨，命杰书撤围温州，移师衢州，趁虚入闽
征讨。
八月，杰书抵达衢州，尽歼耿军马九玉部数万精锐，随后长驱仙霞关。
白显忠部势孤降清。九月，清军收复建宁府，师次延平。耿精忠既失马九玉、
白显忠两路大兵，又有郑经逼于身后，震惧无措，遂献总统将军印，遣其子
显祚往迎清军。十月，清军至福州，耿精忠出降。清廷复其靖南王爵，令率
所部随军征剿。曾养性闻讯，以温州归顺。不久，清军击败郑经军，收复漳、
泉各地。浙江、福建平定。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年）四月，尚之信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封号，易帜
改服，拥兵反清。其后，吴三桂屡次促其出师，索其军饷，之信气沮，图谋
归正。十二月，暗地遣使赴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议降。康熙帝降特旨赦其罪。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８ 年）清廷诏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自赣州入粤受之信降，
并命赖塔自福建入广东，取南雄，直抵韶州。五月，尚之信在肇庆反正降清，
清廷令其袭平南亲王爵。七月，吴三桂遣马宝、胡国柱出韶州攻粤。莽依图
逾岭援韶，双方在韶州大战数月，最后，江宁将军额楚援至，清军大胜。不
久，高州（今茂名）、雷州（今海康）、廉州（今合浦）悉定，琼州（今海
南琼山）、惠州叛军归顺。广东平定。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六月，孙延龄攻打梧州，为清两广总督金光祖所
败。此后，孙部发生内讧，孙延龄反复考虑后，决定反正。十二月，吴三桂
闻讯派从孙吴世琮领兵以恢复广东为名，进驻桂林，袭杀孙延龄。康熙十六
年（１６７７ 年），清授傅宏烈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莽依图兵入广西。翌年正月，大败吴世琮于梧州城下，收复桂林。七月，
再败吴世琮于南宁，世琮以数十骑逃走。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 年），叛将马承
荫获傅宏烈，执送贵阳，宏烈不屈而死。五月，莽依图讨平马承荫。广西遂
定。
在西战场，董额军虽然克复了秦州、洮州、河州、兰州、延安诸地，但
王辅臣仍在平凉负隅顽抗，吴军王屏藩、吴之茂部也从汉中遣兵赴援，清军
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年）清廷令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
军，任西征事。五月，图海大败王辅臣于平凉城北，断其饷道。六月，辅臣
降清，王屏藩、吴之茂部屡为张勇所败，遁回汉中。陕甘大定。
（３）降伏吴藩
在中心战场，吴军防守严密，兵力雄厚，清军南下受挫。王辅臣叛于西
线时，吴三桂欲取道川陕入犯京师，以七万兵据岳州、澧州诸水口，北拒荆
州之师；另以七万兵据长沙、萍乡、醴陵，东拒江西之师；自赴松滋，陈兵
船于虎渡口（虎渡河入江处）上游，明言攻荆州，暗分岳州之众企图打通与
兴安、汉中的联络。不久，王辅臣反正，安亲王岳乐乘吴三桂西上之际，连
复建昌、广信、饶州、袁州、醴陵、萍乡，直指长沙。吴三桂被迫由松滋回
援，一面令胡国柱坚守长沙，一面调马宝、高起隆由岳州赴援，又遣将军韩
大任、高得捷等分陷吉安、醴陵，断岳乐后路。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年）三月，
清军水陆并进，攻打岳州。贝勒尚善遣水师败敌于洞庭，克君山。勒尔锦军
自荆州渡江，败敌于公安虎渡口。察尼败敌于沣州太平街。但各路清军取胜
后迁延瞻顾，以致叛军自松滋援至，勒尔锦在太平街失利，退回荆州。尚善
也未能断敌饷道。江湖之险复为叛军所据。
在江西战场，叛将韩大任妒嫉高大节之功，屡谗于胡国柱，大节郁郁而
死。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 年），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反正，韩大任势穷，降于
康亲王杰书，江西遂定。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清廷命各路军进剿，集中兵力猛攻湖南。同时
遣吴三桂原属人员赴各地军前招抚。岳乐收复浏阳、平江、招降叛将林兴珠
于湘潭，将军穆占力拔永兴、茶陵等十三城。
为维系人心、鼓励士气，吴三桂由长沙移镇衡州（今衡阳），并于三月
初一日（３ 月 ２３ 日）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大封诸将。
 此后，三桂召回马宝、王绪、胡国柱，集中全部精锐进攻衡州的门户永兴，
永兴告危。不料，吴三桂于八月十七日（１０ 月 ２ 日）病死军中，吴军密不发
丧，退师衡州，遣人赴云南迎吴世璠。十月，吴世璠迎丧还滇，继立帝位，
改元洪化。
清军乘这一变故加强攻势。康熙帝以为“今日之势，岳州最要”①，催清
军猛攻这一咽喉要地。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 年），安远大将军察尼收复岳州，
叛军震恐。清军荆州、长沙之师纷纷出击。夷陵、澧州、常德、长沙之敌弃
城逃走，岳乐军遂由长沙进衡州，复武冈。尼察军克辰龙关、辰州、沅州，
叛军败退贵阳，湖南悉定。
同时，川陕清军也向四川发起了猛攻。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 年）十月，王
进宝复凤县、克武关，直抵汉中。叛将王屏藩退走保宁，战败自缢，吴之茂
遭擒。翌年正月，陕西提督赵良栋收复成都；图海复兴安；将军佛尼勒复永
宁、马湖；湖广提督徐治都复夔州、重庆。四川悉平。滇黔已处于湖南、两
广、川陕三路清军的进逼之下。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６ 年），清廷以安亲王岳乐久劳于外，调其回京，命贝
子章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由湖南进取云贵。又以云贵多山，皆以绿营步
兵居前，八旗骑兵继后，特命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节制汉兵先进。另命
王进宝留镇四川，赵良栋以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率川师入滇，令征南大将军
赖塔由广西进征云南。
十月，清军克贵阳，吴世璠偕吴应麒等逃奔云南。十一月，复遵义、安
顺、石阡、都匀、思南等府，叛将李本深降。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二月，
清军至安南（今晴隆县），大败叛军于江西坡，新兴所、普安州也相继收复。
贵州全复。
此时，彰泰军已进云南沾益，赖塔军也抵达云南曲靖，两军会师嵩明，
议合围昆明。二十一日（４ 月 ９ 日），叛军出城列象阵拒战，为清军大败。
此后，吴世璠执意困守孤城。九月，赵良栋统川师至昆明后，清军开始掘壕
近逼。十月，城中粮尽，清军环城猛攻。二十八日（１２ 月 ７ 日），以线緎为
首的叛将图执吴世璠以献，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１２ 月 ８ 日），线緎等
率众出降。清军入城，戮吴世璠尸，传首京师。昆明收复后，清军迅速铲除
了叛军残余，云南底定。
至此，历时八年，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彻底平息，国内
局势重新稳定下来。

２．反击沙俄入侵的战争

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是一个不大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其东部边界
远在伏尔加河流域以西。十六世纪初，俄罗斯统治者结束了国内割据状态，
逐步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　　拉罕两个汗国。以后又越过乌拉
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到十七世纪，沙俄政府更加积极地向东侵略扩
张。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 年），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流域后，建
立了雅库茨克城，作为南下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
（１）抗击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匪帮入侵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康熙十七年八月甲申。
 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 年），沙俄侵略者从鄂温克人口中得到了关于黑龙
江的消息。于是占有这个富饶的地方，便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崇祯十
四年（１６４０ 年），雅库茨克督军彼得・戈洛文派遣一支 ７０ 人的远征队寻找
黑龙江，但中途受阻，没有到达我国边境。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１６４３
年）戈洛文派其文书官波雅科夫率领一支 １３２ 人的队伍，沿勒拿河南下，越
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翌年，经精奇里江（今结雅河）闯入黑龙江，
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抗击。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波雅科夫等溜出黑龙江
口，于第二年逃回雅库茨克。
顺治六年（１６４９ 年），雅库次克长官派哈巴罗夫率领 ７０ 多名哥萨克人，
经勒拿河、奥廖克马河和通吉尔河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强占我国达斡
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区，遭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哈巴罗夫感觉侵略力量不够，
遂留下斯捷潘诺夫一伙驻守，自己回雅库茨克求援。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
哈巴罗夫携三门火炮和一些枪支弹药，率领一支 １３０ 人的队伍再次侵入黑龙
江，强占雅克萨城（今俄罗斯奥罗迪诺南 ５０ 公里处，黑龙江左岸阿尔巴金
诺）。哈巴罗夫盘踞雅克萨期间，不断四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
掠妇女。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九月底，哈巴罗夫率领侵略军 ２００ 余人闯到黑
龙江下游我国赫哲族聚居的乌扎拉村（今俄罗斯宏加里河）建立了一个“阿
枪斯营”，准备过冬。愤怒的赫哲人和女真人袭击冬营失利后向清政府寻求
保护和支援。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二月，清政府令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　　围剿乌扎
拉村，打响了清军对沙俄侵略者的首次战斗。在当地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
支持下，打死沙俄侵略者 １０ 余人，打伤哈巴罗夫等 ７８ 人。但因海色麻痹轻
敌，使俄军得以反扑，清军被迫撤离。此后，哈巴罗夫取消了下窜黑龙江口
的计划，乘船向黑龙江上游撤退。不久，哈巴罗夫解职回国，由斯捷潘诺夫
接替。
清军入关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用兵重点一直放在南方，没有更多
的兵力和精力用于巩固东北边防，甚至东北的兵力被源源不断地调往南方前
线。黑龙江地区遭沙俄侵略者数年蹂躏后，居民四散，田园荒芜，引起了清
廷对东北边境俄患的关注，此后，清朝开始征集军队，加强战备，准备围歼
入侵之敌。
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清廷令轻车都尉明安达礼统兵征罗刹，重创在
松花江抢粮的俄军，斯捷潘诺夫率残部仓皇出逃，奔往呼玛尔（今呼玛南）
过冬。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 年）明安礼达奉命再次出征，清军直抵呼玛尔堡，
围攻俄军达 ２０ 余天，后因担心粮　　　　　　　饷不继被迫撤离。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六月，清宁古塔都统沙尔虎达率战舰 ４０ 艘同侵略军激战于松花江下游，
歼敌 ２７０ 人，毙斯捷潘诺夫。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清军收复雅克萨，拆
毁呼玛尔堡。顺治十六年（１６６０ 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水军破敌于古法坛
村（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至此，经中国军民多次打击，流窜于我
国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侵略军暂时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至雅克萨筑城
盘踞，并在黑龙江流域四出侵掠。清政府虽屡次遣人宣谕，反复告诫，都无
济于事。在对俄交涉无效和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战争已告结束的情况下，
康熙帝决定进剿东北地区沙俄入侵者，以战争保卫国土。
（２）两次雅克萨之战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年）夏，清帝亲巡至关外，检阅军队，了解东北的
 边防情况，并做了相应的军事准备。十二月，调乌喇、宁古塔兵 １５００ 名驻扎
于爱珲（今瑷珲）、呼玛尔两处，永远戍守。后又改令呼玛尔兵驻额苏里。
同时在这些地区开垦荒地，实行屯种，以备军粮军输。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七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等率领部队进驻额苏里。十月，康熙帝任命
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负责黑龙江上游、中游的防务，瑷珲城（即黑龙江城）
遂成为边陲重镇。为了向黑龙江运送军粮，清廷就地在东北置造了 ２００ 多艘
运输船，并在沙河、松花江各大渡口建粮站，先后筹集了足支三年的军粮。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年）十二日，清廷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舰
５６ 艘及藤牌等战具。同时，在从爱珲至乌喇的 １３００ 里陆地上，设立 １９ 个驿
站，这条驿路成为东北三将军驻地通向京师的干线。清廷的这些措施基本适
合当时东北边防斗争的需要和特点，成为雅克萨反击战胜利及其后建立一条
较完整的边界防守线的保障。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正月，康熙帝命都统公彭春等统兵，带三千人
前往收复雅克萨。四月，清军携战舰、火炮、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爱珲出发，
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进发。五月二十二日（６ 月 ２３ 日），抵达雅克萨城下。
彭春立即向侵略者头目托尔布津递送了通牒，要求俄军撤至雅库茨克，但是
俄军“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①。二十三日（６ 月 ２４ 日），清军分水陆两
路列营攻城，陆师布于城南，战船列于城东南，红衣炮（荷兰炮）置于城北。
二十五日（６ 月 ２６ 日）黎明，清军发炮轰击，飞矢如雨，城内塔楼、教堂、
仓库、钟楼均被摧毁，侵略军伤亡甚重，势不能支。二十六日（６ 月 ２７ 日）
中午，当清军在城下堆积柴薪，准备火烧木城时，托尔布津打出了白旗，经
彭春同意后，俄军撤至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清军速战速胜，平毁雅克萨城，随后撤回爱珲。但清军既未烧毁俄军田
禾，又没有设立斥堠，留军戍守，使俄军得以卷土重来。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秋，莫斯科派兵六百增援尼布楚，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侦知清军已经撤
走，先后派拜顿、托尔布津东下。七月，沙俄侵略者重占雅克萨，托尔布津
仍任督军，重新开始修筑城墙，当时守城俄军已增至 ８２６ 人，拥有大炮 １１
门。
对俄方的背信弃义，清政府只得再次用兵。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 年）二
月，清帝颁谕：“其令将军萨布素等，……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
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选候补
官员，及现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 ４００ 人，令建义侯林兴珠率往”①。五月，
清军 ２０００ 余人从爱珲出发，七月，进抵雅克萨城下，围城勒令俄军投降。托
尔布津未予理睬。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拜顿代其指挥，
继续顽抗。二十五日（７ 月 １５ 日），清军考虑到俄军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
而且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草供应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
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俄军被围近一年，
战死病死很多，战斗力大减，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九月，沙俄遣使飞驰北京，
投递国书，告知清廷俄国政府已派大使前来举行边界谈判，并“乞撤雅克萨
之围”②。请求清政府停战。此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正伺机在喀尔喀地区扩张，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丁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乙酉。
 为了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康熙帝立即答应了沙俄请求，并准许俄军残部
撤往尼布楚。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八月，清军后撤至爱珲和墨尔根。
历时两年的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而告终，这是我国军民被迫进行的
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为保卫东北边防而进行的长期、反复斗争的一次胜利，
它制止了沙俄向黑龙江流域进行扩张的侵略计划。
此后，中俄进行了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年）七月，双方正式
缔结《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从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
讷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均为清朝领土。

３．统一漠北的战争

（１）噶尔丹东侵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在今内蒙古地区；
漠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带；漠西厄鲁特蒙古，在天山以北一带。漠西厄鲁
特蒙古共有四部：和硕特部，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游牧
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部，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部，游牧
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
自明崇祯八年（１６３５ 年）巴图尔珲台吉执政后，准噶尔部逐步走向兴盛，
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特部的牧地。土尔扈部被迫越过哈萨克草原，
迁往俄罗斯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则被迫迁居青海。康熙
十年（１６７１ 年），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后，准尔噶尔部加快了兼并扩张的步
伐，先后并吞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部、辉特部，占有天山北麓。康熙十六
年（１６７７ 年）又进占青海和硕特部。翌年，攻占天山南麓的叶尔羌汗国，占
领南疆。随后，又向中亚扩张，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占领了费尔干纳（今
乌兹别克东部）。
噶尔丹上台的前十余年，准噶尔部与清朝政府保持着较好的贡使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清廷限制厄鲁特贡使入京人数，噶尔丹因此怀恨
在心，转而积极与沙俄接近。这恰好为妄图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沙俄所利用。
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底，中俄边界谈判俄方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
克多次召见准噶尔使者，提出建立中俄准联盟，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煽动
其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其后，噶尔丹气焰日炽，妄图占有漠北，煽诱内蒙
古，实现其“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①的野心。
清初，喀尔喀蒙古形成了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三部，但三部
不和，内讧不断。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夏，噶尔丹借口土谢图汗杀死其
族人多尔齐扎布，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脉，进攻喀尔喀，
先后击败喀尔喀三部，占领整个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众逃往漠南乌珠穆沁
（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并请求清廷保护。清朝政府即命尚书阿拉尼前往
安抚救济，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草原放牧。康熙二十
八年（１６８９ 年），阿尼拉奉命前往漠北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退还喀尔喀三
部牧地。噶尔丹以必得土谢图汗为辞，继续占据喀尔喀地区，并选拔数十万
精锐部队，准备对内蒙古发动攻势。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巳酉。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正月，噶尔丹派使者达尔罕到伊尔库茨克会见
沙俄基斯梁斯将军和戈洛文，要求军事援助，得到了“俄国军队将以相应的
行动支持厄鲁特军队进攻土谢图汗的保证”①。噶尔丹遂以追击喀尔喀三部为
名，率精兵二万自呼伦池（今呼伦湖）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大肆掠夺内蒙
古乌珠穆沁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清尚书阿拉尼督内蒙古兵在乌
尔河（即乌拉桂河，在乌珠穆沁境内）迎战，反为所败，噶尔丹乘胜东趋札
萨克蒙古地。
（２）乌兰布通之战
噶尔丹势力南侵后，清廷迅速抛弃了原来对噶尔丹和土谢图汗兄弟进行
调解议和的方针，命阿拉尼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决定一举歼灭噶尔丹
这股分裂势力。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五月，清帝召见在京俄国使臣，警告俄国不得
支持噶尔丹，使沙俄不敢妄动，又全部没收噶尔丹派往归化城（今内蒙古呼
和浩特）贸易的商队马匹，从而断绝了噶尔丹物资补给的来源。同时，康熙
帝在从黑龙江到西安的万里防线上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准备打一场大规
模歼灭战。
七月，康熙帝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率左路军
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
郡王鄂扎为副，率右路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东南）；自统中路，下诏亲
征。二十七日（８ 月 ３１ 日），噶尔丹抵达乌兰布通，时福全军正集结在距乌
兰布通南四十里的吐力埂河，堵住了噶尔丹南下和抢掠上都牧场的道路。常
宁军从北京出发后，出喜峰口，沿滦河、库尔奇勒河（小滦河）、四道河上
溯，与福全军会合，总兵力约十万人。康熙帝则驻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
旗南），坐镇指挥，决定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又令盛京将军、吉林将军
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
战。
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该地北面靠
山，南有高凉河，东为沼泽地，西为宽阔的湖泊，是北京通向漠北和俄罗斯
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为防备清军进攻，噶尔丹背山面水布阵，将万余头骆驼卧地缚蹄，背负
箱垛，蒙以湿毡，排列如栅以自蔽，谓之“驼城”，士卒于“驼城”之内，
依托箱垛放枪射箭。八月初一（９ 月 ３ 日）中午，清军首先集中火铳、火炮，
猛轰驼阵，至日落时，将驼阵轰断为二。清军随即渡河，步兵展开正面进攻。
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利用夜色掩护撤往山上，清军被迫停止
了进攻。翌日，噶尔丹遣喇嘛济隆向清军“乞和”，以拖延时间。八月四日
（９ 月 ６ 日）夜，噶尔丹利用清军统帅部的麻痹和怯战，率残部渡过沙拉木
伦河，向漠北逃窜，沿途“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①，逃还科布多（今蒙古吉
尔噶朗图）时，存者仅数千人。此时，恰值康熙帝患病，清军于是班师回京。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取得了平定准噶尔叛乱第一仗的胜利，对日后彻底平叛
具有深远影响。
（３）昭莫多之战

①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 272 页。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克什克腾》。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以科布多为基地，招集散逃人员，图东山再
起。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 年），清廷诏噶尔丹会盟，噶尔丹拒赴，遣兵侵掠
喀尔喀益甚，还密派间谍策反内蒙古各部背叛清朝。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
年），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前来木兰向清廷密报噶尔丹约其为内应，将要
举乱。康熙帝将计就计，“乃密谕科尔沁诸部令复书伪许内应，诱令深入，
而预调士马刍粮以待，议分三路出师以大创之”①。九月，噶尔丹果然率骑兵
三万自科布多东进，侵至车臣汗部后，沿克鲁伦河东下，进抵巴颜乌兰（今
蒙古温都尔汗西），其后停顿不前，不敢贸然南犯。
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 年）二月，清帝再次下诏亲征，率九万之众，分东、
中、西三路进击：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东三省及科尔沁蒙古兵沿克
鲁伦河前进，堵噶尔丹东进之师；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
克率陕甘之兵分出归化、宁夏，向土拉（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进发，截敌
之归路；康熙帝自率中路清军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鲁伦
河上游，与其它两路约期夹攻，三路合围，力求全歼叛军。
四月九日（５ 月 ９ 日），康熙帝抵达科图（今内蒙古二连浩特东南）。
此时，西路军因路途纡远，沿线多为噶尔丹军焚毁而行程缓慢，归化军才到
达翁金（今蒙古德勒格尔盖），宁夏军距翁金尚有十日路程，东路军也因故
未能如期到达预定地点。清军形成左、右两路滞后，中路孤军挺进的不利态
势。时军中又盛传沙俄出兵六万助噶尔丹，扈从臣僚建议皇帝撤军，康熙帝
坚不同意，率军继续前进。五月，清军迫近克鲁伦河，噶尔丹见清军阵容强
大，又闻西路军已过土刺河，遂连夜率军西逃。康熙帝知俄兵援助乃是骗局，
就率军穷追三日，旋命马思哈为平北大将军蹑后追击。噶尔丹一路西逃，暗
谋劫掠西路清军。
五月十三日（６ 月 １２ 日），西路军到达土刺河上游之昭莫多（今蒙古乌
兰巴托东南），与噶尔丹军万人遭遇。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树林，“其北大
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广数里，林木断续，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其南
山差低于北，渐陁而下，有小山横焉，战地也。”①西路军主帅费扬古鉴于清
军长途跋涉，饥疲不堪，采取以逸待劳、设伏截击的方针，以一部沿东方高
地列阵，一部就西方沿河布阵，又令宁夏总兵殷化行率甘凉宁肃兵迅速抢占
小山。噶尔丹军受诱入昭莫多，向小山猛攻，殷化行令士卒皆下马，发子母
炮迎战，双方激战一天，难分胜负。此时，费扬古见敌人阵后大批人马久不
出动，断定是家属、辎重，乃指挥沿河伏骑分兵一部迂回敌阵，另一部袭击
其阵后家属、辎重。殷化行军也从山头攻下，敌军大溃，噶尔丹引数骑先遁。
清军月夜追杀三十余里，毙敌二千余人。康熙帝闻昭莫多捷报后，命费扬古
留守漠北，自率中路清军于六日返回京师。
昭莫多之战，是清朝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一次决定性战役，经过此役，噶
尔丹精锐丧亡殆尽，牲畜财产也所剩无几，而且其基地伊犁也为策妄阿拉布
坦所袭占。阿尔泰山以西诸部、天山南路的回部、青海、哈萨克等地都先后
脱离其控制。噶尔丹走投无路，成了大漠游魂，但仍拒不投降。康熙三十六
年（１６７９ 年）二月，清帝再次下诏亲征，命马思哈、费扬古出贺兰山，萨布
素往克鲁伦河，两路进兵，叛军分崩离析，部属纷纷内附。闰三月十三日（５

①
《清鉴纲目・圣祖康熙》。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二，《殷熙如军门事略》。
 月 ３ 日），噶尔丹在绝望中死于阿察阿穆塔台。其侄丹济拉携尸及家眷降清，
途中为策妄阿拉布坦所夺，献清军。康熙朝平定准噶尔部上层叛乱的斗争至
此结束。
清朝经过近十年的平叛战争，终于歼灭了噶尔丹军，统一了漠北，打击
了沙俄侵吞我西北边疆的野心，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统辖。战后，清
朝政府遣送喀尔喀各部重返漠北牧场。

４．平定西藏、青海叛乱的战争

（１）驱准保藏战争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了准噶尔的统治者，他是准噶尔部僧格汗
次子，当噶尔丹打算尽灭僧格遗族以除后患时，策妄阿拉布坦率父旧党逃往
巴尔喀什湖畔，此后一直臣服于清政府，与噶尔丹势力为敌，并将噶尔丹尸
首和家眷献给清廷。清廷为酬其劳，将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的广大地区划归
策妄阿拉布坦管辖。
策妄阿拉布坦实力增强后，在沙俄支持下，四出扩张。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
年）、三十八年（１６９９ 年）连续出兵进攻哈萨克，夺取了额尔齐斯河西岸及
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地方，势力扩张到锡尔河下游。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
土尔扈特部一万五千户部众为其所吞并。此后，策妄阿拉布坦又谋占南疆，
在那里建立起傀儡政权，接着，将兵锋指向西藏。
自崇德七年（１６４２ 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入藏以来，西藏一直归
和硕特蒙古汗王控制。拉藏汗（顾实汗曾孙）继位后，西藏教界竭力谋划逐
和硕特部汗王出西藏。拉藏汗虽然勉强控制着局势，但统治十分不稳，策妄
阿拉布坦乘机袭取西藏。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 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大
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自伊犁西南出发，徒步绕过大戈壁，翻过和阗大雪山，
翌年七月，经腾格里湖（纳木错湖）直指达木。拉藏汗一面遣军至藏北达木
草原迎击，一面遣使向清廷紧急求救。两个月后，准噶尔军攻陷达木。十月，
大策凌敦多布攻占拉萨和布达拉宫，建立起以达克咱为第巴（即藏王）的傀
儡政权。
为驱准保藏，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 年）二月，清政府令侍卫色楞统率数
千清军出征西藏，结果在喀喇乌苏河（即黑河、喀喇河，今属西藏那曲县）
遭大策凌敦多布重兵阻击，粮道被截，苦战一个多月后终于失败。色楞兵败
给清廷以极大震动，康熙帝不顾大臣的反对，坚持“安藏大兵，决宜前进”①。
二次出兵，清廷吸取了第一次轻敌、诸将掣肘的教训，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
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总统各路。另派兵驻庄浪（今甘肃永登县）、
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加强南路。任命年羹尧为川督，兼管川抚事，增兵
四川成都、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云南中甸等地。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 年），
清廷正式策封青海新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命都统延信
为平逆将军，护送达赖入藏，使清军师出有名。清军分三路进击。北路由振
武将军傅尔丹率兵驻察罕庾尔，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兵屯巴里坤，共四万人，
以进攻准噶尔本土，牵制敌人增援西藏为目的。是年，两路大军先后进攻准
噶尔边境，并深入乌鲁木齐等地，大败敌军。中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率兵 １２００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
人，护送达赖六世入藏。同时，胤禵移驻木鲁乌苏，管理进藏之军务粮饷，
调西安将军宗查布驻防西宁。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川滇兵走拉里（今西
藏嘉黎）入藏。这时大策凌敦多布令宰桑吹木丕勒率军由章米尔戎至噶尔召
木伦渡河，守墨竹工卡，阻挡南路清军，自率主力挡中路清军。
四月，南路清军从成都出发，迅速入藏，进驻拉里，等候中路军会师，
共同夺取拉萨。这时，墨竹工卡地方之胡图克图主动迎降，准噶尔部宰桑吹
木丕勒的援兵尚未抵达墨竹工卡，噶尔弼当机立断，不待中路军到来，直接
攻取战略要地墨竹工卡。吹木丕勒半途闻讯墨竹工卡已失，遂撤往达木。八
日（５ 月 ３ 日），清军渡过拉萨河，翌日，从三面攻入拉萨，噶尔弼随后切
断准噶尔军粮道，另派精兵前往接应中路军。
中路军自四月从西宁起程，八月举兵入藏以来，在卜克河、齐伦敦尔、
扎绰马喇先后击退大策凌敦多布的偷袭，又在达木大败吹木丕勒军。九月，
抵达拉萨，十五日（１０ 月 １６ 日），达赖六世举行了坐床典礼。大策凌敦多
布见大势已去，遂从克底野（即克勒底野，在今新疆于田县境）出逃。翌年
二月，他带着五百人回到伊犁。
驱准保藏斗争胜利后，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派兵驻藏，废除第巴，
用藏人治藏。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六月，清军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正式决定在西藏设
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加强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
（２）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
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 年），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战
胜了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占领了青海，此后青海一直为和硕特蒙古势力所控
制。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 年），顾实汗仅存之幼子达什巴图尔率部朝清，被
封为和硕亲王。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 年），达什巴图尔死，罗卜藏丹津承袭
父爵为亲王，他继位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妄图恢复顾实汗时代的霸业，据
有青藏全部。在策妄阿拉布坦怂恿下，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叛乱。
瘫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五月，罗卜藏丹津趁清政府派驻西宁的抚远大将军
允禵回京奔丧之机，胁迫和硕特蒙古诸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自称“达赖
珲台吉”，强令各部取消清朝封号，恢复原来名号，正式宣布要占据西藏，
遥制青海，并下令进攻反对会盟的同族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以及
西宁周围地区，一时间，青海各地变乱四起。
当清廷派往青海的和平使者兵部侍郎常寿遭拘禁后，雍正帝决定迅速平
叛。十月，清廷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
军，统兵进驻西宁。年羹尧立即派兵驻守永昌布隆吉河，防止叛军内扰，驻
兵巴塘、里塘，截阻叛军入藏。又派兵驻吐鲁番、噶斯泊，防止叛军与准噶
尔蒙古勾结。随后，清军向西宁附近叛军发起了攻击，叛军迅速瓦解，罗卜
藏丹津西窜，西宁附近失地和塔尔寺等地的喇嘛叛乱陆续平定。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清军加紧进攻，叛军退据离西宁千余里外的柴达木河流域。二
月，清军趁春草未生之际，从南、中、北三路进讨罗卜藏丹津，南路岳钟琪
率五千骑兵深入沙漠追剿，一夜急驰 １６０ 里，于黎明直抵乌兰白克敌营，几
万叛军全部投降，罗卜藏丹津只身易妇人服，北投策妄阿拉布坦。
青海平定后，清政府特设青海办事大臣总理青海一切事务，在青海蒙古
中推行盟旗制度，进一步促进了青海地区的统一与安定。
 ５．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乱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在沙俄
支持下继续叛乱。雍正帝决定坚持康熙朝平准政策。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年），
清廷两路进军，西征准噶尔。三月，以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
统北路军 ２３０００ 人进屯科布多，以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
西路军 ２６０００ 人进驻巴里坤，准备第二年会攻伊犁。时，噶尔丹策零以献罗
卜藏丹津向清朝乞和，雍正帝决定暂缓出师，召傅尔丹、岳钟琪回京议事，
西、北两路军事由提督纪成斌、副将军巴赛分管。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噶
尔丹策零乘清军不备，袭击科舍图，清军经七昼夜苦战方才击退来敌。雍正
帝不得已，再命傅尔丹、岳钟琪返回前线，统军西征。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噶尔丹策零派大小策凌敦多布领兵三万进攻北路
清军，并派人到傅尔丹军前诡称噶尔丹策零有前队千余人屯博克托（位于科
布多西），若出兵袭击，可破此军。傅尔丹信以为真，派万人出袭。大小策
凌敦多布以少量兵力和牲畜在博克托岭引诱清军，而将主力二万人埋伏于和
通泊（位于科布多西二百里）的谷地中，待清军前锋四千余人全入埋伏圈后，
叛军伏兵四起，乘高俯击，全歼清军前锋，转而东向，进攻清军大营。傅尔
丹且战且退，于七月初退还科布多时，仅剩人马二千，十四名将领战死，丧
师四万。当北路清军遭围之际，西路军岳钟琪见驰救不及，乃派兵西攻乌鲁
木齐以分敌势，但因敌军击败北路清军后迅速回救，此计未生效。
和通泊大败后，傅尔丹降为振武将军，清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为靖边大将
军；自科布多移防察罕庾尔（位于科布多东南二百里），以大学士马尔赛为
抚远大将军，屯驻归化城，加强防御。
和通泊大胜后，噶尔丹策零日益猖獗，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九月，他命
大小策凌敦多布取道阿尔泰山南麓，沿额尔齐斯河谷东进，侵犯喀尔喀地区。
锡保命喀尔喀蒙古副将军亲王丹津多尔济及额驸、郡王策凌领兵邀击，在鄂
登楚勒河大破准噶尔军，小策凌敦多布率残部逃往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
大策凌敦多布移营西里山。
雍正十年（１７３２ 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率三万大军，绕开科布多、察
罕庾尔清军大营，取道阿尔泰山南，进至杭爱山，抢掠喀尔喀最大的活佛和
封建主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的辖地，结果一无所获。当时噶尔丹策零侦知额
驸策凌率军赴本博山，便突袭其塔密尔（今蒙古车尔勒格西南）营地，掠走
全部牲畜和家属。策凌闻讯，激愤异常，立即征调喀尔喀各部蒙古兵二万东
向驰救塔密尔，一面急报锡保，请求派兵夹击。策凌军在夜半由间道逼近准
噶尔军军营，翌日黎明，率兵从山上突然冲下，噶尔丹策零军毫无准备，仓
惶迎战，向东南大败而去。策凌军紧追不舍，直至杭爱山南麓的额尔德尼昭
（又称光显寺）。这是个西面临河，东南靠山的谷地，“道狭不容大众，又
横亘以大刺嘛寺，兵无走路。” ①策凌率先派人据山扼险，设下伏兵，在河北
岸派少数满洲兵诱敌，而将劲旅万余人埋伏在山侧。日暮时分，叛军追逐满
洲兵蜂拥而至，策凌率伏兵乘势冲出，叛军大部被歼，其残部沿推河而逃。
策凌一面紧追，一面急告沿途将领截击准军。但扼守拜达里克河一线的绥远
将军马尔赛按兵不动，致使噶尔丹策零得以率残部西逃走脱。额尔德尼昭之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役给准噶尔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事后，雍正帝赐策凌超勇亲王的封号，授
定边左副将军之职，驻科布多。马尔赛以贻误军机罪被斩。
此时，西路大将军查朗阿亦屡破叛军。噶尔丹策零损失惨重，遂向清廷
求和。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９ 年）七月，清帝决定议和。翌年，清廷批准了西、
北两路撤军的计划，只留少量兵力驻防。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年），清政府最后
同噶尔丹策零达成协议，确定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与喀尔喀的分界线。此后，
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和局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三）收复台湾和统一台湾的战争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台湾和大陆就有共同
的文化联系。汉代，台湾、澎湖列岛被称为夷洲或澶洲。宋朝时，台湾及澎
湖列岛归福建泉州晋江具管辖。嘉靖年间，明朝在澎湖设巡检司，驻军设防，
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积极进行侵略活动，
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 年）时，荷兰殖民者就以贸易、通商为名对我国沿海地
区进行袭扰。天启二年（１６６２ 年），一度侵占澎湖，后被明军赶跑。天启四
年（１６２４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南地区，并在那里修建台湾城（即热兰
遮城，今安平）、赤嵌城（即普罗文查城，今台南）。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 年），
荷军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霸有整个台湾。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
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的英勇反抗，特别是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郭怀一领导的反荷斗争，规模影响很大。但这些起义先后遭到了镇压，
台湾人民急切地盼望祖国大陆派兵驱逐外国侵略者。

１．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

收复台湾的历史使命是在郑成功手里完成的。
郑成功，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郑芝龙长子，中过秀
才。隆武政权建立后，他颇受唐王朱聿键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为御营
中军都督，时人多敬称他为“国姓爷”。
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苦劝无效，遂率部拒降，于顺治三年（隆武二年，
１６４６ 年）十一月，在广东南澳举义抗清。先奉隆武后奉永历年号，两三年间，
他的力量迅速壮大，先后攻占了同安、海澄、泉州等沿海地区，在金门、厦
门建立起抗清根据地，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力量。此后，
他一度经略闽浙沿海，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福建的
漳州、泉州等地。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１６５７ 年）起，郑成功连续三次
举师北伐，皆受挫而回。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１６５９ 年）五月，为牵制
清军对西南永历政权的围攻，郑成功率领 ８３ 营 １７ 万水陆大军，第四次北伐，
郑军过舟山，攻崇明，破瓜洲、占镇江、包围南京。另遣张煌言部沿江而上，
收复徽州、宁国、太平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但郑成功顾虑到南京城坚，难
以骤下，遂围而缓攻，在长达 １２ 天时间里，郑军没有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反
而“释戈开宴，饮酒捕鱼为乐”①。七月二十三日，清将梁化凤利用郑军懈怠，
猝袭前营，大败郑军。随后，数万清军倾巢而出，分兵六路，向郑军猛攻。
郑成功屡战失利，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郑军南　　返后，张煌言军也全
部覆没。
北伐南京失败，战将死 １４ 人，兵员伤亡过半，给郑军带来巨大损失，加
上此时永历政权已覆，各地抗清斗争趋于低潮，郑军军心动摇，叛逃投诚事
件层出不穷。清军从各地调集重兵入闽，金厦根据地日益危急，随时都有可
能被清军攻破，郑成功的处境非常困难。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原郑芝龙
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廷斌来到厦门，向郑成功呈献了台湾地
图、赤嵌城木制模型以及荷军的兵力部署情报，竭力劝说郑成功收复台湾。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为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郑成功迅速作出了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惟台湾一
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
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①得到大多数将士的同意
和支持。
为了顺利收复台湾，郑成功进行了近两年的战前准备。顺治十八年（永
历十五年，１６６１ 年）二月，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郑成功由厦门移师金门，他
根据台湾岛地势东高西低，人口集中西部，以“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②
的特点，制定了作战方针：先复澎湖为前进基地，趁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
港，登陆后逐个围歼台湾城、赤嵌楼，最后收复台湾全岛。
三月，郑成功命其子郑经等将领留守厦门、金门，以防清军乘虚袭取，
自同马信、周全斌、肖洪宸等率战舰和大小船只数百艘、部队 ２６０００ 人向台
湾进发。二十三日（４ 月 ２１ 日），郑军由金门岛料罗湾出发，挺进东南。次
日清晨抵澎湖，因荷军兵力薄弱，迅速攻克，等候顺风进发台湾。但连日大
雨，风不顺，粮不足，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冒雨渡海。三十日（４ 月 ２８ 日）
晚，郑成功留一部驻守澎湖，亲率船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于四月初一
日（４ 月 ２９ 日）拂晓，抵达鹿耳门港外，等候涨潮。
进鹿耳门港有两条航道，北线尾岛和一鲲身（安平）之间为南航道，俗
称大港，虽口宽水深，但敌舰防守颇严，陆上台湾城又置有重炮，难以通过。
北线尾岛与鹿耳门屿之间为北航道，俗称鹿耳门港，口狭水浅，只有涨潮时
才能通过，但荷军未在此设防。郑军由于掌握了北航道潮汛情况，并有何廷
斌等熟悉地形的人作向导，遂决定由鹿耳门港突入。
四月初一日中午，海潮大涨，郑军大小战船顺利通过鹿耳门，密布台江
之上。当晚，陆师在禾寮港登陆。随后，郑成功重新部署军事：以王大维、
陈蟒率铳船控制鹿耳门海口，接应后援部队；以陈泽率兵驻北线尾，保障禾
寮港大营侧后安全；另派一部入台江，切断赤嵌楼与台湾城联系。
赤嵌楼、台湾城之间的航道被郑军封锁后，两地荷军联系困难。荷军长
官揆一守台湾城，城内有荷军 １１００ 多名。坐镇赤嵌楼的荷军头目猫难实叮只
有四五百名士兵，其他地方的殖民军兵力分散，荷军另有两艘小艇及水兵 ６００
多人分布于江、海之上。荷兰人打算趁郑军立足未稳之时，水陆分兵实施反
击。
台江水陆之战随即爆发。台江海面的荷军妄图以 ４ 艘船舰阻击郑军，反
遭郑军 ６０ 艘战舰包围，激烈的炮战开始后，郑军水师击沉敌主力舰“赫克托
号”，烧毁甲板船一艘，迫使另一艘小艇逃回台湾城。在陆地战场，郑泽军
４０００ 人在北线尾登陆后，即以大部兵力迎击荷军贝德尔率领的二百多名士
兵，另派七八百人迂回敌军后侧，前后夹击，击毙贝德尔，大败敌军。四月
初二日（４ 月 ３０ 日），郑军又击退了二百名前来增援赤嵌楼的荷军。
荷军水陆两战失败后，只一意孤守赤嵌楼和台湾城，荷兰东印度公司也
鞭长莫及，无法及时派兵增援。郑军乘胜进攻赤嵌楼。四月初四日（５ 月 ２
日），台湾人民切断了该城水源，猫难实叮被迫率部投降。赤嵌楼遂告光复。
四月初四日（５ 月 ２ 日），郑成功派杨祥率兵至七鲲身击溃荷军，从左
翼逼近台湾城。四月初七日（５ 月 ５ 日），郑成功亲率将士渡海至一鲲身，

①
《台湾外记》卷五。
②
《清史稿・地理志》。
 从南端进攻台湾城，二十八门大炮向台湾城猛轰。台湾城四隅外突，置炮二
十尊，南北置千斤巨炮十尊，火炮密集，射程远，可以封锁周围每条道路。
揆一集中枪炮轰击，多次击退郑军的进攻。郑成功见台湾城一时难克，遂改
取长围久困之法，一面围困荷军，一面分兵驻各地屯垦，同时深入台湾各地
查抄荷军所藏粮食，并派人回金门运粮。六月，郑成功三次致信劝降揆一，
均遭拒绝。
盘踞印尼巴达维亚的荷兰军队闻台湾城被困后，迅速调集七百名士兵，
十艘战舰，于六月初十日（７ 月 ５ 日）出发援台。七月中旬，援军抵达台湾
城。荷军得到增援后，力求改变被围状态，向郑军发起反扑。闰七月二十三
日（９ 月 １６ 日），双方发生海战，郑军水师包围敌舰，经过一个小时激战，
击毁、烧毁荷舰两艘，俘小艇三艘，其余荷舰逃往远海，不敢靠近台湾。
郑军胜利后继续攻城，并在台湾城南的沙洲上增建三座炮台，指向荷军
的重要据点——乌特利支堡。此时，台湾城内荷军军需匮乏，士气低落、疾
病流行、外援无望，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剩下 ６００ 名。十二月初六日（１６６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郑成功下令炮轰乌特利支堡，两小时后占领该堡，并利用此堡
改建炮垒，向台湾城猛轰。荷军力竭难守，揆一见大势已去，遂决定由评议
会出面与郑军谈判。十二月十三日（２ 月 １ 日），揆一率军投降。至此，台
湾收复。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我国台湾长达 ３８ 年的殖
民统治。

２．清朝统一台湾的战争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致力于当地的开发与建设，促进了台湾的发展。康
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后，成功弟郑袭、世子郑经间爆发
了延平王位之争。经过战争，郑经嗣位。
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十月，清朝派海澄公黄梧、福建总督李率泰、提督
马得功会合荷兰海船，攻占厦门、金门，郑经被迫退入台湾。康熙四年（１６６５
年）七月，清靖海将军施琅统舟师进取台湾，因飓风中止。“三藩”乱起后，
郑经的势力曾再次及于福建，不久即因耿精忠反正而受挫，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
年）再次败退台湾。郑经统治台湾期间，郑氏力量薄弱，清朝也缺少可依赖
的水师，彼此无力大举攻击和消灭对方。
郑经退回台湾后，再也无意于抗清复明大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日
益加剧。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正月，郑经中风死，长子克■监国，因诸弟
争位，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杀克■，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傀儡，大权独
揽，政治愈加腐败，内部分崩离析。是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台湾成
了国内反清力量的最后据点，清廷遂将统一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七月，
康熙帝玄烨排除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意见，决策进剿台湾，命福建总督姚启圣
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水师提督施琅、陆路提督万正色进取澎湖、台湾。
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做了战前准备。施琅原是郑氏旧部，因得罪郑
成功，被杀全家，而潜逃归清，图谋复仇，以平台自任，深为主张进剿台湾
的姚启圣赏识。对于统一台湾，施琅主张在南风盛发的五、六月出兵，先攻
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①，台湾可不攻自破。康熙二

①
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十一年（１６８２ 年）十月，清廷授权“施琅相机自行进剿”②，事权归一，在
进剿事上不再受督　　　　抚掣肘。经过一年整顿训练，清军水师已有精兵二万
余人，战船三百艘，数量上与郑军大体持平，士气旺盛。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六月，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统水师 ３ 万余人，
战舰 ３００ 余艘进攻澎湖。当时，郑氏派骁将刘国轩率 ２ 万官兵、２００ 余艘战
舰在澎湖设防。刘国轩在战略上采取处处谨守，以逸待劳的方针，寄希望于
台风起不战而胜。当清军进泊毫无遮掩的八罩岛、猫屿、花屿时，郑军坚闭
不出，丧失了有利战机。
十六日（７ 月 １０ 日）晨，清军分两批进攻澎湖，郑军列船相迎，战斗异
常激烈，双方伤亡很大，施琅及先锋蓝理俱受伤，最后清军撤出战场。二十
二日（７ 月 １６ 日），清军整军再战，以战舰 ５０ 艘从东路攻鸡宠屿，以战舰
５０ 艘从西路入牛心澳，施琅自统率中路军，将 ５６ 艘战舰分成八股，直扑娘
妈宫郑军大营。刘国轩率船相迎。清军集中优势兵力，“以五船结一队，攻
彼一只”③的战术，击沉击毁郑军战船百余艘，消灭郑军 １２０００ 余人，招降
４８００ 余人。郑军精锐基本上被歼灭。刘国轩和少数将领逃回台湾。
澎湖失守，台湾为之动摇，闰六月初，郑克塽集议战守事宜，冯锡范主
张弃台南走，刘国轩力主投降，皆以台湾不可守。施琅继续屯兵澎湖，一面
派人招降郑氏。七月，郑克塽上表请降，清军随后开进台湾，台湾兵民剃发
归降。十一月，施琅留兴化总兵吴英留守，自己班师回闽。
清朝统一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４ 年）四月，在台设一府三县：
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合厦门置分巡台厦道。全台设
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至此，台湾
正式归入清朝版图。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③
《台湾外记》卷十。
 （四）清前期统一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

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 年），后金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清太祖）起兵，
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针对女真族处于明朝、蒙古、朝鲜三面包围以
及自己内部四分五裂的形势，努尔哈赤的战略方针是：首先统一女真各族，
然后用兵蒙古，最后进攻朝鲜和明朝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从小到大、由弱
变强的切合实际的方针。
为了贯彻以上的战略方针，努尔哈赤采取多种策略手段。比如，伪装蔽
敌。他在“报父仇”的旗帜下，巧妙地把统一女真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使
明朝丧失警惕，起到了麻痹作用。努尔哈赤一面接受明廷授予的建州左尉都
督签事、龙虎将军的封号，一面声称只是要对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报杀祖、杀
父之仇，从而骗取明朝方面的信任，没有干涉他统一女真的行动。
另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还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并以“德服兵临”的两手，平等联合各部，集中打击敢于反抗的对手，用了
五年时间（１５８３—１５８８ 年），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
在对明军作战的过程中，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
清太祖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 年）春，明朝辽东经略杨镐亲驻沈
阳，率兵 ８．８ 万余人，号称 ４０ 万，分别从铁岭（马林军）、抚顺（杜松军）、
辽阳（李如柏军）、宽甸（刘綎军）四路合击后金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努
尔哈赤则集中全部八旗兵 ６ 万余人，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
针，首先在萨尔浒一战中全歼明军杜松部，接着又全歼马林部，再以诱敌之
计全歼刘綎部，迫使李如柏部撤退，终于消灭明军主力 ４．５ 万余人，取得辽
东决战的胜利。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即位。他继续努力以达一统天下的战略
目标。为此，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的战略、策略方针。为争取时间，
巩固自己，与明将袁崇焕进行了三年的和谈，双方处于时战时和状态。１６３２
—１６４２ 年十年之间，皇太极先后征服了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并在满洲八旗
之外，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同时改国号为大清，设立六部，加强
了政权建设，并网罗人才，发展经济，铸造大炮，又绥抚蒙古，征服朝鲜，
终于可以与明朝分庭抗礼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
朝覆亡。明清对峙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农民军在北京立足未稳，这给清政权
入主中原提供了良机。当时皇太极已死，幼主（福临）临朝，睿亲王多尔衮
执政，在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引导下，清兵开始入关作战。这时清朝统
一全国的战略、策略是打出“报君父之仇”口号，拉拢汉族地主，同时收编
明朝军队，建立以汉人组成的绿营军，终于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
起义军和南明几个小朝廷，统一了全国。
 （五）清前期的名将和重要军事著作

１．清前期的名将

清朝前期，统一战争历数朝不止，军事活动极为频繁，其间诞生了许多
军事家和名将，这里，我们只做简略介绍。
（１）郑成功
郑成功（１６２４—１６６２ 年），民族英雄，明清之际著名军事家。原名森，
字明俨，又字大木，福建南安石井乡人。出身官商家庭，其父郑芝龙，早年
侨居日本，充当海商和海盗，降明后，任福建总兵，仍兼充海商。其母为日
本人。崇祯三年（清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郑成功自日本归国，时值明朝国
运衰亡之际，他刻苦习文练武，究读兵书，以中兴国家为志。
清顺治二年（１６５４ 年），清军进占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翌年，郑
芝龙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南明隆武政权。郑成功因而受到特殊
恩遇，封忠孝伯、赐皇姓“朱”，因此也有人称他为“国姓爷”。此后，他
又献抗清之策，博得隆武帝赞赏，被赐尚方宝剑，挂招讨大将军印，率兵镇
守永定关等军事要地。
三年（１６４６ 年），清军灭浙东鲁王政权后乘胜南下，大举进攻福建门户
仙霞关。郑芝龙暗中弃关通敌，使清军长驱直入，隆武政权灭亡。九月，郑
芝龙公开降清，郑成功力阻不成，遂以“恢复中兴”为己任，走上了抗清复
明的武装斗争道路。
十二月，郑成功在安平誓师抗清，沿用“招讨大将军”名号，袭隆武年
号。由于兵力单薄，又至南澳募兵，得数千人。永历政权在肇庆建立后，改
奉永历正朔，遣使称贺，受封威远侯，旋晋漳国公。此后，他不断扩编队伍，
力量迅速扩大。七年（１６５０ 年），袭取金门、厦门，收并其族兄郑联、郑彩
部，拥众达四万余人。从　　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抗清主要基地，决心“攻
取漳泉，以为基业，水陆并进，夺取八闽”①。十一月，永历政权告急，郑成
功不顾部将反对，决定偏师守闽，主力援粤。八年（１６５１ 年）初，至南澳，
闻广州已失，仍一意西进。不料福建巡抚张学圣趁虚兵发厦门，留守厦门的
郑芝莞弃城遁逃。郑氏父子两代积累起来的粮饷辎重被清军洗劫一空。郑成
功被迫班师回闽。
郑成功折返厦门后，杀芝莞，重整旗鼓，兵势复振，部众增至六万余人。
自五月起，率部连攻海澄、漳浦之地。九年（１６５２ 年）四月，郑军进围漳州。
明兵部侍郎张煌言，定西侯张名振等扈从鲁王来奔，成功迎入厦门奉养。
清廷对郑成功在闽南的发展极感不安，遂胁迫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诱
降郑成功，遭郑成功拒绝。十年（１６５３ 年）初，清方见招降无望，命固山额
真金砺率部攻打海澄，新任福建巡抚刘清泰调水师出福州、兴化（今莆田）
二港合攻。清军人多炮多占明显优势。郑成功令士兵掘地藏身，并在城外埋
设地炮。金砺挥军冲过护城河时，郑军地炮连发，清军死伤无数，匆忙后撤，
郑军乘机反攻，大败清军，金砺逃回泉州。
清廷进剿失败，转而对郑成功再施招抚之策。郑成功于是利用和清廷谈
判的机会，补充兵源、军械、粮饷，训练和休整部队，并乘隙攻陷漳、泉所

①
孔立：《厦门史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 页。
属各县，控制了闽南大片土地和沿海岛屿。两年多的谈判破裂后，清廷于十
一年（１６５４ 年）十二月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攻闽。郑成功
撤兵聚厦门，遣师北上入长江，攻浙东，使清军不得并力南顾；又遣师南下
广东，牵制浙、粤清军援闽。十二年（１６５５ 年）三月，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
州，设六官理事，建立了金厦抗清政府，永历帝封他为延平王。十三年（１６５６
年），郑军败济度军于厦门围头、铜山、护国岭等地。北上南下之师也所向
告捷，取台州，复舟山，破揭阳，东南震动。
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永历政权，郑成功决定北伐，以
为牵制。前此，郑军已实施过三次北伐，均告失败。出师前夕，郑成功召集
诸将商议，确定以直入江南，攻取南京为北伐目标。五月，留郑经守厦门，
亲率水陆军十七万，战船数千艘，出厦门，沿海北上，师抵羊山（今浙江嵊
泗县大小洋山），忽遇飓风，覆舟丧师，被迫撤回舟山。翌年四月，再次举
师北上，克瓜洲、取镇江，直逼南京。同时分遣张煌言率部溯江而上，攻占
芜湖。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今安徽贵池）、滁州（今安徽滁县）、
六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闻风归附。七月，郑军兵围南京城。清江南提督
管效忠、崇明总兵梁化凤一面向清廷求救，一面行缓兵之计。郑成功麻痹轻
敌，误信敌计，按兵城外。郑军围城日久，士气渐懈，清军趁机集结兵力。
十六天后，清军里应外合，同时反攻，郑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一战损折
大将十四员，陆军损失近一半。郑成功被迫退回厦门。上游的张煌言部顿时
孤立无援，最后全覆。
此时，永历政权已覆，抗清斗争渐趋低潮，郑成功在军事上陷入了困境。
他见金、厦之地难以久据，遂于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
台湾。此后，郑成功一面大力开发台湾，一面坚持抗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
五月，病死，年仅三十九岁。
（２）年羹尧
年羹尧（？—１７２６ 年），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先后充四川、广东乡试正考官，迁侍讲学士、
内阁学士。四十八年（１７０９ 年）擢四川巡抚，多次平定川西土著叛乱。
五十年（１７１１ 年），准噶尔贵族策妄阿拉布坦遣策凌敦多布袭西藏，杀
拉藏汗，在当地建立了傀儡政权。五十七年（１７１８ 年），康熙帝以皇十四子
胤禵为抚远大将军总统平叛各军，进剿西藏，特授年羹尧四川总督兼总管巡
抚事。五十九年（１７２０ 年），清廷以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自青海入藏，以
年羹尧为定西将军自四川入藏。年羹尧考虑到无人可署总督，请求移命护军
统领噶尔弼，自己办理松潘军务，负责西征后勤，诏准。延信、噶尔弼遂入
藏，平定叛乱。六十年（１７２１ 年），授四川陕西总督。翌年十一月，抚远大
将军贝子胤禵还京，由年羹尧管理西北军务。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以平藏时
运粮及守隘功封三等公，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
五月，青海罗卜藏丹津胁众台吉叛劫亲王察罕丹津，侵掠青海诸部。十
月，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节制四川、陕西、云南三省军事，率军进讨。年
羹尧进驻西宁后，立即部署军事，派兵驻布隆吉河，防敌内扰；驻兵巴塘、
里塘，阻敌入藏；驻兵吐鲁番、噶斯泊，防敌与准噶尔蒙古勾结。遂督军攻
西宁附近之敌，叛军溃散，清军俘获甚众，罗卜藏丹津西窜。清军收复镇南、
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又剿平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以
临近冬季，引兵还西宁。二年（１７２４ 年）二月，年羹尧采用岳钟琪建议，乘
 春草未生之际捣敌不备，遂分兵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叛军：总兵吴正安出北
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奋威将军岳钟琪与侍卫达鼐出南路，叛军大溃。岳
钟琪南路之师进至柴达木，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遁，清军追击至乌兰白克，
擒其母及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尽收其人户马驼，罗卜藏丹津易妇装逃入
准噶尔境。青海诸部悉定。
平定青海之役，清军进展极为迅速。“计师深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
至二十有二日，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①。年羹尧以奇功晋
一等公，留驻西北。
年羹尧长期主持西北军务，握有军政大权，一直是雍正帝心腹，曾助其
夺取帝位。但年羹尧自恃功勋卓著，颇受恩宠，不知自忌，威风张扬，遭雍
正帝疑忌。二年（１７２５ 年），调杭州将军，旋被群臣弹劾，尽削其职。三年
（１７２６ 年），逮至京师，下狱。年底，以九十二款罪状，责令自裁。
（３）岳钟琪
岳钟琪（１６８８—１７５４ 年），字东美，号容斋，祖籍甘肃临洮，后迁四川
成都。出身将门，其父岳升龙曾任四川提督。岳钟琪为人沈毅，习于武事，
初捐纳为同知，后从军改武职，授松潘镇中军游击，迁四川永宁协副将。
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 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杀西藏拉藏汗，
清廷决定驱准保藏。岳钟琪为先锋，随都统法喇率兵出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克里塘、巴塘。五十九年（１７２０ 年），随定西将军噶尔弼自拉里（今西藏嘉
黎）入藏，仍为先锋，克洛隆、捣拉萨，大败准噶尔军，西藏遂平。升四川
提督。嗣后，奉命讨郭罗克诸部，经一年多山地野战，平定叛乱。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于青海，清抚远大将军年
羹尧率军平叛，岳钟琪参赞军事。二年（１７２４ 年），派岳钟琪率大军深入青
海内地，猛攻郭隆寺，歼敌六千余人。各寺庙叛军望风而降。随后，岳钟琪
以精骑五千日夜兼程，直扑罗卜藏丹津乌兰木和尔大本营，叛军降，罗卜藏
丹津易女装逃入准噶尔，青海平定，封三等公。同年，平定甘肃庄浪边外谢
尔苏部叛乱，兼领甘肃提督。翌年，兼甘肃巡抚，旋授奋威将军，署川陕总
督。以汉大臣拜大将军，握重兵节制满汉诸军，为清朝前期所罕见。
五年（１７２７ 年），噶尔丹策零继任准噶尔汗，继续叛乱。清廷以傅尔丹
为靖边大将军，屯军阿尔泰山，为北路，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军巴里
坤，为西路，出兵征剿。叛军主力进至哈喇沙尔后，企图自吐鲁番进犯哈密，
骚扰安西、肃州边界。岳钟琪遂坚壁固守，噶尔丹策零久攻鲁谷庆城不下，
引军退去。十年（１７３２ 年），北路清军在和通泊大败。岳钟琪趁叛军北进之
机，大举反攻，击败噶尔丹策零南路军，进入乌鲁木齐。旋遭弹劾，被尽夺
兵权，交兵部拘禁。十二年（１７３４ 年）拟处斩，雍正帝改斩监候。乾隆帝即
位后，放归为民。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年），因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清军征讨多次失利，清
廷重新起用岳钟琪，令其以提督衔随行。建议选精兵三万五千人，分两路进
击，迂回策应，直捣敌巢。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经略、大学士傅恒任其为前
敌指挥。遂率兵从党坝进攻康八达山，大破叛军，迅速攻下各处碉卡，莎罗
奔溃败乞降。大小金川之乱遂平。因功，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
信”。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率兵平定西藏珠尔默特叛乱。十七年（１７５２ 年），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一二。
 讨平杂谷土司叛乱。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卒于资州（今四川资中）。

２．清前期的重要军事著作

清前期的重要军事著作（兵书）中，颇具代表性的有顾祖禹的《读史方
舆纪要》、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以及资料汇编性的著作《灰画集》等。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卓越的历史地理学家，他辑注的《读史方舆纪要》，
历时 ３０ 年（１６５９—１６９２ 年）始撰成。该书从战史的角度来研究地理，阐述
了地理形势对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它综述了“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
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①，是一部历史的兵要地志，对研究中国军事史和
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治平胜算全书》是清代名将年羹尧根据他的读书心得和作战经验编写
而成的，全书分 １２ 卷，论述了战场选择、治军、兵器使用、城寨攻守、火攻
水战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治军、作战的论述更有独到之处。他很重视平
时的训练，注重军容、军纪，对作战方法、战术原则的论述也颇有见地。
《灰画集》成书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至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之间，由
李培辑订，着重论述了从古以来开创、守成的用兵韬略，它重视西北边务，
提出“九边外防边”、“黄河外防河”的主张。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魏叙》。
 三、乾、嘉时期的战争

乾隆、嘉庆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巩固统一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这一时
期，清朝国力极盛于一时，清朝统治者通过战争完成了前期在巩固边疆中未
竟的事业。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也由此形成。但盛世中潜伏的危机已萌，随
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下层民众揭竿举义已频频可见。在镇压农民起义的
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并未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反而加速了清朝由盛向衰的转变。

（一）统一天山南北的战争

清朝前期，准噶尔长期割据，时叛时服，清军虽多次西征，天山南北仍
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直到乾隆年间，清廷再兴平叛之师，才彻底统一了天山
南北地区。

１．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之乱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 年）秋，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上层贵族为争夺汗位而
争斗不已。到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在辉特部首
领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外孙）支持下夺得汗位。达瓦齐上台后，统治
极为残暴，厄鲁特部众纷纷内附。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宰桑萨拉尔率众
千余户投奔清朝，被安置在察哈尔，并授予散秩大臣之职。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
年），杜尔伯特台吉三车棱因不满达瓦齐的统治，率众三千户归附清朝。乾
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七月，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发生的冲突中失败，偕和
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纳默库等率兵二千、民众二万归附清朝。
清廷见准噶尔部内乱频仍，所属纷纷内迁，正是用兵解决准噶尔问题的
大好时机，乾隆帝遂决定出兵“直捣伊犁”①。战前，乾隆帝采纳了阿睦尔撒
纳“宜在青草缺乏之时进发”的建议②，计划于第二年春二月出发，并做了充
分的战前准备。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正月，清廷下诏宣谕准噶尔部，指斥
达瓦齐之罪，争取各部首领脱离达瓦齐，归附清朝。二月，清军正式征讨伊
犁，五万兵分北、西两路出击：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
兵二万五千、马七万匹为北路，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越阿尔泰山向西南推进。
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率兵二万五千人、马七万匹为西路，出
巴里坤向西推进。两路各携两月军粮，约定于博罗塔拉（今新疆博乐）会师
后，直捣伊犁。清军以阿睦尔撒纳和萨拉尔各率三千人为前锋，举旧部旗号
先行，主力随后。沿途，准噶尔军纷纷归降。五月初，两路大军会师于博罗
塔拉，然后向伊犁进发。达瓦齐闻讯后急忙调兵，但为时已晚，叛军土崩瓦
解，失去了抵抗力，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抵伊犁。达瓦齐率亲兵万人退往
伊犁西南之格登山。清军随后追击，阿睦尔撒纳率北路先锋军由伊犁河固扎
勒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今新疆帖木里克他乌）前进；萨拉尔率西路先锋军
由喀塔克渡口越扣们岭前进。五月初五日（６ 月 １４ 日），清军渡过伊犁河将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及格登山时，两路先锋部队决定各据地势，整军以待，诱缚达瓦齐。十四日
（６ 月　　　　　　　　　２３ 日）夜，侍卫阿玉锡等率侦骑前往探察达瓦齐踪迹，乘敌
军松懈不备，突袭达瓦齐大营，敌军不知虚实，大惊溃散，达瓦齐仅率二千
余人向南疆逃遁，余众皆降。雍正初年由青海叛投准噶尔的罗卜藏丹津也一
并擒获。清军占领格登山后，分道南进追击达瓦齐，班第又晓谕阿克苏、乌
什等地维吾尔族伯克，要求他们协助擒拿窜逃的达瓦齐。达瓦齐越奎鲁克岭
逃往天山以南后，其残部纷纷离散，待至乌什城时，身边仅剩二十余人。乌
什维吾尔族首领霍吉斯伯克设计将达瓦齐擒获，执献清军大营。至此，达瓦
齐分裂势力被彻底扫平。六月，清军留五百兵驻守伊犁，其余各部班师回内
地。
战后，乾隆帝赦免达瓦齐死罪，封其为亲王，配以宗室之女，赐第京师，
同时，将在伊犁的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木兄弟放回南疆。在厄鲁特蒙古地区
则实行“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①，
以削弱准部势力。这使一心想做厄鲁特四部总汗的阿睦尔撒纳极为不满。他
趁清军大部撤离之际，擅自调兵，任意杀掠，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
“以总汗自处”“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②。行文各部，并遣人四出招兵买马，
准备叛乱。七月，清廷命阿睦尔撒纳至热河避暑山庄入觐，欲以调虎离山之
计消患于未萌。阿睦尔撒纳看出清廷用意，在途中一再迁延。八月九日（９
月 １４ 日），行至乌隆古河（今新疆阿勒泰境内），“乃诡言暂归治装”③，
把副将军印交给同行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由额尔多斯河间道逃回塔
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煽动各部起兵，公开叛清。驻守伊犁的清军遭叛
军围攻后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班第兵败自杀。永常率西路清军，拥数千劲
旅于乌鲁木齐，闻变不敢赴援，自木垒南一直退到巴里坤，致使天山南北变
乱四起。
清朝立即派兵平叛，九月，授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
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夹攻阿睦尔撒纳。十一月，清军自巴
里坤出，新封授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纷纷率师相从。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正月，清军经吐鲁番，进抵特克勒河（今新疆特克斯河），距阿睦尔撒
纳驻地仅一日行程。阿睦尔撒纳见势不妙，派人向清军诡称他已为台吉诺尔
布擒获，即将来献。策楞信以为真，飞奏朝廷，令各路军停止进兵。二月，
清军始知受骗，继续进军，阿睦尔撒纳早已逃往哈萨克。清军进入伊犁后，
诸将互相推诿，顿师不进，尽失追剿良机。四月，乾隆帝将策楞拿解入京治
罪，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率兵出西路；以哈达哈为
定边左副将军，率兵出北路；又命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率军自巴里坤进驻
伊犁，作为机动部队，继续追捕阿睦尔撒纳。
五月，喀尔喀蒙古郡王青滚杂卜发动叛乱，致使清北路军台道路隔绝，
联络中断。清廷立即命成衮扎布率兵前往镇压。七月，达尔党阿军在哈萨克
境内之雅尔拉大败阿睦尔撒纳叛军，斩杀千余人。此后，天气渐寒，达尔党
阿受命配合成衮扎布前往征讨青滚杂卜。十二月，青滚杂卜叛乱平定。但准
噶尔台吉噶尔藏多尔济，辉特部台吉巴雅尔等相继反清，阿睦尔撒纳也从哈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③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萨克窜回，在博罗塔拉同叛军会盟，自立为总台吉，准噶尔全境又陷于混乱
之中。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三月，清军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乾隆帝以定
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率军从珠勒都斯北进；以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为伊犁将军、富德为参赞，率兵由额林哈毕尔噶西进。清
军迅速向前推进，顺利收复伊犁地区。六月，兆惠奉命率兵入左哈萨克境追
捕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以二十骑往投左哈萨克汗阿布赉。阿布赉派人散
其马匹牲畜，准备诱捕。阿睦尔撒纳发觉后，趁夜徒步逃入俄罗斯境内。
此后，清政府多次照会沙皇政府，要求俄国把阿睦尔撒纳引渡回来。沙
皇政府一再推诿，迟迟不肯交出阿睦尔撒纳。九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
沙俄见“奇货”已失，无利可图，于年底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到恰克图。
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后，清廷在此设伊犁将军，天山北路广大地区复归清政
府统治。

２．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

“回部”是清代对天山以南地区的称呼，那里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维
吾尔族人。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时期，大小和卓（即布那敦和霍集占兄
弟，“和卓”意为“圣人的子孙”）之父玛罕木特被掳往伊犁幽禁，玛罕木
特死后，大小和卓仍被拘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清政府平定准
噶尔达瓦齐分裂势力后，派兵送大和卓布那敦归叶尔羌，使其继续统治旧部，
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小和卓
因参与其乱潜逃叶尔羌，鼓动布那敦对抗清廷，杀害清政府派出的招抚使阿
敏图，传檄南疆，煽动叛乱，南疆之乱遂起。
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五月，清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统兵前
往南疆平乱。初七日（６ 月 １２ 日），清军围攻库车，先后击败大小和卓亲率
的援军，但库车城坚难下。六月十四日（７ 月 １８ 日）晚，大小和卓利用清军
麻痹大意开城出逃。八月，叛军头目阿布都克勒木也逃出库车。清军围城三
月，仅得一座空城，乾隆帝遂将雅尔哈善拿解京师，改由定边将军兆惠经理
回部事务。初九日（９ 月 １０ 日），兆惠率兵前往回部，阿克苏、和阗、乌什
等城相继归降。此时，大和卓已逃往喀什噶尔，小和卓已逃往叶尔羌。十月，
兆惠领军逼近叶尔羌城，因兵力单薄不足以围城，遂在城东黑水河有水草处
结营自固，称作“黑水营”。结果反被叛军围困达三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年）正月，副将军富德军、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军赴援黑水营，解其围，
清军撤回阿克苏休整。六月，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兆惠率领自乌什取喀什
噶尔，一路由富德率领自和阗取叶尔羌。这时，困守两城的大小和卓早已人
心丧尽，失去了攻击之力，仓皇弃城出逃。七月，清军在帕米尔高原的伊西
洱库河追及叛军，归降者达 １２０００ 余人，大小和卓仅带妻仆三四百人逃入巴
达克山，结果在阿尔浑楚岭遭巴达克山首领的擒杀，并献其尸于清军大营。
南疆平定。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清朝在喀什噶尔置参赞大臣，管辖天山南路，
直接受伊犁将军节制，又在南疆各地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进一步巩固、
加强了在天山南路的统治。
道光（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间，清朝又在南疆地区平定了大和卓后裔张格尔
的叛乱，但由于善后措施不当，给日后新疆地区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二）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的战争

乾隆年间，四川大、小金川土司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不已，清廷
在处置土司争斗问题上缺乏明智、妥善的措施，从而将自己拉入了一场费时
长、耗资巨的毫无意义的战争。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有 ２０ 多个少数民族在那里繁
衍生息，其中除了广大土司统治区域外，还有一些“生苗”地区，如黔东南、
湘西苗族、布衣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带，既无流官也无土司，清王朝没有实行
有效控制。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又对黔东
南、湘西六里苗地剿抚兼施，强行设官建置，引起土司叛乱及苗民反抗。清
廷只得接连不断地将军队开入这些地区，从而引发了长期争战，其中以清军
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战争最有影响。
大小金川位于大渡河上游，四川成都西部，以临河山有金矿而得名。大
金川在西，小金川在东，历代为藏族聚居区。其地“万山丛矗，中绕洶溪，
皮船笮桥，曲折一线”，形势险峻，交通梗阻，居民皆住石碉之中。明朝政
府曾在该地设置土司。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清政府以莎罗奔进藏平乱有功，
授为安抚司，是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仍居小金川。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年），
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布咀、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
为所败。乾隆帝遂调熟悉苗疆事务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统兵进剿。
张广泗集三万大军，一路由川西入攻河东，一路由川南入攻河西，莎罗奔依
险设卡，凭地势和石碉顽抗，清军多次失利。清廷又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
臣，前往督师，起用被革职的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但清军进军数月，依旧
损兵折将，未得寸土。乾隆一怒之下，杀了讷亲、张广泗，另派大学士傅恒
为经略，兼署川陕总督，增派军队，继续进剿。这回清军不断攻下各地碉卡，
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正月溃败乞降。
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乱，侵掠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清政府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与大金川土司邻近的“九土司”之兵进
行会剿。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小金川土司也公然叛变，与清政府所派援
军作战。阿尔泰率军进剿，按兵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半载不进，被乾隆
帝赐死。随后，大学士温福由云南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
度率兵进讨小金川，但温福重用张广泗旧策，采取以碉逼碉的办法，建碉数
以千计，兵力分散各碉。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夏，温福屯兵于大金川以
东的木果木，为土兵大败，温福阵亡。
木果木惨败，使乾隆帝大为震惊，遂决定调满洲精锐前往镇压，命阿桂
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领兵 ６ 万于是年十月从西、北、南三
路同时进兵。清军加强攻势后一改以往败势，在八个月内全占小金川。随后
即移师大金川，仍分三路进击，战斗极为艰苦，清军最后逼近了官寨勒乌围。
大金川土司索谙木鸩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向清军献尸求降，阿桂不允。乾
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年）八月，清军终于攻破勒乌围，索谙木逃往噶尔崖。翌年
年初，清军围噶尔崖，索谙木出降，被清廷处死。
为平定大小金川，清廷两度兴师，历时七年，调兵 １７ 万，耗资金银 ８０００
多万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平叛后，清政府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
设懋功厅于此，同时设镇安营，派兵驻防，巩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
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三）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役

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它征服了尼泊
尔各部落，迁都加德满都，建立了新王朝。此后，四出扩张。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 年）六月，廓尔喀派兵入藏，抢占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当
时清廷决定以武力驱逐入侵者，在清军威慑下，廓尔喀请求讲和，退出了西
藏。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六月，廓尔喀再次侵入后藏，先后抢占聂拉木、
日喀则、济咙等地，并将扎什伦布寺抢掠一空。乾隆帝闻讯后，决定进讨。
十一月，以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 ２０００ 余名从西宁
进发西藏。其后，清廷又陆续征兵 １５０００ 名开赴前线。
福康安（？—１７９６ 年），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年间著
名将领。大学士傅恒子，乾隆帝皇后富察氏侄。早年以勋戚授侍卫。参加过
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甘肃回民起义等军事行动。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 年）起，
先后统兵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并扑灭了湘黔苗民起
义。在历次军事行动中，他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屡建战功，深得乾隆帝眷
宠，历任云贵、四川、陕甘、闽浙、两广总督，兵、户、吏部尚书，武英殿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封嘉勇忠锐公，加太子太保衔。他统兵多年，在军
中奢侈无度，糜费极多，后染瘴病死于西南前线。
福康安奉旨入藏后，先以成德率部为偏师进发聂拉木。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 年）正月，成德收复聂拉木。三月，福康安督大军进剿，一路告捷，
先后克复擦木、济咙、热索桥，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地区。随后，福康
安率大军继进，深入廓尔喀境内。从五月到七月，清军浴血奋战，以伤亡惨
重的代价取得布鲁克玛、协布鲁、扎木、噶勒拉、特帕朗古桥、甲拉古拉、
集木集等处战斗的胜利，最后兵临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屡次遣使乞降。
当时时届深秋，清廷担心冬季来临后会对清军带来不利影响，乾隆帝遂
谕令福康安及早撤兵。福康安也考虑到孤军深入，地形不熟、水土不服、粮
饷难继、耗员日增等困难，遂于当年八月接受了廓尔喀国王的乞降要求，然
后班师回藏。
击退廓尔喀人后，清廷于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 年）颁行《钦定西藏章程》，
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全面加强了清王朝在西藏的统治。此后，西
藏政局日趋稳定，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川、楚、陕农民起义战争

乾隆（１７６３—１７９５ 年）、嘉庆（１７９６—１８２０ 年）年间，清朝社会矛盾、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其中以嘉庆年间川、楚、陕农民起
义战争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川楚陕边界高山丛林密布，广袤千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带，自古以来
就是流民的聚集地，也是封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乾隆后期，来自四
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的流民已达数百万之众。他们靠租种地主
土地和到附近工场做工维持生活，不仅身受地主、雇主的残酷剥削，并遭到
种种超经济压迫。由于“地方遥远，山民受其凌辱，无可告诉，无为申理”①，
往往逼得流民铤而走险，他们或贩私盐，或私铸私贩铜币为生，或数十、数
百人进行武装斗争。绝望中的流民们，便成了白莲教等秘密宗教传播的最好
对象。
乾隆后期，白莲教活动已渐渐从宗教活动转向组织群众斗争，而且更加
活跃。这时，活动在楚、豫、川、陕老林地区的白莲教组织主要有刘松、刘
子协的混元教，宋之清的西天大乘教，王应琥的收元教。他们有各自的弥勒
转世和牛八，表示坚决“反清复明”。白莲教在各地的迅速发展及其鲜明的
反清性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清政府开始对教徒进行搜捕。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 年），宋之清、王应琥、刘松相继被捕，白莲教支派各组织几乎全部
遭到破坏。在大肆搜捕白莲教的过程中，官吏胥役趁机敲诈勒索，“竟以查
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
给钱”①，造成大批人民贫困破产，流离失所，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
反抗斗争。

１．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及襄阳义军的失败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密商定于“辰年辰月辰日
辰时”（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１７９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同时举义。由于起义活
动为官府所侦知，荆江地区枝江、宜都两县的白莲教徒在张正谟、聂杰人率
领下提前两个月起义，湖北各地白莲教徒纷起响应，各路义军“所在充斥，
多且数万，少者数千人”②。在湖北西部五府一州燃起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冲天
火焰。
清廷立即调兵遣将，由都统明亮总统湖北诸军，陕甘总督宜绵剿办郧西
一带；湖广总督毕沅、荆州将军成德、头等侍卫舒亮等剿办当阳、远安、东
湖一带；湖北巡抚惠龄、总兵富志那剿办枝江、宜都一带；头等侍卫鄂辉剿
办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一带。又调直隶古北口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
率兵二千赶来镇压，同时赦免在湖北、河南的“窃马谪犯”，编为骑兵，协
同作战。湖北各地富户也纷纷组织团练乡勇对抗义军。
由于起义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军事上又消极防御、不主动出击，
结果被清军各个击破。嘉庆元年（１７６９ 年），枝江起义军首领聂杰人投降后

①
《洋县志》卷四，《风俗》。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七二，嘉庆五年八月二日乙丑。
②
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被杀，到十一月止，湖北起义军大部已为清军镇压，只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
动战术，得以坚持下来。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三月，襄阳地区白莲教首领王聪儿、姚之富等在
襄阳附近黄龙珰起义，拥有万人之众。四月，清军集中力量围攻这支义军，
王聪儿、姚之富等在襄阳地区转战五个月后，于八月来到钟祥，遭清军包围。
十月，义军突围北上。翌年二月到达河南唐县附近的滹沱镇，然后分兵三路，
在川、楚、陕边界展开大规模流动作战，义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
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①，所经之处，教徒纷纷影从，队伍日益
壮大，清军尾随于后，疲于奔命，无法扑灭义军。嘉庆二年（１７９７ 年）春，
义军活动于秦岭地区。五月，会师镇安，在表里铺、王家坪重创清军，然后
沿汉江上达紫阳，强渡汉水。随即分兵三路穿越大巴山区进入四川。
湖北白莲教起义后，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纷起响应。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
九月，达州率先爆发了由徐添德领导的起义，接着，王三槐、冷天禄等率众
在东乡（今宣汉）起义。十一月，徐添德率部经太平入陕西境，分兵攻打兴
安府（今陕西安康）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此后，陕西南部的白莲教徒
亦纷纷举义。十二月，罗其清、罗其书、苟文明、鲜大川起于巴州（今四川
巴中）之方山坪；冉文涛、冉天元等起于通江王家寨；龙绍周、徐万富、龚
建起于太平南津关。四川白莲教起事后，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宜绵率师入川，
总统四川军务。四川义军由于株守一隅，各自为战，重蹈湖北义军覆辙，被
清军各个击破。嘉庆二年（１８９７ 年）二月，清军和乡勇陆续攻破张家观、清
溪场、金峨寺、重石子、香炉坪等义军据点，义军重要领袖孙士凤牺牲，王
三槐与冷天禄、徐添德等逃至东乡中河，在此危急之时，恰好与从通江来的
数万湖北襄阳义军会师，遂使四川义军突出了重围。
东乡会师后，起义军重新按青、黄、兰、白分号，并设掌柜、元帅、先
锋、总兵等职，确立建制，但东乡会师并没有使川楚各股义军真正联合起来，
更未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王三槐拒绝与湖北义军联合对敌，自带部
队撤向西北方的通江、巴州地区。襄阳义军遂留李全、樊人杰等部在川，王
聪儿、姚之富率领主力重返湖北。此后，襄阳义军又开始了毫无明确目标的
流动作战。
九月，襄阳起义军攻打襄阳，因清军防守严密转向西北方向，经房山、
竹县入陕南，欲渡汉水不得，遂沿汉水西行。十月，在安康同由川北折返陕
西的李全部会师。襄阳义军第二次入陕后，清统治者重新调整军事，采取分
兵追击、各自为战的办法，对付义军的流动战术。十一月，襄阳义军在陕西
平利、镇坪、安康、洵阳、紫阳、石泉一带活动。十二月，经过艰苦奋战在
汉中以西会师。此后，王聪儿、姚之富率一部折入川北，以吸引清军主力德
楞泰部，使高均德部义军乘机抢渡汉水成功。德楞泰闻迅，被迫回师，尾蹑
高均德。嘉庆三年（１７９８ 年）三月，李全、王廷诏部义军北出宝鸡、岐山，
合攻郿县（今陕西眉县）、周至，直指西安。但在西安附近为清总兵王文雄
所败。王聪儿、姚之富与高均德会师后出入镇安、山阳、商州一带，在清军
追击下连连受挫，所部九千义军在湖北郧西、三岔河被清军和乡勇包围，进
退无路，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全军覆没。
王、姚部义军的覆灭使襄阳义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川楚陕农民战

①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四川，四川农民军代替襄阳农民军成为起义的中坚力
量。四川义军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添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
支由冉文涛、罗文清领导，另外，湖北义军余部在李全、高均德率领下也活
跃于四川。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掌握了实权，他铲除
了和珅势力，改变了和珅及其亲信调度军事的状况，任用勒保为经略大臣，
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事。军事上实施坚壁清野、剿抚兼施之法。不久，因
勒保督师毫无进展，代以额勒登保，又以德楞泰为参赞大臣。额勒登保继任
后加紧推行坚壁清野，断绝起义军军需及人员供应。并设法引义军出老林再
驱赶至川北，集中加以消灭。此后，义军处境日益困难。十月，陕西起义军
首领张汉潮战死，余部由陕入川。十一月，高均德兵败被俘。嘉庆五年（１８００
年）二月，冉天元率义军与德楞泰大战于江油马蹄冈，冉天元以伏兵包围清
军，鏖战三昼夜后清军大溃，德楞泰仅带十名亲兵困守山顶。不料，大地主
罗思举带乡勇赶到，冉天元因坐骑中箭被俘，起义军反胜为败。
马蹄冈之战使义军遭到重大损失，开辟川西战场的计划也因此落空，在
清军打击下，义军一再受挫，被迫进入川东北老林地区，起义趋向低潮。

２．川楚陕农民军后期斗争及失败

嘉庆五年（１８００ 年）下半年起，清军“坚壁清野”、“寨堡团练”的战
术取得了明显效果。川、楚、陕农民起义军遭清军多次打击，力量逐渐衰弱，
退守南山巴山老林之中，“楚剿急则遁川、陕，川剿急则遁陕、楚”①，处境
愈加困难。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高天升在陕南山阳受清军夹击阵亡；王廷
诏在川陕边境的鞍子沟被俘；高天德在四川大宁（今四川巫溪）二郎坝被俘；
徐添德在陕西西乡覆舟身亡。
是年下半年起，起义军局促于万山老林地区，人数减至 ２４０００ 余人，只
剩下龙绍周、苟文明、王国资、戴仕杰、曾芝秀、辛聪、冉学胜等部。七月，
清军从西南、东北向老林地区进攻，冉学胜在川北地区遭清军三路围攻被俘
牺牲，龙绍周在陕西平利盘龙山阵亡，其他各股被迫进入老林深处，总数已
不及一万。嘉庆七年（１８０２ 年）以后，义军首领相继牺牲，起义军只剩下一
些小股部队。到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年）七月，只有数百人了，清军统帅额勒登
保遂宣布“三省肃清，官兵凯旋”①，大量裁减乡勇。这些乡勇本为流民，解
散后无家可归，纷纷投入义军队伍，起义军声势再起。嘉庆九年（１８０４ 年），
额勒登保再次督师围剿义军。同年秋，最后两名起义军首领苟文润、苟朝九
牺牲，川、楚、陕农民战争遂告失败。
波及川、楚、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农民战争前后延续了九年，数十
万起义军遭到杀戮。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调动了十六省数十万军队，消耗
军费银二亿两（相当于清廷五年财政收入），由此造成了清廷府库空虚，财
政拮据的状况，川、楚、陕农民战争成为清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七，《武备志・兵事・教匪二》。
①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匪记》。
 四、晚清时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所谓晚清时期，在这里指的是从 １８４０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起直到清朝灭亡

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已腐朽不堪，随着殖民势力的入
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与
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晚清时期的军事斗争就是在
这样的社会矛盾中进行的，它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范畴。
单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些战争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华
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另一类是中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
战争。在民族战争中，除收复新疆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外，其他基本上都失败
了，中法战争甚至出现了“不败而败”的局面。这表明腐朽的清王朝根本担
当不起保卫祖国独立的重责，它只会使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
渊。在反封建战争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都先后失
败了，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义和团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
这表明旧式农民革命战争已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战争是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它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为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封
建车阀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深渊中愈陷愈深。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战
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晚清的战争虽然没有最终完成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但却充分暴露了封
建主义腐朽反动、帝国主义残暴虚弱的本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
敢于斗争的战斗精神。尤为重要的是，晚清战争促使了中国军事由旧传统向
近代化的转变，在晚清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中出现的新内容正是这种转变的
反映。
（一）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告别了“康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
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纷纷以武力为
后盾向海外殖民扩张，寻找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中国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
一块肥肉。英国资产阶级为牟取高额利润开始向中国非法偷运鸦片。嘉庆五
年（１８００ 年）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鸦片年输入
量猛增至四万余箱。鸦片大量输入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腐蚀了官
僚体系，而且造成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经济后果。有鉴
于此，道光帝决定严禁鸦片流入，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
东水师，驰往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广州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二万余箱鸦片。
虎门销烟后，英国政府决定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年）正月，英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
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以懿律为“东方远征军”最高司令。英军作战计划是：
封锁珠江口，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间运输，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钱塘江口、
长江口和黄河口，然后前往渤海湾与清政府谈判。如果清政府拒绝，或者谈
判破裂，英军就采取军事行动“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
 并由皇帝诏准协定的时候为止”①。

１．英军首次北犯

五月下旬，英军到达中国海面，侵华海军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首，
由 １６ 艘军舰、４ 艘武装轮船和 ２０ 余艘运输船组成；侵华陆军由布尔利上校
率领，共 ４０００ 人，兵源来自英国和印度。
对英军来犯，清政府虽持“战”的态度，但由于其骄妄无知，盲目轻敌，
没有具体、明确的军事措施，只有一套“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
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等对付“夷狄”的空洞对策。东南沿海各
省除林则徐在广东、邓廷桢在福建认真守战外，其余各省督抚昧于外情，困
于兵备废弛，在军事上没有做切实准备。
六月二日（６ 月 ３０ 日），英军 ４ 艘军舰、１ 艘武装轮船封锁珠江口，懿
律与义律率其余舰船北犯。两天后抵厦门，击毁厦门炮台，留军舰、运输船
各一封锁厦门港，大队继续沿海北上。六日（７ 月 ４ 日），英舰闯入定海水
域，定海知县姚怀祥拒绝了英军要其限日交出定海及所属炮台的无理要求，
自率兵千余守城，另由水师总兵张朝发率城外各营及水师在港口防堵。七日
（７ 月 ５ 日）下午，英舰发动炮击，清军由于船小炮少，交战不久，水师损
失严重，张朝发受伤后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随即登陆，于八日（７
月 ６ 日）凌晨攻破东门，守城兵勇溃散，姚怀祥投水自杀，定海失陷。三十
日（７ 月 ２８ 日），布尔利统领一部分英军守定海、封锁甬江口，懿律与义律
率 ８ 艘舰船北驶，七月十二日（８ 月 ９ 日）抵达大沽口。
此时，道光帝的战争决心发生动摇，谕令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八
月，琦善向英方保证，一定重治林则徐等人“办理不善”之罪，对英方所提
无理要求则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①。竭力劝说侵略军南返。由于
冬季将近，英军供给和兵力都有很多困难，加上军中疫病流行，战斗力大大
减弱，懿律遂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于二十日（９ 月 １５ 日）启碇南返。

２．虎门战役

英舰南撤，道光帝认为这是清廷外交的胜利，立即将林则徐、邓廷桢等
革职查办，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州与英方继续谈判。琦善
到达广州后撤除了珠江口附近防务，遣散水勇乡勇，自动破坏广州防备。在
谈判中英方坚持要清政府割让香港，偿还烟价等无理条件，道光帝闻听后十
分恼怒，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并调兵遣将准备再战。
十月，英军为压迫清政府就范先后强占了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
以及香港。十二月，义律讹称与琦善订立了《川鼻草约》，宣称清政府已将
香港割让予英国。
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后道光帝对英国的态度又从“和”转向“战”，他
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
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 １７０００ 人开往广东。不久，又将琦善革职

①
《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
 锁拿至京。至此，中英谈判破裂，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军调兵备战后决定先发制人进攻虎门。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
年）二月，英军攻占上横珰炮台、南山炮台，清守将关天培等阵亡。随后，
侵略军溯江而上，毁坏巩固炮台，连占乌涌、猎德炮台，据大黄滘、二沙尾
两要隘，逼近广州。

３．广州战役

三月，奕山及各省军队 １７０００ 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四月初一日（５ 月 ２１

日），清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英军发动夜袭。奕山令都司胡俸伸、
守备孙应照等率军 １７００ 名于傍晚时分潜出城外，伏于西炮台、东炮台、城西
北之泥城三处。三更时分，清军发起攻击，但英军早有觉察和准备，这次夜
袭战果不大，没有击沉一艘敌舰。翌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反攻，占领了泥城，
大批军需物资落入了英军之手。四月四日（５ 月 ２４ 日）下午，左右两翼英军
共 ２７５４ 人乘胜进攻广州城。右翼纵队由新到任的陆军司令卧乌古统带，担负
从陆路进攻广州城的任务；左翼纵队负责在商馆区及城南省河两岸活动，以
牵制清军，配合右翼主力部队。右翼纵队未遭任何抵抗就顺利占领了紧靠城
南的商馆区；左翼纵队则从城南省河迂回，溯珠江北支流绕到城西北登岸，
翌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直扑北门外各炮台。北门外炮台共有 ６ 座，由 ４０００
余名清军防守。五日（５ 月 ２５ 日）上午八时，英军炮兵炮击最西端的拱极、
保极炮台，接着步兵开始进攻，城北各炮台清军稍作抵抗后即奔逃入城，英
军占领城北高地，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奕山等清方高级将领乱成一团，
急忙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七日（５ 月 ２７ 日），
双方订立了《广州和约》，规定清军退驻离广州 ６０ 英里以外的地方，并交出
赎城费 ６００ 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清军节节败退的同时，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不断打击
侵略者，其中以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最为有名。四月九日（５ 月 ９
日），英军闯入三元里肆虐，当地人民奋起反击，打死敌人数名，英军仓皇
逃走。事后，在一些爱国士绅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三元里附近 １０３
乡村民联合起来约定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四月十日（５ 月 １０　日）凌晨，卧
乌古亲率 ６００ 多名英军向三元里进犯，被义勇诱至牛栏冈附近后遭到伏击，
处境十分狼狈。不久，大雨倾盆而下，英军火药尽湿，枪打不响，被迫后撤，
义军乘势追击，毙伤敌人 ４０ 多名。被围英军在两个水兵连增援之下才得以撤
回四方炮台。三元里一带人民迅速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十一日（５ 月 １１ 日），
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诱骗威胁
群众，解散了义军。十八日（５ 月 １８ 日），英军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４．闽浙战役

当英国政府获悉《川鼻草约》的内容后，责备义律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
“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①，遂将其召回，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主持和
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即准备战事。七月，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 306 页。
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 １０ 艘军舰，４ 艘轮船，２１ 艘运输船，２５００ 名陆军驶离
香港，开始第二次北犯。
十日（８ 月 ２６ 日），英舰闯入厦门海域。时，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正带
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指挥清军抗击来敌。英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
术，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对清军炮台逐一猛轰，清副将凌志、总
兵江继芸等力战身死，清军随即溃散，鼓浪屿、白石头、屿仔尾等炮台先后
陷落。英军登陆后，炮轰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陷落，
颜伯焘等退守同安。二十日（９ 月 ５ 日），英舰驶往舟山。
此时，清廷已改派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
理浙江军务。裕谦赴任后加强了定海防务，使守军总数增至 ５０００ 余人。定海
三总兵分段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
部防守土城。八月九日（９ 月 ２３ 日）英舰 ７ 艘、轮船 ４ 艘装载陆军 ２１００ 余
人到达定海附近洋面。十五日（９ 月 ２９ 日），英军在距城南道头港最近的大
小五奎山上构筑了炮兵阵地。十七日（１０ 月 １ 日），英舰在炮兵配合下闯入
定海城南海域，随后，英军左翼部队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
山和晓峰岭；右翼部队在道头以东至东岳附近登陆进攻土城。王锡朋、郑国
鸿、葛云飞进行了顽强抵抗，相继阵亡，清军不敌，伤亡甚众。英军乘势包
围定海城，以云梯入城，定海再次陷落。
英军攻占定海后，由于物资匮乏，急于谋窥镇海、宁波。镇海东濒甬江，
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险要。裕谦
在此也加强了防备，以浙江提督余步云率千余兵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千
余兵守金鸡山。八月二十六日（１０ 月 １０ 日）英军在军舰掩护下分三路进兵
镇海，中路军在金鸡山东北部登岸，左路军绕攻金鸡山侧后，清军腹背受敌，
英勇抗击，总兵谢朝恩阵亡，金鸡山为英军所占。右路军在招宝山西北面登
岸。余步云闻风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炮台后居高临下俯击县城，步兵
则实施攻城战。裕谦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镇海陷落。二十九日（１０ 月 １３
日），英军进犯宁波，余步云所率 ２０００ 清兵临阵脱逃，退往上虞。英军入宁
波城后掠获大批物资，又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一带，遭到当地反英武
装组织“黑水党”的袭击。
九月，清政府为挽回在浙江的败势，任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
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江苏、安徽、江西、湖
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调集军队，开赴浙江。奕经一路游山玩水，故意
迁延，丝毫不以战事为重，迟至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２ 年）正月才到达绍兴。
时，各省援兵已陆续到齐，共 １１０００ 余人，另有水勇、乡勇 ２ 万余人，奕经、
文蔚等商量攻战事宜，决定从水陆两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
在慈溪西南大隐山集结的 ２４００ 名清军负责反攻宁波，由总兵段永福指
挥。正月二十九日（３ 月 １０ 日）夜，都司李燕标率先锋部队 ４００ 余人在内应
配合下冲入宁波南门，途中遭英军阻击而溃退。段永福则率主力赶到西门，
爬城而入，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清军进攻受阻，被迫撤退。反攻宁波失败。
同一天夜，集结在慈溪西门外大宝山的 １９００ 余名清兵在副将朱贵指挥下反攻
镇海。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在内应配合下进攻西门，英军拼命抵抗，清
军三次冲锋未能得手。这时天色渐明，朱贵所率主力尚未赶到，刘天保担心
被围，即行撤退。反攻镇海失败。由水路反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推迟
至三月四日（４ 月 １４ 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
备，清军几乎全覆。反攻定海失败。
清军三城反攻战失败后，英军对驻扎在慈溪一带的清军主力也发起了反
扑，结果，清军大败，慈溪陷落，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

５．长江下游战役

广东、浙江两次反攻的失败，使道光帝在对英态度上由忽战忽和变为一
味乞和。他派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赴浙江前线
办理乞和事宜。但英国政府仍决定增派陆海军，希图通过决定性战役尽快结
束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因而璞鼎查对清廷的
议和活动未予理睬。当时，英军的战略部署是沿长江西进，控制大运河，夺
取南京，截断清廷的物资银财运输线，压迫清政府投降。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年）三月，援军到齐，英军共拥有军舰 ２５ 艘，轮
船 １４ 艘，步兵 １００００ 余人。四月四日（５ 月 １３ 日），英军向长江口进犯。
八日（５ 月 １７ 日），进攻钱塘江口的乍浦，清 ６０００ 守军英勇抵抗，乍浦当
天沦陷。英军在乍浦休整 １０ 天，将该城焚掠一空，然后进入长江攻打吴淞口。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江南提督陈
化成率 ２４００ 名清军驻守于此。当时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两
江总督牛鉴盲目轻敌，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因而该地区的防务是
空虚的。五月八日（６ 月 １６ 日），英军进犯吴淞口，以 ３ 艘重型军舰从正面
攻打西炮台，以 ４ 艘轻型军舰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
侧后，掩护登陆部队从吴淞镇附近登陆。战斗打响后，双方争战极为激烈，
年过七旬的陈化成在西炮台亲自操炮，与士卒一道战斗。不久，英军突破西
炮台登陆，由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腹背受敌，兀自
率百余名亲兵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为英军所占，
宝山陷落。十一日（６ 月 １９ 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清军先已
撤离，侵略军不费一枪一炮便侵占了上海，英军大肆抢掠后退出上海，集中
于吴淞口。二十八日（７ 月 ６ 日），璞鼎查等率 １１ 艘军舰、９ 艘武装轮船、
１００００ 余名陆军驶离吴淞口，溯江而上。
吴淞口失陷后，道光帝只是催促耆英等加紧议和，清政府仍将沿海地区
防务重点放在天津地区，对长江下游并不重视，防守长江要隘及江宁府（府
治在今南京）的兵力只有七八千人。
英军沿江西进后，福山、鹅鼻咀、圌山等江险处炮台守军稍事抵抗即弃
阵而走。六月十日（７ 月 １７ 日）英舰闯入镇江水域，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
断漕运。英军兵临城下后，清军在城西南高地上驻有四川提督齐慎、湖北提
督刘允孝所率赣鄂兵 ２０００ 余名。副都统海龄弃城西北金山、城东北北固山、
焦山、象山等制高点，将 ２０００ 名旗绿营兵收缩于城内。十四日（７ 月 ２１ 日），
担任主攻的英军右翼部队在金山附近顺利登陆后分一部进攻城郊西南的清
军，另一部沿城直攻西门，经过激战，齐慎、刘允孝不支，率部退往新丰（今
江苏丹阳）。担任牵制任务的英军左翼部队则在镇江东北北固山登陆，直逼
城下，上午十时许，英军破北门。中午，英右翼部队用火药炸开西门后蜂拥
而入。守城清军与侵略者展开了肉搏战、巷战，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自杀殉
国，镇江失守。此后，英军继续西进，七月四日（８ 月 ９ 日）抵达江宁江面，
两天后耆英自无锡赶至，开始与英方和谈。二十四日（８ 月 ２９ 日），清政府
与英方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 （即
《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廷向英国赔款 ２１００ 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关税需同英方商定等。后
来又规定英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签约后，英
军撤往舟山，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军事力量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军事力量的第一次较
量。在这场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用战争破坏、影响了中国封建
社会的传统军事制度。此后，中国的封建军事制度开始向近代军事制度转变，
鸦片战争也是清朝军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二）太平天国、捻军农民革命战争，
其他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清战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对华侵略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反
帝反封建的不屈斗争。咸丰（１８５１—１８６１ 年）、同治（１８６２—１８７４ 年）年间
发生的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农民革命战争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
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反抗斗争推向了高潮。

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１）金田起义及转战广西
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地掀起的反抗斗争以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声势
最盛，而清朝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广西则成了三省反抗力量的汇合点。到了咸
丰初年，“拜上帝会”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起义的洪流。
自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始，“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
等利用基督教一些教义和仪式宣传天主救世及平均平等思想，在两广地区发
展会众。五六年后，“拜上帝会”在广西紫荆山区汉、壮、瑶等族农民及矿
工、手工业者中发展最速，并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
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 年），洪秀全下令各地
会众到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团营”（集中结营组军），至年底，“团
营”之众已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逐渐引
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屡为“拜上帝会”击退。十
二月初十日（１８５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拜上帝会”会众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
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拉开了序幕。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迅速夺占了大湟江口（今江口镇），不久，罗大纲、
苏三娘等率 ２０００ 余天地会部众来投，声势更壮。清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
提督向荣率 １ 万余人赴桂平围剿，结果在大湟江口为太平军击败。由于清军
陆续进围，太平军转进武宣东乡扎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１８５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
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
主军务。
四月十二日（５ 月 １２ 日），李星沅病死武宣，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
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并调蒙古都统巴清德
等协同指挥军队，围攻太平军。太平军遂突围北上入象州境，八月，在平南
官村大败清军向荣部，九月二十五日（１１ 月 １７ 日）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
西蒙山县）城。在永安停留的半年中，洪秀全颁行天历，制订制度，封杨秀
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
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此时
进围永安的清军总数已达 ４ 万，太平军被迫再次突围，继续北上，兵临桂林
城下，围城月余未能得手，于是撤围向北挺进。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四月，
太平军占全州，攻城时冯云山受伤。十八日（６ 月 ５ 日），分水陆两路沿湘
江北进。二十三日（６ 月 １０ 日），在全州以北十里之蓑衣渡遭湖南永州（今
零陵）知州江忠源部伏击，激战两昼夜，辎重尽失，伤亡较大，冯云山因伤
势恶化于此役中去世。
 （２）东取金陵
撤离全州后，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于四月二十五日（６ 月 １２ 日）攻克
道州。在道州休整的一个多月中天国领导者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广，东
取金陵（今江苏南京）。遂弃道州，向东北方向前进。七月，占郴州（今郴
县）。随后洪秀全、杨秀清命西王萧朝贵率军 ２０００ 直逼防备空虚的长沙城。
七且二十九日（９ 月 １２ 日）萧朝贵在攻城中不幸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
闻讯后率全军赶赴长沙增援，挖地道攻城，日久未下。此时，外围清军已达
五六万人，形势日趋不利。十月十九日（１１ 月 ３０ 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
克益阳，轻取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并组建水营，军队发展到 １０ 余万
人，其后从岳州水陆并进直取湖北省城。十一月，占汉阳、汉口。十二月四
日（１８５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进占全城，清湖北巡抚常
大淳败死。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清军以撒大网的方式进行四面防堵，但其重点放在
河南、直隶，显然，清廷对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楚。
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１８５３ 年 ２ 月 ９ 日），洪秀全、杨秀清等率 １０ 余
万之众，万余艘船只从武汉出发，水陆并进，浩浩荡荡顺江东下。沿途克九
江、安庆、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今当涂）、和州（今和县）
等地。三十日（３ 月 ９ 日），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率陆师进占雨花台，
直薄南京城，进攻城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同时，太平军水师分泊大胜关
至草鞋峡一带江面，占领浦口，包围金陵，进攻城北的仪凤门。二月十日（３
月 １９ 日），太平军用“穴地攻城”法，轰塌仪凤门城墙，数百名天国将士冲
入北城，在小营一带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此时，南城清军闻北城已破，纷
纷溃逃，林凤祥、赖汉英率数千太平军乘势攻破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
翌日黎明，太平军主力入城，杀清江宁将军祥厚，南京全克。二十日（３ 月
２９ 日），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与清
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加强了城防部署，又攻占镇江、扬州，使之与天京
成犄角之势。几乎同时，清军向荣部 １７０００ 余人已移营至天京城东孝陵卫，
建立了“江南大营”，清军琦善部 １７０００ 余人随之在扬州地区建立了“江北
大营”，迫使太平军中止夺取苏杭财富之地的战略计划。当时，摆在太平天
国面前的有三大军事任务：解除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的威胁；出兵西
征夺取饷源，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北捣北京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领导
者们最后决定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西征，三大军事任务概不偏废，从
而陷入三面作战的境地，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
兵与强敌作战，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３）偏师北伐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四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 ２ 万余人从浦口出师北
伐，以“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靡时日”①为目的。北伐军经皖
北上，一个月中连破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亳州（今
亳县）等地。五月，入河南，破归德城（今商丘），北上刘家口，拟渡黄河，
取道山东。因山东曹县地方官姚景荣早已将船只收归北岸，尽行烧毁，使北
伐军北渡之计被迫中断。继又沿河西进，经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

①
《清史稿・洪秀全传》。
十二日（６ 月 １８ 日）进逼开封，围城不下，乃绕道经中牟、郑州、荥阳，在
汜水、巩县之间夺得一批民船，渡过了黄河。
北渡黄河后，北伐军占领温县，随即于六月二日（７ 月 ７ 日）进围怀庆
府（今沁阳）。清政府赶忙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军队
２ 万人防堵。北伐军围城近两月，未能克城，被迫撤围，绕道济源进入山西，
连下垣曲、绛县、曲沃，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军再次厚集兵
力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晋南地区，北伐军遂转而向东，复入河南。八月，击
溃纳尔经额军万余人，克临铭关，兵入直隶。九月，占深州（今深县）。
清廷大惊，咸丰帝马上将纳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惠亲王绵
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进剿。
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继续东进，连破献县、沧州、青县、静海，
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时天津防备空虚，城内团练决运河堤岸，引水
环城。不久，胜保、僧格林沁先后率部赶至，北伐军进攻受阻，退守静海、
独流，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向天京求援。北伐军将士忍受
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围攻。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二月，
杨秀清派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
领北伐援军 ７５００ 人从安庆赴敌。三月，援军在山东临清遭清军阻击失利，随
即南撤，途中伤亡极大，余部纷纷溃散。北援军事行动失败。
四月，北伐军因粮尽弹缺，后援无望突围南走，退至东光县连镇，遭清
军僧格林沁部包围。为吸引清军，李开芳率 ６００ 骑于五月二日（５ 月 ２８ 日）
突围南下，袭占山东高唐州，清胜保军尾随而至，北伐军被分割在两地，处
境更为困难。留守连镇的六七千北伐军坚持至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二月，终
因粮尽失守，太平军大部阵亡，林凤祥受伤被俘，在北京就义。连镇陷落后，
李开芳率部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屡次突围
都未能成功。五月，李开芳被俘，被押至北京就义。至此，北伐军经过两年
多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４）曲折的西征
东征苏浙财富区的战略计划阻于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决定西征，以夺
取皖赣，进图湘鄂，获得饷械之源，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屏蔽天京。咸
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四月，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战船千余
艘、步军二三万自天京溯江西征，一路攻占安徽和州、太平、池州、安庆。
围攻南昌时，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指挥清军在城内负隅顽抗，
太平军围城二月不下，遂撤围转而克九江。八月，天京派石达开至安庆主持
西征事宜。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经略皖北，
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十二月，破皖省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清
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另一支由韦俊、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破
田家镇（今广济西北）、克蕲州、黄州（今黄冈），九月，再克汉口、汉阳，
不久，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正月，曾天养率部来援，
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十九日（２ 月 １６），西征军
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同时，西征军又兵分两路，北路军万余人由曾
天养率领转战鄂北，南路军 ２ 万余人由石祥祯、林绍璋指挥进军湖南。三月，
杨秀清以扬州危急，调石达开回天京，由秦日纲主持西征事务。
挺进湖南的西征军遭遇了曾国藩湘军的抵抗。开始，太平军连连告捷，
占领岳州、湘阴、靖港、湘潭等地，准备围攻长沙。四月，大败曾国藩水师
于靖港，但林绍璋部在湘潭为湘军大败，损失惨重，西征军被迫放弃钳制长
沙消灭湘军的计划。七月，湘军进入岳州，太平军退守城陵矶，十六日（８
月 ９ 日），在城陵矶重创湘军水师。闰七月初，太平军撤往武汉。八月，湘
军攻陷武昌、汉阳，并焚毁了汉水上大批太平军船只。随后，湘军由武昌东
下，进攻田家镇，重创太平军水师。太平军被迫退驻宿松、太湖。十一月，
湘军进逼九江，曾国藩亲抵城外指挥攻城。太平天国再以石达开为西征军统
帅，自安庆率援军到达湖口布置军事，由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
达开、罗大纲驻梅家洲。是月中旬，湘军水陆师完成了对九江、湖口的包围，
湘军水师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以舢板等轻舟驶入湖内，欲图消灭太平军
水营，切断太平军九江、湖口之外援。结果，太平军将计就计，在湖口连结
垒卡，断其出路，使敌军笨重船只留于长江，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太平
军趁机反攻，在湖口、九江两次痛歼湘军水师，夺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狼
狈逃往南昌。此后太平军西征不利的形势开始扭转。
湖口大捷后，石达开派秦日纲、陈玉成率部西进武汉，吸引湘军从九江
回援。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二月，太平军三克武汉，随即挥师鄂北。曾国藩
被迫命罗泽南部 ６０００ 余人从江西进援湖北。石达开见湘军主力未被调动，遂
亲率西征主力入江西，逼南昌。十一月，曾国藩急调围困九江之师回援南昌，
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终于解围。至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二月，江西十
三府中的七府一州五十余县都为太平军所克，曾国藩困守的南昌城指日可
下。三月，洪秀全、杨秀清命石达开率部回援天京，江西军务改由卫天侯黄
玉昆主持。此后，太平军西征军事行动基本停止。
（５）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太平军分师北伐西征后，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经常受到清军江北、
江南大营的威胁。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后，天京当局从上游抽调大军东援。咸
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正月，燕王秦日纲奉命自上游赴援陷于清军重围的镇江，
太平军年轻小将陈玉成驾一小舟，穿过清军封锁线，入城与守将吴如孝取得
联系。二月，吴如孝、秦日纲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太平军乘胜渡江，破江
北大营统帅托明阿军，克扬州、浦口，江北大营溃散。然后，太平军回师镇
江，进攻江南大营。五月，秦日纲部、石达开部及天京城内太平军向江南大
营发起总攻，清军大败，向荣率残部逃至丹阳毙命。摧毁江南大营后，杨秀
清命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６）破江北、江南大营及三河镇大捷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天京事变”发生，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
十月底，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天王对他心有疑忌，多方牵制。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五月，石达开率部愤而出走，从天京上游带走数万人开
始独立行动。石达开出走进一步削弱了天国军事实力。此后，石达开先在江
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遭不利。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年）后又转战湖广、
西南一带。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孤军作战，战斗力日益削弱。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石达开自投敌营，于成都就义。
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东线，清军重陷镇江、瓜
洲，江北、江南大营复建，再次威胁天京。西线，韦俊在湘军猛攻下放弃武
汉，湖北尽失。湘军又攻占湖口、九江，林启荣部全部牺牲，江西动摇。同
 时，天国内部一时“朝中无将，国中无人”①。军心涣散，人各一心，洪秀全
只得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恢复了五军主将制。此
时，西线湘军已危及安庆，天京之围也日趋严重。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六月，
李秀成、陈玉成等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采取联合作战方针，会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部东征，七月，克庐州，
留吴如孝就地活动，自率主力进军乌衣镇，与李秀成部会师，大败江北大营
德兴阿部，随后进军浦口、江浦，再次摧毁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
联系。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命李
续宾部进援安徽，先后攻占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九月底，李续宾
率 ６０００ 精兵进抵庐州咽喉三河镇外围。十月二日（１１ 月 ７ 日），陈玉成率
部自六合赶至，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九日（１１ 月 １４ 日），李秀成
率部自扬州赶来，驻于白石山。这样，三河附近太平军人数已达十余万。十
日（１１ 月 １５ 日）深夜，李续宾派兵偷袭金牛镇，被陈玉成诱入包围圈。当
时正值大雾迷漫，湘军莫辨敌我，乱成一团，全部遭歼。随后，陈玉成与李
秀成率部进击湘军大营，全歼敌军，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复占安徽大部，
减轻了安庆之围的压力，天京上游局势得到暂时控制。
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年）三月，鉴于天京仍受江南大营威胁，太平天国领导
者决定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掩护江南之战；由李秀成、李世贤等部攻打
湖州、杭州，迫使江南大营驰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翌年二月，
李秀成奇袭杭州成功，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先后派出一万余人奔援杭州，李秀
成立即星夜回师天京。闰三月十二日（５ 月 ２ 日），李秀成部、陈玉成部、
李世贤部、杨辅清部、刘官芳部五路太平军齐集天京外围，对江南大营发起
总攻，经过激战，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樑等率残部逃往镇江、丹
阳。接着，太平军东征苏常，四五月间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
太仓、嘉定、常熟、青浦、松江等地，占领了长江三角洲大部地区。此后，
太平军逼近上海，在松江、青浦等地击退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组建的军队—
—洋枪队的进攻。七月，李秀成率部攻上海，遭英法联军炮击被迫撤退。
（７）安庆会战及经营江浙
江南大营覆灭后，清朝绿营部队几乎全部崩溃，只好依赖湘军来支撑危
局，曾国藩受命出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他在战略上坚持先攻安庆，
后图下游的计划，加紧围攻安庆。
八月，陈玉成到苏州与李秀成会商，决定依原定计划分南北两路西进武
汉，实施“攻鄂救皖”战略，解除安庆之围。十六日（９ 月 ３０ 日）陈玉成率
军自天京北渡，九月，进驻桐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春，占霍山，克英
山。二月，占领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十二日（３ 月 ２２ 日）陈玉成在
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
“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轻信上当，留赖文光部驻守黄州，他
本人率军转向鄂北。三月中旬，陈玉成见南路大军迟迟不来，遂率部东下，
直接驰援安庆。南路李秀成只一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咸丰
十年（１８６０ 年）九月，李秀成部自天京出发，经皖南，遭湘军阻截失利，遂
改道浙江转入江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底入鄂，连克通城、通山、兴国

①
《李秀成自述》。
（今阳新县）、大冶，前锋攻占武昌县（今鄂城）。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
面见李秀成，进行阻挠和恐吓。此时，李秀成得悉陈玉成早已回师安庆，遂
撤出湖北，折入江西。太平军“攻鄂救皖”计划告败。
四月，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湘军围攻安庆，
湘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此役。此时，陈玉成军已在集贤关附近逼攻围城湘军，
干王洪仁玕等也自天京率援军会合吴如孝部，进驻桐城新安渡至练潭一带，
双方开始了对安庆的争夺战。经过一个多月激战，太平军未能得手，陈玉成
布在集贤关的营垒又被攻破。八月一日（９ 月 ５ 日），湘军轰塌北城城墙攻
入城内，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往庐州。此后，陈玉成为扩马招兵又派陈得才、
赖文光等率军 ３ 万与捻军配合远征河南、陕西。清军多隆阿、袁甲三部趁机
扑向庐州。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四月，陈玉成放弃孤立无援的庐州，北走寿
州，被当地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胜保军营，后在河南延津遇害。
安庆失守后，天京上游屏障尽失，皖北根据地不复存在，天京局势日益
危殆。而李秀成无意挽救西线，反率军由江西入浙，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
底全占浙境。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随后，
李秀成又率部进攻上海，遭英法联军、华尔常胜军及李鸿章淮军反攻，多次
失利。
（８）天京保卫战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正月，清廷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
浙四省军务。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四月，
湘军曾国荃部、曾贞干部及彭玉麟部水师共五万人先后抵达天京城下。曾国
藩另派左宗棠率楚军入浙，李鸿章率淮军入上海，进攻苏浙太平军。
湘军进抵天京城下后，洪秀全严令李秀成自上海前线回援。八月，李秀
成督率太平军“十三王”共 １０ 余万人回救天京，猛攻围城湘军。湘军“缩营
自保”，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未能击破湘军营垒。十月五日（１１
月 ２６ 日），李秀成撤军入天京，“十三王”救天京失败。其后，洪秀全又命
李秀成率部北征湖北，冀图诱使围城湘军回援江北。曾国藩一面指示曾国荃
坚守大营，一面纷调援军入皖，阻挡李秀成部西进。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四
月，李秀成连攻庐州、舒城、六安不下，旋即东返。这时，太平军常熟守将
骆国忠已举城降清，淮军、“常胜军”从上海西进，攻陷了太仓、昆山，准
备围攻苏州，苏浙动摇。在天京方向，曾国荃所统围城之师已增至 ３ 万余人，
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五月，李秀成部在江浦渡江返京时遭湘军截击，
损失 ２ 万余人。
当湘军在天京城外加紧攻城时，英法侵略军、“常胜军”和淮军先后于
是年下半年攻占了江阴、无锡、苏州。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四月，常州、金
坛、丹阳又先后陷落，太平天国苏南各城尽失。在浙江战场，英法侵略军早
在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四月就攻占了宁波，浙江太平军进行了英勇抗击，相
继在慈溪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
继任者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挽回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在
外国侵略军和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浙江各地相继陷落。同治三年二月，
嘉兴、杭州又失，太平军余部转移至湖州。至此，天京东南屏障尽失，已成
孤城。城外防御工事也被湘军破坏殆尽。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另谋发
展，遭到天王拒绝。
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１８６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巅的天保
 城。廿四日，湘军进至太平门、神策门外。四月廿七日（６ 月 １ 日），洪秀
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太平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卫城战。六
月十六日（７ 月 １９ 日），太平门城墙被轰倒，清军蜂拥而入，天京陷落。李
秀成突围至天京东南方山附近被俘，送往湘军大营，写完供词后遭处决。十
月，幼天王、洪仁玕在江西被俘遇害。
天京失陷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失败。此后，长江以南的太平
军余部转战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一直坚持到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
才被镇压下去。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后来与捻军合编，继续抗清。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历时十四载，纵横十八省，沉
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势力，把中国农民革命战争推向了高峰，
对晚清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捻军农民革命战争

嘉庆（１７９６—１８２０）年间，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活跃
着一个民间秘密组织，称为“捻党”。当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这些地区后，各
地捻党纷纷起义，被称为“捻军”。咸丰五年（１８５５），捻军首领在亳州雉
河集会盟，推张洛行为盟主。其后，捻军转战淮北，牵制了大量清军。“天
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捻军在淮北亦连连受挫，两大支起义军遂走
上了联合的道路。
（１）挫败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围剿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二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解桐城之围后，与
捻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不听调”为条件接
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封号，张洛行被封为沃王。随后，双方在淮河南北多次
联合作战。庐州失守后，清廷派僧格林沁在皖北剿捻。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
正月，捻军主要根据地雉河集被僧军攻破，不久，张乐行被俘牺牲。捻军张
宗禹、任化邦等部突围以后，转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
三月，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统率的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南部与捻军张宗
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合众至数十万，驰救天京，沿途遭清军阻截，
处境不利。天京陷落后，士气大挫，十月，兵败霍山黑石渡，扶王陈得才自
杀。当此危难之际，太平军及捻军余部在鄂、豫边境进行改编，沿用太平天
国的年号和封号，以遵王赖文光为最高统帅，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
整编后，赖文光根据捻军多骑兵及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决定易步为骑，扩
大骑兵；在战略战术上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为主，发展快速流动、声东击西、
盘旋打圈、设伏圈歼等灵活战术，战斗力大大提高。先后在河南邓州（今邓
县）、鲁山等地大败僧格林沁军。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正月后，捻军引诱僧军奔驰、盘旋在几千里的大平
原上，由豫入鲁、由鲁转苏、由苏入鲁，僧军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
者数百，军中多怨言”①，四月，僧军追至曹州府（今菏泽县）西北之高楼寨，
遭捻军主力伏击，大败。僧格林沁星夜突围至曹州府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
被捻军包围，身受八伤而毙命。此役，捻军全歼僧军，清军骑兵精锐损失殆
尽。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 4 册，第 85 页。
 僧格林沁军覆后，清廷在京畿附近加强了防务，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钦
差大臣关防节制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督师北剿
捻军。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五月，曾国藩自南京沿运河北上，他针对捻军易
于流动的特点，采取以静制动、画河圈围等战略，自己坐镇徐州，负责捻军
经常出没的皖豫鲁苏四省十三府州攻剿事宜，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
宁、徐州为大本营，其他地区由各省巡抚专责。但捻军依然驰骋于四省之间。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夏，曾国藩集 １０ 万之众在黄河南、沙河贾鲁河东、运
河西、淮水北之间沿岸设防，并以游击之师追踪捻军。八月，赖文光部与张
宗禹部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后一举突破了清军沙河、贾鲁河防线，重
入河南。曾国藩剿捻之策破产。
（２）东捻军的失败
十一月，清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曾国
藩回任两江总督。此时，捻军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也没有支援，
处境日益艰难，遂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
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
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陕甘，联络西北回民起义军，是为西捻军。捻军一分
为二，不仅分散了兵力，也使清军获得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许州分军后，东捻军欲图入运河东部富裕地区，因数次抢渡运河不成又
折入湖北，李鸿章遂集军于河南、湖北，实行多面围困，“扼地兜剿”策略。
东捻军英勇作战，连克云梦、应城，在罗家渠、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生擒
淮军悍将郭松林、击毙淮军总兵张树珊。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正月，捻军在
尹漋河（今永隆河）遭鲍超部湘军攻击，损失惨重。此后，东捻军屡渡汉水
不成，被迫放弃入川进陕与西捻军会合的计划，转而进军山东就粮。五月，
东捻军顺利突破清军运河防线进入胶东半岛，兵锋指向烟台。
李鸿章立即移营山东，再次实施“扼地兜剿”方针。以胶莱河为第一道
防线，布以重兵；以运河为第二道防线，调各省清军分段防守；同时，以黄
河为北部防线，以江苏北部六塘河为南部防线，进行布防；另派游击之师追
剿捻军。
捻军得知清军在胶莱河修筑工事时，急忙回军西向，七月，在清军防守
薄弱的海神庙等处突破胶莱河防线。李鸿章被迫将防守胶莱河各部清军调至
运河防线。此后，东捻军局限于运河、胶莱河之间，无从发挥运动战优势，
粮食也日益缺乏，多次突围均遭失败。十月，东捻军在潍县、赣榆被淮军刘
铭传部所败，任化邦也为叛徒杀害。十一月，又在寿光遭刘铭传、郭松林、
潘鼎新等部淮军围击，伤亡近 ２ 万人，被俘近万人，主力损失殆尽。最后，
赖文光率余部千余人突破六塘河防线南下，十二月，在扬州东北瓦窑铺受淮
军吴毓兰部阻截，赖文光被俘，五天后在扬州就义，东捻军失败。
（３）西捻军的覆没
西捻军 ６ 万余人自许州分兵后进入陕西。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十二月，
在西安近郊浐桥十里坡运用流动战术伏击清军成功，击毙清总兵萧德扬、提
督杨得胜等，歼敌 ３０００ 余人。清廷忙以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
进剿西捻军。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五月，左宗棠率楚军 ２ 万人由鄂入陕，他
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①。左宗棠抵达潼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 6 册，第 108 页。
关后即以主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军。此后，西捻军虽与西北回
军联合对清军作战，但在刘松山部湘军、郭宝昌部皖军打击下屡屡失利。九
月，左宗棠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渭河北岸泾水、洛水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入
陕，使左宗棠的计划化为泡影。十一月，张宗禹为救援东捻军抢渡黄河，挺
进山西，翌年正月入直隶境，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进入直隶南部既调动了大量清军赴援京畿，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
孤军作战的困境。二月上旬，清廷以恭亲王奕䜣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
为参赞大臣，督率集结在直隶中南部的 １８ 余万清军。是月下旬，西捻军在饶
阳一战中伤亡惨重，张禹爵殉难。张宗禹即率众南下河南，在滑县败淮军杨
鼎勋部后转入山东。四月初，西捻军经德州、沧州抵达天津附近的杨柳青等
地，受阻于崇厚所部由英国教官训练的洋枪队，被迫退回山东，结果被清军
围困在捷地减河、运河、黄河及渤海之间。捻军几次突围均遭失败，最后被
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六月底，西捻军自茌平西南广
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遭清军合击，捻军数千将士全部牺牲，张宗禹不知所
终。
西捻军的覆没标志着捻军农民战争最后失败。这场历时 １６ 年，战场遍及
皖、豫、鲁、苏、直、陕、鄂、晋的农民战争牵制了大量清军，有力地支援
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捻军又成为反抗封建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主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３．天地会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也纷纷发动
武装反清斗争。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福建小刀会、红线会起义；湖南天地会起
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广东、广西天地会起义等。
在天地会起义中，军事上较有特色的是上海小刀会和广东天地会起义。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１８５３ 年 ９ 月 ７ 日），上海小刀会在首领刘丽川等领导下，
里应外合占领上海县城，建立“大明国”，并推举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
教招讨大元帅”。在 １２ 天内，攻占了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川沙、青浦
等 ６ 座县城。下旬，宣布是“太平王的部属”，改用太平天国年号，刘丽川
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清廷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先后调集了 ５０００ 多人进行围攻。清军的作
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周围各县，然后合力进攻上海县城。起义军退守上海
孤城，清廷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调兵遣将，从南、北两面夹击
上海城。至九月（１０ 月）中旬，围城清军增至 ８０００ 余人，加上乡勇，共约 ２
万人，并配以水师战舰数十艘。刘丽川认定太平军会进行增援，因而面对强
大敌人采取长期坚守孤城的方针。而实际上此时太平军却无力东顾，小刀会
没有及时调整作战方针，弃城突围，主动向天京（今南京）靠拢，终因弹尽
粮绝而失败。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五月中旬，广东天地会在东莞起义，占领县城，队
伍迅速发展到了万余人。随即又在佛山、佛岭、广州北郊、珠江南岸等地发
动起义，数月之内，攻克 ４０ 余座府、州、县城。六月，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
佛岭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围攻广州，各路义军计有 １０ 余万人，号称二三十万。
六月二十六日（７ 月 ２０ 日），起义军在佛岭伏击清军获胜后，即分三路进攻
 广州东、西、北各门，被击退。七月和闰七月，义军连续进攻广州受挫，由
于不讲战术，一味硬攻，伤亡很大。清廷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集中兵力，“专
注一处，先行扫荡”①，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首先击败了东路义军，
再攻北路，“先分其势，复截其援”，北路义军据点逐一陷落。以后，清军
又以水陆夹击战术击败西路义军。
咸丰四年十一月上旬至下旬，清军攻占佛山义军外围据点，并进攻佛山
镇。陈开率部突围，与李文茂等一起西上肇庆，向广西转移。五年四月（１８５５
年 ５ 月），陈开、李文茂率战船千余艘溯江西上，直薄广西浔州府城（今广
西桂平），在围攻了 ３ 个多月后，于八月十七日（９ 月 ２７ 日），攻克浔州城，
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以浔州城为“秀京”。经过一年多作战，
起义军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北取柳州，东克梧州，兵不血
刃，夺取南宁城，从而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也发展到数十万人。
为挽回局势，清军调整了部署。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广西巡抚劳崇光之请，
派蒋益澧率 ３６００ 余人进入广西作战，攻陷桂林城。陈开、李文茂曾想从东、
西两路会攻桂林，未能奏效。不久，梧州、柳州相继失守。咸丰八年十月，
陈开又一举袭占柳州，但未即时挥师东向，以夹击回援的湘军，而是南下浔
州，东取梧州，结果顿兵于坚城之下，不得不回师，这说明义军没有正确地
选择作战方向。咸丰十年正月初九（１８６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湘军攻破柳州城，
义军 ２０００ 余人牺牲。
咸丰十一年正月，清两广总督劳崇光、记名按察使蒋益澧、广东陆路提
督昆寿等在广州制定了进攻浔州的部署：以总兵李扬升率水师溯浔江而上；
蒋益澧率湘军 ７０００ 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侯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由柳州出象
州、武宣，南取浔州。同时，另派人督率团练堵扼义军南下和西进的道路。
七月十四日（８ 月 １９ 日），两军水师在平南城东丹竹激战，结果义军战船数
十艘被毁，有的被俘，伤亡近万，尽丧水陆精锐。两天后，陈开撤离浔州城，
七月二十八日（９ 月 ２ 日），陈开被俘，不久牺牲。两广天地会起义基本失
败。
如从军事上分析义军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军队没有统一
指挥，组织分散，缺乏训练；第二，只讲进攻，却没有组织有效的防御；第
三，缺乏巩固的根据地。
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影响下，西南和西北地区还爆发了苗、彝、
回、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咸丰四年二月（１８５４ 年 ３ 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首先在贵州独山起义反
清，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序幕。五年三月十五日（１８５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苗民张秀眉、包大度等在台拱（今台江）举义，至咸丰八年底控制了
黔东南大片地区。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调集了川、滇、湘三省军队，
大举向贵州苗民义军进攻。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初，清将席宝田率湘军 ２ 万
余人，分两路合攻台拱，苗民义军退集黄飘（今黄平东南）。此处地势险峻，
包大度率万余人埋伏以待。三月二十二日（５ 月 ３ 日），湘军进入伏击圈，
义军四起，前后夹击，歼敌万余人。九年秋，席宝田又指挥湘军向台拱大举
进攻，先取周围堡寨，再分兵合击，昼夜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１１ 月
１７ 日）占领台拱，张秀眉主动撤出。清贵州提督周达武也指挥黔军攻占都匀、

①
叶名琛：《剿办近省东北两路匪徒获胜并扑灭东路匪巢等由》（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九日）。
 麻哈、清平、黄平等城。张秀眉等退至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十年秋，清
军继续进攻，苗军齐集乌鸦坡与之激战。十一年春，清军分数路进逼，攻破
苗军各寨，张秀眉被俘。坚持了 １８ 年之久的贵州苗民起义失败。
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三年（１８５６—１８７４ 年），云南回民也发动了反清武装
起义，经清政府分化、收买，大多失败，只有杜文秀领导的滇西义军占领大
理，建立政权。同治元年（１８６７）七月，杜文秀集中 １０ 万人马，分兵四路，
东征昆明。至七年二月，占领了楚雄等 ２０ 余座城市，并包围昆明城。清云南
布政使岑毓英率 ３ 万人自曲靖回援，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也率部由黔入滇。
岑毓英派兵攻占义军粮秣重地富民，并攻占昆明周围各城，向大理进军。回
民起义军据险固守，节节抗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五月，清军进围大理，杜
文秀死难，大理失守。两年后，义军最后一个据点被清军攻陷，起义失败。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在陕甘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为主的反清起义。陕西
回民起义，首先爆发于关中地区东部，然后迅速向西蔓延，回民连下渭南、
高陵、华州、华阴，进围西安。主要领袖有任武、洪兴、赫明堂等。清廷急
令钦差大臣胜保入陕镇压。年底，回军在渭河沿岸的苏家沟大败胜保军，胜
保被革职，解京问罪。清廷又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清军集
中力量攻占回军重要据点羌白镇、王阁村、仓头镇。陕西东部回军遂向西转
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其时，太平军陈得才部入陕，占领汉中。
蓝朝柱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回军遂加紧围攻西安。多隆阿等采取诱降手
段，分化回军；同时又发动进攻，迫使回军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回军一部
向西北退至邠州（今彬县），一部南下凤翔。清军又攻占凤翔、邠州，回军
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
当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也纷纷响应，并逐渐
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以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回军；以河州（今临夏）
为中心的马占鳌回军；以西宁为中心的马文义、马桂源回军；以肃州（今酒
泉）为中心的马文禄回军。回军四起，声势浩大，清陕甘总督杨岳斌束手无
策，哀叹“剿不胜剿，防不胜防”。清廷遂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替他，并任
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提出的作战方略是：“先捻后回”、“先
秦后陇”。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以后，陕西回军分为 １８ 大营，主要以甘肃宁州境
内的董志原为根据地，这里“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
达陕疆”。八年春，左宗棠指挥清军进攻活动于正宁、邠州的回军，迫使其
退回董志原。回军失利后，将 １８ 大营改编为 ４ 大营，主动向金积堡方向撤退。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 ５０ 余里，马化龙在这里实行“少杀人”、“重农事”
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但支持陕西回军，而且与西宁、河州回军相
呼应，“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①。清军分三路向金积堡推进，北路老湘军进
抵灵州，受阻于吴忠堡一带。回军攻占灵州城（今灵武）。同治八年十月（１８６９
年 １１ 月），清军复夺灵州，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回军则依托秦、汉二渠，
挖壕筑墙，以步兵防守，用骑兵出击，使清军无可奈何。九年正月，回军夺
回青铜峡口，并在马五寨击毙老湘军统领刘松山，使甘肃局势为之一变。但
马化龙未能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却一面“求抚”，一面分兵四出。清军
很快稳住阵脚，夺取峡口，并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3，第 16 页。
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马化龙求降被杀。
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年）六月，清军分三路进攻河州，回军则在洮河东岸进
行阻击后，撤往河西，驻扎在三甲集（河州第一道门户）。为诱敌深入，回
军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击退清军多次进攻，并于十一年正月（１８７２ 年 ２
月）击毙清军统将傅先宗、徐文秀，使清军全线溃退 ３０ 余里。但马占鳌无心
再战，在获胜后主动向清军缴械投降。
西宁是甘肃的一个府治，西宁府下辖 ３ 县 ４ 厅，这一带回民在马文义（又
名马尕三）领导下举义反清。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兄弟成为西宁回
民首领，他们完全控制了西宁周围地区。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调刘锦棠
部老湘军进攻西宁。八月，马 桂源与退入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
崔伟、禹得彦等召开紧急会议，共推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回军
一面坚守重要据点，一面偷袭清军，阻截粮道，使清军疲于奔命。但当马桂
源领兵出城时，留在城中的马文福与清朝官吏勾结起来闭城据守，迫使马桂
源两面作战，从而分散了兵力，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西宁回军瓦解，马桂
源兄弟也在巴燕戎格被俘。
马文禄占据的肃州（今酒泉）是陕甘回军最后一个基地。马文禄曾于同
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接受“招抚”，当十一年初清军徐占彪部进至肃州高台时，
再次举兵反清。不久，左宗棠派遣的陶生林部马步 ５ 营和清廷派往新疆的金
顺部 ２０ 营完成了对肃州的包围。从西宁逃至的陕西回军白彦虎部因无法突破
清军防线而西出嘉峪关，出走新疆。但肃州城固壕深，清军虽兵力雄厚（计
６０ 余营），仍久攻不下。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底，在长期围困后，清军发
动总攻，刘锦棠亦率 ５ 营老湘军赶至，马文禄投降被杀。坚持了 １２ 年的陕甘
回民起义战争至此结束。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和天京外围激烈争夺
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在沙俄和美国支持下，为攫取比《南京条约》更多的利
益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实质上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
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１．广州战役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未吸取战败的教训，清朝军事仍处于落后停滞状
态，海防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依旧十分松懈。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六年（１８５６ 年）英、法、美三国先后两次向清政
府提出“修约”要求，均遭拒绝。英、法遂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
件”为借口，挑起事端。
“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过，但已过期。咸
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九月，广东水师逮捕了该船上的海盗及涉嫌船员，英国驻
华公使包令、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要求广州当局释放人犯，并
捏造广东水师捕人时扯落英国国旗，强迫清方向英方赔礼道歉，遭到两广总
督叶名琛拒绝。英 ３ 艘军舰及 ２０００ 名海军陆战队随即强行闯入虎门口。叶名
琛以为英舰进犯只是虚声恫吓，下令清军不得放炮还击，致使英军全占珠江
内河及虎门要塞的主要炮台，进而炮轰广州城。十月一日（１０ 月 ２９ 日）总
督衙署被击毁，英海军陆战队一度攻入外城，由于兵力不足，英军骚扰抢掠
一阵后退出。十二月，英军见无法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遂撤出虎门口外待
援。事后，咸丰帝指示叶名琛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使清军在整个战争
中处于被动地位。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春，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
府立即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往中国，同
时约法国联合出兵。
自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地区传教
被地方官吏处死后，法国政府一直以这个“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
诈。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扩大在华侵略权益，法国接受英国邀请，任命葛
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远征军参加对华战争。
八月底，额尔金、葛罗先后抵达香港，经过协商确定组成英法联军。不
久，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来到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事宜。
侵略者决定先攻占广州迫使清政府同意谈判。十月二十七日（１２ 月 １２ 日）、
十一月九日（１２ 月 ２４ 日），英法公使向叶名琛发出两次通牒，要求限期让
城。同时，联军舰队则已突入珠江内河，占领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
方。叶名琛仍以为敌人虚张声势，“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①，不做任
何战守准备。
十一月十三日（１２ 月 ２８ 日）晨，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不久，联军约
４０００ 人登陆，清军千总邓安邦、副都统夹存等奋起反击，最终不敌，东固、
四方炮台失守，尔后，联军分三路攻入大北门、小北门和东门。翌日下午，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 册，第 645 页。
 广州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了“联军委员会”，以投降的广东巡抚
柏贵充当广东地方傀儡政权的头目。叶名琛为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第二年死于囚禁中。

２．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正月，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代表
到上海举行谈判，遭到清政府拒绝。此时，清廷对这场侵略战争还是缺乏清
醒的认识。咸丰帝在上谕中说“现在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
羁縻之计”②。只派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州与英法
公使进行谈判。直到二月上旬，咸丰帝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严密防范大沽。
当时，大沽口外已集结有英法美俄四国战舰 ２０ 余艘，三月七日（４ 月 ２０ 日）
四国公使会齐白河口处，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
谈判，限令六天内答复，否则诉诸武力。清廷遂派谭廷襄与四国公使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侵略者未能达其目的，遂动用武力。
四月八日（５ 月 ２０ 日），联军舰队开入海口，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
英勇抵抗。不久，联军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逼近，守军冲出炮台与
侵略军展开白刃战。正当此际，谭廷襄等却从大沽村西逃，使清军士气大挫，
各炮台相继陷落。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而上，于十四日（５ 月 ２６
日）抵天津城下，扬言进攻北京。两天后，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
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五月，清政府先后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
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京，增开十个通商口岸，向英法赔款 ６００ 万两
白银，第二年在北京正式换约等。

３．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天津条约》签订后，双方都觉得不满意。咸丰帝深感皇帝的尊严受到
了损害，对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游历和传教等条款尤为不安。
于是，咸丰帝再派桂良、花沙纳前往上海与侵略者交涉，希望以免除关税为
条件换取对条约的修改。英法政府则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特权，蓄意利用
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十月，英国以普鲁斯接
替包令为驻华公使。翌年五月，普鲁斯到达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
等密谋决定“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会同署直隶总督瑞麟负责
天津一带防务，僧格林沁奏调各地兵力前往天津地区，使大沽口防守力量达
到 ４０００ 余人，同时增建了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在海口配置铁戗，安排了
三道拦河铁链，使大沽口防备得到很大改善。
五月十七日（６ 月 １７ 日），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大沽口外，二十三日（６
月 ２３ 日），清廷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并照会英法公使，必须由北塘登陆
进京换约。侵略者未予理睬。二十五日（６ 月 ２５ 日），联军舰队开进海口，
轰断两根拦河大铁链、一根大棕缆，又发炮轰击两岸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 册，第 685 页。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191 页。
 提督史荣椿等沉着应战。双方激战至下午，参战的联军舰艇几乎全被击伤，
联军旗舰被击毁，舰队司令何伯身受重伤。海战失利后，联军企图向海口南
岸强行登陆，遭到炮台清军猛烈还击，伤亡很大，战斗到半夜时分，侵略军
被迫撤回舰艇，退出战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
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战斗力，四艘被击沉或击毁，参战的 １２００ 名侵
略军死伤达 ５９０ 多人。而清军在这次战争中伤亡仅 ３０ 余人，大沽炮台只受到
轻微破坏，取得了胜利。

４．津京之战

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煽起了新的战争
狂潮，两国政府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陆军中将格兰特、
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率领 ２００ 余艘船舰、２５０００ 名军队开往中国。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初，联军到达上海，然后向北进犯。闰三月一日（４ 月
２１ 日），联军占领舟山。四月，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了渤海湾。五月，
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纳切夫也打出“调停者”的旗号北上渔利。此时，清
廷只一心一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既不了解侵略军动向，也不认真加强沿海
防务，咸丰帝反而对大沽一带防务表示盲目乐观，僧格林沁也因大沽口之战
取胜而滋长了骄傲轻敌之心，为了让英法公使从北塘登陆，他撤掉那里的守
备，专守大沽口。
六月十五日（８ 月 １ 日），英、法军舰 ３０ 余艘、海军陆战队　　　　　　　　５０００
人由“俄夷引路，占踞北塘”①。北塘被占，咸丰帝立即派恒福前往妥筹和议，
遭侵略军拒绝。二十六日（８ 月 １２ 日），万余名侵略军向新河发起进攻，清
军马队 ２０００ 人英勇冲锋还击，遭联军步兵合围，伤亡近 ４００ 人，马队突围后
又遭联军骑兵追击，损伤大半，新河失守。二十八日（８ 月 １４ 日）联军两路
进攻塘沽，清军腹背受敌，激战数小时后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陷落。清
廷再次向联军提出息兵谈判，又遭拒绝。七月五日（８ 月 ２１ 日），联军集中
火力轰击大沽北岸炮台，随后，万余名侵略军登陆冲锋，双方鏖战多时，清
军损失较大，弹药库又相继起火，渐渐不支，北岸炮台最后失守。僧格林沁
见北岸炮台已失，担心难以抵御，遂尽撤南岸炮台守军，把炮台拱手让给侵
略者，自率 １７０００ 余人撤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八日（８ 月 ２４ 日），
联军占领天津。清廷又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乞和。二十二日（９
月 ７ 日）咸丰帝觉得联军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表示要与英法决战。二十五
日（９ 月 ９ 日），联军向通州方向前进，决意进犯北京。咸丰帝又开始动摇，
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代替桂良继续谈判，二十九日（９ 月 １４ 日），
联军抵河西务，额尔金派巴夏礼等至通州与清方谈判，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
难于共桌，三天后谈判破裂。八月四日（９ 月 １８ 日），咸丰帝下谕与侵略军
决战。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 ３９ 人扣押送京。当天，联军向张家湾发起攻击，
清军马队为联军发射的火箭所惊，冲动步队，造成阵势混乱。在敌军攻击下
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所部 ３ 万人退守八里桥。七日（９ 月 ２１ 日）发生八里桥
之战，清军分三路抵御联军进攻。阻南路来敌的清军马队作战极为勇敢，毙
敌千余人，最后因敌人火力密集被迫撤退。胜保部队遭炮击损伤重大，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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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6 册，第 2078 页。
军追击下逃回北京。阻东路来敌的清军瑞麟部未行开战先已溃散。阻西路来
敌的清军僧格林沁部被敌军抄袭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于两军酣战之际
乘骡车脱逃，清军军心动摇，纷纷溃逃。联军遂据八里桥。
八里桥失守后，清廷震惊万分，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
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率亲信、妃嫔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二日，联
军逼近京城德胜门外，后又直趋西北，僧格林沁、瑞麟部闻风而逃，联军闯
入圆明园，抢掠一空。此时，奕䜣等唯求停战谈判。二十九日（１０ 月 １３ 日），
留守北京的清廷大臣将安定门交于敌人，联军未费枪炮进入北京。九月五日
（１０ 月 １８ 日），联军再次洗劫圆明园，将这座“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十
一、十二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随后，联军撤
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公使驻京、鸦片贸易合
法化、内地传教、割让九龙司等特权，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化的程度。战后，那拉氏、奕䜣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夺取了清廷最高统
治权，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进入了“中外合作”时期，在“借师助剿”方针
指导下，清廷最终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
 （四）收复新疆的战争

１．新疆危机及清廷对策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在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反
清武装斗争，不久，起义领导权即为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控制，他
们趁机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相互攻伐，争战不已。是年，喀什噶尔（今喀
什）割据头目思的克派回族封建主金相印赴中亚浩罕国乞援。年底，浩罕军
官阿古柏带领一批武装歹徒，护送大和卓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至喀什
噶尔。其后，阿古柏驱逐思的克，先后占据英吉沙尔（今英吉沙）、疏勒、
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
库尔勒等地。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阿古柏又将布素鲁克逐出新疆，悍然宣
布成立“哲德莎尔汗国”（七城汗国），自称“巴达吾来特汗”（洪福之王）。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阿古柏控制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达到玛纳斯。
这样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为阿古柏所侵占。阿古柏殖民政权在占领地
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新疆各族人民挣扎在殖民者的铁蹄之下。
久有觊觎新疆之意的英国、俄国遂竭力拉拢阿古柏政权，阿古柏为巩固
其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俄。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秋，沙俄派兵控制了伊犁
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及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穆扎乐特山口。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 年），俄国强占我伊犁地区。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俄国同阿古柏
政权签订了“通商条约”，沙俄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并取得在
南疆通商、旅行、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英国为了拉拢阿古柏，早在同治八
年（１８６９ 年）就通过驻印度总督赠送阿古柏一大批武器弹药，随后又煽惑阿
古柏臣属已沦为英国附庸的土耳其。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十二月，英国与
阿古柏签署了“通商专约”，承认阿古柏为南疆地区统治者，并取得在南疆
驻使、通商、设领事的特权，规定英货只纳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税，从印度
进口的英货则免税。
在阿古柏和沙俄殖民势力黑暗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他们盼
望清政府早日出兵收复失地。
新疆发生危机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内地起义，伊犁被占后，清廷同沙
俄进行了外交上的交涉，但无甚进展。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陕甘回民起
义平定，清政府遂着手收复新疆。同年，清军张曜部、金顺部、额尔庆额部
共一万余人相继出关分屯哈密、巴里坤等处。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清廷
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为
帮办大臣，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正当清廷收复新疆之
举即将展开时，日本以琉球水手在台湾被误杀为借口悍然出兵侵犯台湾，东
南沿海防务顿趋紧张，清廷内部由此引发了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
持“海防”论者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主张放弃塞防、专重海防；陕甘
总督左宗棠则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但当务之急是出兵西征。
清政府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决意收复新疆。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
三月，清政府召景廉回京，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
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负责出兵平乱。

２．收复北疆的战争
 左宗棠于出征之前依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理条件，制定了“缓进急战”、
“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由于新疆远离内陆、交通不便、产粮不多，陕甘地区又屡遭战乱、物资
短缺，因而必须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裕的时间做好战争准备。由于运
输线过长，容易遭袭，出兵之后必须采取“急进”方针，速战速决以免旷日
持久。当时阿古柏主力分布在南疆，盘踞北疆之敌主要是马人得及白彦虎等
西北回民起义军残部，力量较弱，因而在作战方向上，应该先北疆后南疆，
由北制南。
此后，清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战前准备。首先是筹集军饷。除使用各
省协饷、关税、厘金外，举借了一部分外债和商款，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问题。其次是采运军粮，除在甘肃、蒙古、乌里雅苏台等地采粮外，还通过
俄国商人购得一部分粮食，并在新疆开展屯田，保证了军粮供应。第三是整
顿军队。将各营汰弱留强，裁并合营，补充枪炮弹药，改善军备，提高了战
斗力。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三月，左宗棠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金顺部进驻济木
萨，防敌东犯，随即派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 ２５ 营，记名提
督徐占彪率马步 ５ 营分批入疆，目标是收复乌鲁木齐，左宗棠自己坐镇肃州
指挥全局。至此，清军投入新疆的兵力已达六七万人。闰五月，刘锦棠部到
达巴里坤，进驻古城，六月八日（７ 月 ２８ 日），与金顺部同抵阜康。二十三
日（８ 月 １２ 日），清军进扎乌鲁木齐东北之古牧地，扫清外围后安炮攻城，
二十九日（８ 月 １８ 日），炮兵轰塌南城，步军冲入缺口，歼敌 ６０００ 人。攻
克古牧地时，刘锦棠得悉乌鲁木齐城防空虚，遂率清军急速挺进。白彦虎、
马人得闻风弃城，逃往达坂。此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乌城，金顺继续挥
师西进。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皆弃城溃逃。七月十五日（９ 月 ２
日），金顺部围攻玛纳斯南城，守城之敌拼死抵抗。九月二十一日（１１ 月 ６
日），清军收复南城。至此，北疆除伊犁地区外，全为清军所复。这时冬季
将至，清军暂停军事行动，趁机休整，待来年举兵南疆。

３．收复南疆的战争

北疆为清军克复后，阿古柏坐镇喀喇沙尔加紧了军事部署，他命大通哈
（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达坂城；命白彦虎、马人得守御吐鲁番，命其
子海古拉驻守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
根据敌人部署，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进击南疆，北路由刘锦棠部南下乌鲁
木齐进攻达坂城，东路由张曜部自哈密西进，东北路由徐占彪部自巴里坤西
进，后两路在盐池会师再协力攻取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南疆大门，然后西
进光复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为此，清军又从关内调师增援各部，巩固后方，
保护运输线。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三月初一日（４ 月 １４ 日）刘锦棠率一万余人及开花
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初三日（４ 月 １６ 日）夜，清军包围达坂城后，立即修
筑炮台，准备攻城。初五日（４ 月 １８ 日）击败自托克逊赶来的敌援军。初六
日（４ 月 １９ 日）夜，清军以开花大炮轰击达坂城，先后将城中炮台、月城及
弹药库击毁，守敌伤亡甚众，妄图从东门突围，为清军所阻，被歼 ２０００ 余人，
 １２００ 余人被俘，达坂光复。此时，张曜、徐占彪部清军已攻克七克腾木、辟
展、胜金台等处，正向吐鲁番挺进。刘锦棠于是分一部援攻吐鲁番，自率主
力开向托克逊，在托克逊城外重创敌军。十三日（４ 月 ２６ 日）海古拉率 ２０００
余骑出逃喀喇沙尔，白彦虎闻风后逃离吐鲁番，马人得不敢抵抗，开城投降，
吐鲁番亦复。达坂、吐鲁番之役，阿古柏军损失不下 ２ 万人。
清军连战连捷大大鼓舞了南疆各族人民反抗阿古柏势力的信心，四月中
旬，阿古柏退至库尔勒后，大势已去，不久暴死。海古拉携父尸逃至库车，
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后者又在喀什噶尔称汗，在英俄扶植下做垂死顽抗。
三城收复后，左宗棠命各部待新秋粮食采运充足之后，立即进军南疆八
城。八月，清军以刘锦棠部为前锋，张曜部为后队，共 ２ 万余人从托克逊开
拔西进，直指库尔勒。九月初，白彦虎西逃库车，刘锦棠部进入喀喇沙尔、
库尔勒后趁敌军立足未稳以精兵追击，六天之内疾驰八九百里。九月十二日
（１０ 月 １８ 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时发现敌军，刘锦棠立即部署三路进击，
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库车。此后，刘锦棠率部继续穷追，十六日（１０ 月 ２２
日）在铜厂大败正在渡河的敌军，乘胜追杀，敌军不敢拒抗，只顾狂奔。两
天后，清军克阿克苏城。刘锦棠随后命黄万鹏、张俊率马、步两营直捣乌什，
追赶白彦虎残部，白彦虎被迫从间道逃往喀什噶尔。清军一个月内驰骋二千
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东四城。这时，伯克胡里势力内
部发生分化，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趁伯克胡里往和阗“平乱”时反正，并向
刘锦棠乞援。刘锦棠立即放弃先取叶尔羌的计划，不待张曜后队赶到即分三
路前进，命余虎恩率步骑 ５ 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攻打喀
什噶尔；黄万鹏、张俊率步骑 ９ 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两
路合围喀城。刘锦棠自率各营直指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其他两路。十一
月十三日（１２ 月 １７ 日）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
俄境。十七日、二十日，刘锦棠部先后克叶尔羌、英吉沙尔。二十九日（１８７８
年 １ 月 ２ 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南疆全境皆复。

４．伊犁地区的索还

清军克复南疆后，新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年）
八月，沙俄政府胁迫清朝出使俄国大臣崇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根据
条约的规定，伊犁虽归还中国，但其西境南境全被沙俄割去，实成孤城。清
政府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决定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收复伊
犁地区。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正月，清廷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违
训越权”，“窒碍难行”①。同时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负责谈
判改约，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筹新疆军务。
沙俄马上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我东北、西北边境集军万余进行威胁，
甚至动用黑海舰队到黄海海面示威。左宗棠毫不示弱，他拟定了三路收复伊
犁的计划：金顺率东路军驻晶河一线；张曜率中路军从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
指向伊犁；刘锦棠率西路军从冰岭之西经布鲁特地区直指伊犁。加上后应部
队总兵力达 ５ 万余人。四月，年近七旬的左宗棠“舆榇发肃州”②，誓与俄人

①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
②
《清史稿・左宗棠传》。
决一死战，准备武力收复伊犁地区。但在俄英德法美等国压力下，清政府最
后把左宗棠调离新疆，令其回京。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曾纪泽代表清政府
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在界务商务方面争回一部分主权，
收回了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 １９０００ 平方公里土地，但仍割让
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
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粉碎了阿古柏及英俄势力侵占新疆的阴谋，使新
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巩固了西北边陲。此后，清廷对新疆地区日益重视，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清政府在新疆建行省，设置州县，进一步促进了新疆
与内地的联系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五）中法战争

乾隆中后期（１８ 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竞争中败于英
国，于是把目光投向远东，企图在印度支那地区建立据点，并打开一条通向
中国西南部和中部的道路。到同治（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年间，法国已占领越南南
圻，控制了湄公河下游地区。随后，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领一支
侵略军进攻北圻，妄图沿红河直入中国。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黑旗军出援抗
法。黑旗军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两广边境上的一支义军，后受清军逼迫，
在首领刘永福带领下进入越南北圻，以保胜为根据地，继续发展势力。刘永
福接受越南政府邀请后，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在河内近郊击毙安邺，大
败法军。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带设伏，歼敌数百，毙法
军军官李威利等 ３０ 余人。越南政府因此授刘永福“三宣正提督”。不久法军
以陆军进攻黑旗军，海军则占领了越南首都顺化，并逼签《顺化条约》，取
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十一月，法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由 １５０００ 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取红河三
角洲的山西、北宁等地，驱逐那里的黑旗军及清军，以完全控制北圻。

１．第一次北圻之战

面对法国武力进逼，清廷态度飘忽不定，朝内主战、主和两派分歧较大，
但自《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法态度渐渐转向强硬，命广西巡抚徐
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北宁、山西前线，相机克复河内。在海防上则以天
津、广东、长江下游为重点，加强布防。
十一月十二日（１２ 月 １１ 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军 ６０００ 分水陆
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此时，负责清军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
西，但尚未起程，驻守山西的只有黑旗军 １２ 个营和刚刚赶到的滇、桂军 ５
个营，共 ５０００ 人。十五日（１２ 月 １４ 日），法军开始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
击，未能击退来敌。十七日（１２ 月 １６ 日）法军轰塌西门城楼突入城内，激
战至夜，中国军队被迫撤往兴化。山西失守后，清廷严令岑毓英加强兴化防
御，责徐延旭严守北宁。岑毓英即派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率全部黑旗军
驰援北宁。但负责北宁防线的徐延旭虽拥兵 ５０ 余营，共 ２ 万余人，却托病滞
留谅山，命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
二月十日（３ 月 ７ 日），法国远征军在新任总司令米乐率领下分水陆两路向
北宁进军。十五日（３ 月 １２ 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围攻北宁。当天上午，
法军一部在城北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 ４ 公里处）后，立即架炮俯轰
北宁城，城内清军顿时大乱，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状后放弃抵抗，
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全线崩溃，黑旗军也被迫撤回兴化，北宁
陷落。法军乘胜追击，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先后失守，清军退至谅
山、镇南关一带。三月，法军转而西进，往山西运动，不久占据兴化、临洮、
宣城一线，岑毓英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至此，红河三角洲的重要城镇全
落入法军之手。
山西、北宁之败后，清廷发生了“甲申易枢”事件，慈禧太后以军事失
败为由将奕䜣为首的军机五大臣统统逐出军机处，另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
臣，组成新的军机处，又命奕劻主持总理衙门，谕令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军
机要政。这样，军机处就完全掌握在慈禧心腹手中。同时，清廷将徐延旭、
唐炯等革职查办，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
南巡抚，　　主持前线军务。在整军备战的同时，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和平谈判
的努力，为此，以李凤苞接替主战的曾纪泽为驻法公使，为和谈　　铺平道路。
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　　　　　　《中法简明条约》，
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

２．马尾海战

闰五月一日（６ 月 ２３ 日），法军 ９００ 人在陆军中校杜森尼率领下北上，

行抵北黎（今北丽）时，法军炮击清军阵地，被守军击退。法国政府趁机借
口“北黎冲突”扩大事端，要求清军撤出北圻，并索要巨额赔款。清廷立即
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但不得先发开衅，实行消极防御；外交上则以
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
五月七日起，法军八艘军舰在海军中将孤拔统率下闯入闽江口，进泊马
尾港（福建海军和福州船政局均在此港）。负责福建军务的钦差会办福建海
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居然给敌军以友
好款待，下令严禁清军开炮攻击。法舰入马尾后，日夜监视港内的福建水师，
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
六月中旬，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 ３ 艘军舰炮击台湾基隆港，企图抢夺当
地煤矿，被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指挥下的清军击退。此后，法国向清政府
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廷为北黎事件赔款 ８０００ 万法郎。总理衙门拒绝了法国
无理要求，并中止了两国在上海的谈判，法署使谢满禄遂下旗出京。同时，
清朝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
清廷随后令沿海沿江各省严行戒备，增强马江一带的军事力量，但并未
解除不得主动攻敌的禁令。与此同时，法军决定在马尾军港发起进攻。七月
三日（８ 月 ２３ 日）上午，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将当天开战的决定通知清方，而
何璟、何如璋、张佩纶等却不能当机立断，直至战机紧迫才匆忙下令备战。
下午，法舰趁落潮之机发动攻击。福建海军仓促应战，处境极为不利。有的
军舰未及起锚就被击沉，有的起火焚烧，海军官兵奋勇还击，战斗进行半小
时后，福建水师十一艘舰艇全被击沉，将士伤亡 ７００ 余人，福建海军全军覆
没。法军只有两艘鱼雷艇遭到重创，死伤仅 ３０ 余人。翌日，法舰又轰毁了马
尾造船厂。随后驶向下游，逐个轰击闽江两岸炮台，两岸炮台由于只能向下
游一方发射，结果全部被毁。法舰出江口后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尾海战后，清廷于七月六日（８ 月 ２６ 日）对法国宣战，并确定了沿海
防御、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同时撤换张佩纶、何如璋等福建前线大吏，另
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法国鉴于与英美列强间的矛盾，没有对
清廷宣战，但决定海路夺取台湾北部，陆路进攻谅山，迫使清政府屈服。

３．东南沿海之战

八月十二日（９ 月 ３０ 日），孤拔率 ５ 艘军舰到达台湾基隆海面。翌日，

向基隆守军发动进攻。当时，刘铭传闻淡水（今台湾新竹）正遭法舰攻击，
形势严重，率主力往援，致使法军轻易便占领了基隆。
 清军在淡水共 ９ 个营，守将孙开华进行了积极严密的布防。十四日（１０
月 ２ 日）清军率先开炮，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二十日（１０ 月 ８ 日），法军
在基隆部队增援下利用炮火掩护于北岸海滩登陆，扑向清军炮台，当逼近丛
林时，遭清军围歼，法军大溃，被歼百余人，其余逃回海上，经过此役，侵
略军再也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九月五日（１０ 月 ２３ 日），法国宣布对台湾实行封锁。为此，清政府从
南洋海军中抽出 ５ 艘军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自十二月初三日（１８８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南下援台。二十八日（２ 月 １２ 日），援台舰队与孤拔所率 ７
艘法舰在浙江石浦洋面遭遇。吴安康不及开战即率队逃跑。法舰追踪而来，
用水雷将逃匿于石浦港中的“澄庆”、“驭远”两舰击沉。随即北犯镇海，
以消灭避于该处的另三艘清舰。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正月，法舰两次进犯
招宝山都被清军击退。以后，法军又多进行夜袭和鱼雷攻击，均告失败。孤
拔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４．第二次北圻之战

在北圻地区，清军决定两路反攻，东线进攻谅山、太原；西线进攻宣光、
永祥；两军会师后合取北宁、河内。法军由波里也接替米乐为远征军总司令，
决定在西线坚守宣光、兴化等地，东线力取谅山。
东线清军在广西巡抚潘鼎新指挥下顺利进占郎甲、船头（今陆岸）后，
即采取消极防御、分口把守的方针，滞留于谅山一带，致使丧失攻敌之良机，
使法军得以从容结集兵力。结果在法军反攻下，郎甲、船头失守，清军撤回
谷松。十二月中旬，法军主力 ７０００ 余人从船头出发猛扑广西边境，谷松、委
坡（谅山南三十五里处）相继陷落，潘鼎新率部连夜逃离谅山入关，法军未
放一枪进入谅山。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正月，法军进攻文渊（今同登），
清军稍事抵抗后即溃退，法军乘势侵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两天后，法
军摧毁了镇南关城墙及工事，撤回文渊、谅山一带。
西线清军和黑旗军在岑毓英指挥下自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八月下旬起，
一直围攻宣光城，虽一度炸开城墙，终因法军火力过猛未能得城。光绪十一
年（１８８５ 年）正月，从谅山来的法军增援部队赶至宣光，岑毓英率部撤围，
法军乘势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发动进攻。
在东线敌军逼近国境的危急形势下，清廷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冯
子材到达前线后，因潘鼎新远离，被将领们公推为东线总指挥。冯子材决心
“保关克谅”，收复北圻失地，他移师镇南关内约 ８ 华里处的关前隘（今隘
口南），依据有利地形筑起一道横跨东西两岭的土石长墙，墙外挖有深堑。
并在东西两岭上赶修炮台。派王孝祺部 ８ 营屯于后，作为第二梯队；王德榜
部 １０ 营屯油隘，抄袭敌后路；苏元春、陈嘉部 １８ 营屯幕府以为呼应。此外，
平而关、凭祥、海村、龙州、新街等处尚有 ８０ 余营清军驻守。
此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在巴黎代表清政府与法
国进行秘密和谈。法国政府为了达到乘胜迫和的目的，命令驻于文渊等地的
东线法军展开攻势。二月五日（３ 月 ２１ 日），冯子材夜袭文渊城取得胜利，
清军先发制人打乱了敌军进攻部署。法军东线总指挥尼格里少将决定不待援
军到来，提前进攻。七日（３ 月 ２３ 日），法军 １０００ 余人进入镇南关，然后
分一路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法军很快占领了东岭的三座
炮台，其后即居高临下掩护部队向关前隘长墙进攻。冯子材、王孝祺部拼死
阻敌。下午，苏元春等部赶来增援，王德榜部也从油隘出击敌军，一度切断
了法军补给线。各军奋力合攻，战斗异常激烈。至八日（３ 月 ２４ 日）上午，
法军接近长墙。冯子材见军情危急，持矛大呼，率两个儿子跃出墙外，奋力
杀进敌阵，全军感奋，一齐向敌人冲击，当地人民和越南义军也前来助战。
当天，清军收复了东岭的三座堡垒，毙敌近千人。法军遭三面围击被迫撤
退。
镇南关大捷不仅使东线清军转败为胜，也扭转了整个战局。此后，冯子
材亲率大军乘胜出关追敌，在越南军民配合下连复文渊、谅山、谷松、委坡、
船头等地，进而准备进攻北宁、河内。同时，西线清军和黑旗军也在临洮大
败敌军，光复广威、鹤江等地，正　　准备向兴化展开攻势。
这时，清廷在列强及朝内主和势力影响下采取了乘胜即收的策略。二月
十九日（４ 月 ４ 日），清政府授权金登干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
二十二日（４ 月 ７ 日），清政府强令前线各军限期停战撤兵，前线将士无不
扼腕愤痛，被迫撤回。四月二十七日（６ 月 ９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天津
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
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获
得未来在中国建筑铁路等特权。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殖民侵略者妄图吞并越南，进窥中国而挑起的。战
争中，中越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因为清政府的怯懦妥协，最终造
成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战后，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
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
 （六）甲午中日战争

１９ 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后起
的殖民强国与老牌殖民国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尚未完全被分割的少数地区。日
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７０ 年代后，在扩军备战的同时，
日本开始推行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其“内藩”。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又出兵中国
台湾。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日本趁汉城发生“壬午兵变”之际胁迫朝鲜签
订了《仁川条约》，取得驻军汉城的特权。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日本在朝
鲜蓄意制造了“甲申政变”。翌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取得
了朝鲜“遇乱”时可以出兵的权力。九十年代初，日本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
机，明治政府为摆脱困境，转移国内视线，抓紧了侵华战争的准备。

１．朝鲜半岛之战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王
请求清廷出兵协助镇压。日本也竭力劝诱中国出兵，以图把中国拉入未来的
战争陷阱。五月，清政府先后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督率 ２４００
余人进驻朝鲜牙山。依照《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清廷将出兵之事通
知了日本。日本早在月初就组成了战时大本营，先后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
介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名，派出一支 ４００ 余人的海军陆战队、一个 ８０００ 余人的
混成旅团，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则派出 ８ 艘军舰，控
制了釜山和仁川港。
镇压东学党起义后，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本拒绝撤
兵，反而提出了干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蓄意制造事端，双方屯
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等奔走欧美列
强之间，乞求调停，结果一无所获。清廷遂派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
陞阿等四军共 １３０００ 余人取道辽东渡鸭绿江进驻平壤；另外抽调兵力 ２０００
余人从天津雇英商“爱仁”、“高升”、“飞鲸”三轮运兵渡海增援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７ 月 ２３ 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及
闵妃，组成以大院君李昰应（国王之父）为首的傀儡政权。同一天，日军获
悉清军海道援牙山的情报，联合舰队决定予以拦截。二十三日（７ 月 ２５ 日），
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在丰岛西南海面上，对从牙山返
航的清军“济远”、“广乙”两舰发起攻击。开战不久，“广乙”即受重伤，
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因战舵被毁向西退却，恰好“高
升”号、“操江”号自天津向东驶来，加入战斗。“济远”以尾炮重创日“吉
野”号，迫使其逃遁而去。但“高升”号被日“浪速”号击沉，“操江”号
被日“秋津洲”掳去。
丰岛海战后，牙山清军因与天津的海道联系中断，加上牙山滨海地形开
阔，不利防守，遂决定留一营守牙山，由聂士成率主力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
成欢驿，由叶志超驻公州。二十六日（７ 月 ２８ 日），日大岛旅团长率 ３０００
名侵略军自素沙场向成欢驿进犯，聂士成军奋勇抵抗，不支而退往公州，叶
志超部率先逃往平壤。
 七月一日（８ 月 １ 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这一年正值农历甲午年，
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作甲午中日战争。宣战后，清政府决定增兵平壤，南下
驱逐日军，因而命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海军分守各自海口，北洋海军主
力集结在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湾，确保京畿安全，并策应在朝清军。日军原
定于年内实现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的战略意图，但因联合舰队未能与
北洋舰队决战，无法取得制海权，因而重新制定了冬季作战方针：由第三、
第五师团共 １５０００ 人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北攻平
壤、奉天，吸引清军主力出援；组建第二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
此时，驻平壤清军共有 ３５ 营之众，叶志超逃到平壤后，被清廷任命为各
军总统，但各军不服，均不受其节制。清军聚于平壤，终日置酒纵歌，漫无
布置，当日军逼近平壤时，才仓促分军划区防御。八月十五日（９ 月 １４ 日）
清晨，日军北路两支部队攻占了城北山顶数垒，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逃跑，
被左宝贵阻止。十六日（９ 月 １５ 日），日军从东南、西南、东北、正北四个
方向向平壤发起总攻。左宝贵亲登玄武门，指挥部众拼死杀敌，不幸中炮阵
亡，城北阵地相继失守，玄武门为日军攻破，这时，叶志超悬白旗乞降，并
下令撤军。马玉崑、卫汝贵部刚刚击退东南、西南两路日军，正准备乘胜反
击，忽闻撤军令，被迫率部回城。当晚，叶志超率守军逃出平壤，一路上连
弃安州、定州不守，一直逃过鸭绿江至九连城、凤城一带，始魂魄稍定。

２．黄海海战

丰岛海战后，大本营命联合舰队迎战北洋舰队。七月，日舰炮击威海卫、
旅顺两处军港，为守军击退。此后，清廷命北洋舰队固守渤海湾，不得出巡，
使日本海军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
八月十七日（９ 月 １６ 日），为增援平壤，北洋舰队主力护送刘盛休所部
铭军 ８ 营共 ４０００ 人由大连至大东沟。十八日（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北洋
舰队正准备返航旅顺时，日本联合舰队突然出现在西南海面上。海军提督丁
汝昌立即命各舰起锚迎战。
当时，从两支舰队军事实力比较而言，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速度
快，机动性好，且速射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定远”、“镇远”
两艘铁甲舰，重炮多，防护性能好，但速度、机动性都不及日舰。
两军交锋之前，北洋舰队以“双纵阵”的密集队形相列，１０ 艘军舰分成
５ 队，每二舰为一队，一舰居前，另一舰成犄角势相随。联合舰队以“吉野”、
“高千穗”、“秋津洲”、“浪速”４ 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第一游击队，
驶于先锋位置；旗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
“扶桑”为本队依次跟进。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号在本队
左侧。丁汝昌、刘步蟾等见日舰呈单纵队扑来，决定采用“人字阵”应之。
以“定远”、“镇远”两铁甲居前，“经远”、“靖远”、“超勇”、“扬
威”在右翼作单梯阵形，“来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翼
作单梯阵形。中午时分，双方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定远”舰首先发炮轰
击，各舰随之。
开战后，日舰第一游击队 ４ 舰以两倍于清舰的速度，自左自右绕攻北洋
舰队右翼。右翼最末的“超勇”、“扬威”两弱舰中弹起火。二十五分钟后，
“超勇”沉没。此时，日本舰队被北洋舰队“人字阵”拦腰斩断，日舰“比
睿”、“赤城”、“西京丸”遭到清舰重创。北洋舰队“平远”、“广丙”
两舰和两艘鱼雷艇也已赶到，投入战斗。
下午 ２ 时左右，日舰第一游击队转舵回航，援救“比睿”、“赤城”等
舰，本队刚已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腹背受敌的
北洋舰队逐渐陷于被动，旗舰“定远”的信号装置被击毁后，北洋各舰基本
上各自为战。日舰第一游击队 ４ 舰围攻“致远”、“经远”、“来远”、“靖
远”。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５ 舰围
攻“定远”、“镇远”。
战斗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士气。右翼总兵、“定远”
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官兵奋不顾身，英勇作战。
“致远”船身倾斜，弹药将尽，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向“吉野”撞去，
不幸为鱼雷击沉，全舰官兵 ２５０ 人除 ７ 人获救外均壮烈牺牲。“经远”中弹
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奋战，不幸中弹身亡，“经远”沉没后，舰上 １７０ 名
官兵除 １６ 人获救外皆殉难。而“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则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镇远”、“定远”以众敌寡，仍坚持奋战，“镇远”
在管带林泰曾指挥下轰击敌旗舰“松岛”，使该舰弹药爆炸，日军死伤 １００
余人，几乎沉没。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见旗舰已无法指挥，只得下令各舰
自由行动。下午五时左右，“靖远”见“定远”桅楼折断，便主动升旗集队，
北洋各舰重新集合，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两炮舰也前来助战。此
时，日舰“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５ 舰已受
重伤，其余舰只均有损伤，死亡达 ６００ 人，难以再战，伊东祐亨遂下令日舰
撤出战场，向东南方向退却，北洋舰队稍加追击后即收队返回旅顺。
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
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官兵伤亡近千余人。论损失大于日
方，不过北洋舰队实力尚存。战后，李鸿章坚持“保船制敌”方针，令北洋
舰队避守威海卫一隅，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日后辽
东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３．鸭绿江防守战与辽东半岛之战

黄海海战后，日本大本营将第一、第二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编成第二
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执行辽东半岛登陆战计划。同时命令第一
军在义州集结，向清军鸭绿江防线发起攻击，作为牵制。清廷此时的战略已
由海守陆攻变为战略防御，由于错误估计了日军主攻方向，将防御重点放在
鸭绿江一线。当时布防在鸭绿江岸的清军有宋庆部毅军、刘盛休部铭军、依
克唐阿部镇边军以及由聂士成统领的平壤败军，共 ２３０００ 多人。由于一线设
防，清军兵力分散，各军互不统属，总体防御能力较弱。
九月二十六日（１０ 月 ２４ 日），日军一部潜袭鸭绿江上游。依克唐阿军
闻声溃逃，日军轻渡鸭绿江，占领安平河口等处。当夜，义州日军在清军毫
不知觉的的情况下架设浮桥，于翌日凌晨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沿岸清军
拦击一阵后迅速溃退，宋庆退守凤凰（今凤城）。二十八日（１０ 月 ２６ 日），
日军进占九连城、安东。接着，日第一军又侵占长甸、宽甸、岫岩等地。但
在西犯摩天岭时遭到聂士成军阻挡，日军遂改由岫岩经海城进逼辽阳，十一
月，海城、盖平落入敌手，辽东清军进一步陷于被动。
 从九月二十六日（１０ 月 ２４ 日）始，日第二军在联合舰队护航下于花园
口登陆。当时，金州、旅顺、大连地区的清军大部已被调往鸭绿江一线，留
下的只有 ３０ 余营官兵，其中一半以上是新募而成的。在日军花园口登陆的
１２ 天中，清军未作任何阻击。十月八日（１１ 月 ５ 日），日军先头部队由皮子
窝南下，被徐邦道部清军阻于大和尚山，日军主力则折道进攻金州守军左侧
背。九日（１１ 月 ６ 日），徐邦道部败退，日军破金州，清军撤往旅顺。十日
（１１ 月 ７ 日）大连守将赵怀益弃炮台逃跑，大连不战而陷。十天后日军攻向
旅顺，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已于先一日经烟台逃往天津，各军将领除徐邦道
外纷纷潜逃，军心涣散，徐邦道孤军迎敌，寡不敌众而败退。日军攻入旅顺
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４．山东半岛之战及辽东进一步失守

日军夺取旅顺后，大本营决定出兵山东半岛，攻打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
军港，消灭北洋海军。清廷对日军下一步行动仍缺乏正确估计，依旧将军事
部署的重点放在奉天和山海关至天津一线，防守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十
分薄弱，仅 ４８ 营约 １７０００ 人，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总统。北洋舰队虽尚有 １５
艘军舰，但自黄海大战后一直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主动出击。
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８９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由大山岩率领的日山东作战军
２５０００ 余人在联合舰队护航下分批从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清军稍行抵抗即
溃，日军前锋乘势占据荣成。三十日（１ 月 ２５ 日），日军兵分两路，北路直
扑南帮炮台，南路指向威海。此际，李秉衡并未集中兵力对荣成方向之敌予
以反击，只是抽调了孙万龄部嵩武军、刘树德部绥军 ２０００ 人前往。孙、刘军
在桥头坚持两天后因寡不敌众弃地而走。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正月初五日（１ 月 ３０ 日），日军进攻南帮炮台，
守军伤亡惨重。当天下午，南帮炮台陷落。北帮炮台守军见状，望风而逃，
丁汝昌下令将北帮炮台炸毁，日军不战而取威海北岸。这样，威海军港内的
北洋舰队陷入了日军重围。清廷多次电令丁汝昌出海突围，但他死抱“惟有
船没人尽而已”①的决心，株守港内不动。九日（２ 月 ３ 日），联合舰队及南
帮炮台的日军合击北洋舰队。战斗中，“定远”中雷后自毁，“来远”、“威
远”、“宝筏”、“靖远”相继被击沉，刘步蟾自杀。清军伤亡惨重，弹药
将尽，丁汝昌下令沉船，但无人执行。一些洋员和无耻将领公开要求投降，
军心涣散。最后，丁汝昌在洋员马格禄（英人）、浩威（美人）及营务处道
员牛昶炳逼迫下自杀殉国。丁死后，马格禄、牛昶炳等盗用丁汝昌的名义，
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所剩“镇远”等 １０ 艘舰艇、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
全部落于敌手。二十三日（２ 月 １７ 日），日军开进刘公岛，清政府苦心经营
数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渤海南北门户均为日军所控。
平壤失守后，清政府觉得淮军不足恃，决定起用湘军。十二月，光绪帝
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命他速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
又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帮办军务。但军事并无起色，清军连续
四次反攻海城皆遭败绩。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二月，日军由盖平、海城、
凤凰城等地出战，６ 万湘军六天之内连失山海关外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4 册，第 316 页。
事要地。辽东的全线崩溃彻底粉碎了清政府以战取胜的希望，此后，清廷上
下转向求和罢战。

５．《马关条约》的签订

平壤、黄海之战后，清廷起用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奕䜣即请求各
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但没有结果。日军侵入辽东后，清政府请美国驻华公
使田贝出面调停。此时，日本鉴于列强联合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而且国
内出现财力空虚、兵力不足的困难，表示愿意接受调停。清廷则派总理衙门
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正月，张、邵到达广岛，时日军正猛攻威海卫，为迫使清廷接受其全部
条件，日本政府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公开指定要
奕䜣或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以清廷赔款、割地为条件，张、邵二人被迫回国。
北洋海军覆灭、辽东惨败后，清廷急于求和，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
议和。二月二十四日（３ 月 ２０ 日）李鸿章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日本马
关春帆楼开始谈判。三月二十三日（４ 月 １７ 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
赔偿军费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
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后来，关于辽东半岛的割让问题又起争端，日本在俄、德、法三国压力
下以向清政府勒索 ３０００ 万两“赎辽费”为代价，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邀功索偿，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
采矿山的特权。

６．台湾军民的抗日运动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台湾上下群情激愤，纷纷抗议割台。
五月六日（５ 月 ２９ 日），日军在基隆东面的三貂角登陆。十日（６ 月 ２ 日），
清“割台大臣”李经方在基隆港的一艘日舰上与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办
理了交接手续。翌日，日军侵占基隆。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大批官员内渡逃
往厦门，日军随后占领了台北、淡水。二十二日（６ 月 １４ 日）日方在台北设
立了“台湾总督府”。
清朝在台官员内逃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主动抗日。
五月，日军南下攻新竹，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率义军和部分清军坚
持抗战十余天，因粮弹不济被迫撤退。此后，徐骧部义军仍不断向新竹反攻，
牵制日军达两月之久。七月，日军攻陷苗栗，不久，在大甲溪遭义军伏击，
死亡甚重，后来日军收买奸细抄袭义军后路，徐骧等被迫率众撤退。日军随
后占据台中、彰化等地，义军退往台南，与刘永福黑旗军并肩抗日。八月，
日军进攻嘉义，黑旗军引敌入城郊地雷区，炸死日军 ７００ 多人，近卫师团长
能久亲王也受重伤死去。后日军卷土重来，轰塌城墙，才进入城中。黑旗军
与义军退往曾文溪，不久即为日军包围。经过血战，　　徐骧、王德标等义军、
黑旗军首领相继阵亡。八月下旬，日军得到增援后南北两路夹攻台南。城中
粮食已绝，孤立无援，守军军心动摇。九月二日（１０ 月 １９ 日）刘永福乘英
轮内渡厦门，台南陷落。此后，台湾人民抗日斗争转入低潮。在抗日保台的
五个多月　　中，义军、黑旗军共打死打伤日军 ３２０００ 多人，为保卫祖国神圣
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一场侵华战争，战争最后以清朝失
败告终。战后，列强开始对华资本输出，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大加
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空前的民族危机也推动了资产阶级
维新思潮的兴起。
 （七）八国联军入侵与义和团反侵略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一面在华争夺势力范围，一面又加强对华经
济、宗教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此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义和
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发动了八国联军侵
华战争。

１．八国联军的入侵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帝斗争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其中以义和团声
势最大。
义和团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
组织。它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交界地区。到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光
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间，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以及京津地区得到蓬勃发展，
他们公开反对教会的欺压，提出“扶清灭洋”、“兴清灭教”等口号。其中
有名的有山东冠县一带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义和团；山东茌平、禹城、
平原一带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领导的义和团；天津静海一带曹福田、张德成
领导的义和团。
开始，清政府对各地义和团采取剿的方针，但是未能将它扑灭，义和团
发展反而越来越迅猛。这时，以慈禧、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为首的
顽固排外势力转而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军队，各地清军相继停止了镇压
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帝国主义一直想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三月
七日（４ 月 ６ 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若两个月内不能
剿除义和团，四国将派军队代为剿平。十三日（４ 月 １２ 日），俄、英、美、
法四国以同样内容再次照会清政府。五月一日（５ 月 ２８ 日），各国驻华公使
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五月四日（５ 月 ３１ 日）后，各国侵略军 ４００
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同时，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 ３０００
余人，大沽口外尚有列强军舰 ２４ 艘。十日（６ 月 ６ 日）前后，各国先后批准
了联合侵华政策。
五月十四日（６ 月 １０ 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组
成的 ２０００ 多名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分批向北
京进犯。这时，京津铁路某些地段已被义和团和清军拆毁。十八日（６ 月 １４
日），西摩尔率第一批侵略军 ８００ 余人抵廊坊抢修前方铁路时，被义和团 ３００
多人包围。同一天，义和团还对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了袭击。二十日（６
月 １６ 日），西摩尔率一部撤至杨村。两天后董福祥部甘军 ３０００ 余人及义和
团 ２０００ 余人进攻留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毙伤敌 ５０ 余人。二十四日（６ 月
２０ 日），侵略军被迫南撤回天津。二十五日（６ 月 ２１ 日），聂士成部在北庄、
穆庄重创敌军，联军狂奔至天津西北的西沽，占据了军械局。三十日（６ 月
２６ 日），西摩尔带领的残兵败将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在这次狙击战
中，中国军民共击毙侵略军 ６２ 人，打伤 ２２８ 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
北的计划。
当西摩尔联军受阻京津之间时，大沽口外的联军已决定从水陆两路攻取
大沽。五月二十日（６ 月 １６ 日），先已驶入白河内的联军十艘舰艇进入了战
 备状态，英、德、俄、日各军约 １５００ 人则在塘沽登陆，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
炮台。当天下午，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于翌
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罗荣光严辞拒绝，传令炮台守军准备战斗。二十一日
（６ 月 １７ 日），联军舰艇提前七十分钟发炮轰击，清守军奋起还击。在炮火
掩护下，集结在塘沽的联军从侧后攻下西北炮台和北炮台，随后，联军渡过
白河，从侧后抄袭南炮台。至七时左右，大沽炮台尽失。联军同时掳走了北
洋海军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
五月十九日（６ 月 １５ 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
至二十三日，清廷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联军和战问题。二十一日，慈禧接到
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和列强要她归政光绪的谎报后，十分恼怒，意欲对
联军宣战，后遭光绪帝及洋务派官僚的反对而作罢。大沽沦陷后，慈禧在载
漪、刚毅、那桐等顽固排外分子怂恿下，强行决定对各国宣战。二十四日（６
月 ２０ 日）慈禧令荣禄为总指挥，组织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二
十五日（６ 月 ２１ 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
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但随着列强进一步扩大战争，慈禧发生动摇，
至六月三日（６ 月 ２９ 日），清廷又令驻华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的“苦衷”，
乞求各国谅解。

２．围攻天津租界

早在清廷宣战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开始抗击紫竹林租界内
的侵略军。五月十九日（６ 月 １５ 日）前后，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
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团民奋起还击。二十一日后，驻防清军也配合义
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此时，清军总兵力约 １００００ 人，参战义和团约二
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不足 ２０００ 人，侵略军高悬白旗，行缓兵之计。二十五
日（６ 月 ２１ 日）后，联军部分增援部队从大沽、西沽等地开入租界，兵力增
至 ７０００ 余人，实行分区固守。而义和团和清军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
限于炮击和袭扰对方，没有真正展开同联军作战，甚至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
的交通线，致使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补给。
六月四日（６ 月 ３０ 日），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提出先击退紫竹林租界
联军，然后会合各营，直抵大沽，收复大沽炮台的作战计划，清廷同意后立
即向天津增派援军，使在津清军人数增至二万四五千人，参战义和团也增至
５ 万人。同时，联军又有一万名左右援军从大沽抵达天津租界。九日（７ 月 ５
日），清军和义和团从三面围攻租界。曹福田部、武卫左军马玉崑部从北向
南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猛冲，一度占领火车站，杀伤不少
敌人。张德成部、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从马家口由西面进攻租界，
围歼敌人甚众。六月十日（７ 月 ６ 日），张德成　　部以几十头牛为前驱，踏
毁地雷，一度冲进租界。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租界进驻八里台、跑马
场等地。十三日（７ 月 ９ 日），联军 １０００ 余人向租界西南反击，清军在八里
台遭围攻，聂士成身受七处重伤，不幸阵亡，联军趁势占领了南机器局。

３．保卫津京之战

①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科》，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63 页。
 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增援，人数达到 １７０００ 余人，联军开始反攻。十
七日（７ 月 １３ 日）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联军 ７０００ 余人进
攻天津东北和南门。裕禄、马玉崑率部逃往杨村，留守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
与联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十八日（７ 月 １４ 日），天津陷落。城内义和团大部
惨遭杀害，伤亡极重。
七月十日（８ 月 ４ 日），八国联军 １８０００ 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
向北京进犯。十一日（８ 月 ５ 日），联军进攻北仓，清军与义和团多方阻击，
未能阻挡敌人的攻势。联军占领北仓后向杨村进犯，宋庆、马玉崑部败退，
逃往通州。裕禄南退至蔡村后自杀。十四日（８ 月 ８ 日），帮办武卫军事务
大臣李秉衡统率勤王之师往河西务御敌。十五日（８ 月 ９ 日），清军防御阵
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已包抄至前，李秉衡急督各军迎战，清军此时军
心已散，稍事抵抗后即四下溃逃。七月十七日（８ 月 １１ 日），李秉衡退至张
家湾后吞金自杀，张家湾失守，通州守军弃城逃往北京。十九日（８ 月 １３ 日），
联军 １００００ 余人从通州分三路直扑北京：日军 ７０００ 余人进攻朝阳门，俄军
３０００ 余人进攻东便门，英军 ２０００ 余人进攻广渠门，美、法等军 ５０００ 余人作
为后援继进。此时，北京城内尚有七八万清军和 ５ 万余名义和团民，由荣禄
负责城防，分区防守。二十日（８ 月 １４ 日）上午，由于董福祥调广渠门守军
往援朝阳门、东直门，致使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内，并到达使馆区。进攻东
便门的俄军在美军配合下也进入城内。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
炮后，爆破东直门，随后，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进入城内。联军相继
入城，长达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大部清军溃散，义
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与敌人展开了街垒战、巷战，坚持到最后一刻。二十三
日（８ 月 １７ 日），联军占领全城。北京之战，义和团牺牲最多，清军伤亡达
４０００ 余人，联军死伤 ４００ 余人。

４．《辛丑条约》的签订

联军占领北京后，成立了“北京管理委员会”，闰八月二十四日（１０ 月
１７ 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京，在紫禁城仪銮殿设立总司令部，联军驻京
人数已达 ３ 万余人。
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联军自八月下旬起从京津地
区四出攻掠，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了大沽到山海关各海口以及南至正定、
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各处要地。在联军占领期间，侵略
军烧杀抢掠，暴行累累，义和团民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早在七月二十一日（８ 月 １５ 日）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就挟持着光绪，
同载漪、奕劻、刚毅等大臣在 ２０００ 余名八旗兵护卫下，经山西逃往西安。清
廷在西撤途中，一面令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回京议和，一面发布
“痛剿”义和团的上谕。
奕劻、李鸿章抵京后，向列强屈膝求和。十一月三日（１２ 月 ２４ 日），
发动侵华战争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
十二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
禧，慈禧立即复电表示一切照允。光绪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７ 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东交民巷划使馆界，中国人概
不　　准居住；惩办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拆除北京至大沽沿路炮台；各国在北
京至山海关的十二个战略要地上驻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条约签订后，
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和直隶地区。
在这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
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入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更为深重，
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
 （八）辛亥革命战争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
命脉，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廷从光绪二十六
年（１９０１ 年）底起，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
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在北京设练兵处，在地
方成立“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并制定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
计划。但直至清朝灭亡，全国只编成新军十四镇，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
最为强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
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推翻
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革命派在日
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
也急剧高涨。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
之手。这意味着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
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帝国主义出
卖铁路权益，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
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当清政府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湖
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１．武昌起义

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在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下，新军工作做得
最有成效。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新军
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
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起义前夕，１７０００ 多人
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
年七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
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对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八月三日（９ 月 ２４ 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骨干分子召开会议，决定于
十五日（１０ 月 ６ 日）举行起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由蒋翊武与孙武分别
担任起义的临时总司令和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并通知湖南革命党届时
响应。会后，由于清方加强了戒备，湖南革命党人也准备不足，起义被迫延
期。
十八日（１０ 月 ９ 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
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至，孙武等仓促转移，起义的武器、旗帜、文
告、名册等全被俄国巡捕搜去，并转交给清政府。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
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见形势危急，毅然决定于当晚 １２ 时起义。晚 ９ 时左
右，清军警包围了起义总机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蒋翊武
乘隙脱逃。由于清方戒备严密，起义命令未能及时送出去，这次起义流产了。
十九日（十月十日），清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英勇就义，武昌
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七时左右，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领导下在武昌
城内率先起义。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革命党人李鹏升率领下也
同时举义。其他各标营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起义者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
凤凰山、蛇山等要地及各城门。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衙门及靠近督
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第一路由紫阳桥经王府口指向督府后院；第二
路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侧翼；第三路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指
向督署前门。同时，炮兵向督署轰击，配合步兵作战。瑞澂严令第八镇统制
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部抵抗。当起义军快逼近督署时，瑞澂
慌忙打开督署后墙，逃往“楚豫号”军舰。张彪率部抵抗一阵后，窜出城外，
逃到刘家庙。黎元洪则逃到黄土坡僚属家藏匿起来。清军失去指挥，大部溃
散，一部投降。到二十日（十月十一日）黎明，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城。
当天上午，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
足，推举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
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也趁机混入了军政府。
二十日（十月十一日）、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汉阳、汉口新军中
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迅速占领了汉阳、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光复。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至十一月下旬，全国 ２４ 个省
区中已有 １４ 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

２．汉口、汉阳之战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将瑞澂、张彪革职留任，命海军提
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支舰队援鄂，以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
臣节制各军。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以陆军第四镇和第二、六
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一军，由荫昌指挥。陆军第五镇及第三、二十镇的两个
混成协为第二军，由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两军开赴武昌前线。另将禁
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第三军，由贝勒载涛指挥，防守京畿一带。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编军队，革命军总兵力最多时达 ６ 万人，由
于新兵数量骤增，部队训练不及，大部分老兵被提拔为军官和军士，使军队
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清军南下消息传来后，湖北军政府决定增兵汉口，趁
清军尚未集中，先扫清刘家庙之敌。二十七日（１０ 月 １８ 日），革命军在第
二协统领何锡藩指挥下进击刘家庙，翌日即占领该地。张彪率敌军残部逃往
滠口一带，固守三道桥北端。此时，南下的北洋军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
集结。军政府决定先退滠口之敌。由于何锡藩与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
呈，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却不作任
何部署。二十九日（１０ 月 ２０ 日），军政府派人代张下令进攻摄口。由于敌
军在三道桥防守严密，革命军进展困难，伤亡较大，被迫撤回。事后，军政
府决定对南下之敌采取守势。
九月五日（１０ 月 ２６ 日），敌军分三路进攻：主力由铁路沿线　　　　　　　攻
刘家庙；另两路一经蔡甸攻汉阳，一由阳逻经青山下游直逼武　　　　　　　　昌。
清军在阳逻的海军趁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驶至湛家矶附近，突袭三道
桥以南革命军阵地，致使革命军牺牲 ５００ 多人。滠口之敌趁势通过三道桥，
沿铁路两侧猛攻，在水陆夹攻下，清军占领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
此时，前线指挥官张景良不知去向，第二协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于当
天下午率部队夺回刘家庙，不久又告失守。这时，清廷发现荫昌指挥北洋军
不灵，不得已将他召回，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武汉军事，任命
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为第一、第二军军统。冯国璋遂亲赴汉口指挥战事。刘
家庙失守后，战争转入汉口城中，这时，黄兴由上海赶到武汉，被推举为武
汉革命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反击，皆为
清军所阻。九月十日（１０ 月 ３１ 日），冯国璋集军猛攻汉口，革命军损失巨
大，逐步后撤。十一日（１１ 月 １ 日），市区大部失守，黄兴遂退守汉阳。翌
日，汉口陷落。
清军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决定先取汉阳，再图武昌。而军政府内部经过
激烈争论，决定固守汉阳。这时，经过补充的革命军有 １００００ 余人，加上从
湖南来的两协援军，总兵力增至 ２ 万余人。黎元洪登坛拜将，任命黄兴为战
时总司令。十四日（１１ 月 ４ 日），黄兴设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
二十六日（１１ 月 １６ 日），黄兴不顾革命军新兵多、训练缺、敌强我弱
的现状，决定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
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汉阳东北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第三路为主力部
队，在襄河琴塘口渡河，进攻汉口玉带门。二十七日（１１ 月 １７ 日）晨，第
一路因指挥官酒醉，下错命令，延误了渡江时间；第二路因指挥官结婚，未
上前线；第三路因将士争食，自行混乱，在清军进攻下不战而瓦解。这样，
反攻汉口计划全部破产。
三十日（１１ 月 ２０ 日），清军进攻汉阳。其左翼部队从汉水正面渡江，
直攻汉阳；右翼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
乙支队从舵落、琴断口渡汉水，向美娘山、仙女山进攻。两队迂回汉阳翼侧，
经过反复争夺，十月四日（１１ 月 ２４ 日），清军在炮兵支援下，攻占了美娘
山、仙女山和三眼桥。接着，革命军又丢失了磨子山、锅底山、扁担山等汉
阳周围的制高点。六日（１１ 月 ２６ 日），清军右翼甲、乙支队合击革命军黑
山、十里铺防线，汉口清军从汉口渡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纷
纷撤退。七日（１１ 月 ２７ 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占汉阳城。
占领汉阳后，袁世凯鉴于长江天险和海军倒戈，又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
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双方隔江而峙。

３．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

武昌起义后，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东南重镇南京尚在清
军重兵把守中。当时，南京驻军有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 ７０００ 人以及江
南提督张勋等率领的江防军、巡防军、新防军等旧军约 ２ 万人。武昌起义后，
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遂全部缴回第九镇军中的
子弹，并令其移防城外 ６５ 里的秣陵关。
著名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任过统带，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
主革命思想。移至秣陵关后，各标营革命呼声甚高。徐绍桢为势所逼，也倒
向革命。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九镇从秣陵关向南
京发动一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而败退镇江。
此后，上海督军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首领集会，决定组建江浙联军，
攻克南京，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推徐绍桢为联
军总司令，总兵站设于上海。联军计有洪承典所统沪军 １０００ 人，黎天才所统
粤军 ６００ 人，刘之洁所统苏军 ３０００ 人，朱瑞所统浙军 ３０００ 人，林述庆、柏
文蔚所统镇军 ３０００ 人及徐绍桢所统第九镇官兵共 １４０００ 余人。江浙联军组成
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决定先逐南京城外清军，再取南京城。镇军担任
中路，由马群进攻天保城；浙军承担左翼，从孝陵卫进攻幕府山；粤军担任
右翼沿沪宁线进攻乌龙山；苏军进攻雨花台；沪军为总预备队；其余各军担
任警戒。
十月五日（１１ 月 ２５ 日），各军依计划发起进攻。粤军攻下乌龙山炮台
后立即与浙军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九日（１１ 月 ２９ 日）得手。随后两军协
助镇军攻天保城，经过彻夜血战，天保城于十一日（１２ 月 １ 日）克复。同日，
苏军顺利占领雨花台。联军全占南京城外险要后，开始用大炮轰击城内了望
台和指挥所。清军借托洋人与联军交涉投降事宜，当晚，张勋率兵 ２０００，由
下关、浦口北逃徐州，张人骏、铁良也在下关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城内残
存清军开城投降。十二日（１２ 月 ２ 日）联军进入南京城。此后，南京代替武
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
攻占南京后，各省革命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孙
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１９２１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成立。
早在十月十日（１１ 月 ３０ 日），袁世凯就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向湖北军
政府提出停战及和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立宪派、旧官僚混入
革命阵营，窃取了重要职权，革命党内部分歧日趋尖锐，临时政府内部出现
了妥协派，许多领导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对袁世凯既有畏葸又抱幻想，表
示愿意和谈。十月二十八日（１２ 月 １８ 日），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代表
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谈”，最后双方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
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为条件达成协议。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１９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孙
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随后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袁世凯手里，
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具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
争。这次战争促使清王朝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
成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战争最后以
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经验教训是值得
深刻吸取的。
 （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清军在武器装
备上陈旧、落后，遭至失败的形势下提出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１７８５
—１８５０ 年）和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年）首先提出了解敌情、以夷制夷的思想。
林则徐被史家称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
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敌情，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
辑了《四洲志》等书。魏源则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明确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①。
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制造新式武器，同时革除弊端，整
顿、训练军队。并建议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武举考试中增加水师一科，鼓励
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飞炮、水雷等新式器械。魏源还根据敌我强弱形势
以及自身的有利因素，提出以“议守”为中心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不能守，
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和）？”。守的具体运用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
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种方针有利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对于抗击远道
而来，急于速战的西洋强敌无疑是有效的。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七，第 2 页。
 （十）湘、淮军代表人物的军事思想

湘军与淮军是在镇压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兴起的。湘军的代表人物有曾
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 年）、胡林翼（１８１２—１８６１ 年）、左宗棠（１８１２—１８８５
年）等，淮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 年）。
湘军是仿照明代名将戚继光的营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提出“忠义血性”
作为治军的最高思想准则和选将的标准。忠义是指无条件地效忠于清朝政
权，血性是指一种淳朴和冲动的特性，提出这一原则就是要克服绿营兵的陋
习，增加军队的活力与朝气。
在用兵指导思想上，曾国藩强调一个“稳”字，提倡防御，稳扎稳打和
深沟高垒。在战役上，曾国藩主张“以主待客”，侧重防御，反对轻易进攻。
胡林翼也很强调防御，但反对处处设防，他提出：“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
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 ①
曾、胡都重视战前准备，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全军破敌”为追求目标，
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讲究灵活多变，因时因地制宜，强调“陈迹之不可狃，
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②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统帅在作战中都很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
选择，而这正是战略任务之所在。曾国藩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把战略重点放
在武汉、九江、安庆，坚持先取湖北、江西，再争安徽，后取江浙，即力争
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终于取得成功。左宗棠在西北镇压捻军和西北
回民起义时，其基本战略为“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在出军收复新疆
时，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先北路而后南路”。所以要先捻后回，是
因为左宗棠认为捻军纵横驰骋，战斗力强，威胁大；而回军则分散无远图，
是坐守之敌，对清政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出兵新疆时，要“先北后南”，
是因为阿古柏的窠穴在南路，北路兵力相对较弱，先攻北路，不但是指向敌
人的薄弱环节，而且可以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最后形成对南疆的夹击之
势。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左宗棠军事思想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力求谨慎。他反复强调要“慎
以图之”、“慎之又慎”，甚至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③。在指挥作战时，
左宗棠一向反对轻敌冒进，讲究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他打仗时并不希冀侥
幸取胜，他说：“打仗是过硬的　　　　事，一分乖巧不得。”①他指挥作战时，
往往要在后路十分稳妥后才开始进攻。出兵新疆时，在开战之前，他下了很
大力气整顿部　　　　　　队、筹集军饷、采运粮食、更新装备、巩固后防，即所
谓筹粮、筹饷、筹转运，只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
的帷幕。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他所兴办的洋务也远
远超过其他人。因而他的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接受西方军事思想影
响，在军事上推行一定程度的“西化”。他所创建的淮军在中国军队中是最
早开始西化的，不但配备了洋枪、洋炮，而且编有专门炮队，为中国近代炮

①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二章。
②
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疏》。
③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三。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
 兵之发轫。淮军在清军中不但是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而且普遍雇用洋将，
教练西式操典，演习西洋枪炮。
李鸿章除了采用西式武器装备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培养了
一批技术人才。他强调“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
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制器必无成”②。强调练兵、制器、育人三者之间的紧
密联系。
筹办海防，重视近代海军的组建是李鸿章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他认为，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③，只有兼顾
陆防与海防，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④。为此，他于北洋各口，增
设了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同时组建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是
“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也就是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即所谓“扬远岛
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这样一种海防战略思想与中国旧有的海防思想比
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晚清的官场中，李鸿章是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人
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视淮军和北洋海军为私产，为了维持自己的权
势、地位，决“不轻于一掷”。因此，他往往以敌强我弱为借口，在抵抗外
来侵略的战争中，力主避战主和。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
中曾做过明确表述：“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
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以“羁縻”为最终目标，自然不可能去积极
备战，更谈不上具有决战思想了。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第 16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二，第 3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 49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 27 页。
 （十一）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顶峰，它在军事路线、军队编
组、作战形式、战略战术、军队纪律等方面都自成一格，颇具特色。
太平军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从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过渡，除拥有强
大的步兵、骑兵之外，还有工兵、炮兵和水军。正由于兵种增多、武器装备
增强，因而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太平军总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共享太平之乐”的
理想社会。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战略目标并不相同。从金田起义到道州
整军，这一时期进军目标并不明确，主要目的在于休整部队，补充自己；从
道州整军到占领南京，这一时　　　　期，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
“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
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①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就把太平天国农
民战争从局部地区推向了全国；从建都南京到北伐失败，这一时期尽管在主
观愿望上想占领北京，推翻清朝统治，但用兵主次的位置摆得不对，只派偏
师扫北，导致北伐军全军覆灭，战略思想也从战略进攻转为拱卫天京（南京）
为主的战略防御，以后虽有局部进攻，但总的战略是防御的。
从战争形式看，太平军主要采取阵地战和攻坚战，因而他们的战术思想
也与之相适应。要从事阵地战，就必须重视行军作战的队形（即阵法），“其
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整兵应敌，奇兵或分抄阵后，或直搏中坚”②。
据记载，太平军惯用的阵法有牵线阵（一种行军阵法）、螃蟹阵（一种临战
阵法）、百鸟阵（一种野战阵法）、伏地阵（一种先退却后反击的阵法）等。
太平军非常重视攻坚战，除不断提高攻坚能力，组建攻城部队（土营），并
总结出攻城的原则：首先，强调以智取为主，以强攻为辅；其次，采取“略
城堡、舍要害”的方针。围攻桂林、长沙均是如此；第三，采用先易后难，
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战术的采用，均收到良好效果。
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活动于长江以北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它多次与太
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又与太平军赖文光部合并整编成新捻军。这支农民军采
取的流动战术是颇为著名的，新捻军强调“以走疲敌”。这种流动战术主要
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打几个圈”：即以骑兵旋回打转，捕捉战机，然后
伏击包抄，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步骑相间，围裹包抄。比如高楼寨战役就是
一次非常典型的流动战术的成功运用，当时新捻军以高速流动拖垮了蒙古亲
王僧格林沁的骑兵，然后在菏泽县北高楼寨设伏诱敌，击毙僧格林沁，这一
战役毙敌万余人，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威力。但这种流动作战有利也有弊，
它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军事主动权，但因忽视战略基地建设，使部队得不到
补充和休整，因此，虽然能在战役、战斗上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终不能挽
救战略或全局方面的失败。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
②
江忠源：《条陈军务疏》。
 （十二）晚清海防战略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是一种传统的国防思想，海权意识严重缺乏。
明、清两代又采取了禁海政策，形成了有海无防的局面。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对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和禁海政策是一次强大的冲
击，面对来自海外的强敌，近代海防意识开始产生。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提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以守为战”立足
于守，防守的重点是重要的海口以及敌人必经的内河和要隘，其出发点是避
敌之长，不与英军在海上交锋。但“以守为攻”并非一味死守，而是采取夜
袭火攻战术，困扰敌人，以战助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为了进
一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林则徐在战争后期，还提出添置船炮、发展水军，以
“出洋剿办”。他强调如果中国“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
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①，也就是说，只有发展近代海军，才是巩固海防
的根本途径，即所谓“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还
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认为西方的长技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
因此应该改革军事制度，并且创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方工匠，柁师自
造轮船，并习其驾驶、攻击之术。魏源还提出应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新式舰
队，驻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之盛”。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师夷长技”的基
础上对海军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曾国藩提出“师夷智”；李
鸿章提出“师其所能，夺其恃”；左宗棠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江
苏巡抚丁日昌更提出兴办近代海防、海军的具体方案。他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拟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内容包括外海水师必须配备大号轮船；仿
西法在沿海建立新式炮台，安置西式火炮，以与沿海水师相配合；选练陆军
与水师协作防海；组织沿海士民参加海防；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
海军舰队，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联成一气；设立制造局，与新式海军相为
表里等。到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这一章程终于得以直达朝廷，近代海防
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７０ 年代中期，清政府就海防建设以至整个国防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督抚中
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即所谓“海防议”。在这场讨论中，“东则海防，西则
塞防，二者并重”的思想得到了重视。建设新式海军，分洋设防的思想也得
到了完善，７０ 年代后半期，清军大举出塞，收复了新疆广大地区，巩固了西
北边防。同时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４ 年）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在以后 １０
年中福建、北洋、南洋、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
在不同时期，战略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从 ７０ 年代看，阿古柏占据天山南
北，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西北大片领土沦丧，塞防应为国防重点；但从长
远看，主要国防方向应是海上，这不但是因为欧美国家主要从海上入侵，而
且中国还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更富侵略性的敌人——日本。清政府虑不及
此，未能及时调整国防重点，对日本的侵略动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一战
略失误，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①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
 （十三）新军创建的指导思想

清王朝创建新军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由于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武装起
来的湘军、淮军一败涂地，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引起了一部
分官僚对军事改革的重视。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任驻欧洲各国公使）就
提出：“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
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光绪皇帝对用西法训练清军的改革建议也大为
赞许，称之为“救时之策”，并令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当时留天津办理东征
粮台）主练新军。胡燏棻认为“舍富强外……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
途，更无致富之术”，他提出练兵先要筹饷，练兵、筹饷的本原又在“敦劝
工商，广兴学校”，即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胡燏棻阐述了练兵与变法图强
致富的关系，这种改革军事的主张比之湘、淮军只着重用洋器、练洋操无疑
是一种进步。清廷遂命胡燏棻主练新军，号称“定武军”。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十一月，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清廷又命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改称
“新建陆军”。
同时积极要求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还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
一年（１８９５ 年）春、夏，张之洞不断上奏清廷，提出　　　　应讲求新式操法编
练军队，他指出甲午战争中的对手是一支“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
械精，攻取皆有成算”的近代化军队，若不从根本上进行军事改革，“是中
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认为练兵不能只练练洋操，学学步伐，而必须从军
队组织、营制、饷章到训练进行全面改革。张之洞提出先招 ２０００ 余人，在德
国军官的帮助下，编练成“自强军”。以后，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又
在湖北先后聘请德国、日本军事教官，参照两国军制继续编练。
“新军”与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装备、训练不同，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其装备也全
仿西法，在编制上包括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这些都是旧式军队
所不具有的；第二，新军士兵有比较严格的入伍条件，从年龄、体格到文化
程度都有明确规定；第三，新军军官的来源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的毕业学员
中选拔，因而具有较完备的现代军事知识，不同于旧军官出身行伍或随意招
募；第四，新军虽用西式操典进行训练；但也进行封建“忠义”思想教育。
在戊戌维新期间，练新军也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后变法虽然失败，
新军的编练并没有停止。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在
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也设督练公所，把编练新军推广到全国。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兵二》，第 9509 页。
 （十四）晚清的名将和重要军事著作

１．晚清的名将

晚清时代，在清廷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
强入侵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将领。与清朝前期、中期的将领相比，
晚清名将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随着八旗、绿营的腐朽，旗绿中诞生的名
将已寥若晨星，晚清时代涌现的名将大多是出身勇营的汉人；其次，晚清名
将大多有镇压农民军和抵抗西方侵略的双重经历，他们在认识、引进西方军
事技术和制度，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再次，
晚清的一些名将，往往是地方军事集团的首领，他们以拥兵和办洋务而势重，
权势大大超出军界，对清廷政治、外交、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
近代大小军阀的鼻祖。
这一时期在反抗清政府的农民革命战争中，也冉冉升起了一批农民将
星，其中以太平天国的将领最引人注目，我们特将天国名将附录于后。下面
对晚清名将作一简略介绍。
（１）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１８６５ 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
内蒙古自治区）人，嗣父特纳木多布斋系嘉庆帝额驸。道光五年（１８２５ 年），
僧格林沁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颇得宠遇，同于宗室诸王。十四年
（１８３４ 年），授御前大臣、都统。翌年，命总理行营，“出入禁闱，最被恩
眷”①。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太平军北伐，奉旨专办京城各旗营防守事宜。八
月，清廷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　　　　　　赞大臣，率京兵
驻涿州防堵。北伐太平军至静海、独流等地后，僧格林沁会同胜保纠重兵与
北伐军在天津相持三个月。翌年，追击太平军至连镇，俘北伐军主将林凤祥。
随后，移师攻高唐，北伐军将领李开芳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引徒骇河
水灌屯，督万余人围攻，破冯官屯，俘李开芳。自此，太平军北伐部队完全
失败。僧格林沁因功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后加恩“世袭亲王罔替”。
八年（１８５８ 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
通州。《天津条约》签订后，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封锁河道，增
设水师。九年（１８５９ 年）五月，英法联军借口“换约”在大沽口寻衅，轰击
大沽炮台。僧格林沁督军还击，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侵
略者被迫退出口外。翌年，英法联军再次集结大沽口，在北塘登陆，僧格林
沁以 ３０００ 马队迎敌于新河、军粮城，被联军击溃，遂弃大沽炮台，撤至通州。
中英通州谈判破裂后，僧格林沁逮捕了英方代表巴夏礼。但其所部连败于张
家湾、八里桥。侵略军犯北京，僧军不战自溃，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
职务。
十年（１８６０ 年）后，率满蒙八旗主力南下鲁、皖、豫等省镇压捻军。清
廷先后开复其职衔，授以节制鲁豫晋冀四省统兵大权。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
镇压商邱马牧集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翌年，在淮北击败捻军张乐行部，杀
其首领张乐行和苏天福。旋镇压山东淄川刘德培起义军和邹县文贤教起义

①
《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军。接着，又击破盘踞两淮地区的苗沛霖团练。三年（１８６４ 年），始在豫、
鄂一带与捻军作战，屡为赖文光、张宗禹部所败。四年（１８６５ 年），率部追
捻军入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①。至山东曹州菏泽高
楼寨（今高庄集）时，陷入捻军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阵亡于吴家店。
（２）曾国藩
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 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
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道学。三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衔。三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
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他丁母忧回籍。正逢太平军进攻湖南。十二月，
受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看到绿营、
团练在太平军面前毫无战斗力，不可依恃，遂举团练之旗号，募勇练兵，意
欲创立新式军队。开始，在长沙编练陆师。三年（１８５３ 年），移驻衡州（今
衡阳），又创立水师，随即建衡州船厂，复设湘潭分厂，制造炮船，并配以
购自外国的洋炮。其兵员募自湖南“练勇”，属于“官勇”性质，称为湘勇
（后一般谓之“湘军”）。湘军对绿营兵制进行了改革，以募兵制代替世兵
制，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所募兵勇，需取具结保，又灌输以封建伦理
纲常，加强思想控制。湘军军制成为日后清军实行勇营制的蓝本。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正月，湘军练成，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
檄》，开始对太平军作战。湘军兴起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四月，曾国藩
败于靖港，愤而投水，遇救。继占湘潭、岳州（今湖南岳阳）。随后指挥湘
军出省作战。八月，陷武汉，加兵部侍郎　　　　衔。不待湖北后方巩固，即顺
江东下，破田家镇。十一月，攻江西九江不克，即攻湖口，十二月，湘军水
师为石达开分割于长江和鄱阳湖两处，大败，退驻南昌。五年（１８５５ 年）二
月，太平军克武汉，湘军在鄂赣战场连遭败绩。曾国藩担心士气低落、人心
动摇，执意顿兵坚城，即或被动挨打，也不肯撤出江西，回争武汉，遂造成
坐困江西的局面。六年（１８５６ 年）秋，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曾国藩
乘机指挥湘军反扑。十二月，再陷武汉。七年（１８５７ 年）二月，丁父忧，回
籍奔丧，所带湘军交其弟曾国华统率。六月，因清廷不假实权，历年办事艰
难，奏请开缺守制，诏准。八年（１８５８ 年）四月，湘军李续宾、杨载福、彭
玉鳞部陷九江。十月，李续宾部 ６０００ 精锐在安徽三河镇为太平军全歼。清廷
震动，命曾国藩出驻湖北，移师援皖。
十年（１８６０ 年）初，曾国藩决定分三路进攻安庆：道员曾国荃部犯安庆
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部为援军。四月，安庆合
围。六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
北水陆各军悉归节制。时，苏浙大部已为太平军攻占，清廷催促曾国藩撤安
庆之围，移师江浙。曾国藩坚持先取安徽，后夺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
的战略方针，宣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
力争“安庆城围不可遽撤”①。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八月，湘军陷安庆。十月，
曾国藩受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①
《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八。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遣左宗棠督“楚军”入浙江，李鸿章督“淮军”
入上海，勾结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捷军”、“常胜军”夹攻苏浙太平军；
遣曾国荃部围攻天京。三年（１８６４ 年）六月，湘军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
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集团与清廷矛盾日益扩
大，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决意裁撤湘勇，保留淮军。
四年（１８６５ 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
曾国藩针对捻军易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在军事上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的
办法，以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闰五月底，进驻安徽临淮，旋移驻江苏
徐州。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地设重兵驻防，令地方士绅修筑圩寨，
实行坚壁清野，并建立马队。五年（１８６６ 年）夏，曾国藩集 １０ 万之众在东
达运河，西至沙河、贾鲁河，南起淮河，北过黄河的区域内画河圈围，挖壕
设防，围困捻军。八月，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
捻计划破灭，剿捻失败。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剿捻事改由李鸿章督办。
作为洋务派地方大员，曾国藩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赞同“借师
助剿”，并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攻陷安庆后，曾
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试制成“黄鹄”号小轮船一艘。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
四年（１８６５ 年），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
业：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他还热心支持、参与挑选幼童赴美留
学计划。
六年（１８６７ 年），授大学士。七年（１８６８ 年），调直隶总督。九年（１８７０
年），天津教案发生。奉命查办，屈从法国侵略者，残民媚外，受到舆论谴
责。旋调两江总督。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病死南京。谥“文正”。有《曾文
正公全集》传世。
（３）李鸿章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 年），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
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随工部左侍
郎吕贤基等赴安徽帮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八年（１８５８ 年）入曾国藩幕襄办
营务。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奉曾国藩命招募淮勇，组建援上海之师，李鸿章以
曾国藩所拨湘勇 ８ 营及庐州一带团练为基础建成淮军，悉法湘军。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遂以上海为基地，“用
沪平吴”，伙同英法干涉军，华尔、戈登的“常胜军”等与太平军争夺苏浙，
先后两次打败李秀成军对上海的进攻。湘军进围天京后，李秀成率部回援，
淮军在上海附近连战连捷，陷嘉定、昆山、太仓，得苏南腹地。二年（１８６３
年）十月，淮军攻陷苏州，兼图常州、嘉兴。三年（１８６４ 年），天京攻陷后，
封一等肃毅伯。
在沪期间，李鸿章积极练兵练器，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购买西方军
火，置买租雇轮船，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加强淮军军事实力。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创办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
四年（１８６５ 年），署两江总督，筹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中国第
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五年（１８６６ 年），曾国藩剿捻失败，回两江总督本任。
清廷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翌年，授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
办剿捻。李鸿章督师北上后，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在
湖北“扼地兜剿”，镇压东捻军。东捻军在尹隆河失利后，进军山东，李鸿
章随即部署运河、胶莱河之防。东捻军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
间，屡屡受挫，最后失败。七年（１８６８ 年），李鸿章督淮军北上镇压西捻军，
与左宗棠等用圈制之策，将西捻军消灭于马颊河与徒骇河之间。平捻后，赏
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八年（１８６９ 年）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九年（１８７０ 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
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
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将仿造西方船炮作为“强兵经武”的
关键，因而大力提振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在他控制下的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晚清“海防”“塞防”
大争论中，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坚持“海防”为重，强调建立海军。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筹建北洋海军。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海军衙门成立，受命会办海军事务。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北洋海军正
式成军。在这期间，他雇聘洋员，向列强广购军舰，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
师学堂、武备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又
选派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学习“陆军技艺”，制造、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他力主议和。二年（１８７６
年），英国侵占缅甸和云南，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１８８３—
１８８５ 年）中，他积极求和，消极抗战，当清军陆路大捷后，主张乘胜即收，
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中，
奉行避战求和方针，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没，亲赴日本马关签订《中
日马关条约》。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在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持观望态度。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
被任为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死后谥
“文忠”。
（４）左宗棠
左宗棠（１８１２—１８８５ 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家境寒素，
２１ 岁中举，随后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遂绝意科场，一心钻研历史、
地理、军事等经世之学。他曾在两江总督陶澎家执教 ８ 年，遍览陶氏文稿及
藏书。左宗棠关心时政，重视兵法研究，特别喜欢钻研边疆史地。在陶澍及
贺长龄兄弟影响下，他十分推崇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
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太平天国起义广西，挺进湖南，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
幕府，颇具才干，名噪一时。后因樊燮诬告案，结束幕客生涯。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经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左宗棠以王錱“老湘军”
旧部为基础，组建“楚军”，赴江西作战。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李秀成袭取
杭州，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１８６１），左宗棠从衢州（今衢县）率部挺进浙西。翌年，升
闽浙总督，兼巡抚事。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左军全占浙江，赏加太子少保
衔，封一等恪靖伯。随后，启程入闽，进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攻占
漳州后，太平军退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县）。左宗棠立即入粤，指挥福建、
广东、江西三省清军，于年底镇压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
赏戴双眼花翎。
时清廷正讨论购雇外国轮船事，左宗棠由粤返闽后立即上疏朝廷，强调
海防的重要性：“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
 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进而建议清廷在福州创办造船厂。五年（１８６６
年）九月，左宗棠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等为正副监督，在马尾山下筹
建船厂。十月，调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
翌年，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在马尾正式开工。
六年（１８６７ 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镇压西捻
军及西北回民起义军。他制定了“先捻后回”的战略，采用“讲求阵法、先
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以车营、步队当贼
马，而以马队抄其步”①等战术来对付捻军骑乓。遂凭渭河扎营，企图歼西捻
军于泾、洛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北上，强渡黄河入山西。左宗棠亲率 ５０００
人一路尾追。西捻军由晋、豫北上，驰骋冀中，进逼保定。清廷大恐，各地
勤王之师纷至。左宗棠建议清廷将聚于直隶之师分为“近防之军”、“且防
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为清廷采纳。旋至保定、吴桥（今河北旧吴桥）
一带督师。七年（１８６８ 年）六月底，西捻军被剿灭。晋太子太保衔。
平捻后左宗棠回到西安，部署各军进剿回民起义军。十二月，破镇靖堡
（今靖边县），陕北饥民武装董福祥等投降。八年（１８６９ 年）二月，破董志
原（属甘肃庆阳府），占领陇东镇原、庆阳一带。至此，陕西回军皆溃。三
月，左宗棠移大本营于乾州（今陕西乾县），决计先进攻实力最强的回军马
化龙部根据地——金积堡。九年（１８７０ 年）十一月，马化龙降，金积堡陷落。
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降。七月，左宗棠移驻兰州。调老
湘军进攻西宁。十月清军进抵西宁。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九月，左军破肃州。
甘肃回军皆平。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晋东阁大学士，留督陕甘。
此时，新疆危机日益严重，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殖民势力支
持下入侵南疆地区，并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十年（１８７１ 年），沙俄又
出兵强占伊犁地区。清廷内部掀起了“海防”、“塞防”之争。左宗棠坚持
“海防”、“塞防”并重，力主出兵收复新疆，为清廷采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三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战前，左宗棠作了长期、周密的准备。
战时，左军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战略方针指导下奋勇作战。三年
（１８７８ 年）取得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晋二等侯。
四年（１８７８ 年），左宗棠要求清廷在新疆设省，并收回尚在沙俄手中的
伊犁。《里瓦基亚条约》签订后，清廷一面宣布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
俄改约；一面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战争准备。六年（１８８０ 年），左宗棠“舆
榇发肃州”①。进抵哈密。七月，清廷召左宗棠回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大臣。七年（１８８１ 年）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九年（１８８３ 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左宗棠自请赴前线督师，再入军
机处。十年（１８８４ 年）七月，清廷对法宣战，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
务。十月，左宗棠进驻福州，大力布防，组援军赴台湾。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
七月，病逝任上。清廷谥“文襄”。
（５）胡林翼
胡林翼（１８１２—１８６１ 年），字贻生，号润之、润芝、 芝，湖南益阳人。
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 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不久充国史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
①
《清史稿・左宗棠传》。
馆协修。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年），丁父忧离京回籍。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年），在
陕西捐输案中，由陕西巡抚林则徐专折奏办，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
分发贵州补用。在滇八年，历任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并一度专任
军事。他大力呼吁重视军事，仿效戚继光亲募勇丁加以训练，镇压当地苗民
和榔军起义，堵击进入贵州的湖南李沅发起义军。擢升贵东道道员。由此，
胡林翼“声誉鹊起”，知名于当时政界。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太平军西征入湖北，年底，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
调，御史王发桂疏荐，胡林翼奉旨率黔勇援鄂。抵鄂后，吴文镕已兵败身死，
胡林翼抵金口，进退失据，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留湖南。不久，曾国藩奏调
胡林翼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自此，加入湘系。四年（１８５４ 年），升任四
川按察使，仍留湖南，旋调湖北按察使。五年（１８５５ 年）初，太平天国西征
军回捣湖北，胡林翼自请行，曾国藩令其率兵 ２５００ 人，另付以兵 ４０００，先
后赴鄂。二月，升布政使，三月署理湖北巡抚。此后，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
独当一面。
胡林翼见江汉上下皆为太平军所占，乃整顿溃军，严汰疲赢，增募新兵，
并奏调罗泽南部湘军来援，军势稍振。但胡林翼一味强攻，屡战不利，伤亡
巨大，后被迫改变战术，以长围困城，渐收成效。六年（１８５６ 年）底，攻陷
武昌，实授湖北巡抚。
武昌失守后，太平军被迫东撤，胡林翼派主力进逼九江，自己遥制省城，
并全面经营省内事务。大肆笼络湖广总督官文，得以包揽湖北全权，湖北遂
成为湘军“根本”之地。在鄂湘军水陆师经历年扩编，由不足万人发展到 ３
万余人。胡林翼还不断以湖北军饷接济在江西的曾国藩湘军。八年（１８５８
年），鄂军夺下九江，加太子少保衔。此后，与曾国藩通力协作，移师进军
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是年秋，鄂军李续宾部于三河镇全覆，胡林翼时正丁
忧，闻讯，即刻返程，收拾残局。同时反思以往军事，编定《读史兵略》，
刊刻颁行，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
十年（１８６０ 年），湘军攻下太湖，进围安庆，曾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
授，领钦差大臣。胡林翼又上疏举荐左宗棠、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人充
任要职。曾国藩进驻皖南祁门后，坐困近一年之久，全赖胡林翼联络诸军，
主持军事。
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陈玉成、李秀成率太平军西征，先后入鄂，时湖北
防务空虚，胡林翼惊忧交加，肺病恶化。西征太平军东撤后，胡林翼返回武
昌。八月初，湘军攻下安庆，赏加太子太保衔。月底，病卒。清廷追赠总督，
谥“文忠”。
（６）聂士成
聂士成（？—１９００ 年），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爱国将领。同
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以武童投效淮军刘铭传部，辗转各省镇压农民起义。由
于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提升为把总、参将、记名总兵、记名提
督。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中法战争爆发，淮军将领皆畏葸不前，唯聂士成
主动请缨，率军由山海关渡海赴台增援，连战克捷。战后，率部驻旅顺。十
七年（１８９１ 年），参与镇压热河朝阳金丹教起义。翌年，实授太原镇总兵，
驻芦台。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聂士成不辞劳苦，巡防东北，历时八月，行程二
万三千余里，写成《东游纪程》一书，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许多有价
 值的建议。
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奉命率 １５００ 人赴朝鲜
牙山。在成欢驿战役中，聂军英勇抗敌，毙敌数百，由于敌强我弱，被迫突
围，与叶志超军退往平壤。成欢战役后，日本陆军攻占平壤，接着，又集中
３ 万兵力，企图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占辽东地区。聂士成率部扼守摩天
岭四月有余，采取“借地利、设奇兵”的办法，苦战十余次，未曾败退，还
实施反攻，一举收复连山关、分水岭，迫使日军退守薛里站，大大振奋了军
心。战后，以战功晋直隶提督，率武毅军驻芦台。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所
部改称武卫前军，效法西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聂士成受命保护京津、芦汉铁路，杀害团民 ４００ 余
人。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春，帝国主义借口义和团事件伺机侵华，聂士成多
次建议清廷整军备战。西摩尔率领的联军 ２０００ 多人乘火车由天津进犯北京
时，聂士成停止与义和团的冲突，在铁路沿线设置散兵往来袭击，并以全力
牵制联军西进。西摩尔联军只得逃回天津租界。六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
配合清军他部及义和团围攻租界。聂军在城西南面围墙上安置重炮，向租界
及跑马场一带轰击。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奋勇作战，令敌人望而生畏。
十三日（７ 月 ９ 日）聂士成军在天津南八里台为联军包围，恶战四小时，他
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①。最后悲壮殉国，所部全体牺牲。
（７）附太平天国名将
杨秀清（１８２３—１８５６ 年），原名嗣龙，广西桂平县人。出生贫苦农家，
早年父母双亡，以“种山烧炭”为生，饱尝封建压迫。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年），冯云山入紫荆山区，在那里发展“拜上帝会”
组织，杨秀清带头参加。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年），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回
广东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于混乱，杨秀清遂假托天父
下凡传言，安定众心，取得“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等
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四子。三十年（１８５０ 年），与萧朝贵合谋伪装口哑
耳聋，意为代众赎病，金田团营时，忽然开口，自称天父降托，立刻耳聪目
明，心灵性敏，众人惊服，遂掌军务。十一月，闻洪秀全、冯云山等受困于
平南花洲山人村，派兵营救，一举歼敌数百，毙清巡检张庸，迎回洪、冯。
接着回师金田，歼清副将伊克坦以下数百人。金田起义后任中军主将，旋为
左辅正军师。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受封东王、
节制诸王，握军政实权。在其组织、指挥下，太平军仿照周礼中“五人为伍、
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办法，建立了一
套严密的军事组织。随着军事进展，杨秀清又及时建立了土营、水营，使太
平军成为当时罕见的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军队。
金田起义后，杨秀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永安遭清军围困半年多后，
太平军弹粮短缺、处境危险，杨秀清与洪秀全商量弃城突围，运用“羊角击
鼓计”、“吊猪计”、“草人站岗计”集中兵力杀敌 ５０００ 余人，毙清总兵、
副将、参将多名，突破敌包围圈，清将乌兰泰率部尾追而来，杨秀清指挥太
平军设伏大峒山，重创清军。二年（１８５４ 年）太平军北攻桂林不克，毅然撤
围，继续北上占全州、道州。占领道州后，太平军将士中发生了关于进军方
向的争论，杨秀清提出东下南京的策略，即“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 155 页。
 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
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①，为太平军广大将士所接受。
其后，太平军继续北上，依据“略城堡、舍要害”这一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
杨秀清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攻长沙不下就主动撤离。接着太平军克益阳，
占岳州、武汉，得到大批船只，兵力发展到 ５０ 余万。
攻占武昌后，太平军领导集团在进军方向上又发生了分歧，洪秀全主张
占据中原，进取河南，石达开主张入川，杨秀清坚持进图金陵的原定战略。
最后杨秀清的意见占了上风。
三年（１８５３ 年）初，杨秀清下令撤离武昌，太平军号称百万水陆并进，
顺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四十天后一举攻克金陵。此后，杨秀清主张建都
金陵，同时分兵北伐和西征，令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兵北代；令胡
以晃、赖汉英领军西征。这时，清军已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
营，杨秀清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投入天京城的防御。此后，太平军兵力一分
为三，分布在三个相隔遥远的战场，杨秀清则坐镇天京，遥相指挥。结果，
北伐之师偏师深入，失去后援，被清军消灭在山东境内。其间，杨秀清曾遣
一支队伍北援，但中途遭清军阻截后撤回，再也没有北上。西征之师开始较
为顺利，但与湘军遭遇后，连连受挫，杨秀清及时更换前敌指挥，以石达开
总统西征军事，并增派援兵，终于使西征反败为胜。六年（１８５６ 年），杨秀
清调度指挥各军连破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使太平天国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杨秀清功勋卓著，又主持朝政，不免居功自傲，
独揽大权，挟制天王，压制同僚，引起了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八月，“天京事变”发生，为韦昌辉所杀。
石达开（１８３１—１８６３ 年），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自幼读书勤奋，
尤喜读《孙子兵法》。因受土著地主排挤，参加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
山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 年），率 １０００ 多人
自贵县奇石圩赴金田团营。金田起义时，任左军主将。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
四月，率太平军在象州梁山村，与清副都统乌兰泰统率的贵州绿营三镇隔河
对峙，石达开一面派敢死队渡河突袭清营，一面故意放清兵渡河，诱敌深入，
然后命预伏山谷中的精兵断绝敌后路，前后夹击，大破清军。七月，与萧朝
贵同为先锋突破清军包围，北上攻下永安州。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时，受封翼
王。永安突围时，与萧朝贵率部先行。二年（１８５２ 年）八月，萧朝贵死于长
沙之役，先锋总指挥由石达开独任。
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处于不利地位，石达开率军西渡湘江，开辟河西
阵地，在战略上取得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使太平军顺利撤长沙之围。三年
（１８５３ 年）正月，太平军自武汉分水陆两路东下，石达开为前敌指挥，率领
秦日纲、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等克九江、安庆，进围南京。二
月，石达开督军以地雷轰塌城垣，破南京。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协助杨秀清处理日常军务、政务，并负责
天京城防。同年，太平军遣师西征。秋，石达开奉命至安庆，节制西征军事，
经略安徽，克复皖南皖北大片土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太平天国社会政治
组织。十一月，回京。四年（１８５４ 年）秋，因湘军反扑，西征失利，奉命再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 290—291 页。
 次督师西援。在湖口、九江重创湘军，扭转了西征局势，西征军乘胜反攻，
三克武昌。五年（１８５５ 年）十月，石达开挥师进攻清军防务空虚的江西，连
下 ８ 府 ５０ 余州县，陷曾国藩于困境。六年（１８５６ 年）四月，奉命回援天京，
经皖南入江苏，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遣一部占领清军所必救的溧水，清
江南大营主帅向荣中计，连续派军争夺溧水。石达开趁机会合各部击破江南
大营。天京解围后，三次奉命往武昌督师，主持西征。八月，天京发生内讧，
杨秀清遭韦昌辉杀害，石达开火速回京，对韦昌辉滥杀杨秀清部属表示不满，
韦欲加害，达开连夜缒城出，至安庆起兵讨韦，及至宁国（今宣城）得天王
遣人送来韦昌辉首级，乃于十月回京，加封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提理
政务。但洪秀全心存疑忌，对他多方掣肘。翌年五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安
徽，带走皖、赣前线精锐部队约 ２０ 万人开始独立行动。
石达开出走后，转战安徽、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
南、四川等省，在流动作战中利用敌人空隙加以打击，但这种没有明确战略
目标和稳固后方的流动性作战，使石达开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力量大为削
弱，战事日益被动。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达开率军自云南昭通进贵州，欲
图入川，转至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时，为大渡河所阻，陷入清军和地主
武装重围。石达开见进退无路，突围无望，遂自投清营以全三军，随即被押
往成都，闰五月四日（６ 月 ２５ 日）被杀。所遣部众全为清军屠灭。
陈玉成（１８３７—１８６２ 年），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出身贫苦。太平军
途经藤县时，陈玉成入伍。后“天王见其忠勇，改做玉成”①。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荐升左军正典圣粮，随韦志俊西征。四年（１８５４
年），太平军久攻武昌不下，陈玉成率 ５００ 勇士缒城而上，争先击敌，清军
大溃，武昌克复，升殿右三十检点，骁勇之名顿起。五年（１８５５ 年），为冬
官丞相。年底，随燕王秦日纲救援镇江。“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
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言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②，与镇
江守将吴如孝合计内外夹攻，遂大败围城清军。随后，参加一破江北、江南
大营之役。“天京事变”后，朝内无将，洪秀全不得不提拔年轻将领。八年
（１８５８ 年），陈玉成封前军主将、副掌率，成为太平天国最高级军事将领之
一。不久，晋成天豫。七月，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誓一心，订约
会战”③，与李秀成等军击破江北大营。十月，在李秀成军配合下，设计破湘
军骁将李续宾三河镇大营，歼湘军精锐 ６０００ 余人，李续宾兵败自杀。九年
（１８５９ 年），封英王。十年（１８６０ 年），自安徽回援天京，协同诸军二破江
南大营。
此后，太平天国将领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东进后西上，解救安
庆之围。八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在苏州议定会剿武汉以救安庆之策。九月，
由常州挥师北上，谋直救安庆，为清军所阻，遂进兵武汉。十一年（１８６０ 年），
破霍山、英山，克黄州，离武汉仅百里之遥。时英国参赞巴夏礼自武汉赶到
黄州，劝阻陈玉成进攻武汉，当时李秀成部尚未到来，陈玉成遂转攻鄂北。
三月，安庆告急，陈玉成放弃会剿武汉的计划，留赖文光驻黄州，亲率 ２ 万
余人回师安庆，驻军集贤关，并在菱湖北岸筑垒 １３ 座。但陈玉成军兵力单薄，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李秀成自述》。
③
《李秀成自述》。
虽多次率兵猛攻清军营垒地，均未能奏效。时林绍璋部在挂车河一带为清军
所阻，陈玉成得不到增援，处境更加困难。四月，留刘玱琳等分守集贤关、
赤岗岭，自己北走桐城。四天后，合洪仁玕、林绍璋三路进救安庆，被清军
击败。五月，赤岗岭、集贤关及菱湖南北岸太平军营垒全为清军所占。七月，
联合林绍璋、杨辅清、吴如孝诸部再援安庆，苦战十余天未能得手。八月，
安庆失守，退守庐州。十二月，派陈得才、赖文光率军一部远征西北，广招
兵马，自己坐镇庐州，经略皖北，准备反攻。这时清军逐渐包围庐州。同治
元年（１８６２ 年）四月，自庐州突围北走，被团练首领苗沛霖诱往寿州（今寿
县），执送清军胜保大营。被俘后，陈玉成英勇不屈，大义凛然。五月，在
河南延津就义，时年 ２６ 岁。
李秀成（１８２３—１８６４ 年），原名以文、寿成，广西滕县人。出身于贫苦
农家，随当塾师的舅父读过两年书。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太平军路过滕县
时，李秀成率领全家参加了太平军。由于他“勤劳学练”、“机智勇敢”，
立下战功，为杨秀清重视，先后提拔为右四军帅、后四监军、十二指挥、地
官副丞相等职。“天京事变”时，出援皖北，解桐城之围，升地官正丞相，
进爵合天侯。石达开出走后，封为后军主将，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重要
支柱之一。
八年（１８５８ 年），在枞阳大会上力主各部“订约会战”，共破天京之围。
会后，密切协同陈玉成，击破江北大营。同年秋，驰往三河镇，配合陈玉成
部全歼湘军李续宾部 ６０００ 多人，解安庆之围。九年（１８５９ 年）封忠王。十
年（１８６０ 年）初，赞成以“围魏救赵”之计，摧毁江南大营，全解天京之围。
于是，亲率精兵自浦口出芜湖，突然兵临杭州城下，攻占杭州，江南大营统
帅和春不知是计，派 ３ 万精兵援救杭州。李秀成在杭州城内外遍插旗帜，迷
惑敌人，随即撤出杭州，在皖南建平（今郎溪）会合各路将领，分兵五路，
彻底摧毁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
粉碎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天京军事会议决定先东取苏常，后西解安庆
之围。李秀成在一个多月内克苏南，兵锋指向上海，因遭外国侵略者武装干
涉而失败。时湘军猛攻安庆，八月，太平天国军事会议制定了由陈玉成、李
秀成各率北、南两路军西征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但李秀成迷恋苏浙富
庶之地，对西征持消极态度，勉强出师后，行动迟缓，会剿失约，比原定两
路军会师武汉的时间晚了两个多月，比陈玉成军晚到三个月，致使第二次西
征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此后，李秀成回师东征，一意经营苏浙，无视天国
上游之危。安庆终于失陷。
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底，李秀成率军攻下杭州，使苏南和浙江联成一片。
接着，率部第二次攻打上海。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四月，湘军围天京，李秀
成撤军西上。八月，率各部二、三十万人马进行第一次天京解围战，为湘军
所败。二年（１８６３ 年），按照天王“进北攻南”之计，组织第二次天京解围
战，结果损兵折将。年底，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遭拒绝后坚守孤城。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六月，天京城破，携幼天王出逃，途中被俘，亲写供词
数万言。七月，被曾国藩杀害。

２．晚清重要的军事著作

晚清重要的军事著作（兵书），从内容来看，与清前期、中期的军事著
作有着明显的差别。晚清的兵书在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融合
了西方军事学说，无论在科学性、实用性、通俗性上都有了较大进步，而且
在数量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据初步统计，竟高达千余种（含译著），几乎
等于我国从上古至明清之际兵书数量的总和。
晚清出现的近代兵书种类繁多，数量很大，除了著述之外，尚有注疏古
代兵书、汇辑各类兵书以及翻译西方军事著作等形式的著作。下面择要做简
略介绍。
近代早期的著述有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约成书于 １８４２ 年），林
福祥的《平海心筹》（１８４３ 年）、壁昌的《兵武闻见录》（１８５３ 年）、叶世
槐的《空心炮楼图说》（咸丰年间刻），这些著作虽然也有些新意，但基本
上是取自古今成法。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注
意从军事方面研究如何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问题，于兵书著述中，可谓别
开生面。以后，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出现了一批著作，如薛福成的《筹洋刍议》
（１８８５ 年）、徐雅荪的《洋防说略》（１８８７ 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增
订新编）》（１８９５ 年）、徐建寅的《兵学新书》（１８９８ 年）、陈庆年的《兵
法史略学》（１９０１ 年）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读史兵略体著作，最有代表
性的是胡林翼主持编辑的《读史兵略》。随着对近代火器研究的重视，在探
讨新式武器制造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像丁守存的《用地雷法》 （１８４２
年）、潘廷辉的《铸炮图法》（１８４５ 年）、龚振麟的《枢机炮架新式图说》
（１８４２ 年）、《铸炮铁模图说》（１８４６ 年）等。以后，随着近代军事企业的
创办，又问世了一批关于兵器制造和使用方法的著作，比如《枪炮图说》 （１８７１
年）、《哈乞开司枪图说》（１８８０ 年）、《鱼雷图说》（１８９０ 年）等。
关于兵制方面的著作有王錱的《练勇刍言》（１８５７ 年）、朱孙贻的《团
练事宜》（１８６３ 年），王定安的《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１８８５ 年）。
同时，太平天国刊刻了农民革命军的兵制著作《太平军目》、《太平条规》。
此外，在军事学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研究著作问世，比如《防守学》、
《测绘学》、《地舆学》、《炮学》等等。
在注疏古代兵书，吸收前人成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著作。比如《阴符
经》注、《孙子新释》、《武经七书汇解》等。再有就是汇集古代兵法的书，
也为数不少，如胡林翼辑《兵法七种》、汪宗沂辑《汪氏兵学三说》等。而
两湖译书学堂编的《中西武备新书》（甲集）则是一部中外兵学要典的合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还大规模翻译了一批西方军事著作，比如《防海新论》
（１８７３ 年译）、《战略学》（１９０８ 年）等。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春，克劳
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也被介绍到我国，当时的译名叫《大战学理》，从
而对我国军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清代的兵制

（一）兵制概况与沿革

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２ 年），有清一代的兵制共经历

了三个阶段，即：八旗和绿营兵制、勇营制度以及近代兵制。八旗兵和绿营
兵是清代前期的国家正规军，称为经制兵。
八旗兵是满族入关前建立的，它既是满洲贵族统一东北地区的基本力
量，也是统一全国的主力。绿营兵则是入关后，为补八旗兵力不足，于顺治
年间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
队，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八旗、绿营都是一种世兵制度，兵皆世业，军士当兵吃粮，一家多口要
靠俸饷度日，由于饷额有限，难于维持生计，其中旗营尤甚。旗人生齿日繁，
且养尊处优，而兵额固定，乾隆年间竟出现八丁一兵，又不准从事其他职业，
生活日益窘迫。为照顾旗人生活，清政府只得扩大兵额，入营成了一种救济
手段，甚至老人、儿童也列名兵籍，兵员的质量难于保证；另外，由于训练
松弛，纪律涣散，战斗力江河日下。从入关后，八旗已开始腐化，至康熙年
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朽不可用。乾隆、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
义时，绿营的腐败也暴露出来。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八旗、绿营成了强弩之末。于是近代勇营制度起而代之。
近代勇营制度由曾国藩创建于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清代以往也有勇营，
只是一种临时召集，辅助正规军作战的武装，而近代勇营却是一支独立作战
的正规军。曾国藩创办的湘勇（也称湘军）是一种与绿营制度根本不同的新
型军队，它采取野战军体制，不同于绿营的分区固定防守。以后又创设水师，
军制与陆师相仿。另外，湘军与后起的淮军、楚军在兵役制度方面则由募兵
制取代了八旗、绿营的世袭征兵制，且其将帅权力很大，可以说是集管理、
指挥、财务大权于一身。军队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较高的战斗力。
勇营军制优于旗绿军制已被实践所证明，所以清政府决定仿照湘军编制
建立“练军”——一种国家勇营武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清政府从京
师旗营中挑选精壮万人组成京师神机营。此外，还计划整顿各地驻防旗营，
筹组驻防旗营练军。同时，还在绿营中组建练军，首先在直隶绿营中编练，
以后各省相继编练。全国练军的总数与同期绿营兵相比约为 １∶３，仍属少
数。晚清练军制度的实质和核心是用湘、淮勇营办法来改造绿营。对于勇营，
当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曾准备以练军取代，但考虑到一批督抚提镇持不
同意见，且编组练军效果不佳，仍保留了一部分，将其列入正式编制，称为
“留防勇营”，简称“防军”。其中，湘军水师最早留防，改为长江水师。
淮军在镇压捻军后，也曾裁撤，余下的大部分留防于直隶、山东、奉天，另
一部分转入新建的北洋海军。这样，防练军就成为清军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甲午战后，清廷朝野上下不但痛感绿营不可救药，防练军也不可靠，于
是进行军制改革，另练新军，已成为朝廷最高决策集团的认识，即所谓“欲
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甲午战后的军制改革，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开始，到清朝灭亡，持续了 １７ 年，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编练新军。这种
新军与八旗、绿营、勇营以及防练军都不相同。首先，它是学习西方资产阶
级军事制度的产物，其主要蓝本开始是德国军制，后来是日本军制；其次，
在编制上设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四种建制，改变了过去兵种单一的
落后局面，其装备也全部为近代化武器，突破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格局；
第三，新军士兵入伍条件较严，素质较高。这种装备军制既不同于八旗、绿
营的世兵制，也不同于勇营的募兵制，而是一种义务兵和募兵相结合的制度。
新军军制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编制、结构，也保留了一些传统军制的作法，
具有一种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的特点，但它对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仍
有积极意义。新军制的实行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军制，为中国军事近代化
奠定了初步基础，它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二）军事领导机构

清代军权握于皇帝之手，并设立军事中枢以协助皇帝控制、指挥军队。
这种中枢机构，前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兵部，后期为陆军部、海
军部、军谘府。

１．议政王大臣会议

这种商议军国要务的制度始于努尔哈赤时期，一直沿用到雍正七年（１７３０
年）。起初，各旗旗主五日会议一次，讨论决定军国大事，后固定为一月一
次，成为制度。由于旗主多是努尔哈赤的子、侄，且为世袭，因而会议总的
在贯彻努尔哈赤的意图。各旗军队属旗主所有，这种会议同时也是平衡各旗
权力的组织形式。皇太极统治时，八旗旗主封为亲王，每旗设三名议政大臣。
此后，亲王、八旗固山额真（固山，汉语为旗；额真，汉意为主）、议政大
臣共商军政大事，称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朝统治全国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不但继续保留，而且进一步发
展。从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到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参加的人数和权力都
有了很大扩展。以后，随着统治的巩固、皇权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组成
人员减少，权力降低。康熙、雍正年间，各旗设都统、副都统，由皇帝任命，
原来的旗主只世袭爵位，不世袭军权，逐步改变了军队的旗主私有制，与之
相适应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一种参谋会议。雍
正年间，设立了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是徒有虚名，至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便最终废除了。

２．军机处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军机处成立，是为使皇帝便于掌握西北军情变化
而设。其主要职权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①。开始称为军
机房或军需房，后来改为办理军机处，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
机处。
军机处独立于所有政府机构之外，没有固定的编制和人员，只是由皇帝
指定几名（一般为 ３ 至 １１ 人）满汉大学士和尚书、侍郎、京堂等兼任，其中
一人为领班。军机大臣之外，又设军机章京，由朝官兼任。开始从内阁中书、
六部员司中选调，后由各衙门保送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
充任。满、汉各分两班，每班 ８ 人，共 ３２ 人。每班设领班、帮班章京各一人。
军机处一面向下传达皇帝旨意，一面又向皇帝综合汇报各方面军国大事。地
方督抚、将军把边疆军事情况的报告直送军机处。军机处人员精干，办事效
率很高，在协助皇帝决策军国大计，指挥全国军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兵部

清代兵部始设于皇太极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开始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三。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设尚书，五年（１６４９ 年）立满汉尚书各一人。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年）以后，由大学士兼理部务，另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
汉各一人。再下面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兵部的下属机构有武选清
吏司、职方清吏司、车驾清吏司、武库清吏司等。武选清吏司掌武职官的考
核与升迁调补；考查各地险要，建立营汛；管理土司武职官承袭封赠等事。
职方清吏司掌武职官的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的简阅、考核和关禁、
海禁等事宜。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马政及传递文书事务。武库清吏司掌全国兵
籍及军器、武科举等事。除以上四司外，还有会同馆、捷报处和档房、本房、
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等单位。
另外，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 年），还于陪都盛京（今辽宁沈阳）设盛京兵
部。官员有侍郎 １ 人、郎中 ２ 人、员外郎 ４ 人、堂主事 ２ 人、主事 ２ 人、笔
帖式 １２ 人、驿站正副监督各 １ 人，均为满族官员。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
裁撤。

４．陆军部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清廷为创练新军，在京师成立练兵处，以庆
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练兵大臣，并
设提调一人。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每司设正使一人，副使一
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清廷宣布改革官制，将兵部改为陆军部（仍
保留军机处），并将练兵处和太仆寺并入陆军部（太仆寺是清廷掌管马政的
机关，设满、汉卿各一人，少卿五人，管理边外牧场及一切马政事宜）。
陆军部主官为尚书一人，另设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下
设二厅（承政、参议）、十司（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
学、军医、军法、军牧）、一处（捷报处）。承政厅主管一般性业务；参议
厅掌研究、咨讯、检查等工作；军衡司管军职人员任免；军乘司管理军马、
驿站；军计司负责考核功过；军实司负责器械、弹药的管理、补充；军制司
负责军队编制；军需司掌粮秣、服装等的筹划、补充；军学司负责军队教育；
军医司主管军队医务事；军法司掌武职人员法律事宜；军牧司掌管军用马匹
的牧养、补充；捷报处负责通讯、联络事宜。

５．海军部

清廷主管海军的机构最早是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年）在天津创设的海军营务
处。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为大练新式海军，在京师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
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以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光绪
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由于北洋海军覆灭，海军衙门也被裁撤。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又在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海军处独立出来，
改名筹办海军事务处，第二年十一月，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海军部，以载洵
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下设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防、
军法、军医八司，以及主计处。

６．军谘府
 清廷设立了陆军部后，把原来练兵处的军令司改名军谘处，　　“握全国
军政之要枢”①。宣统元年，军谘处从陆军部脱离出来，负责“通筹全国陆海
各军事宜”②，实际上已具有陆海军总参谋部的性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
四月，军谘处改名军谘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下设第一至第五
五个厅，此外还设总务厅，同时还辖测地、制图、军事官报等局及印刷所。

７．侍卫处和八旗都统衙门、步兵统领衙门

侍卫处设于乾隆年间，原名侍卫府，是侍卫皇帝、警卫皇宫的特设机构，
设有领侍卫内大臣 ６ 人，内大臣 ６ 人。侍卫处辖侍卫和亲军两部分武装，侍
卫分一至四级，亲军以亲军校、署亲军校率领。
驻守京师的八旗除少部分警卫皇宫外，大部分卫戍京师，八旗以皇城为
中心分方位驻扎，各自设有自己的都统衙门，管理本旗的旗务和军务。都统
衙门设有印房、折房、俸饷房、银库、派差房、督催所、户口房、马档房、
米局等。
步军统领衙门是京师的警备和治安机关，步兵统领（全称为“提督九门
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率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巡捕五营，下设左司、右司
和司务厅，厅下又分设各股。

８．地方军事领导机构

驻防八旗分布于各省战略要地，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
尉等官分别率领，这些官员各有衙门。将军为八旗兵最高长官，全国共设将
军衙门 １３ 处（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
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都统官阶同于将军，驻防都统设于张家口、
热河两处。副都统驻地设有将军的，由将军兼辖。未设将军的，副都统设有
衙门，为独立军事长官。独立的副都统有密云、青州、山海关、凉州四处。
归将军兼辖的副都统，全国共 ２９ 个。城守尉负责重要府州的驻防，全国有
１６ 个，防守尉负责防卫重要的县、镇和关隘，全国共设防守尉衙门 １８ 处。

９．边疆地区军事领导机构

边疆地区有八旗驻防军的，由将军、都统直接管理或监督当地的军政事
务，均设有衙门。在滇、黔、川、桂、甘、青、藏等省区有土司的地区，土
官除文职官员外，还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武职。此外，
边疆要地还建立卡伦制度，卡伦即军事哨所，一个卡伦一般只有几人至几十
人，由参领、佐领、骁骑校等直接管辖。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 5578 页。
②
《宣统政纪》卷一一。
 （三）八旗兵制

八旗制度是满族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建立初期，旗人“出则为兵，
入则为民”，是一种兵农结合、耕战结合的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
方面的职能。入关以后，生产意义日趋缩小，另两方面的职能继续存在。做
为一种军事组织，它由每户出壮丁实行“三丁抽一”，组成军队。明万历二
十九年（１６０１ 年），努尔哈赤把 ３００ 人编为一牛录（汉语意为大箭，牛录原
是满族狩猎的一个小集体，开始只有 １０ 人），每牛录设额真（汉语意为主）
一人；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
意为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固山额真下设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副手。每固
山设旗一面，明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 年）共设黄、白、红、蓝四旗，至明万
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年）努尔哈赤兼并了海西女真，才正式建立八旗，即正红、
正黄、正蓝、正白、镶红（镶白边）、镶黄、镶蓝、镶白（以上三色镶红边）。
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１６２７—１６３５ 年）在征服察哈尔、喀喇沁蒙古后，增
设了蒙古八旗；崇德年间（１６３６—１６４３），征服辽河流域后，又增设汉军八
旗。这样，满洲、蒙古、汉军共有 ２４ 旗。八旗的兵力分别为：满洲八旗 ９．３
万人；蒙古八旗 ２．３６ 万人；汉军八旗 ３．２ 万人，总计为 １４．８６ 万人。
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开始，清朝对八旗制度重新定制，官员职称一律
改用汉语，固山额真改称都统，梅勒额真为副都统，甲喇额真改称参领，牛
录额真改称佐领。入关后，八旗兵分布于全国，一部分（共约 １２．３ 万人）驻
扎京师，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和京师卫戍部队，称为“京营”，一部分（共约
１２．７４ 万人）分驻各省和要冲地区，称为“驻防”。
清军入关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八旗的某些制度和职能也在不断变化，
从各佐领中抽调一定人数重新编制成一些特殊军营，如亲军、骁骑、前锋、
护军、圆明园护军、步军、火器、健锐、神机等营。
亲军营定额 １７７０ 人，是归侍卫处管理的禁卫部队，由领侍卫内大臣统
领，其任务是配合侍卫保卫皇帝、护卫皇宫。骁骑营即八旗兵中的骑兵，骁
骑营的兵称为“马甲”，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马甲 ２０ 人，汉军八旗每佐
领下马甲 ４２ 人，共 ２８０００ 余人。前锋营是挑选满、蒙八旗中的精锐组成，共
１７７０ 人，该营为满、蒙八旗最精锐的部队，分左、右两翼，左翼负责镶黄、
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官兵，右翼负责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官兵，
每翼设前锋统领一员（正二品）。前锋营的职责是在皇帝出巡驻止时，担任
外围警卫。护军营是皇帝的禁卫军，平时守卫宫殿门户，皇帝出巡时，任御
营警卫，兵员均选自满、蒙八旗，总计 １．５ 万人，上三旗守护紫禁城内，下
五旗守卫紫禁城外。圆明园护军营由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内务府三旗护军营
组成，设于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保护皇帝驻园及途中往来的安全。其兵员
约 ６０００ 人（从京城八旗护军中抽 ５７００ 人，内务府三旗护军 ３００ 人），领兵
官为掌印总统大臣。步军营即步军统领衙门，其长官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
巡捕五营统领”（俗称步军统领或九门提督）。该营由八旗步兵和京城绿营
马步兵组成，共约 ３．２ 万余人（其中八旗步军 ２．１ 万人）。步军统领衙门的
职守是负责京师防守、稽查、门禁、缉捕等有关治安事宜，并负责执行京师
有关禁令、规定，因而是兼集卫戍和纠察任务于一身。火器营建于康熙三十
年（１６９１ 年），配有鸟枪和子母枪等火器，共有 ７８００ 余人，分内火器营（由
枪营、炮营组成）和外火器营（专司鸟枪），由掌印总统大臣 １ 人、总统大
臣若干人统领，其主要任务是守卫京师和扈从皇帝出巡。健锐营建于乾隆十
四年（１７４９ 年），兵额屡有增加，光绪年间扩大到 ２８００ 余人，由掌印总统
大臣 １ 人、总统大臣若干人统领，该营以操练云梯为主，也练习马步射等，
其职责是守卫静宜园，护卫皇帝出巡及宫内、圆明园救火。神机营设于咸丰
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是分别从骁骑、前锋、护军、步兵、火器、健锐诸营中
挑选精兵万人组成，后扩大到 １．４ 万人，共有马步队 ２５ 营，分为左翼、右翼
和中营，并设有亲兵小队和开花炮队，当时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由掌印管理
大臣 １ 人，管理大臣一人统领，设 ３ 名翼长总理营务，其管理机构庞大，职
员多达 ５４０ 余人，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墙外。
八旗兵曾在较长时间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有清一代的开国史上，可
谓战功赫赫。入关后，在平定“三藩”，用兵新疆、西藏，抗击沙俄的斗争
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并对开发东北、西北边疆作出过贡献。然而在全国平
定之后，八旗兵养尊处优，日渐骄横，逐渐丧失了昔日剽悍尚武的习气和勃
勃生机，贪图享乐、武备废弛，逐步走向腐朽和没落。
 （四）绿营兵制

绿营兵是顺治年间为补八旗兵力不足，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
的，它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队，由于以绿旗为帜，称为绿营，
兵种以步兵为主，并有部分骑兵和水军，其兵额在 ４０ 余万到 ６０ 余万之间，
嘉庆年间曾达到 ６０ 余万人，至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仍有 ４６．７ 万人之多，
从平定三藩之役到鸦片战争时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
绿营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其分布状况是一部分（约万余人）驻在京师（即
五城巡捕营），绝大部分则驻在全国各省，称京外绿营。京外绿营以一省或
数省为军区，全国划分为 １１ 个军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闽浙、
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每个军区管 １ 至 ３ 个行政省，东三省不
设绿营。军区的最高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军区则以巡抚（兼领提督）为
最高长官。各省绿营的最高武官为提督（从一品），提督有水路和陆路之分，
每省 １ 至 ２ 人，无提督专官的省份由巡抚兼任，省下分若干镇（据记载，乾
隆时全国共有 ６６ 个镇），镇的长官称总兵，每省 ２ 至 ６ 人，全国水陆总兵
８３ 人，镇下分若干协，协的长官称副将，全国绿营副将约 １３７ 人，其中 １９
人为水师。协下为营，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为汛，长官为
千总、把总、外委（即外委千总、把总）。总督和巡抚是一个军区或一省的
军政长官，有监督和调遣绿营兵的权力，并可奏请任免副将以下的武官。提
督、总兵则为直接统率和指挥绿营兵的高级将领。总督（包括河道、漕运总
督）、巡抚、提督、总兵的直属部队名之为本标，分别称为督标（河道总督、
漕运总督的标兵称河标、漕标）、抚标、提标、镇标，本标兵多则五营（以
左、右、中、前、后为番号），少则二营（称左、右营或前、后营），提标
兵额不等，一般为五到八千人（四川多至 １．２ 万人，云南少至 １２００ 人），
镇标多则四五千人，少则一二千人，而个别镇则近百人；兼辖的为城守营、
分防营，番号则冠以驻地名称。绿营的基本编制为营，乾隆时全国有 １１６９
个营，一营的人数在三四百人到一千人之间。营下分哨（以左、右、前、后
区分），以千总领之，哨下分司，以把总领之。而城守营、分防营则分营、
汛两级。汛是最基层单位，以千总或把总为“专汛”官。到清朝中叶时，各
路防汛之兵不下 ２０ 万。
绿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世兵制，士兵一经入伍，就成为职业军人，
终身不变。兵有兵籍，额兵的补充也多来自兵籍之家，形成数代当兵。但绿
营兵的待遇与八旗兵相差悬殊，比如前锋、亲军、护军等营的八旗兵每月饷
银 ４ 两，京师的绿营马兵（巡捕营）只有 ２ 两。这是以旗制汉政策的一种反
映。
 （五）以湘、淮军为主体的勇营兵制

勇营制度是清朝统治者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兵
制，它的主体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兵制和李鸿章仿湘军营制建立的淮军兵
制，另外还有各地的勇营。由于八旗、绿营的腐朽，已无法承担抗击太平军
的任务，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春，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咸丰帝旨意帮
同办理本省团练，曾国藩不拘泥于过去办团练的旧规，改弦更张，“仿前明
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出一支别具一格的新军（曾国藩吸收戚继光
的“束伍成法”和傅鼐在嘉庆年间训练乡兵的办法）。
湘军的雏型是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湘乡知县朱孙诒在湘乡团练的基础上
组建的。当时分中、左、右三营，每营 ３６０ 人。该军组成后，曾奉调到省城
和各县镇压起义农民，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夏，增为五营，赴江西南昌作战。
从南昌返湘后，曾国藩以这支武装为基础，扩充到 ６０００ 人。到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基本上确定了湘军营制，总计陆军 １３ 营，５０００ 余人，并在衡阳、湘潭
造船创设水师，计水师 １０ 营 ５０００ 人，配备每种船只 ５００ 余艘，炮 ５００ 多门。
湘军有陆师、水师、马队三个兵种，都以营为组建单位，陆军开始以 ３６０
人为一营，后每营增至 ５００ 人，营设营官 １ 人，下辖前、后、左、右四哨，
每哨设哨官、哨长各 １ 人，下辖 ８ 队（抬枪 ２ 队、刀矛 ４ 队、小枪 ２ 队）每
队设什长 １ 人，伙勇 １ 人，正勇 １０ 至 １２ 人。营以上设统领，统领所辖营数
由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分别冠以代号以示区别，如鲍超所率部队称“霆字营”
（鲍超字春霆），有时统领所辖营数较多，亦设分统以便指挥，各统领均由
大帅指挥。大帅开始为曾国藩一人，后来随着部队扩充，战区扩大，大帅也
就不止一人了。大帅依靠一个庞大的统帅部实施军事指挥和提供后勤保障，
统帅部包括营务处、粮台（下设 ８ 个所分管文案、银钱、军械、火器、侦探、
发审、采编等事宜）和厘金、制造、支运、转运等局。
湘军水师开始以 ２１ 船为 １ 营，其中快蟹船 １ 艘为营官坐船，兵额 ４５ 人，
长龙、舢板船各 １０ 艘，分别以哨官统领。长龙船兵员 ２４ 人，舢板兵员 １４
人。以后，裁撤快蟹船，每营长龙船也减为 ８ 艘，舢板则增为 ２２ 艘，以 ３０
船为 １ 营，每营 ５００ 人（营官、哨官不在其数），１ 船为 １ 哨，１ 营共 ３０ 哨，
每哨设哨官 １ 人。其火力配备，长龙船配炮 ７ 门，舢板船配炮 ４ 门（一般为
外国的前膛铁炮）。湘军马队营下辖 １０ 哨（后改为前、后、左、右、中 ５
哨），各设正、副哨官 １ 人，哨辖 ５ 棚，每棚设什长 １ 人，马勇 １０ 人。
此外，每营还设有长夫 １８０ 人，是正勇之外的在编人员，分配在营部和
各哨、队，担任“粗重之役”，兼有辎重兵和工程兵的职能。
湘军的编制有其自己的特色，其制度与绿营截然不同，兵必自招，将必
亲选，饷由帅筹，所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是以募兵制度代替了绿营的世
兵制度，其编制则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统领招募若干营，自拣营官，营官又
拣哨官，如欲更换统领，随即裁撤全军，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私属性。在财务
权方面，湘军也不同于绿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对于湘军军费，国家财政
并无专项拨款，开始靠官绅捐输或劝捐，同时由户部、工部指拨驻地附近的
丁漕、饷盐、关税等税收，并经与地方督抚协商来谋求解决。
淮军产生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它自成一系，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
安庆组建淮军时，兵力为 ６５００ 人，后到上海，经过不断发展，发生了很大变
化，到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已有兵力五万余人，洋枪三、四万杆，同时还有
４ 营开花炮队。由于它脱胎于湘军，所以营制、饷章、筹建方法也以湘军为
样板。
勇营制度不同于绿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军队的私人化，而淮军则显得更
加突出，它比湘军私人化的程度要深得多，在士兵招募制度上，虽同为将帅
招募，但两军招募原则不同，它不同于湘军必募湖南山农，取保具结，而是
随时随地招募，兼容并包，并不特重地方观念。其士兵成份庞杂，多无家室
之累，长期以从军为生，因此很少有因思乡闹事的。其统帅大多为行伍出身，
视军队为进身之阶，不愿轻易脱离，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也加深了私
人化的程度。淮军的饷源与湘军一样采取自筹制，但也不尽相同，它没有捐
输和丁漕，厘金之外，又增加了关税，关税要占到兵饷的三分之一，说明它
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
淮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一步。到上海
之后，淮军迅速以近代兵器武装起来，从请人代购洋枪到与外国兵工厂直接
挂钩，进而自已设厂制造，使其装备较快实现了近代化。截止到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年），共购买洋枪十数万支。从光绪六年（１８７５ 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又购置了后膛大炮 ４８６ 尊。李鸿章创办的上海炸弹二局、苏州洋炮局、
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西式兵工厂也不断生产各种新式
军人以保证供应，因而在武器装备上，淮军远远优于八旗、绿营以至同为勇
营的湘军。除装备的“西化”外，淮军还注意用西法训练军队。一方面，李
鸿章雇用外军军事教官，同时也挑选低级军官到国外学习军事，又设立军事
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在兵种配置上，淮军也出现了变化，不但筹组了
洋枪营，还成立了炮兵营。到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淮军仿德国军制建立新
式炮队 １９ 营，配备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 １１４ 门，淮军也与湘军一样实行“长
夫”制度，但长夫的职责已不仅是单纯的运输，而要担当修炮台、疏河、修
路等工程，性质已类似工程兵。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淮军的出现及其初步“西
化”是清代从传统陆军向近代化新军过渡的重要阶段。
 （六）太平天国兵制

作为与清王朝相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太平军，以与清军相抗衡，这支农民革命军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其军
队组织也较严密，远非历代农民革命军所能比拟。早在密谋反清的起义准备
时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秘密制订了官制、军制。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
按《周礼》兵制中军、师、旅、卒、两、伍的系统进行编制组织。太平天国
的兵制实际上是洪秀全等从其宗教教义出发，根据实际作战的需要，吸收了
中国古代军制的长处后建立起来的。
从军事领导体制看，太平天国前期实行的是君主政体下的军师负责制。
起义初期，在天王洪秀全之下，设立军师之职，有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杨
秀清）、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肖朝贵）、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冯
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韦昌辉）以及左军主将（石达开）。永
安建制后，东王杨秀清被授予军事领导的全权，从而正式形成了君主政体下
的军师负责制。制定军事条令、部署重大军事行动、任免升降军官、决定刑
赏等都听命于正军师，天王不过“画诺”而已。天京事变后，杨秀清、韦昌
辉死于非命，石达开出京，洪秀全收回军政大权，自己兼作军师，即所谓“主
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军事领导体制有了新变化。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
洪秀全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以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率为新设之
官，居朝官之首），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兼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兼副
掌率，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不久，杨辅清任中军主将。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又增设四方主将，以至主将越封越多，泛滥成灾。
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军设军帅一人，统辖官兵 １３１５５ 人，一军
管辖 ５ 个师；师设师帅一人，管辖 ５ 个旅 ２６３０ 人；师下为旅，设旅帅一人，
管辖 ５ 个卒 ５２５ 人；旅下为卒，设卒长 １ 人，管 ４ 个两 １０４ 人；卒下为两，
设两司马 １ 人，管 ５ 个伍 ２５ 人；两下为伍，设伍长 １ 人，管 ４ 个伍卒。在一
军之中，以师帅为营官，按前、后、左、右、中次序分为 ５ 营。营之下始分
设旅、卒、两等军事单位。军是太平军编制的基本单位，军的组织与指挥系
统均较严密。一军之中，长官为军帅，平时负责管理训练，战时负责结营扎
寨。但军帅并非一军的最高长官，军帅之上还设有监军和总制，监军负责一
军的调度，指挥；另设职同监军和各种典官负责后勤供应。总制则总管一军
的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是一军的最高长官。太平军从广西起义时，部队只
有陆营，共编为 １０ 个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扩大到 ９５ 个军。从兵种
看，也从单一的步兵扩大到包括步兵、工程兵（土营）、水师（水营）和骑
兵、炮兵的多兵种组织体制。太平军主要兵种是步兵，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
骑兵（如北伐军中的马队）和炮兵（如李秀成属下的呤唎小炮队）。工程兵
创建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名为土营，由数千名湘南煤矿工人组成，编为
两个军，担当筑工事、挖地道、埋地雷等任务。水营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
冬在武昌成立，船只近万艘，定都天京后，正式建立水师 ５ 个军，不久又扩
编成 ９ 个军，船只万余艘，由提督水营事务唐正才指挥。但多以民船为主，
战斗力不强，以后建立造船厂，加强训练，战斗力有所提高。但经过湘潭、
汉阳小河、田家镇三次战役，水营损失较大，从此一蹶不振。
太平军还建有女营，早在金田起义时，即设有女营，定都天京后，又重
新组织建立了女军 ４０ 军。每军设女军帅一人，并以监军、总制统之，军帅之
下，直辖卒长 ２５ 人，辖官兵 ２６２５ 人，女总制之上又设将军、指挥、检点、
丞相、直至女军师。女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日常劳动，有时也担任城防警戒、
挖掘壕沟等工作，一般不参加征战，到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太平天国恢复
家庭制度，女军制度也随之撤销。
太平军的装备基本是刀矛，后来从清军手中缴获了一些洋枪、洋炮，同
时一些同情太平军的国际人士也把西洋新式武器传入太平军中，但为数甚
少，火器没有能广泛使用。因铁器不足，也配备了一些竹制武器。到太平天
国后期，洋枪、洋炮逐渐用于作战，洋枪主要是欧制的双筒枪、滑膛枪和左
轮手枪；洋炮主要是旧式的前膛铁炮，也有少量的新式后膛炸炮（或叫开花
炮）。
太平军还很重视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即所谓“练习天情”和“操练武
艺”。思想政治教育寓之于宗教说教的形式中，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颁刻的
《天情道理书》就是一部通行的基本教材，用太平军的斗争史教育战士“去
邪从正、返朴还淳、修炼成人、同归真道”。每至一地，太平军都要集众宣
讲道理，进行政治动员，发动群众，鼓舞土气。在军事技术训练方面，分集
体操训和个人技艺练习两个部分。集体操练包括队列操练、阵法排练，注意
吸取中国古代兵法的优秀遗产。太平军还很重视军事演习（称为“试兵”），
以防止士兵懈怠，提高部队的指挥和战斗能力。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太平
天国颁布了《行军总要》，这是一部总结行军作战经验的兵书，内容包括陆
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
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 ９ 项 ２９ 条，这些号令是军队在作战时应当遵守的条规。
同时，太平军还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在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颁布过五条军
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和傩”
即共同商量，双方同意，融洽无间），各遵守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
得临阵退缩。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又刊刻颁布了《太平条规》（包括《定营
规条》和《行营规矩》各十款）。要求官兵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上的管理制度对维持军队内部、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
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新兵增多，
成份复杂，纪律开始松懈，良好的军容风纪受到了破坏。
 （七）水师与海军兵制

清朝的旧式水师并非一个独立兵种，而是附属于八旗、绿营之内的专业
兵种。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正式定制，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
八旗水师包含在驻防八旗之中，以营为基本编制单位，每营官兵由百余
名至千余名不等，营的长官视驻地、人数的不同分别由副都统、参领、佐领
担任，受驻省将军节制。清代先后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吉林、旅
顺口、天津、京口、乍浦、广州、福州等地设立了 １０ 个八旗水师营，人数不
足万人。
绿营水师是清代旧式水师的主力，承担着海防的主要任务。凡有水师的
省份都设有水师提督或水陆提督，统辖全省水师。基本建制为营，分为本标
营（直辖）和分防营（分驻各地）两种。每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充
任统将，水师营下又分哨、司两级，哨由千总统领，司由把总统领，人数多
少不等。外海水师设于直隶、山东、福建等省，内河水师设于湖南、湖北、
安徽、江西、广西等省，而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则外海、内河水师兼备，
全国绿营水师的总额估计在 １５ 万到 ２０ 万人之间。
清代旧式水师装备落后，战船名目繁多，均为木制，容易朽蚀，动力主
要靠人力划桨摇橹，辅以桅帆，甲板上不设防卫设备，因而防护性能极差。
水师的武器分火器和冷兵器两大类，船炮为泥模铁铸，前膛装弹，炮管无膛
线，威力不大。火枪为火绳枪，射程近，杀伤力小，冷兵器则是刀、矛、弓
箭等传统武器。
由于驻防分散，军制落后，装备陈旧，缺乏训练，积重难返，绿营水师
日趋腐败和废弛。因此，当太平军兴起时，绿营水师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湘
军水师遂代之而起。湘军水师的营制已如前述，它不同于绿营水师的特点则
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编制严谨，水师分营、哨，营以上辖于分统，
分统隶属统领（由彭玉麟和杨载福两人分任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统领），统
领隶属于大帅（曾国藩）。这种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的私属关系，有利于提高
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第二，湘军水师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种，不像
绿营水师那样只是陆军的附属物，它具有独立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只担负出
征作战的任务，并无驻防之责；第三，湘军水师采用了新式武器装备。咸丰
四年（１８５４ 年）曾国藩从广州购置洋炮 ６００ 尊以装备水师。战船虽仍为旧式，
但均为特制的新船，坚固耐用，因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清朝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
曾花费 １０７ 万两白银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从英国购买了 ８ 艘轮船，由
一名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招募 ６００ 名英国海军官兵，并率领来华，这是一支
有很大特权的“中英舰队”，最后，发现上当的清政府决定予以遣散，白白
耗费了 ６７ 万两银，却一无所获。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清政府创办了马尾
船政局，自制兵轮，筹建海军，被称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至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造成轮船
１５ 艘。同时，江南制造总局也开始自造轮船，到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年）造成兵
船 ６ 艘。但造船价格昂贵，旦多系旧式，因此清廷又采纳向外国订购军舰的
建议。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北洋和南洋分别向英国订购了共 ８ 艘炮舰，命
名“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
南”、“镇北”；与此同时，广东、福建两省也从英、德、法、美购进了一
些军舰，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海”三支舰队。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海军在马尾受到毁灭性打击，
清廷遂集中力量加强北洋海军的建设。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李鸿章从德
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 ７０００ 吨级的铁甲舰和“经远”、“来远”
两舰，又从英国订购了“致远”、“靖远”两艘巡洋舰。１０ 月，设海军衙门，
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善庆、曾纪泽为
帮办。至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铁甲舰、巡洋舰、
炮舰、运输舰、通讯舰、鱼雷艇共 ２５ 艘。北洋海军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在
威海卫设立海军提督衙门，聘请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总教习，刘步蟾、林
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整个舰队编为中军、左翼、右翼、后军四队，中军
有“致远”、“靖远”、“经远”三艘巡洋舰；左翼有“镇远”号铁甲舰，
“来远”、“超勇”两艘巡洋舰；右翼有“定远”铁甲舰和“济远”、“扬
威”两艘巡洋舰；后军有海岸炮舰 ６ 艘，鱼雷艇 ６ 艘以及练习舰 ３ 艘，运输
船 １ 艘。官佐定员为海军提督 １ 人，总兵 ２ 人、副将 ５ 人、参将 ４ 人、游击
９ 人、都司 ２７ 人、守备 ６０ 人、千总 ６９ 人、把总 ９９ 人、弁兵 ４０００ 人。
北洋舰队的操练制度是平时小操，每月大操。入冬后，南下与南洋、广
东水师合操。每隔三年，由钦差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检阅。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海军衙门编写并颁发了《北洋海军章程》，章
程共分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
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 １４ 部分，是晚清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文件之一。
章程主要采用英制，同时也参照了德国海军规程，内容详尽，有利于我国近
代海军的发展。但北洋海军的编制也存在许多落后的东西，比如舰队分为左、
右、中、后四队，以 １ 舰为 １ 营，都是沿袭了旧的军制。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清政府决定
重建，以后在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并向英、德两国订造军舰。至光绪二十五
年（１８９９ 年），共有巡洋舰 ５ 艘、驱逐舰 ２ 艘、鱼雷舰 ８ 艘，使重建的北洋
舰队初具规模。叶祖珪被任命为统领。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清政府设立筹
办海军事务处，以宗室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把海军划分为巡
洋和长江两个舰队。巡洋舰队负责海防，以程璧光为统领；长江舰队负责长
江河防，以沈寿堃为统领。舰艇的归属也重新进行调整，巡洋舰队共有舰艇
１５ 艘，其中巡洋舰 ４ 艘、驱逐舰 １ 艘、鱼雷艇 ８ 艘，练习船和运输船各 １ 艘；
长江舰队有舰艇 １７ 艘，其中鱼雷炮舰 ２ 艘，炮舰 １２ 艘，练习舰 １ 艘，运输
船 ２ 艘。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十一月，清政府又把筹办海军处改为海军部，
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并任命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即海军总司令），总管巡洋
和长江两支舰队，除中央直辖的舰队外，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
奉天、山东、广西、湖北、安徽）还保留了一些舰艇。全国总计舰艇 １３５ 艘，
共 ５１６２７ 吨，但大多为小舰艇，且装备陈旧，很难出洋作战。在清政府的腐
朽统治下，中国近代海军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八）新军兵制

清末编制新军是从胡燏棻在天津以南的小站创练“定武军”开始的。光
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胡燏棻招募壮丁，模仿德国军制组建 １０ 个营。不
久由袁世凯接办，改名“新建陆军”，经过整顿、扩充，作战兵力达 ７０００
人，另外还有长夫、伙夫、马吏 ３８００ 人。
新建陆军是中国近代最早采用西方陆军编制的军队。实际设有步兵 ５
营、火炮 １ 营、骑兵 １ 营、工程兵半营（没有达到营制的要求）。步兵营每
营分 ４ 队，每队分 ３ 哨，每哨 ６ 棚，全营官弁兵夫 １５４４ 人。炮兵营分左、右
队和接应队，每队 ３ 哨，左队每哨 ９ 棚，装备重炮 １８ 门；右队每哨 ８ 棚，装
备快炮 ２４ 门；接应队每哨 ６ 棚，装备马炮 １８ 门。全营官弁兵夫 １６５１ 名。骑
兵营分 ４ 队，每队分 ３ 哨，每哨分 ４ 棚，全营官弁兵夫 ８０９ 名。工程营分桥
梁、地垒、雷电、修械、测绘、电报等 ６ 个司队，每司队又分若干队，官弁
兵夫 ５２１ 名。新建陆军的总部机关设有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
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
与此同时，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江宁（今南京）创练了另一支新军——
江南自强军。自强军设步兵 ８ 营，每营分 ３ 哨，每哨分 ５ 排，２５０ 人为 １ 营；
马队（骑兵）２ 营，每营分 ３ 哨，每哨分 ５ 排，１ 营 １８０ 人；炮营 ２ 营，每营
分 ４ 哨，每营共 ２００ 人；工程兵 １ 营，共 １００ 人。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
自强军由刘坤一接办。该军实有步、骑、炮兵共 １１ 营，兵丁 ２５８０ 名。该军
主要参照德国营制，其营的建制单位相当于德国连的编制，自强军的编制比
中国的传统编制要合理和科学得多，但残留着勇营制的痕迹。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清政府颁布改革军制
的上谕，军制改革在全国展开，制定新军编制一事交给了各省，因此新军编
制出现了各种模式，除德、日等外国模式外，还有沿用勇营式、制兵式等旧
有编制的，实际上大多数省份军队编制依然如旧。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
《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奠定了新军军制
的基础，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按《陆军营制饷章》
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 １２５１２ 人）、
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 ４０３８ 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
（官兵 １７５６ 名）、马队一标（官兵 １１１７ 名）、１ 个辎重营（官兵 ７５４ 人）、
１ 个工程营（官兵 ６６７ 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
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常备军的编制与中国传统营制已
完全不同，成为一个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单位，这是一种
适合形势需要的现代化编制。
清政府计划编练常备军 ３６ 镇，并在全国统一番号。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７
年），正式批准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到 １９１２
年完成，但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只编成了 １４ 镇、１８ 混成协和禁卫军 ２ 协。
新军军制的基本特点是“中西兼用”，既采用了资本主义时代军队的编
制、结构，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军制的成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军制
的痕迹，尽管在其形成过程中，封建成分在逐渐减少，不过总的说来，新军
军制的确立毕竟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军事近
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六、清代的军事经济

（一）军事经济制度

１．八旗兵的旗地、粮饷制度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满足满洲贵族占有土地的欲望和维持八旗兵的生
计，曾在近京各州县圈占土地。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到康熙五年（１６６６
年），在北京 ５００ 里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土地 １６６７９４ 顷，
这些土地一部分成为贵族庄园，一部分则拨给八旗人丁做为负担兵役的份
地。每一名旗兵给地一顷二十亩，壮丁每人授田五响，以保证旗人承担兵役。
但由于八旗兵丁连年在外征战，因而清政府又规定，出征旗兵，可退还旗地，
领取粮饷；并允许旗兵有条件地买卖旗地。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又颁
布了八旗之间买卖旗地的法令。八旗兵丁的份地制开始转化为个人土地所有
制，而清政府仍拨给兵丁少额土地，以尽量维持八旗兵役制度。如乾隆十五
年（１７５０ 年），清政府将奉天旗地 １５８２８０ 响授给旗兵（马甲每名授田 １０ 响，
步兵每名授田 ５ 响）。嘉庆时，又在奉天开垦马场 ３８９７３０ 亩作为旗兵的“伍
田地”。
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也是在清朝定都北京后创立的。当时规定前锋、
护军、领催、骁骑校，每月给饷银 ２ 两，步军 １ 两。到康熙时，八旗兵饱银
增长了一倍，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每月给银 ４ 两，骁骑、铜
匠、弓匠每月给银 ３ 两，同时以上人等一年支米 ４８ 斛；步军领催每月给银 ２
两，步军 １．５ 两，同时每年支米 ２４ 斛；炮手每月给银 ２ 两，一年支米 ３６
斛。但旗兵的开支多（如机械与马匹的保养）、负担重，随着人口增加，饷
有定额，生活日益艰难，其至负债累累，八旗兵丁的生计成了严重问题，以
致不断发生要求改善粮饷待遇的事件。为此，清政府试图采取屯垦办法以缓
和矛盾，但效果并不显著。

２．军屯制度

清朝初年，由于征战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饷严重缺乏，极
大地影响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当时一些官员提出：“见今粮饷不敷，若全藉
部接济，似非久远之计。况地方事多，未可裁兵，惟有兴屯一法，即能足食
兼可强兵，而弭盗安民亦在是矣”①。于是陕西、四川、湖南、贵州、两广等
地的驻防绿营兵开始相继屯田，以佐军需。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四川巡抚
李国英组织军屯，垦地 １０ 余万亩。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川陕三边总督孟
乔芳调步兵 ２０００ 人屯田。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 年），五省经略洪承畴在湖南
实行兵屯。
康乾时期，清政府又令绿营兵在北部和西北地区实行军屯。当时准噶尔
部在西北虎视眈眈，清廷遂命绿营兵在科布多、巴里坤屯田，且战且守，后
又在乌兰固本、吐鲁番、哈密相继开屯，从而控制了西北地区的局势。乾隆
时期，清军在新疆大举屯田，基本上保证了入疆清军的粮饷供应，同时对于

①
《孟忠毅公奏议》，第 46 页。
恢复当地经济、巩固对边疆的治理也产生了良好作用。新疆军屯主要集中在
天山北路，约有 ２３８６００ 余亩，而南路屯田仅 ４９４００ 余亩，不及北路五分之一。
南北两路屯田每年可交粮 １８ 万石，除实现军粮全部自给外，还可余两万石。
清朝对军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并设置了负责军屯的兼职、专职官员，
不仅对辖区屯田的规模、扩展计划都有统筹安排，并且详细筹划了所需牲畜、
农具、种籽、口粮。在伊犁屯田之前，清廷即令陕甘总督兼辖乌鲁木齐等处
屯田。以后又设塔里巴哈台参赞大臣，总理驻防屯田官兵事务，设乌鲁木齐
提督专理乌鲁木齐、玛纳斯、晶河、巴里坤等地绿营屯田，设巴里坤、伊犁
总兵，专管所属屯田事务。对于屯田年限也根据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开始为
三年一换，后为提高军屯实效，改为五年。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又允
许屯兵携眷而耕，以使其安心农作。遇到灾年减产，国家还给予屯兵额外赏
银和粮食，以保证其生活。这些政策的实行，保证了新疆军屯的实行和发展。

３．解饷、协饷制度

所谓解饷、协饷实际上是一种军饷解运调拨的手段，也是清政府维持军
队需要，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措施。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了中央和
地方权力的消长，并对清朝的军事、经济、政治产生影响。
协饷又称协拨，是指每年春、秋两季，各省上报库存银款，经户部核实
和全年开支预算后，指定有余的省份拨银给不足的省份，并限令于 ４ 月、９
月两次完解。如余款悉数解交户部，称为解饷，或称京饷。
边远地区较为贫瘠，却往往驻有重兵；江南一带比较富庶，驻军却相对
较少，这就形成了地方财政收入与军费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因而需要省际协
调。据统计，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年），受协济的省份有云南（１７０ 余万两）、
贵州（５０ 余万两）、福建（１６０ 余万两）、广东（１２０ 万两）、广西（１７—
１８ 万两）。光绪年间，受协济省份有直隶、奉天、陕西、甘肃、四川、广西、
云南、贵州。而协济别人的省区则有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协济陕西），
湖广、浙江（协济四川、云贵）等。解饷（京饷），每年大致需银 ６００ 余万
两，主要用于维持驻扎京师一带的八旗兵 １０ 多万人以及东三省旗营（３ 万多
人）。京师驻军的饷粮则依靠漕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
湖南、湖北八省所征粮食，除本省需用外，每年都要运往京师。顺治初年，
岁收漕粮 ４００ 万石。
解饷、协饷在中央由户部统一掌握，地方则由布政司主管，按户部指令
具体执行，遇有重大征战，军饷由户部直接拨发，或责令战区附近省份调拨，
领兵将领并无饷权，地方督抚也无权支配战时协饷。由于中央政府牢牢控制
了军事财政，所以督抚将帅不能称雄一方。但由于清廷的财务制度既不完整，
又不细密，地方往往有可乘之隙，加之税收制度又没有即时调整，财政困难
日益显露。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后，清廷已无法承担军费开支，听任军
队自辟财源，解饷、协饷制度也就解体了。地方督抚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中
央政府就难于驾驭他们了。

４．厘金制度

厘金，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由清军江北大营帮
办军务大臣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一带创办，以后推行到全国。雷以諴因捐输
告匮，饷源枯竭，遂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在仙女庙一带“捐厘助饷”，值
百抽一。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清廷将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成为经常性的
财税制度。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直接导致厘金制度产生的动因。当时清廷统治区域
缩小，税收急剧下降，而军费开支浩大，连年入不敷出，历年储备耗尽，为
另谋生财之道，才创立了厘捐。厘金开办的头几年，各省都将这项收入直接
解送军营粮台，以供军需。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
厘金收入总额竟达一亿两。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至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４０
年中，平均每年厘金收入在 １５３７ 万两至 １５７１ 万两之间。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至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厘金收入要占到清政府总收入的 １７％到 ２０％。为
巩固封建统治，绞杀农民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厘金没有什么统一的制度，从局卡设立、章程制定、人员委派、收支造
报都由各地督抚自行其是。各省可以随意增订税目、提高税率、滥设局卡、
广取经费，经手人则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因而制度混乱、弊病丛生。仅从
税率一项看，开始货估百两，抽厘一两，一起一验，征收两次，税率为 ２％；
湖南“值百抽二”“一税一厘”，加上东征局（１８６０—１８６４ 年设立）多抽的
半厘，税率合计为 ５％；江苏“值百抽五”，“遇卡完厘”，至少在 １０％以
上。广东为 ７．５％，江西、福建、浙东高达 １０％。厘卡的设置也漫无限制，
“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据不完全统计，光绪末至宣统间，全国有
局卡 ２２３６ 个（还不包括私卡）。大大小小的官卡、私卡遍布全国，加重了百
姓的负担，严重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５．太平天国的公有共享制度

公有共享是太平军经济生活的一项基本制度。太平军起义之初，就过着
一种公有共享的生活，金田起义时，参加举义的人都变卖了田产屋宇，所得
现金均缴给公库，全体成员的衣食均依赖公库供给，攻克永安州后，正式定
名为“圣库”制度，其原则与要求为：“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
“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均缴归天朝圣
库，逆者议罪”。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在太平军中是自始至终实行了的，这对保证战争
所需的物质供给起了重要作用。圣库的物资储备及其供给通过两种途径取
得，一是从敌军中缴获；另一是向民间征集。向民间征集是主要的军需来源，
其办法有打先锋、购买和纳贡等。打先锋是指太平军用武力强迫地主、官绅
交出窖藏资财。他们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派出专门部队，对地主官绅逐户
搜索，尽取粮米钱财；购买是另一项重要军需来源，卖主为行军沿途的军民；
纳贡是指太平军向城镇四乡居民发出告示，限期要求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饷，
百姓通过统一组织纳贡领牌。此外，在太平军根据地内，还通过乡官向居民
科派，获取军需。
在分配制度上，太平天国采取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各级人员没有固定俸
禄，生活费用均取自圣库，其区别只在肉食供应上，一般军官每 ７ 日发钱 １００
文，普通士兵减半。士兵平均每人每天向圣库领取粮食 １ 斤有余，油 ６ 钱。
在当时，这样的生活水平是不低的。
 但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军事经济制度不可能真正坚持到底，农民
阶级狭隘的私有观念不断冲击着公有共享制度。进入南京后，腐败现象日趋
严重，高级官员大量聚敛财物，侵吞公产，追逐享乐，私欲横流。圣库制度
有名无实，公有共享的理想终成泡影。
 （二）军事经济政策

１．清军入关前的“计丁授田”政策

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后，综合了明朝的军屯制和后金的牛录屯田制，
实行“计丁授田”政策，把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弃的土地 ３０ 万日（１
日合田 ６ 亩）授给满人、汉人耕种，每男丁授田 ６ 日（５ 日种粮，１ 日种棉）。
纳赋的办法是，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当兵，一兵应役。这只
是平时之制，逢有大规模战事，兵役、徭役都会大大加重。这是一种劳役地
租形式。一年多后，改为实物地租，规定：汉人 ３ 丁纳粮 ２ 石，２０ 丁抽兵 １
名，服役 １ 名；满人 ３００ 丁纳粮 ２００ 石，３ 丁抽兵 １ 名。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为后金政权提供了大量军粮和劳动力。３０ 万日
土地分给 ５ 万个丁耕种，３ 丁耕官田 １ 日，可耕 １７０００ 日（折合 １０ 万余亩），
以亩产 １．５ 石计，可收谷 １５ 万石，相当于 ４５０００ 名战士全年的口粮。同时授
田壮丁从军服役，也保证了后金的兵源。所以说“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为
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站稳脚根提供了经济和军事的保证。

２．圈地政策

清王朝入关后，推行圈地政策，支持满洲贵族疯狂掠夺土地。从顺治元
年十二月（１６４５ 年 １ 月）起，清政府曾三次（１６４５ 年 １ 月、１６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４７ 年 ２ 月）下令圈地，在京畿一带圈占土地 １６．３ 万多顷。被圈土地名义
是“无主荒地”，实则早为农民耕种。在圈占时，还往往“捐民地为官庄，
作私田为无主”，明目张胆地霸占有主熟地。
被圈占的土地统称“旗地”，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兵丁。皇
室和王公占有的土地称为“皇庄”和“王庄”，八旗官员和兵丁占有的土地
一般称旗地。清王朝采取圈地政策，一方面是为满足满族王公贵族的剥削需
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圈占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八
旗兵的需求。因为清政府并不负担八旗兵的装备，作战用的马匹、器械都要
由八旗兵自备，入关前实行“计丁授田”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入关后的圈
地仍服务于这一目的，因而八旗官兵的旗地占圈占土地的绝大部分（达 １４
万余顷）。
但土地圈占之后，使被圈地区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流民问题更加
严重。而得到土地的八旗士兵因兵役繁重，也无法耕种，致使大量土地荒废。
这种专横的掠夺政策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也不符合清政
府的长远统治利益。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年），清政府明令“永远禁止”对民间
田屋的圈占，以后又再三下令禁止圈地，直到康熙八年（１６６９ 年）延续了几
十年的圈地才基本停止了。

３．开源节流政策

清朝初期，战争频繁，军费开销很大，财政窘困，于是政府多方设法开
源节流，力求使财政收支保持平衡。
“开源”的主要措施是捐纳。捐纳始于顺治年间，现任官员通过捐纳可
以加级，一般人也可以捐纳得到旌奖，但不能直接捐官。康熙年间，为平定
吴三桂的叛乱，清廷决定暂行捐官，通过出售 ５００ 多个知县空缺，获捐款银
２００ 多万两。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又屡次开捐，获银 ７０００ 多万两。
另外的开源之道是盐商“报效”。雍正年间，芦商捐银 １０ 万两，为报效之始，
以后乾隆年间多次用兵以及嘉庆时镇压白莲教，各地盐商“报效”总数不下
３０００ 万两。
“节流”指节省开支。顺治、康熙等皇帝都提倡节俭，皇宫中的开支较
之明代大大减少。康熙帝即位后前 ３６ 年花费还不及明代一年的开销。此外，
裁减宫监和官员也是节流的措施。

４．太平天国的军事经济政策

太平天国军事经济首先是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夺，其主要措施有“贡
献”、“打先锋”和“派大捐”等。贡献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求得贡单
以免祸；“打先锋”是专门针对地主豪富的，主要是剥夺地主资财；“派大
捐”前期属于科派的一种，后期多以捐助军饷的名义进行，对象是地主大户。
其次是“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项政策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１８５４ 年）
颁布施行。１８５４ 年春，天朝总圣库的库存银锐减至 ３０ 余万两（建都南京之
初，总圣库贮金银量为 １０００ 万两），天京发生粮荒，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在
这样一种背景下，颁布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项政策既允许业户（中
小地主）收租完粮，也在“田产没公”、地主逃徙的地方允许佃农直接向乡
官交粮。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小地主起到分化和争取的作用，从政治上分化
了敌人；在经济上则达到了“以充军储而裕国课”的目的。在实行这一政策
的当年，皖、赣各郡县征收的钱粮就通过船只顺江而下，源源解济天京，缓
解了缺粮危机。以后，克复苏、浙，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以江南粮赋
收入，供应了数十万大军。但这一政策的实行也容易使地方政权蜕化变质。
太平天国对商业、手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首先，在天京城内没
收商贾的资本货物，收归圣库。实行一种带有公营性的新型商业，在天京城
内严禁私人贸易。对手工业者组织“诸匠营”“百工衙”（共 ３７ 种衙），但
天京城外的私营商业并未取缔。后来还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
策，实行低税率的工商业税制，货物只缴纳一次税款便可通行无阻。

５．晚清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政策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林则
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求变革中国
的军事经济，并具体提出了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三项“长技”：战舰、火器、
养兵练兵之法，其中主要是发展军事制造业。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一部分握有实权的清朝官员开始逐步认识到中
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应付内外危局，必须学习西方长技。
经过清朝政府的批准，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出现了一个以学习西方科学
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求富求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咸
丰十一年十一月（１８６１ 年 １２ 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制造洋
枪、洋炮，广储军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从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年）到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洋务派共创办了近代军工企业 １５ 所，
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
工厂。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张之洞又在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成为军
工企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这些军火工厂都是“雇洋人，购洋器，
用洋法”，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但也使得中国近代军事经济一
开始就对西方列强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求强必须求富，“中
国积弱，由于患贫”，因而他们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从 ７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初共创办了 ２０ 多个以“求富”为目的的近代民用工业，包括采矿、
炼铁、纺织以及电讯、铁路、航运等基础工业，其中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电报总局等。这些企业为军事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原材
料，以及运输、电讯等服务手段，同时也提供了资金，从而有利于中国近代
军事经济的发展。
 （三）军费与军需供给

１．清前期的军费

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有足够的经费做
保证，否则将一事无成。清前期的军费可分为常额军费和战时军费两部分。
常额军费的主要部分是“饷乾之款”（包括兵饷、武官俸饷）以及武官养廉、
兵丁赏恤、兵器制造等。
顺治初年，清廷制定了兵饷制度，每月饷银八旗兵丁 ２ 两，匠役 １ 两；
绿营马兵 １ 两 ５ 钱，步兵 １ 两。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 年），全国统一饷制，
八旗兵月饷增至 ４ 两，岁支米 ４８ 斛（２４ 石）；绿营饷制基本没有变化。武
官的俸饷，正一品岁俸 １８０ 两，米 １８０ 斛，以下递减至外委千总，仍有银 ２３
两，米 ２３ 斛。官俸之外，八旗军官还有随甲银和丁粮马乾，绿营军官则有亲
丁名粮等名目的额外饷银（实际上是一种吃空额的办法）。
为了改革军官吃空额的办法，从乾隆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起，武官也仿效
文官的补贴办法，给予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往往要超过正俸的几倍甚至几
十倍，比如直隶提督的俸银是 ８２ 两，而养廉银却达到 ２０００ 两。这一项支出，
每年总数达到 ２００ 万两，这样沉重的负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严格控制，并
逐步给予裁减。“兵丁赏恤”是用来解决士兵的婚丧嫁娶支出，以稳定军心，
这项支出每年也需银 ４０ 多万两。清廷对八旗士兵更为优待，为解决其生计问
题，还不时给予特别赏恤，仅康熙年间两次特别赏恤就支银 １１９０ 多万两。军
费支出的另一大项是用于兵器制造。清军使用的兵器，除弓矢、刀箭等冷兵
器外，也有火器（火炮、鸟枪）、战船等。火炮一般在 １６ 万尊左右，鸟枪则
有二十七八万杆，外海、内河战船近 ２０００ 艘，这些武器的制造和维护都需要
花费巨额的金钱。以上都是直接的军费开支，除此之外，还有为军事服务的
其他支出，如设驿站、修驿道、修漕船、治河道等。
在常额军费之外，遇有战争，还要增加特别费用，即战时军费。其名目
有战时行粮（包括俸赏银，行装银以及盐菜口粮）、战时赏恤（分军功赏赉、
出征阵亡病故赏赉、阵伤赏赉三种）以及武器装备消耗后的补充、军事运输
费用等。
清朝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很难有严格的划分，一
些重大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得不以举国财力，全力以赴。尤其是乾隆皇帝在
位时，对内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号称“十全武功”，仅金川之役（两次）、
新疆准回之役、缅甸之役、廓尔喀之役等五大战役就耗资 １４２５２ 万两。总之，
清代前期军费开支是相当庞大的。

２．清朝后期的军费

进入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入侵，较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每隔
十年左右就有一次，加上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全国，
清政府的军费支出更是扶摇直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军费支出，据《清史稿》
记载是“一千数百万两”，并没有包括各地的追报数，其实应为 ２０００ 余万两。
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族人民起义而支付的军费，
据不完全的奏报统计，共达 ４．２ 亿两。收复新疆之役，仅三次举借外债就有
１３００ 万两。甲午战前，清政府举借外债 ４５９０ 万两，其中用于镇压国内人民
起义约为 ９８０ 多万两；用于对外战争的为 １４５０ 万两。至于常年的饷银，也是
一笔很大的数目。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各省防军和练勇共有 ３６ 万名，
岁需饷银即达 ２０００ 余万两。
发展近代海军，需要投入更多的军费。福州船政局从创建到甲午战争爆
发 ２８ 年间，造船 ３４ 艘，支出白银 １４００ 万两。甲午战争前向国外购买船舰，
粗略估计也在 １８００ 万两左右。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海军衙门成立，由
户部奏明，海防常年经费 ４００ 万两归海军衙门管理，但这项发展海军的专款
却常被挪做他用，如慈禧太后挪去修颐和园就不下 ２０００ 万两。甲午战争期
间，为补军费之不足，清政府先后举借外债四次，总计 ４３００ 多万两，军费开
销之巨，可想而知。至于因战争失败而支付的赔款，那就更是天文数字，仅
从甲午一役看，战后为偿付日本赔款，就先后三次大借款，总计 ３ 亿两，连
本带利共 ６ 亿多两。八国联军之役后的庚子赔款，数额之大更是惊人，本息
总计竟近 １０ 亿两。

３．湘军的军需供给

曾国藩创建湘军是比较特殊的，这支军队既非经制之兵，又无部拨额饷，
所以他不得不把筹饷放在第一位。湘军具有一套特殊的后勤保障制度，它不
受户部、兵部的控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而是自己筹集，自成系统，
湘军自设有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负责饷械筹集和运输。当成军之时，
全军约 １．７ 万人，每月饷银 ８ 万两，以后陆续发展到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时，
已达 １２ 万人，所用军需自招募到解散将近 ３０００ 万两。
湘军这宗巨额军费是如何筹措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就地筹饷”，
这种做法本来为清朝制度所不允许。按照清朝的制度，是不给将帅筹饷权力
的，军队的饷需都由户部掌管，直到咸丰初年，还守此制。但自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后，这种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湘军就地筹饷的具体办法包括：办捐输、
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等。
捐输是湘军筹款的主要手段之一，由曾国藩开单咨部，由户部颁发职衔、
封典、空白执照，随时发给捐生；运盐抵饷是用盐课所得来筹饷；兴厘金是
由湘军统将就地设卡抽厘以自给；拨丁漕即从一些省份漕折项下提用充饷；
提关税是指从江西、安徽关税收入中提取饷银；请协饷是奏请协拨，另一是
自行请求疆吏协济；收杂捐，包括亩捐（按亩捐钱）、抵征（按亩捐钱以抵
正赋）、米捐、茶捐等名目。而就地筹饷的必然结果是造成督抚专擅地方财
政的局面。

４．太平军的军需供给

太平军的军需包括军械、火药、衣物、粮食、席帐等方面的供给，太平
军虽然建立了各级政权，但因根据地不够巩固，所以军需制度也不健全。在
太平军根据地内，主要通过科派或购买来获取各种军需物资，而在作战时，
军需的取得主要是通过缴获和向民间征集。
太平天国初期，军需的来源主要靠对敌人的缴获，咸丰元年（１８１５ 年）
初秋，太平军从金田突围时，大败向荣部清军，尽得其银、粮、被服等军需
 用品；攻克永安州后，除缴获了银两、武器外，所得粮食足够半年食用。进
攻长沙时，沿途得到大量的军装、粮食，抵长沙后，获粮 １０ 万余石，攻克武
昌后，缴获的金银、缯布、器械、米盐装满了百艘大船。在武昌、安庆、黄
州、九江等地共得库银百余万两，攻破南京后，所获银钱物质更多。
向民间征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贡献”（俗称“进贡”）。太平军攻克
武昌后，“令户有金帛珠玉者悉出以佐军”①，并在城中设进贡公所，贫者不
贡或少贡，富者则多贡，并发给“贡单”与执照。各乡村进贡后，收贡者发
给收据和红布安民旗一面，以便给予保护。太平军攻取郡县后，设立了城乡
行政机构，由乡官负责征集银粮物质，这就是“科派”，在农村则按田亩均
摊，这已是一种不完备的赋税。到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夏，又实行了“照旧
交粮纳税”，从此田赋收入成为“圣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之，太平军对军需保障是比较重视的，但却缺乏统一的、组织严密的
军需保障系统，这对它的军事行动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4 册，第 572 页。
 （四）兵器制造与引进

１．清前期的兵器制造

咸丰朝以前，清军的兵器制造和装备一部分是传统的冷兵器，一部分是
旧式的火器。冷兵器又分为长短兵器、发射兵器和防御兵器三类。长短兵器
有刀斧、矛戟、椎梃等，刀的式样可分为 ２０ 余种，枪的式样也有 １０ 余种。
发射兵器主要指弓和弩。清代的弓分为御弓和军民弓两种，弓杆的材料多用
榆木、■木或用竹子；弓弦有缠弦（用丝线缠绕而成，用于习射）和皮弦（用
鹿皮制成，用于战阵）两种。矢一般长 ３ 尺左右，箭杆多用柳木或桦木制成，
箭头以铁制成，用于战阵的主要有鈚箭和梅针箭。清代的弩有弩弓（单发弩）
和连珠弩（可连续发射 １０ 矢）之分，连珠弩威力较大。弩不但可以放箭，也
可以抛射石弹。
清朝在入关前最初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攻克沈阳、辽阳后，缴获了大
批明军的火器，但没有加以重视和利用，只做为信炮使用。只是在明军西洋
大炮轰击下屡屡受挫之后，才迫切感到必须掌握火器，他们一方面在军中使
用缴获的明军火器，另一方面开始自己制造“红衣大炮”，后金组织了一批
汉人工匠进行试制。天聪五年正月（１６３１ 年 ２ 月），制成了第一门红衣大炮
（即红夷大炮，满人忌讳夷字改称“红衣”），命名为“天祐助威大将军”，
“造炮自此始”①。两年后，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降清，不但使后
金火炮数目有较大增长，而且质量有较大提高（有些火炮是从西洋直接输入
的）。崇德七年（１６４２ 年），皇太极命梅勒章京马光辉、孟乔芳率炮匠及铸
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在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翌年，又派人率将士
至锦州造炮。这一年，清军在锦州的火炮已有 １００ 位之多（包括缴获明军之
炮和新铸红衣大炮）。
清朝入关后，在康熙年间火炮的制造和使用又有新的发展。为平定“三
藩”之乱，康熙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火器，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
（１６７４—１６７６ 年），南怀仁共造炮 １２０ 位。十六年（１６７７ 年）又造红衣大炮
２０ 位发往军中。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南怀仁督造的 ２４０ 位神威将军炮造成。并
于翌年正月二十七日（１６８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进呈《神威图说》一书，成为
我国继汤若望《火攻挈要》一书后又一部讲解西洋造炮、用炮方法的书籍。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康熙决定添造火炮。至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共
造成铁心铜炮 ８５ 位。二十五年（１６８６ 年），南怀仁奉命再造 ３０ 斤弹子的平
底冲天炮二位。清代火炮制造到康熙朝，共铸各种火炮 ９５７ 尊。
清初另外一位对枪炮发展很有贡献的人是浙江钱塘人戴梓。他造成一种
连珠火铳，比西方最早的连发快枪要早一个多世纪，堪称机关枪的雏形。但
这一重大发明没有受到重视，也未曾在实战中使用，乾隆以后就失传了，这
是十分可惜的。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稳定，火炮的研制停滞不前。自雍正、乾
隆以后，制炮技术没有什么发展，而且制造的数量也很少，嘉庆一朝仅铸炮
５５ 尊。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使用的仍是清初的过时火炮。

①
《清太祖实录》卷八。
 ２．近代兵器的传入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爱国志士在手工制造的基础上，曾试图参照西方兵
器样式制造新式兵器，但清政府并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为适应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需要，输入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同时开始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厂制造新式枪炮。从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１
—１８９４ 年），３０ 年间共创办了兵工厂 ２４ 个，这样清军的武器装备开始逐渐
由传统的冷兵器和旧式火器过渡到采用新式枪炮。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在清朝的兵工厂中是规模最大
的一个。从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１８９４ 年）共制造各种枪支 ４１２８５
支，各种型号火炮 ２７４ 门，劈山炮 ３１１ 尊，各种水雷 ５６３ 枚，火药 ４０８ 万余
磅，各种枪弹近 １６ 万发，各种炮弹近 ４３ 万发，格林子弹 ７７ 万余发，各式舰
船 １５ 艘。其他的造船厂、兵工厂如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也
生产了相当数量的新式船舰、枪炮和弹药。
１９ 世纪中叶传入我国的洋枪洋炮基本上是前装枪炮，当时清军使用和仿
制的洋枪主要有法国来复枪、米涅式步枪、燕飞来复枪和旧来复马枪。而前
膛炮主要是加农炮和臼炮（俗称田鸡炮），一般称为开花炮。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 年），我国开始自制线膛前装炮，直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光
绪初年，江南制造局开始仿制阿姆斯特朗要塞炮，到甲午战前，共生产了 １３４
尊。从 ６０ 年代开始，清朝开始引进生产近代后装枪炮。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
江南制造局仿制成美式林明敦边针后装单发枪。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又制
成美式黎逸单发后膛枪。从 ７０ 年代开始，各种后膛炮（要塞炮、舰炮、野炮、
山炮）也陆续传入我国，清政府于 ８０ 年代后开始仿制。９０ 年代以后，我国
又开始输入和制造各种连发枪。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
快利枪（五响），是我国最早生产的连发枪。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湖北
枪炮厂大量仿制德国 ８８ 式毛瑟枪，俗称“汉阳造”。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广东、上海的兵工厂先后仿制 ３９８ 式毛瑟枪。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
美国发明了轮回枪，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年），英国研制成诺登飞连装管机枪，每分钟发射 ３５０ 发，而仅仅过
了 ６ 年，金陵制造局就仿制成功。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英国人发明了马克
沁重机枪，五年后，金陵机器局即开始制造，而英国陆军直到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才开始采用。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丹麦人发明了一种两脚架的轻
机枪——麦德森机关枪，五年后，广州机器局开始仿制。近代兵器的传入，
使清军的装备在几十年内由中世纪跨入了近代。

３．太平军的军事装备

太平车的武器装备除少量缴获的先进枪炮外，基本上是比较陈旧的，其
步兵主要的武器是长矛，骑兵使用的主要是长刀。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火
器，火器包括抬枪、管枪、小炮和各式大炮。据《行军总要》规定，一个两
司马管兵 ２５ 人，限使用长龙（抬枪）二条，管枪（鸟枪）五条。太平军使用
的大型火器有铁铸炮和铜铸炮，制作都比较粗糙，是一种旧式的前膛炮。
太平天国后期，逐渐采用了洋枪、洋炮，其来源除了作战时缴获于敌军
的外，也有自己仿制的，但在整个军事装备中占的比重很小，太平军使用的
洋枪是欧制的双筒枪、滑膛枪、手枪（左轮枪）；洋炮是旧式的前膛洋铁炮，
也有少量的新式后膛炸炮（开花炮）。太平军的军事装备，虽然在后期有所
改善，但比之湘、淮军仍有较大差距。
 七、清代的军事教育

（一）清前期的军事教育

满洲兴起、发展以及统一中国，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入关以后，
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出于统治的需要，清廷在贵族学校及八旗学
校中推行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教育，以保持满蒙贵族及八旗子弟的尚武
精神。同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朝又在科举制度中设立武
科，以求从民间网罗军事人才。

１．清前期学校中的军事教育

清代学校制度，大体上沿用明代旧制，亦分中央设立和地方设立两大类，
中央设立的有为一般性质的国子监及特殊性质的宗学、旗学、觉罗学、算学
馆、俄罗斯学馆。在地方设立的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等，统称
儒学。清代军事教育在中央、地方两级学校中均有体现。在中央设立的宗学、
觉罗学、旗学中有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必修科目，但这些学校并非纯粹的军
事学校，其军事教育只是兼习而已。在地方儒学中则以各府、州、县武生附
儒学，习骑射。下面分别述之。
（１）宗学
宗学就是教诲宗室子弟的学校。清制，奉努尔哈赤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
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顺治二
年（１６４５ 年），即建立宗学，设教习等官，“使宗室子弟咸涵泳于礼义道德
之途，讲明于伦纪纲常之大，服习于书射翻译之业，练习乎文事武功之备”。
由此可见，宗学一开始就是文武并重的。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清廷在每旗设置宗学，凡未封宗室的子弟，年十
岁以上者，俱入。每旗设满洲教官教习满文，其汉书听从其便。康熙三十九
年（１７００ 年），清帝曾“遣内大臣等考验宗室子弟文艺骑射”①。但宗学文
武并习成为定制却是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当时规定：宗学校址设在京师
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
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便）；其在官学子弟，
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十九岁以上已曾读书者，亦听其入学。
兼习骑射”②。宗学课程分三种。一为清书，设教习二人；二为骑射，设教习
二人，由罢闲官及护军校善射者充任。三为汉书，每学十人，设教习一人。
考课分月考、季考两种。月考分别等第，申报注册，季考于春秋二季由宗人
府派人主持。修学以三年为期，期满及格，分别录用。
雍正十年（１７３２ 年），由于宗学学生考试汉文、翻译成绩不佳，雍正帝
下谕，凡宗室子弟不能习满文者，须娴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才。使不能
习汉文者即娴武艺和清书。
（２）觉罗学
觉罗学的性质与宗学相同。当初只有宗学，未能遍容觉罗，乃于雍正七

①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宗学》。
②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觉罗学》。
 年（１７２９ 年）设觉罗学。诏令每旗各立一衙门管辖觉罗，旁设十学，以期普
及，凡“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令其读书学
射，满汉兼习。……十八岁以上曾读书者，亦准入学”①。课程也分清书、骑
射、汉书三科，下设清书、骑射教习各一人，汉书教习每学学生十人设一人，
待遇与宗学同。此学除在京师设立外，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又在盛京设立
宗室觉罗学，将宗室、觉罗合为一个学校。
（３）八旗官学
八旗官学始设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分八旗为四处，每处各立官学一
所，专教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设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学生由各佐领下取
二名，以二十名习汉书，其余习满书，课程与宗学同，必修骑射。此学属国
子监管辖，故每日须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二季特重骑射，每五日演习一
次，“其有偏向文学、怠于习武者，必奉旨严饬焉”②。可见，八旗官学培养
的也是有“弯弓跃马之能而有成德达材之用”③的文武全才。
（４）其他旗学
除八旗官学外，清朝还设有八旗教场官学、八旗蒙古官学、景山官学、
咸安宫官学等旗学，其教学内容和目的与八旗官学相同，含有必不可少的军
事教育因素。
（５）儒学
清代武学已非独立存在，而是以武生附于儒学。每回学政录取新武童生
后，即造名册送兵部备案，同时把红案分发至各府、州、县学，武童生归当
地儒学管辖，府、州、县学内无武学处则附文学教官管辖，该教官须造武童
生名册移送同城武职，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刀箭，武生必须学习《武
经》、《百将传》、《孝经》、《四书》等，以下届新生到学为满期。满期
后，仍须按时督课，如有“骑射不堪、文理荒疏，以及品行不端者，许教官
详请学政褫革”①。

２．武科

清军入关后，科举制度沿习明朝，在开设文科同时，也设武科，以求在
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代武科与文科一样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四级，下面分述。
（１）武童试
武童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先由本县担任
教习的武举、武弁、武生将所教武童姓名具结呈报，经审查合格，方准赴考。
县试通过后尚须经府试、院试。武童考试时安排在文童之后，分三场。头场
试马射，驰马发三矢以中一矢为合格。二场试步射，以发五矢中二矢为合格。
马射、步射通过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以上两场为外场。三场原试策
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为内场。考试外场时，由各省督、抚、提、镇于
就近副将、参将、游击中选一别省籍贯者会同学政主考。

①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觉罗学》。
②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旗学》。
③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旗学》。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九，《兵部・武科・武童生考试一》。
 武生录取名额，顺治（１６４４—１６６１）年间，直隶各省无定额，京卫武童
春秋两季由兵部主持考试，每季取五十名。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年），京卫武童
改归顺天学政考取，三年一次，定额为一百名。其后各地名额都有所增减。
武生取进后需入儒学学习，这已于上面述及。武生另须岁考，三年一次，
不得无故缺考。武生无廪生、增生和贡生，但有举优，于学政任满时举行，
由本籍教官开单申送，学政出具考语，然后到部，由礼部试文艺，由兵部试
骑射，合格后请旨定夺，升入太学，准作监生。
（２）武乡、会试
武乡试三年一科，以子、卯、午、酉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走
在十月，在文乡试之后。考场各省设在布政司，直隶、顺天、奉天及各卫武
生统归顺天乡试。中式者称武举人。其录取名额大致以文科半数。
武会试也三年一科，以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
定在九月，各省武举会集北京进行考试。中式者称武进士。录取名额以一百
至三百名不等。
武乡、会试皆分内外场，顺天乡试外场考官由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
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由翰林官两人担任，同考官从科甲出身的京员中派出
四人充任。各省乡试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
四人为同考官，并委派就近省城的提督、总兵一人同考外场。武会试外场考
官从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从阁、部、都察院、翰、
詹堂官中选两人担任，同考官则从科甲出身的阁、科、部员中选四人担任。
会试知武举由兵部侍郎担任。
武科乡、会试以一、二场为外场，三场为内场。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
射毡球，以九矢中两矢为合式。二场试步射，射布侯（布制射靶），以九矢
中三矢为合式。然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等技勇。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
这是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的规定。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停试技勇。康熙
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对外场又作了变动，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箭靶，以
九矢中三矢为合式。否则不许试二场。二场试步射，射大侯，距离八十步，
以九矢中二矢者为合式。然后再试八力（十斤为一力）、十力、十二力之弓，
弓必开满；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之刀，刀必舞花；二百斤、二百五
十斤、三百斤之石，掇石必离地一尺。三项中能一、二者为合式，否则，不
准入场。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 年），步射大侯因距离太远由八十步改为五十
步。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马射改二回，射六矢，再射地球一回，合计
中三矢为合式。步箭靶距由五十步改为三十步，以六矢中二矢为合式。清初，
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顺天乡、会试由内场考官出题，各省乡试由巡抚出
题。论题用《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
《唐李问对》、《三略》、《六韬》。康熙十八年（１７０９ 年），因《武经七
书》文义驳杂，限定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书，并增用《论
语》、《孟子》出题。其后，武科乡、会试内场改为论二篇，时务策一篇。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裁《四书》论一篇，仅留《武经》论一篇、策一
篇。
武科乡、会试虽有内、外场之分，但在实际录取时以外场为主。嘉庆十
二年（１８０７ 年）由于应试者多不能文，内场策论改为默写《武经》某一段，
约百余字。此后，内场考试几同虚设。
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后，武会试开始推行复试，复试不符者停殿试一科，
 三次复试不合者，除名。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 年）后，顺天乡试也开始推行复
试，而各省武乡试中复试之实行则是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以后。
（３）武殿试
武殿试于会试结束当年十月举行。先在太和殿试策，策题三条由皇帝钦
定。嘉庆以后，试策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试策后皇帝亲临紫光阁钦阅
马步箭。头日试马射，二日试步射、开弓、舞刀、掇石。旋头日改试马、步
射，二日试弓、刀、石。试毕，兵部将记名武举缮写名签进呈，由皇帝亲定
甲第。若命王公大臣主持考试，则将拟在前列者引见，由皇帝钦定。考生甲
第一般以马步箭弓刀石的高下为准，分三甲。一甲一、二、三名分称武状元、
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
赐同武进士出身。传胪后举行“会武宴”。
之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规定：一甲一名授
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又改为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
等侍卫；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分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
用。
清政府希望通过武科收罗天下豪杰为国家效力，但武科开设不久就出现
了人才雍滞、终老不得补的现象。而且武科所选人才重在体力，于实际战事
并无大用，因而清朝军队中选拔人才重在经验，清军将领中由科举进升者甚
少。武科之士由于仕进无途，流闲乡里，反而扰乱、危害社会。鸦片战争后，
武科所举人才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军事的需要，但清廷还是将武举因仍相沿。
直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才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
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令“永远停止”①。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八○，《选举五》。
 （二）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引进和国内军事工业的举办，清军
武器装备结构发生了变化，于是改变军队成员知识结构和素质便成了当时的
急务。洋务大员李鸿章为此向清政府吁请：“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
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士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我
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①。”既然旧式科
举担负不起培养军事人才的重任，模仿西方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就提上了日
程。

１．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

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到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即从洋务运动发端至

中法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
它们数量虽少，只有 ４ 所，但既有水师学堂，又有陆师学堂，还有炮兵学堂，
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规模和种类已经初具。
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隶属福州
船政局。它创办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以培养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为宗旨。
福州船政局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艺局”的开设，创办人左宗棠调赴西北后，
沈葆桢继为船政大臣，继续奉行左宗棠的方针，认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②。
福州船政学堂仿照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分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造
船学校，设制造、设计两专业。课程有法文、数学、地理、天文、机械轮机、
制图等。后学堂为航海学堂，设驾驶、管轮两专业。课程有英文、数学、天
文、航海、地理、制图、机械操作等。学堂还另设“艺圃”培训青年工人。
船政学堂学生的学习期限为 ５ 年，一切膳宿费用都由学堂供给。学生毕业后，
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光绪初年始，学堂还派遣学生留学欧洲学
习海军，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人才都是由这所学堂培养的。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江南制造总局设操炮学堂，这是一所学习军事
工程的学校，课程有汉文、外文、算学、绘图、军事、炮法等，为清政府培
养了最早的炮兵人才。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该学堂改为炮队营。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军专科学校—
—天津水师学堂，其办学宗旨是储备水师人才，“立中国兵船之本”①。学堂
性质与福州船政局后学堂相同，也分驾驶、管轮两专业，基本课程包括英文、
数学、重学、天文、测算、地理、体育、经史、汉文等课程，学习期限为 ５
年。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创设了中国最早的陆军专科学
校——天津武备学堂，是为陆军将弁培训之地，学习期限为一年，课程有天
文、地舆、格致、测绘、算术、化学、经史等，尤重炮台、营垒新法、马队、
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培养将弁通晓西洋后膛枪炮、土木营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
②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二。
 垒及战术，将弁毕业后，尚需回营转相传授。
以上四所学堂开了创办近代军事学堂的先声，清政府日后兴办的水师、
武备学堂基本上是模仿它们而设的。

２．水师学堂的勃兴

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到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即从中法战争结

束至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兴办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水
师学堂勃兴的现象。
中法战争马尾一战，福建海军全部覆没，海路惨败给了清政府极大刺激。
清政府认识到：“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
恃之计”①。遂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成立了海军衙门，负责筹建北洋海
军及南洋水师。培养海军人才的呼声随之日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等在
奏折中称：“海军之选，除学堂、练船外，无可造就。惟海军之学分为堂课、
船课二种，……西国水师将才备出，未有不由此者。以上等之资而论，非勤
习十五年不足充管驾之选，设以十五岁应考入堂，学成年已三十岁，资质较
钝者无论已。其课程之繁，义理之奥，诚不易言。然若不详究底蕴，仅借洋
人充船主、大副等紧要司事，终是授人以柄，不得谓之中国海军”②。此后，
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
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烟台海军学堂
等七所学堂。
这一阶段举办的军事学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海军或与海军有关的学校。
从教育内容来看，已由以前单纯的管轮驾驶发展到更专业的鱼雷技术。
以上两个阶段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取得了一定成绩，造就了一批熟知
近代军事的人才。但这一时期近代军事学堂教育始终未能取代武科的教育考
试制度，一些学堂的主办者也仍旧视科举为进仕之途。因而新式学堂不可能
吸引众多人才。

３．举办近代陆军学堂的高潮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掀起了一个举办近代陆军学堂的热潮，以光绪三十
年（１９０５ 年）为界，这一热潮又可分为创办陆军武备学堂和推行三级制陆军
教育体系两个阶段。
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是兴办陆军武备
学堂的高潮期。甲午战争使防军、练军的腐败暴露无遗，旧式军队已不能适
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战后，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起点，清政府开始编练“新
建陆军”。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对中国新编陆军进行了一次
大扫荡，武卫军中仅袁世凯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幸免，于是重建新军成为急务。
翌年，“新政”推行，练兵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
京师成立了练兵处，各省则成立了“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在练兵热潮
中，湖北、湖南、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江苏、绥远、四川、福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943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125 页。
建、江西、广州、甘肃、湖南、河南等省的新式武备学堂相继设立，为新编
陆军提供专门人才，总数达 １８ 所。这些学堂一般修业年限为本科三年，速成
科一年，所设专业、课程都与陆军各兵种（马、步、炮、工）紧密相联。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新的海军学校诞生，这跟清政府因对外赔款剧增无力
重建海军有关，因而使清末近代军事的重心倒向了陆军。近代军事学堂的大
量设立，迫使清政府考虑武科的存废问题。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武科
一律改试枪炮，废除默写《武经》一场。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清廷终
于下决心罢停武科。
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是清政府在陆军学
堂中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时期。武科废除后，陆军学堂更加受到重视。光绪
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清政府决定仿照日本军事教育制度在全国设立“陆军
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
陆军小学自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开始设立，分建于各省，省会，大
多由武备学堂改设而来，相当于日本军事幼年学校。学制三年，招收高小毕
业，１４ 至 ２５ 岁青年，招生人数大省 １２０ 名，小省 ８０ 或 １００ 名。所设普通课
程有：修养、经学、史学、地理、汉文、法制、外语、博物、数理化及理财、
图画、体操等。所设军事课程有兵法、步兵操典、射击、阵务、炮学等。除
课堂讲习外，又有常操及器械体操、野外训练等教学内容。陆军小学终清末
共招了六期，除第一、二期学生毕业外，其余各期均未毕业。
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振武学校，实施士官预备教育。共设四所，第一
陆军中学设于北京清河镇，招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吉
林、黑龙江、新疆等省的学生。第二陆军中学设于西安，招收陕西、甘肃、
新疆等省学生，后因未开办，分由第一、三、四陆军中学转招。第三陆军中
学设于武昌南湖，招收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学
生。第四中学设于南京小营，招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
四川等省学生。学制为二年。四所中学从陆军小学毕业生中选拔学生，招生
人数从 ３５０ 人至 ８００ 余人不等。课程有汉文、中外史地、化学、几何、三角、
微积分、伦理学、外语、重学、军制、步兵、野外勤务、射击、初级战术、
筑城学、兵器学等。每周有野外教练一次。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六月，三所
中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因辛亥革命胜利而停顿。
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需转入陆军兵官学堂培训两年四个月，方可出任军
官。
陆军兵官学堂，全国设一所，初设于京师，后改设保定，为培养初级军
官之所。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进入该学堂，分发到步、骑、炮、工、辎五
种兵科“入伍生队”，进行为期六个月（后改四个月）的士兵基本训练，每
日以三操场两讲堂为常制，也重野外教练。随后升入“军官学生教育”，期
限为一年半。接着为“见习教育”，完成后再派回“入伍生队”，充“学习
官”、“练习官弁”，半年期满，依考核成绩回到兵官学堂参加复试，及格
后方始具备军官资格，分发至各镇充当排长或队官。陆军兵官学堂因受革命
影响，实际上只办了第一期入伍生，教育四个月后，即因学生纷纷离校而解
体。
陆军大学由袁世凯创办于保定。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设立了培训
军官的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四所“随营学堂”，当其升任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后，在保定创办了“陆军随营军官学堂”，讲授日本陆军大学的课
 程，以为北洋六镇军官进修之用。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五月，在“陆军
随营军官学堂”的基础上，又仿效德、日陆军大学制度，创立“陆军军官学
堂”，以培养陆军高级军事人才。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改名为“陆军预备
大学堂”。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年），正式改为“陆军大学”。该校创办时，督
办为段祺瑞，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督办改总办，由张鸿逵继任。学制两到三
年，课程参照日本陆军大学，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国防动员等为
主。终清覆亡共招过三期，第一期只招北洋六镇优秀军官；第二期除招北洋
六镇军官外，兼招江苏、湖北等地优秀军官；第三期开始在各省服役两年以
上的新军军官中选拔，但在学一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罢。
陆军学堂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制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设置
学堂“专注重实用，……无学制系统之足言”①的缺点，使陆军军官的培养有
了明确、系统的制度。按照此三级体制，培养一个高级军事人才，需近十二
年时间，培养一个中下级军事人才则需近八年时间。将校毕业时正当英年，
可在军中服役 ２５ 年至 ３０ 年，所以就其军事教育效果而言，还是完备的。虽
然这项制度推行不久，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清廷就灭亡了，但它为日后中国
军事教育开了先河。
总的来说，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顺应了世界军事科学技术及军队多
兵种发展变化的趋势。这些军事学堂基本上拥有近代新兴各军兵种的专业课
程，侧重于学习西方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技术。在教育方法上十分强调课堂
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学堂培养的学生一般都能适应实际的军旅生活。近代
军事学堂的设立也是晚清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历程，不但传播了近代军事
知识，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军事人才，他们在抗击外来入侵和推
翻清王朝的历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政府举办近代军事学堂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其目
的是培养为满清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有用之才”，因而封建思想教育成了
军事学堂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
广训》、《孝经》，兼习论策”②。在陆军大、中、小学堂中，修养、经学等
也是必修的课程，这也导致了大部分军事人才在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同时，
军事学堂以初级和普通教育为主的教育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军队高级指
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短缺。而其全部为地方实权督抚控制的事实又为军阀选
用私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是近代军事学堂创办的负面效应。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②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三）聘用洋教习和派遣留学生

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除了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外，还有聘用外国教习和派
遣留学生两条途径。

１．聘用洋教习

聘用洋教习最早出现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第二次鸦片战
争结束后，清政府推出了“借师助剿”政策，希冀联合外国军事力量共同镇
压太平军。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清苏松太道吴煦和候选
道、上海巨商杨坊急忙雇佣退伍军官美国人华尔为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和
白齐文为副领队，招募外国人，成立洋枪队，驻松江广富林训练。洋枪队投
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难以补充，翌年改募中国人为士兵，仍以外国人为军
官。至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一月，洋枪队已有 １５ 名外国军官和 ８０００ 名华人
士兵，清政府随后将其改称为“常胜军”。洋枪队完全按西法编制，由步兵
团、攻城炮队、阵地炮队与机关枪队组成，操练也全盘西化，加上先进的武
器，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因而华尔等人是晚清中国聘用的第一批洋教习。华
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又聘用英国人戈登接替其为统带。同治
三年（１８６４ 年），洋枪队攻陷常州，清廷见攻克天京在望，随即解散了这支
中外反动联合武装。
鉴于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些沿海督抚开始仿效。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五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同英国驻宁波海军司令■乐德克
相勾结，仿照上海“常胜军”制，招募中国士兵约千人，聘请英国军官教练，
称“常安军”。同年六月，左宗棠又勾结法国驻宁波海军司令勒伯勒东、海
关税务司日意格招募中国士兵在宁波组成洋枪队，聘请法国军官训练，称“常
捷军”。练成后伙同清军对太平军作战。同年，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聘英国
军官克迺任统教习，在天津招募中国士兵 １０００ 余人，组成“天津洋枪队”。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又改聘英国军官薄郎为总练官。
咸同年间聘用外国军官为教习，直接训练中国士兵的创举，虽是出于镇
压农民运动的应急之举，但其成效已在清朝官员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
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开展，解决新式军事人员匮乏问题成为燃眉之急，清政府
遂开始在新式军事学堂、新式军队和近代军事工业中有意识地聘用洋教习。
最早聘用洋教习的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船局创办之初，左宗棠即
请船局监督、法人日意格前往欧洲延聘熟悉中外语言文字的“洋师”来船政
学堂教英文、法文以及有关造船、驾驶等方面的学问。艺局第一次招考闽粤
艺童入局学习时，由于所聘欧洲教师尚未抵达，暂请“洋师”博赖及新加坡
人曾恒志先行教导。当日意格在欧洲延聘的英籍、法籍教师陆续到达后，由
法国教师主持艺局前学堂，讲授法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有关轮船制造
的课程，因而前学堂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由英国教师主持，讲授英文、天
文、地理、数学以及管轮、驾驶等课程，又称英国学堂。
在以后创办的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中，无一例外地都聘请洋教习。天津
水师学堂聘用了英国教官。天津武备学堂聘用了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
宁、那珀、博郎等人。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该学堂还聘请了德国克虏伯
 厂工程师到堂讲授铁路各项课程。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两江总督张之
洞设江南陆师学堂于南京，延聘德国教官 ５ 人，分教马、步、砲、工、炮台
各门。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张之洞又在武昌设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
国人法勒根、汉根茨、斯特劳 ３ 人为教习。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于小站练兵，
设随营学堂，也聘德国人担任教习。
军事学堂三级制推行后，由于是模仿日本军事教育制度，所以各级陆军
学堂中多聘用日人。当时陆军军官学堂就先后延聘过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寺西
上校、樱井雄图中校充任总教官，主持教务。
清政府在创建新式军队时也聘用洋教习。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以后，
淮军因大量采用德国炮械，渐改习德式操练，教习多为德人。筹办北洋水师
时，清廷先后聘请过五名总教习，其中 ３ 人是英国人，即葛雷森、琅威理、
马格禄；另外两人是德国人，即式百龄、汉纳根。在琅威理训练北洋海军时，
“颇著成效”①。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训练“新建陆军”，他聘请了
１０ 余名德国洋教习，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伯罗恩担任德操教习，曼
德担任马队教习。德国教习从各方面严格训练小站新军，使之很快成为一支
战斗力很强的近代化军队。
近代一些著名军事工业大多也聘请了洋员、洋匠，这些洋员洋匠不仅负
责企业的生产制造、管理，还常常承担向中国工人、技术人员传授经验、知
识的任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洋教习。这一方面，福州船政
局的洋匠、洋员做得最为突出。船厂初建时，聘用了洋匠 ３０ 余人。为使洋员
能尽心教导，左宗棠与他们议定：若五年之内，“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
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
六万两。”①日意格、德克碑等也表示“决不有误”②。结果，船局“自洋匠
遣散以后，华工各出所学，悉心仿造……学生亦能自运心裁，制作合度”③。
福州船政局也由此从洋人协办阶段进入了自办阶段。
在聘用洋教习的实践中，清政府并未将学堂、军队、企业的大权放手置
于洋人，事实上清政府与洋教习基本上是一种雇佣关系。早在招募洋枪队时，
恭亲王奕䜣等就主张：“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将来即用中国
之将，统中国之兵，则权不外假，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④这一意见日后
被清廷奉为聘用洋教习的原则。直至清末，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洋人独揽大权
的现象。而且随着国内军事人才的成长，雇用洋教习的数目呈减少趋势。光
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北洋水师成军时，主要战舰上有 ５０ 多名洋员，到光
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已减少到 ８ 名。
聘用洋教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新式军事人才匮乏给晚清军事近代
化带来的困难，在促成中国新式军事力量兴起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
然，一些洋教习来到中国后，千方百计想左右中国军事事业，给晚清军事带
来了不必要的波折。某些洋员甚至公然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在甲午战争威
海卫之战中，洋员浩威（美国人）、马格禄（英国人）等就阴谋勾结北洋海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0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
②
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上册，第 364 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5 册，第 223 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470 页。
 军中的中华民族败类分子向日军乞降。这些危害也是难以令人忽视的。

２．派遣留学生

中国在清同治以前，“时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
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①同治年间，随着洋务运动发端，清政府开始考虑派
留学生出洋学习问题。由于洋务运动是从举办近代军事事业入手的，因而派
遣军事留学生就成了晚清留学运动史上的首要之举。晚清军事留学生的派遣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始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止。
这一时期军事留学生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国家，学习重点是海军。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在耶鲁大学留学生容闳倡议下，清政府选拔了
３０ 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在以后的三年中，清政府每年派出
相同数量的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②。从赴美
幼童所学内容来看，军事占了相当比重，因而这是晚清派遣军事留学生之肇
始。但是，到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由于顽固派的诋毁阻挠，清廷下旨将赴
美幼童全部停学撤回。这批幼童由于出国时年纪较小，遭遣返时大多数正在
接受基础教育，４０ 多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得到了学士学位，故而这次留
美学生的派遣离它原定目标还相距甚远。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分别为北洋电
报学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电
报局等处留用，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对于所习各艺，“均能融汇贯通，各
有心得”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幼童赴美留学肇始后，清政府陆续派遣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重点是学
习海军，这主要导源于清政府筹建海军的需要。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五年合同期限将满，福州船政局的洋员洋匠准
备遣散归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
出洋留学，为清廷批准。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
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 ５ 人随船厂监督日意格赴英法学习船政，刘、
林 ２ 人被安排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并在英国大兵舰上历练，另外 ３ 人则
在法国马赛、蜡孙两处船厂学习制造。这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之始。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李鸿章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跃彩、王得胜、杨德明、
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七人，随德人教习李励协赴德国军营学习水陆军
械技艺，以三年为期，这是清朝首次选派军官出洋留学。
但 ７ 位军官留学成效不佳，清政府决定继续从船政学堂青年学生中选派
留学生，为此，制订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二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
译罗丰禄及 ３０ 名船政生启程赴英、法，这 ３０ 名船政生中，１８ 人（包括艺徒
４ 人）去法国学习制造，１２ 人去英国学习兵船驾驶。翌年十一月，福州船政
局又续选艺徒 ５ 人往法国留学。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十月，李鸿章从天津水
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中选取 １０ 人赴英、法、德学习营造、枪炮、硝药、制

①
舒新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5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
③
《清朝续文通考》卷一○九。
 造、鱼雷、驾驶等科。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年）二月，李鸿章再从天津水师学
堂选取学生 １０ 名，从福州船政学堂选取学生 ２４ 人，由周懋琦率领前往欧洲
学习测绘驾驶、枪炮阵图、兵船管轮机学、海军公法、外语、海军制造、法
文、万国公法等科。
从第一阶段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来看，出洋留学人数共有 ２００ 余人，其中
幼童赴美因中途夭折，他们回国后大多默默无闻。留学欧洲的 ８０ 余人后来大
多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各舰管带、大副等要职基本上由留欧
学生充任，在甲午战争中他们除个别人外，均能沉着指挥、英勇抗敌，为抵
御外侮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另一部分军事留学生在水师学堂中代替洋教
习承担教学任务，严复是其中的姣姣者，他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后出
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
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名著，系统地介绍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
有一部分留学生则从事海军造船业和武器制造业，如福州船政局将洋员辞退
后，基本上由留学生独立主持造船任务。
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甲午战争结
束后至清朝灭亡，这一阶段出现了赴日学习陆军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被迫割地求和，朝野人士对日本的态度
由鄙夷转为崇拜。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强盛的关键是留学教育的成
功：“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
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
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①。极
力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后，日本一些官绅打着“倍敦友
谊”的旗帜纷纷来华，游说清政府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妄图使中国军
事日本化，便于其控制。北洋海军覆灭后，清廷赔款日增，财力日竭，再也
无力重振海军，遂专注发展陆军。同时清政府看到日本军事教育“忠君爱国”
的宗旨十分符合其利益，遂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在日本“邀请”下，张之洞率先派遣谭兴沛、
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等 ２４ 名武备生入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
步张之洞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影从，南洋大臣刘坤一、四川总督岑春煊、直
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相继派出陆军留学生赴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
对教育进行改革，将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于是
赴日学习陆军军事的武备之士日益增多。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一月，出使
日本大臣杨枢奏请添派武科学生赴日，送入陆军各学校学习。时留日学生共
１３００ 余人，学武科者 ２００ 余人。至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清政府派遣赴
日陆军科留学生已达 １０００ 多人。
赴日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它的前身是成城学
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毕业后需入日本陆军联队实习一个阶段，实习结
束后，方可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在完成专业学习后还须入日军各联队任
见习士官半年，然后才能取得士官资格。士官毕业生可以投考陆军大学，以
为中高级军官。但当时赴日中国留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多数即回国，
因为陆军大学对中国留学生限制极严，不易录取。晚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
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有过九期，共 ５９０ 人，所学课目有步兵科、炮兵科、工兵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科、骑兵科、辎重科等，其中学习步兵科的人数最多，有 ３５０ 人左右。
清政府对留日军事生待遇优厚，其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服装费用等基
本上由官方供给。但对留学生的控制却十分严厉。在留学生选派上，练兵处
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学习武备的
学生先由各省督抚推荐至练兵处，经考核后方准派遣，严禁自费留学军事。
为防留学生走上反清道路，清政府特别注重从满洲贵胄、文武世家子弟中选
拔军事留学生，还专派一名监督员管理在日陆军留学生事务，留学生的行为、
精神、成绩每天必须做记录，禁止干预政治和妄发议论，否则将被遣送回国。
尽管如此，留日学生还是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加入同盟会的留日陆军士官生
不下百人。
在留学生大量赴日学习陆军的同时，清政府也曾向日本派遣过少量留学
生学习海军。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等二十八
人就曾被分批送到日本留学海军。
在军事生留日的高潮中，向欧美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活动并未中止。光绪
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张之洞从江南水陆师学堂中选派毕业生赴英、德学海
陆军。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林国赓、许建廷、
毛仲芳、李国棠等四人赴英留学海军。不久又派朱王奎赴奥国学习制造，林
献炘、常朝干赴德国学习枪炮，王开治、唐文盛赴英留学造船。
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各地军事学堂的教学骨干，
他们在教学上大力推行日式军事教育，给清末军事教育引进了新的模式，而
进入军队的留学生又为建立和发展新军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
阶段的军事留学生，尤其是留日陆军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深受革命思潮影
响，只有极少数人死心踏地为清王朝卖命，因而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对新军
倒向革命起了巨大作用。也有一些留学生如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兰天蔚
等回国后为各省督抚所延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标统、协统，甚至统
制，逐渐把握了各省兵权，武昌起义后，他们纷纷拥兵响应，最终导致了清
王朝的覆灭，这也是清朝统治阶级所始料不及的。从这一点上说，清末军事
留学生的派遣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八、结　　语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王朝统治的时期，已处于封
建末世，中国社会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自然不
可能向资本主义转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但使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
独立受到威胁，封建经济结构也逐渐解体。所以说有清一代是一个重要的转
折时期，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前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军事发展
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一样，清代军事也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无
论从战争本身，还是从军事制度、军事经济、军事思想、指挥艺术、军事教
育等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熔新旧于一炉，既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又注入了
新的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清代前期就开始了，西方的军事技
术那时已经开始传入。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不可避
免地卷进了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中，不变也得变。不过这种变化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旧的事物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
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指导思想在军事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那么军事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鸦片
战争以后，封建的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这给予了中国军事以深刻影响，即所谓“处奇局建奇业”，被扭曲了的军事
近代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始起步了。洋务运动是从军队发轫的，是从军
事装备和军事工业开始的，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的
失败，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坚船利
炮，就可以御侮自救。同时，洋务运动从军事开始也是一种规律性的表现。
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弱关系到
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所以人们关注国防建设和军事经济的发展就不足
为奇了。
总之，清代军事的发展变化对近代和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着许多宝
贵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但从历史研究领域看
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的思想史内容，包括从清朝立国至清朝灭亡的整个清朝一代的
思想史发展过程。
清代思想史，分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三大部分。
清初著名思想家大都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坎坷的经历和时代的
剧变，对他们的思想观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造成相当的影响。清初思想博大
精深，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学术大师们总结了前代思想，开启了清代
学术门径，形成了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
乾嘉时期盛行朴实考据之学风，训诂考证、复归汉学导致了对于中国传
统学术文化思想的一次空前的整理和总结。乾嘉考据学是清代最主要的学术
流派，其总体成就应当得到肯定。
道咸以至清末，以今文经学的复兴开其端，思想家们以阐发“微言大义”、
倡言改革变法为宗旨。随着古代历史的结束，清末思想界在西学的影响下，
着意寻求救国图强的思想方案，近代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清王朝最终走向灭
亡。
 一、清代思想概述

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
至清末。与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密切联系，清代思想主潮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映了清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时
代精神。
思想与思潮的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会如政权更迭那样，有明确
的时间标志。清代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路径，通过众多
思想家的杰出成就而显示出博大恢弘的气象。乾嘉学派片面因袭了清初务实
致用的学风，在政治压力的缝隙之中，努力填补了因理学的没落而造成的学
术思想领域的真空，他们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推出了中国古代的
最后一个学术流派——清代汉学。晚清学术思想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开端，
对“微言大义”的新解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而挽救民族危机的紧迫感
和西学的涌入，使清末的各种社会思潮成为近代早期思想史的主旋律。
需要说明的是，要全面完整的了解清代思想史，还需从上追溯到明末清
初以至晚明、向下沿续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晚
清与近代史早期在时间上有半个多世纪的重合期，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叙述
断以清朝灭亡的 １９１１ 年，显得很仓猝、不完整，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
经世思潮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潮流，初兴于晚明。以徐光启和复社
中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学以致用。
受经世致用思潮的直接影响，出现了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
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具体实用的专门著作，也出现了焦竑、陈第
等究心于实学的学问家。此外，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也对久为封闭的中国
产生了影响。经世之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促使思想界出现了尖锐抨击理学
家空谈心性的言论，同时也酝酿着一种以独立思考为特征、以离经叛道为内
容的崭新的思想倾向。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明朝灭亡的惨痛结局，使得明
末清初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明末统治的腐败和宋明理学空
言心性误国等方面。以宣传反清复明言论开其端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清朝
统治渐趋稳定之后，依旧把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批判宋明理学作为他们思想
观点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亡国之痛使他们在反思明朝何以灭亡的基础上，
继承了晚明思潮的主要部分。当然，明末曾经酝酿的那种新的思想萌芽没有
也不可能在新的统治秩序下继续发展了。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概括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他说：“国初之学大，乾
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①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翻然几变，内容十分
丰富也比较复杂，但是特征也很突出。很显然，这与不同的时代特征有着深
刻的联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这里并没有能用更多的篇幅去详细地
叙述。王国维所言，基本说出了清朝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
清初思想以博大见长。清初思想家多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文
化素养，他们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在批判继承前人留下的思
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点。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的博通贯，方以智与自
然科学相结合的“质测”之学，颜李学派的“实学、实习、实用”之学，傅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 23。
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万斯同的明史研究，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等等，
均显示出了清初学术思想的博大气势。其中所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脱离
实际的空疏学风形成鲜明对照。清初诸大家，一般都对理学进行了坚决批判。
王夫之指出朱熹学说与“圣人之言异”，顾炎武强调“经学即理学”，颜元
则进一步揭露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
不杀人耶？”否定了理学的正统地位。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造成了对经学的
回归。清初学者不约而同地用经学取代理学的位置。这种现象，在乾嘉时期
表现为汉学的复兴，在道咸时期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复兴。顾炎武所说的“读
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研究途径，在阎若璩、胡谓、毛奇龄等人
的共同实践中，为乾嘉学派所接受。
顾炎武学贯经史百家，典章名物、天文地理、河漕兵书、音韵训诂无所
不通。乾嘉学派直接继承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无庸置疑。顾炎武学
术的“治道”精神却没能进一步得到发扬，这一点其实也就是乾嘉时期与清
初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之处。乾嘉考据方法，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只是文字
训诂方法。乾嘉考据重怀疑、重证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在方法论方面，
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高峰。朴学学风是对于宋明以来“束书不观、
游谈无垠”空疏学风在实际行动上的否定，反理学的性质不言自明，深研音
韵、文字、训诂之学的汉学大师戴震，以揭出理学“以理杀人”而基本上终
结了理学。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组合而成的：康乾盛世
造成的安定局面、政治压力使人不能涉及现实等应视为外因和近因；用经学
取代已趋瓦解的理学的统治地位，对两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
行总结性的大规模研究和整理的时机的成熟等应视为内因和远因。乾嘉时代
涌现出了一批一流的以考据见长的大学者，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程瑶田、
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焦循、阮元，等等，
在学界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他们以系统娴熟的考据学为标志，形成了中
国古代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遂显扬于世。正如
钱大昕所言：“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作为乾嘉
考据的重要内容之一，乾嘉史学也成就斐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被誉为
乾嘉史学三大家。章学诚从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提炼出了“六经皆史”、“经
世致用”、“史德”、“史意”等一系列有见识的史学思想来加以阐述，在
乾嘉史学中独树一帜。崔述的疑古史学对近现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乾嘉
学派以其精确严密的考据方法，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
为保存、研读、理解、使用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道咸以后，汉学考据因其盲目尊信汉儒经说，并且在方法上也失于繁琐，
从而逐渐衰微。同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明显没落，社会危机严重。以龚自
珍为代表，进步思想家开始批判专制统治，主张改革变法，倡言今文经学，
主张学术应经世致用，抨击汉学和宋学。晚清学术思想在治今文经学与经世
思潮的合流中，开始表现为新的内容和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灭种之祸
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造成今文经学在思想领域的复兴。讲解微言大义以干预
时政，发挥“公羊三世说”以提倡变法改制，又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
实用之学，成为当时流行的进步思潮。为了救国图强，魏源等人还主张学习
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
久已封闭的国门不得不对外打开，西学的涌入，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
维新派倡言新学提供了条件。中国思想史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学习西方、
变法图强运动随之高涨。清末，受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
主张兴民权，传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强烈抨击君主专制政体和传统的
纲常伦理道德，成为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民主
革命的理论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要求。国粹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思想等社会思潮也同时兴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
实现国家振兴这一总体目标，近代学术文化思想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
域继续发展，而清王朝则走向灭亡。
 二、清初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观点

清初顺、康两朝，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他们生活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大动
荡时期，时代的变迁促使他们在哲学领域的广阔空间里探索、思辨、沉思和
著述。清初思想界以其敏感而活跃的气氛和丰富而突出的成就，被比之于先
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绚丽的时代。这是由清初
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们共同绘制的一幅博大精深、影响久远的思想史画卷。他
们各守其学、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本章即以思想家本人为主，分别介绍他
们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就。

（一）黄宗羲：杰出的社会政治
思想和学术史撰述

１．黄宗羲的生平、著作

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 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
江余姚人。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天崩地解”①的时代，他
一生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而跌荡起伏、历经坎坷。晚年，他自题画
像时，对自己的经历这样概括道：“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
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①这也就是黄宗羲生平的大致轮廓。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熹宗天启年间，因疏劾魏忠贤和客氏，
死于诏狱。黄宗羲少时随父在任，耳闻目睹东林党人的斗争经过，受到很大
的影响，加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乘思宗朱由检镇压阉党之机，袖铁锥入京
伸冤，亲手击杀魏忠贤的两名爪牙。时年 １９ 岁的黄宗羲所表现出的血性和胆
魄，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领袖人物。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 年），以马士英、
阮大铖为首的阉宦卷土重来，黄宗羲与复社名士 １４０ 余人联名所作的《留都
防乱公揭》，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南明小朝廷建立后，马、阮对东林、复社
进行了残酷镇压，黄宗羲在清军南下逼近南京的混乱状态下，侥幸脱身，亡
命日本。这就是黄宗羲所谓“初锢之为党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黄宗羲
没有写出有价值的著作，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与权阉的政治斗争方面，但是他
所经历和体验到的一切，为以后的著述提供了条件。
“继指之为游侠”，指的是黄宗羲参加抗清活动的近 １０ 年时间的经历。
他与两个弟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
忠营’。”②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塞，逃避清兵追捕。后又随明鲁王政权从事
匡复活动，一度飘泊海上，每天与吴钟峦等人正襟讲学。面对茫茫海天，联
想起国破家亡的处境，黄宗羲在《思旧录》中写道：“觞余于鲸背之上，落
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顺
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鲁王去监国号，眼看大局已定，复国无望，他开始转而
专事著述讲学。在这一阶段，黄宗羲在动荡的环境中没有条件从事著述，著
作仍然不多。然而亡国的惨痛结局，对于他的思想影响至深。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①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自题画像》。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黄宗羲携老母回到乡里，集中精力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著述生涯。他幼年
读书即不守章句，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二十一史。青年时为父伸冤，归浙
后师从刘宗周，成为其门下著名弟子。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他重开由他老
师刘宗周创办的已中断了 ２０ 余年的“证人书院”。黄宗羲的讲学造成了很大
影响，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学风所至，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他用了近 １０
年的时间，完成了《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著述。
黄宗羲的后半生勤奋著述，他撰写和编纂了近二千万字的著作。除《明
夷待访录》外，重要的还有《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
旧录》、《易学象数论》以及第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及《宋
元学案》（黄宗羲生前未完成全书，后由全祖望和黄百家完成）。编定了《明
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还数次整理自己的著作，勘定《南雷
文案》，又删成《南雷文定》、《南雷文约》。

２．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显得晦暗生涩，或者说，他并未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哲
学体系。因此，我们只能就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倾向作一初步和粗线条的叙述。
黄宗羲晚年潜心于史学、理学和经学的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
对于理学的反省和批判方面。特点是从经世的立场出发，否定明末以来学术
思想上流行的空疏学风。黄宗羲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感到痛心疾首。他说：
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今之言心学者，则
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为径生之章句，其所穷之
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之苑为词章，惜儒森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
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
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①？
这里的“逃之者愈巧”，指的是理学和心学都不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都与“天崩地解”的社会实际脱节。
他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们以《四书集注》和《性理
大全》作为衡量古今学术和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的做法。他认为即使自己的
见解与经传不符，亦无关宏旨，不要为世俗所屈。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上继承其师刘宗周的“理依于气”的观点。
认为气的运动变化形成四季循环和万物兴衰，气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形态。如
“盈天地皆气也”②，“天地之间只有一气”③，“天以气化流行而生人、物，
纯是一团和气”④。这些说法承袭于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等人，很多处在
文字上也基本一致。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黄宗羲坚持以气为本、理是气的理的观点。明初学
者薛瑄曾借日光与飞鸟为例，把理比作日光，把气比作飞鸟，认为：飞鸟载
日光而飞行，故理气无先后可言，但日光并不与鸟同往俱灭，故气有聚散，
理无聚散。薛瑄的观点在表面上认为理气统一无先后，实质上是说理为永恒、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②
《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③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④
《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
 为主导；气则处于服从地位。黄宗羲则认为：“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
穷尽，理无究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
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
散，理亦有聚散也。”①不仅指出鸟与日光不俱有、不俱无、“不可为喻”的
逻辑错误，还从本质上指出气与理同样处于守恒状态，不存在谁有聚散的问
题；然而从具体事物来看，则是理气都处于日新不已的变动状态，同样不存
在无聚散的问题。
黄宗羲还批判了曹端分析朱熹人马之喻而指出的“理叹气”说。指出，
理与气作为概念，不能与客观实在相混淆，“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
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
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②

３．《明夷待访录》的社会政治思想

《明夷待访寻》是黄宗羲从事著述生活阶段的前期著作。此时的黄宗羲
目睹了明朝的种种腐败现象和黑暗统治，又刚刚从抗清复明的斗争活动中返
回乡里隐居著述，时事的剧变和无望的抗争已经使他认清了大局无法改变这
个现实，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对此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明夷”二字源于《周
易》封名，卦辞是“利艰贞”，《彖传》释为“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
箕子以之”，意思是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志气不衰。黄宗羲如同一个刚刚从
火线上下来的人一样，失败后的愤懑心态促使他要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付之于书，以待后之来访者。
全书由 ２１ 篇单篇论文汇集而成。在编排上可以看出是以若干专题为系
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内容包括中央政制、地方机制、教育、田制、
兵制、财经、阉宦等，对于持续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政体的方方面面作了剖析
和批判。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４ 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
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制、封建议政等问题。
这也是黄宗羲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天下为主，君为客”，是这部分内容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有别于儒
家的“民贵君轻”的说法。他把朝代与天下区别开来，认为朝代兴亡与天下
治乱并无关系，既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么，“天下之治乱，不在
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①。在这里，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大
胆的疑问，这在传统的正宗儒家思想中是破天荒的。他说：“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自得自私也。呜呼，岂设君之
道固如是乎？”②
黄宗羲反对君臣关系就是“君为臣纲”的关系，他认定臣不是君之臣，
不能“私其一人一姓”，“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

①
《明儒学案・河东学案》。
②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①
《原臣》。
②
《原君》。
 非为一姓也”③。黄宗羲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
害”的分工关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
也。”④因此，天下大事，天子、大臣共同议定。指出在同样致力于天下万民
忧乐的前提下，君臣二者“名异而实同”。这里透出一点君臣平等的意思。
黄宗羲探索了维护皇权的专制社会中的法律问题。他认为实行中的法制
是“非法之法”，其特点是“藏天下于筐箧”，“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
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
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①清楚地揭示出其虚伪的实质，也得出“三代以
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的结论。那么好的法制应该是什么？黄宗羲谓之“无
法之法”，具体的内容由于缺乏历史实践，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提
出的主张是“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学校》、《取士上》、《取士下》３ 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
二部分。讨论的是文化教育、擢拔人才、取士制度等问题。学校取士制度与
作官为臣是直接相联的，搞好这一环节，就可以实现黄宗羲所希望的君臣关
系和起到限制君主权力的作用，因此与上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为养士而设的教育机关，更重要的是要起到议政
的政治作用。他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
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
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
盖使朝廷之上，闾■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
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
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②。用今天的话
说，学校要成为一种议政机构，主持公是公非，对政府乃至天子施行一种监
察权，似相当于今天的议会。他赞扬汉宋太学生的政治运动，并激进地认为
学校士子对地方官吏可以“哗而退之”。这反映了明末东林党、复社中人的
政治要求。
黄宗羲揭露了明朝取士制度的弊端。明末崇祯帝已觉察了科举难得人
才，于是设立了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等名目，意在擢拔人
才。但是，黄宗羲认为这些名目“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①。对此，黄宗羲
也没有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所提出的几点具体建议，理论意义不大，
仅在扩大科目和重视实学实行上有些新意。
黄宗羲还提出了田租和土地制度、兵制、财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所提出的对策较之对于学校，对于君权的论述也略为逊色。
书的最后论胥吏、论阉宦，文字不多，属前论之余韵，是黄宗羲对造成
政治混乱腐败等关键性问题的再次强调。他说：
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
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

③
《原臣》。
④
《置相》。
①
《原法》。
②
《学校》。
①
《取士》。
 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
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
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②。
他父亲身为东林党人，在与阉党的交锋中遇害；他本人身为复社中的重要成
员，在打击阉宦的运动中险遭不测。切身的体验，使黄宗羲对此问题认识得
非常深刻，这段文字包含着血与泪、国破与家亡的沉痛教训。
《明夷待访录》的篇幅不大，仅 １ 卷，约 ３ 万字。这部书尖锐地揭露和
批判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的腐朽，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然而，因种种历史条件的局限，这部书在当时并未造成太大影响，顾炎
武是有数的几个知音者之一，他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
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
也。”①又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先生者
十之六七。”该书在清初流传不广，除了与被清廷列为禁书有直接关系外，
大概也应了顾炎武的话：“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
无其识。”②
《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清末变法维新运动
之时。为了配合变法维新运动，这部书被大量秘密印发、传播。梁启超说这
部书“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
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
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③又说：“此书乾隆年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
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④另一位戊戌变法运动
中的著名人物谭嗣同说：“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
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
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⑤清末的维新人士将《明夷待访录》
作为理论武器，鼓吹和阐发书中的民本和民权意识，鼓舞年青人献身于变法
运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根据古代天子禅让的传说，指斥后世君主
把天下做为“一人一姓”的私有物，大胆抨击了君主专制政体，表现出了一
定的民本色彩，其社会政治思想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高峰。这一切均表明，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联系到《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维新
运动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经过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该书思想的
深入发掘，对黄宗羲及其著作的评价在总体上是比较高的。如，称该书为中
国古代启蒙思潮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精神；将其与卢梭的《社会契
约论》相比较，得出早于卢梭著作成书时代一百年的中国古代亦有宣扬民权
民约的思想家的结论；黄宗羲是清初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等等。同时，
对于黄宗羲及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
分歧。对此，我们不想过多涉及，只想简单地提出两点。第一，对于黄宗羲

②
《阉宦上》。
①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佚》。
②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佚》。
③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⑤
谭嗣同：《仁学》。
 这样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应当实事求是地将他放回他所生活
的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去，不要用后人的眼光和标准孤立地放大他思想中的某
些有价值的方面而置其他方面于不顾。黄宗羲对于古代专制政治的腐朽和黑
暗揭露得十分深刻，批判得非常尖锐。但是他并未达到彻底否定专制制度以
求得民主和平等的思想高度。事实上，黄宗羲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以“三代”
时所谓天子禅让等传说为模式的，他的政治主张源于孟子的君臣对等和合作
共事的思想，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化、东林党人的清议运动、明朝覆亡的痛
苦感和幻灭感等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写成了《明夷待访录》，其社会政治思想
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离开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去评价黄宗羲的思
想，特别是以西方启蒙运动及卢梭的著作为参照系去比较研究，应该格外慎
重地下结论。第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对于
评价明末清初时代的黄宗羲及其著作，至少不应看成是完完全全的一回事，
清末维新人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古人的思想或著作作为激发人们理
解和献身于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工具，这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现实政治的需
要。《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产生巨大影响，应该认为是梁启超、谭嗣同们利
用书中的某些有适用于现实的理论观点大肆阐发和宣扬，从而产生某种轰动
效应的结果。《明夷待访录》固然是黄宗羲所著，其反抗专制政治的思想固
然就在《明夷待访录》之中，但是在清末被人们传阅利用的时候，已经明显
印上了新的时代烙印。该书在清末产生的影响和体现的价值，可以是评价二
百多年前黄宗羲及其著作的一条根据，但并非是主要的根据。黄宗羲著述此
书的时候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相应内容，清末维新人士利用该书的时
候又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和相应内容。而评价黄宗羲和《明夷待访录》，更重
要的是从黄宗羲本人的时代和该书的全部内容入手。

４．《明儒学案》：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

黄宗羲晚年潜心于经学和史学研究。在史学方面，编纂了《明史案》、
《明文海》等书。《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术史专著，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最
有成就的一部史学著述。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方法。《庄子・天
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向《叙录》，以及《隋书・经籍志》、马端临《文
献通考・经籍考》和正史中一些水平较高的《儒林传》等，都可以看作是某
一方面的学术史。但是这些著述的目的并不明确，且多不成系统。朱熹的《伊
洛渊源录》较多涉及到了思想学术史，但该书“立论以传道，非以传学，而
其编纂之法，亦甚简略”①。
黄宗羲继承了前人在学术史撰述上的成绩。《明儒学案》发凡起例，明
确著书宗旨，将反映明代学术思想的各个学派条分缕析，讨论学术源流，展
示思潮的变化趋向，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的风貌。这部书无
论在体裁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称得上是一部开风
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
《明儒学案》卷首列《师说》一篇，载刘宗周对于明代学术思想的有关

①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
 评价。正文 ６２ 卷，共 １９ 个学案，涉及明代学者二百余人。
明代初期 ９ 卷。以《崇仁学案》和《河东学案》为首，皆为程朱之学（吴
与弼、薛瑄等）。继之《白沙学案》，以陈献章为主，为陆王一派。《三原
学案》虽出河东薛氏，又不尽相同，是其“别派”。明代中期，王守仁继承
南宋陆九渊的学说，通过讲学活动，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明儒
学案》以大量篇幅专述王学，首立《姚江学案》，记叙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王守仁的学术思想。以下依次分立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
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各学案。又立《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甘
泉学案》，他们虽出于王学，但各有其不同宗旨，已不同于王学，以示区别。
《诸儒学案》是为那些学无师承、自成一家之言者而立，共 １５ 卷。明代末期，
东林书院学派一改空疏的学风，以注重时政为学术宗旨；在蕺山地方讲学的
大儒刘宗周，则力图修正王学之弊。黄宗羲立“东林”、“蕺山”两学案。
东林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蕺山派仅刘宗周一人。
在每个学派之前，黄宗羲写有小序 １ 篇和各学者的小传，简单介绍其生
平经历、著作思想及学术传授统系。然后载录学者的著作或语录选辑，间或
插入己见。
由此可见，《明儒学案》较为清晰、全面地体现了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和变化。
《明儒学案》之所以成为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还在于它反映了一些
有价值的学术思想。
第一，会学术异同，戒门户之见。黄宗羲指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
用得着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
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
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①诸多的学术派别及思想，往往相反相
乘，因此不可以一家之言断案，而要采取居中持平的态度，力戒党同优异的
门户之见。尤其要注意不同之处，“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明
儒学案》没有对任何学派刻意褒贬。对于那些“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
的“诸儒”，更为之立了《诸儒学案》。黄宗羲师承刘宗周，学术渊源为王
学，他尊王但并不贬朱，追求评价学术是非的“公道”、“公学”。
第二，贵自得之学，求学术精神。黄宗羲提倡学术上的创新，只有“自
用得着者”，才是真学问，反对缺乏独立思考的平庸见解。既求自得之学，
就要在学术史著作中，紧紧抓住被研究者的学术宗旨。他说：“大凡学有宗
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①《明儒学案》无论是在内容编排
上，还是在对明代学术的总体把握上，都较好地做到了明宗旨的要求。其中
对许多学派及学者的学术思想分析和学术宗旨的评判，都非常精彩中的，体
现了黄宗羲的学问精神。
《明儒学案》作为全面评价介绍明代学术的史著，在内容上也还存在着
一些缺欠。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材料编排和对于学术人物、学派的论述时，
仍难免流露出一些学派性的偏颇。此外，这部著作也还遗漏了一些比较重要
的学者，如明代初期的宋濂，明代中期的李贽，明代后期的吴悌等人。尤其
是思想家李贽，他属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的门生，承袭心斋之学，

①
《明儒学案・凡例》。
①
《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只是在《浙中王门学案四》的徐用检小传中和《泰州学案四》的耿定
向小传中以及焦竑小传中，提到了李贽的名字，而没有给他单立学案，以李
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处理，在《明儒学案》中是不妥的。
《明儒学案》成书后，年近 ７０ 岁的黄宗羲犹发凡起例，续纂《宋元学案》，
仅写成 １７ 卷而殁。此书由他的儿子黄百家及全祖望最后完成。
仅从史书体裁上而言，在黄宗羲之前，虽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
奇逢的《理学宗传》，但都不能算作是成熟之作，存在很多缺陷。《明儒学
案》和《宋元学案》的出现，开创了学案体这一新的史书体裁。此后，又陆
续出现了多种学案体的著述。
 （二）顾炎武：务实学风的倡导者
和经世思想

１．顾炎武的生平

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 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
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因顾炎武的家乡有南朝大画家顾野王所居住的亭林
镇）。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的家族是江东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他的高、曾祖父世为明朝高
官。至其父辈时，家道中落。他的嗣祖父顾绍芾是一位对历史和地理颇有研
究的学者，又长期阅读官方报纸《邸报》，关心时政，发表言论，对顾炎武
的启发很大。另一位对顾炎武一生的为人和品德有影响的人是他的嗣母王贞
孝。这是一位有教养学识的妇女，抱顾炎武为嗣子，爱如己生，数十年相依
为命。昆山沦陷于清兵之手后，她感亡国之痛，绝食半月而亡。
顾炎武从小因天花症造成左眼略有斜视。１４ 岁时取得诸生（即秀才）资
格，同年与同乡好友归庄参加“复社”。以后至 ２７ 岁，他角逐科场失意，加
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之势，使他毅然弃绝帖括之学， “退而读书”，
“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①，开始
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新的追求。
清军攻陷北京，李自成败走，福王政权在南京建立。顾炎武把挽救民族
危亡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南明皇帝身上。但未及 １ 年，腐败的福王政权就被清
军攻灭，而被荐为南京兵部司务的顾炎武此时还没有来得及到任。他又参加
了苏州、昆山等地的武装抗清斗争，均遭惨败。顾炎武的两个弟弟在昆山陷
落时被杀，生母在乱军中被砍断右臂。残酷的现实，迫使顾炎武改变了自己
的行动方式，他扮作商贾，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１６４５—１６５６ 年）往来于
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联系一些爱国志士，纵论古今，砥砺气节，“悲
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①。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渐生以游为隐之意。
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 年），顾炎武的家仆陆恩勾结同里豪绅叶方恒，欲告
发顾炎武与海上抗清组织有联系。顾炎武觉察后，赶回昆山，将陆恩投入水
中淹死。叶方恒与陆的女婿贿通地方官，几将顾炎武置于死地，幸亏归庄等
人从中斡旋，方得脱身。陆恩之狱，客观上直接导致了顾炎武的弃家北游。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顾炎武拜谒过明孝陵，又返回昆山告别亲友，
离家北去，开始了他后半生整整 ２５ 年的游居生活。他说：“于此之时，其随
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
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数千里之外，
今人不可得，则概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苛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我者，从而追
慕之。”②
他先往返于河北、北京、山东一带，以后又扩至河南、山西、陕西各地。
除了交往一批学有所长的人士之外，还在各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作实地的
历史、地理考察，进行着勤奋的学术研究。他“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①
《亭林诗集》卷四《哭归高士》。
②
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亭林文集》卷二。
 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①我们可以想象
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年过半百的顾炎武换乘两匹马，后随两匹驮书的骡子，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颠簸于游历途中的情景。顾炎武的毅力是超人的，他行
了万里路，亦读了万卷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研究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 年），山东莱州诗狱祸及顾炎武，他不想连累他人，到
济南投案，身陷囹圄半年时间。出狱后的十几年中，他继续频频往来于山东、
山西、河北、北京之间，“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
朽址”②，作了很多金石考古工作。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清廷为笼络海内名儒，开博学鸿辞科。次年诏修
《明史》。顾炎武均拒不就见。已为高官的顾炎武的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
文在昆山老家建造庭园，请住在陕西华阴的顾炎武南归养老，他也加以拒绝。
康熙二十年八月，顾炎武自华阴去曲沃，不幸途中染疾。次年一月，在曲沃
溘然长逝，享年 ７０ 岁。

２．宏富的学术成就和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

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今天可以见到并可确认为系顾炎武所作的，约有
５０ 余种。其中包括小学（即语言语音文字学）、史学和经学等方面。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早期著述，他很早曾立志撰定“舆地之
记”和“利病之书”各一部。此书即为“利病之书”，另有一部《肇域志》
为“舆地之书”。两书卷帙浩繁，是顾炎武所搜集的经济、舆地等方面的资
料汇编。两书虽系长编而未定稿，但对于研究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济、
方志、舆地诸学极有参考价值。《天下郡国利病书》分舆地山川总论，两京
及十三布政司分述、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蕃入贡互市。叙述天
下山川形势和生民利病，从史书、方志、文集、公文奏章中纂集出有关资料，
重点在兵防、赋役、水利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基本问题的诸方面，其中对江
南、山东、山西、陕西部分的记述尤为精采、详细。《肇域志》也是关于历
史地理学的一部著作，只是原书已残缺，难观旧貌。
在他的文集中，有《钱粮论》、《郡县论》、《生员论》、《军制论》、
《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 ７ 篇文论，这些文论大约作成于明
朝灭亡前后，是他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和选举的
切中时弊的专门论述，反映了顾炎武经世之学的几个方面。
《音学五书》３８ 卷，是顾炎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他历经 ３０ 余年的艰
苦力学，至晚年此书方雕版问世。这是一部关于音韵学的著作，属“小学”
范围。全书由《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５
个部分组成。他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音韵五书》在
音韵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音韵小学研究从经学的附庸发展成
为在清代乃至近代的一门显学。
顾炎武的代表作是《日知录》。他读书时勤于札记，将心得写成条文，
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于其中，经数十年的积累和不断地增补、修订，至

①
顾炎武：《与潘次耕书》，《亭林文集》卷六。
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亭林文集》卷二。
①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其晚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札记式的著作。《日知录》３２ 卷，共有一千余条。顾
炎武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将其内容划分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
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８ 类。内容广泛，考证精详，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顾
炎武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顾炎武曾收集 ２０００ 册明代资料辑成《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
可惜毁于庄廷■史狱。其他重要著述还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
史事》、《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菰中随笔》等。
从以上对顾炎武学术成就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顾炎武是位笃实的学
者，他治学严谨，恪守崇实致用的学风，凭借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高度的
学术责任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学人。
明代的空疏学风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厌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急
剧变化，到了晚明前后，已经出现了一股崇尚实学的潮流。譬如宋应星的《天
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著作，都是
一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恶劣风气的务实之作。学术研究方面，焦竑的
《国史经籍志》通过扎实的训诂考据，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作出了贡献。陈篇
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书，开研究古音学之先河。顾炎武的
治学特征，与明季先行者们的努力有着承递关系。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巨大
的，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样理解，可能会更加全
面。
顾炎武的治学风格有突出的两点，这就是讲求实学和学以致用。这是两
个有联系的概念：学不务实，根本谈不上学以致用；学不致用，则讲求实学
也成空谈。
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到《日知录》，从经学到史学，顾
炎武的学术实践充满了求实的精神，他作学问以讲求实际为出发点。他的后
半生奔波在北方，考察山川河流，拜记同道师友，搜求典籍图书，在实际考
察的过程中研究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
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
书而对勘之。”①这样的为学方法，使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自己
曾明确表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②
在经学的研究上，对于前人的结论，顾炎武从不盲目听信。如对《尚书》
持“信古而阙疑”的原则，“《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
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③在《周易》研究
中，他批评陈抟、邵雍的《易》是“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
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
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④对《春秋》的研究成果，除在《日知录》
有所反映外，还专门写了《左传杜解补正》。顾炎武没有纠缠于经今、古文
学的分歧之中，而是博采三家之长。还特意对前人所不屑的唐代啖助的《春

①
全祖望：《顾亭先生神道表》，《鲒琦亭文集》卷十二。
②
《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
③
《丰熙伪尚书》，《日知录》卷二。
④
《孔子论易》，《日知录》卷四。
 秋》研究加以赞许，认为是“卓越三家，多有独得”⑤。顾炎武的《春秋》研
究被后人评价为“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⑥。
在史学研究上，顾炎武同样贯穿着求实精神。顾炎武通贯古今，多结合
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如论述古今度量衡，“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
次之，度又次之”①。又如论国家财用，揭露明朝搜刮民财，“外库之虚、民
力之匮”，由来以久，以至于灭亡②。他强调古代史家“据事直书”的优良传
统，视此为“万世作史之准绳”。对于明史的研究，他非常重视《邸报》和
《明实录》的史料价值。仅就《日知录》所涉及到的明代史事，他也力求作
到“所谭兴革之故，须俟阅完《实录》，并崇祯《邸报》一看，然后古今之
事，始大备而无憾也”③。
学以致用，这就是被后人普遍肯定的顾炎武学术的经世之学。
顾炎武研究古音学，就在于他痛感古音学的沉沦造成后人对古书“率臆
径改，不复言某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④他提出
理解古代典籍应按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理解。这样，古音便成为首要
问题。他经过 ３０ 余年对古音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音学五书》，取得了
富有创见性的成果，成为无可争辩的清代音韵学的开山宗师。
《日知录》是集顾炎武平生学术研究所得的集大成之作，他本人称“平
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⑤。这部被他如此看重，并且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巨
著，也是一部务实和致用之学的代表作。顾炎武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
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
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⑥《日知录》以考据为主，但其
中心在于治道，它讲经术和博闻的内容，也多与治道有关，直接关系到经世
致用之学。他又说：“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
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诒于后王。”①《日
知录》上下纵横，涉猎极广，目的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
事”②。“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上
述诸条，目的在于说明顾炎武实学的经世目的。他是一位考据巨匠，这种治
学方式被以后的乾嘉学者继承下来而蔚为大观，然而在性质上，两者却不能
同日而语。顾炎武以经世为目的的考据显示一种勃勃生命力，一种锲而不舍
地追求学术上的更高意义的努力。他所标榜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特
殊意义即在其中。所谓“博学于文”，指的是要掌握一切致用的人文社会知
识；所谓“行己有耻”，指的是要以对自己对天下负责的态度，把“有耻”

⑤
《丰熙伪尚书》，《日知录》卷二。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四》。
①
《权量》，《日知录》卷十一。
②
《财用》，《日知录》卷十二。
③
《答公肃甥》，《蒋山佣残稿》卷一。
④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
《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文集》卷三。
⑥
《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
①
《与杨雪臣》，《亭林文集》卷六。
②
《初刻日知录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③
《与人书八》，《亭林文集》卷四。
 贯彻到日常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强调治好古经文的务实之学，做讲求廉耻
的有本之人，就是顾炎武学风的出发点。

３．对理学的批判：“经学即理学”

顾炎武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使他的学术研究十分注重社会价值，这直
接导致了他对于已趋没落的宋明理学的批判态度。
顾炎武是从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历史角度来批判理学的。他将理
学比之于导致祸乱的魏晋清谈，认为：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
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
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①。
正是“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的理学，导致了“神
州荡复，宗社丘墟”，顾炎武对这种“空谈误国”的学说予以否定。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也与理学有些不同。
但是他并未系统地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史学、
经学、小学以及对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上。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尤
其是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看到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只是比较零散。
有些内容，因上述原因，在理论思维的深度方面略有欠缺。
在宇宙观方面，顾炎武倾向于张载的“太虚即气”的观点。他说：“张
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
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②他还进一步引邵宝《简端录》说：
“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
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昧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
聚者，其说也仙。”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理学以理和陆王心学以心为宇宙本体的
基本观点，并得出“盈天地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
之心也”④的认识。
他反对宋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指出他们穷究心、性，而置达道（指君
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达德（指智、仁、勇）、九经（指修身、
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三重
于不顾，没有实际有用的学问。当然，这里顾炎武也局限于传统儒学所说的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围内。
理学家争论不休的“格物致知”说，顾炎武也作了合理解释。他强调“致
知在格物”。他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
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
谓止。知止然后谓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
千，是之谓物。”①虽然把儒家的伦理关系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看作是物，
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用意在于反对程朱理学的释“格物”为“穷理”和陆

①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②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③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④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①
《致知》，《日知录》卷六。
 王心学的释“格物”为“正心”的结论。
顾炎武明确抨击陆王之学，同时也指斥程朱理学是“神学也”。他主张
用经学否定理学，提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
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②在致友人施闰章的书札中，他说：
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
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
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
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③。
顾炎武在这里越过他所批判的理学，向纵深方向发掘出理学的源流在于经
学，认为古之经学经过释、道二家的渗入而禅化，最终演成义理之学。学者
抛开儒学经典而潜心于理学家的“语录之书”，这是学不知本。因此，他强
调“鄙俗学而求《六经》”，号召人们去“务本原之学”。
顾炎武的主张以及他毕生所致力于“实学”的努力，与出现于晚明、畅
行于明末清初的“通经学古”、“经世致用”的新思潮相契合，并由此影响
了清代的学风和治学方法。虽然清代学人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将学术
研究与现实政治脱离开来，但是他们在博稽经史的氛围中所从事的朴实的考
经证史的治学特征，则大大有别于宋明理学的空疏务虚的路子，而这一点，
顾炎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４．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君权的怀疑态度上，他读过黄宗
羲的《明夷待访录》之后，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深表赞同，对该书也推崇备至。
他自己在《日知录》中写有《君》条（卷二十四），说明“君”在古代属上
下之通称，天子称君，人臣、诸侯、卿大夫以及府主、家主、父、舅等都可
以称为君。对于帝王君主，他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
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①反对“独治”，主张“众治”。他进而提
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命题。正如他所言：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
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
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
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①。
经过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目睹了明朝腐朽的专制统治而终致灭亡的
结局，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思考君权问题，顾炎武也是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在“权乃归之天子”、“天子之权乃益尊”的限定
条件下，提出了“以天子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
针对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顾炎武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
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

②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琦亭集》。
③
《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①
《爱百姓故刑罚中》，《日知录》卷六。
①
《守令》，《日知录》卷七。
 世之材出。”②生员是一个经科举考试之后而形成的准官僚群，他们大多毫无
才干，却享受种种免役特权，与官僚、胥吏勾结在一起，成为社会公害。顾
炎武提出了改革生员制的主张，限制生员数量，选拔真正的有才之士来充任
官吏。
他还强调“清议”的必要。孔子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顾炎武据
此提出：“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
敢伏小人之攸藏？’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
辇受言，皆以此也。”③这段议论与黄宗羲的《学校》一文相比，颇有相合之
处。顾炎武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他在《日知录》中用了约一卷的
篇幅，详细考察历代风俗的演变，反对周末那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
社会风俗，赞赏东汉允许士大夫阶层谈论政事的风气，认为宋代的兴亡就是
基于这种自由议论的存亡而存亡的。顾炎武所谓风俗，涉及道德、人才、家
庭、吏风、迷信等许多方面。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清议”。他说：“小雅
废而中国征，风俗衰而叛乱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可维
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牟。”①
顾炎武的后半生游历于江北的中原大地，陆续写成了大量的诗文杂著和
他的代表作《日知录》。在游历过程中，除了到各地进行实地查勘、饱览群
籍之外，还访见了许多在当时学行皆有名望的人物，如刘孔怀、傅山、张尔
歧、李因笃、王宏撰、李顒、孙奇逢、屈大均等人。与这些人的交往对于顾
炎武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影响。顾炎武的游学生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明末名儒大多在清初隐居不仕，或著书立说，或设坛讲学，或赋闲养老，唯
有顾炎武长年远离家乡四处奔波。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反复强调“华裔之防”、
“夷夏之防”，民族意识更为强烈。提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
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
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而犹不乱
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犹
宣扬“严夷夏之防”，我们不应一概地否定，而应认为是他晚年经世致用思
想的进一步深化。即使是在清朝统治者已经坐稳了江山之时，顾炎武仍然在
《钱粮论》中论及赋税强征银两造成“生民之困”，仍然对米价做调查，仍
然向地方官建议征粮贮存以解来年之饥。因此，暮年顾炎武的所想所为，已
经难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为反清复明做准备。他可以恪守“不仕异代”之训，
对清廷的征召誓死拒绝，但是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使他难以
消极避世。顾炎武的学术和行事，表现出了一位伟大学者的宽广的情怀、不
懈的追求和高远的境界。

②
《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
③
《直言》，《日知录》卷十九。
①
《清议》，《日知录》卷十三。
②
《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
 （三）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

１．王夫之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 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的石
船山麓，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的先世为扬州高邮人，明朝初年迁至衡阳。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
是一位通经博古的文人，尤深于“春秋学”。但是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只得
清苦度日。
少年时的王夫之“颖悟过人”①，４ 岁从长兄介之读书，７ 岁读完十三经，
１４ 岁考中秀才，１６ 岁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凡《诗经》、《离骚》、《汉魏
乐府》，以及晋、宋、齐、梁、陈和唐人的诗集都在他的研读范围之内，“阅
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②。他还“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
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③。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年）、九年和十二年，王夫之与他的两个哥哥介之、参
之三次到武昌应乡试，他均未中举。直到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 年），２４ 岁的王
夫之以“春秋魁”（《春秋》一门考第一）的成绩中了第五名举人。同年 １１
月，他与大哥奉父命北上，经南昌去北京等待会试。到了南昌后，得知北上
路途阻梗不通，朝廷又将会试改在第二年八月举行，他们只得返回家乡。
这个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声势大震，满清贵族也已控制
了关北辽东的重要地区，明王朝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王夫之回乡不久，衡
阳即被张献忠的部队占领。王夫之走避深山，不与起义军合作。义军逮捕王
朝聘，以王夫之兄弟参加义军为释放其父的条件。王夫之竟“残毁支体”①，
以自残的方式拒绝合作。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
亡。王夫之闻讯作《悲愤诗》一百韵，表达他对明朝覆灭的哀思。
清军入关南下之后，王夫之投身于抗清复明的活动中。他曾经赶到湘阴，
上书湖北巡抚章昕，请求去调停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南巡抚堵胤锡之间的矛
盾，促成他们与农民军联合抗清，但章昕并未重视。清军由江西进入湖南，
攻陷衡阳。王朝聘、王参之相续病死。王夫之隐居于莲花峰顶为其父、兄守
丧，同时潜心研究《周易》。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 年），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因清贵族的猜忌而先后反
清，何腾蛟在义军配合下也发动反攻，西南抗清局势出现高潮。王夫之与“匡
社”成员管嗣裘、南岳僧性翰等在衡山举义兵，结果“战败兵溃”②。他又到
肇庆，投身永历帝（桂王）。永历小朝廷的腐败使王夫之再一次失望离去。
他投奔到大学士瞿式耜帐下，不久因母亲病重回乡探望，待他赶回家中，其
母已去世半年。同时，瞿式耜被俘遇害，桂林失守；孙可望挟持桂王杀害了
严起恒。王夫之深感大势已去，遁身于湘西耶姜山侧。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清军下令“薙发”。王夫之坚持不“薙发”，只

①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③
王敔：《姜斋公行述》。
①
《家世节录》。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得更名换姓、改冠易服，自称瑶人，居瑶洞，浪迹于荒山野岭之间达 ３ 年之
久。顺治十四年，他回到家乡衡阳莲花峰下的续梦庵，随着清王朝统治的不
断稳定和南明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他感到抗清复明的使命“既非所能为，
则将退伏幽栖，俟曙而鸣”①。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尚书引义》、
《读四书大全说》、《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等重要著作。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王夫之迁到石船山下筑“湘西草堂”而居。他
在这里潜心著述，完成了大量著作，也度过了晚年最后 １７ 个春秋。
王夫之为反清复明而奔波，为躲避“薙发”而流亡，但是他从没有放弃
学术研究，加之他晚年隐居专事著述，一生著书上百种，共 ４００ 余卷，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文字、训诂、天文等许多方面。
其主要著作，在哲学方面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周易外传》、
《思问录》内外篇、《老子衍》、　　《庄子通》、《读四书大全说》、《四
书训义》、《相宗络索》、《愚鼓词》等；在史学方面有：《读通鉴论》、
《宋论》、《永历实录》等；在文学方面有：《楚辞通释》、《姜斋诗话》、
《唐诗选评》、《明诗选评》等，在政治方面有：《黄书》、《噩梦》等。
王夫之逝世十多年后，其子王敔整理刻印了十几种。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５０
年），湖广学政潘宗洛因在《船山先生传》中述及王夫之的著作，开始引起
人们的注意。四库开馆后，对王夫之属于经籍训诂、名物考订的部分著作予
以著录，对于政治思想性较强的部分著作列为禁书。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
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收入 ５７ 种，２８８ 卷。
在政治、思想上的宏愿和抱负，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
由此出发而产生的历史责任感，是形成王夫之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重要内驱
力。他生前自题墓石碑文，在铭文中写道：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
所祔也。自为铭曰：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
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①。
他想要效法西晋时满腔孤愤、立志以颈血溅刘聪、石勒的晋朝将领、诗人刘
琨，但命运让他无法实现；他仰慕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学说，但又为自己才力
所限而感到难以企及。这段话很清楚地表达了王夫之在政治上的抱负和在学
术、思想上的追求。
王夫之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作出了
多方面的贡献。他十分熟悉传统的经学，作了大量的经学笺注，以这种形式
阐发自己的观点。他曾在“观生居”住处，于墙壁上题了“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表现了他对传统学术文化积极利用、推陈出新的
抱负。
他对先秦诸子百家有着深入的研究，对老、庄学说采取“入其垒，袭其
辎，暴其恃而见其瑕”②的方法，即深入到其思想体系内部，袭取其中有价值
的内容，也揭示其主观片面的方面，反映其谬误。
王夫之对佛学，主要是唯识宗教义，也采取了上述批判方法。他的《相

①
《章录赋注》，《姜斋文集》卷八。
①
《姜斋文集补遗》，《王船山诗文集》。
②
《老子衍・自序》。
 宗络索》，对佛学的以心法起灭天地的说教及虚无的人生境界加以否定。
王夫之在对客观历史作了深入考察之后，提出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和理、
势合一的历史观，建立了一套历史理论体系。他的史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独树
一帜。
此外，王夫之对自然科学也有一定研究。他本人通晓天文历算知识，对
明末传入的“西学”也曾作过评述，赞扬西方学者能测定七曜（日、月、五
星）的实际距离是“可取者”。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他本
人也经历了一条异常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他的学识、见识和锲而不舍的追
求，以及时代提供给他的环境、经历，终于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集
大成的、杰出的思想家。

２．王夫之的哲学本体论

王夫之的哲学体系十分庞大、复杂，并且充满矛盾。在宇宙观上，他以
张载的元气本体论为起点，进一步详尽地发挥了“太虚即气”的命题，使他
的哲学学说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王夫之认为“气”是宇宙万物之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际内容就是
气。“天人之蕴，一气而已”①。与邵雍、周敦颐、朱熹等人把“太极”当作
神秘的本体相对立，王夫之在对《易传・系辞上》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注释中写道：“太极之名，始见于此。太者，
极其大有无尚之辞也；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两仪，太极中所具
足之阴阳也。……非太极为父、两仪为子之谓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
上者也。”②这里的意思是，太极和阴阳二气（即两仪）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
关系，太极也不是孤立于万物之上的终极真理。“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
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散入无形而适得气
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通乎死生犹昼夜也。”①既然气是世界万物之
源，整个宇宙间都充满了气，那么物质的运动变化，就是“气”的聚散变化。
“气”的根本属性是运动，“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
“太虚者，本动者也。”②王夫之所强调的“太虚本动”的观点，是其元
气本体论的精辟见解。“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表，
相与摩，……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 ③
“絪缊”指的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王夫之称
“絪缊”是“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④，“气”为固有，运动也为
固有，存在与运动是紧密相联的。王夫之反复论证了动与静、化与变、聚与
散、清与浊、始与终等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太虚者，本动者也。动

①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②
《周易内传》卷五。
①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②
《周易外传》卷六。
③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④
《周易内传》卷六。
 以入动，不息不滞。”⑤既然肯定了运动是物质的绝对属性，那么如何理解运
动与静止的关系？王夫之提出了下面的著名观点：
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动有动之用，静
有静之质，其体分也⑥。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⑦。
他在这里精辟地指出这样一种关系：动与静一方面既是统一的（动动也，静
亦动也，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另一方面又是有区别的（动有动之用，静
有静之质，其体分也）。总之，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包涵的，即“动
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①。王夫之以其深刻的观察力，把物质与运动有机地
结合起来，认识到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为
进一步研究其他一系列有关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程和朱熹都主张“理”是脱离“气”的神秘之物，把“理”从物质世
界中游离出来，“理气各为一物”、“气外求理”。王夫之则认为：“理，
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②“天
下岂别有所谓理，气得其理之谓理也。”③即气是阴阳变化的主体，气的变化
所表现出的秩序条理、因果关系才是理。他进而认为：“理之气互相为体，
而气外无理，理外亦不能成气。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④理和气之
间相互为体，二者不能分离。
《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古老命题，
道器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程朱派理学家在本
体论上把道看作是世界精神本体，在方法论上割裂了道与器之间一般与个别
的关系。道器关系的实质就是一般（普通）与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王
夫之说：“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
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⑤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看，道即是事物所表现存
在的物质实体（“物之所著”），又是事物所共有的普遍规律（“物之所由”），
肯定了道的物质属性。他认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
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
有者也。”①“统一此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
之和而成，尽器道在其中矣。” ②简单地讲，就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二者没
有绝对的界限，不能截然分开。
王夫之进而提出“天下惟器”的观点，这是他的道器观的重要论点。他
说：“盈天地间皆器矣。”③“天下唯器而已矣。”④就是说，世界上真正存

⑤
《周易内传》卷六。
⑥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⑦
《思问录・内篇》。
①
《周易外传》卷四。
②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④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⑤
《周易外传》卷五。
①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②
《思问录》。
③
《周易内传》卷六。
 在的只有具体的事物——器，道则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没有器就没有道，
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⑤主张有某种事物，就
有某种规律；没有某种事物，也就没有某种规律。“能治器而不能治道”⑥，
即人们能制作某个具体事物，而不能去创造事物的规律。“治器者则谓之道”
⑦
，即治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亦即道。王夫之基本讲清了道器之间的关系，
也从根本上驳斥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从而在一般（普遍）和个别
（特殊）的关系问题上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王夫之通过扬弃自《中庸》以来的唯心主义的重要概念“诚”，而将其
作为最高范畴纳入自己唯物主义哲学学说中。
以往对气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物质”的局限，以及宋明理学家
对气的曲解，这就促使王夫之从哲学的高度去概括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
他指出：“太虚，一实者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 ①“诚也者，实
也，实有也，固有之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②“诚”就
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如同水有“润下”的本性、火有“炎上”的本性，
“诚”即“实有”。
概括而言，王夫之的“诚”的涵义有二：一是有形的、可以为人的感官
所感觉认识到的客观实在；一是客观规律性，表示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规律。他把“诚”作为概括客观实在性的最高范畴，力求揭示客
观世界的根本属性，从而作出近似“物质一般”的抽象，这是在我国哲学思
维史上的一个特有尝试和重要突破。
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具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达到
了很高水平，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毕竟是在传统思辨的结构中建
立起自己的哲学范畴的，缺乏近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宏观构架和严密完整的逻
辑思维，因此他的哲学学说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之处。如把一些社会伦理观念
混杂于对自然的认识中，认为乾坤、阴阳二气具有“仁义”的属性和“知、
能”作用；重提他曾批判过的程朱理学“天者理也”的观点，以为“天者理
而已矣”③，等等。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王夫之已有成就的认识与肯定，但却
是我们实事求是评价他的哲学观点时不应弃之不顾的因素。

３．王夫之的哲学认识论

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
系、知行关系等，王夫之都有所论述。
我国哲学史上和佛教典籍中，“所以知”或“能”指主体的认识功能，
“所知”或“所”指客观的认识对象，即客体。佛教哲学认为“所”不能离
开“能”而存在。王夫之针对这种观点，对于认识论的“能”（主）与“所”

④
《周易内传》卷五。
⑤
《周易外传》卷二。
⑥
《周易外传》卷五。
⑦
《周易外传》卷五。
①
《思问录》。
②
《尚书引义》卷四。
③
《读通鉴记》卷七。
 （客观）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他说：
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
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
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
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
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待于人们的认识功能去认识的客观对象是“所”，认识
功能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取得的功效是“能”。佛教把能、所分别定名，这并
没有错。但是，作为认识对象，必须有客体的存在；要具有认识作用，必须
有认识能力。所以，强调认识作用是由客观对象引发的，正确的认识必须符
合客观对象。这段话还强调“能”、“所”关系和体、用关系的统一性，客
观对象是体，是“俟用者”，主观认识作用是用，是“有功者”。客观决定
主观，而主观又具有能动性。
佛教为达到“以‘能’为‘所’”之说的成立，有“三变”的思辨过程。
一变是把客观世界说成是“心”、“识”所生，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难
以成立；二变是抹煞“能”、“所”界限，否定自我和客观世界，但认识主
体与认识客体也难以完全否定；三变把客观世界消融在主观认识之中，把主
观认识外化为客观对象，一切事物都是心、识的体现，心、识就是一切事物、
就是客观世界。王夫之在总结了“释氏三变”的思辨过程之后，以平实的例
证反驳佛教的这种认识论。他说：“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
下固有五声，而审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暂不违。不然，
则色、声、味惟人所命，何为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①天下所存在的五色、
五声、五味，古今人对其认识都没有差别，如果色、声、味依每人主观意志
而定，为什么大家的感觉都一样呢？即这些认识对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实在。他得出的结论是：“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不足以立。”
②

王夫之认为，认识的产生须具备形、神、物三个条件，也就是感觉器官
（形）、思维器官（神）和客观事物。三者结合，才能产生认识。其认识的
过程，如上引之例，“若其为五色、五声、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诚然而有之，
吾心诚然而喻之；天下诚然而授之，吾心诚然而受之。”③从物到感觉和思想
的认识途径，是王夫之认识论的主流，但是他也说过“唯其有仁义之心，是
以心有其思之能”④的论点，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保留有将先天道德观混淆
于认识来源中的因素。
王夫之认为感觉经验依靠耳目感官，思维活动则主要依靠“心”。这就
区别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声色之丽耳目，一见闻之而然，虽进求之而
亦然，但为物所蔽而蔽尽于物。岂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无不表
里之具悉（原注：耳目但得其表）。”⑤感性认识靠耳目等感官获得，认识事

①
《尚书引义》卷五。
①
《尚书引义》卷六。
②
《尚书引义》卷五。
③
《尚书引义》卷五。
④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⑤
《续春秋左氏博议》卷下。
 物的规律则靠“心”的思维作用。
“格物致知”的传统范畴被王夫之利用和改造后来阐述人的认识过程，
他认为认识分为两个阶段，以感性活动为主的“格物”阶段，主要是通过耳
目进行的感官活动；以理性活动为主的“致知”阶段，主要是理性的思辨活
动。这两个阶段的认识过程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必须“二者相济”，
互相辅助。“非致知，则物无所载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
智以入邪。”①清晰而明确地表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关系。王夫之在这个问题
上的不足是，过分强调了致知的重要，有时甚至认为致知可以不依赖于格物，
并且提出在理性思维之上有一种“纯思”或“道心”，这是王夫之哲学认识
论上的矛盾之处，反映出了某种局限性。
王夫之建立的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是他在认识论方面最
突出的贡献。
这里先引述一段王夫之对于知行关系的论述：
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
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
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说，
得借口以感世②。
“知”、“行”各有其效用，但又相互为用，因为两者有此区别，才能在认
识过程中统一起来而显出其效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就不懂得这个道
理。
王夫之在论述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行”的意义。
“知”来源于“行”，不去“行”就得不到“知”。同时，“行”还是检验
“知”的标准，“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
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还需指出的是，王夫之所
谓“行”，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行于君民、亲友、
喜怒、哀乐之间”①的活动。他还常把“作器”、“治器”一类的生产活动与
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混淆。尽管如此，他在认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仍具有不
容忽视的价值。
谭嗣同曾说过：“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
王夫之以其所取得的成就——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承当这样的评价并不过
分。

４．势、理合一的历史观及史论

王夫之对于客观历史的发展非常关注，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在《读通鉴论》、《宋论》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反映出的历史观。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循环的，还是复古倒退的？这是
自先秦以来，在历史观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的基本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西汉董仲舒的“三统”的历史循环论、宋

①
《尚书引义》卷三。
②
《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①
《尚书引义》卷三。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代邵雍的历史复古论等等。王充、刘知几、柳宗元等人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十分明确，主张历史进化论，反对循环论、
倒退论；他是历史进化论者，不是历史退化论者。
在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之后，针对所谓“正统”史观所标榜的三代
是“天道”流行的“王道”时代，三代之后是“人欲”横行的“霸道”时代，
王夫之指出：“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婚姻未别，……
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①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备，不断进化的过程。从“茹
毛饮血”、“人禽未分”的野蛮时代，进入到“明伦察物”、“道术始明”
的高一级阶段，再进入到“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的文明时代，社会历
史发展总趋势的真实图景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应该“泥古过高，而菲薄
方今以蔑生人之性”②。他总结道：“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
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
以垂法。”③
同时，王夫之批评了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邹衍把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运
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王夫之批驳道：“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
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
齿也。”④董仲舒把“五德终始说”加工为“三统循环论”，王夫之斥责道：
“汉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验于七政五刑之灾祥顺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
挟私意以相附会，而邪妄违天，无所不至也。” ⑤邵雍、朱熹的复古论，王夫
之则从理论上进行了反驳，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进化史观。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对历史发展作了进一步探索，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
称为“势”。这个概念在很早就已被人注意到。《孟子》中有“虽有智慧，
不如乘势”的说法；《韩非子》中提及“必于自然”之势与“人之所设”之
势；柳宗元强调社会历史的变化“非圣人之意也，势也”⑥；刘禹锡还提出势
中含有某种必然性，他称为“数”，“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①。王夫之
发展了关于“势”的思想，强调“趋势”、“机势”的不可抗拒性。他举例
论证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因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至使二千年相沿不断，
而任何想要恢复封建制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夫封建之不可复，势也”②。
既然有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势”的存在，就必然在“势”背后
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王夫之称之为“理”。用在历史领域，即为“势”
之“理”，“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③
王夫之对“势”、“理”关系的论述是十分精彩的。他说：“势者事之
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

①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②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③
《读通鉴论・叙论》。
④
《读通鉴论》卷十六。
⑤
《读通鉴论》卷七。
⑥
柳宗元：《封建论》。
①
刘禹锡：《天论》。
②
《读通鉴论》卷三。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理顺斯势顺也，理逆斯势逆矣”④。势和理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势不离
理，理不离势，势理合一。一方面，理是势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势又受到
理的支配和制约。势理合一，形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
势，王夫之归结于自然的“天”。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
曰天。”⑤“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
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⑥历史的必然趋势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神的意
志，也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
王夫之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他的历史
进化观点和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及内部动因的探索所得出的“势理合一”论，
均达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高峰。同时也应当指出，王夫之的历史观因种种
原因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对社会历史现象中天人关系的解释
也有一些错误和矛盾之处。“势”指的是什么，他的论述显得很混乱。人类
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其内在动因被王夫之解释为食物，人吃了食
物方可变化气质、启迪智慧，这种看法十分片面。王夫之还经常把历史上的
成功事例看成是英雄人物领悟到了“天”的意旨而替“天”行事，把自然和
社会历史相混淆，强调维持纲常伦理以及尊奉圣贤明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
性等。这些内容使他最终仍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在论及郡县制代替封
建制时，他感慨秦始皇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历史显得“存乎神之不
测有如是乎”①，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
作为一位史学家，王夫之对于史学也发表了相当多的见解。处于明清之
际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动荡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王夫之同样强调史学以
经世为学。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
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
为？”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了史以“资治”、史以为“鉴”的目的，
被王夫之加以肯定。他的史论涉及到政治、经济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
发展了传统史学中“传信史”的实录精神。王夫之史学思想还有待于我们深
入研究和总结。
总之，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古代思想家进步的宇宙
观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他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于晚清以后的近代思维也
产生了影响。他的“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厚今博古的历史进化思想，为中
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愧是一位站在他的时代顶峰上
的思想巨人。

④
《尚书引义》卷五。
⑤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⑥
《诗广传》卷五。
①
《读通鉴论》卷一。
②
《读通鉴论》卷六。
 （四）颜李学派及清初其他思想家

１．方以智的博学与哲学思想

明、清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家，他们大都有着
抗清活动的经历，坚持作为明朝遗民的气节。他们的思想或因时代所局限不
被人们理解，或因其著作遭到清政府的禁毁而长期湮没。方以智就是一个明
显的例子。
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 年），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出家为僧后号
无可，又称愚者、药地、弘智等。安徽桐城人。出生于晚明的显赫世家。祖
父方大镇，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父亲方孔炤，是崇祯时的湖广巡抚，均有不
少著述传世，并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青少年时代的方以智与陈定生、冒襄、
侯方域三人被合称为明末“四公子”，过着优裕的纨袴子弟的生活。但是方
以智关注政治、志向远大，与主要是文人的其他三“公子”并不相同。
崇祯时期，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逃
往南京弘光朝，又被阮士铖陷害险遭党祸，只好隐姓埋名到广州避难。永历
帝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均拒辞不就，表示了对永历朝廷的失望。清军
入广东，搜捕方以智，他藏在友人严伯玉家中，严伯玉为此被捕受刑，他不
得不现身清军，但表示决不服事清朝，最后到梧州出家为僧。以后辗转至南
京，奉天界寺的觉浪道盛为师，在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著述。
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纵横政坛的青年士子；从辗转流离的被通缉的
遗民，到面对黄卷青灯的苦行僧，方以智的一生经历了巨大变化。他出世为
僧，完全是世事，人事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信念生
存下来。方以智的晚年，虽然身披布衲，但仍然与各方面交往密切，社会关
系复杂。一方面耽心于佛门、淡泊独行，一方面广通声气、志向犹存，反映
了他晚年的矛盾心理。
方以智的著作现存 ２０ 余种。主要著作基本形成于早期，有《通雅》、《物
理小识》、《浮山前集》、《博依集》等。南下以后的晚期著作有《药地炮
庄》、《周易图象几表》、《易余》、《东西均》、《浮山后集》、《流离
草》、《流寓草》等。音韵学和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四韵定本》、《内
经经络》、《医学会通》等。方以智晚期著作受禅宗和道家影响，非常难懂，
因此，了解他的哲学思想，还主要应以他的早期著作为主。
在清初思想家中，方以智以涉猎广博的各种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成果，
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独具特色。
方以智的博学，主要表现在他的《通雅》和《物理小识》中。这两部著
作，包括了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医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种
知识，荟萃了古今知识之大成。前人仅把《通雅》看作是训诂书，把《物理
小识》看作是一般性笔记，这都是不全面的。
在《通雅》卷首，他这样写道：“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可
以决今，而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
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表明写作《通雅》为了把当时
的各种知识会通综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打破儒、佛、道三教的界限，如他
所言：“教无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
 区分，其实一宅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①。主张综合各家所长，不以
一说为限。
更为重要的是，方以智所吸取的知识并不限于三教，还包括了刚刚传入
的西学。这充分反映了他的博学和见识。
方以智提出要学习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多处
涉及于此。如在《浮山前集》所录《星士说》中，介绍了地圆知识：“尝考
地球之说，如豆在脬，吃气则豆正在中，其理然矣。”他把当时来华的传教
士比喻为春秋时的郯子。据说郯子来到鲁国，介绍了他祖先的历史，孔子曾
向他学习。方以智以为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中有可取之处，值得学习。他这样
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在神明之取郯子耳。”②“借远西为郯子”
③
。他曾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１６６２ 年来华）共
同探讨过天文学。据统计，《物理小识》中约有百分之五的篇幅援引使用的
是传教士的资料。《通雅》一书对传教士的资料也有零星引用。从引用的内
容来看，方以智并非盲目引用西学，而是有选择的。如《物理小识》卷三《人
身类》记载人体骨骼、肌肉的种类，内容基本来自于汤若望的《主制群征》，
而将其中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予以删除。
方以智常常用“质测”和“通几”来表示今天所说的科学和哲学这两个
概念。他概括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
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④探讨事物的性质和作用、现象与
变化，就是“质测”。“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⑤。探究事物
的本质，从中总结出的知识，就是通几。“质测即藏通几者也。”①科学与哲
学是相通相依的，哲学原理贯彻于各种科学之中。方以智认为西学“详于言
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这种看法当然仅局限于他所接触的西学而言，但是就
他所了解的西学，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的。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主要建立在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基础上。他所谓“质
测”之学即以“盈天地间皆物也”②的“物”为本，“物有其故”，才可以据
实考究，并由此进一步探讨“通几”的原理。
他提出了“火”一元论体系。他说：“天恒动，人生亦恒动，皆火为之
也。”③把“火”作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是方氏家学的特点。方以智的祖父方
大镇和父亲方孔炤在著述中，都以火作为事物统一与变化的基础，对方以智
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外，这种观点也是受到了中医理论的启发，金
元四大医学家之一朱震亨就提出过类似观点。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专门写了《火》、《水火反因》、《火与元气
说》等篇，对火作了论述。归纳起来包括：第一，火是物质性的存在；第二，
火具有运动化生的属性；第三，火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方以智也谈气，“一

①
施闰章：《愚山文集》卷九，《无可大师六十序》引。
②
《通雅・读书类略》。
③
《物理小识・总论》。
④
《物理小识・自序》。
⑤
《物理小识・自序》。
①
《物理小识・自序》。
②
《物理小识・自序》。
③
《物理小识》卷一《火》。
 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有则空亦有。”④在他看来，气与火
同，他是把气与火统一起来，说明物质的特性。
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题。《易传》中就有“一
阴一阳谓之道”的对立统一观点，张载提出过“动静合一”、“阴阳合一”、
“一物两体”，继承并发展了辩证法思想。方以智又提出了“二而一，一而
二”的对立统一观点，丰富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
按照“一而二”、“二而一”的形式进行的。所谓“一而二”，指的是事物
对立的两端，即肯定矛盾对立面的存在，如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
刚柔、清浊、明暗、虚实等等。所谓“二而一”，指的是事物对立的统一，
承认矛盾两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如日与月的关系是此源于彼的关系。
“合二而一”是方以智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他提到了“交”、
“轮”、“几”三个概念。“交”指的是二物相互联系，二物的联系构成一
个整体，故“合二而一”。“轮”，指的是事物运行，运动的态势称为“几”。
他说：“以此三因，通三知、三唯、三谓之符，覆之曰交、曰轮、曰几，所
以征也。交以虚实，轮续前后，而通贯前后者曰贯。贯难状而言几。”①方以
智用“几”这个范畴，把“交”、“轮”贯通起来，形成了“交、轮、几”
三位一体的哲学结构。这里，方以智还没能摆脱佛教思想的影响，论证中带
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如“三即一”、“一即三”是天台宗“举一即三”的意
思，必须具体分析，去其糟粕。
方以智的思想长期无人重视。他与黄宗羲、王夫之曾有交往。但黄宗羲
的《明儒学案》并没有收入方以智。以后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
《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也不见他的名字。《清史稿》以他入遁佛门
而将他记入《隐逸传》。方以智学术思想是近几十年来才受到学术界重视并
进行研究的。

２．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

颜元（１６３５—１７０４ 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
他 ４ 岁时，生父离家出走；１１ 岁时，母亲改嫁他人；１９ 岁时，养祖父朱氏因
吃官司而丢官破产。颜元只好耕田灌园、行医卖药、教授生徒，承担起家庭
生活。３９ 岁时，他迁回原籍博野，埋头于教书和著述。
颜元思想的演变，与他的自身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他曾醉心于神仙道
术，研究过史学、医学、军事学，２４ 岁时写出了《王道论》（即《存治编》），
提出了他的政治观点。同时，他接触了陆王思想，不久又遵奉程朱之学。颜
元 ３４ 岁时，养祖母朱媪去世。居丧期间，他严守朱子《家礼》的致哀程序，
结果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又发现是由于《家礼》删修失当所致。由此开始
对程朱思想发生动摇和怀疑。５７ 岁时南游中州，８ 个月的时间内行程两千余
里，所到之处，与诸儒辩学论道，打开了眼界。他在此行中见到“人人禅子，
家家虚文”，深感程朱理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和造成的危害，遂决意“生死不
计”，发表“冒死之言”，批判程朱理学。这种鲜明地反理学精神，一直坚
持到他去世。

④
《物理小识》卷一《火》。
①
《东西均・三征》。
 颜元的著作主要有《四存编》（包括《存学编》、《存性编》、《存治
编》、《存人编》），《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
清初思想大家一般都有反理学倾向，颜元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个。他既批
评程朱，也批评陆王之学。他痛斥理学“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耗尽
身心，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①既要反对理学，就须别出
一派与之抗衡，他提出：“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国。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
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
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①他揭露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本质，
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
②
为此，他要“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二千年无人
道此理，而某独异”③，充分显示了一位有胆识的思想家的抱负。
颜元反对程朱宣扬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的观点，指出：“为
寒热风雨，生成万物者，气也；其往来代谢、流行不已者，数也；而所以然
者，理也。”④这里的气，指世界本原；数，指气的变化运动；理，指变化的
内在规律。理气不可分开，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
“理即气之理”⑤。他比喻说：“理者，木中纹理也，其中原有条理。故谚云：
顺条顺理。”⑥理是事物自身固有的法则或条理。颜元的弟子李塨对这个观点
有所发挥，后来的戴震更为深入地论证了这个问题。
颜元在本体论上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他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认识论方
面。
颜元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来源。他十分强调人的感官与客观事
物相接触以获得的直接经验，提出： “目彻四方之色，适以大吾目性之用。……
耳达四境之声，正以宣吾耳性之用。”⑦认为眼观四方之色，方能发挥视觉的
作用；耳闻四境之声，才能发挥听觉的作用。由此而获得的直接经验，对认
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实习”、“实行”才是获取学问知识的真正途径。
颜元与他的学生李植秀有一段对话，生动地表现了这个观点。
植秀问：“好学近乎知？”
予诘之曰：“子心中必先有多读可以破愚之见？”
对曰：“然”。
予曰：“否。子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秀问：“何也？”
予曰：“试观梓人生来未必乃尔巧，以其尝学此艺，便似渠心目聪
明矣。凡匠莫不然，而何疑于君子乎。”没有实践而仅仅通过书本掌握

①
《朱子语类评》。
①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
《阅张氏王学质疑评》，《习斋记余》。
③
《上太仓陆亭先生书》、《习斋记余》。
④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⑤
《存性编》卷一。
⑥
《四书正说》卷六一。
⑦
《存人编》卷一。
①
《四书正误》卷三。
 的空洞无用的学问，只能使人更愚蠢。读书人求知识，不经过“习”、“行”，
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知”。“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
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②“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
无用也”③。仅仅按照书本读过、想过、讲过，到真正用的时候还是不行；没
有亲自实践过的知识，是无用的知识。颜元认为应当在习行上下功夫，强调
习行比讲读重要，包含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高于理论、习行是检验知
识真伪的意思在内，是认识论上的有价值的见解。
在人性论问题上，颜元认为“气质之性”是人生存的基础。他否认有离
开“气质”而独存的所谓“性”。理学家认为人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
气质之性为恶，义理之性为善。朱熹把罩灯纸比喻成气质，把灯光比喻成性，
认为“折去了纸便是光”，承认有离开“气质”而独存的“性”。颜元驳斥
道：“气质拘此性，即从此气质明此性，还用此气质发用此性，何为拆去，
且何以拆去？”①朱熹又把水清比喻成天地之性，把水浊比喻成气质之性，意
谓天地之性纯善，气质之性驳杂不纯，颜元反驳说：“水流未远而浊，是水
出泉即遇易亏之土，水全无与也，水亦无如何也。人之性……引蔽习染，人
与有责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伦？”②颜元以为，人的自然本性（即气质之
性）中含有思想和欲望，所以人们经过教育和引导可以弃恶从善，因此人的
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是相互依存而非割裂开来的。结果是程朱的人性论要求
“存天理，去人欲”，这是把“义理之性”与天理相联，“气质之性”与物
欲相联而得出的结论；颜元的人性论则从人的自然之性出发，对人的欲望予
以肯定。
颜元把“格物致知”的“格”解释为“格杀猛兽之格”，就是实行、实
习，通过“习行”获得知识。他反对朱熹教人读书静坐、冥思的方法，认为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与客观世界搏斗而获得的认识。
颜元的人性论观点，主要还是立足于从自然、生理的角度着眼，尚未发
掘到社会实践对人性的重要影响的深度，也难以涉及人性的社会本质，这是
不足的方面。颜元强调在实际的行为中获取知识，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
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又有过分贬低读书的片面倾向。
李塨（１６５９—１７３３ 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李塨的父亲李
明性与颜元交往很深，生前嘱李塨从颜元而学。李塨 ２１ 岁时受教于颜元，深
通颜元学说，并有所发展。他一生频繁往来于京师，又数次南游，广交名流
学者，南传颜元学说。李塨的著作主要有《四书传注》、《拟太平书》、《大
学辨业》等。他发挥了颜元学说，史称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是在康熙中叶、
清初诸学术大师相继谢世以后活跃于学术舞台上的思想学术流派。
李塨继承了颜元的有关“理”的观点，明确提出了“理在事中”的命题。
他总结说：
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
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

②
《存学编》卷一。
③
《存学编》卷二。
①
《存性篇》卷一。
②
《存性篇》卷一。
 所谓理乎①？
阐明有事有物才有理，无事无物就无所谓理，理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
就没有理的存在。
李塨也强调要通过实践去求得知识。他批评理学家“高坐而谈性天，捕
风捉影，”“离事言事，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②。没有事实作
基础，只能陷于主观武断。在知行问题上，李塨主张“知在行先”，他以行
路为例说：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故《中庸》谓道不行，由于不明，
道不明，由于不行。如适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
路行熟，则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问燕京路是问，
行燕京路是行③。
到燕京的路需要先问清路途，但是人们之所以知道北上才能到燕京，正是前
人走出来的结果。李塨夸大了“知”的作用，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知在
行先，这是在认识论上的错误。他曾批评颜元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说：
“以力行为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①其实，颠倒了知行关系的，正是李
塨自己。
李塨的研究范围颇广，涉及军事、农业、地理等方面，对于西方的自然
科学也有较深入地研究。后来因受阎若璩、毛奇龄等汉学家的影响，把主要
精力用于考据学方面。
颜元的另一位弟子王源（１６４８—１７１０ 年），字昆绳，直隶大兴（今北京）
人。在哲学思想上，他继承了颜元的唯物论观点，反对以“太极”为“无”，
以及“太极”生于“无”的观点，强调人能够战胜自然，天地没有主宰人的
命运的神秘力量，“成天平地”只有具备智慧的人能够做到。王源常自比诸
葛亮和陈亮，偏好军事学，著有《兵法要略》、《舆图指掌》等军事学方面
的著作。他主张应依照天下大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制定战略，根据客观形势
的需要而改变战术，尤其要了解地理、地形条件，才能制定军事计划。

３．清初其他思想家

（１）陈确
陈确（１６０４—１６７７ 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年青时应试科举，屡次
落地，于是厌倦此道。中年以后，拜师刘宗周，加之明亡清举，开始认真探
讨学术，思想上发生深刻变化。黄宗羲评论说：“其学无所依傍，无所赡顾，
凡不合于心者，虽先儒已有成说，亦不肯随声附和，遂多惊世骇俗之论。”
（《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初稿）所谓“惊世骇俗”之论，主要表现在陈确对
世俗及理学的几次大的发难上。
陈确 ４７ 岁时著《葬论》，２０ 年后又著《葬经》，对流行的迷信学说发
出公开挑战。５１ 岁时著《大学辨》，大胆提出“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
章非贤传也”，造成一定范围的轰动效应。此举遭到传统势力，包括他的同

①
《论语传注问》。
②
《恕谷后集》卷二。
③
《大学辨业》卷三。
①
《大学辨业》卷三。
 窗好友的攻击和批评，但他终其一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世人展开关
于《大学》的辩论。５４ 岁时著《性解》、《禅障》，指责程朱的人性论观点，
又引起轩然大波。
总起来说，《论葬》偏重于世界观方面，《大学辨》偏重于认识论与知
行观方面，《性解》偏重于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方面。陈确对理学的批评，
主要表现在以知行为主要问题对《大学》提出批评和探讨人性论两方面。
在知行关系上，陈确吸取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中的合理部分，反对朱熹
知先行后的认识观点。他在与好友张履祥辩论知行先后时，张提出：“如眼
前一步，必先见得，然后行得。”陈确对此质问道：“兄能见屋内步，更能
见屋外步乎？能见山后步，更能见山前步乎？”①他进一步说：“欲见屋外步，
则必须行出屋外，始能见屋外步；欲见山前步，则更行过山前，始能见山前
步。所谓行到然后知到者，正以此也。”②表明陈确是以人的直接经验为出发
点，认定行在知先。他又分析了知与行的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得出“力
行出真知”的结论。他形象地比喻说，再笨的人只要行动就可抵达目的地；
博闻强记聪明过人的人，即使把地图背得烂熟，但终日坐在家中，还是不识
路，抵达不了目的地。这就是说，行是基础，是认识的来源。陈确还透露出
了一点行是检验知的手段的想法。他说：“学问之事，先论真假，……真假
之辨，只在日用常行间验之，最易分晓。”③
据此，陈确批评说：“《大学》纷纷曰欲曰先，悉是私伪。”①他还反对
《大学》中“知止”的观点，认为这是禅家的空寂之学。所谓“知止”，是
将“知”限定在“止于至善”上。朱熹用此命题强调认识止于至善之境就是
最终归宿，由此一通百通。陈确反驳说：“道无尽，知亦无尽”②。天下的道
理无穷，人的认识也是随之不断发展的，不会有什么“知止”。他用“一人
之心有限”的说法，批评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说，很有说服力。陈确还
强调学者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他说《大学》作为《戴记》的一
章，自汉至宋的千余年间，无一人说是孔丘、曾参的作品。程朱把《大学》
说成是孔、曾的著作后，自宋至清初五百余年，又没有一人说不是孔、曾的
著作。此即“学者信耳不信心”③所造成的现象。应该看到，朱熹的“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具备一定的合理成份，在“用力之久”、“积习既多”
的条件下，认识会发生飞跃，陈确把这一点因素也给抹煞掉了，反映出他的
偏颇。
陈确在人性论问题上的观点，蕴含了许多合理因素，是批评理学的另一
个重要方面。
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陈确把人性的善恶规定为后
天学与习的结果。人性不是天理的体现，没有天生的善，也没有天生的恶。
他还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属性区分开，肯定了人人皆可以为善，世上既无
天生的圣人，也无天生的恶人。人的正当情欲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也应当

①
《答考夫书》。
②
《答考夫书》。
①
《陈确集・大学辨》。
②
《陈确集・答唯问》。
③
《陈确集・大学辨》。
 加以肯定。陈确提出了“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的命题④。认为理就在欲中。
又说：“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说。”①
从人性中流露出的欲是人的自然要求，正当的自然要求就是理。程朱所提倡
的“无欲”、“禁欲”由于违反了自然而显得不合理。他批评说：“君子小
人别辨太严，使小人无站脚处，而国家之祸始烈矣，自东汉诸君子始也。天
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诸儒始也。”
②
这种言论虽然在当时遭到攻击和谩骂，在今天看来，更可见陈确的远见卓
识。
（２）傅山
傅山（１６０７—１６８４ 年），字青主，原字青竹，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
青年时代因明末山西提学袁山被阉党诬陷入狱一事，约集全省诸生一百多人
赴京上书，三上三阻，遂在京师揭《辨诬公揭》，终使案情大白，傅山也因
此而名闻一时。明朝覆亡后，他改道士服冠隐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
被人控告和通南明赧帝而被捕入狱，严刑之下仍不屈服，以绝食抗争，后经
弟子门人营救方得自由。被荐以应博学鸿辞科，他严辞拒绝。不久又被地方
官吏强迫赴京，他称疾卧床，被人连床抬到北京，仍自称重病不支，才被放
回故乡。
傅山是有名的书画家和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还对小学及考
释参证青铜器铭文等方面有研究。他的著作保留下来的已不多见，现存仅有
《霜红龛集》、《荀子评注》（手稿）和一些医学著作。
自从汉代把儒学定于一尊以后，学者一直视儒学的经为正宗思想的经
典，而将诸子之学区别对待。明清之际，宋明理学趋于没落，学者们开始把
视线转回古代的诸子百家之说，在批判理学的同时，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
求并吸收合理的因素。傅山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
由于对文字音韵学的周代青铜器文字学的研究颇有造诣，傅山可以运用
这方面的知识来探求诸子之学的哲学范畴。与傅山有交往的顾炎武称赞他博
学，即指此而言。如傅山反对把儒学与诸子看作是正宗和异端，认为经、子
应摆平在同一地位对待。他说“经”本来是“圣”字，和古文“子”字一样
从“巛”（川）。“川”即水，意流行。故“经”、“子”本意相似。“孔
子”、“孟子”不称为“孔经”、“孟经”，可证明是有子之后才有作经者
的。凡此如经、子平等的一系列观点，构成了傅山对诸子研究的基础。
傅山的《霜红龛集》中，包括有对《老子》、《墨子》、《管子》、《庄
子》、《公孙龙子》、《鬼谷子》、《荀子》、《淮南子》等诸子的研究，
他写有《荀子评注》、《淮南子评注》、《老子注》、《庄子解》、《公孙
龙子注》、《墨子大取篇释》等著述，采用发挥诸子学说义理、语释其语义、
对诸子作综合性研究等研究方式。这种研究在清初学者中以傅山独具特色，
且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以他对《荀子》的评论为例，他说：“《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
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辞之复而啴者也，
但其精挚处则即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于墨家

④
《陈确集・与刘伯绳书》。
①
《陈确集・与刘伯绳书》。
②
《近言集》。
 者言。”①荀子的思想中含有儒家的成份，但这并不是荀子思想中有价值的部
分，其“精挚处”恰是远离儒家而近于法家、名家的地方。这表明傅山已经
认识到荀子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总结人物，而这一论断，在当时是发前人
所未发。他还阐明《荀子・性恶》中以善为伪的观点。“伪”字从“人”从
“为”，是人为而不是诈伪的意思。如此精辟的见解在傅山的诸子研究中还
有很多，表现出了他深刻的洞察力。
傅山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批判了宋明理学造成的种种弊端。他公然声明
他不“辨朱陆买卖”。在《荀子评注》中注释《非相篇》中的“沟犹瞀儒”
时说：
“儒”字《荀子》屡见，皆“偷儒”连言，而此则“瞀儒”，若如
本音读，则谓之瞎儒也，儒者多瞎子；“沟犹”如本音读，则谓如在沟
读之中而讲谋献，是瞀儒之大概也。”
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空谈玄理的儒生的斥责。他从文字学的概念上指出： “‘学’
本义‘觉’，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见’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
后世之奴儒，生而拥皋比以自尊，死而图从祀以盗名，其所谓见，毫无闻见
也，安有所谓‘觉’也？”①用犀利的语言批判了欺世盗名的假学者，也隐含
着指斥了当时降清的“奴儒”。在他留存至今的少数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对
理学的讥讽和批判。
傅山对诸子之学的研释，有时参证了佛学，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失去了
诸子的一些真正含义，是其局限所在。
（３）李顒
李顒（１６２７—１７０５ 年），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境贫寒，学
无师承，完全依靠自己的艰苦自学而成名。在清初，北方的孙奇逢、南方的
黄宗羲、西方的李顒，时称三大儒。全祖望评价说：三大儒中，李顒“起自
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
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为。”②
青年时的李顒曾潜心于经济、兵法。中年以后，提出“悔过自新”的学
术主张，致力于“切忌自反”的明性之学的探讨，开始构建其“明体适用”
的学说体系。
他曾到同州、常州、关中书院讲学，声名顿起。清廷数次征召，均被拒
绝，“情急势迫，几至自刎”。①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 年），在家乡建垩室居
住，不与外界接触，拒绝会见任何来访者。顾炎武游学造访，李顒破例启扉
晤对，畅谈各自的学术见解。康熙三十年以后，陕西遭遇连年大旱，他数次
致书各级地方官，提出救荒措施。康熙四十二年，圣祖玄烨西巡，指名召见
李顒，７７ 岁的李顒命其子前往复命，他自己仍以老病为由拒不出门。两年后，
在他的垩室中去世。李顒的政治表现，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独立清高、不视仕
途的因素，更是坚持遗民气节而不为清臣的处世原则所致。
李顒曾说：“人生吃紧要务，全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诚了
大事，焉用著述。如其未也，何贵著述。口头圣贤，纸上道学，乃学人通病。”

①
《荀子评注》。
①
《霜红龛集》卷十四《学解》。
①
《二曲集》卷十七《又答秦灯岩》。
 ②
他中年以后，甚至焚毁了早年著述。因此，他留下的著述仅有《四书反身录》
和《二曲集》二种。其中也多为友人、弟子所记之讲学问答及生平学行，绝
大部分并非出自李顒手笔。
李顒的“明体适用”的学术主张是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明体
适用”主要表现在对理学采取的修正态度，同时也是对明末“柬书不观、游
谈无垠”的空疏学风的否定。
李顒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③他解释说：“穷理致知，反
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物，康济群生，夫是
之谓明体适用。”①这就是说，“明体适用”是由“识心悟性，实证实修”以
明体和“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以适用两方面构成。在李顒看来，古代圣贤
以明体适用为原则立言醒世，“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②秦汉
以来，这种传统已被破坏，沿至清初，士人习于词章，志在名利，所学已经
不能称之为儒学，“是六经、四书，不厄于赢秦之烈火，实厄于俗学之口耳”。
③
此时的儒学只能称为俗学。他对此批判道：“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
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徙汩没于辞章记诵之
末，便是俗儒。”④
如何讲求“明体适用”？李顒主张要从善于读“明体适用”之书开始。
他把学人必读之书分为“明体”和“适用”二种。明体类书目，计有《象山
集》（陆九渊）、《阳明集》（王守仁）、《龙溪集》（王畿）、《近溪集》
（罗汝芳）、《慈湖集》（杨简）、《白沙集》（陈献章），以及二程、朱
熹、薛瑄、吴与弼，直到吕柟、冯从吾等程朱派学者的著作。适用类书目，
计有《大学衍义》（真德秀）、《文献通考》（马端临）、《实政录》（吕
坤）、《武备志》（茅元仪）、《大明会典》、《农政全书》（徐光启）等。
无论“明体”，还是“适用”，李顒认为都要善于读书、善于变通。只
有这样，才可以“倡道济世”，才可以“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才
可以将儒家讲求的德业和功业结合到一起。从李顒认为儒学“原以经世为
宗”，到批判腐儒、霸儒和俗儒的观点来看，他所讲的明体，是承袭理学而
来，他所讲的适用，则是对理学的修正。
李顒“明体适用”学说的提出，是从他的“悔过自新”说演变而来的。
“悔过自新”说则是基于儒家传统的性善说理论而形成的。他认为人性本善，
只是由于“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
初”。①通过努力，“悔过自心”，是可以“存心复性”的。这里的“新”字，
他解释为“复性”。他说：“新者，复其故之谓也。”②如果人人都做到这点，
就可以达到“倡道救世”的目的。因此，“悔过自新”主要是从立身的角度
而言，保留着许多理学的余绪。“明体适用”则立足于社会，合德业与功业

②
《二曲集》卷十六《答徐斗一第二书》。
③
《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①
《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②
《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③
《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④
同上书，卷二十九《大学》。
①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②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为一体，既讲“明体”，又要求“适用”，在客观上对理学进行了修正，对
清初讲求经世实学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清初思想家中，还有一些人在思想史上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朱之瑜在
抗清失败后流亡日本。他提倡以“民生日用”、“经国理民”为内容的“实
理实用”之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因长期滞留日本
讲学，他的思想对日本产生过巨大影响。唐甄著的《潜书》，是与《明夷待
访录》齐名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专著。唐甄批判君主专制、揭露时弊、倡导富
民的思想，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精通医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的刘献廷，
在学术上注重实事实功，多次亲身游历调查，以证其学。他强调人能够战胜
自然和改造自然。熊伯龙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无何集》批判了神学
迷信，其锋芒涉及佛教、道教、术数、象数学及当时流行的迷信习俗的传说，
并且继承了古代无神论的优良传统。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构成了清初思想史
的丰富内容。
 （五）清初史学略述

１．清初的官修和私修史书

清朝立国后，承袭明制，设立史馆。从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数次诏令
开馆，主要任务是编纂与修订实录、圣训、方略等形式的史籍。清初官修史
书，完成了《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以及太祖、太宗、
世祖《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和《一统志》。实录等书，根据起居
注、上谕、奏折及其他第一手资料纂辑而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
是官修，史书中隐恶扬善、曲笔失实的地方很多，清初统治者更是不惜混淆
历史真相而对所忌讳的内容大加窜改和删削。“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
也。”①官修史书的弊端，愈发得显露无遗。
《明史》的修撰，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开局诏修，至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年）刊印成书，历时 ９５ 年之久，是二十四史中费时最长的史书。其间，至康
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以前，因资料短缺、人手不齐，史馆形同虚设，几乎没
有进行实际工作。康熙十八年，明史馆重开。这时距明朝灭亡有数十年的时
间，可以看到并能够利用的资料相继出现。清廷开博学鸿辞科，笼络知名学
者，特别是明末遗民、隐仕不出的知识分子，参加《明史》的修撰。在几十
年的修史过程中，参与撰写和修订者达数千人之多。总裁先后由徐元文、汤
斌、王鸿绪、熊赐履、张廷玉等人担任。那些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史家出于
报效亡明而撰修明史的责任，也纷纷与清廷合作，或直接参与史书的撰修，
或以布衣身份做实际的修订工作，或参与讨论体例、解决纂修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其中，万斯同以布衣不食朝廷俸禄参加修史，成为修《明史》的实际
主编，对《明史》出力最多。经名家参修、反复改订的《明史》，体例严谨，
材料丰富，讹误较少。但其最大不足是清朝统治者对明朝涉及满洲早期部分
史实删改得面目全非。所幸该段历史被当时私人撰写的史书有效地记录下
来。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较为盛行，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史著。会通旧史、
重新编撰的史书，有马骕的《绎史》和《左传事纬》、李清的《南北史合注》
和《南唐书合订》、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历史地理著作，有顾祖禹的
《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学术史
撰述，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和全祖望等著《宋元学案》、孙奇
逢的《理学宗传》等；历史评论著述，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
等。当时最为史家关注的，是对于明代历史的修纂。这方面重要的史著有谈
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及《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
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潘柽章和吴炎的《明史记》等。专记明清更迭史事
的，有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黄
宗羲的《行朝录》、钱澄之的《所知录》等。
明清之际出现的以记载当代史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史书以千数计，以上例
举仅为极少数有代表性的几部史作。究其原因，明代流行民间私人写史，士
人动辄撰史纂籍，以便惩恶扬善，达到褒贬鉴戒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致使野
史发达，此其一；明末社会动荡，统治层阉宦专权、党争激烈，农民起义四

①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
 处兴起，关外满洲贵族虎视眈眈，明朝政权行将灭亡，专制统治之网松动，
这些均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内容和创造了机会，此其二；清初的明朝遗民不甘
心“国灭史亦随灭”，把记载明朝，主要是明末动荡变化的历史过程视为己
任，此其三。这些史书，虽经清廷的多次焚毁，但其数量依然可观；虽水平
高低不一，内容真伪混杂，但其价值尚在，是治史者不可忽视的史料。

２．顾祖禹、万斯同、全祖望的史学成就

顾祖禹（１６３１—１６９２ 年），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顾祖禹治历
史地理学，如他的朋友阎若璩所言：“景范地志之学，盖出于家也。”①顾祖
禹的父亲顾柔谦认为：《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
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例，又复豁裂失伦，源流不备。”②遗命顾祖禹：“掇
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③２９ 岁时，顾祖禹开始编纂《读
史方舆纪要》，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著述，直到逝世前夕才完成全书。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史学与其他领域一样，以崇尚经世之学、考察社会
历史的变动为基本内容。与现实发生直接联系的历史地理学在当时十分活
跃。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分为赴实地考察和从文献中研究两
种。徐弘祖足迹踏遍南方，著地理学专著《徐霞客游记》，属前一种研究途
径。顾炎武后半生游历北方，既搜寻资料，也进行实地调查，属介于两者之
间的研究途径。顾祖禹走动不多，基本上从文献排比入手，属后一种研究途
径。顾祖禹重视文献材料，基本上遍览了当时可见的地理书籍，达到“以史
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④的目的。
《读史方舆纪要》体例完备，全书先叙历代州域形势，再言各省司地理，
后及山川原委、天文分野。正文为纲，细目注释，自书自注，眉目清晰，记
载详实，考订严密。顾祖禹说他的著作，“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
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
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
不备载。”①很显然，这部著作是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具体细致地结合起来，
“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达到“史其方舆之
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的目的②。人类的历史演变离不开地域这个活动
舞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领域之一。《读史方舆纪要》
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这方面超出了以往的同类著述，成为明以前历史地理
学研究的总结，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当时学者已经认识到该书的独特
价值，给与高度评价，称顾祖禹是“东南第一人”③，称其书为“千古绝作”
④
，“数千年仅有之书，其利益天下无有穷极”⑤。这些赞誉之词并不为过，

①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
②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③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④
彭士望：《读史方舆纪要序》。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首，《总叙三》。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首，《总叙三》。
③
王源：《复陆紫宸书》，《居业堂文集》卷六。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确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万斯同（１６３８—１７０２ 年），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早
年从黄宗羲受业，对史学尤为专注，为浙东史学的重要史家。曾力辞博学鸿
辞科。他对明代历史颇有研究，“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
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①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 年），清廷开局修《明史》，史馆监修徐元文请万斯
同参加。万斯同以布衣参与修史，不署衔，不支俸。徐元文对万斯同非常倚
重，“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覆审”。②《明史稿》共 ５００ 卷巨帙，皆
万斯同一人手定，他说：“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
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
取者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③可惜的是，万
斯同“先为之极”的用意，在正史《明史》中并未实现。他还主张以列朝实
录作为主要史料，说：“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 ④
同时，实录也“未可尽信”。⑤因此，“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
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⑥尽量追求史料的真实和准确，努
力使所撰述的史书成为信史。万斯同以 １０ 年的心血用之于《明史稿》，书成
后不久，卒于京师。他在京城有很大影响，自王公至下士，无不尊呼他为“万
先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⑦
万斯同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史表非常重视。他的观点是：“史之
有表，所以通经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经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经传而牵连以丧
之者，表立而后经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通也。”
⑧
他长期致力于历代史表的补撰，作《历代史表》。黄宗羲为之作序时说： “杜
氏《通典》、郑樵《通志》、《文献通考》，皆足以补史志之缺文，而补表
者，古今以来无其人也。”称赞万斯同补历代史表，是“不朽之盛事，大有
功于后学”。①朱彝尊对此也备加推崇，认为万氏史表“揽万里于尺寸之内，
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
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与”②。
万斯同还著有《纪元汇考》、《历代宰辅汇考》、《儒林宗传》、《石
经考》、《群书疑辨》、《书学汇编》、《庙制图考》等书，只因客亡于京
邸，遗著大多散失。他丰实的学术成就和为撰就《明史》鞠躬尽瘁、矻矻以
求的精神，反映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全祖望（１７０５—１７５５ 年），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与万斯同一

⑤
彭士望：《顾耕石先生诗集序》，《耻躬堂文抄》卷六。
①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
②
《国朝先正事略・万季野先生事略》。
③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④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⑤
万斯同：《读弘治实录》，《石园文集》卷五。
⑥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⑦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⑧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①
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②
朱彝尊：《万氏历代史表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四。
 样，为浙东史学的巨擘。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年）进士，入庶常馆。后遭人嫉恨
被排挤，从北京返回浙江老家，绝意仕途。曾在蕺山书院和端溪书院讲学，
但也为时不长，主要从事著述。他一生清贫，晚年更是贫病交加，以惊人的
毅力完成了《鲒埼亭文集》及《外编》、《经史问答》、《宋元学案》等共
百卷以上的著作。
表彰民族气节，是全祖望史学的突出特点。在《鲒埼亭文集》和《外编》
中，主要部分记载的是明清之际人物的墓志铭、事略和传状，搜集和整理了
抗清志士的材料事迹，发掘出一批以遗民身份拒不降清、坚守气节而误被世
人认作是消极避世的历史人物。他所强调的民族爱国思想，被后代学者体察
认识到后，不断地加以阐发，成为全祖望史学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全祖望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记述了清初学者的风貌，反映了清初
的学术状况。为了表现清初学者的学术精华，他重新撰作了黄宗羲、顾炎武、
傅山、李颙、万斯同、陆世仪等人的传记，如《犁洲先生神道碑文》、《亭
林先生神道表》，成功地表现出了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采，为我们
了解清代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全祖望继黄宗羲、黄百家之后，续修而成《宋元学案》。这部具有相当
规模的学术史著作，由全祖望撰写的部分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他还对全书
的内容进行修订、次订、补定。体例方面，在《明儒学案》的基础上也有创
新。如，除了对理学家作传和辑其著述之外，增加了“附录”和记载传授关
系的材料；又在每一学案之前列“表”，表明案主的学术渊源和师承、统系；
用附录代替师说，对全书进行概括，遂使学术史著作臻于完善。
全祖望一生读书不倦，且喜好抄书聚书。他在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
陈氏云在阁等处均抄得“世所稀有者”之典籍。在京师时，曾借出《永乐大
典》阅读和抄录。这使得他的学识相当渊博。所著《经史问答》，内容涉及
极广。凭此学识，他还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阮元评价说：
“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①。应该
说，全祖望的学识在清代学者中极为突出，而他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
节更应当得到肯定和发扬。

①
阮元：《经史问答序》。
 三、乾、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

（一）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成就

１．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清初思想呈多元发展的态势。清初思想家在哲学、史学、自然科学诸领
域均有所涉及并作出成绩。他们在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方
面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专制政体和宋明理学的批判
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思想学术界呈现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
学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乾嘉考据可以认为是一种学风，也可以指一
种方法，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行以经学
为主的汉代学术，故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
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称其为朴学。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也称之为乾
嘉考据学。
乾嘉考据的出现和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来说，清朝统治者征服全国之后，社会趋于安定，
经济不断发展，乾嘉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乾嘉盛世”，在
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有进一步的要求是十分自然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
更是必需的。从顺治时代到康熙时代，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
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顺、康二朝文字狱与乾、嘉
二朝相比要少，处罚和诛连的程度也轻缓一些。只要没有明显危及统治，隐
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
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辞科。顺、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已经腾出手
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被充分汉化而深谙统治术的清朝帝王开
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
峰。与此相关的文化高压政策，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
烧书和毁书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所导致的思想界的
锐意进取、探索和致用的学风被强行扭转了。同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没有
经历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的同时，还采取怀柔手段，以促成与“乾
嘉盛世”相适应的“文化盛世”。清廷重开科举考试，重新提倡理学，通过
开设博学鸿辞科和组织编纂大型文化学术丛书招揽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编纂
《四库全书》、缮写《永乐大典》、武英殿刻书、设三通馆等措施，均属此
种性质的举动。对学术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导，加上康、雍以来较为长期的
安定繁荣的环境，为乾嘉学者理头于朴学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以上社会政治状况的客观压力和客观条件，以及知识分子主观的原
因，他们转而专注于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一个
重要原因。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还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乾嘉考
据的形成原因。
 学术思想发展的近因，指的是清初思想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宋明理学统
治学术界已达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
明朝灭亡，宋明理学高谈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学风，更被认为是具有“空疏误
国”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与此相应，清初思想家提倡学以致用，
崇尚实学，强调学术上的务实精神。他们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
先考订经书的文字音义，把考证功夫结合在经世学术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
顾炎武。顾炎武治学讲治道、经术和博闻，主要方法就是考据。他认为命与
仁，孔子也很少谈，性与天道，子贡亦未听说。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耻，为
学则应好古敏求。他说过：“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
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
之学。……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①顾炎武的考据方
法主要是先详细占有材料，再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他的名著《日知录》，
就是主要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著作。从哲学意义上对理学的批判和在治学方
式上的严谨务实，都是对理学的消极影响的一种否定。顾炎武被称为开启一
代学风的宗师，他对乾嘉考据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乾嘉学者
继承顾炎武的主要是考据学的方法，而没有继承顾炎武学术的全部，特别是
没有继承顾炎武以考据为手段为的是要讲求“治道”的目的。因此，不能简
单地理解顾炎武《日知录》的考据与乾嘉考据的上下关系，两者从起点到目
的是有区别的。
理学在清初已经被思想家们从根基上所撼动，理学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尽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学一直是科考的依据，清廷组织编纂了《性理
精义》，并将《朱子全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这也不过是理学的回光返
照。理学已难以吸引多数学者。同时，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进步的和超前
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进一步成长发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观点
的著述在乾嘉时代并不为人所理解和重视，其中一些优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
没有刊行传世。
从以往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来看，每一个时代大都有一个相对
稳定的学术主潮，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种学术
主潮的形成，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密切关系。
乾嘉考据的形成也同样如此。清初思想难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生存和壮大。
顾炎武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后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于湘西石
船山下，以著述了其余生。颜李学派的学说在康熙中后期的学术舞台上活跃
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离了颜学而转向考据学。这表明
清初思想在专制统治的严密文网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康、乾时期
理学的再倡也只是因为有了“御用”和“钦定”的包装。清初思想家几乎没
有例外地（黄宗羲另论）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理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术
流派体系已经在理论思维领域中呈彻底瓦解之势。清朝统治者所建立复制的
传统的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注定不可能诞生新的理论思潮。在文化
高压之下，复归汉代经学，专注于训诂考证，以取代理学原来的统治地位，
乃是大势所趋。顾炎武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
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①费密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

①
张穆：《亭林年谱》附《儒林传》。
①
《亭林文集》卷四。
 以实志道。”②乾嘉学者继承清初学者运用的考据方法，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专
门汉学”，既可脱离社会实际，又可回避学术上的理论原则问题，这在当时
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学术思想发展的远因，应该从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渊源上来看。中
国的学术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
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
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
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
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
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
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
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
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对文献典籍进行了第
一次大规模整理，为保存和后人利用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宋时期，
考证工作已被众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详考在撰写《资
治通鉴》时所用各书在史事记载上的差异，说明取舍理由。其他如沈括《梦
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郑樵《通志・校仇略》，
王应麟《因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许多内容属考证性质。
朱熹虽为大理学家，但他在考据学方面也有著述，并产生一定影响。明代心
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学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
竑、陈第研究音韵、文字等，考据之风的持续和考据方法的积累，是形成乾
嘉时期考据臻于鼎盛状态的先决条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大规模系统整理，
自刘向、歆之后还未曾有过。在继承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期
对传统文献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整理，正是乾嘉学者所担
当的历史重任。他们通过训诂注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
和手段，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丛书、类书、工具
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乾嘉考据在中国学术发展
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２．乾嘉学派在经学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是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
姚际恒等人。他们分别在训诂经书、考辨文献、考释历史地理等方面作出成
绩。
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发挥了明人梅鷟的论点，最终证实东晋梅
赜所献的《古文尚书》２５ 篇和孔安国传注都是东晋人伪造。毛奇龄曾作《古
文尚书冤词》，观点与阎若璩相左，以阎若璩为大家所承认。《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称阎书是“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阎若璩此举，为乾嘉学
者的疑古精神开辟了道路。
胡渭注《易图明辨》，揭露宋儒所传“太极图”乃华山道士陈抟所作，
与儒家经典并无关系。辨明所谓“河图”、“洛书”等矫诬之说，对宋儒所
宣扬的象数学是一次深重打击。他的另一部著作《禹贡锥指》，开启历史地

②
费密：《圣门传道述》，《弘道书》卷中。
 理学的研究之风。
毛奇龄虽然在《尚书》的考订上与阎若璩观点相反，但他的《四书改错》
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对朱熹《四书集注》进行了抨击，认为该书是“无一
不错”。①
万斯大深通《三礼》，著有《学礼质疑》、《仪礼商》、《礼记偶笺》、
《周官辨非》。他不盲目轻信传注，重视比较归纳，以经释经，实开后来专
门汉学方法论的先河，戴震、阮元的训诂注疏都受其影响。
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把古代数十种著名典籍考证为伪书，打破了
人们对古代经典的迷信。
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的标志，是对汉代《易》学的恢复。清初黄宗羲、
黄宗炎兄弟以及毛奇龄、胡谓等人已经将宋儒加在《易》学上的种种怪诞之
说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惠栋于乾隆初率先而起，专注于汉儒《易》说的勾
沉辑佚，志在全面恢复汉代《易》学的模样。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５８ 年），字定
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其祖、父皆治《易》学，分
别著有《易传》、《易说》。惠栋是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承其家
学，著有《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易例》、《易大
义》等，并由此而《诗》、《书》、《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经。他认
为：“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
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
经师不可废也。”②惠栋首次明确地张起了汉学之幡，他以他的学术成就而成
为乾嘉学派的第一代大师。著名学者钱大昕评论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
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③惠栋辨明汉学，成绩卓著，但唯汉是尊，唯古
是信，过分地株守汉学，不分经学中的今、古文分野，是其不足。《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评价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
泥古。”①
乾嘉学者在《易》学研究方面作出成就的，还有张惠言和焦循。张惠言
著《周易虞氏义》，以及《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侯》等，
发挥了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的基本内容，并将别家作为
附庸，明确分清与《虞氏易》相混淆的其他内容。焦循作《易章句》、《易
通释》、《易图略》，合称《雕菰楼易学三书》，也是乾嘉时期《易》学研
究的重要成果。关于焦循及其学术思想，在后面将进一步详述。
研治《尚书》，是乾嘉学者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惠栋的《古文尚书考》、
辨析郑康成所传的 ２４ 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 ２５ 篇为伪。段玉裁的《古
文尚书撰异》和程廷祚的《晚书订疑》最终确定前人所证之东晋所出的《古
文尚书》和孔安国传为伪是不容置疑的定案。对《尚书》的注疏和整理，主
要以王鸣盛和孙星衍两人的著作最有成就。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主要采用
郑玄之注，如果遇到郑注不全，再采用马融、王肃之注补充。孔传虽然已被
证实是伪传，系出于东晋，但其训诂颇有传授，也偶然采用。又附今文《太
誓》一篇，使之得以保存。此书搜罗广博，但于今古文学的区别并不清楚。

①
《四书改错》卷一。
②
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崖文抄》卷一。
③
钱大昕：《惠先生栋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多收汉魏人的佚说，也兼采王鸣盛、段玉裁
等人之说，惟以赵宋以后诸人的注疏不可信而未收。孙书注文简明，疏文详
尽，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又注意今古文学说的不同，被认为胜于王书。
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是同类著述，但因一味好古，失之剪裁，水平
一般。
在对《诗经》的训笺方面，著名的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
《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书均在于解释训诂名物。其
中胡承珙和马瑞辰的训释兼及毛、郑，以宏博见长；陈奂的《诗毛氏传疏》
专攻于毛，既态度严谨，又广采旁征，价值最高。
因“三礼”而形成的对礼制的研究，清初即成规模。乾嘉时代，礼学颇
为盛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依古文来纠正对《周礼》的解释，释经简明，
释注详细，有关郊社禘祫则从郑玄注，有关庙制昏期则从王肃解，是有关《周
礼》的少有的、也是最好的一部注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是将《仪礼》
全部拆散按专题重新排列，有通例、饮食、宾客、射、丧、祭、器服、杂例
等类。张惠言撰《仪礼图》，以图示礼，不能为图则以表代替。用图表方式
说经，这是比较新颖的一种方法。《礼记》方面，杭世骏作《续礼记集说》，
收集宋元迄清初的有关《礼记》诸说，选择精审，保存了许多有用资料。《大
戴礼》经由戴震、卢文绍校勘，孔广森作有《大戴礼记补注》、汪照也作有
《大戴礼记补注》，两书各有优劣。秦惠田编纂了 ２６２ 卷的《五礼通考》，
是书仿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收集有关各种说法，分吉、凶、宾、军、
嘉五礼，还涉及天文、算法、乐律、地理等内容，较全面地反映了礼学研究
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孔广森《经学巵言》、武亿《三礼义证》、凌曙《礼
说》等有关著作。
乾嘉学者刻意复古，崇尚汉学，对《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春秋三传”的研究重新加以重视。刘文淇作《左氏旧注疏证》、《左传旧
疏》。他与子毓崧、孙寿曾三代研究《左传》，写成《左传义疏》，内容及
于襄公四年。刘氏一门三代精治《左传》，表现出专一的治学风尚和深厚的
学术功力。至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公羊传》，致使今文经学重新倡行，将
在后面详述。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是两部考据儒家经典的名
著。另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也取得很高成就。
阮元和王先谦将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书的成果汇编成《皇清经解》与《续
皇清经解》，共收录经学著述 １９４ 家、３８９ 种，计 ３０００ 余卷，充分反映了清
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者在治经方面的成就。
与整理考释经书相联系的，是要搞清经书的字义和读音。文字训诂学在
汉代称小学。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有以字
义为主的《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以字形为主的《说
文》、《玉篇》等书，以字音为主的《切韵》、《集韵》、《广韵》等书。
所谓“小学”，即文字、音韵之学，包括义、形、音三个方面。乾嘉学者对
这些著作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字音韵学成为乾嘉
考据的一个重要部分。
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钱坫的《尔雅释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都是疏释《尔雅》的专门之作。王念孙著《广雅疏证》，先校核其讹误，再
诠其义训。他在《广雅疏证・自序》中所言“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
 成为清代学者研治小学的原则。
研究《说文解字》而卓然成一家言的，首推桂馥和段玉裁。桂馥认为：
“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①他将《说文解字》与
古代经典文义互证，作《说文义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采周秦本义、
诸子百家及时人研究所得，将九千余字，逐字考训，其形、义、音皆成一家
之说，是众多研究《说文解字》著述中成就最高的一部，王念孙写的序中称
此书是一千七百年以来所无之作。
音韵学的研究在顾炎武的直接影响下成就斐然。江永著《古韵标准》、
《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戴震著《声韵考》、《声类表》、《方言
疏证》等。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姚文田著《古音韵》。钱大昕著《声
类》。王念孙著《古韵谱》。以上各书对音韵学均各有发明。
王念孙之子王引之著《经传释辞》，考求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
发现助语古训，分字编次，以补充《尔雅》、《说文》方言之缺。阮元主编
的《经籍纂诂》１６０ 卷，采摘经、子、史诸书唐以前人的训诂注释收集于每
字之下，按《佩文韵府》韵目归类，是一部有关文字学的重要工具书。
乾嘉学者在文学音韵学上的创获，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至今对于
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①
《清史稿・桂馥传》。
 （二）戴震的学术及其哲学思想

１．生平及学术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派中出类拔萃的考据大家，同时也是清朝中期成就卓
著的思想家。
戴震（１７２４—１７７７ 年），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今属屯溪市）
人。早年家贫，其父无以为业，靠族人资助，在江南南丰作小商贩。戴震也
随父“商贾东西，行营于外”①，南至江西南丰、福建邵武，北抵江苏南京。
明清时代的徽州，民俗“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①。戴震在这
种风气的薰染之下，从 １８ 岁开始，在邵武一边执教私塾，一边读书。２０ 岁
时自邵武归，在家中刻苦功读，并与郡人郑牧等人从学于名儒江永，江永对
西学有一定研究，并“精于《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
震能得其全”②。
戴震的仕途并不顺利，在他 ２９ 岁时，始补为休宁县学生。３ 年后，避仇
入京，广交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以谙熟天文数
学、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而“声重京师”③。此后，科场屡屡失意，被迫寄人
篱下，南北作幕。至 ４０ 岁，方举乡试，又先后 ５ 次入京参加会试，均落第。
５１ 岁，以举人特诏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５３ 岁，再应会试，仍落第。清高
宗特许与当年贡士一起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５５ 岁时，
在书馆病逝。
戴震的著作涉及音韵、训诂、天文、地理、方志、算术、几何、哲学等
多方面。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尚书义考》、《毛郑诗考正》、《考
工记图》、《中庸补注》、《声韵考》、《方言疏证》、《续方言》、《水
地记》、《原善》、《绪言》、《原象》、《九章算术》、《屈原赋注》等。
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东原先生全集》等 ３０ 余种。
戴震是乾嘉考据处于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乾嘉学者群星璀璨，但他们
大都毫不掩饰对戴震的推崇和称赞。王昶为戴震所撰墓志铭中写道：“本朝
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
原为首。”④钱大昕在与戴震交谈之后，曾叹其为“天下奇才”。一向盛气凌
人的王鸣盛说过：“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是
也。”①同样恃才傲物的汪中，在评论清代考据学时认为：“通儒如顾宁人、
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亭林始闿其端；
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
《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②戴震的博洽，虽难以含括整个
乾嘉学派所及的学术领域，但涉猎之广，钻研之深，使其学术卓然自立，流

①
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集》卷二十。
①
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集》卷二十。
②
《清史稿・戴震传》。
③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段玉载《戴东原先生年谱》三十三岁条。
④
《碑传集》卷五十。
①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风所披，遍于南北，赢得众人的承认与推崇，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种现象
的形成，除了他个人方面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学术积极地适应
了乾嘉学派的发展趋势。
惠栋潜心研治《易》学，以此为标志，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惠栋也
成为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惠氏之学虽然笃信汉学、唯古是信，但
毕竟首次打出汉学旗帜。戴震比惠栋小 ２７ 岁。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
戴震由京城南下，途经扬州，遇到正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处作幕僚的惠栋。
这次会晤，对戴震的治学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他赞扬惠学说：“先生之学，
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
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求，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
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③在这里对惠栋复原
汉学的努力和成就给予肯定，他进一步融惠学为己有，在继承惠栋以训诂治
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
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
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①训诂考证的目的在于读懂古经，而遍晓古经的目的在
于理解前人所讲的义理。戴震把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考究以及讲求义理相
结合，把乾嘉考据引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对于惠栋学术，他作了创造性的解
释：
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
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
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②。
戴震反复申讲故训、理义的关系，表明的是他对于治学的进一步的看法。从
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到戴震的“故训明则古
经明”，旁及王念孙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反映了乾嘉学者训
诂治经的继承、发展过程。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和梁启超据此提出乾嘉学派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
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之分，并长期得到学界认同，几成定论。但是从乾嘉
学术的演进过程考察，这种说法既不能科学地反映乾嘉学术的发展轨迹，也
难以概括乾嘉学术的整体和全貌。最近已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颇有见地。
仅就戴震学术而言，之所以在乾嘉时代大行于世，成为领军之旅，就在于继
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在总体上呈现的学术传统。惠学与戴学是递进式的发展
关系，而不是对立式的学派关系。戴震对乾嘉学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通过
对诸经的训诂，去探求六经所蕴含的义理，即通经以明道。正如戴震所言：
“定宇求古，吾求是”③。因此，戴震认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直到他
临终前才最后定稿的，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为主的《孟子字义疏证》。

２．戴震的哲学观点

③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①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②
《题惠定宇行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③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古经解勾沉序》。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阐述的哲学基本观点认为，道指阴阳气化，
即物质的运动、变化；理指气化过程中的条理，也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气
则是万物的本原。他说：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
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①。
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而道、
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
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②。
“道”和“理”都离不开气，气才是世界本原。戴震所说的阴阳二气和五行
的运动变化就是道的实际内容，表现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的
思想内容。
戴震指出，程朱关于“理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把“理”说成是“气”
的主宰，这是背离《易》的原意的。他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不是精神和物
质的区别，而是同一物质性的气的不同形态。形而上指的是气化流行尚处浑
沌未分状态，形而下指的是由于阴阳气化而产生了人和物以后的状态。这种
解释进一步论证了只有气才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并成为批判程朱学派“理气
之辨”的重要依据。
戴震进一步认为，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是有条理的。“一阴一阳，其生
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①“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苛失，则生生之道绝。”
②
气化之所以能连续不已，是因为有条理，如果没有条理，运动变化就不能进
行下去了。这是对客观世界运动和规律的内在联系的精辟见解。
戴震还深入论证了气在理先、理寓于事物之中的道理。他认为，理就是
气化过程中的条理，是事物中的公理。由于气化流行分化的不同，由于阴阳
五行“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③，
也由于其分而有不齐，事物都是具体存在而各不相同的，形成了天地间事物
千差万别、每一具体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的状况，所以他
强调必须仔细考察事物的具体规律——分理。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
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④又说：“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
“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⑤总之，理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
殊本质、特殊规律，具体事物的规律就是理。戴震强调理是不同事物的特殊
本质和特殊规律，直接与程朱学派所谓“万物一理”相对立。“分理”理论
的提出，是批判程朱理学的“理”在理论上的突破。
戴震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渊源和神学本质。他比较了程朱理学和
老庄、佛教的本体论，指出《庄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神识”
作为万物的本质和宇宙的本体，程朱学派的理，正是由此转化而来。老、庄、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②
《绪言》上。
①
《原善》上。
②
《原善》上。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⑤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释氏分形、神二本，“以神为气之主宰，”程朱分理、气为二本，“以理为
气之主宰”。程朱的“理能生气”，即老子的“神能生气”，“宋儒仅改其
指神识者以指理，而余无所改”①。这种对比式的揭露显得十分深刻，使人认
清程朱理学的“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宗教神的改装，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３．“血气心知”的认识论

程朱理学从“理在气先”的观点出发，在认识论上，主张“得于天而具
于心”，意思是，上天本来已经把真理放置在人们的心里，只是有些人不能
自觉地认识它，这是因为“为私欲所蔽”而不能显露出来，人们只要“冥心
求理，”就会“复其初”，认识到上天早已给予的真理。
戴震在认识论上的观点与程朱学派的观点相反，他提出了“血气心知”
的认识论。
戴震认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人的血气心知来自于阴阳五行。人从阴阳
五行的“气化流行”中分得一份，是物质的形体“血气”，敌人的认识作用
是以人的生理机能为基础的。他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
掌握自然规律，而动物只能适应自然。“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
人能进于神明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
然也。”②
人是如何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呢？戴震认为是通过人的感官产生感觉，进
而“心通其则”，通过思考和分析，进而认识事物的规律。声、色、臭、味
都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
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
目鼻口。”①人的感官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客观世界这众多的客观现象，而人
的感觉是外界客观事物直接作用的结果：“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
能臭也，口之能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②感官之外的心是主宰感官的，
心可起到神明的作用，是感官的主宰者。味、声、色和理义都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在感觉和心中，却能为人的感觉和心所辨别。从而说明了人的认识不是
“得于天而具于心”，批判了朱熹的“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和陆王“心即理”
的先验论。
戴震又进一步批判了程朱的“无欲则无蔽”、心中的真理是“为私欲所
蔽”而不能显露出来的观点。程朱此说，以为只要去尽人欲，“冥心求理”，
便可以“复其初”，不用学便可得理。戴震认为“无欲则无蔽”之说，同老
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释氏的“常惺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他说：
“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
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
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③因此，不能“因私而咎欲”，也不能“因蔽而咎

①
《文集・答彭进士允初书》。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②
《原善》中。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知”④。“私”和“蔽”是两回事，“私”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蔽”属于认
识论范畴。道德上的“不善”，不是由于有情欲，而是因为情欲有私；知识
的不正确，是因为“心知”有蔽隔，因此才未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他由此认
为，人不可能无蔽，有的只是蔽深与蔽浅的问题；有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有蔽而自智，视自己的意见为理去害斯民。所以，“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
如学”①。
戴震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大，“智愚之
甚远者盖鲜”②，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使人由不知到知，由知不多到知更多。
人的认识既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也是一个由蒙昧到圣智的扩充
过程。他说：“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
以重问学，贵扩充。”③经过问学、慎思、明辨、笃行，不断理解和消化所学
到的知识，就可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④。
戴震的认识论存在着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是一种直观的、消极的、被动
的反映论。他把人的认识能力比作一种火光，人对事物的认识，仿佛火光照
物，光有大小明暗的区别，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有深浅粗精的不同，由此神化
“圣人”，以为只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的圣人才能没有错误地察照万
物，“愚者”光小，资质愚昧，方需要学习。他还贬低知行关系中行的意义，
说“重行不重知，非圣学也”。⑤他以人们的主观认识的一致作为真理标准，
即把“心之所同然”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也是错误的。

４．对理学的批判

人性的善恶问题、理欲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有争论的问题。
戴震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性是善的，“理”、“欲”是统一的。他对程朱
的“理欲之辨”进行了猛烈抨击，无情鞭挞。戴震是当时反对程朱理学和统
治者“以理杀人”本质的最激进的代表。
戴震明确地指出：“宋以来儒者……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
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
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①他由此认为，人都有喜怒哀乐、怀
生畏死之情，都有对饮食男女的需要，都有求生存、平等的欲望。这些都是
人的自然的情欲，是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反映在人性方面的实在内容。人
类“有欲而后有为”②，人欲对人类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戴震对于人性情欲的肯定，是与其“血气心知”的认识论一致的。他总
结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③“欲”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①
《原善》。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⑤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是人对声色臭味的要求，“情”是人的喜怒哀乐的表现，“知”是人辨别是
非美丑的能力。 “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
④
欲是性之欲，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是人所共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欲
望和要求，人也就不存在了。戴震论证的“欲”是人的本性，是饮食男女和
生养之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证明了所谓“气质之性”并不是产
生罪恶的渊薮，是合理的和至善的，从而批判了程朱理学把性分为“天命之
性”和“气质之性”，并把“气质之性”说成是产生人欲、产生罪恶根源的
谬论。
关于理与欲的关系，戴震认为是则与物的关系，是自然与必然的关系。
“自然”指的是本来的情况、情欲，“必然”是指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人
的感情欲望是“血气心知之自然”，理是必然。自然与必然并不是截然不同
的两回事，必然是自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理是欲的适应满足和调整，自然
的目标是归于必然，是自然的完成。他所讲的天理是存人欲的天理，是对程
朱理欲观的否定。
戴震进而尖锐地批判了理学的社会作用。他提出：“尊者以理责卑，长
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
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①对于“理”
所造成的巨大而无形的危害提出了控诉和抗议。程朱理学中的“理”，在本
质上“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是以理杀人，其后果比
以法杀人更为严重。戴震所生活的时代是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正极力促使
理学的复兴以加强统治，戴震却直言控诉了程朱理学的危害，深刻揭露了程
朱理学的社会本质，这是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是难能可贵的。从其种意义上
说，自明代以来特别提倡的理学，已经被明中叶以至清初的有识之士所揭露
和批判，戴震揭示了“以理杀人”的哲学根源，是对理学的终结，其深度是
前无古人的。
戴震还同时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的观点。他说要
使天下太平，就必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以情絜情”、“情得其平”，
要“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与民同乐”，“民富国强”。
戴震的哲学思想尽管并不完善，并且在当时也不被人所重视，但由于他
没有株守博物考订、训诂名物，而是勇敢地继承了王夫之等人的观点，指名
道姓地批判程朱理学，使他的思想独具自己的特点并超越了前人以及同时代
人，取得了比同时代学者更为丰富的学术成就。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三）汪中、洪亮吉的学术和思想

１．汪中的学术思想

汪中（１７４４—１７９４ 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汪中 ７ 岁丧
父，母亲携他乞食，家中无地无宅，过着“短衣曳地学周旋，历历门庭记行
迹”①的生活。稍长，在书肆作书佣，得以“借阅经史百家，于是博综典籍，
谙究儒墨”②。２１ 岁中了秀才，又屡困乡试。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 年）被选
为拔贡生，时年 ３４ 岁。随着他学问名气的增长，他愈发厌恶科考，遂绝意仕
途，“自立学术”，以明经终。
汪中一生的生活都很困苦，主要靠做幕宾、卖文及校书来过活，常年往
来于大江南北、浙水东西，这也使他交往了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
程瑶田、王念孙、凌廷堪、孙星衍、毕沅、刘台拱、章学诚等人。其中王念
孙与刘台拱当属汪中的莫逆之交。王念孙在为汪中的《述学》作的序中写道：
“余与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学相砥砺，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
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维。余拙于文词，而容甫泊雅之才，跨越近代，
每自愧所学不若容甫之大也。”
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汪中被推荐参加文宗、文澜二阁《四库全书》
的校勘工作，历时 ４ 年，后因心脏病猝发，年仅 ５１ 岁即过早谢世于杭州校书
处。
在学术上，汪中自称继承的是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他说：“中少日
问学，实和淑诸顾宁人处士。” ①“服膺顾处士炎武为经世之学。既因羸病不
为世用，辄思著书以发挥所业。”②顾炎武与汪中是同乡，有了这一层关系，
汪中自然对顾的学术格外重视，倾慕服膺顾炎武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更重要
的是，汪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并继承了顾炎武学以致用的思想内涵。汪中为
学非常强调“用世”，他说：
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
之事，皆博问而切责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
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
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独学之忧……因此，他
治学的特点是考据惟实、箴砭俗学。
汪中的著述，有《述学》、《广陵通典》、《孤儿篇》、《从政录》、
《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国语校
文》、《丧服答问纪实》、《遗诗》等。其中，《述学》是其代表作，为后
世所推重。
汪中的研究范围十分广博，最突出的是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他对
先秦诸子中的荀、墨二家用力最勤。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汪中幕居南
京，在与安徽歙县的著名学者程瑶田的交往中，了解了戴震学术的基本内容，

①
《遗诗》。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①
《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
②
《广陵通典・跋》。
③
《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
 于是接踵戴震对荀子学说的表彰，治戴学而及于《荀子》，著有《荀卿子通
论》、《荀卿子年表》，使《荀子》之学逐渐在清代成为显学。汪中又由荀
学而及于墨子，再开研究墨子之风，他也成为子学名家。
荀学在清初被傅山所重视，他著有《荀子评注》、《荀子校改》，认为
“《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
之一端焉”。①汪中进而把荀子推崇为孔子的真传者。他说：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功于诸经。……自七十之徒既殁，汉诸
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
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②。
从唐宋迄明清，儒家的道统说，一贯是尧舞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③。汪中对此大胆地加以修正，认为先秦儒家道统，是周公传给
孔子，孔子“述而不作”，荀子继承之。这种以孔、荀之学代替孔、孟之学
的翻案，本身就是对正宗道统说的异议。汪中指出，孔子作为“鲁之儒”，
讲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后儒没有很好地对此加以理解
和继承，歪曲了孔子的六艺之学，荀子是真正的继承者。荀子之后，当推西
汉时期的贾谊。汪中认为贾谊和荀子间有着学术的渊源关系。这样，汪中所
修正的道统说，就变成了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贾谊行之。
先秦时期，儒墨同称显学。西汉定儒学为一尊，墨学走向衰微。魏晋时
期，已经几成绝学。宋明时期，孟子以“亚圣”高居孔子之侧、庙堂之上，
由于战国时代孟子就已抵斥杨朱和墨子，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其时更视墨学为异端邪说。《荀子》被黜，则是宋代理学勃兴以后的
事。
汪中对先秦子学的研究，承清初诸儒的阐幽发微，本着力求恢复历史原
貌的求实存真的精神，终于还原了先秦时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汪中认为：“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
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
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学皆有之。”①这段话表明了先秦诸子
“各择一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百家争鸣局面。“自宋以后，
学者劳于师心，逸于考古。虽在策略，不窥寻是，以具为说之。”②宋明理学
家“劳于师心”，已经完全背离了先秦儒家六艺之学的传统。汪中指出：“在
九流之中，唯儒足与之（指墨家）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③先秦诸子之
中，唯有墨、儒两家可以相互抗衡，是最具影响的两个学派，而墨家的影响
还在儒家之上。
汪中在评价墨家时写道：
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
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相反
而相成也。若未《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

①
傅山：《荀子评注》。
②
《述学・荀卿子通论》。
③
韩愈：《原道》。
①
《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②
《述学・墨子耕柱篇注》。
③
《述学・墨子序》。
 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蓄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
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教其亲，而谓
之无父，斯已过矣④。
对墨家作了比较客观的肯定性评价，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就会有很大差异。汪
中进一步以为墨家意在救世，他说：
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
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
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①。
汪中驳斥了孟子以“无父”之说歪曲墨子的做法，批评了后儒出于无知
而攻击墨家的举动：“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众口交
攻，抑又甚焉。”②至于儒墨相争，汪中认为：“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
虽然，自儒者之言，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
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迫，其操术不同，而
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敌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
学也，归于不相谋而已矣。” ③诸子百家间的学术相争在于观点不同，“不相
谋而已矣”。这种议论，与当时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汪中确实道人所不敢
道，也道人所不能道，这既需要勇气和胆量，也需要学术见识。
汪中墨子研究所贯穿洋溢着的批判精神和叛逆性格，当然不能见容于
世。著名学者章学诚与汪中交恶，在对待儒学和墨学上的观点的不一致，应
当是众多原因中的主要原因。一个要维护传统的名教观，一个则公然蔑视儒
家经典，直弄到“竟欲持刀抵舌锋”④的地步。内阁学士翁方纲也猛烈抨击汪
中，称“墨者汪中”为“名教之罪人”，主张褫革他的秀才身份。汪中面对
压力并未屈服，他说：“欲摧我以胜，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适足以
发吾之激昂耳。”①
同陈确一样，汪中也怀疑《大学》的经典性，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
门的“支流余裔”，非孔学真传，只是由于“宋世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
深，遂以被加诸孔子”②。
在先秦子学的研究中，汪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在《老
子考异》中，指出老子、老聃、老莱子三人“不相蒙”也，《道德经》的作
者应是孔子之后的老子。他还认为，《庄子》“寓言十九”，不能当作历史
证据来看待。《吕氏春秋》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这些观点对于先秦诸子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汪中的批判精神也反映在他的社会思想方面。他反对泥古不化、言必称
三代，指出三代之道“不宜于今”，“前世大儒，立义有误”。他举例说：
“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

④
《述学・墨子序》。
①
《述学・墨子序》。
②
《述学・墨子序》。
③
《述学・墨子序》。
④
洪亮吉：《续怀人诗十二道・章进士学诚》，《卷施阁诗集》卷十五。
①
《述学・与刘端临书》。
②
《述学・大学平义》。
 秋》已然）而书存（孔门）。”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可一
味用古行事，宋儒的错误在于不知“古之道不宜于今”。④
他还特别反对礼教束缚下的所谓“妇道”和“节烈”。建议男女“其有
三十不取，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也。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
民，使及时嫁子取妇也”⑤。对于当时“一女不嫁二夫”以及守节、殉节的陋
习陈规，他说：“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
非礼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虽然父子之亲，君臣之义，
夫妇之恩，不可解于心过而为之。死君子犹哀也，苟未尝以身事之，而以身
殉之则不仁矣。”①守节、殉节不仅毫无道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女子
未有以身许人之道”（同上），她们应当有自己的人格，也应当有自己的人
身自由，这才是真正的“礼”。“以死伤生”是“不仁”，也是不人道的。
这样，对宋明理学家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一系列陈腐的、扼杀
人性的教条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汪中由此引申出他的“婚姻之道可以观政”
的观点。夫妻关系之间的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婚姻制度、婚姻状
况则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标志。
汪中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在乾隆中后期，与戴、章成三峰鼎
峙之势。他“箴砭俗学”的社会批判思想也独具特色。阮元评价他有“凌轹
时辈”的风格。正因如此，汪中的言论和观点，引起时人的强烈不满。卢文
弨说：“众畏其口，誓欲杀之，终老田间，得与祸辞。”②汪中的性格“野性
难驯”，“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他理直气壮地说：
“吾所骂者，皆非不知古今者，唯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
之哉。”③也有一批学者，如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毕沅等，均
“极口推崇”（阮元语）汪中的学术。汪中中年早逝，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完
善自己的体系，他的代表作《述学》原计划撰写百卷，实际也仅完成几卷，
以至在学术上没有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２．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

洪亮吉（１７４６—１８０９ 年），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改号更生
居士。江苏常州阳湖人。家境贫困，以教书为生。曾为安徽学政朱筠和陕西
巡抚毕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考取进士，时年 ４５ 岁。授职翰林
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又当过一任贵州学政，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任高
宗实录纂修官。同年以翰林身份上书成亲王转呈嘉庆皇帝， “反复极陈时政”，
抨击朝廷弊政，几乎被处斩，后被遣戍新疆伊犁。嘉庆六年遇赦回原籍，从
此专事著述、游历，不再出仕。
洪亮吉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公羊谷梁古义》、《左传诂》、《三
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汉魏晋音》、《通经

③
《述学・春秋述义》。
④
《述学・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
⑤
《述学・释媒氏文》。
①
《述学・女子许嫁而婿死及守志议》。
②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
③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传》。
 表》及一些诗文集。反映他哲学思想的著作《意言》，写成于乾隆五十八年
（１７９３ 年）。他的著作汇编为《洪北江全集》。
《意言》由 ２０ 篇短文组成（收入《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其中的《天
地》、《鬼神》、《祸福》诸篇反映了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
对于神鬼迷信的产生，洪亮吉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说：“鬼神之说，上
古无有。上古之所谓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谓鬼者，高
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谓之鬼神者。”①古时人们所讲的神，是
指那些治理山川社稷有突出成绩的杰出历史人物，人们所说的鬼，是对祖先
的怀念与崇拜。《淮南子・汜论训》有：“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
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很明显，洪亮吉关于鬼神产生的比较理性的推论，是继承了《淮南子》中的
相同观点。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家的动乱才开始有神鬼迷信之说，
如杜伯为鬼，射周宣王；赵先为鬼，杀晋厉公；还有天神降萃，河神崇楚等
说法。但这些是怪而不是神鬼。“聪明正直之谓神，岂有天神与人接谈，河
人而崇人以求食者乎。”①洪亮吉在这里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鬼神之说是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神学目的论把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解释为是由神
安排的，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洪亮吉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说：“水之气蒸而
为鱼，林之气蒸而为鸟，原隰之气蒸而为虫蛇百兽。”②自然界中的鱼鸟虫蛇、
飞禽走兽，都是气化流行的产物。宇宙间万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自然而然，
没有任何目的的。如果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存在着神的意旨和
目的的话，那么百兽都应乐于为人所食，尽其为人所食的本分。而事实上人
类捕杀蛟鳄，蛟鳄也可伤害人类；人类捕杀熊罴，熊罴也可伤害人类。这就
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若果云天为人而生，则水之中有龟鳖，不宜有蛟
鳄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貒貉，不宜有熊罴矣；原隰之中有糜鹿野兽，不宜有
虎豹矣。”③至于牛羊鸡犬之类家畜，人要宰杀它们，它们也要反抗，“推而
言之，植物无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谓物之性乐为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④
所以，洪亮吉总结说：
一言断之曰，不过恃强弱之势，众寡之形耳。蛟鳄之力胜人则杀人，
人之力胜蛟鳄，则杀蛟鳄；熊罴虎豹之势众于人，则杀人，人之势众于
熊罴虎豹，则杀熊罴虎豹⑤。
自然界的真实存在不是上帝的统一意志，而是弱肉强食的原则。
神学迷信还认为神能够惩恶赏善，所谓“天不言，以形与事示之而已”①。
譬如“雷诛不孝”，“雷诛隐恶，刑罚之所不到者，雷则取而诛之”②。洪亮
吉认为：

①
《意言・鬼神》。
①
《意言・鬼神》。
②
《意言・百物》。
③
《意言・百物》。
④
《意言・百物》。
⑤
《意言・百物》。
①
《意言・祸福》。
②
《意言・祸福》。
 夫古来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顿，未闻雷能殛之也。雷所击者，皆
下愚无知之人。下愚无知之人，即不孝，雷应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顿
而不能恕下愚无知之人，岂雷亦畏强而击弱乎。畏强而击弱，尚得谓雷
乎③。
对于人死为鬼，鬼能祸福于人的说法，洪亮吉继承了王充“阴阳之气，
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④的观点，认为天地生人是气的偶然聚合，
人死则是气的自然散逸，人死为鬼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洪亮吉分析说：“天苟有神，则应肖天之圆以为形；地苟有神，则亦应
规地之方以为状”⑤。果真有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也应有天地之神。天神
应该有天的形状，地神应该有地的形状。然而，“今世所传天神地祗之形，
则皆与人等，是则天地能造物之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学人之形，有理
乎？”⑥具体说，“华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轩举，使皆有神，
则华山之神亦应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应亦模岑崿轩举之状，皆不得学
人之形以为形也。”可传说中的华山或泰山之形均为人形，而非其本山之形。
所以，“是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即生于林林总总之心而已”。人死后“归
精气于天，归形质于地”，也不会复原形象，“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即生于
子孙之心而已”⑦。这一番议论，把鬼神的产生总结为出于人心所致，是人的
心理意识的活动结果，在无神论的论证方面是一个突破。
宿命论也是有神论的重要内容。佛、道的轮回果报说和儒家的“生死有
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都在社会上十分流行。洪亮吉否定说：“人之生，
修短穷达有命乎？曰，无有也。”他的理由是：
夫人身内之虮虱，有未成而遭杀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杀者矣，有不
遭杀而自生自灭于缘督纤缝衽之中者矣，又有汤沐具而死者矣，有瀚濯
多而死者矣。如谓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则虮虱之命又将谁司之乎？人
不能一一司虮虱之命，则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虮虱无命，人
安得有命①？
人生虮虱，天地生人，由此类比，人不司虮虱之命，天地也不司人之命。否
定命定论，有其进步意义。不足的是，洪亮吉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人不同于
自然物的特殊性。二程曾用命定论观点解释秦将白起坑杀赵卒 ４０ 万人，认为
这 ４０ 万人都是“命当如此”。洪亮吉的观点则趋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某人索
性把生有虮虱的衣服投入火中，虮虱被烧死全出于偶然，说明人生的遭遇完
全受偶然性的支配，这也是不正确的。任何事情变得不可知，人在历史面前
如同虮虱，只能完全听任偶然性的摆布，就陷入了同命定论一样的“听天由
命”的神秘主义。因为排斥必然性的绝对的偶然性，正如同排斥偶然性的绝
对的必然性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宿命论。他还承认“神道设教”的必要性，
认为：“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说拘之，则嚣然妄作矣。亦犹至愚之人不以
轮回果报之说怵之，则为恶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

③
《意言・祸福》。
④
王充：《论衡・论死》。
⑤
《意言・天地》。
⑥
《意言・天地》。
⑦
《意言・天地》。
①
《意言・命理》。
 圣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犹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轮回果报，亦释氏为下等人说法
之苦心也，亦即释氏所恃以不废之一术也。”①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妥
协了。
对于生命的生与死的问题，洪亮吉作了接近符合自然科学的解释。他说：
“世无仙，世亦无长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长，由人气禀有强弱所致也。”
②
所谓服药养气可以长生之说是不可能的。“夫古之通养生之术、明服食之方
者，莫如轩辕，轩辕之寿，至尧舜时已不存。保啬神气，调和性情，莫如荣
启期、■犊子，荣启期、■犊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③生与死是生命的自然
规律，有生必有死，是任何人也无法避免的。他认为：
人即精神至强，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
化之候，而强其如少年之时之举动焉，不能也；即或强其举动，而其疲
惫亦有不可胜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
皆理之常也④。
洪亮吉的社会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人口问题上。乾嘉时期人口急剧增长，
而生产发展迟缓。洪亮吉看到了这个现实，指出：“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
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五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
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⑤，人口成倍增长而生产发展缓慢，必然
导致社会危机。他认为首先是由于人多地少，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
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①其次是过剩人口的增多，造成恶性循环。“户
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
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②此外，吏治腐败、
贪污成风、赋役繁重等问题也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洪亮吉计算人口增长的方法是：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取妇后，
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
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
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
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
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
必不敷矣③。
这样推算，基本符合历史实际。而这种实际情况，则是“治平”时代潜藏的
严重危机。洪亮吉在 １８ 世纪末提出了这个问题，是颇有先见卓识的。只是他
仅停留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阶段，不敢触动传统的伦理观念，没有能提出节制
人口增殖的具体方案。

①
《意言・命理》。
②
《意言・夭寿》。
③
《意言・夭寿》。
④
《意言・仙人》。
⑤
《意言・治平》。
①
《意言・治平》。
②
《意言・生计》。
③
《意言・治平》。
 （四）焦循、阮元的学术和思想

１．焦循广博的学识及思想观点

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 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
人。焦循祖上三代研究《易学》，他受此影响，立志一生以著述为业。嘉庆
六年（１８０１ 年）中举人，时年 ３９ 岁，次年入都应礼部会试，遭落第，自此
绝意科场，返回家乡，筑“雕菰楼”为读书钻研之所，足迹不入城市近 ２０
年。
焦循以“江南名士”而著称大江南北。“先辈中如钱辛楣、王西庄、程
易田诸先生皆推进之”①。他精于《易》学、数学，对于天文地理、音韵训诂、
史学方志、性理词章、医药博物、生物建筑，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被阮元
誉为“通儒”。在乾嘉学界人才倍出、群星璀璨之时，仅有钱大昕和焦循有
此称呼殊荣，可见他们在学术界的盛名。
焦循一生著作宏富，卷帙多达 ３００ 卷。在经学方面，主要有《易学三书》
（《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易话》、《易广记》、《注
易日记》、《孟子正义》、《六经补疏》、《论语通释》等；在天文历算方
面，主要有《里堂学算记》；在医学方面，有《李翁医记》、《医说》、《种
痘医书》、《沙疹吾验篇》等；在地理学方面，有《禹贡郑注释》、《毛诗
地理释》等；在生物学方面，有《毛诗鸟兽草木鱼虫释》；在文学方面，有
《剧说》、《雕菰楼词话》等；在方志方面，有《扬州府志》、《邗记》、
《北湖小志》等。还有《雕菰集》、《里堂札记》、《里堂家训》、《忆志》、
《八五偶谈》、《易余集》等。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
《孟子正义》最有成就。
焦循的一生不曾为官，游历也有限，一生中大约仅去过南京、苏州、北
京，应他妻子的族弟阮元之邀，去过山东、浙江，其余时间便是在家乡从事
著述。但所到之处十分注意与当时的著名学者交往。他与钱大昕、段玉裁、
王引之、阮元、汪莱、李锐、凌廷堪等来往密切，以各种方式相互切磋学习
心得。譬如，他同李锐、汪莱、凌廷堪经常讨论天文算学方面的问题，李、
汪、凌是他的“论天三友”。阮元说：焦循“与吴县李君尚之、歙县汪君孝
婴，商论算学，是时李仁卿秦道古之书，两君未之见也。乙卯，君（指焦循）
在元（指阮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二书，急寄尚之，尚
之为之疏通证明，君又得秦氏所为数学大略，因撰《天元一释》二卷、《开
方通释》一卷。”①焦循的研究成果，是与李锐、汪莱共同研究的成果。《雕
菰集》卷 １３、卷 １４ 收集的焦循与友人的众多通信反映了他与友人进行学术
讨论的情况。他的学术研究在博采众家之长、会通中西学术的基础上取得了
卓越的成就。
焦循的治学途径，是由数学而《易》学，并由此发挥其哲学思想。他的
数学研究，为他在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他
跻身于乾嘉第一流学者的行列。焦循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他的数理
研究、《易》学研究及人性学说。

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研经室二集》卷四。
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研经室二集》卷四。
 数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经学的附庸，经师兼治数学，成为传统。焦循也
是如此。从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 年）起，他开始钻研清代大师梅文鼎、戴震
的著作，致力于中西贯通的科学意义上的数学成就的表彰。在 １０ 余年的时间
里，他先后精研了古代科学名著刘徽注《九章算术》、李冶著《测圆海镜》、
《益古演段》和秦九韶著《数学九章》等，再参考戴震、钱大昕等人的著述，
撰写了一批数学著作：《释弧》、《释轮》、《释椭》和《加减乘除释》、
《天元一释》等，后收入《里堂学算记》。
《释弧》、《释轮》、《释椭》分别论述了三角八线的产生和球面三角
形的解法、第谷学派天文学中本轮和次轮的几何理论、噶西尼学派天文学中
椭圆的几何理论，主要总结了当时天文学中的数学基础知识，介绍了西方天
文数学家托勒密、第谷、开普勒、噶西尼等人的理论。
为解秦九韶、李冶的天元一术，焦循作《天元一释》、《开方通释》，
进一步阐释了中国 １３ 世纪的两位数学家的高次方程式的解法。
《加减乘除释》用甲乙、丙丁、子丑为符号，用归纳法找出其规则性，
改变中国古代算术用实例说明定律的作法，试图把中国古代数学引向公理
化、通则化。他说：
循谓，唯算亦然。……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乎立法之先。理者何？
加减乘除之错综变化也。而四者之杂于《九章》，不啻六节之声杂于各
部。故同一今有之术，用于衰分，复用于粟米；同一齐同之术，用于方
田，复用于均输；同一弦矢之术，用于勾股，复用于少广。……踵其后
者，又截粟米为贵贱衰分，移均输为借差互征。名目既繁，本原益晦。
盖《九章》不能尽加减乘除之用，而加减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穷①。
很显然，他从中西算学中得到了逻辑思维训练。他的努力，使中国数学的研
究，在方法上前进了一步。阮元评价说：
天文算学，至今日而大备。而谈西学者，辄底古法为粗疏不足道。
于是中西两家遂多异同之论。……里堂会同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
见。……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轮，与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为椭圆与否，
则存而不论。……今里堂之说算，不屑屑举夫数，而数之精意无不包，
简而不遗，典而有则，所谓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者，非耶①。
焦循的哲学观点，反映在他的数学研究中，这就是“名起于立法之后，
理存于立法之先”。“立法”在这里指数学中的法则、法规，由此而产生发
现的定义和概念，就是名；这些法则和规律则早已在天地间存在着。焦循区
别了客观存在的“理”，以及被人们所认识了的“理”，即他所说的“名”，
这是有道理的。他进而用数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其他事物。他说：“名主其形，
理主其数。”②意思是说，“名”可以把握有形状的东西，“理”可以指数量
的关系。他举例说：
勾股者，生于形者也，形复生形，而非数无以叹。则加减乘除又为
勾股之所用也。……悉诸加减乘除之理，自可识方圆幂积之妙③。
勾股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这种形状复杂化时，就须用“数”来计算，理

①
《加减乘除释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①
《里堂学算记・序》，《研经室三集》卷五。
②
《加减乘除释》卷三。
③
《加减乘除释》卷三。
 支配着这种计算。因此，他认为只要掌握了理，就可以认识数，并驾驭形，
从而了解物质世界。这种观点，把事物的数量形式片面性地夸大。客观世界
的一切不应该被认定是纯粹的数量关系。
焦循的《易》学研究，也是以其研究数学的方式为基本方法。他称这种
数量关系为“比例”，说“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即
得出《易》中卦爻变化的三条根本原则：旁通、相错、时行。他说：
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此
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七政
恒星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经纬；山泽水火错综不齐，而不
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化。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
测之，《易》亦以渐明。……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
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①。
他认为有了旁通、相错和时行这三条原则，就可以推求《易》中六十四卦以
及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认识客观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王引之评论焦循
《易》学时说：“凿破混沌，扫除云雾，一一推求，至精至实。要其法，则
‘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②焦循用“比
例”法治《易》学，忽略了自然哲学和人生伦理的含义，但是从方法论的角
度讲，他敢于突出传统传注的范围，从参伍错综中分类归纳，得出通则，再
以此通则演绎其他实例，不借助传注和他家评说，完全从本经中推求，这是
一种创造性的方法。
焦循的《易》学研究还贯穿着“变通”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义在变通”
是治《易》的宗旨。他提出的旁通、相错、时行三个概念，在根本上都是用
来讲变。他的人性学说，一方面结合于他的变通的哲学观点，一方面继承于
戴震，他说：
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
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乎能变通，
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③。
他用变通来解释人性、解释人与物的区别以及最高伦理范畴仁和义。
戴震认为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而不是什么天理。焦循继承了戴震的
观点，他说：
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
女，人与物同之。当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则男女无别也；茹毛饮
血，不知火化，则饮食无节也。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
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
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以饮食男女言性，
而人之性善不待烦言自解也。禽兽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恶。人之性可引而
善亦可引而恶。惟其可引，固性善也①。
这里，焦循首先指出人性无非食色而已，并非神秘莫测。然而人性中之所以

①
《易图略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②
《与焦理堂书》，《王文简公文集》卷四。
③
《孟子正义・告子上》。
①
《性善解》一，《雕菰楼集》卷九。
 有善恶问题，原因在于能知。“性何以善？能知，故善。”②强调人能知，所
以人性是善的。他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的特性，人能知，所以通过
后天的教育和努力，才可以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吸收
了孟子的观点，认为：“非性善无以施其数，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教，即
荀子所谓‘伪’也，‘为’也。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③把“教”当
作实现人性善的必要条件。
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变通观点，焦循认为人性的变化有共同性，“以己之
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此为“情通”。他肯定了人所具有
的情欲，但主张用人的智慧去调节，使之处于一种合理的状态，这就是通变
（变通）。另一方面，他认为满足欲望的原则乃是仁义礼智。他说：“孟子
道性善，谓人之性皆善，禽兽之性则不善也。禽兽之性不善，故无此四者，
禽兽无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为人之心，无论贤愚皆有之矣。”①人既
能知，就知有仁义礼智，才为性善。这样，焦循结合于变通观点的人性学说，
既承认戴震从人欲出发的原则，也承认理学家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结论，
把三者巧妙地调合在一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焦循在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方面，也主张贯通。
对于学术思想史上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思想，他在《论语通释》
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圣人一
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
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彼而不知此。”即“异端”只是片面地“执其一端”，
“凡后世九流二氏之说，汉魏南北径师门户之争、宋元明朱陆阳明之学”，
都是“自小其道，近于异端”。由此，他反对仇视异端的传统成见，“此以
异己者为非，彼亦以异己者为非”，互相功讦，各执一理，“未有不成其害
者”。存异并不是坏事，不同的学派之间应当“彼此切磋摩错”，“舍短取
长”，做到“相观而善”。
焦循的后半生，大抵生活在嘉庆年间。呈鼎盛之势的乾嘉学派，其汉学
考据一味复古的弊端已开始明显化，乾嘉考据由盛趋向衰微的端倪亦已显
露。作为一代“通儒”的焦循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指出：“近
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
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为此甚。”②身为汉学营垒中的主力而批
评一己学派的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他认为乾嘉汉学
“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后扞格
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①乾嘉汉学自惠栋开启的唯汉是尊、
唯汉是信的考据之风，已经为乾嘉学派埋下了一种危机的因素。焦循的“唯
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对于当时汉学家治经专事还原
汉儒而摒绝唐宋元明，他也提出了质疑。指出：
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仅犯诸目，则唐
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

②
《性善解》三，《雕菰楼集》卷九。
③
《孟子正义・滕文公》上。
①
《性善解》三，《雕菰楼集》卷九。
②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焦氏遗书》附录。
①
《述难》四，《雕菰楼集》卷七。
 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
噫，吾惑矣②。
古代经学从汉唐注疏到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是汉唐
注疏还是宋明义理，对于经学都曾作出过积极地、有意义地研究和努力。这
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历史事实。在乾嘉时期考明古义、表彰汉儒、复兴汉学的
声浪中，学者即使吸取了唐宋以后对经学的有价值的研究成就，仍然遮遮掩
掩，不从实际出发，唯恐与“唯汉是求”的风气相矛盾，这就失之于矫枉过
正了。因此，对汉儒不应该迷信，对唐宋以来的经学研究也不应完全摒绝。
焦循认为：
唯自经论经，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魏晋六朝论魏晋六朝，自
李唐五代论李唐五代，自元论元，自明论明，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
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斯可也③。
这种以客观的、科学的观点对待前人思想遗产的认识，是十分有价值的，虽
然焦循本人尚未能打破对先圣、先王之道和儒家经典本身的迷信，他在当时
把问题认识到了此种程度，已经难能可贵了。
焦循还批评了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的作法。他说：
本朝经学兴盛，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
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
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
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
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①。
他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治经方法，“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
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
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②简单说，“证之以实”意思是学求其是，“运
之于虚”意思是贵在会通。
焦循对乾嘉汉学的批判性总结，指出了盲目尊信汉儒经说的积弊，同时
也标志着汉学鼎盛局面的结束。会通汉宋以开创新的学术局面，已成为历史
的必然。

２．阮元对乾嘉学术的总结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死后赐谥“文
达”，后人亦称其为文达先生。他 ２５ 岁时考中进士，旋为翰林院庶吉士。２７
岁时，大考得中第一名，从此宦途顺畅，步步高升。从詹事府詹事，入直南
书房，后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升内阁学士。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充经
筵讲官，兼浙江巡抚。以后相继历任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
总督、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成为清廷特别倚重的南方大僚。道光十八
年（１８３８ 年），以大学士致仕。
阮元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嘉、道年间，内容是对乾嘉汉学的学术和思想

②
《述难》四，《雕菰搂集》卷七。
③
《里堂家训》下。
①
《与孤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②
《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作了总结，成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①，是乾嘉学派终结的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最后一位汉学大师。
阮元对经学很有研究，加上他显赫的官僚身份，使他在组织讲学和编纂
反映乾嘉学者研究成果的巨型著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清史稿・阮元传》
评价他说：
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肆业；在粤立学海堂
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
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
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
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
《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
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
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②。
简要地反映了阮元的成就及影响。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在杭州“以昔日修书之屋
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③舍中供奉许
慎、郑玄，邀请著名学者王昶、孙星衍主讲，内容包括十三经、三史、小学、
天文、地理、算法、词章诸科。培养的人才“登巍科、入馆阁、致身通显及
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①被聘先后在诂经精舍讲
学的人达 ９２ 人，被荐举为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拨之士 ６３ 人，嘉庆四年会试中
进士者 ２２ 人，形成了很大声势和影响。
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 年），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又在广州设立学海堂，
并于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在越秀山新建了堂舍，一时引起轰动，两粤名士纷
纷撰文以记其事，称赞学海堂是“儒肆之津梁，学庭之渊薮”。②学海堂为两
广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
汇集和展现了乾嘉学派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他作为乾嘉学派最后一
位汉学大师的地位。
《经籍纂诂》汇集了散见于经传中的浩如烟海的训诂成果。阮元之前的
戴震、朱筠就曾有此设想。钱大昕《经籍纂诂序》：“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
局，实剏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王引之《经籍纂诂序》：
“曩者戴东原庶常、朱笥河学士皆欲纂集传注以示学者，未及成编。”这件
事情最终由阮元完成了。参加编纂此书共有六七十人之多，分总纂、总校、
收掌、分纂、分韵、编韵、复校、刊版复校、补纂等专职负责人。清代汉学
家有关训诂学的著述，主要有段玉裁的《周礼读考》、陈寿祺的《礼记郑读
考》、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等等。阮元集众家之长，将经、
史、子、集旧注以及《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古代字书
的训诂，按音韵编排，几乎尽数搜罗其中。此书的价值，钱大昕评论说：“即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清史稿》卷三六四。
③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②
谭莹：《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学海堂集》初集卷十六。
 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
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焯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衒世，学术
正而士习端，其由是矣。”①王引之评论说：“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
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铃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
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
以知其所以然，而传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训以正之，庶可传古圣贤著书本
旨，且不失吾师纂是书之意。”②这部书既汇集了古代经传注疏的训诂成果，
又吸收了清代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阮元本人的研究心得，把清代训诂
学推向了高峰。
“十三经注疏”合刻自南宋以后开始出现。明清均有刻本，但因辗转翻
刻，讹谬百出。校勘出一部最规范的《十三经注疏》，是当时经学研究的迫
切需要。乾嘉学者普遍用力于校勘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此传统，阮元
在青年时即已发奋校勘《十三经》，他说：“臣幼被治化，肆业诸经，校理
注疏，综核经义，于诸本之异同，见相沿之舛误，每多订正，尚未成书。……
出任外省，复聚汉唐宋石刻暨各宋元版本，选长于校经之士，详加校勘。自
唐以后，单疏分合之不同，明闽附音之有别，皆使异同毕录，得失兼明，成
《十三经校勘记》二百七十卷。”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阮元以家藏的宋十行
本的十一经，以及苏州北宋所刻的《仪礼》、《尔雅》单疏本为底本，对勘
了各种版本，参考了清儒的校勘成果，于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 年）完成了
经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以及《校勘记》的刊刻。阮元对《十三经注释》的
校勘，集古今经传校勘之大成，其《校勘记》仿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对各经注疏源流、得失，版本优劣、真伪，校勘的根据和方法，均一一有所
交待。皮锡瑞认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经学之渊海”①。
在刊刻完成《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后不久，阮元又开始了汇刻《皇
清经解》的工作。唐宋诸家的经学研究成果，已囊括于《十三经注疏》及《校
勘记》中；宋、元、明诸家经解，汇集在康熙时汇刻的《通志堂经解》中；
清初学者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诸家之书已收入《四库全书》。乾嘉以来
汉学大师的经学研究成果，尚未能汇刻成书。道光初年，阮元任两广总督，
建学海堂，为使学者可以备览乾嘉经学研究成果，乃“尽出所藏，选其应刻
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阮元把这一工程托付给他的学生主持，于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 年）刻成《皇清经解》。该书收集了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直
至焦循、江藩以及阮元本人的著作共计 ７４ 家，１８０ 余种，是对乾嘉汉学成果
的大规模汇集。在另一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阮元在汇刻编纂方面结束乾嘉
汉学的主要标志。
阮元在学术领域涉猎广泛，写出了大量有关论著。他的学术研究成果，
主要收集在他的文集《研经室集》中。该文集共分为四集。阮元在《研经室
集自序》中说：其一“则说经之作”；其二“则近于史之作”；其三“则近
于子之作”；其四“则御试之赋及骈体有韵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谓文者”。
后人评论说：

①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②
王引之：《经籍纂诂序》。
③
《恭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折子》，《研经室二集》卷八。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
 乾嘉经学之盛，达官嗜宿提倡之力为多。文达早跻通显，扬历中外，
所至敦崇实学，编刻诸书类多，宏深博奥，挈领提纲；《研经室集》说
经之文，皆诂释精详，宜平为万流所倾仰也②。
此外，阮元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编写了《畴人传》一
书。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一直不被重视。明清时
期，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传入，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十分关注。阮
元对于数理科学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族姐夫焦循在这方面也对他有影响。
《畴人传》在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至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间编写完成。记
录了自黄帝至清代的中国科学家 ２４３ 人，附西洋科学家 ３７ 人，共计 ２８０ 人，
是所见的第一部科学家列传，第一部科学史专著。他自述写这部书的目的：
窃思二千年来，术经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章改宪，虽疏密殊
途，而各有特识。法数具存，皆足以为将来典要。……综算氏大名，纪
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
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①。
阮元强调，《畴人传》的目的在于启发来者，“庶几起其向慕之心”②。全书
以科学为准绳，摈除一切方术迷信之类内容，“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③。
他慨叹“九九之术，俗儒鄙之不讲”的学风，指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
化，儒者之学，斯为大矣”。④在《畴人传》中，阮元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
观点：第一，在科学上，他反对墨守成规，拘守古法。“使不效于今，即合
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⑤第二，肯定了中国古
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成就，指出西方的科学技术并非自古以来就比中国
强。“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⑥第三，认为中国的科
技水平自明末以后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学的空疏学风所造成的。
“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台官步勘天道，疏阔弥甚，于
是西人起而乘之，不得不矫然自异矣。然则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
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①第四，西方与中国一样，科技发展都经历了“由浅
入深，由疏渐密”的过程。“中土推步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
入深，由疏渐密者也。……考西人旧率，即用后汉四分法，是则彼之术，亦
必先疏后密。”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就吸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
优秀成果，这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然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
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③中国要加快
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也必须吸取西方新法之长，“会通中西之术”，“集古
今之长而为之”。在某些方面，阮元的科技思想中反映出一种对西学的虚无

②
《清儒学案・仪征学案》。
①
《畴人传序》。
②
《畴人传・凡例》。
③
《畴人传・凡例》。
④
《畴人传》。
⑤
《畴人传・蔡邕》。
⑥
《畴人传・利玛窦》。
①
《畴人传・利玛窦》。
②
《畴人传・多禄某》。
③
《畴人传・汤若望》。
 主义态度，认为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是一种偏狭的文化观。
阮元对汉学的总结，除了编纂和汇刻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外，还总结了汉
学的学术方法和学风。其基本要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强调以训诂求
义理的重要性。乾嘉汉学注重考据，唯汉是尊。焦循等人已对此提出批评。
阮元是汉学人物，针对乾嘉汉学的弊端，他反复陈述以训诂求义理。他说：
“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④其原因是：“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
明。……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训
诂，况圣贤之道乎。”①其次，认为训诂应以汉人的注疏为准绳。因为“西汉
学行醇实，尚近于春秋列国之时”②。愈到后世，对经书的解释距经书原意愈
远，训诂既为探求古训义理，自然要研究距孔孟最近的汉人的注疏。再次，
在训诂中讲求“实事求是”。这是他在总结乾嘉汉学求实精神之后得出的结
论。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③
阮元是乾嘉学派的终结人物，作为汉学家，他继承了前辈学者的考据方
法，不懈地致力于经学研究。他说：
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空疏之士，高
明之徒，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
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
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阮元
所总结的实事求是之学重申了经学研究的内容：士人读书，应先从读经开始；
研究经学，应先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应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则应
从声音文字开始。这是自顾炎武提出，倡行于乾嘉学者中的考据学的基本原
则。阮元概括的“实事求是”，是对乾嘉汉学在方法论上的总结性结论。同
时，阮元的学术也没有完全局限于汉学之中。乾嘉学派在汉宋之争愈演愈烈
的情况下走向终结，其实汉学并非不讲义理，而宋学在训诂考据方面也有成
就。纵观阮元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专事汉学和贬斥宋学，我们认
为他是乾嘉学派的终结人物，包含着他对于汉学、宋学的全面性总结，反映
了清代学术乃至整个古代学术即将翻毕最后一页的时代特点。龚自珍在总结
了阮元在训诂、校勘、目录、典制、史学、金石、数术、文章、性道、掌故
诸方面的成就之后评价说：“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
泯华人辨，总才学之归。” ①阮元之子阮福也认为其父是一位“持汉学、宋学
之平”的学者②。与江藩、东方树等人在汉学、宋学问题上排斥对方、张扬自
己、相互论战的作法相比，阮元表现出了更高一层的见识。
阮元是一位经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在训诂考据的过程中，他继承
了戴震的方法，由训诂字义以阐发义理，在哲学方面有一定建树，但大多是
通过训诂考据委婉地表达出来，而不是通过正面的理论阐发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体系。

④
《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①
《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②
《诂经精舍第问》，《研经室一集》卷十一。
③
《研经室集・自序》。
④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研经室三集》卷二。
①
《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定庵续集》。
②
《拟国史儒林传序》，《跋语》，《形经室一集》卷二。
 对于人性与人欲问题，阮元基本上继承了戴震的“性为血气心知”的理
论。他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有血气无心知，非性也。有心知天
血气，非性也。血气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③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肯
定人欲的合理性、必然性。他说：
欲生于情，在情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即生
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数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
则兴世无生人，禽兽繁矣。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
也④。
在此基础上，阮元提出了“情性统一”的观点。唐人李翱在《复性书》
中，将性与情对立起来，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
者，情也”。①阮元反驳说：
情发于性，故《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阳
阴气，有欲者也。许氏之说，古训也。味、色、声、臭、喜、怒、哀、
乐皆本于性，发于情也。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分而为对②。
把情与欲与性对立起来，是佛教宣扬的理论：“晋、唐人赚味、色、声、臭、
安、佚为欲，必欲别之于性之外，此释氏所谓佛性，非圣经所言天性。” ③
晋、唐一些人受了佛教的影响，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都束缚了人们
的思想。阮元在这里批评晋、唐人，是回避了程朱的名字，其实际所指，当
一目了然。
阮元反对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强调“欲有节，不可纵，不可穷”。
“惟其味、色、声、臭、安、佚为性，所以性必须节，不节则性中之欲纵矣。”
④
由于他把欲说成是性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节欲”也就是“节性”。
阮元所阐述的义理，“行”是一个重要内容。如在解释孔门“一贯”时，
他说：“贯，行也，事也。……一以贯之，犹言一是以行事为教也。”⑤在解
释《大学》、“格物”、“心”等考据论著中，都强调了“行”，表现了他
提倡实践、实学、实行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并力图在考据中表达他的哲
学思想。

③
《性命古训》，《研经室一集》卷十。
④
《性命古训》，《研经室一集》卷十。
①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②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③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④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⑤
《论语一贯说》，《研经室一集》卷二。
 （五）乾嘉时期的史学

１．乾嘉时期史学的总体成就

乾嘉考据学包括用考据方式治经和治史两个重要内容，考据史学是乾嘉
时期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乾嘉时期史学在其他方面也多有建树，
不惟考据史学一端。这个时期的史学领域内容丰富，成就斐然。
乾嘉时期史学的繁荣，是由于乾嘉特定的时代形成的学术风气所使然。
乾嘉时代经学兴盛，学者以训诂考辨经学为务。实际上，经、史在当时并没
有明确地各自独立。考经不可能完全离开考史，考史也常常与考经联系起来。
钱大昕、王鸣盛既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出类拔萃的经学家；戴震、阮元等
人在史学研究方面也有成就。顾炎武、章学诚等人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
其意义在于打破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光环，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同时也更加
模糊了经学与史学的界限。因此，经学研究无论从学风还是从方法上，都同
样影响到了史学研究。
在学风方面，乾嘉汉学家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
视考察和博实求证的朴学学风。考据史学主要表现在对古史的考订辨证，对
史料的修补鉴别，对缺漏的史表志的补订和辑佚。
在方法上，乾嘉学者无论治经还是治史，以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为宗旨。
他们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经年累月地搜集材料，分析整理，然后用形式逻
辑的方法，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论必有据，据必可
信，直到得出最满意的结论。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是
他们考史的基本特征。乾嘉严密的考证方法，与当时学者流行研习天文数学
的风气有关。将自然科学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用于考据之中，
使之具备了某些近代气息。考据史学借鉴和运用了上述方法，取得了突出成
就。
乾嘉时期的史学以考据史学为主流，在历史撰述、历史评论、史学理论
等方面也多有所成。这一不可忽视的事实，说明我们不可以狭隘地仅从考据
史学出发去理解乾嘉时期的史学发展。如果仍然从乾嘉学风中去考察，可以
发现，汉学家所追求的“古”，其根本在于求“是”，“于是有志之士，以
谓学当求其是，可以拘于古所云矣”。①无论是从梅文鼎之论中西，还是戴震
之论汉宋，乃至焦循、阮元对乾嘉汉学的总结，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科
学理性的准则。同时，考据学的主流无不兼涉义理，将阐发“义理”作为考
据学的高层次目标。这些至少可以表明，乾嘉考据学中有一条富于活力的学
术宗旨，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阐发义理。换句话说，在严谨、求是的严肃
外表下，包含着相对活跃的理论内涵。这一点，对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文史通义》、《廿二史札记》、《考信录》等史著的出现，表明乾嘉史家
在撰述、怀疑、阐发等诸多学术环节上立足于史实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发
挥。这种在学术方法上对史实与观点的较为恰如其分地把握，是造成乾嘉时
期史学繁荣的内在因素之一。或许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尚未
引起注意，那么在近代以至现代史学史上，乾嘉时期史学给我们留下了大量
重要研究课题以及近现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受到的直接启发，应该可以说明

①
章学诚：《郑守斋记书后》，《文史通义》外篇卷二。
 这个时期史学的多样性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探讨乾嘉时期的史学，还必须涉及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清政府
的文化高压政策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史以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
如果与现实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
题，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以历史为借鉴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问题，史学
的自身价值将会得到充分体现。在专制政体统治下的中国古代，“史以致用”
往往表现为统治者将历史作为统治工具运用于政治。乾嘉时期这种现象十分
突出。清政府重视官方修史，大力提倡考据史学。考据史学与明末清初以关
注社会现实为特点的“经世致用”史学相比，脱离现实是其根本弊端。从清
初史学到乾嘉史学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明不同的时代特征对于史学的不同影
响。以考据史学为主流的乾嘉史学也没有能够完全体现出史学自身的社会价
值，仅仅反映出了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无可奈何。乾嘉史学家在此种情况下
所做出的丰硕成就，在更大的意义上是适应了古代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
种需求，他们好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官修史书在规模上压倒了私修
史书。同时，在编修过程中，也消耗掉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时间和精力。客观
地讲，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官修史书的价值，我们甚至还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去
肯定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大笔史学遗产。只是在使用和评价它们时，必须
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也在尽量不涉及与当代政治有敏
感关系的课题的前提下从事某些史学领域的研究。如元史研究在清代很有成
就，而探讨元史与探讨清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
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成就还在于开辟了一些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如边
疆史地研究、用金石器物证史、科技史的撰述、方志学的全盛以及对方志学
理论的探讨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地看待乾嘉时期的史学。
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史学，最突出的当属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三书也各具特色：《廿二史
考异》主要为训诂考据史作；《廿二史札记》是以综合的方法评论史事，主
要涉及“古今风气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①，是历史评
论方面的史作；《十七史商榷》既有文字校勘、典制考证的内容，也有对史
事、历史人物和史书和评论。另如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疑年录》，
赵翼《陔余丛考》也是历史考证方面的著述。
考据史学主要指对史籍的整理，包括注释、辑佚、补撰诸方面。乾嘉学
者在校注史书方面，有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沈钦韩的《两汉书疏》、周
寿昌的《汉书注校补》和《后汉书注补正》，另有杭世骏、侯康、赵一清、
周寿昌等人对《三国志》的补注。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也涉及史部诸书。
辑佚方面，主要是从前代类书《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史书。
如姚之骃《后汉书补逸》，辑出《东观汉记》和谢承、薛莹、张璠、华峤、
谢沈、袁山松、司马彪等人的后汉史著述。清代辑佚方面的重要史作有：薛
居正的《旧五代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两朝纲目备要》、熊
克《中兴小记》、刘珍《东观汉记》等。
清代学者对正史中所缺的表志几乎进行了全面的补写。其中价值较高
者，如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丁国钧等的《补晋书艺文志》、郝懿行的
《补宋书食货志》、钱大昕补《元史》表志部分。杭世骏《历代艺文志》则

①
《廿二史札记・序》。
 是对各部正史中的“艺文志”统而补之。
邵晋涵曾对章学诚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
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也？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
受取与，进退出处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锺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
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①因此，计划重修《宋史》。由于“才高嗜博”、
“官程私课”太多，未能如愿完成，但也反映了乾嘉时期历史撰述的倾向。
章学诚遗憾地说：“以数百年闻丛见集，若将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
可复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②毕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组织编纂
了《续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 年），下迄元顺帝至
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 年），用编年体的体裁记录了宋、辽、金、元四朝共 ４００
余年间的历史。该书经邵晋涵审阅修正，史料编排比较合理，为后世了解宋
辽金元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宋、元、明人续
《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元史研究在道、咸以后颇为盛行，此风可上
推到乾嘉时期钱大昕等人的那里。钱大昕有意重修元史，虽仅成《艺文志》
和《氏族表》，但对于蒙古元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嘉庆间江辉祖著《元史
本证》，钱大昕赞其书“有大醇而无小庇”③。
清初官修《明史》成书之后，标志着对于明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阶段的结
束。乾嘉时期，清朝立国已逾百年，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移至本朝史。但
由于政治压力和忌讳繁多，对当代本朝史的研究仅限于编纂史料性质的史
籍。乾隆时蒋良骐编纂了《东华录》，材料来源于清实录。陆耀编辑了以经
世为主题的奏疏集《切问斋文钞》。
边疆史地研究是近代以来颇有成就的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开启之功亦
可源于乾嘉时期。钱大昕根据《永乐大典》中新发现的《元秘史》和《皇元
圣武亲征录》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材料研究蒙古元史，最先开辟了边
疆史的研究。祁韵士曾预修《蒙古王公表传》，“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
实录。红本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
以理藩院所存世谱。”①他还撰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书。徐
松被派任伊犁，“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
道记》”。“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
于建置、挖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赐名《新疆事略》②。他还写了《汉
书西域传补注》一书。后来治西北史地者，无不利用祁、徐二人的成果。其
他有关著作还有椿园氏《西域闻见录》、洪亮吉《天山客话》、《纪程》、
松筠《绥服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等。同时，官方也修纂了一些边疆
史地著作，如《盛京通志》、《西域图志》、《皇舆西域图志》、《八旗满
洲氏族通谱》、《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满洲源流考》等书，基本都成书
于乾隆年间。
与考据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在清代大盛。乾嘉时期金石著作如林，用
金石文字校勘史籍以乾嘉时代最为突出。从事收录和搜集原碑的学者走至户

①
《碑传集》卷五十。
②
《邵与桐别传》，《章氏遗书》卷十八。
③
钱大昕：《元史本证・序》。
①
《清史稿》卷四八五。
②
《清史稿》卷四八六。
 外，徘徊于山崖荒壑古城废庙之间，不辞辛苦地搜碑寻碣。另有一些封疆大
吏，凭借其地位、能力和学识兴趣，在任职地区按部搜讨。王昶自述其搜集
经过时说：“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
也，蛮陬海■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
六出兴桓，而北至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①
王昶的《金石萃编》是成于乾嘉时代的通纂巨帙。其他学者在任中也有金石
著述，如毕沅于陕西任中有《关中金石记》、于河南任中有《中州金石记》，
阮元于山东任中有《山左金石记》、于浙江任中有《两浙金石记》，孙星衍
在京师有《京畿金石考》等。利用金石学提供的资料进行经史考据，是清代
金石学的特点，也是金石学兴盛的原因。“乾嘉诸儒，崇尚考据，旁逮金石
之学，莫不搜求形义，举证经史。”②
清代官修史书多成于乾隆时期。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年），先设馆撰《续
文献通考》，成书后，再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 年）设三通馆，修成《续通
典》、《续通志》。同时，三通馆史臣同时编修“清三通”，至乾隆五十一
至五十二年间（１７８６—１７８７ 年），完成了《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和《清
朝文献通考》。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纂《大清会典》。其他的大型官修
史籍，还有编年体的《高宗实录》、《御批通鉴辑览》、纪事本末体的《平
定准葛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等。
还有学术史的撰述。乾隆年间全祖望续撰黄宗羲的未完成之作《宋元学
案》。嘉庆时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
清代是方志发展最盛的时代。康、雍时代，清政府数次谕诏各州县分纂
志书。乾嘉以后，方志更受重视，方志的修纂也更为普及。许多著名学者参
与其事，并对方志的编纂体例和方法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涌现出一批方志
名家，如谢启昆、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焦循、戴震、章学诚等。由他
们主持编纂的方志也属质量上乘，如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历城县志》，
万经、全祖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戴震参与编修的《乾隆汾州府
志》，孙星衍主撰《乾隆松江府志》、《三水县志》，杭世骏主撰《乾隆西
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谢启昆主撰《嘉
庆广西通志》，毕沅主撰章学诚总其事的《嘉庆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曾与
戴震当面讨论方志的理论问题，他还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修志
实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理论。

２．王鸣盛的史考与史论

王鸣盛（１７２２—１７９７ 年），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
居士。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年）中举，十九年与妹婿钱大昕同成
进士，他以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院编修，时年 ３３ 岁。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
郎。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 年），以母丧父老为由归乡息仕。后居苏州，终身
从事著述讲学。
王鸣盛学贯经史，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沈懋德跋王鸣盛《蛾术编》
时称：

①
《潜研堂集》卷二十五。
②
《郎潜纪闻四笔》卷十。
 西庄先生著述富有，同时后进，称其远侪伯厚，近匹弇州。而先生
自任亦曰：“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
《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
王鸣盛此言有自诩的倾向，但也并不过分。他说的四个方面的确可以概括他
的学术成绩。
王鸣盛在世之时，以经学名声最重。他一意标榜郑学，著《尚书后案》。
他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予遍
观群书，搜罗郑注，惜已残缺，聊取马、王传疏益之。又作案以释郑义。马
王传疏与郑异者条晰其非，折中于郑氏。名曰《后案》者，言最后所存之案
也。”①《尚书后案》完成于王鸣盛 ５８ 岁时，此书奠定了他经学家的地位。
王氏对此也满意地说：“予于郑氏一家之学，可谓尽心焉耳。”②他的经学著
述还有《周礼军赋说》。赵翼的《瓯北诗钞・王西庄光禄挽诗》说：“岁在
龙蛇谶可惊，儒林顿失郑康成”，“搜遍汉末遗文碎，不斗虞初小说工。后
辈岂知真学问，几时再有此淹通。” ③可见，在当时，学界注重的是王鸣盛传
马郑经学的成就上。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
显示出的在史学方面的学术价值却远远超过《尚书后案》，这恐怕也是王鸣
盛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休官退居后开始撰著的，经 ２４ 年而成书。他自
序其书说：
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
昧心瞀，试以予书为孤行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
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
可以稍有自慰矣夫。
王鸣盛十分自负地认为，他的《十七史商榷》，“海内能读此书者不过
十数人”④。钱大昕认为此书：“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
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
空言无益实用也。”⑤清末李慈铭则认为：“此书与钱先生《廿二史考异》、
赵先生《廿二史札记》，皆为读史之津梁。赵先生意主贯串，便于初学记诵；
此书与钱书则钩稽抉摘，考辨为多，而议论淹洽，又非钱之专事考订者比矣。”
又说：此书“考核精审，议论淹通，多足决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钱
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①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十七史商榷》究竟有无褒贬议论，如果有的话，应
如何评价王鸣盛的史论？
《十七史商榷》介乎《廿二史考异》与《廿二史札记》之间，其内容的
确既有历史考据也有史论。王鸣盛强调治史应当“务求切史”，他说：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
以明法戒也；但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

①
《尚书后案・自序》。
②
同上。
③
原注：公最精郑学。
④
《西庄致竹汀书》，《历代名人尺牍》22 册。
⑤
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
①
见王利器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
 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
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
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②？
这种观点，与他治经、治史以及整个乾嘉学风是相符的，然而在《十七史商
榷》中，王鸣盛毕竟在多处发表史论，并且“议论淹洽”，颇具见识。对此，
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所不屑的“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指的是脱离历史事实、
借题发挥、任情褒贬的不负责任的空论；或者专指宋明以来在理学所造成的
空疏学风的影响下，大量涌现出来的借历史宣扬所谓义理、道德的、毫无价
值的“史论”。如针对流行的在史书之中使用所谓“春秋笔法”的作法，王
鸣盛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
解，惟考其事实可耳。”③明确否定任情褒贬的“春秋笔法”。王鸣盛史论的
基点在于“实事求是”。他说过：“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
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著书，恐著亦多妄矣。”
①
在对史书进行了深读精校之后，发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对史学自身
的议论，与一知半解地乱发议论或不发任何议论、只知埋头考据的做法相比，
更具有积极的意义。王氏的史论在许多方面确有真知灼见，反映出他所具备
的历史见识。
在考史方面，《十七史商榷》偏重于那些在历史上产生影响或涉及经国
利害的职官制度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如王鸣盛考辨了有关汉代十三部刺史
职掌的问题。他联系《汉书》、《后汉书》、《续汉志》的有关篇章，论证
部刺史的职掌之一是“督察藩国”，由此使刺史官职具有“权甚重而秩甚轻”
的特点：“盖所统辖者一州，其中郡国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属官，得举
劾，而秩仅六百石。治状卓异，始得擢守、相。”②对汉代刺史制度及朝廷与
藩国间的关系作出新解。他探讨了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的发展过程，指出
所谓举荐论品行不过是表面文章，其实质“中正所重门第，自魏晋至六朝皆
然”。魏晋时期“中正之设，专以门第定人才高下矣”。③王鸣盛还分析了唐
代宦官掌握兵权而招至祸乱频繁，肯定了在历史上屡遭非议的革新派人物王
叔文。在考证地理方面，注意历史地理的特点和沿革，还下了很大力量考证
了有关故乡的历史地理。
在史论方面，《十七史商榷》既有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的议论，
也有对史学本身发表的议论。关于前者，王鸣盛谈到了一些政治成败得失与
民心向背、用人当否的关系，批评了历史上那些昏庸腐朽的统治者和无聊文
人。他评论王叔文改革失败，“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唐）书》
亦徇众论”，这是“以成败论人”，是不公正的。他指出，王叔文改革，“黜
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已往，改革积弊，加惠穷民”；“其本意欲内抑宦官，
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于朝廷”；“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
如此者”。由此断言，“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

②
《十七史商榷序》。
③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欧法春秋”条。
①
《十七史商榷序》。
②
见《十七史商榷》卷十四有关诸条。
③
见《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州郡中正”条。
 阉宦、跋扈之强藩”，“本无可罪”，应当“平反此狱”①。此论不仅反映了
王氏独具的史识，也反映了他倾向改革的精神。
王鸣盛对史书的研究和评论，特别注意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史书（如
记载南北朝历史的《南史》、《北史》与宋、魏、梁、陈、齐、周、隋八史，
记载唐代历史的两《唐书》，记载五代历史的两《五代史》）作对比，发现
异同优劣，再对正史发表评论，包括正史体例、取材、记事、文笔等方面。
他反对曲笔，主张直书，按照“直书其事”和“史事明晰”的标准，对《汉
书》以下的重要史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王鸣盛称赞班固、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的直笔精神和史识。
《汉书》有《匡张孔马传》，记载一批以儒学进身、身居高位无所匡建、以
阿谀取容为能事的人物。王氏称赞说：“孟坚于张、孔，直笔诋斥，尽丑描
摹，洵不愧良史矣。”《后汉书・胡广传》正面记述胡广的步步高升，实则
刻划胡广依附权奸的小人面目，王鸣盛称赞范晔史笔达到了“肆而隐，微而
彰”的境界②。在比较了《三国志》和《晋书》的有关内容后，王鸣盛指出《晋
书》对司马氏的曲笔回护。他批评说：晋人所修国史，对司马懿有所夸饰，
尚可理解，“今《晋书》成于唐人，犹仍其曲笔，不加删改”，是毫无道理
的。《南史》中记录了许多荒诞的事迹，王鸣盛对此深表不屑，说：“《南
史》最喜言符瑞，诡诞不经，疑神见鬼，层见叠出。”他还痛斥宋明时期因
理学盛行而滋生的空疏风气，认为宋明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问世，一涉
史笔，便欲法圣人笔削”。 ①并批评了立文法以为褒贬的《通鉴纲目》和模仿
《春秋》笔法、把褒贬义例放在首位的《新五代史》。王鸣盛很多颇具见地
的观点和结论均在后世产生影响或被学术界所认同，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
还可举出若干例子。如对陈寿及其《三国志》的肯定，对范晔被诬为谋反“首
乱”的辨析，对范晔《后汉书》史学价值的发掘，对魏收《魏书》的正名，
等等。
王鸣盛史学因时代所限而避免涉及时政。他为人骄傲自负，论学时在某
些观点上失之偏颇，如将李延寿斥责得一无是处。他在经史研究中恪守汉儒
训注，这也在很多地方局限了他的眼光。尽管如此，王鸣盛所表现出的卓越
的史识和见解，所作出的有关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文字校勘等方面的考辨
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乾嘉史学的内涵及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３．钱大昕的博学及学术成就

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 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
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少年即有神童之名，８ 岁读二十一史，“始有尚论千古
之志”②。２１ 岁时由江苏巡抚指名送至苏州紫阳书院肄业，被院长王峻赏识
为“天下才”。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 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江浙士子进赋
献诗，选入一等，召试，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２７ 岁时中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又先后出任山东、

①
见《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顺宗所书善政”条、卷八十九“王叔文谋夺内官兵权”条。
②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刺广寓于褒颂”条。
①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论断”条。
②
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
 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再为提督广东学政。４８ 岁时，因父亡辞官归乡，
不再入京供职。先后在钟山、紫阳书院讲学，直到病逝。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的“超一流”学者，与焦循一同被誉为“通儒”。他
的一生，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学术领域，而且令人叹为观止地达到了精通的
程度，是人才辈出的乾嘉学者群中的集大成者。段玉裁评价他说：“于儒者
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在“自古儒林”中是一位少见的“合众艺而精
之”的学者①。戴震曾对人说过：“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
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无
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②阮元也说：“国初以来，
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
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③
钱大昕治经受惠栋影响，但也主张以训诂求义理。他不专治一经，亦不
拘泥于汉儒之说，只是专通其大义而已。因此，他没有写过一部专攻经书的
著作。《唐石经考异》和《经典文字考异》主要是经文的校订。有关经学方
面的见解，主要散见于《十驾斋养心录》和《潜研堂文集》中。王昶认为“皆
说经家所未尝发者”。①
钱大昕的史学著述，除《廿二史考异》外，还有《三史拾遗》、《诸史
拾遗》、《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补元艺文志》、《补唐学士
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十驾斋养新录》等。他生
逢经学大盛的乾嘉时代，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当时被贬为次一等学问的史学
上，反映了他的见识。他撰文反对“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陋
史而经荣”的看法，认为所谓“读史为玩物丧志”、“令人心粗”的指责，
是为了掩盖说者的空疏浅薄。提出：“元明言经者，非勦袭稗贩，则师心妄
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复瓿而已，奚足尚哉？”批评这种经学“似
精而实不精，似正而实不正”。提出《尚书》、《春秋》就是史，《史记》、
《汉书》“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经与史岂有二学哉？”②钱大昕的为
人和文章的风格一般都比较谨慎，含而不露，与王鸣盛形成鲜明对照。唯在
这篇文章中观点表露十分强烈，可见确为钱大昕的有感而发。他的观点以及
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对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有积极意义。
钱大昕反对史学研究中的空谈。他说：“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
但使纪事恶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 ③
主张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历史。“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
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④“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
实以嘉惠后学。”⑤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将主要精力从事订正史籍讹误，补
充史实，辨释疑难，努力使历史记载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①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②
《清儒学案》卷八十三。
③
阮元：《十驾斋养心录・序》。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见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③
《续通志列传总叙》，《潜研堂文集》卷十八。
④
《廿二史考异・序》。
⑤
《答王西庄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考据史学专著，汇集了钱氏四十余年间对廿
二史的研究心得札记，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 年）编定成书。该书按二十二部
正史先后、各史又以卷次为序逐条考订，对于正史纪传体史书中的纪、表、
志、传部分无所不考。乾嘉时期人们治史，一般都限于校勘，钱大昕则完全
超越这一层次，他校勘的范围通贯二十二史，比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还
多出 ５ 部。同时他的重点在于考证，对于史籍的缺脱讹误，即要知其然，更
要知其所以然。他运用例证、分析、比较、推理、综合和专题考证等方法辨
证、疏通和校正史籍。与别人相比，钱大昕的一些考证方法独具特色，是他
的创新。如在卷 ８２《魏书・崔玄伯传》中有“加周兵将军”一语，他遍举《魏
书》中各传所见的“晋兵、吴兵、楚兵、秦兵等将军凡十一种，及曾任此职
的人姓名”。再如，他收集了《南史》中几乎所有的“虎”字材料，说明《南
史》纪传中于“虎”字多不避讳，皆后人所改，但李延寿原文尚有未改之处①。
这被称作是综合研究的考证方法。另一种专题考证，可以离开《廿二史考异》
原书而独立成文，如卷 ９“汉侯国考”、卷 １５“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
卷 ８３“宋奉使诸臣年表”等，也是钱大昕所独有的考证方法。总起来看，《廿
二史考异》的重点是在前四史、唐、五代、宋、辽、金、元诸史，考证范围
涉及极广，几乎对所有被发见的问题都进行考证。南北朝诸史则重点对年代、
职官、地理作考证。他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讲道：
廿二家之物，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
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
予伫劣，敢云自得？但涉猎既久，启务遂多，著于铅椠，贤于博奕云尔。
考证二十二史的难度，当如钱大昕本人所言。其考证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
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略高《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一筹，成为
乾嘉考据史学的杰出代表作。
《十驾斋养新录》是一部札记体形式的学术著作。这种形式仿照顾炎武
的《日知录》，两书的写作形式，对近现代学者产生很大影响。钱大昕将他
大半生的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写成札记，分门别类编为该
书。《廿二史考异》专考正史，该书不限于史部；《廿二史考异》专事考证，
该书除考证之外，还发表议论，评论史书、人物，讲述治学方法，是一部与
《廿二史考异》同样杰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梁启超曾说：“试读《十驾斋
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
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
之。”①钱大昕还将他所作的论说、问答、杂著、考辨、题跋、书信、碑传、
墓志铭一类作品集成《潜研堂文集》。段玉裁序云：“凡文字、音韵、训诂
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
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
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②《潜研堂文集》的
内容并非一般文集那样多收文人间应酬文字，这也是一部反映钱大昕学术的
论著。“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之精液。”③下面就钱大昕在诸多领

①
见《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五“刘裕龙行虎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③
同上。
 域中所取得的成就略作叙述。
《宋史》芜杂，《辽史》、《金史》、《元史》因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
权，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和制度习俗也造成史籍中的疑难矛盾之处甚多，加之
这四部正史都属官修。因此，钱大昕对宋、辽、金、元四部正史用力较重。
其中，他曾有意重撰《元史》，自称“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①，但未能成书。
补成有《艺文志》和《氏族表》，另有《元史稿》和《元诗纪事》，已佚。
《廿二史考异》主要对《元史》的年代、官制、地理、蒙古氏族和世系作了
考证。钱大昕等人开辟的元史研究新领域，在近代成为一门显学。
钱大昕说：“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
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②又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
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 ③这里，他认为历史考证有官制、舆地和氏族三
个重点。在官制方面，《廿二史考异》中有对秦汉的尚书和中书、唐朝的三
省六部等问题的考证。《十驾斋养新录》卷 １０ 和《潜研堂文集》卷 １２、１３
对中央、地方官制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源渊变化、职能作用、官名称谓有更
为详尽的考证。他与秦蕙田共同商讨的《五礼通考》以及在三通馆纂修官任
上的编纂工作，也都反映了在职官方面的研究心得。在历史地理方面，对正
史中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繁琐而精审的考订，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
州郡”，“涉笔便误”、错误百出的《元史・地理志》等课题，都经钱大昕
的努力而更正。他还十分重视地方志，曾参加过《热河志》、《一统志》的
编纂，退休后应邀担任《鄞县县志》、《长兴县志》的总纂。在氏族谱牒方
面，《廿二史考异》中对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和谱系、辽金元时期的族与姓等
问题，《十驾斋养心录》中对“郡望”等问题，《潜研堂文集》中对唐代的
氏族大姓等都作了考证。钱大昕所撰《元史氏族表》取材各种史籍、文集、
碑刻等史料，将蒙古、色目的族姓可考者分列成表，历时近 ３０ 年完成。以后
的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的《新元史》都沿用此表。
用金石铭文考证史书的讹误，或用史书鉴定金石铭文，是钱大昕在金石
学方面经常使用的方法。使用这两种考证方法，无疑会使考证的结论更具说
服力。他习惯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金石拓片，数十年间，共得拓片达二千余
通。在此基础上编成《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一书。以后又陆续写有《潜研
堂金石文跋尾》四集，该书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相仿，对他撰著《廿二
史考异》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王昶盛称钱氏：“最熟知历代官制损益，地
理沿革，以暨辽金国语，蒙古世系，故其考证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①
钱大昕本人对金石学的观点是：“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
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
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
也。”②
年代学是考史的基础学科之一。钱大昕作过《洪文惠公（适）年谱》、
《洪文敏公（迈）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弇州山

①
同上。
②
《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③
《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吏・外戚传》。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郭允伯金石史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人年谱》，还根据《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材料，补写了《唐学士年表》、《五
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等。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疑年录》。钱书
记载自郑玄至邵晋涵共 ３６３ 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书名“疑年录”，取《左
传》“有与疑年，使之年”的意思。后人六续《疑年录》，近人陈垣仿此体
作《释氏疑年录》、姜亮夫作《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该书开创了记载
历史人物生卒年的新的史书体裁，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工具
书。钱大昕深通天文历法及有关数学的专业知识，对梅文鼎、利玛窦、汤若
望等中西数学家的著作都有研究。用这些知识推算论证历史年代，十分真实
可信。如对《三统历》的研究，撰成《三统术衍》，使“二千年已绝之学，
昭然若发蒙”①。阮元称赞钱大昕说：“天算之学，实能兼中西之长、通古今
之奥。故上自《三统》、《四分》，下迄《授时》、《大统》，诸家之术，
并深究本原，各有论说。”②
乾嘉时期甚为发达的文字音韵学，同样为钱大昕所擅长。他也十分重视
文学音韵训诂的重要性：“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
训诂则经之义不明。”③用小学的研究成果考证史籍，在《廿二史考异》和《十
驾斋养心录》中占有很大比重。
钱大昕的考据史学，在内容上订正和补充了史籍中众多的讹误和缺漏；
在方法上更加科学和严谨，并开辟了一些有价值的新领域；在学科意义上使
史学研究更加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同时，他所创造的一些研究
方法和开辟的一些新领域对清代及近、现代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大昕学
术的明显特点也是博古而不通今，毫不涉及时政，但这一点似乎并不能成为
指责他的理由，因为在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和学术思潮中，我们不应苛求古人
做一些用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看来是应该做的事。毕竟，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代表了一个学派和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４．赵翼的史论

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 年），字耘崧，又字耕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
州）人。１４ 岁时亡父，家境日益窘困。他自幼年起就喜好吟诗填词，但因生
活困难，只得应试科考，求取功名，养家糊口。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中举
后，在大学士汪由敦家为文幕。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考中状元，入翰
林院任编修，参与改纂《通鉴辑览》，书成后，外放为广西镇安府（今德保
县）知府。后又调任广州知府。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以侍奉老母为由
辞官归乡，著书讲学终其余年。
赵翼的前半生主要用功于诗词创作，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以文名著称。凭此特长，他曾入军机处起草谕旨，代人为文，受聘纂史。他
的文集有《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等，杂载其诗词、文事和见闻，并无
过人史识，以至后人有怀疑《廿二史札记》这样高水平的史著，是否确实出
于赵翼之手。其实在他为仕期间，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史书的编纂工作，因此
晚年成其史名，并不是偶然的。

①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②
阮正：《三统术衍・序》。
③
《小学考・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赵翼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协助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编纂了《国朝宫
史》。这是一部记述乾隆以前各朝宫中的典制规模、宫殿建制、官制布署等
情况的官修史书。赵翼用了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其事，受到刘统勋的好
评。考中进士后，他入方略馆修纂《平定准噶尔方略》，亦得到方略馆总裁
傅恒的赏识。被放外任前的两年多时间里，赵翼一直参与改纂《通鉴辑览》
的工作。这部史书，朝廷召集了近百名学者，以康熙年间成书的《御批通鉴
纲目》为底本，编纂成为“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
①
的编年体史书。王昶、朱筠、程晋芳、毕沅、纪昀等人都先后参与此事。这
也为赵翼日后撰成《廿二史札记》产生了重要影响。赵翼本人还写了一部记
载平定三藩及大小金川等战事的《皇朝武功纪盛》，纪事本末体。该书中所
使用的有关材料，多为后来魏源《圣武记》中所采用。
《廿二史札记》是赵翼归里后撰写的史著。赵翼辞官之后，友人多劝他
再次出仕。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 年），乾隆皇帝南巡，赵翼前往宿迁迎驾，
同时准备呈请补官。行至中途，双臂忽然中风不能举，不得不失意而归。他
怅然地说：“计自癸巳归里，侍养者五年，丁艰及营葬又四年，今赳补又病
废，知命有所限也。乃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②既然斩断仕途，遂把精
力专于撰写《廿二史札记》上。他说：
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
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
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胜说，与正史岐互者，
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
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
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之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
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
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
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
身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①。
说明了著述《廿二史札记》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主要是以读书札记的形式，
以史证史，校定讹误，对治乱兴衰加以评论。
《廿二史札记》涉及二十四部正史，因《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当
时尚未被钦定为正史，故分别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合称为一书，称
作“廿二史”。全书共计 ５４４ 条，侧重于宋以后诸史。
赵翼的治史方式，表现在《廿二史札记》之中，与钱大昕等人的考据史
学截然不同。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刻成后，写过一首诗：“一事无成两
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
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②“敢从棋谱论
新局”，说明他要从史学研究中发表新的看法和观点；“略仿医经载古方”，
则反映了他要从史籍中寻求救世良方的意图。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把钱大昕
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共同

①
《通鉴辑览・序》。
②
《瓯北全集・年谱》，“乾隆四十九年”条。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
②
《再题〈廿二史札记〉》，《瓯北诗钞》卷四十一。
 视为乾嘉考史的三大代表作。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仅仅从三书的内容上
看，《十七史商榷》有近一半的分量是发表史论而不纯为考证，《廿二史札
记》则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分量是史论。因此我们说，《廿二史札记》是一部
以历史评论见长的书，比较恰当。赵翼的史论，大部分条文是评论历史事件，
小部分条文是对编纂史书、体裁体例、直书曲笔、史才史德等史学本身诸内
容的评论。在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史学中，赵翼以历史评论而独树一帜。
《廿二史札记》中的历史评论，重点放在历代的政治方面。基本方法是，
先综合总结出所发现的若干问题，按照自己的观点从史书中援引史料加以证
实阐述。其所论多能抓住自西汉至明末一千八百年间确能体现出某个时代特
点的社会政治大事。如西汉时代，列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初诸侯
王自置官属”、“汉儒言灾异”、“汉时以经义断事”、“贤良方正茂材直
言多举现任官”、“上书无忌讳”、“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汉使
立功绝域”、“武帝时刑罚之滥”、“汉诸王荒乱”、“汉外戚辅政”、“西
汉外戚之祸”、“王莽之败”等条。其他如魏晋南北朝之门第、九品中正、
清谈，唐代之女祸、宦官、藩镇，五代之武人，宋代之弊政、和议，辽金元
之用兵，明代之刑狱、朋党、流贼，等等。赵翼都能“持论斟酌时势，不蹈
袭前人”①，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譬如，在“唐节度使之祸”条
中，历数唐代节度使扩展地盘、握有重兵、控制财赋，“遂成尾大不掉之势”，
以致于“天子力不能制”，最终导致“天下尽分裂为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
兵移唐祚矣”的结局②。全文切中要害、原始察终，是一篇出色的历史评论文
章。应该指出，赵翼的史论贯穿了专制统治下的正统思想以及因果报应、宿
命论等庸俗史观，所论虽多有抨击揭露历史上统治腐朽黑暗的实例，但也是
在丝毫不触动专制帝王的前提下进行褒贬，因此难见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胆
识的观点，更没有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应该肯定的是，身处于乾嘉时代的
赵翼，一改考据之风，在二十四部史书所囊括的范围内上下纵论历代史事，
从而丰富了乾嘉史学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
对史学的评论，赵翼主要批评了在史书中的曲笔和粉饰，提倡直书实录、
文笔简洁。对正史的体例也多有议论，如肯定了范晔《后汉书》中使用类传
的写法、沈约《宋书》中的类叙法、《辽史》的表等。他特别提倡“自成一
家言”，说：“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
贵于自成一家言也？”①又说：“自左氏、司马氏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
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②褒扬私人修史，成其一家之言。赵翼所说的“不阅
《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欧史不
唯文笔简洁，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
《史记》亦不及也”③，存在明显错误。“寓褒贬于纪传之中”是司马迁所运
用于《史记》的极有价值的写史方法，欧阳修在他所修的两部史书中滥用“春
秋笔法”已是失误，也没有什么“寓褒贬于纪传之中”，更难与《史记》相
提并论。这只表明了作为文学家的赵翼对同样是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的偏

①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
①
《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全用隋书”条。
②
《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条。
③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书法谨严”条。
 爱，而他们同为史学家却对这个问题的肤浅认识。
《廿二史札记》中为数不多的考证方面的条文，主要是论证史料的来源
和辨别史实的真伪两种。前者如“汉书移置史记文”、“南史删宋书最多”、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等条。后者于各史均有涉
及。
总之，赵翼的史学，主要在于史论。《廿二史札记》中的历史评论，一
般可视为知识性的、为历史初学者的导论。李慈铭评论说：“凡历代之制度
大略，时政得失，风会兴衰，凡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
试俭岁之梁稷也。”④正因如此，《廿二史札记》的影响比钱、王二书大，刻
成之后，多次刊印，很受人们欢迎。

５．崔述的疑古史学

在清代学术史中，有一位学者，生前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因贫困也无
力刊刻自己那些在当时不为人知、没有影响的著述。去世后，虽幸运地由其
学生将书刻成，但其学说却整整沉默了一个世纪。直到本世纪初，先是被日
本学者所发现，然后传至国内，如同一颗被长久埋没的明珠一样，突然放出
光彩，极大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而真正对他及他的学说作冷静、
客观、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也许是在近年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乾嘉时期的北
方学者崔述和他的以《考信录》为代表的史学著述。
崔述（１７４０—１８１６ 年），字武承，号东壁。直隶（今河北省）大名魏县
人。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教他读《四书》、《五经》。崔述说：“先君教人
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
后读传注以证之。……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
有与经相悖者。”①这种读书方法对崔述一生的治学产生了影响，即先接触经
史本身，这样可以避免传注的成见，不致于被传注的汪洋所埋没，更可以看
出传注与经史的不符之处。１５ 岁时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知府朱煐所赏识，
召崔述入府内与其子同读。其间，崔家幸得朱煐帮助才能避过水灾勉强度日。
崔述在署中 ８ 年，学业也受益颇多。２４ 岁时考中举人，以后屡试不中进士，
遂潜心治学著述。中年时期，先后写成了《春王正月论》②、《古文尚书考》、
《讷庵笔谈》、《五服异同汇考》等书。在此期间，家庭屡遭变故：父亲、
独子、兄弟、母亲先后亡故；家中房屋被大水冲毁；数次大病缠身，几乎丧
命。历尽这种种灾难之后，发奋著述《洙泗考信录》①，时年 ５２ 岁。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崔述在北京见到了因朱煐的介绍而十分仰慕
崔述的陈履和。陈拜崔述为师。两人在京相遇仅两个多月，以后便河北、云
南天各一方，三十多年间全凭书信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陈履和千
方百计陆续刊印了崔述的著作，老师的著作终于赖以学生的努力而流传下
来。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崔述到福建省先后任罗源、上杭知县，６ 年后辞

④
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附录。
①
崔述：《考信录・自序》。
②
定稿名为《三代正朔通考》。
①
《考信录》第一部。
 官返回大名，定居彰德府。生前终于完成《考信录》全书。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
年）六月，陈履和到河北大名找他老师时，崔述已去世半年了，他留下遗嘱
将全部书稿交付给陈。此后 ８ 年，陈履和倾全力刊刻完成了《东壁遗书》，
次年病故，幸得友人捐款，方凑足陈氏家眷返回云南故乡的路费。清人张维
屏说：“先生（指崔述）所著书，履和一人刊行。先生之书不朽，履和为弟
子，其笃于师弟之谊若此，亦当附之以不朽矣。”②
《史记》中有“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③的名言。崔述《考信
录》一书的得名，即由此而来。《考信录》的目的在于考证充满了传说、神
话、杜撰和附会的自上古至秦统一前的历史记载，去伪存真，以求清理出一
个可信的上古史轮廓，反映出上古史的真相。在上古史的论述中，由于年代
久远，加入了许多传说的成份，还有许多后人杜撰附会的材料，这些内容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视为“信史”深信不疑。然而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在努
力纠正这些假造的说法。从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到汉以下的王充、刘
知几、欧阳修、郑樵、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等人，都曾对
古书中的一些记载作过辨伪。崔述的成就在于，第一次把自上古到秦统一前
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统的清理，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
《考信录》包括《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
《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丰镐考信余录》、《洙泗考信余录》、
《孟子事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考信录提要》诸录。在
写法上，出于《诗》、《书》等“六经”中的内容，被视为真实可信的史料
而放在顶格写，其次依次写的是“附录”（或“附论”）、“备览”（或“备
考”）、“存参”，他认为完全不可信的则用小字注明加以批驳。这说明，
崔述辨伪考信的标准是儒家的经书。这个标准，在崔述所处的时代也只能如
此。经书毕竟是崔述所能见到的距古史较近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们
认为“六经”代表圣人之言，而圣人自然是最可信的。儒家经典在崔述的考
信过程中是理所当然地标准，这并不奇怪，更不必在这一点上苛求崔述，因
为既然要怀疑，就要树立起参照的标准，否则谈不上怀疑。
崔述对于古史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先秦经典所记载的上古史可信的内容较多。《尚书》从尧、舜讲
起，孔子讲上古史，也只讲到尧、舜。“《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
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①即使在
《易》或《春秋》中言及伏羲、神农、黄帝之类，也未曾大肆记载和渲染。
第二，战国以至秦汉间的《国语》、《大戴礼记》及百家杂语“遂以铺
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对于上古史的说法开始出现较多
的矛盾和混乱。司马迁整理百家杂语，由于当
时“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他作《史记》也只
好根据《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史记》的开
端，但不言伏羲、神农。崔述明确指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系统。这是他对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第三，汉、晋时期的有关古史的记载决不可轻信。他特别反对汉代讳书，

②
张维屏：《松斋随笔》。
③
《史记・伯夷列传序》。
①
《补上古考信录提要》。
 斥责两汉盛行的用五德终始说说明上古帝主相代的观点。晋代谯周的《古史
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造出燧人、包羲。以后又有河图、洛书等，
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这些内容被崔述称为“邪说诐词杂陈
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
崔述的这些论述，基本打乱了三皇五帝的系统，在对三代先王的怀疑和
破除对古代伪书的迷信上，表现了相当的勇气，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对古史的怀疑并力图考核出信史的过程中，崔述也涉及到了对古书的
辨伪。在坚信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不可怀疑性的前提下，对于某些儒家经典
的真伪也提出过疑问，如对《论语》产生过怀疑。他考辨《古文尚书》，尽
管他全然不知阎若璩、惠栋、段玉裁对《尚书》的辨伪情况，但所提出的六
证，证明该书为伪的观点，与其他人多相不谋而合（见崔述：《古文尚书辨
伪》）。崔述从几个方面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周礼》、《仪礼》不是周公所
作，而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同时，他并不否认这两部书中保存的有关古代
礼制的有价值的资料。他还举出十证，证明《古本竹书纪年》是后人伪作①。
崔述辨别伪书，头脑清晰，善于归类，有条有理，颇具说服力。这些结论，
已从近代以后逐渐被多数学者认同接受。
胡适称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其科学性更多的是表现在考辨方法上。
崔述十分重视总结、概括自己的观点和治史方法。《考信录》的第一部分是
《考信录提要》，专门讲方法论，迥然不同于一般乾嘉学者的治学模式。《考
信录提要》首先“自标界说”（刘师培语），提出经书与传注“互异”，应
将两者分开。经书是标准，传注是考辨的对象，对于传注中所记述的古史要
“考而后信”。然后阐述了考辨的基本方法。如“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
别其事实而去取之”；对待经书要有独立见解，不要被传注影响自己的分析
判断，更不要采取“重名而不究实”的妄信态度；从具有时代特征的文体、
文风去辨别伪书、伪事等。
清代汉学与宋学对立，南方的汉学家讲求考证，但因过分纠缠于经传注
疏，以至于束缚了自己的眼光，崔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学者专己守残，
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亦太
仓秭米，而罕行于世，……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于人耳目，
习而不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后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于所未及正
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于世①。”
崔述虽出身于宋学世家，但并不能说他就是宋学家。他批判宋明理学，说：
“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
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仅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
遂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②他对汉宋之争的观点是：“今世之士，醇谨者多
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久，故厌常
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其
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①因此，崔述能够坦然地去考辨古史和古书，
而没有专注于汉儒的注疏或纠心于宋人的义理。近代以来，已有数位学者指

①
见崔述《竹书纪年辨伪》。
①
《考信录提要》卷上。
②
同上。
①
《丰镐考信别录》卷三。
 明宋、汉之学本来并无水火不相容的区别，考证学实际上来源于宋儒，“清
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②崔述学术的渊源即可在这里
找到。少了这一层门户之见的羁绊，崔述才能够大胆地向整个中国古史发出
挑战。
考察崔述的古史辨伪，可以发现，崔述只重视儒家经典，只相信圣人之
言。他认为，材料越古越可信，圣人永远是对的。他不仅不相信汉人，也不
相信战国诸子的著作。这种作法几近于绝对化，对于考辨古史古书、对于史
学研究，并非有利。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即
使是汉代史料，也决非如崔述不允许人们抱有“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
据而云然”的观点那样，怀疑和排斥所有汉代材料。绝对地否定几部儒家经
典以外的一切史料，使众多在崔述考辨的过程中有用的材料与他失之交臂。
同样，过分地相信经书和圣人言，使得一些很明显的伪书伪事在崔述眼前却
很轻意地被蒙骗过去。崔述的尊经、崇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考辨古
史的“科学”性。另外，崔述考辨古史的一些具体看法也有待商榷，或存在
着明显错误。如他相信仓颉造字、尧时已有史书，认为“尧舜者，道统之祖，
治法之祖，而亦文章之祖也”③，等等。
崔述的学说虽经他的弟子陈履和刊刻成书而保存下来，但在整个 １９ 世
纪，除了一个名叫张维屏的道光进士注意到了之外，没有引起任何反响。２０
世纪初，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将《崔东壁遗书》在日本校订标点后出版，崔述
学说在日本学术界受到表彰。刘师培约在 １９１０ 年从日本回国后撰文介绍崔述
生平和《考信录》，不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胡适撰写《科学的古史家
崔述》一文，顾颉刚校点《崔东壁遗书》（１９３６ 年印行），影响逐渐扩大。
崔述用考信和求实的态度审视中国古史，清除了以往记载中的大量传
说、附会和伪造的历史，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不仅如此，崔
述在考辨古史中运用的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和提出的具有启发因素的观点，
对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崔述说前人对于古史的认识“其识愈下，则
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①，无疑对近代“古史辨派”的“层
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具体观点有直接影响。崔述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
史学家。

②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③
《考信录提要》卷下。
①
《补上古考信录・开辟之初》。
 （六）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１．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 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父章
镳是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湖北应城知县。章学诚少年时代“资质椎鲁，日诵
方百余言，辄多病中止”②。　　１４ 岁时，随父至应县任上，逐渐对史学产生
兴趣。章镳为官 ３ 年遭免职，因贫困无法返回原籍，侨居应县任教。乾隆二
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章学诚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未中。后被翰林院编修朱筠
赏识，任国子监编修、典籍，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与邵晋涵关系最密
切。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 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自认与时俗
不合，不愿为官。由于生活无着，只得四处奔波，到书院讲学，为地方修志，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著述《文史通义》等著作。年 ６４ 岁时卒于浙江。
章学诚从 ３４ 岁时开始撰写《文史通义》，历时 ３０ 余年，直到他去世前
才基本完稿。这部书几乎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结晶。他还写有《校雠通义》，
至今已不完整。晚年撰著的《史籍考》是他的得意之作，今已失传。所纂《和
州志》、《永清县志》和《毫州志》均为未成之作，《湖北通志》被人删改。
他还修过《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今失传。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
的编纂工作。
章学诚一生落落寡合，很不得志。他的学术主张不投时好，备受冷落。
他曾说过：“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
者。”①他与戴震、汪中、洪亮吉等人论学，观点多不相合；他虽然十分尊重
钱大昕、王念孙，但后者的著作中并未提及章。颇为自负的章学诚在有生之
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一切促使他发奋著述《文史
通义》，并自信地宣称他的观点“实有开凿鸿蒙之功”②，“自信发凡起例，
多为后学开山”③。道光年间，《文史通义》刊印行世，得以广泛传播。清末
学者对章学诚多有称道。２０ 世纪以来，《文史通义》不断受到近代学者的推
崇，以至被称为“显学”。章学诚此书，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作了比较全面
的总结，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少有的以论述史学理论见长的专著，其众多观
点颇有见地、极具深度，对后世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对《易》
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讲到《易》之《序卦》时，认为：“《屯》次《乾》《坤》，
必有其义，盈天地间惟万物，《屯》次《乾》《坤》之义也。”①这就表明，
他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盈天地间惟万物”。章学诚借用董仲舒的话说：“道
之大原出于天”②。这里道和天的含义与董仲舒所指的不同，章学诚认为： “故
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

②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①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再答周■谷论课蒙书》。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①
《文史通义》内篇四《匡谬》。
②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
 天地。”③他解释“道”说：“一阴一阳谓之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④
意思是说，“道”存在于事物的阴阳变化之中，变化规律是先于人而存在的。
“阴变阳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⑤依“道”而发生阴阳变化的，
就是气（器）。由此得出结论：“《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⑥譬如，《六经》并非载道之书，《六
经》乃先王政典，“皆器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
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⑦“离器
而言道”，“舍天下事物”而谈《六经》，是无法理解所谓“道”的。
在认识论方面，章学诚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人不仅
可以认识到“可知见”的具体事物，还可以认识到“不可见”的规律性东西，
即他所说的“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已见矣”①。他说：“平
日体其象，事至物交，如其准赳之，所谓效法也。”②就是说，平日要努力考
察事物变化的表现，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他强调在实践即“行事”
中效法自然。他说：“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
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 ③只有通过“行事”对人的认识的检验作
用，效法自然，才不至于“离器而言道”，“以空言存私说”。联系到学风
方面，就是提倡“必习于事而后方可言学”④的精神。
章学诚的历史观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中。他
认为：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
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
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
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⑤。
这里叙述了一个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天地之前，无从谈起。
从天地生人而有道，中经三人居室而道形，部别班分而道著，然后相应出现
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他进一步详细地描述说：
人生有道，人自不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
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
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
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故道者，
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
也①。

③
同上。
④
《文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⑤
《文通义》内篇二《质性》。
⑥
《文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⑦
同上。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②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
③
同上。
④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⑤
《文史通义》内篇，《原道上》。
①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乃“不得不然之势”，“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章
学诚的历史观，显然受到了自荀子以后思想家们重“势”的观点的影响。
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章学诚认为是由于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才
有所作为的。他举周公为例，认为周公之所以“集千古之大成”，“非周公
之圣智能使之然”，而是由于“时会使然”。“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
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②
孔子也是如此，其一生的事业，“学周公而已矣”，而孔子的功绩，在于“尽
其道（周公之道）以明其教”，这同样是“事理之不得不然”。后世那些推
崇周公、孔子的人，把周、孔神化，使人难以信服。“故欲知道者，必先知
周、孔之所以为周、孔。”③
章学诚提出：“学于圣人，斯为圣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
斯为圣人。”④这是对“圣人”抱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圣人也不是全能，
而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不知其然而然，圣人
所籍以见道者也。”⑤圣人借众人的“不知其然而然”以见道，道即在众人。
因此，有众人——圣人——贤人——君子的公式。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
是十分突出的思想。
章学诚还流露出一些后人可以胜过前人的历史进化思想。譬如，他以制
定历法为例来说明“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
习而后人更之”①。他还认为：“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
而有未见之事与理。”②“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
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③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在乾嘉时期显得比较突出，也为当时所不容。一些人
认为是“宋人习气”，甚至“都门知己俱有此论”。他比较推重戴震，认为：
“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
则谓空谈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④这段话用在他自己身上，
也是恰当的。

２．对古代史学理论的阐述和总结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所
涉及到的有关史学全局性的一些重要理论性问题，正如他本人所言，“多为
后世开山”。下面分别略作叙述。
第一，提出“六经皆史”说。
《文史通义》的首篇《易教上》开头写道：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

②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③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④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⑤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三《天喻》。
②
《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④
《章氏遗书》卷二《书朱陆篇后》。
 典也。
“六经皆史”的提法并不是章学诚首创，但他在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出，
并且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论证，第一次赋予这个命题以重要意义。“六经皆史”
说主要被章学诚用于探讨学术源流。他发挥这一观点时说，“古无经史之分”
①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②“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
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③六经实际上是先王的政典，古代官府部门
的典章文献保存下来，后代称之为“经”，这其实就是历史，圣人讲道也没
有离开这些先王政典。《诗》、《书》、《礼》、《乐》、《春秋》是史，
《易》也不例外，“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
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④因此，经书
中的政教典章，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章学诚的这种史学观点与他的“道不
离器”的哲学观点相联系。他的所谓“器”是古代典章制度，“道”指的是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圣人借六经以见道，六经也就是历史。
“六经皆史”的提出，批判了乾嘉时期过于繁琐的考据学风，强调学术
必须经世。“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⑤只有联系实际，才真正称
得上是史学。“六经皆史”的提出，还在于扩大了史学范围，改变了史学一
直居于经学之下、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既然六经也是史，那么笼罩在经书
上的神圣灵光暗淡下来，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对待它们，把经书放在
历史考察范围内去进行研究了。
第二，重视史义在史学中的内在作用。
在历史记载中，史家所努力探求的在历史表面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史家
除了要告诉人们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之外，还要向人们表达什么内在的结
论？这就是“史义”。孔子就曾经提出要以历史中求得“史义”，但在中国
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并未得到重视。相反，这一要求在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中
几乎被人遗忘掉了。章学诚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重点
的阐述。他说：
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
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
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
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
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①。
讲求史义，努力阐明史学的目的和作用，成为章学诚治史的核心。刘知几的
《史通》，是一部以论述历史编纂学为主的史学方法论专著。《文史通义》
是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史学理论名著。章学诚却多次强调《史通》与《文史

①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中》。
④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
⑤
《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
①
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
 通义》的不同：“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定著述。”②
应该说，刘、章二人分别抓住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性问题来加
以分析研究。
章学诚分析了清初以前的史学演变，认为由《尚书》发展到编年体史书
《春秋》，再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的《史记》，这都是史学发展进步的标
志。“《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①；
“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②。《史记》、《汉
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的上乘之作，但以后诸史墨守旧
有史书体裁体例的陈规，不知灵活变通，反而被史例所束缚，史家的别识心
裁得不到发挥，致使后代修史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因此，必须从史学发
展的开始阶段找回被失落的史义。正如他所言：“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
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③要求史家“作史贵知其意”，此乃“史氏之宗
旨”。他指出：“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
义则孔子自谓有取平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
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
归乎。”④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
立言之功也”⑤。章学诚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治史应探求史义，他虽然并未明
确说出他所理解的史义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比
起传统史学中的褒贬史学、资治史学或借鉴史学等，史义因含有从史学自身
总结理论、寻求规律的意图而显得更具有价值。
第三，强调历史撰述主体的史德与心术。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最基本的区别在，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客观历史，
必须通过史学家行之于文才能反映出来，即史家主体所研究的客体是经过主
体的主观意识反映之后的客体，而非客体本身，因为客观历史永远不能复回
重现。因此，历史的撰述者，也就是史学家主体在这一环节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史家自身的修养要有非常高的要求，这直接决定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严
肃性和科学性。刘知几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史家应具有“才、学、识”
三长。章学诚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发展。他认为刘氏所谓“识”，“不过欲
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①。他
也承认，“才、学、识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
职是故也。”“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
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②但是，他着重强调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③。
这样，章学诚对于历史撰述的主体提出了“史德”和“心术”两个概念。史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②
同上。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④
《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⑤
《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家如果能够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④
，就可以“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了。是否可以理解为，“慎辨于天人之际”
中的“天”指的是客观历史，“人”指的是史家自身。那么，章学诚的“天
人之际”指的是客观历史与史家主观意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史家之“史德”
和“心术”在其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史家的“史德”与“心术”，受到各种复杂原因的影响。章学诚指出，
有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一类的人，“读其书，先不信其人”；也有史
家“有阴阳之患”，其记载便“忤于大道之公”；还有史家“因事生感”而
“情深文挚”，以至于偏离了史实客观性原则等。他要求史家“载笔之任，
自宜心术端淳”。如果“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
术不可复问矣”①。
史学研究中主、客体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史家在其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实践证明，每一位史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秉笔著述时体现了他们的心术和
相应的史德。“史德”和“心术”是规定史家撰写信史、探求史义、建设史
学的带有根本性质意义的重要范畴。如果联系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对
社会的影响等宏观问题上面，则史家“史德”与“心术”的制约性就不仅仅
局限在史学本身了。章学诚对此虽没能作进一步辨析，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
论述，但仅以其所涉及到的内容而言，表现出了他对史学研究的深刻的洞察
力。
第四，区别“撰述”与“记注”两大史籍门类，推崇“通史家风”。
章学诚第一次把史籍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门类，论述了各自的
内容、区别和联系。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来阐述这个认识，说：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
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
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
而撰述知来擬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
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②。
这段话清晰形象地表达了章学诚的观点。“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应表现
出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的特点，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帮助人
们了解过去、观察未来，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著述活动，故“圆而神”。“记
注”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原始资料的记录、整理、纂辑，具有
一定体例，以利于把各方面的内容妥为记载保存下来，是有条理的记述活动，
故“方以智”。章学诚对“藏往之学”和“知来之学”进一步解释说：
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
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可以藏往而
不可以知来，治《礼》之尽于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
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为知来，功莫大也。
学者不得具全，求其资之近而力能免者斯可矣①。
两者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④
同上书。
①
《文史通义》内篇二《言公中》。
②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
 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是也。才识类
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
人，不能授之于人也。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②。
运用出色地辩证分析，将两者的关系论辩得清清楚楚。在《报黄大俞先生》
一文中，章学诚又例举了史书说明著述（撰述）和比类（记注）两大类别：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
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
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
妨害③。
以上的论述，从概念上区别了不同作用、不同层次的史书两大编撰类型，
使史家著述时可以按照这两种界定范畴的不同要求去努力。如果混淆了两者
的区别，难免会出现“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的作品，造成“以云方智，则
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①的混乱局面，从
而大大影响了史书的价值。
通史的修撰，是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史
记》时所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以后中国
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对“通”的要求不断被一些有见识的史学家所强调。如
司马光撰写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郑樵提出的“会通”等。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作《释通》一篇，论述“通”的概念，阅明
历代书“通”之由来，总结通史的“六便”、“二长”。他在褒扬郑樵时指
出：“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著作之旨，不徒以
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
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②“通史家风”并不是指在形式
上把自上古以来的历史拼凑在一起，而是要作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
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③。基于此种认识，章学诚对通史的要求较高，
但是他因此而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是“守绳墨”，这也失于绝对化。断代史自
有其优势所在，通史也决非每一部都能具有“通识”。尽管如此，章学诚提
倡的“通史家风”，对于纠正史学研究中存在着的短视、墨守成规、不求史
识等缺陷，有着启迪作用。
《文史通义》中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包括对史体的评价、创立新史体
的设想、对“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的分析、博与约的关系、历史著作
文字表述的艺术性和准确性、史学的继承和创新等。他还提出史书中要有图
表、应保留诏诰章表等原始文献、增立《史官传》等主张。
《校雠通义》是章学诚的另一部关于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著作。此书因失
窃而不全，从所存留下来的部分中，可大体看出他的有关见解。他说：“校
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
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①鉴于此，他提出互注、别出的方法，

②
《文史通义》内篇六《杂说》。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②
《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三》。
①
《校雠通义・序》。
 还提倡编制索引工具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章学诚以笔墨为生，穷愁不得志，长期依附于一些地方官吏，为之修纂
方志，他也借此机会，在修志过程中实践自己的史学理论，并由此提出了一
套方志理论。
章学诚首次明确提出了“志属信史”、“志为史体”的观点。他说：“有
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
家乘谱■，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②
长期以来，方志被认为是地理书，章学诚对此持否定态度，“地理之学，自
有专书，州郡志书，当隶外史。”③他就这个问题与戴震辩论，强调方志的特
点是“切于一方之实用”，如果将方志仅视为地理书而不及于史实，则有关
一地的历史文献将会产生“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的危险④。确定方
志属史书而非仅为地理书，这是章学诚对方志学的一大贡献。既属史书，就
应具备史体，发挥史书的价值。因此，他提出方志应立三书：“凡欲经纪一
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
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
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①他还提出修志十议，作为编纂方志应该注
意的问题，主张完善修史机构，提高修史者的素质和业务水平。章学诚的方
志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对修纂方志的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浙东学风的经世思想，如提出“六
经皆史”说，但与清初思想家对于专制统治的批判这一点相去甚远。即使与
同时代的戴震相比，戴对理学社会作用的批判，也是章学诚所不能相及的。
他甚至指斥戴震“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②章学诚坚决维护儒
家的伦理道德，宣扬男女授受不亲，将历史上的所谓“乱臣贼子”、“名教
罪人”全部列入否定行列。修纂《永清县志》时，积极搜求妇女的贞节材料，
加以载录宣传，这等政治伦理思想，与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理论相比殊
不相称。章学诚强调史书的全局体系，但是《文史通义》本身显然未能达到
这一要求。全书论点显得散而泛，需要探讨和辨析的内容很多，以读书随感
的形式表现出来，缺乏必要的完整系统。此外，某些立论过于偏激、言过其
实，显得“失是非之平”。怎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作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如何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文史通义》，都是尚待开拓和深掘的重要课题。章
学诚之于中国史学史、史学思想史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④
见《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①
《文史通义》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
②
《章氏遗书》卷二《书朱陆篇后》。
 四、道、咸以至清末的社会思潮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与龚自珍、
魏源的经学思想

１．今文经学的复兴

西汉初，朝廷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
因所授经书均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学。成书于汉初的《春
秋公羊传》，即属今文经学，且是其主要代表。今文经学亦称公羊学。今文
经学的思想比较开放、活泼、多变，其大一统的观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
已深入人心。公羊学还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说”，即《公羊传》作者解释春
秋时期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春秋公羊传》
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传文）。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
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说： “据乱——升平——太平”①。
这套理论的特点是可以启发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历史的进程，因而具
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落，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直到嘉
道年间，几成绝学的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在晚清倡行于世。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庄存与（１７１９—１７８８ 年），字方耕，
号养恬。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年间进士。他曾从学于阎若璩，
通六经，尤精于春秋公羊学。著有《春秋正辞》，根据董仲舒、何休的公羊
学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这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庄存与同时
也是以经学和文学著称的常州学派创始人。乾隆时期公羊学者对后来影响最
大的人是刘逢禄。刘逢禄（１７７６—１８２９ 年），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年
间进士。他是庄存与的外孙。在刘逢禄之前，常州学者如庄存与、庄述祖等
人，虽然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汉学。刘逢禄则专笃于今
文经学，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反对许慎、郑玄的古文经学，主张治经重在
研究“微言大义”。著《公羊何氏释例》，发挥今文经学的“大一统”和“三
科九旨”。又著《左氏春秋考证》，否定《左传》，攻击乾嘉汉学。他说：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
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
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 ①他还著有推崇何休的著作：《公羊
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答难》、《申何难郑》等。常州学派的知名学者
是宋翔凤。宋翔凤（１７７９—１８６０ 年），字虞廷。江苏长州（今吴县）人。他
是庄述祖的外甥。著《论语说义》，推孔子为“素王”，“别录私说”，提
倡微言大义。常州学派的学者多由血缘和师生关系组合而成，他们对于清代
今文经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常州学派之外，在嘉道时期亦有治公羊学的学者。凌曙（１７７５—１８２９
年），字晓楼，江苏江都人。他专注于《公羊》礼制，著《春秋公羊礼疏》，
认为《春秋》之义在《公羊》中得到阐发，而“公羊”传于董仲舒的《春秋
繁露》。又著《春秋繁露注》、《公羊礼说》等。凌曙的学生陈立（１８０９—

①
《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
①
《左氏春秋考证》。
 １８６９ 年），字卓人，深研《春秋公羊传》，指出前人注疏仅知疏通字义而与
微言大义相悖，于是著成《公羊义疏》。《公羊义疏》材料丰富，在对材料
的训诂考据方面也作出了成绩，但在阅释义理方面成就有限。冯登府（１７８０
—？），字柳东，浙江嘉兴人。曾著《石经补考》以备今古文之异同。另有
《三家诗异文疏证》、《论语异文疏证》。陈乔枞（１８０９—１８６９ 年），字朴
园，福建闽县人。其父陈寿祺宗古文经，但治学以辑西汉《今文尚书》及《三
家诗》之遗说为主。陈乔枞以此为基础，用今文家法治经。他认为《易》、
《诗》、《书》、《礼》等儒家经典赖今文方得流传，著《小琅嬛馆丛书》，
包括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四家诗异文考》、《今文尚书
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诗讳集证》等。
通过乾、嘉、道时期学者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和提倡，公羊学说重新崛起，
“翻腾一度”，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来作为阐述其政治思想理论的工具。
同时，今文经学的复兴，也标志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和终结，意味着学术思
潮在汉宋之争中开始向一种兼容并蓄的趋势方向发展。

２．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和学术观点

按照通常的看法，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来确定时代断限，
龚自珍应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最后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时间上看，龚自
珍卒于 １８４１ 年，鸦片战争开始于 １８４０ 年，龚自珍的生活时间基本上没有进
入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从内容上看，龚自珍思想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
思想的总结和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同时也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一事平生
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①，体现在开一代思想新风上。因此我们认为，龚
自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 年），字璱人，又字爱吾，号定庵。浙江仁和（今
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绅世家。父龚丽正，著有《国语补注》、《三礼图
考》、《西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等书。母亲段驯，是著名学者段玉
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 年），龚自珍由副榜
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开始写作抨击现实的政论，如著
名的《明良论》等，就写成于这个时期。嘉庆二十三年中举，时年 ２７ 岁。以
后 ５ 次应会试不中，直到道光九年（１８２９ 年），才考中三甲十九名，被“赐
同进士出身”。其间，除数次应考之外，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家言”，
参与重修《清一统志》，并撰有《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反
映了他对东南沿海及西北边防的关注，他长期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
职，究心于佛学、经学及商周彝器秘文研究。道光十九年，龚自珍辞职出京，
南北旅行数千里，写下大型组诗《己亥杂诗》３５０ 首。道光二十一年，赴任
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同年秋暴卒于丹阳，终年 ５０ 岁。
明清两朝，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衰老时期。清朝前期以其再一次强化
专制统治而造成康、雍、乾三朝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嘉、道年间，便迅
速朝着下坡路滑落和走向解体。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一转折时期的
前夜。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即将到来，他通过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
感受，已经预见到了这个迹象：“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

①
《己亥杂诗》。
 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
①

龚自珍思想的中心是他对于走向衰亡的专制社会的批判和揭露。简单说
来，他揭露当时的社会在表面上“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在事实上却已经是一个是非不分、荒凉破败、人们不敢随便说话的黑暗世界，
如同患了“痹痨之疾”的病人，面孔“惨于槁木”，进入了“日之将夕”的
衰世。他在《乙丙之际箸汉第九》中写道：“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
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
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在《西域置行省议》
中说：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蹷。……自京师始，概乎四方，……
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揭示出处于所谓衰世的
真实景象。
在《明良论》中，龚自珍对官僚政治的极度腐败也进行了有力抨击。他
概述统治集团：“官益久，刚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
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
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苟
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他斥责这
些官僚是“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尽
奄然而无有生气”，是一批无耻之徒。龚自珍还抨击科举制度。他说：“今
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以致士子们自“进身
之始”，就“言不由衷”，造成以后为官只知“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
的局面。清朝官吏升迁凭于年数、资历，“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贤
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尚者亦得以驯而到”。他分析说：“英奇未尽之士，
卒不得起而相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其资
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病，苛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
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自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
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
为？……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①因此，他着重提出了人才
的重要性和要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的想法。
魏源对龚自珍的思想、学术概括道：“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
北舆地。其书以六经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厓郭，以朝章国
故、世情民隐为质干。”②
龚自珍的思想与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有一定联系。他曾随刘逢禄学习《春
秋公羊传》。但是，龚氏与旧公羊学家显然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
于对时局的认识和使命感的不同而表现在对公羊学说的阐释、引申、发挥和
使用上。常州学派的学者，重在阐发今文经学本身的“三科九旨”，在否定
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恢复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刘逢禄曾说：“先汉师儒
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
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发响，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

①
《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①
均见《明良论》。
②
《魏源集・定庵文录叙》。
 传，舍是奚适焉？”③龚自珍治公羊学有更进一步的用意，他坚持“通经致用”
是为了落实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上。他写诗表示：“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
狂删乙丙书”。然而，他的观点是：
卿大夫能以学术开帝者，下究乎群士，傅知今古之故，其泽五世十
世；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
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
年一人而已矣①。
由此可见，走成学名以阴济天下的道路，还是走济世以学术开帝王的道路，
是常州学派治经与龚自珍治经的区别所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当时要
想表达批判专制统治、鼓吹社会变革的思想，还没有更为先进适用的哲学观
点可以发挥，只能利用公羊学作为思想工具。由龚自珍发其端，嘉道年间和
戊戌时期的进步人物，都喜谈“公羊”，而其内容实质又与“公羊”相去甚
远，构成了晚清进步思潮的主流。这种现象，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因此，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即使是与其他志在笃守家法的今文经学家相比
较，也独具特色。他主张“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
以子还子”。②即以“五经”为经，其意义相当于否定了所谓“十三经”，这
里面也包括了“春秋三传”。他还公然宣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
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③。公羊学家
所倡之微言大义皆托于孔子，他们当然不能同意这个看法。龚自珍进一步指
出：“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④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发展为“欲
知大道，必先为史”⑤，坚决否定经的神圣性，由尊经走向尊史，再由尊史走
向尊道。只有正确把握了道之后，才能够理解历史变革。
能够揭示历史变化普遍法则的“大道”，在龚自珍看来，就是公羊学的
历史三世循环法则。他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九篇中以各种典章制度配三
世，又以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可分为大、中、小三世，由此形成他自己的
“三世说”。他说：“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
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①“三世，非徒《春秋》
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②强调“三世”循环是适用
于古今的普遍法则。据此，他将公羊哲学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
改造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
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
为一等。”③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中，龚自珍反复讲述《五经》之中分属
乱世、升平、太平的篇章，以启发人们依“三世说”去认识和观察现实社会。
按照他的“新三世说”，他将康乾指为治世，嘉道指为衰世，进而预测嘉道

③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叙》。
①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②
《六经正名答问五》。
③
《六经正名》。
④
《古史钩沉论》。
⑤
《尊史》。
①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
②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
③
《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以后将出现乱世。他描述进入衰世的清代社会已如同一个患疥癣病人一样：
“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
冥心息虚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④并且，“乱亦竟不远矣”⑤。
龚自珍利用公羊学阐发他的历史哲学，预测专制统治的危机即将到来。他呼
唤时代的“风雷”来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提出了诸如在土地制度、
开发西北、建设边疆、抵御外侮、禁绝鸦片等方面的改革主张。
龚自珍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其父龚丽正在注释整理古籍上也有
成绩。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考据学方面的训练，考据学
的务实学风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并没有就此走上考据学的道路。他
强调“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有事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未
暇也。”①龚自珍广泛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叙述了清代庞大
版图的形成过程，界定了“西域”的概念，提出在西域置设行省和具体的府
州县划分的建议。他重视蒙古史的研究，著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
地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并准备撰写《蒙古
图志》②。此外，还写有《东南罢番舶议》，讨论如何对付西方列强在东南沿
海活动的问题。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汉学开始由盛而衰的时代。在激烈的汉宋
之争中，汉学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在反思汉学自身的短长之处，但更多的是
坚守壁垒，张己之帜。龚自珍有汉学的家学渊源，又兼及公羊学，他的学术
思想是治今文经学而与经世思潮合流，基本符合于道光年间由文字训诂转向
“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变趋势。不再纠缠于汉宋之争中，反映了龚自珍的见
识，他曾致信江藩，就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汉学”一名提出商榷。
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
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③他具体指出：“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
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
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①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
朝经学师承记》。否认汉学的一程不变，摒弃汉宋之争，主张学术思想因时
而异、各派学术相互渗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今文经学反映新的观点，
龚自珍的立意更为高远。
作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龚自珍对腐朽的专制统治和空疏学风
的批判，对于古代思想具有总结意义，对近代学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
着传统思想文化走向终结，也代表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开端。但他后期逐渐走
向消沉，向佛教教义中寻求精神寄托，“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的诗句，是他晚年思想的真实写照。

３．魏源的思想及《海国图志》的影响

④
《明良论四》。
⑤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①
《古史钩沉论三》。
②
后未完成。
③
《与江子屏笺》。
①
《与江子屏笺》。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年），字默深，原名远达。湖南邵阳人。魏源出身于
地主家庭。年轻时赴京，曾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过从甚密。
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中举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编辑《皇朝经世文
编》。与贺长龄及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等等议漕运、水利、盐政等事务。
曾到杭州学习佛学，回到北京后捐资任内阁中书，有机会阅读内阁典籍。鸦
片战争爆发后，作《圣武记》，缅怀清初的兴盛局面。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５０ 岁的魏源中试，赐同进士出身。在京口会见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受
托编撰了《海国图志》。魏源到江苏东台、兴化、高邮等地做官，曾倡办团
练，抵抗太平军。后被劾免职，不久再次被起用，以老病辞官，病卒于杭州。
魏源一生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
《书古微》、《公羊古微》等等。
魏源与龚自珍一样，都曾师从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但他们的目的不是
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而是要通过今文经学表达他们批判和改良社会的宗
旨。魏源小龚自珍两岁，又晚龚自珍去世 １６ 年。这 １６ 年正是西方列强侵略
中国的开始，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魏源的“通经致用”已不可能局限在中
国社会本身的现实问题里面，严峻的时局迫使他首先把眼光扩展到了西方。
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技术的要求和作法，使魏源的思想具有了近代
意义。龚自珍与魏源的区别也正在这里。尽管当时人们并称他们为“龚魏”，
但龚自珍应归于古代史，他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应归于近
代史，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思想家。
魏源在经学方面主治今文经学。他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实属必然，指出：
“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
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文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
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①他同样也是把今文经学引入现实的通
经致用之途，为此，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经学思想还反映在有
关公羊学的理论和观点上。他强调微言大义对于《春秋》来讲，其重要性远
胜于章句，解《春秋》的微言大义的重点又在“张三世、通三统”。所以，
“公羊”胜过“谷梁”，“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十商高弟，
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②。他还恪守“汉儒旧传”对
“三科九旨”的解释，即东汉何休和宋衷的“三科九旨”的观点：张三世、
存三统、异内外为三科；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为九旨。
反对清儒标新立异的新鲜：“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
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
大义之与有。”①魏源笃守“公羊”传统，强调“三科九旨”对于“公羊”的
重要性，以及“公羊”对于《春秋》的重要性。如此坚定的“公羊”立场，
目的并非出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通经”既然要“致用”，要作用于现实，
求强国之道，就必须重视“公羊春秋”，唯有《公羊》擅于发挥《春秋》“改
周制而俟于后圣”②的理论，更适于“托经议政”的政治需求，达到“以经术

①
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
②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①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②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为治术”③的目的。
在认识论方面，魏源批评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他在《默觚》中
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
之图，以为知山，不知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
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山居难以论行舟之险，
泽民难与论梯陟之艰”；“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
把感性经验看作是知识的来源，在知行关系上，认为知由行来，“行为先”。
在历史观方面，魏源认为人类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他说：“三代以上，
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
之物。”④古与今的关系，是“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
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⑤魏源所依据的公羊学的历史循环论，也包蕴
着历史进化观点。“三统说”明确指出各朝制度并非万古不变，应当有所因
革损益。魏源将《公羊》中的这类微言大义推崇为“弘通精淼，内圣而外王，
蟠天而际地”，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如“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
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
县何异？”在刑法、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方面，都比三代进步。
魏源的思想观点主要是针对现实而发。在军事上、政治上、对外贸易等
方面均提出过谋求富强、抗御外国侵略的策略。他写的《圣武记》就是要通
过对清史的研究，“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①，
从中寻找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办法。该书把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与反对外国
侵略斗争结合起来，总结有关抵御外侮的历史教训，作者引用古书中“物耻
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希望战败后能够举国同心，重振国威。《圣武
记》是一部对清史研究的开创性史著，同时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因而在社
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数年之间，被多方刊印，
并流传到了日本。
尤为重要的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
史上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海国图志》就是反映这一重要近代思
想的、由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魏源明确地宣称，《海国图志》
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②。这
部书的材料，“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则徐）所谓西夷之《四洲志》；再
据历代史说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③。林则徐在禁销鸦片、与西
方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深感清朝闭关锁国所造成的目光短浅、妄自尊大的种
种弊端。他有志作《四洲志》，把真实的世界介绍给国人，但没能如愿。在
被发配的途中，他把这一未竟之业交付给魏源。因此可以说，《海国图志》
是林、魏等有识之士担系着时代重任所作的著述。不仅承认西方的先进向他
们学习，而且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制夷”，这比之当时顽固派竭力否认西方
科技的先进、仍然愚昧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保守观点超前了几个档次。把西

③
《默觚・学篇九》，《魏源集》上。
④
《默觚・治篇五》。
⑤
《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
①
《圣武记叙》。
②
《海国图志叙》。
③
《海国图志叙》。
 方的状况介绍给国人，这对于已经落后还仍然昏睡的中华民族“睁开眼睛看
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海国图志》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撰述部分，包括《筹海篇》
及各总叙、后评和文中夹注，表现了魏源的反侵略思想和抗敌策略；另一部
分是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介绍外国史地情况，包括南洋、印度、非洲、
欧洲、南北美洲，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议守、
议战、议款三个方面的策略，以对付外国侵略。关于“议守”，他认为“守
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发动
“义民”百姓的力量打击侵略者。“议战”则应坚持既要“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又要“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策略。“议款”的原则是“听互市各国
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魏源体会到了“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
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①的规律，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尽得
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未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
犹西海之民”②。《海国图志》介绍了许多西方的新知识，使中国人对一向生
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如地圆说、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西方的商
业、铁路、银行、学校等名个方面。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中国
终于开始认真地去了解世界了。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被后来的洋务派部分地接受。清末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如康
有为等人，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以后，对西方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进
而决心求教“西学”，倡导变法。《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
思潮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
《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②
《海国图志・筹海篇》。
 （二）晚清兴起的洋务思潮

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场历时 １０ 余年之久

的农民大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给
予了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利用宗教形式组织起义，
宣传其理想。他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反
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等、追求“太平”之世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即是
这种空想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具有一定近代知
识的思想家，他写的《资政新篇》、《英杰归真》、《军次实录》都是具有
理论价值的著述，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提出了他的主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所谓“内忧”和“外患”的严重
局面，迫使清朝统治者开始寻求挽救危机的新出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
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军工产业，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达到
“自强”、“求富”、“剿贼”和“御侮”的目的。这批人被称作洋务派，
这一历史过程被称作洋务运动。
洋务派官僚包括从清朝上层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人物，如奕䜣、桂良、文
祥；还包括从地方督抚人员中分化而来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洋务派建立了一批“洋务”机构，官办企业如北京同
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等，民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机器织布局、
电报局等，兴起了大办洋务的热潮。同时，在知识分子阶层涌现出了一批“洋
务”论者，如薛福成、郭嵩焘、王韬、张之洞等人。
洋务思潮的理论纲领是“中体西用”。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指出，
中国要想“自强”，应该“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时的“大变局”，首倡“采西学”、“制洋器”的主
张。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进一步提出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原则：“中
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孙家鼎也认为：“应以中
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
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立学宗
旨。”①张之洞强调说：“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
杜离经叛道之弊。”②那么，这种“体”与“用”的区别是什么？李鸿章说过：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张之洞也认为：
“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重法，以君兼师。” ④
很显然，“中体西用”就是在坚持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
纲常名教的基础上，引进、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以求富
国强兵。这种兴西学，保中学的主张是一种简单的、矛盾性的结合方式，洋
务运动的最终失败，证明这种洋务思潮的局限。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
境中，两者不得不杂糅相存。毕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初步了解了
世界并经历了受辱挨打的痛苦教训之后，认真而实际地考虑到了学习西方“长
技”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处于一种“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矛盾

①
《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九。
③
《复陈筱航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
④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状态，但这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沟通及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环节。至少，洋务派比仍然坚持闭关自守的顽固派略高一筹。而且，洋务思
潮的最终演变，在某些方面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滥觞。
洋务思潮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呈现为总体上的一致性。其内部却是
极其复杂的，表现为不同层次和派别，是由多种成份组合而成的。
洋务思潮的早期，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充实
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军事上维护统治秩序，从抵御外侮的角度考虑国家
的安危。代表人物主要是以军事起家的洋务官僚、军阀，如曾国藩、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他们标榜“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把
造枪炮、购兵舰、制军械、练新兵作为活动中心。曾国藩曾指出：“轮船之
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
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愤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左宗棠在收复新疆
的征战中，取得了平灭阿古柏叛乱的胜利，他深有感触地说：“此次新疆叠
捷，固由德国枪炮之力。”②增强军事实力，添置先进装备的目标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了实现，但是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洋务派官僚的看法并不一致。以
李鸿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
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对外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左宗
棠等少数人，坚持抗敌原则，反对李鸿章等人在对外事宜上的一味退让、 “曲
意允存”。说明洋务派中的官员在对待外侮的问题上，观点、立场也不相同。
以郭嵩焘和薛福成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发展民
族经济，走民富国强的振兴之路，属洋务思潮的另一个重要层次。郭嵩焘曾
被派驻英法任公使，身在西方国家之中，他得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了西方各
国的真实情况。他深刻地指出：“泰西富强皆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
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②他认为：
“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其人民趋事
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③主张必须发展民间自由商贸，才能
达到富强的目的。他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
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④他的
观点，得到了薛福成、严复、谭嗣同等人的认同。薛福成也强调“工体商用”。
他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
之先。”⑤重商思想，是洋务思潮中的一个有价值的观点，这个观点更为深入
地分析了学习西方的重点所在，希望中国能够实实在在地走上富强之路。
另一位洋务思想家王韬，从民本思想的角度论述强国之道。他认为应该
重视养民、驭民之道，“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
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做到“民志之孚，民情之洽”①，还

①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集・奏稿》卷十四。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三。
①
《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
②
《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一。
③
《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一。
④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三。
⑤
《振百工说》，《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三。
①
《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卷三。
应借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造成“能通上下之情”的良好局面。这是洋务
思潮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观点。
洋务思潮对于经历“千古未有之变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
在观念上的抉择。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
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客
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师夷长技”的一次具体实践。其发展趋势，是淘
汰所谓“中体西用”的旧框架，代之以更为适应近代化历程的新思潮。只有
客观地评价洋务思潮，才能正确把握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读懂历史所给予
我们的启示。
 （三）戊戌变法维新思潮

１．近代早期的维新思潮

早期维新思想上承林则徐、魏源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下启戊戌时期康
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是从洋务思潮中分化出来的、并逐步发
展为否定洋务思潮的重要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潮的界限不很分明，它本身就是在洋务思潮的外
壳下孕育成长的。洋务派内部对“富国强兵”的认识并不一致，表面上暂时
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统一起来。“中体西用”的实质是在不触动专制统
治与专制政体的任何关键部位的前提下，学习和借鉴西学。这里面隐藏着一
个深刻的矛盾，即如何对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成长于洋务思潮中的早期维新
思潮逐渐涉及到这一问题，他们从揭露和批评清朝政权统治弊端开始，经历
了同洋务派的主张和路线的矛盾对立状态，走向对“中体西用”的否定道路，
最终导致了与坚持维护专制统治制度的洋务派分手的结局。洋务思潮在思想
上出现了分化。
早期维新思潮的主要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
郑观应等人。他们受过传统教育，也接触过一些西方知识。看到中国一次次
在对西方侵略者的战争中失败，看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希望能
够向西方学习，寻找一条发愤图强的救国救民之路。在近代早期中学与西学
或旧学与新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他们自然扮演了传播西学、倡导新学的进
步角色。邵作舟记叙当时学西学的情形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
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
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赫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
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①关键在于，早期维新
思潮开始注意学习借鉴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
这既可以视作是洋务思潮中的重要内容，也可以用发展的眼光视其为变法维
新思潮的前导。
探索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早期维新思潮的重要特色。马建忠曾赴欧洲留
学，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一文中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
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
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透露了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
同观点。王韬着重指出了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他说：“泰西之立国有三：
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解释说：“如奥、
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
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
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
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
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
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
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他特意对英国作了重点考察，认为英

①
《纲纪》，《邵氏危言》。
①
均见《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国“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
所以，英国能够“以其富强雄视诸国”②。郑观应宣扬“议院兴而民志合，民
志强”，把君主立宪说成是中国抵御外侮、实现自强的唯一出路。他认为“君
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君主立宪的优势
在于“凡事虽由上、下议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
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
始克臻此。”③他设想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
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
其非分之情，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以上的言
论，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初步想法。“君民共主”
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学为体”的一种挑战，也促进了维新思潮从洋务思潮
中尽早蜕变出来。
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以商为本”的思想，是对“西学为用”说的补
充和扩展。薛福成是重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指出：“论西人致富之术，
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①目睹在西方列强的经
济侵略下，中国的财富大量外溢的严重局面，他分析说：“今以各国商船论，
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以上，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
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
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②马建忠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治国以富强为
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③，主张“富民”才能“富强”。他说：“护商会而
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很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④。马建忠指出，
外国侵略者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是造成中国贫穷的重要原因。必须改变中外
贸易逆差的局面。他说：“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
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⑤“以商为本”
的富民思想，在早期维新思想家中，以郑观应表达得最为鲜明。郑观应明确
指出：“习水战不如习商战”⑥。又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
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
欲，孰得而谁何之哉。”①郑观应分析了富与强的相互关系：“语云‘能富而
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国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
维系也。”②他全面提出了商战的内容，如洋布战、用物战、食物战、零星货
物战等等。他还反对官办商务，感到官商的压制和垄断直接导致了中国民族
资本工商业不能正常发展。这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中体西用”的洋务
思潮的否定和即将突破洋务思潮的趋向。

②
《纪英国政治》，《弢园文录外编》卷四。
③
《议院下》，《盛世危言》。
①
《商政》，《戊戌变法》丛刊第 1 册。
②
《商政》，《戊戌变法》丛刊第 1 册。
③
《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一。
④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卷二。
⑤
《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一。
⑥
《商战上》，《盛世危言》。
①
《商战上》，《盛世危言》。
②
《商战下》，《盛世危言》。
 早期维新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君民共主”的理想，在经济上表现为“以
商为本”的观点，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对于“西学”的认识还仅处于比较
肤浅的阶段。譬如，郑观应曾对“道”、“器”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认为：
“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为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
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
道者是也。”③仍然视西学为器，视中学为道，视西学为内容，视中学为根本。
尽管他肯定了人们的认识过程应该从具体的“形器之学”出发，“非举小不
足以见大，非浅迹不足以穷神”，但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在观念上仍然普遍认
为“道”是亘古不变的。在他们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他们把所提倡的“君民
共主”、“以商为本”的思想比作如上古三代时的理想境界。
洋务思潮所孕育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潮，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展为
近代中国的变法维新思潮。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核心的洋务思潮则随洋务
运动的彻底失败而趋于衰落。

２．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随之而
来的是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新浪潮。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思想
界中的变法维新思潮开始成熟，并登上历史舞台。变法维新思潮主要表现为
替戊戌变法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改革方案，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
嗣同、严复等维新派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完
整的变法纲领和变法措施，从理论上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戊
戌时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作主要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等，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变法
维新思想体系。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
的 １３００ 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
都、练兵、变法等政治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变法维新运动出
现了第一次高潮。维新志士们积极开展理论宣传，讲新学、求变法的风气汇
成一股思想潮流。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其他列强也相继
强占中国的租借地。康有为再次上书，陈述危局，要求从速变法。在维新派
的大力推动下，次年 ６ 月至 ９ 月，光绪皇帝发出一系列变法改革的诏令，此
即戊戌变法，或称“百日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虽然戊
戌变法运动很快失败，但是变法维新思潮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在近代历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
变法维新思潮上承早期维新思想，下启 ２０ 世纪初的民主主义思潮，是近
代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产物。其内容反映了在经济、政治、
文化思想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打下了
时代的烙印。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特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
义思想。与以前相比，变法维新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更加广泛和更为深刻。

③
《道器》，《盛世危言》。
 维新思想家以抵御外国侵略为基点，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贸
易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祖国的富强，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危机。
维新派所从事的变法宣传和历次上书言事的内容中，无不把挽救国家民
族的危亡作为当务之急。康有为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
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中之鱼，牢中之囚，
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十二朝未有之
奇变，……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①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认为：
“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祸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
则瓦解之患大。”②预言若不尽早变法图强，局势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恶化。他
们制订的《保国会章程》也写明“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
振救之”，以及“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的宗旨。用慷慨激越的爱国言
辞，发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梁启超呼吁“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
可畏，而速养成我民族爱国主义以抵制之”③；“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
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
毫之权利让与他族”。中国人民必须“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
而拯生灵”①。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共同呼声。
第二，要求实现“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思想。
维新派提出了变法必须“全变”的新观念。所谓“全变”，包括在政治、
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革，而实际在根本上指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要求，
即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他们认识到，洋务思潮的“中体西用”，不
过是“仅袭皮毛”的无效措施，早期维新思潮的“君民共主”的要求，才是
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主张。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
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②。谭嗣同则批评洋务
派变法只是在“变枝叶，非其根本”。维新派渴望的是“全变”或“变本”。
康有为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③
“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即“统筹全局，商定政体”。维新派强调：“今
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
变事而已，非变法也。”④很显然，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变法。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第五次上书中，明确提出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不久
又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梁启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世界
上的政治制度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
三个阶段，中国也必定会发展到“民为政之世”。康有为等维新派具体制定
了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法方针，极力倡导中国“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
行也”的思想，以此作为实行“全变”的实质内容，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第三，提出“工商立国”的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是维新派希望变法使中国成为“富国”的重要内容。他们提出

①
《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上诸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丛刊第 2 册。
③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 6。
①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 4。
②
《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③
《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④
康有为：《敬谢灭恩并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富国为先”、“定为工国”、“以工立国”、“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等经
济思想纲领。
维新派反对洋务运动中的官办、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要求废除洋务和
清政府对工商业的垄断。他们在工业、农业、财政、贸易、金融、交通、矿
业等广泛的生产、流通领域提出了“富国之法”的变法措施，同时在思想上
强调“工商立国”的重要意义。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
则日新日智”，建议将中国“定为工国”①。梁启超也提出“以工立国”的主
张，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民间“出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
第四，批判旧学，提倡建设以“新学”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伦理观念。
维新派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将批判的目标指向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
学。严复说：“夫伦纪者，旧学之根源。”②把批判的重点，集中在传统的纲
常名教、伦理道德、人性学说方面。谭嗣同的言论尤为激烈，他说：“以名
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
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裂毒，由是酷然矣。君以名桎
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
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③他还痛斥历代帝王是“独夫民贼”，深
刻批判了专制暴君及文化专制统治对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
为了变法维新的需要，他们积极提倡新学，宣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学说，如生物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然人性论等，用以批判“天
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批判腐朽专制的君权和儒学的等级之说，是一
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３．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哲学观点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１８ 岁时从名儒朱次琦学习程朱、陆王之学，后与寥平相识，开始对“公羊学”
的三统、三世、改制说发生兴趣。《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环游地
球新录》等书对他了解西学和世界也有很大帮助。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
入京参加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随后著述《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为变法维新作理论上的准备。甲午
战争失败后，他又先后 ５ 次上书，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措施和建议。领导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逃亡国外，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落后保守。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表现得比较庞杂，既包括经学思想、佛学思想，也包
括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些学说。他自己认为：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
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
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入统物理焉①。
以“元”作为其哲学基础，认为天地万物皆始于“元”，皆统一于“元”，

①
《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论中国之分党》，《戊戌变法》第 3 册。
③
谭嗣同：《仁学》卷一。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即“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②。就天地万物来说，“元”是第一性
的。康有为认为，“元”是有意志的，其意志体现为“正”。他还把“元”
与“不可测而为神”的“道”等同起来，并且认为与“仁”也可以沟通。康
有为强调“仁”的概念，以为“仁之美者在于天”①，“仁莫大于博爱”②。
人们如果具备了“仁”，就可以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
界。他以“元”为本原，扩展到有意志的“正”，再联系到“仁”，可以看
出在哲学思想上夸大观念、意识作用的倾向。他强调主观精神作用，是为宣
传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作铺垫。
康有为的人性说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说：“性者，人受天之神
明，即知气灵魂也。”③人性受之于天，但是“天人分合本原贯通”④。他从
“人性之自然”的观点出发，强调人性并无善恶之分，否定儒家传统的性善
说；“性全是气质”，反对理学家“义理”、“气质”之分的观点，他认为
“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康有为所讲的“气质之性”，指的是
生理上的视、味、声、色等自然本性，类似于西方自然人性论学说。他进而
指出“人性平等”，既然人的自然之性基本相同，那么孔子的“性相近”之
说则指的是“平等”，“故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⑤。由此将哲学思想
上的人性平等与政治上的人人平等联结起来。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认定古文经多为伪经，同时也否定了汉、宋之
争，希望恢复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这部著作从观念上打破了人们
对儒学经典的迷信，意在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则对今
文经学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加以发挥，提出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他把“公羊
三世说”说成是孔子的“非常大义”，进而发挥道：
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
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
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
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①。
“公羊学”经一千余年的沉寂之后，由嘉、道年间的清代学者重新发掘出来
加以研究。其后，经过龚自珍、魏源联系社会实际的发挥和阐述，“公羊三
世说”成为表达社会历史观点的理论工具。康有为在继承“龚魏”观点的基
础上，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托于“圣王”孔子，主张要真正恢复“圣王”
地位，找出孔子思想的精髓，就必须提倡“公羊学”，发扬“三世说”。他
把所传闻、所闻、所见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说成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它们分别代表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从历史的
阶段性发展演进的角度论证改革政治制度、走君主立宪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对“三世说”的最高理想“太平世”的论
述。他视“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大同书》对人

②
《春秋董氏学》卷六。
①
《论语注》卷一。
②
《论语注》卷十四。
③
《论语注》卷五。
④
《春秋董氏学》卷六上。
⑤
《论语注》卷一。
①
《春秋董氏学》卷二。
 类未来社会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年轻时接触
了《瀛环志略》等介绍西学的著作。１８ 岁时就学于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
深受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甲午战争后，与康有为一起参加变法维新活动。
任强学会书记员、《时务报》总撰述，创办《湘报》、《湘学新报》，积极
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
丛报》，继续宣传变法，提倡新学。辛亥革命后，思想逐渐落后，鼓吹立宪
保皇。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主要是追随康有为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他的文
章极富感染力，有很大影响，故当时以“康梁”并称。
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也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变法维新求得自强为开
端，他着重宣传“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认为古今中外“无时不变，无事
不变”，如果顽固守旧，泥古不化，必然“因循废驰”。他在《变法通议》
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
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
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
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认为洋务派所谓“新
政”的失败，原因在于“行之而不知其本”，所以专门论述“变法不知本原
之害”。他说：“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还联系“公羊三世
说”来说明“育人才”、“开民智”的重要性，“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以
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①
与康有为一样，梁启超也用“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的发展，以此作为
变法思想的理论依据，他把“三世”分为多君为政之世、君为政之世、民为
政之世。“三世”又分别区别为二，依次是酋长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君
主之世、君民共主之世，有总统之世、无总统之世。总称“三世六别”。他
据此分析说：“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之；民者，太
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
及其世，不能躐等；既及其世，不能阙之。”①他说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就在
于君主之世过长，但民主政治在中国也不可避免，“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
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②。
梁启超的哲学观点混杂了儒学、佛学及西学。他认同“三界惟心”的主
观唯心论，欣赏慧能断风动幡说。在《惟心》中称：“六祖大师曰：‘非风
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
由此出发，梁启超的认识论强调认识过程中心的作用。他在《慧观》中认为：
“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
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心灵的认同和发挥是为慧观，认
识的根本在于心，所以，认识的方法应该是内省和躬行。
梁启超历史观的核心是英雄史观。他明确宣扬“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

①
均见《变法通议》。
①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 2。
②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 2。
 舍豪杰则无有世界。”③他十分重视写人物传记，就在于认定是这些英雄人物
创造了历史。他还探索英雄与时代的关系，认为：“既有英雄，必有时势。
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
斯结果不断。”④似乎有些辩证因素。但是，他以后又说：“历史由环境构成
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
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⑤又回到了唯心认识论观点的
老路上了。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具影响。他涉猎范围广泛博杂，
学术观点丰富新颖，既是许多学术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耕耘者，为后人留下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众多的研究课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４．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

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 年），初名传初、体乾，易名宗光，字又陵，登士后
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１４ 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了西方自然
科学知识。毕业实习期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地，初步了解了异
国政教风俗。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全面接触了西方文化，
探求西方富强之道，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他还常与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讨
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回国后，到母校任教，不久被调往北洋水师
学堂任总教习。甲午战后，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
《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介绍西学，抨击时政，倡议变
法。严复有许多译著，以《天演论》最负盛名，对思想界影响极大，他是近
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
《天演论》译自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ｈｏｍａｓ　ＨｅｈｒｙＨｕｘｌｅｙ）论文集《进
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ｖ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书。严复采用意译的方法，不“斤
斤于字比句次”，而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译出原书的中心思想和
精神实质，再加上按语，表达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天演论》第一次系统
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中国，其“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轰动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他还宣扬了斯
宾塞社会达尔文观点，认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的自
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也同样适用。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指出：“有
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赫胥黎
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
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斯宾塞的“任天为治”，就是认为人
类社会也受生物生存竞争规律所支配，这种听任自然发展的“任天为治”的
理论，只能引出种族主义的结论，因此严复只接受了他的普遍进化理论和功
利主义。他之所以翻译《天演论》，就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
用赫胥黎的“任人为治”、“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思想，对自然界
进行积极干预，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严复宣扬自强、强调人为，论证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以震聋发聩的号召，呼唤国人从麻木中与

③
《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 2。
④
《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 2。
⑤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 72。
 沉沦中惊醒过来，保种保国。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阐述的生物体与外界环境进行斗争，通过自然
选择，优胜劣败的原理，是欧洲 １９ 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但是它对
于哲学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了达尔文主义自身。在西方，通过斯宾塞引申到
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进化理论，其社会效用是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了理
论依据。在中国，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所阐述的天演哲学，为正在处于
民族危机当口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四顾的中华民族提供了自强保种的精
神支柱。它也为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武器。梁启超是最早
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天演论》尚未出版，他就加以宣传。梁启超认
为：“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
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①康有为也称严复“译
《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②。《天演论》能够迅速被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就在于严复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表明：中国必
须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以图自强，否则将会在“优胜劣败”的
原则下亡国灭种而被淘汰。《天演论》的问世，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倡
行于世。此后，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和思想家几乎都曾把进化论作为他们的
基本思想武器。《天演论》所传播的进化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
严复还大力宣传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批判韩愈的君主至上论。他认为君
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于卫民之事而后有也”，人
民推出“公且贤者”，是为了让他们为民兴利除害。因此，“君不能为民锄
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①。从而否定了韩愈的君权神授和君主生来就是为了统
治人民的说教。他对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等旧学内容也从哲学和自然科学
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批判。然而，严复的思想在他晚年趋向保守，又回转到
了旧学当中。
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 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幼年拜浏阳
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曾游历南北十几个省区，行程约 ８ 万里，考察风土民情，
结交名人志士，在《三十自纪》中表达游历观感：“风景不殊，山河顿异；
城廓犹是，人民复非。”在浏阳创办算学馆，传布西学。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到北京见到梁启超。此间撰成《仁学》一书。戊戌变法时期，被光绪帝
委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囚禁，慷慨赴死，成为
“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仁学》是他的主要代表
作，以激烈抨击专制制度著称。他从哲学上建立一套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
思想观点。在《仁学》中，谭嗣同认为“仁”和“以太”是世界的本源：“仁
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
以生，由之以道。”他借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假说“以太”这一
概念，表示物质的本原，再将“以太”等同于精神性的“仁”或“灵魂”。
他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称这种变化为“日新”。“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
动机而已。”把世界之本源与事物之变化等同起来，说明事物日新月异的变

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 1。
②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丛刊第 2 册。
①
严复：《辟韩》，《严复诗文集》。
 化是世界的根本属性，从而论证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变法则民智”，“变
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①。谭嗣同还继承了王夫之“道
不离器”说，认为：“夫苛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
道安得独不变？②”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谭嗣同以激烈言词表述他的观点：痛斥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要求“冲
决君主之网罗”。揭露清政权“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
掠”。称赞“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
民之恨”的暴力手段。肯定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同情太平天国农民
起义，表示愿意成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使”。否定“君权神授”
说，认为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
君”，是民择君，而不是君择民；“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
也”；如君主不替人民办事，“可共废”，此为“天下之通义”。批判“三
纲五常”，“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抨击理学“妄为‘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之瞽说”，主张男女平等，同情妇女在旧道德束缚下的不幸遭遇，
呼吁“冲决伦常之网罗”。
谭嗣同哲学观点的来源比较复杂，矛盾之处较多。他对时政的抨击，在
理论上言词激烈、观点深刻，而在叙述实际政治主张时又显得十分温和，表
现出因时代所造成的某种局限性。

①
均见《仁学》。
②
《报见元征》，《谭嗣同全集》上册。
 （四）清末的民主革命思潮和其他社会思潮

１．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观点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维新派继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理论。他们大
量翻译介绍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著作，如卢梭的《民约
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自由
原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重要
论著和经典文献。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和前期的《新民丛刊》成为宣传
介绍西学和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因此，在 ２０ 世纪最初的二三年中，维新变
法思潮曾再度复兴。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康、梁等人保皇面目的逐渐显
露，维新派代表人物在思想上的日趋保守，戊戌维新思潮迅速衰落，被民主
革命思想取而代之。
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命派相继成立了兴中会、
爱国学社、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地方性团体，后来又成立了中国革命
同盟会，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民主主义思潮通过革命派宣传家的大力宣传而得到迅速传播，涌现出了
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
为论革命书》一文，系统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立宪主张，指出中国的出路只
有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
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
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也都以饱满的激情宣传反清革命，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已开始成熟。这位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理论，即三民
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 年），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
年在香港、广州和美国檀香山接受了西学教育，也受到了反清思想的熏陶。
他曾经向李鸿章上书，陈述改革方案，称如果采用他的主张，“以中国之人
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①。
李鸿章并未理会孙中山的建议。１８９４ 年成立了兴中会，确定以“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从此，他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旨在推翻清朝帝制。１９０５ 年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总章》里，规定“本会
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年 １１ 月，在为同
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对上述 １６ 字纲领概括为“民族”、
“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从字面上看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人的政
权，重建汉人政权。孙中山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认为，民族主义最根本的问
题是政权问题。因此，革命者要排斥的，“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
民族的政权”。清政府之所以要被推翻，不只是因为它是满族贵族统治的政
府，而且还因为它是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政府。“今有满清政
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反满应与反帝、
与挽救民族危亡即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联系起来。孙中山也抛弃了狭隘的反满
复仇主义，他反对同盟会使用“对满同盟会”为会名，批驳那些“杀尽满人”
的说法。他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杀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
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
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
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①可见，孙中
山的民族主义，已与民族复仇主义式的“反满”口号不同，它是以打倒清朝
卖国政府，摆脱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为目的的。
民权主义。这是孙中山三大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
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他提
出了“平民革命”即“国民革命”的主张。“前代革命”只是推翻了专制统
治，但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如故，如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就是如此。“国民革
命”的任务，不但要“推翻满洲政府”，实行“民族革命”，而且要“颠覆
君主政体”，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设想：“今者
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
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②孙中山的
民权主义思想，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
再加上考选、纠察二权，创立了“五权分立”学说；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步骤
上，他提出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才能走上完善之路的设想。
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社会革命”的纲领，它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
权”。具体办法是，先核定地价，次按价收税，再次涨价归公。也就是说，
把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实现“土地国有”。他指出：“夫欧美社会之祸，伏
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
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设想在
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后，实现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民生主义理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专制政治、维护民族独立的
要求，因而成为当时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也存在这样那
样的局限，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民主革命斗争的深入，孙中山后来对三民主
义又作了新的解释。
孙中山对自然科学史有着较深的认识。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世界是发展
变化的，人类的知识是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发展而来，科学是征服自然的武器，
而宗教只会产生无知和盲从。他把世界划分为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
和人类进化时期，整个世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地球、人
类、社会也是自然不断演进的产物。在认识论方面，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
的命题，强调以行求知，“能实行变能求知，到了能知，变能进步”，赋予
知行关系以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崭新内容。他还提出“行先知后”、“行其所
不积压以致其知”等观点，认为“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
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这种知行观是符合人的认识进程和规律的。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前

①
均见《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①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三民主义成为了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思想纲领。

２．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清朝末期的思想界风云激荡，各种社会思潮竞相出现。民主革命思潮以
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系统的理论性而处于各种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１９０８ 年以
后，革命派的民主革命宣传继续呈兴旺之势，于右任、宋教仁是这一时期著
名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和理论家。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宣传和科学在人类
发展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增加了新的有意义的内容。
另外，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０７ 年间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大论战，使三民主义为更
多的人所了解，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站到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当时，清
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声称实行“预备立宪”。此举为改良派所赞同，
他们随之掀起立宪运动，形成了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立宪派。革命派与立宪
派围绕对三民主义的肯定与否定而展开论战。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继续宣
扬“公羊三世说”理论，认为由“据乱世”必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
平世”，即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革命派则根据“天赋人权”
说，认为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揭露清政府是不会自
动实行民主、实行政治改革的。革命派为了充实自己的论点，使之更据说服
力，在理论上涉及到了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学等领域，其结果是对中国
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民主革命的理
论也因此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
国粹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从 １９０２ 年创刊的《政艺通报》所作的国学宣传
开始的。１９０５ 年初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出版机关报《国粹学报》，以此为标
志，国粹派和国学主义作为一个派别和一种思潮正式兴起。邓实、刘师培、
章太炎、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都是《国粹学
报》的主要撰稿人。国学保存会还组织编辑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
等书，开办国学讲习会，编写了伦理、经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
理等 ５ 种“教科书”。后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章太炎任社长，明确以
“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国粹主义思潮一时颇具声势，《民报》等
许多革命报刊都加强了国粹宣传，“保存国学”、“复兴古学”，成了当时
流行的口号。
国粹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它是由于清末大量引进西学所造成的西
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后的产物。首先，国粹主义是对当时出现的盲目
崇拜西学，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注定灭亡的悲观看法的抗争，一批对中国传
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并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爱国知识分子站出来，用“振兴
国学”的种种方式措施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国粹。这一举动，对
一些保守、复古人士也有吸引力。其次，是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
一种补救，使国粹派回头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典制中寻求完善对策。再次，鉴
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局面，国粹派希望仿效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中国也进行一
次“古学复兴”，从而振兴祖国，挽救危机。最后，利用保存国粹的形式，
宣传排满复汉，激发人们的革命意识。
复兴古学是国粹主义思潮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国粹派比较一致的主张。
邓实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
 世。”①国粹派对于“古学”或“国学”的理解并不一样。一些人认为“古学”
即“孔学”，而多数人认为还应包括先秦诸子思想、明清思想家对诸子之学
的阐释研究（如黄、王、顾及傅山、汪中等人）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这里面包含了否定孔子及儒学的神圣地位的思想。国粹派的“复兴古学”还
体现了“发扬人性”，宣传人权民主的思想。最主要的是，“复兴古学”的
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用国粹激动种姓”，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同时，在“保存国学”的口号下反对“学奴”，并且抵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消极悲观态度的风气。总之，在国粹派看来，中国要挽
救危亡，走上富强之路，必须提倡“复兴古学”。
国粹主义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是章太炎、邓实和刘师培。
章太炎（１８６８—１９３６ 年），名炳鳞，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青年时
代从汉学家俞樾问学，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１９０３ 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捕入
狱。狱中 ３ 年，他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出狱后赴日本，任《民
报》主编，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他是国粹主义中的
最出色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他主张清理“国政”，重见“汉官威仪”，思想
中充满着“春秋大义”、“内夏外夷”的色彩，把种族革命、逐满光复看作
是头等大事。章太炎的言论反映出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及汉民族视为是最优秀
的倾向，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民族意识。但是，他提倡国粹，并以此作为反对
西方列强的手段，其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邓实是国粹
主义思潮的最早倡导者。他从“保存国粹”的思想观点出发，要求兴民权、
破专制，提倡地方自治，在发扬国粹主义的基础上了解当前世界各国的学说
和思潮为我所用。
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 年）也是国粹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
物。他以古文经攻今文经，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今文、古文之学多所恒同”①
的结论；在政治上反对康有为提倡的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他的
观点，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国粹主义思潮的传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如前所述，他们主要
是以积极的目的提出了“复兴古学”的号召，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来
挽救民族危亡，对抗西学中的弊端。这种办法毕竟显得实力有限，相比之下，
国粹派只得无限抬高和放大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来与西学相抗衡，其结
果是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信，犯下了“泥古不化”的错误。对西学绝对
的否定和对国学绝对的肯定，使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使他们在
否定西方问题上也走向了极端。同时，又为那些抱守国粹、思想僵化的顽固
者提供了一方立足之地。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糟粕，一律赞赏推崇，使得国
粹派的理论根基显得很脆弱，一旦遭到挫折和失败，便很容易颓丧动摇。事
实上，１９０８ 年以后，国粹派明显倒退，国粹主义思潮也违背了它的初衷而走
向反面。“国粹”发展成为旧学顽固不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派
成员大都脱离政治，在旧学的圈子中皓首穷经、诗画自娱。章太炎退回书斋，
“渐入颓唐”，“粹然成为儒宗”。刘师培则先依附于两江总督端方，后又
加入了袁世凯的“筹安会”。
无政府主义流行于 １９ 世纪的欧洲，是以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

①
《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 9 期。
①
《古今文考》，《刘申叔先生遗书》。
 力和权威、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潮流。德国人施蒂纳
（Ｓｔｉｒｎｅｎ）、法国人蒲鲁东（Ｐｒｏｕｃｌｈｏｎ）、俄国人巴枯宁（Ｂａｋａｍｅ）和克鲁泡特
金（Ｋｒｏｐｏｔｎｉｎｅ）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２０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日本，
幸德秋水等建立的社会党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中国的留日和留欧知
识分子，在寻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日本和西欧接触了无
政府主义，并把它介绍给了国内思想界。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既有革
命派，也有改良派。１９０５ 年以后，《民报》开始大量刊载有关无政府主义的
著作、观点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照片。《民
报》主编章太炎发表了具有鲜明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五无论》和《国家论》
两文，提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虚无主义主张。
１９０７ 年，刘师培、何震、张继等在日本出版《天义报》和《衡报》，李石曾、
吴稚晖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刊，成为宣传和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两
个中心。刘师培等又在东京主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
府主义组织。其他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报刊和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
团也纷纷建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与它和中国传统
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老庄的虚无主
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学的出世思想、古代刺客侠士之风等多种角度理解
无政府主义。将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古代各种思想相糅合，这是中国无政府主
义的一大特色。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怀
疑和非议，也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和对绝对平等、自由制度的向往，
在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以偏激和狂热的手段，去实
现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宣扬“无政府革命”，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也反对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强调共和制，仍然要建立共和政府，
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既有政府，即不啻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
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①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行无政府，才能避免一
切弊端，才是最完美的。《天义报》提出的“无政府革命”纲领包括“无中
心、无畛域”，实行“共产之制”和“均力主义”等内容，还呼吁“男女革
命”，实行“男女绝对平等”。《新世纪》系统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
这份刊物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立宪派的所谓中国人民“程度不足”的“革命将导致
瓜分”的论点予以痛斥。对立宪派及其请愿活动的批判，是《新世纪》与革
命派报刊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方面。
无政府主义是在清末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是清末社会矛盾空前加
剧的产物。文中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包括真正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但
是更多人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或只是赞同其中的某种观点。这里面既有
立宪派，也有革命派。其中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
有人是认为无政府主义与民主革命并不矛盾，有人是为了抵制民主革命。客
观地看，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介绍西方革命理论、揭露帝国主义
的本质、剖析西方社会制度的弊端、抨击清政府的统治、宣传国内外革命形
势等方面均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其空想和消极的一面。

①
刘师培：《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报》第 3 卷。
他们幻想一步跨入理想中的“大同”之世，由此而产生的偏激情绪，促使他
们否定一切政权形式，批驳所有的政治纲领，并将这些内容统统视为“以暴
易暴”的打倒之列。这种观点和作法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也很容易造成恶
劣的后果。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而
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却往往导致革命的失败和分裂。清朝灭亡
以后，直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荒谬性、破坏性及软弱性等消极作用不
断暴露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内部也发生了裂变。
 （五）史学近代化的开端

１．史学风气的转变

嘉、道年间，以整理、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为主流而盛极一时的乾嘉史学
已经走向衰落。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渐渗透，思想
界和知识界注意的焦点开始转向现实的社会政治方面。道、咸以后，数次对
外战争的失利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国家的尊严、权力、财富一次比一次
严重地丧失于他人之手，救国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
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史学在这种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空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特
征的刺激之下，也把眼光从对传统窠臼的回顾中转向了对时代的关注。史学
开始强调“经世致用”，开始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开始接纳与时代
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总之，史学风气开始发生引人注目地转变，史学近代
化将成为新的史学发展趋势。这里仅将道、咸年间以至 １９ 世纪末的史学风气
转变的新内容略作叙述。
第一，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清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版图，为了巩固中
国的领土，特别是辽阔的西北地区，系统研究边疆地区史地，已成为客观需
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国西北地区
的威胁，在对外关系方面也需要通过研究西北史地来辨明形势，寻求安边对
策。因此，形成了西北吏地研究的风气。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
穆、何秋涛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张穆的《蒙古游
牧记》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以蒙古各盟的旗为单位，
采用史志体，考证蒙古古今地域及山川城镇的沿革，考察古代蒙古与近代蒙
古的发展变化。其中对蒙古各处的战略要地、军事重镇的议论，主要是针对
沙俄的侵略意图而发，“明边防”的用意十分明显。《朔方备乘》也是在近
代史学史上享有盛名的西北史地研究专著。其“备用”之意，即备国防之用。
何秋涛在该书《凡例》中说：“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
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畴，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
中国镇戌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惩前事以具法戒，八曰
集夷务以烛情伪。”总结前代历史，增强信心，整顿边防，抵御外侮。《朔
方备乘》着重于军事历史地理方面，记载了历朝北边用兵的成败得失，还对
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多次强调“俄罗斯地居
北缴，与我朝边卡相近，”“俄罗斯地在哈萨克以外，势渐强盛”，指出沙
俄对中国边疆的威胁。这部书的研究范围扩至东北、蒙古、新疆以及域外地
区，使用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西北史
地研究的情况，可引用梁启超的一段话：“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
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之竞
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
三省则其附庸也。”①
第二，元史研究。明修正史《元史》成书仓促，史料不全，编排失当，
质量下乘。明清两朝有多名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取得一定成就。道咸以后，
出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进一步使治元史者兴趣大增。另一方面，西北边疆危
机的局势，也促使不少学者究心于这片元时旧壤的研究，蒙古元史在光绪朝
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乾嘉时代，钱大昕撰《元史稿》（已佚）、汪辉祖撰《元
 史本证》；道光时，龚自珍撰《蒙古图志》（已佚）；咸丰年间，魏源在他
的晚年完成了《元史新编》的著述，这是针对正史《元史》杂芜而要求改编
重写元史的第一部著作。进入光绪朝，有曾廉改写《元史》而成的《元书》、
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以后两部最有价值。《新元
史》取材广泛，除一般文献史料外，还使用了《元经世文编》残篇和元、明
人的文集、方志、金石碑刻资料，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记载，对元代的史事、
典制、地理多有修订和增添，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蒙兀儿史记》是一
部突破了元朝断代格局的蒙古族通史。屠寄广泛搜集中外史料，如《蒙鞑备
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辍耕录》，以及美国、德国、
俄国、英国、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自撰自注，考证
精详，是一部功力最深的蒙古史著作。此外，清代学者运用他们擅长的考据
方法，对蒙古历史的三大名著《元朝秘史》①、《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
作了多方疏证。洪钧在国外期间，悉心搜索各种蒙古史资料和图籍，写出《元
史译文证补》一书，展示了国内从未见过的蒙古史资料，成为研究者极为重
视的材料依据。此书的出现，使中国的元史研究开始具有国际性的“蒙古学”
研究的意义。
第三，从研究中国史发展到研究世界史，这是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
一。鸦片战争的失利，终于让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落后，他们急切地
希望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从中寻求救国自强之路。反映到史学领域，就是
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研究外国史地的热潮。最初是林则徐组织翻译
了《四洲志》等介绍外国历史和现状的各种书籍，姚莹的《康輶纪行》也记
叙了有关英、法、俄等国的地理历史知识。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
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这部书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
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近代的外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①。徐继畬
撰写的《瀛环志略》，亦图亦文地系统介绍了世界上近 ８０ 个国家的史地概况，
特别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重点叙述，称赞英国两院制“聚众公议，参与条
例，决其可否”，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是“创古今未有之局”。《海国图志》
和《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两部著作的出现，符合史学
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治以后，随着洋务
运动的兴起，中国被迫对外开放，有关考察外国史地的撰述逐渐增多，如王
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续
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等，标志着外国史地研究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第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当代史撰述。当代史的撰述，在清初曾风行一
时。清朝中期，除了为清廷所谓“文治武功”歌功颂德的“方略”等著述外，
当代史的撰述几乎是一片空白。道咸以来，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一些有关
鸦片战争的记载，突破了私家修撰当代史的禁区。晚清史学由于与时代的密
切相关而显示出勃勃生机。《圣武记》是一部记载清代军事政治历史的著述，
魏源著此书的目的，是要“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
末”①，即从回顾清代盛衰兴亡的过程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具有强

①
《蒙古秘史》。
①
详见前文。
①
《圣武记叙》。
 烈的经世目的。《圣武记》对于清史研究和晚清时期的当代史研究均有开创
性意义。晚清的当代史撰述，主要表现在对鸦片战争史的记载方面，其中有
代表性的史著，是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和夏
燮的《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较为全面地记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的过程，该书著述之及时、史识之卓越、记载之系统，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
的。《夷氛闻记》包括中英通商由来、禁烟经过、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战事、
《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广州
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作者梁廷枬曾亲自参与有关史事，故此书记载较
详实可信。《中西纪事》的作者夏燮，为了使国人认清列强对中国的严重威
胁，“搜邸抄文报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用纪事本末体记述两次
鸦片战争的过程。该书经两次增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历 ２０ 年方成。作者
称“沥血叩心，忧危入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实书之；不敢诬也不敢
讳也”②。这些史著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促进反侵略斗争的积极作用。
这些史著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详实可信的记载，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研
究鸦片战争史的宝贵材料，也澄清和驳斥了投降派为逃避责任，开脱自己所
作的歪曲真相，颠倒黑白的有关记载和观点。
与时代相关的新的史学风气，还表现在科技史、军事史、外交史的出现
等方面。持续了两千年的传统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向近代史学。

２．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产生

进入 ２０ 世纪，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
的民主革命思潮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传入中国，进化论哲学的传播，为近代中国人民
提供了观察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新的思想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观念上的更
新和方法论方面的改变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表现在史学研究上，就是新
史学思潮的崛起。
新史学思潮出现的标志，是梁启超撰著发表的《新史学》（１９０２ 年）、
《中国史叙论》（１９０１ 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１９０２ 年）３
篇史论。《新史学》对传统的旧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梁启超认为史学是
“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学科，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一切旧史“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二十四
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由此造成旧史的“四蔽”、“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载”，“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一言以蔽之曰：
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因此，他疾呼要实
行“史界革命”，“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
此为大。”①
梁启超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强调了进化论学说的指导性意义。他说：
“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

②
《中西纪事・庚申换约之役》。
①
均见《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 9。
 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
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
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①以进化论学说为指导，
他从三个层次论述新史学的内容和性质：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
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即历史是要阐述人类从低级到
高级的发展过程，并求得其发展规律。
《中国史叙论》是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下提出修撰中国史的设想。文中
论述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的
关系等理论性问题，提出把中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叙述：上世史（自黄帝迄
秦统一）、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迄清乾隆末年）、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迄今）。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启超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学术思
想史的首次尝试。他将三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分为七个阶段。认为春秋战国的
百家争鸣时期是学术繁荣的重要阶段，秦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是专制
统治日趋完备的表现，魏晋玄学的流行反映了政治动乱过频而造成的“民志
皇皇”的现象。他还较高地评价了隋唐佛学，论述了明清时期学术思想的发
展。
新史学思潮除了抨击旧史学之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在历史观
点上，反对复古倒退，或循环史观，要求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提倡进化史
观。在内容上，反对把历史记载局限在帝王将相和政治权变的范围内，提出
应将记载和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智力、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
教育、交通等各个方面。如汪荣宝在《史学概论》（１９０２ 年）中所言：“人
间社会为最复杂之现象。故历史有种种之方面，若政治、若法律、若宗教、
若产业、若学术技能，无一非人间社会之产物，即无一非历史之要素。”在
方法上，要求突破传统的史学方法的束缚，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
成果和最新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去。不少学者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
强调史学应当从劝善惩恶的褒贬教育的狭隘圈子中走出来，把历史学建设成
一门科学。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自近
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
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
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史学“科学化”的提出，是对史学近
代化的有力促进。在编纂形式上，主张以章节体代替各旧史体，用通俗的方
式和语言，向人们介绍历史知识。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和“史学革命”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
极大共鸣。不少进步史家除了大力宣传新史学之外，还开始探索用新的观点
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案、设想，更有一些人开始脚踏实地的尝试编写新体的
中国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和刘师培的《中国
历史教科书》。
《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清末提倡设立新式
学堂，在各种新式学堂的课程设计中，“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
一门”。历史教学的盛行，反映了近代史学的新趋向。为了适应新式的历史
教学，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

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 9。
 就是为此而撰，“以供社会之需”。全书“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一
为关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无不详之，
其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如匈奴、西域、西羌、
事无大小，皆举其略；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①这部书以进化
观为主导思想，第一次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中古（自
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阶段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
退化、更化等 ７ 个小时期。在探究具体问题时，夏曾佑也运用进化论观点和
因果规律而有所创新。在编撰形式上，他将章节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部书被多次重印，享有一定声誉。严复称此书为“旷
世之作”，梁启超也说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
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共 ３ 册，内容自远古至周末。作者用进化
论的观点论述了古代社会历史中的许多问题，重点放在了社会生活诸方面，
如财政、田制、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他还特意对古代田制作了
研究。刘师培在书中通过叙述礼俗和典制的变迁，论证社会的进化；通过探
寻汉族的起源，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信心。这部书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
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朝末年，以梁启超和夏曾佑为代表，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分别在史学
理论和历史撰述两方面为新史学在理论和著述上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此后，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学便汇入时代的潮流中，开始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和
作用。

①
《中国古代史》凡例。
 五、结　　语

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扩而言之，应当包括整个文化领域内的社会思想意
识的各个方面。如果狭义地看待这个问题，则应当认为是以哲学思想为主线
的思想史的各方面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特征，从传统上看，当以学术思想为重点。所谓先秦
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都是从总结一个时代学
术思想的角度而归拢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哲学思想作为基础隐含其
中，但不是全部。天人关系、伦理道德、经国方略、治学方法等内容均可包
括在学术思想的范畴之内。因此，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相当的
分量。需要明确的是，思想史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或哲学思想；学术
思想与哲学思想也是相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清代的学术和思想，以对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的总结为主要特征。清初
思想家们在总结和阐发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乾嘉考据学
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方面成就斐然。道咸间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晚清
的变法改革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清末西学涌入对中国思想界造成的影响，
则属于近代思想史的内容。几个部分上下衔接，特色鲜明。总的看来，清代
前中期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和对空疏学风的否定，发展到对汉学的复归和今文
经学的再倡，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学风导致了对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全面
整理和总结的值得肯定的后果。所以，本书对此给予较多的篇幅。伴随着清
王朝的崩溃和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清末的诸种社会思潮掀开了近代思想史
的新篇章。
强调时代精神对客观历史的影响，是认识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清代
思想史的丰富内容，直接联系到古代与近代的时代转换之际的种种关键性问题。
客观、全面地把握清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认识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价值，其积
极意义将超越思想史自身。
 本卷提要

本卷对有清一代（１６３６～１９１１ 年）所存在的主要宗教，即宗法性的传统
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和民间宗教的本质、特点、
发展、衍化、分类、现象、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宗
法性的传统宗教，由于社会各阶层的崇奉，几成为中国的“国教”；佛、道
教日趋衰弱；基督教在清代后半期，虽然受到西方列强的卵翼和扶持，以及
清廷的弛禁，势力渐增，但是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的国教；伊斯兰教尽管中国
化了，但依然未能得到振兴；萨满教处于萎靡不振的地位；只有民间宗教在
清代前期蓬勃发展，有些教派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在清代历史上起了一定
的进步作用，但在清廷的严厉取缔和残酷镇压下，中叶以后陷入土崩瓦解的
境地，其作用渐渐为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所逐步取代。
 一、清代宗教概述

（一）盛极而衰的清朝统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自从清太宗皇太极（１５９２—１６４３）
于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 年）称帝、定国号“清”、改元“崇德”以后，直至宣
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清朝灭亡为止，共历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
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和宣统共 １１ 帝，历时 ２７６ 年。一般而言，有
清一代的历史以宣宗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的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
时期：鸦片战争以前的 ２０５ 年，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最末端；鸦片战争以后
的 ７１ 年，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清太宗所建立的“清”，实际上只是一个局促于关外辽沈一隅的地方政
权。直至世祖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清廷在击败农民军后乘机入关，并定鼎
北京，才正式取代明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
清廷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入关
后的 ２０ 年间，出于八旗满族贵族掠夺的惯习，清廷在军事征讨全国的过程
中，大肆抢掠杀戮，无恶不作，致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毁，社会陷入经
济萧条、人民穷困的愁苦境地。圣祖即位、特别是其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
的诸如整理田赋制度、奖励垦荒，治理河患，实行蠲免和厉行节约等措施，
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他的继任者世宗（１６７８～１７３５）、高
宗（１７１１～１７９９），继续其未竟的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至乾隆中叶，
清朝终于进入了全盛时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当时，从世
界范围来看，中国居于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经济、文化兴旺发达。全
国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为 ５４９ 万余顷，乾隆三十一
年（１７６６ 年）增至 ７４１ 万余顷，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 年）又增至 ７９０ 余万顷，
超过了明代万历时期耕地面积的数字 ①；全国的人口猛增：顺治十八年，为
１９２０ 余万口，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猛增为 ２．９ 亿多人。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
年）又增为 ３．０１ 亿多人，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再增为 ４．１ 亿多人②。作
为清朝国库的户部银库，存银数也不断增长。顺治时，由于军旅频兴，国库
一度存银仅有 ２０ 余万两，不敷当时官吏的开支，反映了财政的窘境。康熙六
年（１６６７ 年）实存银 ２４８ 万余两，五十八年（１７１９ 年）激增为 ４４００ 余万两，
雍正九年（１７１３ 年）又增为 ５０３７ 万两，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又达到了
７３９０ 万两的历史最高水平③。
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豪绅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
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官僚机构日趋腐朽，吏治败坏，
土地兼并和土地掠夺更趋激烈。这一切表明，清朝的“鼎盛”局面已接近尾
声，其衰败的趋势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嘉庆一朝和道光前期，由于大规模农
民战争的打击，国势日衰，国运日厄。清廷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困处
境，政治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事上，八旗兵和绿营兵

①
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 267 页。
②
见《清史稿》卷一百二十。
③
见《历史档案》1984 年第 4 期。
 因腐化而丧失战斗力；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趋严重，以致“实
有入不敷出之势”①。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
强争相吞食中国这块肥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其侵略势力伸入到中
国，使清帝国从所谓“天朝上国”跌进了尘世地狱，中国由一个封建国家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从此蒙受了各种耻辱与灾难。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二）宗教文化的特点

有清一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宗法性的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萨满教和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７ 种主要宗教。它们虽然都在不同
程度上渗入到中国的政治、哲学、道德、文艺、民俗等各方面，但除了宗法
性的传统宗教外，都没有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不过，它们在宗
教文化上依然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１）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祭祀活动更趋完备。中国宗法性的传统宗教源远流
长，自先秦至清代已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它是以天的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
崇拜为核心，并辅以日月、山川、先师、先农、贤良及其他鬼神的崇拜，成
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维系家族体系的一股巨大精神力
量。２０００ 多年来，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和实际生活中均占有极为崇高的地
位，不仅为历代统治者，地主阶级和一般士大夫所信奉，而且为广大下层群
众所信仰。这种宗教，实际上可称为中国的国教。在有清一代的 ２７０ 多年间，
这种宗教始终为上自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所崇奉。与前代
相比，这种宗教的祭祀活动更趋完备，也更为制度化了。
（２）佛、道二教势力衰微。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之后，继承明制，以宋代
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哲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而疏远佛、道二教，从而
使其在明代停滞的基础上进一步衰落下去。佛、道二教各派虽均有传人，但
教义陈陈相因，没有任何发展；虽经常有所活动，但都徒具形式。在这种情
况下，佛、道中人为求自存之策，一方面附会儒学，竭力强调儒、释、道三
教同源；另一方面又将势力渗透到蓬勃兴起的民间宗教中去，给民间宗教各
派的教义、思想信仰等以极大影响。
在佛、道二教的衰微中，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却引人注目地受
到清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昌盛不衰的一个派别。
（３）伊斯兰教进一步儒化。清代的伊斯兰教学者受孔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
响颇深。为抵制清廷的高压政策，他们大力宣传回（伊斯兰）教和儒学“道
本同源”，甚至连语义也相同。这就使伊斯兰教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①。
（４）基督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明朝后期，一部分耶
稣会（属基督教西派教会，在中国被称作天主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教。清
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得到清朝皇帝的信任，并在中国各地继续传教。康熙
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由于他们的传教活动危害了清朝的统治而屡被禁止，
因此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在乾隆年间被迫宣告解散，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鸦
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
签订，天主教再次取得了合法传教地位。他们名为传教收徒，实则收集和窃
取中国各种情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起草不平等条约。这说明基
督教（天主教）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服务的工具
了。
（５）萨满教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萨满教是满族所信奉的一种宗教。
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始的信仰，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和较完整的教义。
因此，清统治者在利用宗教进行思想统治时，始终没有尊崇萨满教。萨满教
虽在有清一代无多大作用，但其跳神拿邪的举动却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影

①
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第 599 页。
响，成为传播封建迷信的一个重要内容。
（６）民间宗教在清代前期异常活跃，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民间宗教
是活跃在社会下层群众中各种教派的总称，由于它们的组织，思想信仰和封
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思想观念相抵触，甚至相对立，活动方式又呈秘密状态，
所以被统治阶级视为“邪教”。从明末至清前期，民间宗教各教派蜂起林立，
名目繁多，一些教派和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
帜，但在鸦片战争后，它们的作用则远逊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
由于天地会、哥老会不属于民间宗教的范畴，故我们将不谈及它们。
 （三）清朝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

（１）对佛、道二教采取以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清朝统治阶级在运
用暴力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竭力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早在清
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在辽沈地区就积极扶植佛、道
二教，大量建造寺庙。清朝定鼎北京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
和道教衙门，管理佛、道二教事务。乾隆年间，清高宗废除了度牒制度，允
许僧尼自由出家；对道教受戒传徒也大开绿灯。但针对僧尼和道士的一些不
法行为，清统治阶级在《大清律例》中又设立了一些限制和处罚的条文，规
定重者（如为“匪”）处斩，轻者杖刑。
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笼络蒙古、藏族上层人士的需要，始终礼遇
藏传佛教——喇嘛教，尊崇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不惜国帑修盖喇嘛庙，
这对于维护满蒙藏人民的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进步意义。
（２）对于伊斯兰教采取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清初，朝廷曾对伊斯兰
教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西北回民的反清起义。事平之后，清朝统治阶级虽
然认为伊斯兰教无可取之处，但为安抚西北回、维吾尔族民心，采取宽容政
策，准其继续活动。清高宗还将新疆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的后裔和卓氏纳入
宫中，先后封为容嫔、容妃（即香妃），备极宠幸，以此宠络伊斯兰教民。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和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甘肃两次发生由伊斯兰教
中的一派新教领导的反清起义。清廷在血腥镇压起义后，采取了“慰安旧教，
严办新教”的政策，宣布“新教即系邪教”①，严加取缔；其新建的礼拜寺一
概拆毁；选择“老成人”为乡约，稽查和约束当地教民。但是，这些措施并
未有效地阻止伊斯兰教的反清起义。嘉庆、道光之后，陕甘、云贵和新疆等
地爆发一系列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撒拉、维吾尔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
给清廷以极大震动。
（３）对基督教，清初曾任用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编修历法、制造火炮、测绘
地图等，反映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但对他们的活动监视极严。康熙末
年和雍正、乾隆时期，清廷由于看出西方传教士间谍活动的危害性，多次下
谕严禁天主教士传教。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 年）、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清
廷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和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年），清廷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宣布天主教弛禁，发还已被没收的
天主教堂。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传教的地位。
（４）对萨满教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既不尊崇也不限制。
（５）对民间宗教采取严厉取缔、坚决镇压的政策，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明
代。早在清廷入关之前，清太宗就在沈阳严厉镇压了当地的“善发会”。入
关后，清廷对民间宗教予以密切注视，在《大清律例》中制定了严厉镇压的
条文；称民间宗教各教派为“邪教”、宝卷为“邪经”，一经查获，“邪教”
即被取缔，“邪经”被烧毁，头目处斩，一般教徒或受杖刑，或受徒刑并发
配边远地区为奴。而民间宗教组织的反清起义一经失败，就立即遭到更为残
酷的镇压。起义首领和教徒被分别处以“凌迟枭首传示”、“剉尸枭首传示”、
“斩绞”、“杖徒流刑”，甚至连 １０ 岁左右的孩子也不赦免。
这里附带提一下，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宗法性传统宗教既为清代的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零五、卷一千一百三十一。
“国教”，清统治阶级对其祭祀活动，不仅大加保护，而且身体力行。这在
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

祭祀天地、祖宗、社稷、圣贤、历代帝王及山川、日月，这是封建国家
的常制。清朝承明及前代之制而有所损益。清初，将祭祀分为 ３ 等：圜丘、
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
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乾隆时，改常
雩（ｙú音余）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帝（关羽）、文昌为中祀。
光绪末年，又改先师孔子为大祀。祭祀制度已趋完备。

（一）大祀、中祀和群祀

１．大祀

初清，朝廷将祭圜丘、方泽、祈谷、太庙和社稷定为大祀，乾隆时改常
雩为大祀，光绪末年又改先师孔子为大祀。
①圜丘、方泽之祀
天聪十年（１６３６ 年），清廷在盛京（今沈阳）德盛门外和内治门外建立
圜丘坛（即天坛）、方泽坛（即地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正式建立了
“清”皇朝。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清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在正阳门外
南郊建圜丘坛，在安定门外北郊建方泽坛。圜丘坛有四门：东为泰元门、南
为昭亨门、西为广利门、北为成贞门，成贞门北为大享殿，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
年），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一直沿用至今。按照清制，每年的冬至祀圜丘、
夏至祀方泽，凡皇帝登极，皇帝和太后、皇后上尊号、万寿节，册封皇后，
册立太子，亲征命将，岁旱祈雨等，都要祭告天、地。如遇有大事，像康熙
年间清廷平定了三藩叛乱，也要祭告天地。皇帝大祀圜丘、方泽前，礼部要
预告吉期，前一日皇帝要斋戒。祭祀圜丘的当天，陈设大驾卤簿（仪仗队）
于午门外、玉辇于太和门阶下；祭祀方泽的当天，陈设法驾卤簿于午门外，
金辇于太和门阶下。届时，太常卿至乾清门，奏请皇帝御龙袍衮服。随后，
皇帝在宫内大臣、侍卫的前引后护之下，出太和门、午门，至圜丘坛（或方
泽坛），在献乐舞中进行迎神、上香、奠玉帛、燔柴、进俎、读祝文、３ 次
献爵、受福胙（祭肉）、送神、望燎（火炬）等祭礼。其间，皇帝要多次率
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这些繁琐的祭礼进行完毕，皇帝才在群臣和侍卫的引导、
护卫下乘辇回宫。
②祈谷之祀
顺治时期，清廷规定每年正月上辛日（上旬的辛日），皇帝在大享殿亲
祭上帝，为百姓祈谷。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清廷规定，祈谷前一日，
皇帝辇入西天门，自圜丘斋宫东乘礼舆，到西城左门止。皇帝步行至皇极殿
上香，然后还斋宫行斋戒。届日，皇帝出斋宫，乘辇至甬道正中，换易礼舆，
至神路西降，步入西城左门，上香，行祭礼，礼毕还宫。
③太庙之祀
太庙是清代历朝皇帝祭祖的场所。崇德元年（１６３６ 年），清廷在盛京抚
近门东建立太庙，四季之初进庙祭祖。世祖（１６３８～１６６１）定鼎燕京后，在
端门左建太庙，殿门南开，殿有 ３ 间，中奉太祖、太后神龛（ｋāｎ 音堪），
两边奉列“圣”（帝）列后神龛。每年孟春上旬的吉日、夏秋冬孟月的朔日，
 以及岁暮，均行祭祀之礼。岁暮祭祀要在每年除夕的前一天，将太庙中后殿
所奉的列祖列后神位移至前殿，遣宫中大臣致斋视牲，届期皇帝亲至行祭礼。
其它祭日，皇帝都要事先斋戒，届期至太庙奉献牲果，上香行三跪九叩礼。
礼毕，回宫。
④社稷之祀
清代自京师至各直省府、州、县，均设社稷之祀。府称府社、府稷，州
和县则称某州、县社、稷。顺治年间，清廷在燕京端门右建社稷坛，并定制：
每年春、秋仲月的上戊日（上旬戊日），祭祀大社、大稷，并奉后土句龙氏，
后稷氏配享。届期，皇帝亲至坛上香、奠玉帛、献爵，行三跪九叩礼。礼毕，
还宫。
⑤常雩之礼
中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每年有许多地区干旱少雨，因此皇帝为
表示关心农民生活和农业，就要求雨，于是举行祭祀。这称常雩礼。清代，
每年于孟春择吉日在圜丘坛行常雩礼。礼前 ３ 日，皇帝斋戒，禁止屠宰牲畜，
也不举行刑事审判。届期，皇帝素服步入坛上，坛上已摆设酒果、香橙、祝
帛及熟牛脯醢（ｈǎｉ 音海），然后上香，行三跪九叩礼，读祝文。礼毕，皇
帝回宫。如常雩后，天还不下雨，皇帝要遣官分祷于天神、地祇和太岁；过
７ 天后，如仍无雨，祭告社稷坛；又过 ７ 天，天依然无雨，再次祭告天神、
地祇和太岁；再过 ７ 天，还是无雨，皇帝就要再次斋戒，然后步入圜丘坛，
行大雩之礼，读祭文。清历朝实录中，记载了许多祭文。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高宗（１７１１～１７９９）亲撰的一则祭文很有代表意义，此引述于下，可
见一斑：
臣承命嗣服，今廿四年，无岁不忧旱，今岁甚焉。曩（同向）虽失
麦，可望大田。兹尚未种，赤地千里。呜呼，其惠雨乎！常雩步祷，未
蒙灵佑；方社、方泽，均漠弗佑，为期益迫，嗟万民谁救？敢辞再读之
罪，用举大雩，以申前奏。呜呼，其惠雨乎！上天仁爱，生物为心，下
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卿士，供职惟钦。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实臣
罪日深。然上天岂以臣一身之故，而令万民受灾害之侵？呜呼，其惠雨
乎！谨以臣躬，代民请命。昭昭在上，言敢虚■？计穷力竭，词戆（ｇòｎｇ
音杠）诚罄。油云布雨，居歆赐应。呜呼，其惠雨乎！
大雩礼后，“是日，大雨竟日。”①清代许多皇帝都把行常雩、大雩礼看得很
重。清圣祖（１６５４～１７２２）在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 年）曾对臣下说，他当皇
帝的 ５６ 年中，约有 ５０ 年的时间用于祈雨，有时为久旱不雨而在宫中长跪 ３
个昼夜，每日淡食，连盐酱也不用。可见求雨之虔诚了。实际上，下雨或不
下雨，与祈雨无丝毫关系。因为这是自然规律。
⑥先师孔子之祀。
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在盛京建孔子庙，开始祭孔。清廷定鼎北京后，
清世祖旨准孔夫子 ６５ 代孙孔胤植袭衍圣公爵，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
建立京师文庙，并规定每年春秋上丁日（上旬的丁日）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祀
礼。后将祭孔子定为中祀。康熙时，圣祖亲笔御书“万世师表”，悬挂在文
庙大成殿中，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清世宗（１６７８～１７３５）亲至文庙释奠孔
子，从此春秋二祀有皇帝亲祭制，奠帛献爵，行二跪六拜礼，读祝文，但不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八八。
饮福、受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十二月，清廷将祭孔定为大祀，皇帝
行三跪九拜礼，并奏乐。孔子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至尊之神，清代“国
教”（孔孟儒家学说，或称儒教）的教主，受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顶
礼膜拜。

２．中祀

清初，朝廷将祭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
农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帝、文昌为中祀。
①天神之祀。
顺治初年，清廷在先农坛南建天神坛，定雨、云、风、雷为天神。雍正
六年（１７２８ 年），清世宗下令建风神庙，赐其号“应时显佑”，庙为“宣仁”。
次年赐云师号“顺时普应”，庙为“凝和”；雷师号“资生发育”，庙为“昭
显”同时又以时应宫的龙神为雨师，一并祭祀。嘉庆二年（１７９７ 年）清仁宗
（１７６０～１８２０）求雨灵验，到天神坛报祀。他在坛中门下舆车后，升坛、依
次在云、雨、风、雷神位前上香，行二跪六叩礼，读祝文。祭祀天神的礼制
由此始。
②地祇之祀
顺治初年，清廷建地祇坛，规定岳（东、西、南、北、中岳）、镇（东、
西、南、北、中镇）、海（东、西、南、北海）、渎（江、淮、济、可渎）
配享方泽坛。在遣官祭祀前一日，被派遣之官斋戒，届期行二跪六拜礼。地
祇坛还兼祀天下名山大川。
③太岁之祀
顺治初年，在先农坛东北建太岁殿，正殿祀太岁神，两旁殿祀十二月将。
每年遣官祭太岁神，并规定孟春迎候，年末为其送行（即将太岁神位烧掉）。
祭祀太岁神时，６ 次奏乐，承祭官行三跪九拜礼，读祝文。
④朝日之祀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清廷在东郊建朝日坛。朝日之祭在每年的春分日
卯刻，逢甲、丙、戊、庚、壬年，由皇帝亲祭，其它年份遣官祭祀。祭祀时
奏乐，皇帝亲自祭祀时，自朝日坛北门入，在坛西阶就位，行三跪九拜礼。
⑤夕月之祀
顺治八年，清廷在西郊建夕月坛。夕月之祀在每年的秋分日西刻，奉星
辰配祀。逢丑、辰、未、戌年，由皇帝亲祭，其它年份遣官致祭。一般而言，
清代历朝皇帝亲祭夕月坛的很少。如皇帝亲祭，在坛上行二跪六拜礼，读祝
文，奠玉帛，如遣官祭，则所遣之官须在坛下行跪拜之礼。
⑥历代帝王庙之祀
顺治初年，清廷在京师西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自伏羲至明太祖共
２１ 帝，自风后至刘基 ４１ 功臣。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清圣祖亲祭历代帝
王庙，上香，并在伏羲、神农、黄帝 ３ 皇神位前行二跪六拜礼，奠帛、爵，
读祝文。遣官承祭时，所遣之官要在庙右门阶下行三跪九拜礼。六十一年（１７２２
年），圣祖又下诏说：“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对
于明朝，除了神宗、光宗、熹宗外、包括思宗崇祯帝在内一概崇祀。于是，
 增祀帝王共 １４３ 人、从祀功臣 ４０ 人①。清乾隆时，又增祀建文帝，神位在明
太祖之后、明成祖前。
与明代及其以前历代封建皇朝相比较，清朝的历代帝王之祀有如下几个
特点：一是如圣祖所说：“以往帝王崇祀，代止一二君，或庙享其臣子而不
及其君父，是偏也。”清廷却将各朝代中除亡国及无道被杀之君外，全入庙
祀，从而祭祀范围扩大。二是注重正统观念，清高宗指出：“两晋诸代，因
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烈。”因此只将汉昭烈帝刘备入庙祀，曹操、
孙权及两晋南北朝诸君一概罢斥。又如，康熙时，庙祀中本没有明朝开国第
二帝建文帝，但乾隆朝却将其补入其中。这都是清代正统在宗教祭祀上的反
映。三是表彰英明帝王、勤奋有为之君，罢斥昏庸君主。
如，清圣祖说：“有明国事，坏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神宗、光宗、
熹宗不应崇祀，咎不在愍帝也。”高宗也说：“明神、熹二宗，法纪坠失，
愍帝嗣统，事无可为，虽国覆身殉，未可以荒淫例。”①因此，愍帝（即明思
宗崇祯皇帝）以其在位时勤奋有为而得入庙祀，明神宗、光宗、熹宗却被罢
斥。这反映了清初各帝的治国方针。四是，把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作为正统，
如辽、金、元各代帝王均入庙祀之中。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和睦政策。
⑦先农、先蚕之祀。
重农桑是清朝统治者的国策。顺治时，清廷在正阳门外西南建先农坛，
乾隆九年（１７４４ 年）在西苑东北建先蚕坛。先农、先蚕分别由皇帝、皇后亲
行祀典。
祭先农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清廷规定每年仲
春亥日举行耕耤礼。届时，皇帝率王公大臣到先农坛进香行礼。然后与预先
选定的老农一同来到耕耤所。皇帝右手扶耒耜（ｌěｉｓì音垒饲），左手执牛鞭，
老农 ２ 人牵牛行进，顺天府尹手捧青箱，户部侍郎播种，老农随后覆盖。随
后，皇帝登上观耕台宝座，观看王公、大臣等耕作，按规定，皇帝持耒三推，
王公五推，九卿以下九推。耕耤礼完毕，王公、百官要行庆贺礼，皇帝赐给
从耕的老农布各一匹。皇帝不仅本人重视耕耤礼，而且还要储君、皇子们亲
身体验。乾隆五十年，高宗下旨，命令他的内定储君即后来的仁宗参加耕耤
礼。仁宗为此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播种承新命，南郊习礼回。”祭先蚕
是清代唯一由“国母”皇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要祀典。清初未有此项祀典。
康熙时曾在今中南海内丰泽园设立蚕舍，开始养蚕。乾隆七年，议定亲蚕典
礼。届期，皇后及随从的妃、嫔先到先蚕坛行跪拜礼。次日，行躬桑礼。皇
后右手持钩，左手提筐，在彩旗飞扬、金鼓齐鸣声中，采桑枝 ３ 条，然后到
观桑台观看妃、嫔、公主等采桑。
⑧关帝之祀
清太宗时，清廷就在盛京地载门外建关圣帝君庙，开始对三国大将关羽
的崇祀。清太宗还亲笔御书“义高千古”。清廷入关后，在京师地安门外建
关帝庙，规定每年以五月十三日为致祭日。顺治九年，清世祖加封关羽为忠
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世宗追封关羽父祖 ３ 代为公爵，并命天下府州
县对关羽实行春秋祭祀，于是京师和各地纷纷兴建关羽帝庙。不久，清廷又

①
《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
①
以上引文均见《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二》。
①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述外朝一》。
定春秋祀仪：关帝庙前殿由大臣、后殿由太常寺长官承祭。届日黎明，大臣
朝服入庙左门，在关帝神位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祭后殿行二跪六拜礼。
乾隆三十三年，清高宗加封为忠义神勇灵佑关圣大帝。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加封“仁勇”二字。道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清宣宗（１７８２～１８５０）又
加封“威显”。咸丰 ２ 年（１８５２ 年），清文宗（１８３１～１８６１）加封“护国”，
次年又加封“保民”。于是，关帝之祀定为中祀，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礼，并
奏乐。不久又加封号为“精诚绥靖”。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清穆宗（１８５６～
１８７５）又加封号“翊赞”。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年），清德宗（１８７１～１９０８）再
加封号“宣德”。各直省每年 ３ 次祭祀当地的关帝庙，礼仪略如京师。
⑨文昌帝君之祀
明代京师地安门外曾有一座文昌帝君庙，后因年久失修毁弃，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 年），清仁宗为表彰因“显圣”而吓退起义军的文昌帝君，修成了文
昌帝君庙，并亲自前去行九拜礼，又御书“化成耆定”。此后，每年实行春
秋 ２ 祭，春祭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日、秋祭则在仲秋择一吉日进行。咸
丰六年，文昌之祀被定为中祀。从此，庙的前殿遣王承祭，后殿由太常寺长
官亲祭，祭祀时奏乐，行二跪六拜礼。

３．群祀

清廷定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
①先医之祀
明代在太医院景惠殿祭先医，清沿明制，每年仲春上旬的甲日，遣礼部
尚书祭正殿。两傍之殿则由太医院官承祭，礼用三跪九拜。
京师宣武门内还有城隍庙。清初于每年仲秋遣太常卿承祭，雍正时改遣
大臣、后又命亲王前去行礼。
②昭忠祠之祀
雍正二年（１７２２ 年），清世宗为褒奖替清一统大业而尽忠的臣僚，在崇
文门内建立了昭忠词，规定每年春秋仲月，选一吉日，遣官致祭。祠内正殿
为王公大臣神位，诸臣神位在两配楼及其后的正室。以后，入祠神位日增，
位满为患，嘉庆时，又诏今各省建昭忠祠，而京祠限定文官三品，武官二品
以上及八旗官弁。咸丰时范围又有所扩大。
③贤良祠之祀
雍正八年，清世宗为褒奖贤良之臣，在京师地安门外西侧建一贤良祠，
规定每年的春、秋仲月，选一吉日，遣官致祭。届日，承祭官身穿蟒服，行
二跪六叩礼。各省的贤良祠是在雍正十年修建的，每年也是春秋两祭，由知
府承祭。
 （二）堂子祭天

堂子原是满族在关外时对祭天神场所的称呼。清太宗时在盛京城东内治
门外，建筑一所堂子。清廷定鼎北京后，在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正中为饗
殿，南向，汇祀群神；前为拜天圜殿，北向；中设皇帝、皇子、八旗亲王、
贝勒、贝子、公的神杆石座。祭祀时，他们每人都立在一个杆下行礼。
堂子祭礼名目繁多，手续复杂。其中，尤以元旦、皇帝亲征祭神拜天最
为重要，元旦祭天神的礼仪如下：十二月二十六，内务府官将祭神从坤宁宫
请至堂子，朝夕献香。元旦天刚亮，皇帝乘舆出宫，至堂子内门降，入中门，
到圜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回宫。亲征祭天神的礼
仪如下：皇帝亲征之前，兵部预先树一面大纛（ｄú音毒）。届时，皇帝身着
戎装，在大臣、百官护卫之下，入堂子街门下马。接着，进堂子中门，至圜
殿就拜位，南向立，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这时号角齐鸣。礼毕，奏乐，皇
帝车驾启行，踏入征途。凯旋之时，皇帝还要率大将军及从征将士至堂子行
礼，祭告天神全胜而归。
坤宁宫祭神，是堂子的补充形式。它每天有朝夕两祭，朝祭释迦牟尼、
观音菩萨、关帝，夕祭蒙古诸神。一般由司祝、司香等上香，献酒和肉。如
皇帝亲至，入门后立在神位前，司祝先跪，皇帝随之跪；接着，司祝致辞，
皇帝行礼后起立，合掌致敬。
 （三）祭陵与谒陵

清代皇帝陵寝分布在 ３ 个地方，即今辽宁的盛京三陵：太祖努尔哈赤的
祖陵——永陵、福陵（太祖）、昭陵（太宗），今河北遵化县的东陵：孝陵
（世祖）、景陵（圣祖）、裕陵（高宗）、定陵（文宗）、惠陵（穆宗），
今河北省易县的西陵：泰陵（世宗）、昌陵（仁宗）、慕陵（宣宗）、崇陵
（德宗）。此外，东西陵中还有一些后妃嫔的陵寝。
清代的每一座帝陵，都有一条通往陵墓的神路，神路上有石牌坊、大红
门、华表等，神路的终点是陵墓建筑的正门——隆恩门，门后面是供奉神主
和祭祀用的隆恩殿，其后又有三座门、二柱门、石门、方城、明楼，最后是
宝城和宝顶，宝顶下即是停放帝后棺椁的地宫。
清代的祭陵，有大祭和小祭。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帝后忌
辰及朝廷有大庆，均行大祭。每月的朔（初一）望（十五）为小祭。大祭有
时由皇帝亲祭，如皇帝不亲祭，则派宗室、王公、大臣为承祭官致祭，上香，
行跪拜礼。小祭由守陵官上香致祭。
祭陵之外，皇帝还要亲自去谒陵。谒陵的前一日，皇帝告祭太庙，次日
起驾。到达陵区后，先在龙福寺（皇帝行宫）下榻。届日，皇帝身穿青长袍
褂，乘舆至隆恩门前，于门西幄（ｗò音握）次更换朝服。然后，进入隆恩门，
至供案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王公百官随同行礼。这时，读祝官手捧祭文，
在祝案左旁跪，礼部堂官 ２ 人分左右跪，向皇帝展示祝文。皇帝览毕，由礼
部堂官引进隆恩殿，跪于奠几前，听读祝官读祭文。祭文读完，皇帝起立，
亲自上香、奠酒三爵，每次与王公百官均行三跪九叩礼。拜毕，皇帝还要率
众到宝城明楼下行三跪九叩礼。至此，谒陵结束。
皇帝谒陵日，如逢清明节还要行敷土礼。陵寝官预先将清洁之土储于两
筐内，皇帝身穿素服，随执事官至方城，换黄布护履，由宝城东蹬道升至石
栏东。这时，陵寝大臣已将两筐土合为 １ 筐，抬至宝顶正中敷土处，跪进皇
帝。皇帝跪接后，拱举敷土。敷土毕，皇帝将筐授予陵寝大臣，走下宝顶，
脱黄布护履，更换袍服。接着，礼部大臣奏请行大饗礼，皇帝到隆恩殿行礼，
读祝文，奠酒三爵。
清代祭陵和谒陵的礼仪，系统而又繁琐。一般而言，清代中叶以前，这
些礼仪尚能恪守。但中叶以后，有章难循，礼仪也变得日趋简单了。例如，
按清初定制，清明节皇帝谒陵需亲自敷土 １３ 担，往返要 ２６ 趟。高宗对此感
到劳累而繁琐，改为只敷土 １ 担。敷土礼由此完全成了一种摆设。再如，嘉
庆时期，仁宗谒东陵，“未至碑亭，即降舆痛哭，步入隆恩门，诣宝城前行
礼，躬奠哀痛，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均随行礼。”①礼仪虽然简单，但仁宗尚
能逐陵祭拜。到了他的儿子宣宗时，谒陵就成了一种走过场。宣宗一次谒东
陵，除裕陵亲去行礼外，其余陵寝均派大臣代行三跪九叩礼。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
 （四）家　　祭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祭祖活动普遍，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百姓，都实行
家祭；祭祖范围扩大，明代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父母，清代庶人已可祭祀父、
祖、曾、高 ４ 代祖先了。

１．奉先殿之祀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清廷在景运门东北建成了奉先殿，共 ９ 间，作

为皇室家祭之处，并定制：每年的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
月望，奉列祖、列后神位至前殿，皇帝亲自行礼祭祀；立春、上元、四月八
日、端阳、重阳，为寻常之节；清明、国忌、霜降、十月朔属哀慕期，皇帝
亲祭时，不赞礼，也不奏乐。
凡皇帝亲祭，前 ３ 日致斋。届日黎明，内监将列祖、列后神位安放前殿，
摆好香案，行三叩礼。皇帝衮服出宫，至诚肃门降舆，入左门，就拜位，奏
乐。然后逐案跪上炷香，行三跪九叩礼；皇后随之逐案立上香。接着又读祝
文，行跪拜礼，献爵，奏乐。祭毕，将神位送还寝室，行三叩礼。

２．亲王世子、郡王家祭

亲王世子、郡王家祭，立庙 ７ 间，中为始封祖专案，世世不祧（ｔｉāｏ 音
挑）。高、曾、祖、父按照顺序分为二昭二穆，昭在东、穆在西，亲尽则祧。
祭前 ３ 日，主人在斋外就寝，众人均斋戒。届日黎明，主人朝服入，在堂檐
内正中站立，众人按辈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均北向。天亮后，请出神主放
在供案上，众人跪，行一叩礼，礼毕起立，主人接着在奏迎神乐中依次到列
祖案前上香，并率族属行二跪六拜礼，献帛、奠爵、读祝文，最后在二跪六
拜礼中送神。

３．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

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庙 ５ 间，祭祀时不用乐，行一跪三拜礼。“有
事则告，朔望则谒”①。余同亲王家祭仪。

４．品官家祭

１ 到 ３ 品庙 ５ 间，４ 到 ９ 品庙 ３ 间。每年以 ４ 时仲月择吉日祭祀。届日，

主人至香案前三上香，进奠爵，率同族人行一跪三拜礼，读祝文。

５．庶人家祭

在正寝北设一神龛，奉高、曾、祖、父牌位。届日，主妇治家馔（ｚｈｕàｎ
音撰），主人率子弟献祭品，行一跪三拜礼。每月的朔、望日供茶、燃香。

①
《清史稿》卷八十七，《礼六》。
 另外，每逢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秋、中元、十月朔、除夕、家
家都有上坟扫墓习惯，在先人墓前或街头焚化纸线，寄托哀思。
 三、佛　　教

在有清一代，佛教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和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受到
统治者，主要是清朝前期几个专制皇帝的支持和保护（自然，它也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限制和束缚，但相比之下，所受到的支持多于限制）；同时，在统
治者的竭力提倡下，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和禅师自觉地使佛教与儒道二教合
流，这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日渐衰微的佛教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不过，
总的而言，佛教在明清两代的衰颓之势，却是无法挽回的。

（一）清廷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

作为清朝统治阶级核心和支柱的满族贵族集团，在长期与明朝中央政府
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懂得利用佛教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关外时期，他们
就有了崇佛活动。

１．历朝皇帝的崇佛活动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年），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封建地方割据
政权——“后金”的前一年，满族贵族集团就开始在赫图阿拉（俗称老城）
城外兴建佛教寺庙。历时 ３ 年，共修建 ７ 座寺庙。而当时努尔哈赤正全力进
行满族内部的一统大业，连绵不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满族
贵族以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兴修佛教寺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佛教的重视程
度。另外，再从满族所崇奉的萨满教的堂子（天祭祠堂）在当地仅有 １ 座来
看，也说明努尔哈赤对佛教的尊崇远远超过了萨满教。以后，努尔哈赤占据
了辽沈地区，又多次下令，严厉禁止任何人毁坏佛教庙宇。太宗皇太极即位
之后，继续其父的佛教政策，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不断赐给各地银两，
以兴建或重修佛教寺庙。正是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尊崇，辽沈地区的佛教
一时呈兴盛景象。
清朝定鼎北京后，依然对佛教采取利用和保护政策。
清世祖对佛教之感兴趣，很可能是受了宫中太监们的怂恿，明末以来，
太监就很崇信佛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务，以便其更好地控
制皇帝。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的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清世祖在海会
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将他召入宫中，
请教佛法大意。十月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清世祖就成了佛教、特
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经常通过性聪了解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
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即玉林琇）、道忞和溪森，让他们
在宫中谈经说法。清世祖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玉林琇为世
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道忞则吹捧世祖为“承愿示生”、“光
显吾宗”的“佛心天子”，都深得世祖的欢心。在他们的薰陶下，世祖对佛
教简直着了迷，对这些僧人均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竟对道忞说，自己前
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宫。
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
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茒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
 彻夜交谈。他还一度命茒溪森为自已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后虽
被迫重新蓄发，依然未打消出家念头。他一面加封玉林琇为“大觉普济能仁
国师”，一面又向他表示欲效法释迦如来以成正果。但两个月后，世祖因出
痘驾崩，未能实现出家愿望。
正因为世祖一再有出家为和尚的愿望，所以社会上长期流传着“顺治出
家”的轶事。有人将北京天台寺一个和尚的肖像指为清世祖，更有人还推断
世祖到山西五台山当了和尚。实际上，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顺治年间，清廷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为佛沐浴。届时，将佛亭从坤宁
宫抬至堂子。堂子内预先将黄瓷浴池■满红蜜，并用净水搅习。佛亭到后，
即将佛像放入浴池内，浴毕再抬回坤宁宫。此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俗
称结缘日”①。
清圣祖自幼潜心诵读孔孟儒家经典，尤其受程朱理学家传统哲理的影响
很深，因而不好仙佛。即位后，他虽然多次表达了厌恶佛教及佛教徒的思想，
如他说：佛教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门干招摇蛊惑人心之事，极为可恶；
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是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因而对佛教又持保护态度。
圣祖在位 ６０ 余年间，６ 下江南，多次东巡辽沈，几乎每次都要参礼佛寺，接
见僧人，题写匾额、碑文。如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圣祖第一次南巡时，
在扬州为天宁寺题词“萧闲”、为平山寺题词“怡情”；在金山御书“江天
一览”，并勅令发帑金重修寺庙。二十八年（１８６９ 年）第二次南巡时，在苏
州为圣恩寺题词“松风水月”，为灵■寺题词“翠风”。此外，圣祖还多次
亲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对德望素著的僧
人顶礼膜拜。另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恐
怕是历代皇帝无法比拟的。圣祖还热情地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
经典写序和跋。不过，在这些碑文和序、跋中，虽谈佛经，但总是与儒家治
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看得出他把佛教纳入儒家思
想范畴的良苦用心。
圣祖对顺治时期的名僧优礼有加。如他礼迎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
“宏觉国师”。
清世宗自幼受西藏喇嘛教的影响较深，喜读佛学书籍，研习佛教典籍，
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表示自己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据说
他在青年时期，还请人替已出家当和尚。后来他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一说他用药毒死了圣祖康熙皇帝），引起了朝野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清世
宗害怕因果报应，即位后崇佛的兴趣有增无已。不仅如此，他为了加强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竭力使自己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
分。
清世宗一再声称，他对佛教禅宗之旨有深刻了解，洞察“魔”外之情，
因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去邪扶正，即息邪说，正人心。为此，他借干预明代佛
教临济宗圆悟和法藏两派的争论，镇住了法藏派，从而打击了明末清初遁入
“空门”而怀有“故国之思”的明代遗民①，真可谓手到功成，一箭双雕。
世宗还继承其父圣祖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国策”，但两人方式不一。
圣祖是通过口外和热河围猎的方式，赏赐进觐朝贺的蒙古王公贵族；而世宗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
①
参见陈垣《清初僧争记》；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3—309 页。
则以释主的身分统率他们，可说是殊途同归，这对于加强满蒙民族的联系，
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意义。
世宗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与在内廷办事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们议论佛法。
他宣称，经过他的讲论和提示，仅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 年）前半年中，就有 ８
个王公大臣彻底“洞明”禅宗之旨，世宗学授予自己的亲信重臣以“居士”
称号，如大学士鄂尔秦（１６８０～１７４５）为“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１６７２～
１７５５）为“澄怀居士”。这表明，世宗不仅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他
的臣僚也具有大臣和佛教徒的双重身分，堂堂的大清朝俨然成了世俗政权和
宗教教权合二而一的组织了。
世宗熟读经史。他从明初成祖重用道衍和尚篡夺了其侄建文帝的皇权中
深受启发，将文觉禅师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令其参与国家政务。据清史专家
冯尔康先生说，雍正朝的几件大案，如宠臣年羹尧（１６７９～１７２６）、隆科多
（？～１７２８）的案子，兄弟争权夺势的允禩（１６８１～１７２６）、允禟（１６８３～
１７２６）等人的案子，文觉禅师都出过很多主意，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还
受世宗之命，往江南朝山，行程中，其威仪尊严几与王公大臣相等。
世宗关于佛教的著作主要有《御选语录》１９ 卷和《拣魔辨异录》８ 卷。
《御选语录》分正、外、前、后 ４ 集，选编了玉林琇及其之前 １１ 个禅师的语
录，另外还选入了道教祖师“紫阳真人”张平叔及世宗自己的“圆明居士”
语录。《拣魔辨异录》主要是为批驳法藏派而著的。这两部著作，贯穿了清
世宗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即以孔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同时，要充
分发挥佛道二教“阴翊王道”的作用。为此，他还高唱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论
调。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以释道二教弥补儒学的不足，以加强专制主义的统治。
清世宗的崇佛和三教同源的论调，无异于给日趋衰落的释道二教打了一
针强心剂。天子一言九鼎。清世宗既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这就为释道二教
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释道二教名流提出的三教合流主张，皆源
于世宗。也正是这个原因，释道二教得以在清代苟延残喘下去。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 年）八月下旬，清世宗猝然崩逝，这就引起了人们的
种种猜测和疑虑。京城之内一时摇言四起，人心浮动不安。新即位的高宗，
早已看出释道二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也严重损害了
世宗的声誉。于是，他立即颁发数道谕旨，抑制释道二教。高宗命令 ７ 旬高
龄的文觉禅师徒步返回江南，由地方官严加稽察、管束；同时又严厉警告文
觉禅师和其他佛教徒，此后不准妄言世宗生前的话语，如发现打着世宗招牌
在外招摇不法，定按国法和佛法加倍治罪；收缴僧人手中所藏的世宗御书及
朱批等件。这对当时安抚人心、稳定大局和巩固新即位皇帝的统治地位具有
积极作用。
自然，清高宗也是很懂得佛教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因而
也尊崇佛教。不过，他与其父世宗尊崇的方法截然不同。高宗之尊崇佛教，
主要表现在刻经和评经上。
雍正十三年，清廷特开藏经馆，在明神宗万历间所刻《大藏经》（即《北
藏》）的基础上，增加名僧著述，使该书成为 １６７２ 部、７２４７ 卷，这就是清
代著名的《龙藏》。《龙藏》刊刻完成的时间是乾隆三年（１７３８ 年）。
雍乾时期，清朝的立国之本——“国语（满族语言）骑射”，在满族八
旗中日渐生疏，为此高宗竭力重新予以提倡。其措施之一，就是将汉文藏经
译成满文，使满族八旗在重新学习国语的基础上，均能尊君亲上，去恶从善，
 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为此，清廷从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组织大批人
力，从事翻译工作，直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完成，总共为 ６９９ 部，２４６６
卷。书成之后，高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将此书和《四库全书》一同作为
清朝盛世时期文化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自嘉庆朝始，清朝国势中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
不安，人民起义烽烟随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清仁宗及其以后的历朝皇帝
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和镇压人民起义方面。无暇扶植佛教，甚至未举行过任
何崇佛活动，致使佛教的衰颓之势无法挽回。

２．寺僧衙门的设立

清承明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以掌管佛教事务。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后金（清）规定由僧录司综理各地庙宇，凡是了
解佛经、遵守佛教清规戒律的佛教徒，均给予度牒。清廷定都北京后，即以
僧录司为中央政府掌管佛教事务的衙门。它的官职有正、副印，左、右善世，
阐教，讲经，觉义。京城内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南各城和西城
的南路各八处每处设协理一人。各直省的僧官，府称僧纲，州称僧正，县称
僧会（但湖南衡山县僧官不称僧会，而称僧纲）。清廷单独设立寺僧衙门，
既表示对佛教的重视和保护，但也有对僧人限制的一面。如顺治二年，清廷
宣布废除度牒纳银例，但不准民人私自削发为僧。康熙十六年，清圣祖诏令
僧录司，严厉管束天下僧侣，不准他们私自设教聚会，违者严加论处，乾隆
时期，清廷宣布废除度牒制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
大事。从此，天下的僧尼可以随意出家而不受任何限制，有利于扩大佛教队
伍。但也正如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所说，由此而来的，却是僧尼成分的更加
复杂，僧尼情况的更加窳滥，从而为加速佛教的衰亡造就了更为严重的内部
因素。

３．清律有关惩处僧尼的法律条文

佛教寺庙也并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在封建社会里，阶级压迫、阶级矛盾
和阶级斗争时刻伸向每一个角落，真可谓无处不有。明末清初，就有一些僧
人参加了反明起义和抗清斗争，佛教的一些寺庙更为民间秘密宗教的反抗斗
争提供了活动场所。清世祖曾指出：白莲、无为、闻香等“邪教”夜聚晓散，
招纳亡命之徒，以进香拜佛为名，张帜鸣锣，肆行无忌，阴谋不轨。康熙十
一年，清圣祖巡幸南苑，行经海会寺之时，发现庙中的僧人有白莲教徒，于
是发了一通议论说：“此等之人往往为害不浅，朕已知之。”①另外，还有一
些僧人虽不至于谋反，但却利用朝廷的“恩惠”，干出种种为非作歹之事。
如有的结交王公贵族、地方官吏，充当府州县衙吏，以兼并土地，欺压百姓；
有的私自往安南等国家，进行交易，赚取大量金银珠宝，连地方官也无可奈
何；有的暗设赌局，专诱王公贵族、大小官吏聚赌，诈骗钱财；有的暗蓄娼
妓，有的公开迎娶妻妾，日夜饮酒淫纵，无人敢问；还有的竟公然置严格的
等级制于不顾，衣锦绮丝、绫罗彩绣，用金银器皿。显然，种种肆行无忌的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违法行为，如不严加禁止，势必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
自顺治初年至乾隆初年历时长达百余年而制定的《大清律例》，就专门
开列了惩罚不法僧尼的条文，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愿。
如《大清律例》规定，僧尼如有为“匪”和谋反情事，与平民一样，重
者凌迟处死、斩绞，轻者杖刑或流放边疆为奴，地方官如徇情不报、知情故
纵均治罪；僧尼服用逾制，或治罪，或受笞刑 ５０，服饰、器用等物一律没收
入官府；僧官、僧人如挟妓饮酒作乐，均杖 １００，并发回原籍为民；僧尼如
有通奸、拐骗、诓诈财物者，或绞监候（即判处绞刑，秋后执行），或杖后
充军，所拐骗的人口、财物一概发回原主；僧人如私自娶妻妾，杖 ８０，令其
还俗，女家主婚人同罪，财礼没入官府，寺庙住持知情不举者同罪，不知者
不　　罪；僧人如以亲属等的名义婚娶，则以强奸罪论处。以上所列各款，说
明对违法僧尼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在清朝处于鼎盛时期，这些条文还是起了
一定的作用。
 （二）清代佛教的基本情况

据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礼部统计，敕建的大小佛教寺庙有 １２４８２ 所，私

建的大小寺庙 ６７１４０ 所，总计为 ７９６２２ 所，僧尼有 １１０２９２ 人。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年）至四年，顺天、奉天两府及各直省共发出度牒 ３４０１１２ 张①。这样，至乾
隆初年僧尼总数已趋 ４５ 万人。此后，僧尼人数依然有增无减。据有人估计，
清末时僧尼约有 ８０ 余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恐怕准确性很差。因为，自乾
隆中叶以后，随着清朝国势日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流民遍地，其中一些
人诵入寺庙，削发为僧，从而促使僧尼人数急剧地增长。由此看来，清末的
僧尼总数当在 １００ 万人以上。
清代寺院内部组织大略如下：
住持，也称方丈、长老等，主管寺院事物、布教的僧人。他一般是由该
寺中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僧人担任。
住持之下，分东、西两序，分别辖有各种执事僧人。东序有六知事：都
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西序有六头首：首座、书记、知藏、
知客、知殿、知浴。其中都寺负责寺院内总的事务，并负责接待官吏，施主
等；监寺协助都寺工作；副寺负责寺院财务；维那负责僧尼纪律事务，以及
辨别度牒真伪等；典座负责僧尼伙食及寝床清洁事务；直岁负责寺院修缮等
事务；首座分前堂首座和后堂首座，分统全寺院僧尼；书记负责全寺院文翰
事务，如缮写山门榜疏、祈祷词语等；知藏负责保管佛教经籍、文献事务；
知客负责接待来寺院的官吏、施主等事务；知殿负责殿堂的香火的清洁等事
务；知浴负责管理全寺院的浴室，为僧尼洗澡服务。此外还有一些职任：如
庄主，管理寺院的庄田；园主，管理寺院的菜园；役僧，担负寺院各种杂役
劳务；夜巡，担任寺院夜间警卫；鼓头，掌管寺院法鼓；钟头，掌管寺院敲
钟，以报时刻；茶头，供应僧尼茶水；门头，负责门卫；等等。
清代寺院房舍林立，一般都有大雄宝殿、观音殿、罗汉殿、餐厅、客堂、
禅堂、僧堂、砖塔等。佛教徒的习俗和佛事仪式与明代基本相同，此处不再
赘述。惟其中一种“焰口普度”，清代与元、明两代有所不同。
焰口，是一种饿鬼名。焰口普度，就是诵施食经咒，以解除各饿鬼的痛
苦。其仪式大致如下：
在殿堂内设一佛座，上立牌位，点 １ 盏灯，置花瓶、烛台各对，香炉 １
个，再摆上各种供物。佛座前另设一个 １２ 尺见方、高约 ６ 尺的焰口普度坛，
正面安祀观音像，置佛具，也布置鲜花、灯烛及例行供物——米 １ 盆、馒头
７ 个及洒水器等。坛的对面设昆卢坛，上坛张挂释迦、观音、阿弥陀、地藏、
阿难、引魂及十方诸佛等 ７ 佛名号，下坛竖立面燃大士、护法龙天的牌位，
同样供以鲜花、点灯、供物等。旁边设置餐台，立一个写有“水陆一切男女
孤魂等位”的牌子，也摆有鲜花和供物。其中供物是：一个很大器皿里，装
满了堆积如山的米饭，器皿前放置两个高约 ６ 尺、宽 ９ 尺大小的山形竹笼，
竹笼外面贴满金银箔纸、纸钱和冥衣等，并立有写着“金银山”、“钱衣山”
的两面旗子。
普度开始时，诵经的 ５ 或 ７ 个僧人走上焰口坛，金刚上师（主持普度僧
人）以下僧人，各按所定位置就席，适时鸣打大鼓、小磐、小铙钹、木鱼及

①
《光绪会典事例》卷五百零一。
 引磬等法具，诵经中渐渐抛出所供的米饭，一面用洒水器在馒头上写梵字，
然后将其向餐桌方向抛去，当它绕行到“阴府”途中即应丢弃金银、钱币、
衣服的地方之时，焚烧金银山、钱衣山，藉以超度冥府的亡灵魂。
以上的佛事仪式，不仅佛教徒极为重视，就是一般百姓也很重视。他们
因白天须参加生产劳动，故于夜晚举行这项佛事，往往历时三四个小时，他
们所立的牌位，除了地藏、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等外，还要祭
祀护法伽蓝、水府龙王、天府神厅、地府灵祇、阴间阎罗王，以及城隍土主
等诸神。民间这种普度焰口之举，完全成了追悼已故先辈亡灵的一种形式，
以避免先辈们在“阴间”成为饿鬼。
在清代的佛事活动中，有下述两点很值得提出。这就是：
第一，法会规模渐大。佛教徒为弘扬佛事而举行的聚会（或　　仪式），
称作法会。清代以前，法会一般是连续举行 ７ 日，有时也举行两个 ７ 日，即
１４ 天。清代，法会规模扩大，许多寺庙要连续举行七七共 ４９ 天，届时热闹
异常，景象也颇为壮观。
第二，佛和菩萨等的诞辰纪念日已制度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徒就在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佛主释迦牟尼
圣诞日，举行庆贺活动。到了清代，诸佛菩萨均有了自己的圣诞日，具体如
下：
正月初一日，弥勒佛圣诞；初六日，定光佛圣诞；初八日，五殿阎罗天
子圣诞；
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十五日，释迦牟尼佛涅槃日；十八日，
四殿五官王圣诞；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二十一日，普贤菩萨圣诞；
三月初一日，二殿淡江王圣诞；初八日，六殿卞城王圣诞；十六日，准
提菩萨圣诞；十七日，七殿泰山王圣诞；
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萨圣诞；十七日，十殿转轮王圣诞；二十八日，药
王菩萨圣诞；
五月十一日，都城隍圣诞；十二日，伽蓝菩萨圣诞、关圣帝君降神；
六月初三日，护法韦驮天尊圣诞；初四日，南赡部洲转大法轮；十九日，
观音菩萨成道；二十四日，关圣帝君圣诞；二十六日，协天大帝圣诞；
七月十二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二十四日，龙树菩萨圣诞；三十日，地
藏菩萨圣诞；
八月二十二日，燃灯佛圣诞；
九月三十日，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
十月初五日，达摩祖师圣诞；
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
十二月初八日，释迦如来成道；二十九日，华严菩萨圣诞；三十日，持
斋念佛以求诸佛菩萨上界访察人间善恶①。
清代寺庙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和实力人
物不断施予银钱和土地。例如，乾隆时，身为“天下之母”的孝圣皇太后，
有一次就当面对高宗说，京师顺天府东有一座废旧寺庙应由政府出资重加修
缮，高宗当即答应照办。再如，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所记述的宝小姐捐
款龙华寺的事例，也很有代表性。宝小姐是湖广总督的养女，平时最喜欢到

①
参见中村元主编《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第 501——506 页。
 佛教寺院烧香，对佛顶礼膜拜。凡是大小寺院，她都毫不吝惜地捐献善款。
武昌有一龙华禅寺，寺方和僧人了解到宝小姐这一性格，想方设法怂恿她大
笔大笔地捐款，以使财源滚滚而至。他们以法会和素食为媒介，通过一个名
叫善哉的知客一步步地接近这个湖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宝小姐。而这个叫
善哉的寺院知客，凭借自己辩才和通晓事故，竭力讨好和拉拢宝小姐。当宝
小姐到寺院参加法会时，他为她特意准备了一间休息室，设有豪华的的床铺
和崭新的被褥，以供其午睡之用。他对宝小姐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连梳
桩台上的化妆用品和香水都一应俱全，接着就等待大笔捐款了。果然，法会
开幕的当天，仅仅吃了一顿斋饭，宝小姐就捐出 ５００ 两的巨款，作为香油钱
交给了寺院。由此可以推想，七七共 ４９ 天的法会，宝小姐捐款的数目定是十
分惊人的。第二，一些有势力的僧人勾结官府，抢占百姓田地庐舍，有的甚
至大鱼吃小鱼，肆无忌惮地侵占邻近寺庙，将其作为己产。例如，被清世祖
封为“国师”的通琇，就凭借皇帝的宠幸，侵夺江苏宜兴善权寺，以及其他
一些地方的名山古刹，因而被同辈僧人斥之为惯占丛林的“绿林”盗贼。第
三，下层百姓为求神佛保佑，以消灾避祸，也经常主动为寺院捐献银两，或
为之购买土地、房舍。这就使得一些僧人“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
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宗庐器皿，玩好百物，争取华靡。”①当然，这只
是就僧人上层而言，一般的僧尼还得自食其力，过着清苦、贫寒的生活。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
 （三）清代各宗及其名僧简况

清代佛教各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但仍以禅宗为最盛，影响也较大②。
而净土、天台、华严等宗不过徒具形式而已。雍正时期，清世宗亲撰《拣魔
辨异录》，以专制皇帝权威公然干涉禅宗内部纠纷和矛盾，使禅宗奄奄一息，
几陷灭顶之灾。世宗去世后，禅宗势力虽有恢复，但依然还不到清初的水准。
清朝中叶以后，净土信仰成为佛教各派所共宗，禅宗再无回天之力，益发没
落下去。

１．禅宗

清初以来，禅宗分为临济和曹洞 ２ 大系。临济宗因其代表人物通琇（即
玉林琇，１６１４～１６７５），道忞（１５９６～１６７４）、行森（１６０４～１６７７）受世祖
宠眷，而盛极一时，并由此还发生了与曹洞系的摩擦。
通琇，字玉林，俗姓杨，江阴人。少年时出家为僧，１９ 岁时拜明代著名
禅师圆修为师，２３ 岁时继圆修主持浙江湖州（今吴兴县）报恩寺，一时被佛
门子弟视为奇特之人。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他奉世祖诏书入京，在宫中
谈经说法，颇受青睐。通琇还为世祖起法名“行痴”，号“痴道人”。次年，
世祖命选僧 １５００ 人，在阜成门外慈寿寺从通琇受菩萨戒。世祖受戒后，加封
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又赐予紫衣、金印，可谓红极一时。后来，世
祖还当面对通琇说，自己要效法释迦如来舍王官为僧事。通琇感到，皇帝出
家，自己则失去了政治靠山，于是竭力劝阻。他说：皇上身居帝位，上可以
安圣母皇太后之心，下可以使万民乐业，同时又可以护持佛法。顺治十八年
正月，世祖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顺治去世后，通琇奉旨南归。他依
恃“国师”的招牌，欺僧霸寺。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侵夺曹洞
宗僧人所住持的善权寺。为了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通琇竟振振有词地说：
我乃临济宗嫡传僧人，此寺是我的祖寺，我祖所居之所。他在顺利地夺取了
善权寺之后，就派他的弟子行丰为住持。行丰效法乃师之所为，谋夺该寺附
近的祠堂，激起民变。善权寺被焚，行丰葬身火海。通琇惶惶不可终日，只
身仓惶逃至淮安清江浦慈云庵，危坐竹椅，７ 日不食而死。著有《大觉普济
玉林国师语录》。
道忞，字木陈，俗姓林，广东潮阳人。　　２７ 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后赴宁
波天童寺，拜素有“临济中兴”之誉的明代著名禅师圆悟为师。圆悟归寂后，
道忞继主天童法度。顺治十六年，他应召入京，对世祖给予的极高礼遇受宠
若惊，当面吹捧世祖为“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更得世祖欢心，并被
封为“弘觉禅师”。不久，道忞南归，其舟船所过之处，瞻敬皈依者如市，
俨然一个解甲归田的权贵。此后，他也和通琇一样，欺僧霸寺，骄横一时。
雍正时期，因其著述泄露了清廷禁中之事，道忞受到了清廷的严厉谴责，被
称为“宗门罪人”，著述也遭到了禁毁，落得了与通琇相似的下场。著有《奏
对录》等。
行森，字慈恩，号茆溪，故又称茆溪森，广东博罗人。明末，他遁身空
门。顺治初，又拜通琇为师。顺治十六年，行森应召入京，随侍世祖左右，

②
本节参考和利用了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和任道斌同志的一些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颇受恩宠。次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
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并整天与行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长谈。
他命行森为己净发，决心孑身修道。通琇得知此事，生怕自己失去政治上的
靠山，勃然动怒，当即命人取来柴薪，以烧死行森相劝阻。世祖无奈，打消
了出家的念头，重新蓄发。行森也只得怏怏南归。顺治十八年初，世祖病死。
行森再次奉诏入京，为世祖举行火化礼。南归后依然传授佛法。雍正时期，
清世宗追封他为“明道正觉禅师”，其下场远比通琇、道忞为好。著有《明
道正觉森禅师语录》。
清代临济宗僧人隐元在中日佛教交往史上有突出的贡献。隐元（１５９２～
１６７３），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明末，在福清黄檗山出家为僧，一
度主黄檗山法席，弘扬临济宗旨，从其学者颇多。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
隐元应邀东渡日本长崎，在当地寺庙中传授佛法。后又应约谒见日本德川家
纲将军，受到隆重友好的接待。顺治十八年，隐元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
传授禅法，世称“黄檗宗”。隐元也由此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始祖，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圆寂后，被授予“大光普照国师”谥
号，著有《普照国师语录》、《弘戒法仪》等。近年日本平久保章编有《隐
元全集》１２ 卷。
清初，曹洞宗僧人虽在岭南和长江以北传授禅法，但其境遇远不能与临
济宗相比似。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如道盛（１５９２～１６５９），号觉浪，别号杖
人，俗姓张，福建浦城人，出家为僧后，看到佛教日趋没落，于是在传授佛
法时，竭力将孔、孟、老、庄思想揉合进去，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弟
子方以智，继承了他的遗愿，以弘扬三教合一为已任。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
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拜道盛为师，皈依曹洞
宗。晚年活动于江西青原山、新城寿昌寺、福建鼓山等地，兴复庙宇，畅论
佛经。他在其所著的《象环寤记》中提出：“佛生西，孔（子）生东，老（子）
生东而游于西，而三姓为一人”，因此释、儒、道三教应集其大成，而归一
于《易经》。他的这一观点，很受当地僧人和士人的重视欢迎，对振兴曹洞
宗风作出了贡献。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他的弟子还将其谈论佛
法的言论辑为《愚者大师语录》刊行于世。
另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则大力宣扬民族志节，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
压迫政策。其中，函可和函昰可称为他们的优秀代表。
函可（１６１２～１６６０），字祖心，号剩人，原名韩宗■，广东博罗人，明
末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其父死后，因厌倦世道动荡，滋生了遁入空门的
思想。２９ 岁时毅然出家为僧，归入曹洞宗。南明弘光元年（１６４５ 年）春，函
可至南京刻《藏经》，弘扬佛法。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南明福王政权的
兴亡和士人抗清殉节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并为之动容。于是，他撰作《再变
记》，褒扬抗清志士。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年），函可为人告发，在受到残酷拷
掠后，发配沈阳戌所。但他丝毫不因自己的悲惨处境而灰心丧气。相反，他
先后在 ７ 座大寺院宣讲曹洞宗旨，被奉为辽沈地区曹洞宗的“开宗鼻祖”。
函可还广泛结交流人文士，首倡辽沈地区的第一个文人结社“冰天社”。他
死后，被葬于辽阳千山。著有《千山诗集》、《千山剩人和尚语录》。
与函可齐名而又名著南方的函昰（ｓｈì同“是”，１６０８～１６８５），字丽中，
俗姓曾，广东番禺人。明末出家为僧，并在广州佛教寺院宣讲曹洞宗旨；同
时，他也和函可一样，热情赞颂抗清志士，严厉斥责清廷的民族高压政策。
为此，他在弘扬禅宗宗风时，大力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台
一。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与其他佛教徒不同，函昰提出的儒释
首三教合一，不是单纯地为了挽救佛教的衰落，而主要是为了抗清斗争的需
要，即把忠孝节义揉进禅宗宗旨。从而有利于佛教广大僧侣和明朝的文人学
士、缙绅遗老以及群众联合进行反清斗争。正因为此，数以千计的文人学士、
缙绅遗老归于函昰门下。一时，函昰的寺院成了抗清志士被庇护和发展力量
的场所和基地。函昰的著述有《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语录》
等。

２．净土宗

净士宗成为清代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致力弘扬者历世不绝，其中最为
著名的当属省庵、际醒和际清。
省庵（１６８６～１７３４），名实贤，字思齐，俗姓时，江苏常熟人。少年出
家为僧，专修净土。他指出，入佛祖法门，首要的是“发心”；要修行，首
先就得“立愿”。检查心愿差别的，有邪、正、真、伪、大、小、偏、圆 ８
种。省庵主张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真、取正、取大、取圆，实际上
要教徒遵守佛规，不贪欲求乐，不争利不求名。他死后，被尊追为莲宗（净
土宗）的第九祖，在清代影响颇大。
际醒（１７４１～１８１０），字彻悟，号梦东，俗姓马，河北丰润人。原为临
济宗僧人，乾隆中叶，专心弘扬净土，每日礼拜念佛不已，对禅宗和净土宗
宗旨了解颇深，成为乾隆中叶著名的净土僧人。但他对禅宗、净土宗均无大
的建树和发展。著有《示禅教律》等。
际清（１７４０～１７９６），字允初，号二林，俗姓彭，名绍升，江苏苏州人。
乾隆中叶，专心研究净土教义，建莲社谈宗说法。他对禅宗日趋没落、净土
宗停滞不前，很是忧虑，于是竭力鼓吹禅宗和净土宗相互融和，将儒家思想
融入禅宗和净土宗的宗旨中去。但实际上，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著有《净土
三经新论》、《净土贤圣录》等。

３．天台宗

天台宗自清初至清末，传人不绝，但却如郭朋先生所说，他们“都不过
是依文解义，重复旧说而已”。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清初的受登（１６０７～１６７５
年），在杭州天溪大觉寺专门弘扬天台宗旨长达 ３０ 余年，此后，直至近代，
天台宗僧人一直在江浙一带传播天台宗教义，弘扬天台佛法，有的还办起了
研究社一类的组织，但始终也未“研究”出新名堂，更未能振兴天台宗。

４．华严宗

清代华严宗较为重要的名家有续法和通理。
续法（１６４１～１７２８），号灌顶，俗姓沈，浙江人，自幼出家为僧，皈依
华严宗。他企图借助禅宗兴复华严宗，弘扬华严宗旨。但禅宗尚处于停滞不
前状态，因而不可能给法严宗注入活力。著有《贤首五教义》等。
通理（１７０１～１７８２），字达天，俗姓赵，河北新河人。少年出家为僧，
 研习佛法。雍正年间，在北京妙峰山潜心研究华严宗教义，并撰《法华经疏》。
由于通理的竭力提倡和传播，华严宗风一时大振，许多佛教徒不远千里前来
聚会。乾隆时，清高宗赐其紫衣，敕封他为“阐教禅师”，以表彰他“中兴”
华严宗之功。但实际上，华严宗和佛教其它各宗一样，衰颓之势力已无可挽
回，任何一个人都决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５．律宗

清代律僧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是读礼（１６０２～１６７９），字绍如，后改见月，
俗姓许，云南楚雄人。明末剃发为僧，精研戒律，并开坛传戒，盛于一时，
所撰《一梦漫言》记载了明末清初佛教徒的活动，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的参
考和利用价值。

６．居士的弘传佛学

早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一些不甘心臣服于满族权贵的汉族士大夫，
则遁入佛门，出家为僧，还有一些人，不愿出家，于是就在俗弘扬佛法，阐
释佛教教义。他们被称为居士。但直到清代中叶以前，居士的数量是很少的。
道光朝及其后，清朝国势日衰，佛教也更趋不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由
于天王洪秀全主张废除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太平军所到之处，佛教寺庙
被毁，佛教经卷被焚，这就更促使了佛教的衰颓。于是，在俗护持佛教教义
的居士日益增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校刻佛教经典。其中，最为有名的当
属郑学川和杨文会。
郑学川（１８２６～１８８０），字书海，江苏扬州人，少年时精心研究儒家经
典，后专心研究净土宗旨。太平天国起义后，他看到江苏一带的佛教经籍遭
到严重损坏，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在扬州设立刻经处，自称刻经僧。此后
他又在苏州、常熟、杭州等处刻经。前后花了 １５ 年的光阴，共刻经 ３０００ 卷，
对于佛经的保管和流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杨文会（１８３７～１９１１），字仁山，安徽人。年青时博览孔、孟、老、庄
诸子之书，成为名著江南的一个学者。他在 ２７ 岁时笃信佛教，并立志搜寻佛
经。为此，他几乎走遍了江南的古刹寺庙，所到之处逢人便问当地有何寺庙，
内中有无佛经。同治五年，杨文会在南京与佛教界人士研讨佛教经典，并出
资成立刻经处。他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白天亲自督工兴建，夜晚潜心于佛教
经典的研究和校刻。光绪年间，杨文会随清廷外交官曾纪泽两度出使欧洲，
广泛搜寻失传的佛教典籍达二三百种之多，并将其中有价值的刊刻。正是由
于杨文会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清末掀起了一阵佛学研究之风。他一生刊
印佛经达 ２０００ 余卷，还亲手制定了应刻的《大藏经》的目录，定名为《大藏
辑要》①。他的著述辑为《杨仁山居士遗著》。

①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四）佛教对清代社会的影响

佛教在清代虽已处于衰颓状态，但流传依然广泛，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
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前所述，清世宗用僧人密参朝政，待其暴卒后，京城内谣言四起，政
局动乱，如果不是新即位的高宗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人心，那么清廷的混乱
局面很可能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清朝的统治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政治上，佛教在清朝依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
它教导人们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要作任何反抗。清朝时存在着许多有关
佛的谚语，诸如“念佛一声，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把人们的
幸福与否，看作完全与念佛有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模糊了人民对
统治阶级残暴本性的认识。这在清代的反清起义中有生动体现。例如，嘉庆
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九月，北京的林清起义前，起义首领林清不作任何积极准
备，不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完全以“弥勒佛下凡”的空头说教进行动员。
有人劝他学习击剑，他竟煞有介事地说，有神佛保佑，“剑术不足道也”①。
林清还竭力向起义者灌输只要常向神佛祈祷，他们就能“不怕刀砍”。结果，
九月十五日，林清以勉强拼凑起来的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他们既未经任何
战阵训练，而且有的起义者临上阵时手里连武器也没有。）进攻清朝统治的
神经中枢——紫禁城，双方刚一交火，起义者即遭擒杀，起义很快即以失败
告终。
经济上，由于佛教寺庙勾结官府，抢夺土地，使清朝中叶的土地兼并愈
演愈烈。另外，“为僧多清闲”，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也不向封建官府交
纳赋税和负担差役，这就把赋役都加到了劳动人民的头上。应该说，佛教寺
庙和佛教徒的特殊化，成为清代中晚期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因素之一。也
正是这样，朝野上下的一些有识之士，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提出利用寺庙
财产兴办学校的主张，为世所瞩目。
思想文化上，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其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与宋、元、明代一样，清代的儒家学者大都面目是孔孟之儒，而心神却
是佛、道。清初的理学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哲
学体系中充满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佛教的衰颓促进了
清代理学的没落。
佛教对清代的文学影响也很大。被誉为融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于一
体的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就是以一僧一道来到青埂峰下，僧人
与那块鲜莹明洁的石头的对话为引子，揭开全书的序幕的。而书的结尾，即
林黛玉病逝后，贾宝玉毅然抛弃新婚之妻薛宝钗等遁入佛门，更反映了作者
在“补天”的理想（即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失败后而产生的颓废心情。这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确是人们的精神“鸦片”。
清代的诗僧、画僧人数颇多，为繁荣当时的诗坛、画坛作出了有益的贡
献。
函可可称为清代诗僧中的佼佼者。他被清廷流放到辽沈地区后，在非常
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许多精采的篇章。这些诗篇非常生动、形象而又深刻
地揭示了清初东北在经历明清之际战乱后，社会凋蔽不堪的残败景象，反映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了辽沈地区人民和流人的悲惨遭遇。例如，他在《老僧》一诗中，描写了一
个 ９ 旬高龄的老僧在回归离别 ２０ 年之久的故乡后所见到的凄惨景象和表达的
心情：“言从故里过，残败几间屋。不闻旧人声，但闻山鬼哭。虽复身首遗，
凄凄恨孤独。”再如《即事十首》（之十）表达了作者虽身陷囹圄而坚贞不
屈的精神：“身死固足悲，身辱亦足耻。与其辱以生，毋宁饥以死。”①
此外，比较著名的诗僧还有：苍雪（１５８７～１６５６），云南人，著《南来
堂诗集》；借庵（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浙江海宁人，诗作在乾嘉道 ３ 朝颇负盛名，
著《借庵诗钞》；敬安（１８５１～１９１２），字寄禅，俗姓黄，湖南湘潭人。同
治年间出家为僧，一面学习佛法，一面刻苦钻研诗赋。辛亥革命时，他热情
赋诗，支持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并与革命志士往来，被称为清末
著名的爱国诗僧。著有《八指头陀诗集》（分正续集）。
清代的画僧，多以风格各异的山水、花草、兰竹、松石而争奇斗妍，相
互争雄。其中，号称清代 ４ 大画僧的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最为有名。
八大山人（１６２６～约 １７０５），俗名朱耷，字雪个，为明朝宗室后裔。顺
治初年出家人僧，后为道徒。他的画，多以花鸟、山水、竹木见长，往往点
染数笔，即形神逼真，起到以假乱真的作用。但他画的山水、花鸟、天地多
有孤傲、凄凉、悲哀之感，显然是以画言志，寄托自己对故明皇朝的眷恋心
绪，表达了对满族权贵的愤怒与痛恨心情。
石涛（１６４２～１７０７），俗姓朱，名若极，法名原济、道济，别署大涤子、
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为明宗室后裔。他入寺为僧后，曾云游江南各地，
观赏名山大川。随后，发奋作画，笔情纵恣，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但石涛的
画也和八大山人一样，时时显露出内心的隐痛。石涛不仅画绘得好，而且还
精于画理。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非常重视实际写生，反对脱离实践的
胡画乱造。
石溪，又作石谿（１６１２～约 １６９２），俗姓刘，名髠残，字介丘，别名残
道人。他皈依佛门之后，云游名山大川，为其后来的山水画提供了取之不尽
的素材。他用笔精炼，画面自然、紧凑而又和谐，充分表达了热爱祖国、向
往幸福生活的心情。
弘仁（１６１０～１６６４），字渐江，俗姓江，名韬，明末为诸生。清军南下
时，他曾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并纵情山水，尤擅长
画黄山风景，层崖陡壑，伟峻沉重，颇得清初画界好评。他还被誉为“新安
四大家”之一。
此外，扬州的虚谷、焦山的大须等人，也都是清代有名的画僧。
佛教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滋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由于清代佛教寺庙遍布全国，这就为民间秘密宗教提供了活动场
所。许多教派的教首们都把寺庙作为基地，张帜鸣锣，招收徒众，发展势力。
许多僧人也参加教派组织，在其中穿针引线。这样，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教
派和教徒人数急剧增加，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一支潜在力量。
其次，神佛既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又是农民领袖鼓动下
层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可以从其经卷（又称宝卷）得到反映。它们的
宝卷有许多是在专门印刷宫廷经书的内经厂印制的，经皮卷套，锦锻装饰，

①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 47、28 页。
异常精美。而经书的首尾均绘有佛像，一切款式也与真正的佛经相似。正是
由于打着佛教的招牌，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影响很大，
促进了教派势力的迅速增长。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如劫变、弥勒下凡和“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的信仰，无一不与佛教有着渊源关系。
例如，民间秘密宗教把世界由始至终分为 ３ 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由一位
佛来执掌：过去由燃灯佛、现在由释迦佛、未来由弥勒佛掌管。再如，佛教
一向祭奉弥勒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弥勒佛的下凡在广大下层群
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帮助他们驱除压迫、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到来的象征。
一些农民领袖如天理教起义首领林清，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弥勒佛的化身，并
以此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又如，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广泛
流传着“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这实际上是吸取了佛教禅宗的
空、道家的无和佛教净土宗的彼岸思想，即用佛教的彼岸思想否定现实世界，
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进行了挑战。清代的一些著名
的农民起义王论清水教起义、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等，无不打着无生老母的
旗号，招收徒众，聚集力量的。
 （五）藏传佛教——喇嘛教

西藏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西藏佛教
史，那么对中国佛教史就不会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了解。西藏佛教，通称
为喇嘛教。

１．清廷崇奉喇嘛教

元、明之际，西藏喇嘛教的支派很多，有红教、白教、黑教、花教等。
明太祖洪武初年，宗喀巴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在红教的基础上创建
了黄教，教徒衣冠均为黄色。他死前，对其两大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
尼立下遗嘱，要他们传演大乘佛法，屏弃幻术，并世世转生，称为“呼毕勒
罕”（汉语“化身”之意）。此法也在其它“胡图克图”（即大喇嘛）中实
行。从此，黄教在西藏地区大为盛行，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清太宗崇德年间，五世达赖（１６１７～１６８２）和四世班禅（１５６７～１６６２）
派遣使者向清廷朝贡，并称太宗为“曼殊（汉语“妙吾祥”之意）师利大皇
帝”。太宗极为隆重地接待了使者，并向达赖、班禅赠送了金碗、银盆等厚
礼。这是西藏和清廷直接通好的开端，也是清廷崇奉喇嘛教的开始。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冬，五世达赖到京觐见清世祖。世祖在南苑行宫盛
情接待，又在紫禁城内太和殿举行大宴礼，还特修后黄寺作为其居住之所。
这座寺庙在有清一代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班禅每年奉贡遣使，均在此住
宿，这使该寺成为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后黄寺创
建之初，清廷将剃度喇嘛定额为 １０８ 人，顺治十四年又增加为 ４００ 人，成为
雍正之前北京城内的喇嘛教总寺院。顺治十年初，达赖返回西藏之前，清世
祖赐给他金册金印，又敕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
恒喇达赖喇嘛”，并赐印信①。达赖由此开始正式得到“达赖喇嘛”的称号。
五世达赖回到西藏后，用清廷赏赐的金银重建和新建了包括布达拉宫在
内的 １０ 余所寺庙，大兴黄教。之后，他又为西藏大小黄教寺庙规定了各种制
度，从而使喇嘛教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达赖晚年，不大过问政事，专心著喇嘛经典。据史载，他一生的著述共
有 ３０ 余卷，其中以《相性新释》、《西藏王臣史》、《菩提道次第论讲义》、
《引导大悲次第论》等最为有名，传播也很广，被西藏喇嘛教界奉为名著②。
由于五世达赖专心著述，西藏政务由第巴（行政官）桑结主持。桑结表
面归附清廷，实际上却暗中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相勾结，企图在西藏形成分裂
割据势力。然而，清廷却始终厚待达赖、班禅。清世祖逝世后，清圣祖每年
都要派人到西藏看望达赖、班禅，不断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茶叶，以供喇
嘛寺僧养赡之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年），五世达赖圆寂（去世）。桑结
秘不发丧，私自立了一个达赖六世（１６８３～１７０７），不久，青海蒙古各部宣
布不承认这个达赖六世，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率兵入藏，杀掉桑结。清廷命
将六世达赖送至北京，但他在行经青海时圆寂。
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看到西藏局势混乱，企图混水摸鱼，派兵入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
②
参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
 藏，杀拉藏汗。清廷为恢复西藏地方的秩序和安定局面，采取了 ３ 项措施：
一是承认青海各部立的达赖七世（１７０８～１７５７）；二是于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册封五世班禅（１６６３～１７３７）为“班禅额尔德尼”，赐给他金册金印，
“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由此开始；三是派兵入藏，讨伐侵藏的准噶尔军队。
经过两年的战斗，清军击败了准噶尔军，并护送达赖七世入藏。康熙五十九
年（１７２０ 年），达赖七世在拉萨坐床，受到拉萨喇嘛教僧侣的热烈欢迎。
雍正年间，清世宗继承乃祖、乃父的政策，继续崇奉喇嘛教。在北京，
清世宗将其作皇子时代的王府命名为雍和宫，作为北京城内喇嘛教的总寺
院；在西藏，允准六世达赖喇嘛的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又对拒绝
为俄国威胁、利诱而全力维护祖国统一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加封为“启
法哲布尊丹巴喇嘛”，给予金印、敕书①。这样，就为西藏喇嘛教的迅速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清朝理藩院的报告，达赖所辖寺庙
３１５０ 余所、喇嘛僧人为 ３０２５００ 余人、百姓（实为农奴）１２１４３８ 户；班禅所
辖寺庙为 ３２７ 所，喇嘛僧人为 ３７００ 余人，百姓 ６７５２ 户②。
但是，准噶尔部仍不时在西藏策动叛乱。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清廷平
定了西藏的一次叛乱后，在西藏设置了两个驻藏大臣，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在
西藏的管辖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清廷在又一
次平定了西藏的叛乱后，下令由七世达赖执掌政务，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行
政事务的噶厦，以四噶布伦分理具体事务，俱统属于达赖喇嘛。这样，达赖
喇嘛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地位也巩固了，他不仅是西藏宗教权力的最
高掌握者，也是西藏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对于稳定
西藏长期混乱局面有促进作用。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清廷在击退了廓尔喀（今属尼泊尔）的入侵
和平定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之后，针对以往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
世均由大农奴主操纵而积弊甚深的情况，设置了“金奔巴瓶”，放在黄教始
祖宗喀巴佛像前。此后凡遇到寻认达赖、班禅等人的灵童之时，要集众喇嘛
到场，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先将预选到的灵童的名字及其出生年月，用满、
汉、藏 ３ 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连续祈祷
７ 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假
如找到的灵童仅为 １ 名，那么则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及一个空名的
签牌共同放进瓶内。抽签时，如将空名的签牌抽出，那么已预选的灵童也被
认为无效，还须另外寻找灵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要像父亲待子一样，
在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也须将预选灵童的名子用满、汉、藏 ３ 种文字写在签
牌上，按照上述办法同样进行，直至选出正式的灵童为止。①这就彻底防止了
西藏大农奴主擅权舞弊、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消弭了喇嘛教内部的派别纷
争，有利于西藏喇嘛教的健康发展。
清朝统治者为崇奉喇嘛教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对于加强满、汉、
蒙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２．黄教的一般情况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四。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后记》。
①
参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 62 页。
 清代喇嘛教虽分数派，但黄教在西藏居于统治地位，势力最大，控制了
绝大多数的寺院。因此，这里主要谈谈由五世达赖亲手制定的黄教寺院的一
些制度。
由前所述，乾隆初年达赖、班禅所属的寺院总数达 ３５００ 余所，其中名望
最高、势力最大的当属前藏达赖所控制的哲邦、色拉和噶丹 ３ 寺了。了解这
３ 寺的概况，就可以通晓黄教寺院的一般情况了。
哲邦、色拉、噶丹 ３ 寺中，每寺都有：总教授（藏名为“错泌赤巴堪布”）
１ 人、副总教授 ２ 人，主要负责全寺诵经、受戒及讲学、考试等事务，他们
都由达赖喇嘛考选简派，每任 ７ 年；襄佐 ４ 名，管理全院的经济事务，每任
也是 ７ 年；正副监寺 ２ 名，管理寺院的秩序、诉讼、僧众纪律等事务，任期
１ 年，又因他们手持镂花银色方形空心铁棒，故又被称为“铁棒喇嘛”。
３ 大寺的组织机构是：“磋钦”，即全寺院的寺僧大会，负责组织僧众
诵经、礼佛、集会、讲学、饮食等；“扎仓”，即全寺院僧众学习喇嘛教经
典、进行佛事的学校，扎仓下设“康村”和“密村”，犹如当今大学里的系
和年级；“扎厦”，即全体僧众的宿舍。
俗人出家，先要拜师，穿上喇嘛服装，然后到寺院里学习藏文学和佛经，
学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即可到 ３ 大寺学习，只有依次学习完释伦、般若、中
论、戒律、俱舍论 ５ 大论典，经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喇嘛称号，或“格西”（即
教授）称号①。
在戒律修行方面，黄教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般而言，藏传佛教中的红、
花、白等教派都不实行禁欲主义，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可以有一定的
家庭生活，也可以从事自己的爱好的职业。但黄教则与此不同，教徒不准娶
妻生子，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

①
参见半山《西藏佛教漫谈》、阴景元《西藏佛教的检讨》，载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西藏佛教要义》，
台北文殊出版社 1986 年版。
 四、道　　教

清代对道教的利用，后期远不如前期。

（一）清廷对道教的保护与限制

１．历朝皇帝对道教的利用与限制

清朝定都北京之前，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在尊崇佛教、兴修寺庙
的同时，也修建了一些道教庵观，这说明清统治者对道教同样是持扶植态度
的。
清廷定都北京后，世祖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年）敕封道教第 ５２ 代天师张
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执掌道教，统率其族属，并告诫他不得妄行异端邪
术，惑乱百姓。十三年，世祖又亲撰《御注道德经》，并颁发全国，宣传道
教思想和教义。道士度牒，也免其纳税。
清圣祖即位后，继续执行世祖的道教政策。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圣
祖敕封 ５４ 代天师张继宗为正一嗣教大真人，以后又授他光禄大夫品级。但圣
祖接受了宋徽宗因崇道而父子成为金人阶下囚的教训，警告道教徒只宜清静
修身，不得妄求封号和胡作非为，京师庵观更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也
不准搭设高台，演剧敛钱，酬神赛会，否则定将治罪，旗人如犯邪病，需请
道士医治时，须事先报知本旗都统、副都统，再由他们用印文报知户部，违
者道士交刑部正法，受医者治罪。
与清代历朝皇帝相比，世宗可说是最为崇奉道教的了。早在他当皇子时，
以韬晦之略觊觎皇位，因而把道士看作先知先觉、能言人祸福吉凶的人，与
道士常有来往，求其为自己算命，以预卜未来。清世宗即位之后，因害怕自
己的夺权会遭报应，将江西名道士娄近垣（１６８９～约 １７７８）召入宫中，“为
之设醮祷祈。”娄近垣因在帝前“结幡招鹤，颇有左验”①，很受世宗的敬重，
并被封为“妙应真人”。另外，清世宗还用道士修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
据说，他后来死于丹药中毒，并由此而引起了京城之内谣言四起，人心大为
浮动，一时清廷政局也动荡不安。
清高宗即位后，为稳定政局，在驱逐佛教僧人的同时，也将在西苑炼丹
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逐出，并警告他们说，今后不得妄言世宗一言一字，
不得借世宗之名在外招摇撞骗，否则，一经查出，加倍治罪。此后，高宗对
道教采取了严厉限制的方针，规定张天师只许称正一真人，并将其品级降为
五品（后又提为三品）。继而又规定张天师不得独自晋谒皇帝，只能由礼部
带领引见。道教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
道光年间，清宣宗对道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限制方针。明令：天师不准
来京，取消其正一真人之号；不准天师使用空白劄付，及在各省考选道士，
也不准其容留士民投充、挂名，一经查出，必从重治罪；遇有道人坐门募化，
概行驱逐，如发现他们有讹索搅扰行为，一经拿获即从严究办，等等。至此，
道教上层集团与清廷几乎无联系了。道教已如断了线的风筝，益趋衰落下去。
不过，此后在一般社会下层人士中，张天师仍然被看作驱除妖魔的神通广大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娄真人》。
 的圣仙，道教本身也具有广大的市场。
清末，道教在清代上层社会中死灰复燃。这主要是由于执掌清廷大权的
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追求长生不老而引起的。据传，北京白云观的高道
士与西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为拜盟兄弟，由此经常入宫（有时一连数日不
出宫），以“神仙之术”蛊惑西太后，很受赏识和信任，并被封为总道教司
与龙虎山正乙真人。

２．道教衙门的设立

清承明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道教衙门，以掌管道教事务。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清太宗皇太极规定由道录司综理各地道教庵观，
对了解道教经典、遵守道教清规而又能清静无为者，给予度牒。
清廷定都北京后，以道录司为中央政府掌管道教事务的衙门。设道录司
１　人，其下有左、右正，演法，至灵，至义。京城内在东、东南、西、西南、
北、中城共 ６ 处，每处设协理 １ 人。各直省的道官，府称道纪，州称道正，
县称道会（但湖南衡山县道官称道纪）。府、州、县的道官均为 １ 人，由地
方官拣选，上报总督、巡抚，再由督抚报吏部后给予印劄确认。另外，道教
天师道创始人张陵后裔世居之处——江西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的正一真人可
袭职，并由巡抚报部，给予印劄。上清宫内还设提点、提举、副理、督教、
知事。清廷设立道教衙门，既有对道教保护的一面，但也有限制、约束教士
活动的一面，而后者却是主要的。因为，清圣祖就曾明确地表示，在释道二
教业已衰落的情况下，允许他们的存在，就犹如一幅画中保留一些风景，可
起点缀作用，但决不能让这些“风景”败坏画面一样。

３．清律有关惩罚道士的法律条文

同佛教寺庙一样，道教庵观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明末清初，一些不甘
屈服于清廷民族压迫的道士，参加了抗清斗争。清廷用武力统一全国后，有
些道士继续进行反清斗争。例如，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京师就有一个名
叫陈三道的道士，设坛“惑”众，企图配合杨起隆起义，不料预先走露消息，
为清廷所镇压。康熙十九年，陕西汉中地区有一个朱道士，自称杨起隆，组
织反清起义，也迅即被镇压下去。另外有一些道士，利用朝廷给予的“恩惠”，
干出种种为非作歹之事。例如，张天师的子孙“僭用极品仪制，舆从舄（ｘì ，
音戏）奕，声气招摇，游历江浙闽粤诸省，沿途以符箓博金钱，并勒索地方
有司供张馈赠”①。至于暗设赌局、蓄娼妓，诈骗钱财之事，更是史不绝书。
有鉴于此，《大清律例》所制定的惩罚佛教僧人的条文，全部适用于道
士。前文已述及，此不赘述。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
 （二）清代道教的基本概况

１．道教庵观和道士

关于清代道教庵观的数目，始终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据康熙六年礼
部的奏报，全国有道士 ２１２８６ 人，约占僧人总数的 １／５。乾隆年间，清廷废
除了度牒制度，民人出家为道士也不受限制，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社会矛
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或入寺庙为
僧，或入庵观为道士，无疑地促进了道教庵观和道士人数的增加。清末，仅
湖北武昌长春观一处，即有房屋千余间，道士过万人。由此估计，清末全国
的道士至少有一二十万人。
在清代，由于统治阶级对道教的限制、束缚多于保护，因此，许多道教
大师们在上层社会中竭力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在宣传道教经典和教义
时，总是把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即忠孝节义牵扯进来。与此同时，道教还
利用自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二千余年已在人民中间扎下了根的有利条
件，进一步民俗化，在广大人民中间传教收徒，并将民间信仰的城隍神、土
地爷、关帝、妈祖等吸收进来，使道教日益成为多神教。这就使日渐衰微的
道教在社会上、特别是下层群众中得以继续存在。

２．道教的清规戒律

道教庵观的内部组织与明代基本相同，无需赘述。须指出的是，北京白
云观的第七代住持王常月（１６２２～１６８０），在白云观公开设坛传戒，使道教
全真道龙门派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白云观也由此成为天下“十方丛林”（即
道教庵观）的第一丛林，在道教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传，王常月曾
在白云观对道教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修改和制定清规戒律。他制定的戒律称
为“三坛大戒”（又称三堂大戒），但在道教日渐衰微的情势下，根本不可
能取得任何有益的效果，况且他的三坛大戒由于分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
３ 种，费时 １００ 天，这样繁琐无聊而又费时的形式不可能引起教士们的兴趣。
至于清规（对违反戒律道士的惩罚条例），可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北京白
云观《清规榜》规定的 ２３ 条看出梗概。这 ２３ 条是：
开静贪睡不起者，跪香；
早晚功课不随班者，跪香；
早午二斋不随众过堂者，跪香；
朔望云集祝寿天尊不到者，跪香；
止静后不息灯安单者，跪香；
三五成群，交头结党者，迁单①；
失误自己执事，错乱钳捶者，跪香；
奸滑慵懒，出坡不随众者，跪香；
上殿诵经礼斗，不恭敬者，跪香；
本堂喧哗惊众，两相争者，跪香；

①
跪香是指点燃香后，受罚的道士开始跪在地上，等香燃烧完了，方准站起身来；迁单，就是将受罚道士
驱逐出庵观。
 出门不告假，或私造饮食者，跪香；
毁坏常住物件，照数包补者，仍跪香；
越职管事，倚上倚下，横行凶恶者，跪香；
厨房抛撒五谷，作践物料饮食者，跪香；
公报私仇，假传命令，重责迁单；
毁谤大众，怨骂斗殴，杖责逐出；
无故生端，自造非言，挑弄是非，使众不睦者，逐出；
违令公务，霸占执事者，逐出；
茹荤饮酒，不顾道体者，逐出；
财博引诱少年者，逐出；
偷盗常住物件及他人财物者，逐出；
犯清规不受罚者，杖责革出，永不复入，逐出；
违犯国法，奸盗邪淫，坏教败宗，顶清规，火化示众①。

３．道教活动的基本情况

清代道教各派及教士们的具体活动，与明代相比，依然没有多少特殊的
不同之处，还是为前来烧香求愿的各阶层人士设醮（ｊｉａò音叫）、行咒、授
符箓（ｌù 音录），等等，以驱邪捉鬼、除灾治病、占卜吉凶、超度亡魂等。
著名的小说《红楼梦》在这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记述。例如，《红楼梦》第 １３
回记述宁国府在秦可卿死后办丧事的情形时写道：
（贾珍）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
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僧众，在大门上拜大悲忏，
超度前亡后化鬼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
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
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
该书第 １０２ 回记述了尤氏生病，大观园内闹“鬼”，弄得鸡犬不宁，作为荣、
宁 ２ 府之长的贾赦束手无策，不得不请道士到园内作法事，驱邪逐妖，其具
体情节是：
择吉日先在省亲正殿上铺排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旁设二十八宿
并马、赵、温、周四大将，下排三十六天将图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
铙（ｎáｏ 音挠）鼓法器排列两边，插着五方旗号，道纪司派定四十九位
道众的执事净了一天的坛。三位法官行香取水毕。然后擂起法鼓。法师
们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宫八卦的仙衣，踏着登云履，手执牙笏（ｈù音
户），便拜表请圣，又念了一天的消灾邪的接福《洞元经》。以后便出
榜召将，榜上大书“太乙、混元、上清三境灵宝符箓演教大法师，行文
敕令本境诸神到坛听用。……
（届期）大家都挤到坛前，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五方站
住，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
皂旗，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
口中念念有词，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
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将宝剑指画了一回，连击令

①
参见朱越利《道教答问》，华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7～288 页。
 牌，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
家众人都道拿住妖怪，争着要看，及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影响。只见
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禁，令人
带回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
在今天看来，由道士作的上述两个法事是徒费金银而又不解决任何问
题，但从中我们却可以了解清代道士活动的基本情况。另外，这些法事活动
又成为清代僧尼、道士、寺庙、庵观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正是这些经济收
入使日趋衰颓的释、道二教得以继续在社会上存在下去。
在清代，道教各派之间、道教与佛教之间出现了日趋融和的趋势。例如，
正一道士到白云观修行，成为全真道士；全真道士到武当山修行，成为正一
道士；龙门派中兴时，其它派别的道士成为龙门派道士，等等，这类事例曾
屡见不鲜。再如，清代著名的佛教居士彭绍升，最初本不信佛，而是专心研
究道教经典，后因无所收获转而信佛；清初著名的画僧八大山人（朱耷）最
初剃发为僧，后来又成了一名道士。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
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但是，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释、道二教的活动
情况。

４．道教经籍的编纂

据史载，我国自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编纂道教经籍，唐朝有《开元道藏》、
宋朝有《天宫宝藏》（可惜均已亡佚），明朝统治者对《道藏》的续修十分
重视。英宗时期修成了《正统道藏》，神宗时期又续补为《万历续道藏》。
然而，到了清代，由于统治阶级冷落道教，束缚其发展，因而官方始终未组
织过任何道教经籍的编纂工作，更未再续修《道藏》。于是，有些学者和道
士就把注意力放在搜集道教经籍方面。康熙年间，进士彭定求编辑了一部《道
藏辑要》，共收入道书 ２８３ 种，分为 ２８ 集，一些道教的重要经典、历代道教
大师的主要著述、道教的清规戒律等均有收录。嘉庆年间，蒋元庭编《道藏
辑要目录》。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刻《道藏辑要》时，
将贺龙骧编的《道藏辑要子目》补入，使该书收集的道经 ２８７ 种之多，其中
１１４ 种为《道藏》所未收。这对于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另
外，据说白云观藏有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年）重修的明版《道藏》，“似乎
只是补充了（该书的）遗漏部分。”①

①
[日]窪德忠：《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6 页。
 （三）清代各派及著名道师简况

据 １９２７ 年北京白云观所藏的《诸真宗派总簿》记载，清代的道教共有
８６ 个小派别。实际上，它们都是由全真、正一两大教派衍生出来的。

１．８６ 个小派别

在清代的 ８６ 个小派别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派名同而实异。现将这
８６ 个派名抄录于下（派名相同的不重复叙述）：
混元派、尹喜派、少阳派、正阳派、纯阳派、海蟾刘祖派、重阳派、龙
门派、随山派、南无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清静派、金山派、金辉
派、阎祖派、崂山派、清微派、又二茅派、静一派、张玉皇高上派、龙虎山
正乙门下天师清微派、正乙派、天师正乙派、张真人正乙派、真武玄武派、
吕祖天仙派、天仙派、吕祖蓬莱派、葛真君天合派、许真君净明派、果老祖
师云阳派、铁拐祖师云虚派、何仙姑云霞派、曹国舅金丹派、曹仙姑清静派、
樵阳真人玉线派、老华山派、周祖灵宝派、周祖铁冠派、徐复阳祖师鹤山派、
鹤山派、自然派、三丰祖师自然派、三丰派、三丰祖师日新派、日新派、三
丰祖师蓬莱派、天山派、萨真君西河派、萨祖派、龙门华山派、丘祖又派、
郝祖岔派、王祖岔支仑山派、先天派、本山派、陈赵二师留传栖安派、紫阳
派、霍山派、御制九宫山派、彭祖真空派、广慧派、华山派①。

２．正一道的衰落

清代，正一道天师代相传袭，他们是：
第 ５２ 代张应京，字翊宸，清初人，被敕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
第 ５３ 代张洪任，字汉基，顺治时人，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
第 ５４ 代张继宗，字善述，康熙时人，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后又被授予
光禄大夫品级；
第 ５５ 代张锡麟，字仁祉，号龙虎主人，康熙时人，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
授光禄大夫品级（一品）；
第 ５６ 代张遇隆，字辅天，号灵谷，乾隆时人，仍拥有正一真人名号，但
光禄大夫品级降为三品（印信为五品）；
第 ５７ 代张存义，字方直，号宜亭，乾隆时人，拥有正一真人名号，授三
品光禄大夫；
第 ５８ 代张起隆，字绍武，号锦崖，一号体山，嘉庆时人，拥有正一真人
名号和三品光禄大夫印信，并参与《四库全书》的誊录工作；
第 ５９ 代张珏，字佩相，号琢亭，嘉庆时人，拥有正一真人名号和三品光
禄大夫印信；
第 ６０ 代张培源，字育成，号养泉，道光时人，正一真人名号被取消，只
拥有三品光禄大夫印信；
第 ６１ 代张仁晸（ｚｈｅｎｇ，音整），字炳祥，号清岩，咸丰时人，拥有三
品光禄大夫印信；

①
参见朱越利《道教答问》，第 161—171 页。
 第 ６２ 代张元旭，字小初，清末民国初年人，重新被授正一嗣教大真人名
号。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正一道张天师家族自乾隆中叶以后，日遭贬抑，
与清廷的联系也日趋微弱。这样，正一道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清代正一道中，以道术光显天下的，要属娄近垣了。
娄近垣，字朗斋，法号三臣，自号上清外史，江南松江府娄县（今江苏
省娄县）人。他自幼在龙虎山上清宫为道士，习正一法箓，颇有名气。雍正
五年（１７２７ 年），娄近垣随第 ５５ 代天师张锡麟入京，晋谒世宗。他的言谈
举止，很受世宗器重。雍正八年，清世宗身患疾病，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为
其驱邪捉鬼。贾受命后得意忘形，在诵读经咒中，竟口出狂言，声称天地全
由他一人主持，触怒至尊皇帝，结果落得了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接着，世
宗再召娄近垣入京治病，病愈后大喜过望，赐其为四品龙虎山提点，封为“妙
应真人”。从此，娄近垣身价百倍。
但是，娄近垣显然接受了贾士芳被杀的教训，在与朝廷权贵交结过程中，
不仅不奢谈道教的炼气修真之法，反而称其为妖妄之人谋生的工具。他在回
答恭亲王关于养生术的提问时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当时，
宾主正在吃“烧猪”，于是娄近垣又借题发挥说，今天“食烧猪”，这就是
最好的养生之术了，何必另外去追求什么养生术呢？一席话，使恭亲王十分
佩服，称赞说：“娄公为真学道者。”①另外，娄近垣又竭力鼓吹说：“心心
皆佛心”，“处处是道体”，将释、道二教融为一体，迎合了清世宗关于儒、
释、道三教同源的见解②。正是这个原因，娄近垣所受的宠幸，终其一生而不
衰。在雍正朝，他成为唯一的入《御选语录》的一名道士；在乾隆朝，他又
被授为通议大夫，并以 ９０ 高龄而寿终。他的著述有《南华经注》、《御选妙
正真人语录》、《龙虎山志》（重修），增删并刊印《黄箓科仪》。其中，
《黄箓科仪》对了解清代道教斋醮等各项科仪很有帮助。

３．全真道龙门派的中兴

全真道自元朝初年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殁后，教门日坏，教风日衰。
元明两朝的 ３００ 多年间，不少道士对此虽忧心忡忡，但都无可奈何。到了明
末清初，全真道龙门派涌现出了一位道士王常月，使龙门派得以盛极一时。
王常月（１６２２～１６８０），号昆阳子，山西长治县人。生当明末乱世，慨
然有出尘之心。中年时拜龙门派六世祖赵复阳为师，并牢记其振“宗风”之
训诫，毅然以振兴龙门派为己任。此后，他隐居华山，刻苦修道。清廷定都
北京之初，王常月认为施展自己抱负的时机已到，立即赶入京师，在灵佑宫
暂住。当时，清廷百废待兴，急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因而对道教也采
取了扶持的态度。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５ 年）三月十五日，王常月奉清世祖旨意
在白云观公开主讲道教戒律。此举对全真道、尤其是龙门派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以往它们都是单传秘授，范围和影响都很有限。而王常月的公开设坛传
戒，为龙门派的复兴打开了大门。
王常用颇为清世祖所器重，３ 次被赐以紫衣。此后，他凭借世祖这柄保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娄真人》。
②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43 页。
 护伞，在白云观多次开坛授戒，度弟子千余人，网罗了不少北方道士名流。
康熙初年，王常月又亲率弟子南下，在南京、杭州和湖北武当山开坛授戒。
他的弟子也遵其嘱托，先后在苏州、湖州、杭州和余杭等地公开传戒。一时，
南方道士名流纷纷皈依龙门派下。由此，龙门派在当时整个道教日趋衰颓的
情势之下，呈中兴之象，并成为全真道中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支派，
王常月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祖”。
王常月在北京白云观传戒的讲稿《心法正言》，后来由其弟子们整理、
编辑，定名为《龙门心法》。该书把入道成仙按次序分为皈依三宝、忏悔罪
业、断除障碍、舍绝爱源、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定
慧等持、密行修真、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弘道、
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 ２０ 要点，并把道教传
戒的 ３ 个程序定为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称为三坛大戒。
《龙门心法》以修持心法为要旨，以皈依三宝为主线。王常月十分强调
修道者成道首先要皈依自己的身、心、意“真三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呢？他指出：修道者在行、住、坐、卧中，以道教戒律严格约束自己，从而
做到耳不听声、目不视色，使狂身变为法躯，这就是皈依“身”；人之心常
由无明火引发，因而灭火非水不可，修道者要持戒入定，入定后就如同水降
临，就可以化烈焰为慧风，变无明为良知，转声色为空虚，改灾难为吉祥，
这就是皈依“心”；人之“意”本变化多端，令人难以捉摸，修道者只要“意”
诚，就可以执生死之权，掌轮回之柄，而且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均可油然而
生。这与王常月在三坛大戒中所提出的下面的一些言语相联系：“不得不忠
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不得轻慢官长”，“当念天子
圣明宏道，皇家日盛”。可以看出，王常月是把孔孟儒家思想揉进道教戒律
中，从而以儒家思想为龙门派的中兴服务。
《龙门心法》还用“长生久视”说，否定道教历来所鼓吹的“长生不死”
说。为此王常月首先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大众！谁曾不死，哪见长生？”
接着就自己回答说，“死”的仅仅是人的法身，而“长生”的却是人的元气，
这就是说，人人均有一死，谁也逃脱不了；但问题是要死得好，干干净净，
明明白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王常月明确指出，就是要修持心法。
《龙门心法》不仅为龙门派的中兴，从理论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当时
及以后的道教、尤其是全真道，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李养正先生指出的那
样：该书使全真道的“教义由偏重丹法清修而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从
清以来的全真道发展情况看，从王常月提倡开坛受戒后，便转向以持戒为主
的教风了。”①

４．内丹诸家的思想

炼丹是道教历来求长生不老的主要道术，因而丹法流派众多。宋代曾有
南宗和北宗之分，到了明清时代，南宗又进一步演化为东派和西派，但其本
身依然还有传人。
①张清夜和南宗
张清夜（１６７６～１７６３），初名尊，字子还，号自牧道人，江南长洲（今

①
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8、200 页。
江苏省苏州市）人。年少时为诸生，游学四方，至湖北武当山拜真人余太源
为师，当了一名道士。雍正、乾隆年间，他曾先后任成都武侯祠和青羊宫主
事，并与其弟子广泛招揽各寺南宗道士，从而使南宗在成都盛极一时。
张清夜生当清朝初年，对道教的衰微感触良多。他看到，虽然清世祖对
道教采取扶持和保护政策，但道教依然不见丝毫起色，于是发奋著述，先后
写出了《玄门戒白》、《阴符发秘》等书，重新阐释和进一步发挥南宗教义。
张清夜提出，道教应以清静为宗旨，一切教义都应出于纲常名教。他还
指出，忠孝节义是儒释道三教的主旨，南宗道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恪
守忠教节义，并以礼义廉耻自勉。显然这是以融汇三教的手法，打开道教、
尤其是南宗的生存发展之路。
②伍柳派的最后确立
清代道教丹法有“伍柳派”之说，实际上，该派产生于明朝末年，最后
确立则在清中叶，前后长达一二百年。
伍柳派的创始人为伍冲虚，字守阳，明朝后期人，全真道龙门派第 ８ 代
著名道士。伍冲虚在其著名著作《仙佛合宗》一书中，竭力将释、道二教融
汇一处，在修炼方法上主张性命双修，并特别强调炼心，也就是炼己。伍冲
虚去世百余年后，柳华阳自称是伍冲虚的弟子，继承了伍冲虚的丹法，并将
其理论给予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从而使伍柳派在道教史上得以立住脚跟。
柳华阳是清代中叶嘉庆时人，著有《金仙证论》。他在该书《序》中说：
“释道原本一法，大则同，小则伍异。”进一步用佛道同宗的观点，阐释伍
冲虚释道合一的思想。柳华阳在性命双修的观点上也继承和发挥了伍冲虚的
思想。他在该书《序》中指出：“修成性命，即道是佛也，……僧是仙也。”
这里的性是心神，命是身■（同“气”），因而修成性命，主要就是修炼元
神、元■。但柳华阳在修炼元■时，特别强调修炼元精。他指出，精是■之
母，神是■之子，只有留得阳精，才能修炼成仙。这一观点使性命双修的理
论体系，臻于完善。在炼心即炼己的问题上，柳华阳在伍冲虚的“己”“为
元神的别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真正做到炼己，就要使自己在入定
中净化意念，从而显现出人心的虚无状态，由此再进一步即可成为仙人。
③刘一明的炼丹理论
刘一明（１７３４～１８２１），号悟元子，又号素朴散人，山西曲沃县（今山
西省闻喜县）人，全真道龙门派第 １１ 代宗师。
刘一明对内丹学的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认为，“道”是世
界的本原，生育天地，长养万物。但它又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而是先天真一
之气（太乙真气）。这个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成为万象之主、天地之宗。
由于“气”的不断运动，就生出了天地和阴阳，阴阳相合又生出了人类。这
样看来，道（先天之气）是纯洁、至善的，人的天赋也是纯洁、至善的。但
因后天有形有象的阴浊之物的影响，人的纯洁、至善本性逐渐消失，人也随
之变成了恶人。为此，刘一明指出，人类只有不断地行善，才能恢复人的纯
洁、至善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只有不断地进行修
炼之法。
刘一明主张性命双修，从摄心炼性入手，再炼精气神，直至返回虚无之
道中而成为仙人。为达此目的，他甚至搬出《论语》的话，要人们“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千磨百炼，直至成仙。刘一明还通过融汇儒释
道三教为自己的理论服务，竭力鼓吹三教之理相通，儒即是道，道即是儒，
 道士只要将三教兼而用之，就可以成为圣仙。由此看来，刘一明真不愧是“清
代道教中突出的神仙学家”①。
④李涵虚与丹法西派
宋代道教南宗中主张阴阳双修的阴阳派，在明清时期演进为东派和西
派。东派的开创者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扬州道士陆西星，而西派的开创却
是清代咸丰时期的道士李涵虚。两派出现的时间相距达 ２００ 余年之久。
李涵虚（１８０６～约 １８６１），原名元植，后改为西月，字涵虚，四川乐山
人，年轻时因患一场重病而拜师，当了道士。后来，他自言在峨嵋山遇明代
著名道士张三丰，受嘱著书救世。于是发奋著述，编印《张三丰全集》，著
有《太上十三经注解》、《三车秘旨》等书。李涵虚在其著作中宣扬，他的
丹法以清静为总则，以阴阳双修为主要内容，通过炼心，使精气神三品圆全，
并进而成为宇宙之仙人。

①
李养正：《道教概说》，第 197 页。
 （四）道教对清代社会的影响

道教在清代虽已日趋衰颓，但在社会下层群众（雍正和光绪时在社会上
层）中有一定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作用。
清世宗重用道士和僧人，几乎搅乱了朝政。无独有偶，光绪年间西太后
重用的高道士，帮助清廷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当时，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为
实现其将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贯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而吞并东三省的
野心，阴谋胁迫清廷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以后，沙
俄政府将“国际侦探”璞科第派往北京，执行这一使命。璞科第一到北京，
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打通宫廷的内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白云观高道
士。当他得知高道士与西太后心腹太监李莲英是拜盟兄弟后，竭力讨好高道
士，并在高道士的引荐下，结识了李莲英。从此，他们 ３ 人经常在前门外一
个饭店内密谈，这使璞科第窃取了清廷的许多重要机密和情报，为其后中俄
密约的签订和沙俄政府霸占中国东三省、抢得中东铁路建筑权，立有汗马功
劳。
道教对清代文学的影响也很大，这集中表现在曹雪芹著的《红楼梦》中。
该书以道教仙语为开头，借用疯跛道人的“好了歌”为作者的创作思想服务。
“好了歌”说：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
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
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
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
见了。
这首歌借助疯跛道人之口，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疯狂猎取
功名、金银、妻妾和人口的贪婪嘴脸，为作者自己的“补天”思想（即实现
自己的理想社会）服务。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还精心地安排了一场柳湘莲被道士救度出尘的
戏剧。当尤三姐被贾府迫害而自刎后，尤三姐的情人柳湘莲心灰意冷，生趣
俱息，后在一名道士的指引下，拔剑自杀，魂随道士而去。这显然反映了作
者在找不出救世良方后，而产生了一种颓废心情，即人生在世的结局，只有
出家修道。这与贾宝玉在林黛玉死后出家为僧，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成就的《聊斋志异》，也受
到道教较多影响。该书作者蒲松龄以阴间来描绘清初社会、以具有道教特性
的妖狐鬼怪与现实人物相挂钩，抒发了自己愤世疾俗的真实情感。
道教的多神崇拜观念，在清代统治阶级和民间下层群众中很有影响。关
帝、文昌帝君、真武大帝很受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崇祀，敕建和私建的庙宇
遍及城乡各地。他们都从不同角度被各阶级、阶层人士塑造为自己的保护神。
例如，有清一代，关帝（关羽）佑助清廷灭“贼”之事屡见不鲜。其中，清
廷平定三藩，镇压山东清水教起义、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苗民起义、川楚陕
红阳教起义、灭理教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无一
不大张旗鼓地宣传关帝显圣吓退“贼”兵之功。再如，京师地安门外的文昌
君庙，为明成化年间重建，历经数百年而破旧不堪，但无人兴修。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 年），川楚陕起义军进攻梓潼，忽然望见远处山中文昌帝君显圣，挡
住前进道路，急忙撤退。清仁宗闻讯甚喜，下令拨银两重建其庙，并赐亲笔
御书《化成耆定》的匾额。庙建成后，又亲临拜祭，行了隆重的九拜礼。又
如，在民间，关帝的忠、义成了士大夫和下层群众交往、行事的楷模，成了
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组织、发动群众的思想武器。据说天地会内部就设有忠
义堂和关帝庙，正中供奉关帝神像，忠、义成为其最高的道德准则。甚至商
人也把关帝作为以诚取信的象征，在买卖中主要以信义、而不是以诈骗来赚
钱。清代许多有名的徽商就是凭藉信义，广招顾客，从中大发其财，成为巨
商大贾的。应该说，信义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美德。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佛教一样，道教对民间宗教的滋生和发展，
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道教庵观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的活动场所。许多教派的教首们勾结
道士，在庵观内积极招收教徒，发展势力。而当一些教首决心发动反清起义
时，道教庵观又成了组织力量、进行战阵训练的基地，有的甚至成为起义军
的大本营。
其次，具有道教特性的神和佛教中的弥勒佛一样，都是民间秘密宗教思
想信仰的核心。在清代广泛流行的一些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中，如《护国佑
民伏魔宝卷》、《敕封伏魔品》、《三义护国佑民伏魔功案宝卷》等，都奉
关帝为降妖伏魔、救度众生之神，成为一些教派首领鼓动下层群众反对封建
统治的思想工具。
再次，道教的修炼内丹为民间秘密宗教利用为治病的手段，并以此鼓动
下层群众入教。许多教派就是因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五、基督教

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
它们在清代的宗教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一）天主教

１．明清之际天主教士的来华与活动

１７ 世纪之初，即我国的明清之际，西方的天主教在欧洲失势后，便重振
旗鼓，图谋在东方发展自己的势力。意大利人利玛窦是首批到达北京的天主
教耶稣会士，并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 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死后，德国
人汤若望（１５９２～１６６６）、比利时人南怀仁（１６２３～１６８８）等接踵而至。
天主教士来华后，在北京和内地各省以介绍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
段，以容许入教者维持中国传统的“祭孔祀祖”习俗为诱饵，广泛接触官僚
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群众，甚至渗入明宫廷，从而发展了不少教徒，并建立了
一些天主教堂。据许多著作记载，明末清初，除云南、贵州之外，天主教的
势力已渗入到中国其余各省；天主教的人数，万历四十三年为 ５０００ 人，清崇
德元年（１６３６ 年）增至 ３８２００ 人，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又猛烈增长为 １５ 万
人。由此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正在迅猛而急剧地增长着。
清初，在华天主教士中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
汤若望，出身德国贵族家庭，年青时加入了天主教耶稣会，对神学、天
文历法和数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明熹宗天启三年（１６２３ 年），他受耶稣会的
派遣，来到了北京。之后，汤若望奉明廷之命，先后编成《崇祯历书》、铸
造大炮以抵抗满洲贵族入侵，获得明思宗的褒奖。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 年），
他被罗马天主教会任命为北京教区的负责人，具体负责京畿地区的传教和为
教徒洗礼的工作。此后，汤若望就在传教中，大走上层路线，经常出入宫廷，
吸收皇族、王公大臣、太监入天主教。还有传说，明思宗在内外交困的局势
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听信了汤若望的劝告，信奉了天主教。这可能并非事
实，但却反映了汤若望的传教能力极强。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当时，在京的天
主教士纷纷外出避难，只有汤若望一人留京，坐观形势，以便寻机投靠新的
主子。五月初，清摄政王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击败农民军，率军进入北京。
汤若望感到时机已至，连续给多尔衮上了几个奏折，内称他的天主教以劝人
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本，他本人更愿为新朝的历法修撰工作服务。而
此时的多尔衮也确实正为编纂新的历法费尽心思。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汤
若望受到了清廷的礼遇和任用。这不仅使汤若望免受逐出北京之苦，而更为
重要的是，保住了北京教区这块重要的基地，使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得以在中
国继续进行。七月，多尔衮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法所修之新历，定名为《时
宪历》，“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以示清廷“宪天
■民至意”①。十一月，清世祖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
清廷以汤若望制定新的历法，功劳卓著，加其为太常寺少卿衔。此举不同非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样，他便由原来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了朝廷
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直接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②同时，也标志着，西方
天主教的势力已开始渗进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清廷又在宣武门内拨出一块空地，由汤若望重建
天主教堂。不久，孝庄皇太后亲自颁赐银两，清廷的亲王、大臣、官僚、士
绅也纷纷捐银资助，一个新的天主教堂很快地建立起来，这就是后来北京的
天主教南堂。这就说明，清初统治阶级对天主教是采取保护、利用的政策。
顺治八年，清世祖亲政。之后，孝庄皇太后和世祖母子与汤若望的关系
极为亲密。汤若望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他因给太后治愈疾病，被尊为“义父”，
世祖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世祖不仅在天文、历法、道德
和宗教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汤若望向
世祖呈递了 ３００ 余封奏帖，其中许多谏言得到采纳。世祖一再对左右大臣说，
汤若望的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令人泪下。他还把汤若望与左右大臣作对比，
认为有的大臣只是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爱皇帝；汤若望则不爱利禄，因而对皇
帝的爱才是真诚的。渐次频繁的交往，使两人的关系日趋融洽，以致突破了
君臣间的界限。凡有垂询，世祖即宣召汤若望入宫，并许其随时经入内廷，
两人开怀畅饮，常至深夜。他自己也常到汤若望的寓所，随意浏览教堂书房
和花园，有时共进便餐，欢洽之情有如家人父子。甚至世祖 １９ 岁的生日也要
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给了汤若望极高的荣誉。在清世祖的宠信之下，汤若
望连连进爵加级。顺治八年，世祖加封他为通议大夫，追封其父、祖为通奉
大夫，追封其母、祖母为二品夫人。十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因避清圣
祖玄烨讳，改为“通微教师”）。十五年，又晋为光禄大夫，在清廷中成为
风靡一时的人物。
汤若望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后，写了不少介绍天主教教理的书籍。其
中，汤若望的《真福训诠》与《主教缘起》、南怀仁的《教要序论》①最为有
名。这些论著阐述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产生之前，宇宙中就有一个至神无形
之体，这就是天主，它是天地万物的一大主，无始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
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备；人的灵魂不系于父母，而是天主所赋予，父母只
给人以肉体，灵魂与肉体相结合，才能成为人；人死后有赏罚，人的本能在
于求福，人有承受真福之量，但真福何在？求真福就要以识耶稣为本；天主
和耶稣的关系是，天主降生救赎立教，圣母、耶稣在人间执行天主的旨意，
因此，教士信天主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尊崇耶稣，尊崇者将来受天堂之赏，
不服从者必受地狱之罚。以上各点，不仅在清初，而且在整个清朝一代，都
是中国天主教士所遵循的基本教义。
汤若望还企图劝说清世祖皈依天主教。据传，清世祖有一次巡幸宣武门
内天主教堂时，汤若望当面苦谏他改信天主教，被拒绝。世祖回答说，汤若
望此举使自己大惑不解，并质问他说，朕要你汤若望从朕，改信孔孟之道，
你能听从吗？
清世祖曾作《御制天主堂碑记》，谈到了他重用汤若望的原因。他说，
他从未阅览过天主教的典籍，也不了解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但从汤若望在
华数十年的表现看，得出两点最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利用西洋科学技术为

②
林毓辉：《汤若望》，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95 页。
①
见徐宗译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67、154、163、174 页。
 清廷修撰新历法，并能竭尽全力侍奉国君；二是侍奉天主教之神（耶稣）竭
尽虔诚，信仰如一。这种表彰，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清初的阶级矛
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的斗争激烈，旧的国家机器已
被打碎，新的国家机器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急需完整和充实。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世祖，急需一批竭诚事君的忠臣，急需用新的科学知识
和技术建设清政权，因此，他在朝野上下就树立了汤若望这个典型，作为清
朝王公贵族、大臣学习的榜样。自然，宠幸汤若望，必然允许天主教的存在
和发展。然而，又必须看到，清世祖既然是被孔孟之道逐渐薰陶出来的一个
封建皇帝，具有浓厚的排外思想，对天主教必定有所疑惧，因而不会真心崇
奉天主教。因此，我们认为，清世祖扶持天主教在当时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权
宜之计。不过，他的重视西洋科学技术的思想萌芽，对他的儿子、继任的清
圣祖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２．历法之争与天主教的重振

清初，汤若望的得势和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引起了一向对天
主教耶稣会士抱着怀疑态度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士大夫的惴惴不安。特别是
汤若望执掌钦天监后，蓄意排斥中国传统历法，以及有些传教士亦公然辱骂
和诋毁孔孟之道，声称孔孟之道与基督教学说相比，只不过是“萤火之明”，
更引起了他们的忧虑。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革职回回科官员吴明炫（ｘｕàｎ 音眩）首先发难，
上疏控告汤若望的历法推算有误，企图以挑起新旧历法之争，摧毁天主教的
势力。但由于清世祖宠信汤若望，吴明炫的控告失败了。
顺治十七年底，旅居京师的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杨光先（１５９５～
１６６９），书呈礼部，控告汤若望。内称，汤若望借修清历行西洋新法，借西
洋新法暗行邪教，以蛊惑人心；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汤若望把清世祖亲批“依
西洋新法”题写在《时宪历》封面上，其实质是要以西洋正朔取代中国的传
统正朔。但清朝礼部碍于世祖之情面，拒绝受理。
杨光先的控告失败，他依然不死心，先后写出《辟邪论》和《不得已》
两书，并广为散发，在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杨光先指出，汤若望
等西方传教士在历法的背后藏有利剑，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天主教堂，遍布
党羽，又勾结权贵，暗自送往迎来，猎取国家情报，图谋不轨之心昭然若揭；
当前如不迅速制止西洋人的传教活动，那么中国人就要变成西洋人的子孙
了。这是中国极大的隐患。
顺治十八年初，清世祖去世，新即位的圣祖年幼，政权操在辅政大臣鳌
拜（？～１６６９）等人的手中。鳌拜原本对天主教耶稣会士存有疑虑，看到杨
光先的书后，不禁勃然动怒，于是下令将汤若望等人逮捕法办。经过严厉审
讯，拟将汤若望凌迟处死，南怀仁等其它传教士处死。后经孝庄太皇太后
（１６１３～１６８８）的干预，汤若望、南怀仁等得以保全性命，只处死了五名天
主教耶稣会士①。这就是清初历史上有名的“历法之争”。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 年），清圣祖清除了鳌拜集团，临朝听政。不久，他按

①
清廷在拘捕汤若望的同时，各省也拘捕了 30 余名耶稣会士。不久，释放 6 人，其余在广东被圈禁，不准
传教。
照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旨意，重新审理汤若望一案。圣祖感到，汤若望、南
怀仁等图谋不轨一事缺乏足够的证据，而西洋历法却行之有效，这就使他萌
发了重新重用传教士，利用西洋的科学技术制造先进器械，以发展社会生产、
建设国家的思想。但他转念又想到，如果不给朝野上下的守旧派一个下马威，
其良好愿望就会化作泡影。于是传旨会集群臣，让南怀仁（汤若望已于康熙
五年病死寓所）和杨光先当众测验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的测量准确无
误，而杨光先却茫然不知所措。后又同赴观象台进行实测，依然是西法为准。
这就既堵住了守旧派的嘴，又促使圣祖最后下了重新任用西方传教士的决
心。圣祖下令，将杨光先发还原籍，汤若望恢复原有职衔和“通微教师”称
号，以南怀仁任钦天监监副，执掌钦天监事务，后又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
寺少卿衔。
“历法之争”事件发生之后，南怀仁一方面受命主持编修历书，铸造西
洋新式火炮，另一方面又利用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副会长的身分，吁请欧洲各
国派遣传教士来华，以扩大在华的天主教势力。葡萄牙人徐日升（１６４５～
１７０８）和法国人白晋（１６５６～１７３０）、张诚（１６５４～１７０７）等先后来华传教。
南怀仁将他们推荐给清圣祖。由于这些传教士大多精通天文、历算、舆地、
外交，很受圣祖的器重。他们利用在圣祖身边工作、并为其讲书的有利条件，
潜移默化地对圣祖施加了各种影响，终于使圣祖在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 年）
下谕旨，宣布天主教弛禁，允许耶稣会士自由传教。此旨一下，真不啻久旱
的禾苗遇到了充足的雨水。此后 １０ 年间，约有 １００ 名左右的耶稣会士来华。
他们在各地建立大小教堂 ２００ 余座，洗礼的教士达 ２０ 多万人。天主教在中国
的势力又得到了重振。

３．礼仪之争与耶稣会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正当在华天主教势力重新得到迅速而顺利的发展时，天主教内部在礼仪
问题上的争执却愈演愈烈，以至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都被牵扯进来，最终成
为一种政治斗争。
早在明朝末年，当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他们就发现，
孔孟之道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决不是基督
教学说所能取代的。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顺利开展天主教传教活动，耶稣
会士在传教方式上尽量适应中国的礼仪习俗，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士祭孔祀
祖。但这一作法遭到了天主教其它各派的强烈反对和诘难。不过，由于当时
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斗争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直至康熙后期，由于罗马
教皇公开而直接的干预，才使这场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年）底，罗马教皇颁布了一个“禁约”，其主要内
容是：凡中国加入天主教之人只许用“天主”二字，不许用“天”字，也不
许悬挂“敬天”之匾；祭孔祀祖时，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主祭、助祭，也不许
在旁站立，更不许到孔庙行礼；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礼，也不许将祖
先牌位留于家中。显然，这个“禁约”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挑战，是妄图以
基督教学说取代孔孟之道。因此，它必然遭到中国皇帝、封建官僚和一般士
大夫的激烈反对。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 年）底，意大利人多罗（或译铎罗）主教受罗马教
皇的派遣，携带“禁约”抵达北京，亲自督促天主教耶稣会士要不折不扣地
 贯彻执行。次年，清圣祖接见了多罗，向他明确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
直尊奉孔孟之道，敬天事君、祭孔祀祖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
中国人所敬拜的天和天主教敬拜的天主是一致的，基督教的圣经和中国的四
书五经也相通。圣祖还向多罗郑重地申明了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态度：
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谨守中国法度，服从者可受清廷保护，不服从者必
须离开中国。对清圣祖这一义正词严的表态，多罗当面不敢辩驳，但他在离
京返程的途中，竟于南京公布了教皇的禁令，并发表谈话说，违反教皇禁令
者，严惩不贷。圣祖闻讯后，对罗马教皇和多罗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的
行为极为震怒，下令将多罗逮捕，押送澳门，由葡萄牙人监禁。不久，清廷
又通令在华耶稣会士，必须向中国当局领取居留证，并声明尊重中国传统伦
理观念和风俗习惯，否则一概逐出境外。
面对清廷的强硬态度，罗马教皇恼羞成怒，决心与清廷抗衡到底。康熙
五十四年（１７１５ 年），他又颁布通谕，重申中国的天主教士必须遵守“禁约”，
否则逐出教会；在华的耶稣会士如不执行“禁约”，送回欧洲予以严惩。此
通谕一下达，在华的耶稣会士和入天主教者均被迫执行。然而，清圣祖也采
取了针锋相对的作法，一方面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另一方面则向国
人敲起警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
务须安不忘危。”①清圣祖真不愧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的警钟敲得对，敲得
及时。只可惜，他的后继者们和封建官僚集团不仅未予充分注意，反而使中
国日趋衰弱。终于在其去世 １１８ 年后的 １８４０ 年，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
中国开始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了。回顾这一段和此后 ８０ 年的历史，完全可
以说，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一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罗马教皇的骄横态度，使天主教会和清廷的关系日趋恶化。同时耶稣会
士在各地传教时横行不法，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也引起了上自皇帝下至一般
士大夫、平民百姓的严重不安。
清圣祖去世后，其子世宗即位为帝。世宗在当皇子时，就对天主教感到
厌恶。即位后，他又多次声言，自己不喜欢天主教，更不需要传教士。雍正
元年（１７２３ 年）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１６７３～１７２５）上疏说：“西洋
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他要求将各
省的西洋传教士，除一部分送往京师效力外，其余均安插澳门，各地的天主
教堂都改为公所，并严禁天主教。这番话正合清世宗心意。于是，世宗下旨，
照满保的建议行事，但为不使矛盾激化，又行文各省督抚，在西洋传教士搬
移时，给予半年或数月的期限，并派官吏“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①
此旨虽未得到全部贯彻执行，但却明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不久，在中俄外交往来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１６８９～
１７５９）等人，拜谒了清世宗，强烈要求清廷弛禁天主教，归还被没收的天主
教堂。世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谈话中，他虽然表示
十分喜爱意大利画家、耶稣会士朗世宁修士的画，也询问了有关行星联珠的
情况，并就其推算过程提了一些问题，显示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他却当
着传教士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指白莲教一
类的民间秘密宗教）相提并论”。他表示，清廷允许西洋传教士留住京城、

①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纪市舶》。
①
《清世宗实录》卷十四。
 广州，允许他们与欧洲教廷通信，这已“足够了”。世宗明确表态说：“朕
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
的嘛。”同时又声明，清廷不准许天主教堂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也不准许
天主教肆意攻击孔孟之道。世宗还轻蔑地挖苦天主教说：“佛就是天，或者
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
“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
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
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最后，清世宗告
诉这些耶稣会士说：“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处，朕要开导开导尔等。”①这次会
见，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不仅关于弛禁天主教、归还没收的天主教堂的两项
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且着实被清世宗奚落和“开导”了一番。这充分表明，
清世宗奉行的是一项坚决禁绝天主教的政策。
皇帝有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决心，臣下就将其变成了行动。据一些史书记
载，雍正年间，全国 ２００ 余所天主教堂几乎全被捣毁，近 ２０００ 名耶稣会士被
逐到澳门，天主教在中国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
但是，耶稣会士依然不肯轻易退出在中国的活动舞台。雍正后期和乾隆
年间，他们采取了秘密的地下活动方式，进行传教收徒，同时又在各地私绘
地图，收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对此，清廷采取
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清高宗下令，各州县官吏对此要不动声色，严密访查，
即使一二要犯，也“不可不严拿务获也。”②
正是由于清廷的严厉取缔和坚决镇压，至乾隆中后期，天主教耶稣会士
在华已很难有所作为。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罗马教皇正式下令取缔耶
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了中国，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正式宣告解散。至
此，在华传教 ２００ 余年的天主教耶稣会，终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嘉庆年间，清仁宗对残存的天主教势力进行了清查和扫荡。在他的谕令
下，清廷查明京师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共有 １１ 人，其中 ４ 人遣送回国，另 ７
人因在钦天监任职而留住京师，但他们出入往来，都由官府随地稽查；而外
省地方，不准许西洋人潜住，一经查明，地方官要“即行查拿具报，一面奏
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归国”，地方官如查办不力，将“按律治罪”①。直至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而未能给中国造成
不利影响。

①
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五。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二）俄罗斯东正教

１．俄罗斯东正教的来华

俄罗斯东正教是罗马东正教的一个分支。它是伴随着沙皇殖民者对华的
侵略，而进入中国的。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沙皇俄国的
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政策服务的一种宗教，其传教士都是沙皇政府侵华政
策的急先锋。

１．俄罗斯东正教的来华

康熙四年（１６６５ 年），沙皇俄国政府派遣一批武装人员，侵占了我国黑
龙江的雅克萨城。当时，俄军中有一个名叫叶尔莫根的东正教士，就在该城
内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几年后又在教堂附近修建了修道院，强迫当地居民
信奉东正教。这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和修道院。从
此，俄罗斯东正教披着宗教的外衣，配合沙俄政府在中国开始了侵略活动。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清廷以武力收复了雅克萨城，并将在战斗中
俘获的 ４０ 余名沙俄军人带到了北京，安置在城内东北角的胡家园胡同。清圣
祖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物品，同时为尊重他们的宗教
信仰，又将该胡同内一座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由俘虏中的东正教士马克
西姆・列昂节夫主持。不久，沙俄西伯利亚主教送来了教会证书，将该教堂
命名为“尼古拉教堂”，俗称“罗刹庙”，或称俄罗斯北馆（即今俄罗斯驻
华大使馆）。这就表明，俄罗斯东正教的势力，已从中国的边远地区伸向了
统治阶级的心脏。清圣祖作梦也不会想到，由于自己对侵略者的仁慈，使国
家此后遭到了东正教 ２００ 多年的骚扰和祸害。
“罗刹庙”建成后，沙俄政府便千方百计将其变为侵华政策的桥头堡。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 年），沙俄政府以列昂节夫年老体衰为由，要清廷准许
另派东正教士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遭到拒绝后，又变换手法，暗中派出一
些教士随贸易商队来京，加强与扩大了与北京东正教堂的联系。康熙五十五
年（１７１６ 年），清圣祖终于同意沙俄政府委派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札
伊斯基为首的传教士团来京。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如
果说，列昂节夫时代的北京东正教堂还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话，那么，由此
开始它已完全变为一种官方性质的宗教，成为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一
块重要的基地了。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清廷和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根
据这一条约，沙皇俄国取得了定期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和该传教士在京自由居
住、传教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取得了在京东江米巷（即今东郊民巷）建立教
堂的权利。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沙俄政府在东江米巷建成了一个新的东正教堂，
命名为奉献节教堂，或称圣玛丽亚教堂，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俄罗斯南馆。不
久，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也从北馆迁到了南馆。从此，沙俄政府取得
了对华进行侵略的合法外衣，俄罗斯南馆也就成为一个具体策划侵略阴谋的
桥头堡。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俄罗斯东正教堂建立后的 ２００ 多年间，沙俄政府向
 中国先后派遣传教士 ３００ 多名，建东正教堂 ３００ 多座、修道院 １ 所、独立教
区 ６ 个、神学校 ２０ 所、气象台 １ 座。沙俄政府也自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 年）
起向北京传教士团提供活动经费：最初每年为 ６５００ 卢布，以后增至 １６２５０
卢布。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兴办的企业和事业 ４６ 处，拥有教会财产 １５０ 万卢
布。它的势力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教徒总
人数达 ３３ 万 ８ 千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俄罗斯人或俄罗斯籍后裔①。至于中国
籍的东正教士人数，目前还未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据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北京传教士团登记的教士名册，仅有 ３００ 余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
一是，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一般只有 １ 名修士大司祭、２ 至 ３ 名修士
司祭、１ 至 ２ 名修士辅祭及数名“研究”汉语的“学生”组成，总数为十余
人。显然，仅仅依靠这 １０ 余人传教收徒，是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的。不过，我
们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传教
收徒以扩大影响，而是为沙俄政府猎取各方面的情报，也就是为沙俄政府的
侵华政策服务。正是这一点，既决定了中国籍的东正教人数有限，又决定了
东正教的传教方法。

２．东正教的传教方法

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牢记沙皇彼得一世的批示：“为了上帝，
要干得小心一些，不要鲁莽，不要因此激怒中国官吏。……我们应当在那儿
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有礼貌的战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
神圣事业……遭到失败。”①因此，他们在传教中没有罗马教皇那种骄傲、狂
妄、唯我独尊的气质，而是处处显示出一种端庄持重的举止，努力尊重中国
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他们讲道多是按以下程序进行：
第一，宣传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天地未出现之前，就有一个上帝存在，
它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类，并对人类有赏善、惩恶和审判之权。
第二，宣讲教义和原罪说。人类从其始祖开始就犯了无数大罪，并始终
在罪中受苦。要想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必须信仰上帝、依靠上帝，但人自身
必须择善，这样上帝才能帮助他，拯救他出苦海。
第三，教导信徒要爱戴和尊敬自己的父母。
第四，教士星期日和节日到教堂去祈祷，要专心虔诚；如果不能按时去
祈祷，也要自觉地在家中进行祈祷。
第五，教导信徒要爱他人，不要做使他人感到委屈和不快的事，更不能
干杀人勾当；相反地要尽量做好事，要热爱劳动。
第六，教导信徒在夫妇生活中，及与其他异姓交往中，要保持忠实贞洁。
第七，教导信徒不要抢夺、偷窃他人的财物，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
取财物。
第八，教导信徒不诽谤、诋毁和欺骗他人。
第九，教导信徒既信教，而又要行善事。
第十，教导信徒不要把圣像当作神本身来崇拜，而是要作为神的一个形
象来崇敬。

①
参见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 年第 6 期。
①
转引自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第十一，对于初信教者，要经常提醒他们遵守教会制度、恪守斋期；如
有违犯，要尽量用规劝的方法。
如果仅从上述文字而言，人们一定以为东正教会是一个“正直”而又“仁
慈”的“圣地”。但是，人们一旦明了它 ２００ 多年来在中国所干的各种罪恶
活动，就会发现，俄罗斯东正教原来是披着“慈善”外衣的国际间谍组织，
东正教的教士也都是披着人皮的恶狼。

３．东正教在华的间谍活动

自康熙五十五年俄罗斯东正教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到京以来，至宣统三
年（１９１１ 年）清朝灭亡为止，沙俄政府共派遣了 １８ 届传教士团。他们实际
上是一个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报，
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工具。大量的事实表明，东正教的传教活动，是
在沙俄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与其侵略野心和侵略阴谋息息相关的。
政治上，大肆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各种情报。每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自抵
达北京之日起，都积极学习汉语、满语和蒙古语，在社会各阶层间开展活动，
以广交“朋友”为名，了解中国的各种情况，盗窃各种机密情报。例如，第
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俾丘林，在京的 １３ 年间，经常出入北京的茶馆、胡同、
市场及各种公共场所，对城市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胡同，都进行了实地测
量，最后绘制成一幅《北京城廓平面图》，图中详细地标明了北京城墙的高、
宽度，以及城内大街、小巷、桥梁、庙宇的数量和位置，然后密送沙俄政府。
军事上，充当沙俄侵略军的急先锋。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走到哪里，
就在哪里刺探当地的军队人员、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例如，在第二次鸦片
战争期间，沙俄和英、法侵略军就是在接到传教士关于大沽清军设防的具体
情报后，采取了反措施，迅速突破大沽清军防线，并攻占北京，胁迫清廷签
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其中，
《瑷珲条约》的起草者，就是第 １３ 届北京传教士团的医生米・达・赫拉波维
茨基。另外，东正教传教士还根据沙皇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拉拢天主教耶稣
会士。早在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俄使尼果赖就利用南怀仁的
钦天监监正一职，窃取了一张中国的军用地图和清军在黑龙江的设防等机密
情报。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年）中俄举行《尼布楚条约》谈判时，俄使戈洛
文特意把担任中方翻译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请到俄方驻地，对他给予的巨大
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声言他不久将得到莫斯科方面给予的同等价值的报
答。
经济上，东正教士披着“慈善”的外衣，进行为所欲为的敲诈勒索。他
们自从来到中国以后，就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抢夺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对
城镇居民则收取各种赋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
沙俄政府跟在其他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向清廷勒索了上亿两白银的赔款。
北京传教士团用其中的一部分，修建和扩建教堂，创办教会学校、工厂、医
院，建立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实际上是借机扩大他们的间谍机构，增加
他们的掠夺收入。他们用敲诈勒索来的钱财，过着一掷千金的骄奢淫逸的生
活。几乎每一届的北京传教士团的团长都是一个贪得无厌、利欲薰心、横行
霸道、生活腐化的恶鬼，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文化上，东正教士打着“汉学家”的旗号，进行文化侵略活动。俄罗斯
 东正教士遵照沙皇彼得一世的谕令，来到中国后即积极学习和钻研汉、满、
蒙古语言文字和书籍，从中产生了一批“汉学家”。他们一方面编译了大量
的汉、满文书籍，如翻译《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
《异域录》、编译《中国丝织厂资料》、《中国地理手册》等书，又在大量
“研究”中国的历史、民族、宗教、地理和风俗习惯后，写出了《蒙古志》、
《西藏志》、《中亚各民族志》、《北京志》等书；另一方面大量收集和窃
取我国各种文物和重要的图书资料。俾丘林回国时，带走的中国文献资料“分
装了 １５ 个骆驼之多”，他搞到的收藏品“填满了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这些“汉学家”与东正教士一起，竭力拉拢、腐蚀清廷官员，从宫廷内盗走
了《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俄罗斯东正教士和“汉学家”们在中
国犯下的罪行，真可谓有目共睹，罄竹难书。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东正教
在华的传播根本不是为了宗教目的，其所作所为充分“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
的政治利益”①。

①
以上参见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三）基督教新教来华与拜上帝会

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时间，落后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二、三百年之久。它来
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是 １９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远东、尤其是中
国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１．基督教新教来华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 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１７８２～１８３４），
带着伦敦布道会交给他的使命（学会汉语、编一本汉语字典及翻译《圣经》），
来到了广州。
为了躲避清地方当局警惕的目光，马礼逊在广州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国
货栈里，又参加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而以公司的一名职员身份得以公开
活动。他白天在公司里办公，夜晚发奋学习中文。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
马礼逊的中文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于是，他一方面在澳门、广州广泛
向当地的士大夫和下层群众传教，另一方面则编纂汉语字典和翻译《圣经》。
由于清地方当局对西洋传教士的高度警惕和严密控制，以及中国人民的
冷眼相视，马礼逊的传教收徒成效甚微。直至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 年）的重阳
节，他才在澳门一处僻静之地，像小偷一样地为一个名叫蔡高的中国人洗了
礼。５ 年后，蔡高被捕，病死狱中。道光三年（１８２３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
为广东人梁发（１７８４～１８５４，号学善）洗礼入教。梁发由此成为中国基督教
史上公认的第一位新教华人牧师。
这期间，马礼逊还参考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圣经》汉文手抄本，译
成了《圣经・新约》，并在广州印刷了千余部之多。他又与助手、新教教士
米怜合译了《圣经・旧约》，刊印发行。另外，马礼逊在梁发的直接帮助下，
出版了由他修订或撰写的《使徒行传》、《神道论》、《耶稣教法》、《救
赎救世总说真本》。这样，经过马礼逊之手，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都流
传到了中国。马礼逊还利用《康熙字典》等书，编著了一部《华英字典》，
全书共 ６ 卷，厚达 ４５００ 多页，由东印度公司资助于道光三年全部出齐。从中
西文化交流来看，马礼逊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礼逊来华后，美、德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相继派
遣传教士来华。美国虽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工业化程度高，经济
发展很快。至 １９ 世纪初期，它对华贸易的总额仅次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为了对外寻求殖民地，以适应资本家的扩张野心，美国的新教会，即
美部会，决定派遣裨治文（１８０１～１８６１）和雅裨理来华传教。他们于道光十
年（１８３０ 年）来到广州。不久，德国传教士郭士立（１８０３～１８５１）等人也相
继来到澳门、广州等地。
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传教士来华后，积极向马礼逊取经。他们努力学习汉
语，脱下西装，改穿汉人衣服，蓄长发，广泛结交当地官僚和士大夫。裨治
文在到达广州的第三年（１８３２ 年）创办了《中国丛报》，自任编辑和主要撰
稿人。该刊的主要任务是向欧美列强、尤其是美国人提供中国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机密情报。裨治文本人在该刊中赤裸裸地
鼓吹，以武力制服中国。郭士立来华后，竟然置清廷的禁令于不顾，多次潜
入中国沿海地区，侦察中国的军事设施。他在侦察中发现，中国由于长期生
 活在和平环境中，武备废弛，军事设施腐败，武器、弹药质量低劣，官兵素
质极差，战斗力低下。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中国
军队的防线。因此，郭士立和裨治文一样，也赤裸裸地鼓吹灭亡中国，使基
督教上帝的“荣光”在这个东方大国中出现，使耶稣成为中国人的唯一的王
和崇拜的对象。
继马礼逊、裨治文、郭士立等传教士之后，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争
先恐后地派遣新教传教士来华进行间谍活动。但由于清廷的严密控制、封锁
和禁止，至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总共不到 ２０ 人，所收信徒也不满百人。
这就意味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局面并未打开，它远没有征服住中国人
的心。于是，他们齐声鼓动欧美列强发动对华的武装侵略，叫嚷：“只有战
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①
鸦片战争后，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像决堤
的潮水，纷纷涌入中国，掀起一阵对华贸易的狂潮，无休止地吸吮着中国人
民的脂膏。但是，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年）签定的《南京条约》，却对基督
教传教一事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自雍正年间清廷制定的禁止基督教在华
传教的政策，依然有效。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英、美、法、德等国的一
些传教士来到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时，就不断遭到当地官吏的阻挠，因而
更引起了对抱有“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这一基本信条的各国传教士
的普遍不满。
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受阻，同样引起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不安。
他们深知传教士在对华侵略政策中所起的急先锋与桥头兵的作用，因而也在
寻找机会，以迫使清廷放弃禁教政策。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英国的谈判代表在中英双方的一次秘密会议上，
就附加了一个弛禁基督教的内容，即此后凡在中国内地被拘捕的传教士，清
廷不得再处以死刑，而必须将其交给该国驻华领事馆处理。这实际上是默许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
两年后，法、美两国政府频频对清廷施加压力，迫使清廷准许传教士在
中国建造教堂、医院、坟墓等。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２５ 年）底，两广总督耆英
（１７９０～１８５８），在答复美国领事的质询时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
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次年初，清宣
宗颁布上谕，把基督教、天主教与白莲教等“邪教”严加区别，“业已准免
查禁”，同时宣布发还康熙年间所建的天主教堂①。这样，基督教凭借着西方
资本主义列强的庇护，再次取得了在中国合法传教的地位。基督教士在中国
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所欲为的时代开始了。
基督教在中国再次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之后，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各国
传道会，以及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他们已从沿海和边疆地区流入中国
内地，所到之处，修建教堂、医院、育婴堂，购置田地，吸收中国人入教。
据一些专家统计，从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到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基督
教新教教士由 ３１ 人增加到 １００ 余人，教徒由 ６ 千人增加到 ２ 万人；１９ 世纪
末，传教士增至 １５００ 人，教徒达 ８ 万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全国
共有新教传教会 ８２ 个，传教士 ３８３２ 人。与此同时，卷土重来的天主教势力，

①
转引自周燮藩等著《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5 页。
①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5、81、80 页。
 发展更为迅猛异常。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全国已有代牧区 ３７ 个，
教徒 ７４ 万，教士 １３５６ 人，其中外国传教士 ８８６ 人。②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在
中国已泛滥成灾。

２．天主教教会及其传教方法

基督教在中国恢复传教活动以后，天主教的势力发展很快，罗马天主教
皇为施淫威和加强控制，设立了地方性的主教区（或称代牧区）。主教区的
最高负责人为主教，他由罗马教皇直接任免，一切听命于罗马教皇。主教区
的下面是教堂区，这是教会的基层单位。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建有天主教堂，
以聚集附近的教士，过宗教生活，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年），一个名叫笪（ｄá
音达）良仁的天主教神父，曾用下面的语言记载了天主教堂的一般情况：
每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专为集合教友的一座
屋子。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
竖有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
一帧耶稣或圣母的圣像，四或六只粗制的烛台，一幅帷幔掩住了墙壁，
作为小堂的底幕。在祭台两旁的小几桌上，悬挂着两幅画得并不高明的
天神像：一幅是护守天神导引着一个中国小孩，一幅是总领天神弥额尔
战败幽王魔鬼的像。这两只小几桌因而称作天神台。小堂旁边就是神父
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两间，内间作为卧室，外间作为餐室①。
每当过宗教生活时，教友先聚集于堂内，高声朗读“求为神父诵”。然
后神父走进堂内，向教友们洒圣水，接受他们的磕头行礼，接着又宣讲“教
理问答”，最后让教友们领“圣体”（一种无酵面饼和葡萄酒）。至此，本
次宗教生活结束。
那么，教堂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以被罗马教皇称为“远东第一
大教堂”的余山教堂为例，可见一斑。余山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于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年）建于松江（今上海松江县）余山顶上的一座教堂。它最初是一个
希腊式的十字形小教堂，山上有神父疗养所，山下有天父亭、圣母亭。教堂
区的负责人为神父，他直接对主教负责，管理本区的天主教徒。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天主堂内开办
“保守班”。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上海天主教的刊物《圣心报》曾报
道了徐州府通过办“保守班”发展教徒的情况。该刊说：
本省徐州府八县一州，十数年前教友无人，今领洗者 ２３０３７ 名，保
守者 ３３９７４ 名，男学共 ３７０，女学共 １２４。凡保守者先在本庄学堂内，学
会十端要经，并粗知要理，然后到各司铎所设之保守学内，另行学习。
冬时男女各两班。春天同。每班约 ２０ 人。各将所学经言，所听道理，男
者日日到司铎前，女者到献堂会先生（即献堂会修女）前，背诵复讲，
不稍宽假，与小学生无异。学习时，在堂偕老教友并学生等同念经文。……
保守者约习 ２０ 天左右。择其优者，先领洗，次日领圣体而散。余则暂留，
必待其功课有所把握，乃与之付洗。一班去，一班来。本年只算大人领

②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973 页；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247
页。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 卷，第 126—127 页。
 洗，有 ２９５６ 人之多。
另，在“保守班”中，“保守者”是免费获取膳食的①。
天主教传教士还很注意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农村、特别是家境贫寒而又缺
食少衣的农民中传教收徒。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被其主教称为“婴孩的猎
手”。这是因为他所到之处，专门寻找那些因饥寒交迫而无法被抚养的婴孩。
一旦找到这样的婴孩，他就大发“慈悲”为他们看病，供给他们饮食，然后
为他们洗礼，成了天主教士。据一份报告记载，这位天主教神父在道光二十
四、五两年中，“付了 ３１２ 名成人的洗礼，劝化了至少有同样数字的教外人
和付了 １４００ 名教化婴孩的洗礼。”①真可谓“功勋”卓著。

３．基督教与拜上帝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广西金田村爆发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次革命历时
达 １４ 年之久，给了清朝统治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而且
在当时的亚洲革命高潮中，都显现了特别耀眼的光辉。但是，这次革命却是
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的拜上帝会组织和发动的，而拜上帝会又是洪秀
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创立的。
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广东花县人，原名火秀，又名仁坤。自幼好学，
７ 岁时入村塾读书，精于四书五经。青年时期，他热衷于科举功名，但 １０ 余
年间却屡试不第，遭受打击之沉重就可想而知了。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
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应试失败，在极度的愤懑苦闷之中，阅读了中国基督教
牧师梁发撰写、西方基督教士马礼逊亲手修订的《劝世良言》。该书在当时
是一本比较流行的基督教传道书。洪秀全读后，感到大开眼界，与中国的经
书迥然不同。也许是由于好奇心，也许为屡遭挫折失魂落魄而产生的无奈心
情所驱使，洪秀全按照自己理解的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用冷水浇灌自己的头，
以示洗去罪恶，去旧从新，俨然成了一名新的基督教徒。
不久，洪秀全与同为科场上失意的好友、广东花县人冯云山（约 １８１５～
１８５２）、族弟洪仁玕（１８２２～１８６４）一起精心研读了《劝世良言》。他们对
该书中宣扬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
不在的独一真神有极深的印象，对书中劝人敬拜上帝以拯救自己的灵魂的思
想感触良多，又结合自己在科场上屡次失意、身边百姓在苦难中的煎熬，痛
切地感到只有信仰上帝，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和罢黜诸神，才能改变世道人
心。于是，他们决定为建立拜上帝会而前往广西、广东各地，进行宣传鼓动，
吸收贫苦农民、烧炭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入教。
道光二十四年二、三月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在广东各地传教。开始
时，他们只是反复地向人们宣传要敬拜上帝，劝人修善，并称肯拜上帝者无
灾无难、无险无阻，不拜上帝者必被虎蛇所咬；拜上帝要专一，不得拜其他
神，否则罪孽加深。宗教礼仪也很简单，一般而言，在屋子的一角放一张桌
子，称作“神台”，神台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入教者许愿只拜上帝，
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最后以清水浇灌头顶，表示洗去罪恶，除旧立新。由

①
顾裕录：《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6、59—60 页。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 卷，第 141 页。
 此而言，这时的拜上帝会既没有触及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土地
问题，又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因而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传教成效甚微。
五月初，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开广东，到广西传教，虽然说服了一些贫苦
农民，但依然收效不大。洪、冯 ２ 人协商，洪再回广东传教，冯则到广西紫
荆山地区，向那里的烧炭工人传教，扩大拜上帝会的势力。
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活动上。他先后写出了
《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这些著作虽有一些
基督教的色彩，继续宣扬敬拜上帝，不拜邪神；劝人行善，不做恶事；把耶
稣当作上帝的长子，洪秀全自己是上帝的次子，称耶稣为“天兄”，但对残
酷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的黑暗，表示了极大的愤恨，萌发了扭转乾坤的思想。
例如，洪秀全根据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说法，在《原道醒世训》
中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
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还运用先秦时
代“天下为公”的思想武器，萌发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
社会。洪秀全在他后来所写的《原道觉世训》中，公开提出了神妖对立、斩
尽妖魔的思想，这显然是运用宗教语言，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冯云
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时，以革命道理启发烧炭工人杨秀清（１８２３～１８５６）、
萧朝贵（１８２０～１８５２）等人说，你们长年以烧炭为生，备尝艰辛，受尽了苦
难，何时能出头呢？不如大家都加入拜上帝会，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冯云
山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杨、萧和紫荆山的烧炭工人大多加入了
拜上帝会，杨、萧 ２ 人后来还成为太平天国政权的东、西王。正是由于洪秀
全、冯云山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使“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①，领导广大贫
困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众，逐步转移到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方向，
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终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太平天国革命。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做了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时称天王），对拜上帝
会的教义、戒律和宗教礼仪做了一套完整的规定。
在教义上，拜上帝会摒弃了基督教所宣扬的下述教条，即世人的贫富贵
贱、生死祸福均听命于上帝的安排，信教者只有忍耐一切苦难，其死后灵魂
方能进入天堂；而主张斩邪留正，杀尽一切妖魔（实指清朝统治音），永远
不准他们在人世间再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并指出，世人如敢再拜邪魔，
必与邪魔一同治罪。
在戒律上，拜上帝会基本上抄袭了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但改为“十款天
条”。现将两者内容对比于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1 页。
 摩西十诫 十款天条

一、 除上帝外不可敬拜别神 崇拜皇上帝
二、 不许制作偶像 不好拜邪神
三、 不许称耶和华的名字 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
四、 应以安息日为圣日 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五、 孝敬父母 孝顺父母
六、 不可杀人 不好杀人害人
七、 不可奸淫 不好奸邪淫乱
八、 不可偷盗 不好偷窃劫抢
九、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好讲谎话
十、 不许贪恋他人财物 不好起贪心

从上述条款中的文字来看，十款天条似乎与摩西十诫无多大区别，而且
其中颂赞莫须有的皇上帝恩德和不杀人害人更是消弭人民革命、模糊人民视
线的戒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皇上帝和不杀人害人的含义已经改
变。因为皇上帝只是一个名誉领袖，真正的领袖是皇上帝之子、太平天国天
王洪秀全，所以“崇拜”也好，“颂赞”也好，实际上都是指洪秀全而言。
又因为十款天条成为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的军律，显然这里的不杀人害人一
条，就是告诫太平军战士不要骚扰老百姓。实际上，每个太平军战士自参加
太平天国革命之后，都清楚自己的敌人就是清朝统治者及其御用军队，要战
斗，必然要杀人，即杀敌人。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与
摩西十诫已有本质的区别了。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拜上帝会在吸收会员时，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
考验，尤其是在战争中进行严格的考验。经审查合格，才能准许他们入教，
并接受洗礼。其具体仪式正如天王洪秀全在《天条书》中所规定的那样：
（入会者）当天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祷，祷毕或用面
盆水周身洗净，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后朝晚礼拜皇上帝，求皇上帝
看顾，赐圣神风化心。食饭感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时
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如
是则成皇上帝子女，在世皇上帝看顾，升天皇上帝恩爱，永远在高天享
福，天下凡间，不论中国、番国、男人、妇人，总要如是，方升得天堂。
受洗入教者还要高声朗诵如下的祷词：
小子○○○
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祷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怜，赦从
前无知，屡犯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开恩，准赦前愆，准改过自新，魂
得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条，恳求天父皇
上帝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害。祝
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
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
心诚所愿①。
拜上帝会还有一套札拜的仪式。他们的礼拜日是每周的星期六。每当星

①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版。
 期五的夜半钟声敲响后，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拜上帝会成员和人民都聚集
起来，礼拜上帝。星期六黎明时，他们先做祈祷，然后回家。在当天的正午
和傍晚时，分别举行一次礼拜活动。其方式是：
礼拜开始时，齐声朗诵《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
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接着再唱：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天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又朗诵一段《三字经》：
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
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死三日，复重生，四十日，论天情，……
然后，全体下跪，读祷文。此时，号角声和萧声一齐响起。读完祷
文，全体起立，在各种乐器的伴奏下，齐声颂赞道：
我王万岁万万岁！
最后，以诵读十款天条、焚香和鸣放鞭炮，结束本次的礼拜活动①。

４．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会侵略和压迫斗争（史学界称
之为反洋教运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从时间上看，近代历史的
８０ 年中，它占了 ５０ 余年；其次，从分布地区而言，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从沿海、边疆到内地，几乎遍及全国；再次，从参加的阶层来看，有农民、
手工业者、商人、中小地主、封建官吏、兵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
最后，从斗争次数而言，共达 ４００ 余次，不亚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数
目。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极其辉
煌的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不畏强暴
的英雄气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宣告了它们瓜分中国阴谋
的破产。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工具——天主教、
基督教新教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压迫、剥削激起的。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庇护下，
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打着“劝人为善”的虚伪幌子，为非作歹，
胡作非为。他们所到之处，总是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式，公然蔑视中国各级
官府，无理干涉其内部事务；无视中国的法律，干预诉讼案件，为犯罪的传
教士开脱罪责，并私设公堂，恣意刑讯中国的老百姓；强占土地和房屋，向
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横征暴敛；设关置卡，强行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税；自行
设立武装，镇压人民。基督教的一个教堂区，往往就是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外
国政府，谁对它都无可奈何。传教士所办的“慈善”事业如医院、育婴堂，

①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一册，《天条书》；［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4—255 页。
 更是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里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例一，现今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着一个无辜被害的中国人的心脏。据记载，
某年的一天，一名中国人来到协和医院看病。一个传教士医生为其诊治后，
认为他的病情一般，吃点药就会好。但当他发现这名中国人的心脏长得较大，
很有科研价值时，就“热情”地留其住院“治疗”。谁知，病人住院后，不
仅得不到任何治疗，而且还受到院方的百般迫害。不久，这名病人病情越来
越重，传教士医生却在暗自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名无辜的中国人就死
在了医院。传教士医生迅速取出了死者的心脏，制成标本，以供其科研之用。
例二，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热河东部（今辽宁省西部）发生了一起
矛头针对外国传教士的人民起义。当起义群众焚毁一座教堂后，“验看火迹，
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无珠无心”，另外还有“童男女十六人
亦各昏迷未醒”①，这就难怪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教堂迷拐，挖眼剖心”
的一句话语了。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从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年）上海的青浦教案起，
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的义和团运动止，这 ５０ 余年间可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从道光二十八年的青浦教案起，至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年）四
川大足余栋臣起义前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各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多
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没有提出任何斗争口号，因而也未能得到更多的群众
支持和参加。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余栋臣起义起，至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止。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从斗争
艺术、还是从斗争水平上，都有极大提高，民间宗教、秘密会社（如天地会、
哥老会）在其中起着核心和领导、组织作用，并提出了“扶清灭洋”等口号，
进而把广大群众的分散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下面选择几个
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①青浦教案。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英国传教士雒魏林、麦都思等 ３ 人，未经许
可，擅自到离上海县城 ９０ 华里远的青浦县，进行非法活动，并散发宣道小册
子，引起路人的围观和争相索取。雒魏林竟趾高气扬地用手中拐杖，在人群
中乱击，引起众怒。在场的观众进行自卫反击，将 ３ 名传教士打伤。事件发
生后，英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无理要求当地官吏惩处中国群众，被拒绝后，又
卑鄙地进行外交讹诈，声称如中国不满足其无理要求，英国进口船只将拒绝
交税，不准中国北上的漕船离开上海，英舰将封锁沿海海面。清廷在阿礼国
的讹诈面前吓破了胆，撤换地方官吏，逮捕“肇事”群众，并枷号示众，赔
银 ３００ 余两。青浦教案虽然只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小教案，但由此拉开了中国
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序幕，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②余栋臣起义
光绪十六年和二十四年，四川重庆府大足县发生了由秘密会社成员余栋
臣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
四川大足县是基督教堂林立之地。传教士在当地霸占成千上万亩良田，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德
福片。
收取高额地租，并大放高利贷进行盘剥，同时资本主义列强的廉价商品的大
量涌入，一方面加速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另一方面造成白银外流，促
使当地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苦难已极。余栋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秘
密会社作为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光绪十
六年秋发动了矛头直指基督教会势力的武装起义。余栋臣发布了起义檄文，
历数了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在华的各种罪行，号召人民参加起义。清廷闻讯，
生怕这次起义危及自己的统治，急忙派重兵进行围剿，并于次年三月最后将
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二十四年夏，余栋臣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他明
确地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以争取清地方官吏、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及基督教会势力。但清廷在法国驻华公使的压力
下，再次调集重兵围剿，并运用安抚手段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至当年底，
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余栋臣本人被清军生擒。不过，他受到了掌握朝
政大权的西太后的厚待，没有以谋反罪处死。这显然与西太后当时的处境有
关。因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即清军镇压余栋臣起义的同时，西太后以
血腥手段镇压了“百日维新”，囚禁了清德宗，并图谋废弃他，但由于西方
列强的反对而未果。西太后为发泄自己的怒气，保留了余栋臣的生命。故此
举实为她向西方列强“示威”的一种方式，而并非对人民反洋教运动有什么
好感。
③热河金丹教起义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十月，热河东部的朝阳、建昌、平泉、赤峰等地
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金丹教起义。它的斗争矛头直指法国天主教士、蒙古
王公和清朝地方官吏。
热河地区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林立之处。据史载，该地区共有大小天主教
堂 １５８ 所，天主教士遍布各个州县，横行霸道，恣意欺压、甚至屠杀当地百
姓和儿童，引起极大的民愤。当地人民群众早已蕴藏着仇杀天主教士的怒火。
热河地区蒙、汉两个民族矛盾也很尖锐。蒙古王公在清廷的庇护下，利
用职权任意奴役汉民，致使汉民对蒙古王公恶感日深。
热河地区自嘉庆年间就有金丹八卦教的秘密活动。光绪初年，以种蒙古
旗地为业的农民杨悦春，目睹天主教会势力和蒙古王公、清地方官员欺压群
众的种种暴行，于是以行医为名，在热河地区广泛传教收徒。金丹八卦教势
力发展很快，杨悦春被尊为总教师。光绪十七年十月初，杨悦春得知蒙古王
公以打猎为名，欲行杀害汉民、霸占汉民土地的消息后，立即以金丹八卦教
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不久，杨悦春正式率众起义，各
地许多金丹八卦教徒和在理教徒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把斗争矛头迅速
指向蒙古王公和天主教堂。起义的头几天，起义军就焚毁了天主教堂 ８０ 余
间，击毙天主教士数百人之多，一时间声势十分浩大。天主教士和蒙古王公
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魂飞魄散，逃之夭夭。清廷闻讯，急令直隶总督李鸿
章统筹部署围剿事宜。在李鸿章的指挥下，迅速云集的清军分路进剿。经过
近两个月的激战，起义军寡不敌众，终于失败了。
余栋臣起义和金丹八卦教起义，以秘密会社和民间宗教为核心力量和组
织形式，提出了鲜明的斗争口号或目标，并把以往单纯反对基督教不法活动
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相联系，这的确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洋
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④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光绪二十六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就其范围和意义而
言，远远地超出了反洋教的斗争，但确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这个运动是中国
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高潮和总汇合。况且，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均与反
洋教紧密相联，故义和团运动又有“庚子教难”的称呼（１９００ 年是中国农历
的庚子年）。可见，即使从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也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鼓舞和影响下，一些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日益觉
醒。他们决心摆脱罗马天主教会和外国教会势力的控制，开展中国基督教的
自立运动。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上海教徒俞国桢发起组织“中国耶稣教
自立会”，创办机关报《圣报》。该会号召中国的基督教徒要有爱国、爱教
的思想和自立、自治的精神，并指出，中国不太平的根源，就是外国人的干
预，因此，教会如能自立，国家便能自立；教会如不能自立，国家必不能自
立，而国家一旦灭亡，那么平民百姓、教民都要当外国人的奴才。要想不当
外国人的奴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的基督教民赶快立教，中国的基督教
赶快自立自治。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创立后，响应者颇多，在清末影响日增。

５．西洋传教士功罪是非

有清一代，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那么，
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功罪是非呢？
一般说来，在清初顺治至康熙时期，西洋传教士的功绩是主要的。他们
带来了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仪器，如以西洋历法修改和校正中国历法的讹
误，为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增加异彩；为清廷制造西洋大炮，增强了清军在镇
压三藩叛乱中的军事力量；用科学仪器于水利工程，测量水势，计算闸口的
流水量，为清廷整治黄河做出了贡献；测绘地图，康熙年间传教士绘制的《皇
舆全览图》，从测量和绘制的时间、技术来看，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中国、
乃至世界的绘图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和俄罗斯外交谈判中充当翻
译，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顺利签订尽了力；将中文典籍译成西文，西文
典籍译成中文，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决不是帮助中国富强，而是适应资本主
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寻找殖民地服务。就是在康熙时期，
他们也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在中俄外交谈判中，西洋传教士徐
日升等人向俄方代表团出卖了不少中国的机密，以致于俄使戈洛文不仅向他
们表示感谢，而且一再声称给他们同等的报酬。杨光先反对使用西洋先进的
历法，这当然是错误的，反映了中国官僚士大夫的愚昧和无知。但他所揭露
的西洋传教士的种种罪行均为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雍正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各教派传教士，都是“用传教
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①，他们在华的一切活动都服务于帝国主义灭亡
中国的“炮舰政策”，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他们在
华的侵略活动和罪行必须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否定。但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的某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4 页。
些活动也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例如，他们兴办的医院和学校，在客观上
有利于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六、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始于唐而盛于元”①。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以
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元朝已广为流传。明代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
更进一步促进了它的发展。到了清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深深地扎
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宗教。

（一）统治阶级的伊斯兰教政策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统治者出于愚昧和无知，将民族高压政策强行推进
到了伊斯兰教聚居的甘肃、陕西和青海一带。清摄政王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
年）甚至亲自下谕旨说，伊斯兰教民如不剃发称臣，当地的地方官吏以及家
长、乡守、地保、邻佑，一律严惩不贷。剃发令激起了陕甘回民的强烈不满。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 年），他们在米喇印（？～１６４８ 年）、丁国栋（？～１６５０
年）的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一度给予清统治阶级以强烈震动，直至顺
治七年才被血腥镇压下去。
米喇印、丁国栋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统治者又愚昧地认为，伊斯兰
教与释、道二教无法比拟，其本身无丝毫可取之处，一度曾产生禁止伊斯兰
教活动的想法，但又害怕由此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斗争，于是，清统治者为安
抚回、维吾尔族的民心，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宽容政策。伊斯兰教
又获得自由传教和活动条件。
乾隆时期，清高宗致力于发展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采取笼
络和优容伊斯兰教上层的方针。在瀛台南（即今北京新华门外）建有回回街，
允许伊斯兰教民自由贸易。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当清军征讨准噶尔部
霍集占时，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额色尹（即高宗后来的宠妃和卓氏的五叔）、
图尔都（和卓氏之兄）率军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并立有功勋。二十五年，图
尔都与其妹和卓氏应召入京，觐见高宗。高宗亲自宴请了他们，赐给图尔都
大量金银和一座房屋。不久，和卓氏进宫被封为和贵人，不几年又连续进封
为容嫔、容妃（因其貌美体香，故又称为香妃）。
容妃（１７３４～１７８８），姓和卓氏，进宫后极受高宗宠幸。高宗专为她在
瀛台南建一宝月楼（即今新华门），作为居住之所，又因宝月楼面对回回街，
正好使容妃寄托思乡之情。高宗还不时地赐给她大量的金银、食物，并为她
配备了回族厨师。高宗东巡、南巡、行围，也多带她同行。现今流传于世的
一张《香妃行猎图》，描绘了高宗在前策马射鹿，容妃在后骑马紧随，并递
上一矢的情景，给人以夫唱妇随的和谐形象。高宗还将圆明园方外观，作为
容妃礼拜之所。每逢容妃在内作礼拜，高宗都在观外面静静地等候。
高宗一生只有两个皇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皇后乌喇那拉氏死
后，高宗不再册立皇后。这样，容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侍帝最久的颖妃，
成为高宗事实上的次妻。容妃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病死，遗体按伊斯
兰教礼仪下葬，灵枢上写有“以真主的名义……”。容妃在乾隆一朝所受的
宠幸，充分反映了清高宗所执行的伊斯兰教政策。
但是，自乾隆中后期开始，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老、新两个教派，两派

①
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960 页。
 为争教而发生的争斗愈演愈烈。清高宗为稳定社会秩序，竟然偏袒老教，咒
骂新教为“邪教”，严加取缔，从而激起了苏四十三和田五的两次反清起义。
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清廷正式宣布新教为“邪教”，一经发现即严惩不贷，
强行拆毁新建的清真寺，采取一系列措施稽查和约束伊斯兰教新教的教民。
然而，这都未能有效地阻止新教教民的反清斗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
光绪 ５ 朝中，他们的反清斗争从未中断过。虽屡遭残酷镇压、屠杀，教民们
仍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治年间的回民领袖马化龙（１８１０～１８７１）
在英勇牺牲前，赋诗表达了这种心情。其中的一首说：
凤凰有难白鹤救，　　凤凰出洞百鸟行。
白鹤落在凤凰地，　　百鸟朝凤心得一①。

①
转引自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9 页。
 （二）四大门宦与三大教派

清代，我国的维吾尔、回、撒拉族等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主要分布
在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云南和京畿地区，有所谓四大门宦与三
大教派之说。

１．四大门宦

清代的伊斯兰教门宦与苏非派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一个很重要的派别，约创建于 １０ 至 １１ 世纪。该派
专注于精神修炼，为人处世往往持超脱无为的态度；主张崇拜“圣徒”，并
把拜谒“圣徒”坟墓与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视为具有同等意义。１２ 世纪
时，苏非派内部因在其赞美安拉等问题上产生无法调和的意见，如有的主张
高声念诵，有的主张低声念诵，还有的主张心中默念（即在参悟中念诵），
于是也就产生了数以十计的教团，其中就有后来传入中国、并被称为四大门
宦的教团：什板顶耶教团（即虎非耶门宦和哲赫林耶门宦）、卡德林耶教团
（即格的林耶门宦）、库布林耶教团（即库布林耶门宦）。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鉴于边疆和沿海地区的
安宁，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加，促使清廷一度开放海
禁。这就推动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于是，苏非派的上述教
团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
什板顶耶教团、卡德林耶教团和库布林耶教团，原本各自都是一个上有
教主、下有清真寺的严密组织。教主为一教团的首领，对本教团内的教徒有
生杀予夺之权，他的言论就是法律，教徒必须言听计从；教主死后，其子孙
世袭掌教。它们自来到中国的西北后，很快即封建化了，不仅独占清真寺，
霸占教民的“天课”（即多余而上交清真寺的钱财），而且还利用这些“天
课”购置大片土地，然后租给当地农民耕种，进行封建剥削，俨然如同内地
的封建地主。正因为这个原因，上述 ３ 个教团被清廷地方官吏称之为“门宦”。
但 ３ 个教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虎非耶、哲赫林耶、格的林耶和库布林
耶四大门宦。需要说明的是，“门宦”是清朝统治阶级对苏非教团的称谓，
“四大门宦”是今天学术界对它们的称谓，而中国的苏非教团从无此自称。
四大门宦的一般情况如下：
（１）虎非耶门宦
虎非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隐藏的”，或“低声的”，即主张赞美安拉
时，要低声念诵，故又称“低念派”。据记载，该派是在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年），由穆罕默德第 ２５ 世后裔赫达耶・通拉希创立的。该派在修行方法上，
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制度进行修行，不赞成过分的禁欲苦
行；修道者分为 ３ 级：“穆勒师德”，意即教主；“海里凡”，意即教主的
接班人；“穆里德”，意即教徒。
（２）哲赫林耶门宦
哲赫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公开的”，或“响亮的”，即主张在赞美
安拉时，要响亮而又高声念诵，故又称“高念派”。该派的创始人为马明心
（１７１９～１７８１），又名明新，经名伊布拉欣，字复性，甘肃阶州（今甘肃武
都）人。据说，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早年随叔父前往麦加朝觐，后在也门伊
 斯兰道堂留学。乾隆中叶，回国后在循化、河州（今临夏）等地传授哲赫林
耶教旨。该派主张崇拜圣徒及拜谒圣徒坟墓，竭力鼓吹禁欲主义。在清代，
该派多次发动和领导了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给了清统治者以沉重
打击，在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３）格的林耶门宦
格的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大能”。学术界一般认为，该门宦渊源于
苏非派卡德林耶教团。据有的学者研究，它的创始人为兰州皋兰县班房狱卒
海阔①；还有些学者认为是穆罕默德第 ２９ 世后裔阿布都・董拉希。据传，阿
布都・董拉希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来到河州，收祁静一（１６５６～１７１９）
为徒，将格的林耶教旨和功法尽传与他。祁静一遵其师所嘱，出家静修传道，
所收门徒甚多，于是自称祁门派，成为格的林耶门宦的一个支系。格的林耶
门宦，遵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认为真主安拉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的“大
能”就显现在万物之中，因此，崇拜真主就要先“认本身”，即“慎独静修”，
随时默念“无字真经”。
（４）库布林耶门宦
库布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至大者”。据学者推测，它在康熙至乾隆
时期传入中国，该门宦的始创人为穆罕默德后裔穆呼引迪尼。据传，他曾数
次来中国传道，最后定居在河州东乡大湾头，改姓中国姓，叫张玉皇，颇有
在当地称霸之志，故该门宦又称为“张门”，或“大湾头门宦”。该门宦主
张静修参悟，静修时教徒一般居住山洞，不见除送食者之外的任何人，静修
的时间一般在 ４０ 天以上。

２．三大教派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清代，逐渐形成了 ３ 大
派：格底木（老教）、伊合瓦尼（新教）和西道堂。
（１）格底木和伊合瓦尼派
格底木的阿拉伯文原意为“古老的”，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一派。
元明两代和清代乾隆朝以前，它又成为回族地区伊斯兰教的唯一教派，俗称
“老教”。乾隆中叶，甘肃阶州回民马明心，自也门归国。之后，他耳闻目
睹了门宦制度给当地农民带来的苦难，感到长此下去，伊斯兰教将无法在中
国立足。于是，马明心在循化创立了“伊合瓦尼”
（阿拉伯文原意为“新的”），
俗称“新教”，企图以此革除门宦制度的弊病。
实际上，格底木和伊合瓦尼，即老教和新教，都承认四大哈里发为穆罕
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在伊斯兰教的教律、戒条、信仰等方面也都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从主要方面来看，两教并无区别。但两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具体的
宗教修持方式，即宗教仪式方面。如在收受“天课”方面，老教规定，有钱
财及各种收入的教徒，除生活必需品之外，都要按一定比例交给清真寺，这
部分钱财实际为教主所独占；新教则规定，不仅不收教徒的“天课”，反而
给教徒一些必要的周济。再如，阿訇念经所收报酬方面，老教教民经常在家
里举办纪念亡人的活动，请阿訇念经超度，每次都要送上一份厚礼，有的还
送羊只、布匹，加重了教民的负担；新教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古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363 页。
 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将其作为谋生发财的工具，不仅对《古兰经》
本身，而且对圣主安拉也是一种亵读，因此阿訇念经应不收或象征性地少收
一些钱文，并规定阿訇每次最多只能取忏钱 ５６ 文。这些主张，对西北地区贫
困的伊斯兰教民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许多老教教民争先恐后地改奉新教，
从而导致新教势力大增。
新教势力的剧增，引起老教的强烈不满，并向官府告状说，马明心及其
同伙“妄言祸福，煽惑愚民”，地方官偏袒老教，于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
将马明心逐出循化。但马明心的徒弟贺麻六乎、苏四十三等继续传播新教，
在各处清真寺“墙壁画门为图，妖言显圣，摇头念经、跳舞等”①。乾隆四十
三年（１７７８ 年），苏四十三等又将马明心请来，并在撒拉族居住区设立 １２
个掌教，又新造 ３ 座清真寺。结果又为老教告发。地方官令取消新建清真寺
和所设的掌教，引起了新老教徒的互相仇杀。苏四十三等人在械斗中杀死 ４０
余名老教教徒，事态扩大。陕甘总督勒尔锦闻讯，一面派兰州知府杨士玑等
率兵前往镇压，一面秘密逮捕了马明心，将其押往省城兰州狱中。三月，苏
四十三率领撒拉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击毙了杨士玑，接着包围了兰州。兰
州守军在危急中，将马明心绑赴城头，要他劝说苏四十三撤军，被拒绝，清
军残忍地将马明心杀害。不久，前来镇压的各路清军陆续来到城下，苏四十
三只得撤军。八月，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２）西道堂
西道堂是甘肃临潭人马启西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创立的。马启西
（１８５７～１９１４），字公惠，道号西极园。自幼入私塾，熟读汉文经典四书五
经，后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瓜
分下，处于四分五裂的时代，广大回族人民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为贫困。因此，马启西就想用伊斯兰教和孔孟儒家
思想把伊斯兰教民团结起来，以改变本民族的悲惨处境。正是抱着这种愿望，
他十分重视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刘智（字介廉，约 １６６０～１７４０）的汉文译著，
并在当地教民中广为宣传，务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公开宣称，刘介廉
种了子粒，他要让它们开花结果。于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新教派——西道堂
应运而生。
西道堂规定，教徒要将家产捐赠道堂，道堂出资组建农场、牧场、商场
等，将教徒分配其中某一行业工作，他们过集体生活；教堂注重教育，每一
个教民自幼都要接受初级教育，学习的功课就是四书五经，以及伊斯兰教的
一些汉文译著；教长实行终身制，但子孙不得世袭。由于西道堂注重使用汉
语解说的伊斯兰教教义的译注，以及把伊斯兰教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揉合在一
起，故被称之为“汉学派”。实际上，这个名词很不贴切。因为，它首先是
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教派，而使用伊斯兰教教义的汉文译注，与“汉
学”也无共同之处。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
 （三）清真寺与掌教制度

清真寺是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的称谓，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正式定名，清代
沿习未改。因其是伊斯兰教民作礼拜的场所，故又俗称礼拜寺。
据明清之际的一些回族伊斯兰教学者的解释，“清”是指真主清净无染、
不拘方位、无所始终；“真”是指真主独一至尊，永存长在，无人所能比拟。
总的意思是赞美真主独尊而又清净不染。至于“寺”，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
历史了。大约在秦汉时期，寺就成了“官舍”（即官署）的总称。佛教传入
中国之后，“寺”又为佛教教堂所采用，此后，其它宗教教堂相沿未改。由
此可见，“清真寺”起初就是伊斯兰教民赞美真主安拉及为自己祈祷福音之
地，即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到了明末清初，特别是在门宦制度形成以后，
清真寺的职能大为扩展，逐渐成为伊斯兰教民进行宗教、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的场所。另，在伊斯兰教民进行反清起义时，它又成为军事生活的场所。
清代伊斯兰教起义在其规模、次数和影响上，都是历代所无可比拟的，成为
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清真寺在其中所起的组织、
发动伊斯兰教民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在门宦制度存在的时期，清真寺
又成了欺压、剥削伊斯兰教民和当地汉民的策划地和场所。总之，清真寺在
清代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超过了以往历代。
关于清真寺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三掌教制。
三掌教制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又称三道掌教制，它们分别是：伊
玛目（汉文为住持）、海推布（协教）、麻进（赞礼），又称老师傅①、二师
傅、三师傅。从明代到清康熙年间，教长都是世袭制，并领取朝廷礼部颁发
的札付，作为统治阶级批准的象征。按理说，这种子孙世袭掌教制是天经地
义的了，不会有人觊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明后期以来，清真寺内部为争
夺掌教职位，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异常激烈的争斗。例如，明思宗崇祯初年，
北京牛街礼拜寺内一部分教众为了推举异姓人掌权，竟凿毁了铭记家传世袭
者的弘治九年（１４９６ 年）和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 年）两块碑文。这标志着世
袭掌教制已开始出现了危机。康熙年间，一个名叫王允卿的伊斯兰教徒来京
讲解教法。牛街礼拜寺的教徒把他视为“奇才”，其中十余人乘骡策马到良
乡迎接。王允卿来到礼拜寺门前时，正门早已大开，接着就被当作救星似的
迎了进去。到了大殿内，立即又有教徒向他赠献食物和布帛，敬若神明。就
连当时的教长白世祥也不敢拂违众意，在王允卿面前毕恭毕敬，俨然侍奉师
傅一般。这说明，康熙时期的伊斯兰掌教制度已由世袭向教众选聘过渡了。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下半年，清高宗在镇压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
起义之后，下令在西北各地实行乡约，代替三掌教制。明确规定，各清真寺
不准有阿訇名目，也不准称教长，而是由各级地方官“选老成回民，充当乡
约（即教长），劝诫稽查”伊斯兰教民①。由此，清真寺内出现了对外名为“乡
约”、对内名为“学董”的组织管理形式。另外，阿訇被取消后，宣讲伊斯
兰教教义的人，都是由熟悉或精通该教经卷的教徒中选聘的。至此，伊斯兰
教的世袭掌教制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①
乾隆年间，两北清真寺掌教之人均称阿訇（hong，音轰）。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一。
 （四）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

明代后期胡登洲（１５２２～１５９７）倡兴的经堂教育，得到了广大伊斯兰教
民的积极支持。清初，他们利用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听之任之的宽容政策，
在全国的清真寺范围内开展经堂教育，以及为经堂教育服务的汉文译著活
动。

１．经堂教育

清代，在伊斯兰教开展经堂教育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经堂教育家，
为提高伊斯兰教民的文化水平，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
常志美（约 １６１０～１６７０），字蕴华，清初著名的经堂教育家和理论家。
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康熙年间，他在山东清真寺内
设帐讲学，广泛招揽弟子。讲学之余，常志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伊斯兰教
教义和哲学，以及波斯文文法，著有《亥瓦衣・敏哈吉》（波斯文语法书）。
他还是后来被称为“博而熟”的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在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史
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清代中后期，由于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家马复初、马联元的大力倡
导和身体力行，云南的经堂教育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
马德心（１７９４～１８７４），字复初，回族，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白族自
治州）人，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道光年间，曾赴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
地区广泛搜集伊斯兰教经典。回国后，在云南回族聚居区设帐讲学，广召各
方学者和弟子，使云南的经堂教育居于全国之冠。马复初本人也因此而享有
极高声誉，被亲切地称为“老爸爸”。咸丰、同治年间，他参加了云南回民
起义，失败后降清，并被杀害。著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宝命
真经（古兰经）直解》和《朝觐途记》等数十余种书籍，成为清代中后期有
名的经堂教育家和理论家。
马联元（１８４１～１８９５），字致本，回族，云南新兴州（今云南玉溪）人，
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同治年间，曾赴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和印度地区
搜集伊斯兰教经典。回国后，在云南主持经堂教育。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
马联元在教学中主张“经书并授”。也就是说，他要求学生既通晓伊斯兰教
经典原文，又能正确运用汉语阐述伊斯兰教义，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能熟练掌
握和运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用阿拉伯文写成了《阿拉伯文法》
和《波斯文法》、用汉文写成了《辨理明证》等书。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中
国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使云南的经堂教
育在马德新死后得以在全国继续居于领先地位。光绪中后期，马联元曾赴印
度讲学，并在那里病逝。
经堂教育的宗旨，在于“启迪后学，引导新进”，即对已有的伊斯兰教
民和新入教者进行教义、教法、戒律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能更好地传经弘
教。经堂教育的地点，就在清真寺的经堂里。一般都有小学和中学，分别对
儿童和成年教民进行教育。后来，又有了大学，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班。
经堂教育的高级课程，一般称作“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其中，
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有：《连五本》、《遭五》、《满俩》（以上为语法书）、
《白亚尼》（修辞书）、《伟业》（教法书）、《者俩来尼》、《戞尊》（《古
 兰经》注）、《开俩目》（认主书）；用波斯文写成的有：《虎托布》、《艾
尔白欧》（《圣训》）、《古里斯它尼》（文学书）、《米尔萨德》（道学
书）、《侯赛尼》（经注学）、《额土尔特》（哲学书）①。上述 １４ 种课程
自明清之际至清末，完全一样。不过，一个清真寺里是决不可能都能开得出
来的，同样，一个教徒也不可能都学完。至于每个清真寺、每个教徒能开出
或学习几种课，那应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了。

２．汉文译著活动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内各民族的联系日益
加强。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在与汉族的联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
了孔孟儒家思想的无形影响。另外，明末民间宗教的勃兴引起了统治阶级对
“邪教”的重视，客观上增加了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误解。这就使伊斯兰教
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要使伊斯兰教获得更大的发展，就要把儒家学说揉进伊
斯兰教教义中，从而既使统治阶级打消疑虑，又使教民人人娴熟伊斯兰教经
典。这样，自明末以来，用汉文翻译著述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就蔚然成风。
一般而言，首创汉文译著活动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岱舆。从此直至清朝末
年，历经近 ３００ 年而不衰，这不仅为历代伊斯兰教，而且为其它宗教所无法
企及的。
有的学者把自明清之际至清末近 ３００ 年的汉文译著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岱舆至刘智，他们活动的区域以南京为主，内容为专译一经，
或专述某一理论体系，范围主要在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方面；第二阶段为
马德心、马联元的活动，其地域以云南为主，内容比第一阶段更为广泛，已
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展到天文历法、地理和《古兰经》①。这种观点很有
见地，非常符合实际。
王岱舆（约 １５８４～１６６０），名涯，南京人，回族，晚年别号真回老人。
青年时期，曾受业于明代经学大师胡登洲的 ４ 传弟子马君实，并习学汉文，
钻研汉文典籍以及释、道典籍。中年以后，致力于以汉文阐释伊斯兰教教义、
戒律和典制，所著《正教真诠》被称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汉译本，是最早而
又系统地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的译作；《清真大学》是最早阐释伊斯兰教哲
学的译作。他的译著，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王岱舆晚年曾在京师正阳门外
讲经，后死在那里。
王岱舆的高徒伍遵契（约 １５９８～１６９８），字子先，南京人，早年曾就学
于山东经师常志美门下，研习伊斯兰教经典和教义，兼习儒家学说及儒家典
籍。他译著的《修真蒙引》一书，被中国伊斯兰教徒称之为最有效的启蒙课
本，通过该书就可以系统了解伊斯兰教的认主、信仰、戒律、沐浴、礼拜、
婚姻、殡葬等方面的情况。
刘智（约 １６６０～约 １７４０），字介廉，自号一斋，南京人，回族，自幼习
学《古兰经》和孔孟学说，晚年在南京避世山居，运用儒家哲理诠释伊斯兰
教哲学和典籍，著译多达数百卷，但流传于世的仅有《天方性理》、《天方
典礼》等数十卷。刘智的译著对后来的伊斯兰教学者、经师影响很大。例如，

①
参见谢松涛《回教概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年版，第 22 页。
①
转引自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330 页。
前述的马启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也正是这个原因，刘智被誉为伊斯兰教
的功臣。
刘智去世后，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活动大约停顿 ３００ 年之久。究其原因
有 ２：一是汉文译著活动自伊斯兰教哲学和典制被译述之后，需要有一段巩
固时期，因而一时还难以深入下去，更谈不上有所创新了；二是清朝统治阶
级虽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但对汉文译著活动不鼓励、不提倡，更不扶
持，从而使活动的地域、范围都很狭窄，难以造成一种声势。
到了 １９ 世纪上半期，由于马德心、马联元的出现，才使汉文译著活动向
纵深发展。马德心一生著述很多，不仅有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典制的书籍，
而且还有天文、地理、文学及《古兰经》的数十种译著；马联元用极大精力
刊印《古兰经》。他们都对汉文译著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并使自己在伊斯兰教的地位远远地超过了刘智。
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儒家学说和伊斯兰教教理的融和。
例如，孔孟和宋明程朱理学所竭力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完全为伊斯
兰教学者所接受。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就一再声言，孔孟所谈的修身、
齐家、治国理论，与伊斯兰教教理完全一致；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的典籍无
有不同。他们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教导信徒对真主安拉忠贞不二，从而更进
一步树立了真主安拉的绝对权威地位。可见，汉文译著活动为伊斯兰教注入
了活力，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七、萨满教

萨满教既没有经卷，缺乏一个系统的宗教理论和教义，也没有一个完整
的传教方法或方式，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宗教，至多也就是
如学者们所说，仅仅是一种原始的和幼稚状态的宗教。不过，由于欧、亚两
洲北部广大区域的渔猎和游牧民族，以及我国的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满、
锡伯、赫哲、朝鲜等族的普遍信仰，使萨满教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里将
着重谈谈蒙古族和满族、主要是满族的萨满教。

（一）蒙古族萨满教信仰的衰落

明神宗万历以前，萨满教在蒙古族聚居区占据主导地位，势力很大。然
而，自万历时期开始，直至清代前期，它却遭到了厄运。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萨满教在蒙古族聚居区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其落后、野蛮、残忍
的习俗，经常遭到蒙古贵族和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使蒙古统治者
认识到，如不改弦更张，一味地崇信萨满教，总有一天，势必要危及蒙古贵
族上层集团的统治。
万历二年（１５７４ 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邀请西藏黄教（即喇嘛教）
教主锁南嘉措（即三世达赖）来蒙古传教。４ 年后，俺答汗和锁南嘉措在青
海相会，并为土默特部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自此，大批蒙古人出家为僧，
黄教寺庙在蒙古各地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接着，锁南嘉措向蒙古各
部提出了严厉打击萨满教的措施，例如，蒙古各部民如要信奉喇嘛教，必须
立即放弃信奉萨满教，否则即强行抄家，没收牲畜、帐幕等全部财产。他还
大骂萨满教是“邪教”，在蒙古地区必须连根拔除。
锁南嘉措的强硬措施，获得了蒙古贵族的大力支持。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
年），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颁布法规，强令蒙古人民在呼图克图（大喇嘛）
和喇嘛教徒所到之处，一律供应各种所需物品和车马，违者，喇嘛有权将他
们处决。
当时，清太宗皇太极也在竭力实行笼络蒙古的方针政策，大力赞同喇嘛
教在蒙古地区的流传，这对于日趋陷入危机状态的萨满教来说，不啻是雪上
加霜，使蒙古统治者更加有恃无恐地迫害萨满教。
明思宗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０ 年），蒙古上层统治者颁布了《卫
拉特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禁止萨满教。其中规定：谁请萨满主持祭祀和跳
神，就判罚其马匹；取缔萨满教的祖先神翁衮；为祭祀而杀牲畜者，判罚财
产。法典公布之后，立即成了喇嘛教迫害蒙古地区萨满教的有力工具。许多
喇嘛所到之处，强令没收翁衮，大规模地迫害萨满。这样，在清代前期，蒙
古地区的萨满教就逐渐地销声匿迹了。
但是，萨满教在满族生活地区，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二）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变异

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在利用宗教巩固其统治时，虽然未将萨
满教列于其中，但由于萨满教始终为满族所信奉，故又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
喇嘛教在满族地区虽有一定的势力，但未能压抑住萨满教；满族萨满教在其
发展过程中，吸取了释、道二教以及民间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成分。正是这些
因素，使萨满教在满族聚居区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１．满族萨满教的基本信仰

萨满教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信奉 ３ 个神系：自然神、动植物神、
祖先和其他神。
（１）自然神崇拜
满族萨满教的自然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七星神、火神、山神的崇拜。
七星神（北斗七星神）崇拜。七星的崇拜和祭祀，对满族来说古已有之。
满族很早以来就认为，夜晚万籁（ｌàｉ 音赖）俱寂时，七星北斗在繁星之中
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并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因此，企图通过对它的祭祀，达
到消灾免难的目的。清初祭星的具体做法是：用明末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
即剪纸人的办法，先由萨满剪成若干张纸人，然后对北斗七星祈祷，希望它
能帮助人驱逐恶魔病鬼，转嫁于纸人①。
火神崇拜。满族一向认为，人世间，只有圣洁的火才能祛除妖邪，保佑
人们平安。萨满教中作为神、人相通的媒介——萨满，一向有使用火的高超
绝技。因此，满族十分重视对火神的祭祀，每年春秋祭祀火神木雕像。
山神崇拜。满族贵族认为自己发源于长白山，受到山神的保佑，取得一
统天下的大权。因此，清代历朝统治者总要派官吏拜祭长白山。康熙十六年
（１６７７ 年），圣祖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缺”。乾隆
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高宗巡幸吉林时，特意望祭长白山。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德宗加封长白山神为“保民”①。
（２）动植物神崇拜
满族萨满教的动植物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乌鹊、狗和柳树的崇拜。
乌鹊崇拜。清代广泛流传着的有关其始祖的传说，就是与乌鹊联系在一
起的。据史载：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
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
有神鹊啣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
啣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
倏（ｓｈū音书）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
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②。
此男孩，即满族统治者的始祖；“其地”，即满族的发源地。
以后，满族统治者和明军在辽沈地区作战时，乌鹊多次充当了救命恩人

①
参见刘小萌等《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版，第 85 页。
①
《清史稿》卷八十三，《礼二》。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的角色。因此，满族贵族以及一般平民十分崇拜乌鹊。祭祀之时，各家均于
院内立一“神竿”，每天放置米谷，称为供“神鹊”。
犬的崇拜。满族是一个以狩猎为主的民族，缺少马匹和牛具。因此，狗
在打猎时充当了主人的得力助手；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狗又成为满族人民
重要的交通工具。至今，“狗拉扒犁”的故事和传说，还深深地埋藏在东北
人民的心目中。扒犁，又称爬犁，学名雪橇（ｑｉａō音敲），对缺少车马的满
族人民来说，是冬天在雪地和冰冻的江河上最好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由 １
至 ４ 只狗在前牵引的。正因为狗在满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因此颇受崇拜。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就明确规定：不准杀狗、吃狗肉，
不准穿戴用狗皮做的任何物品。至今，东北的某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
还在这样做。
柳树崇拜。柳树与满族的关系也很密切。前引满族始祖的传说中就曾提
到：
（佛古伦）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
似椅形，独踞其上①。
另外，在满族社会中，柳还被解释成世间初起时的一种物质，“柳叶是人类
的缘出处，柳叶象征女阴”②。满族的一些家庭在举行家祭时，常在供案上摆
一些柳枝，上面有 ９ 枝绿叶，象征着九天，祭后将柳枝请入神龛中。
（３）祖先和其他神崇拜
满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也认为人死后灵魂到了阴间。这种灵魂不灭的观
点，直接导致对祖先和其他神的崇拜。
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萨满教的宗教信仰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早在关
外时期，满族就有所谓竿祭礼，即家家屋前都竖立一根丈余长的细木，杆头
系上布片，表示祭祀祖先。清廷定鼎北京后，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平民百姓，
均祭祀祖先，其程序和礼仪完全系统化了。这在前面已作过介绍，此处不再
赘述。
释、道二教诸神崇拜。清初，在统治阶级重视释、道二教的影响下，萨
满教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从不知有佛存在，见有诵佛经者即哂笑不
已的情况，到吸收释、道二教的观念，开始崇拜和祭祀释、道诸神。在清宫
和民间祭祀的诸神中，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关圣帝君、观音、火神、龙王、
山神、菩萨、财神等，都赫然列名其中。

２．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活动

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主要分为两类：祭祀和跳大神，但无论是哪一
类，都是通过萨满教的巫师——萨满进行的。
（１）祭祀
满族的祭祀活动，有许多种，例如，祭天、祭祖、祭神等等。甚至婚丧
大事，也要祭祀。所有这些祭祀，萨满均参与其中，上香、手摇神铃、歌乐
词、念祭文。这里仅以男女结婚仪式为例，就可以了解萨满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了。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②
孟慧英：《满族民间文化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3 页。
 满族的青年男女结婚仪式，一般要进行 ３ 天。第一天，清晨，新郎跪在
祖先神位前，亲友在旁站立，倾听萨满念祝词：
鹊神安排的一对美满夫妻，
有山路神保佑，
一定把新妇娶到家。
新郎是个勤劳的人，
上山能打猎，
下水能捕鱼，
是穆尔察家族的好后代，
能永远听祖宗们的话。
新妇是个和顺姑娘，
在家勤劳能织网，
能养蜂，
能下水捉蟹捕鱼。
两户亲家和睦相帮，
愿把新娘娶到家，
永远吉利。
太阳出来后，全体宾客均到院子里祭天地诸神。萨满任主祭，并高举香
火念祝词，同时又敲打神鼓，边唱边舞。接着，众人一齐跪向天地诸神叩拜。
夜间，众人还要举行野祭，萨满的角色与白天相同。他们先向神偶祈祷，希
望能保佑平安、幸福。然后，萨满领着众人跳舞、唱歌。
第二天喜宴，第三天娶亲。当新娘被接到新郎家里后，举行成婚仪式。
首先萨满要念祝词，接着新婚夫妇到院子里的神杆下面叩拜天地、祖先诸神
①
。
（２）跳大神
满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不发达的时代，不懂得疾
病产生的原因及其防治办法，而误为是鬼神妖怪作祟，于是就请萨满跳大神，
以消灾祛病。
清初人曾记录顺治年间黑龙江宁古塔地区满族萨满教的跳神情景，现抄
录于下：
跳神犹之乎祝先也。（萨满）率女子为之，头带如兜鍪（ｍóｕ 音谋），
腰系裙累累，带诸铜钱，摇曳（ｙè音页）之有声。口喃喃，鼓嘈嘈，以
竿绾（ｗǎｎ 音宛）绸布片。于炕西缚一豕，以酒灌其耳与鬣（ｌｉè音猎）。
耳鬣动即吉。手刃之取其肠胃，而手■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
如歌舞状，老则厌，男子更厌矣。马神则牵马于室中，以红绿布帛丝系
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云。跳毕，则召诸亲戚啖（ｄàｎ 音淡）生肉，酌以
米酒，尽醉饱，不许怀而出其户，曰神怒也①。
这种情况颇为繁琐。实际上，有些地区的跳神完全是由萨满一人所为，
正像王友三先生所说的那样：跳神开始时，萨满先持鼓静坐，接着连打几个
哈欠，双眼紧闭，呼吸好似停止一番，恍恍惚惚，好像神已附在体内。忽然，
他开始抖动身体，同时用手击鼓高歌。之后，又站起身来，逐一请神，并问

①
参见孟慧英《满族民间文化论集》，第 203—205 页。
①
方拱乾：《绝域纪略・风俗》。
 明何神致病，用何法处置。询问明白，萨满开始祭神，口中念念有词（词意
谁也听不清楚）。念毕，萨满告诉人们，作祟的鬼神妖魔已除，病已好。祈
祷后，若病人痊愈，需还愿酬神；若未痊愈，则称病人供献不周，需再多供
献钱财②。实际上，病人所供献的钱物，统统地落入了萨满的腰包。
清廷定鼎北京后，跳大神也随之传到了全国各地，成为一项重要的封建
迷信活动，既骗取了平民百姓的许多钱财，又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影响和后
果极为恶劣。

②
参见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第 1080 页。
 八、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是中国广大被压迫群众（主要是农民、小手工业者）信仰的
一种宗教。它有自己的经卷、仪式、思想信仰和组织系统，而且这些思想信
仰和组织系统又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有的甚至格格不入，
因此，民间宗教各教派无一例外地被统治阶级视为“邪教”，受到残酷镇压
或取缔。这样，民间宗教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由公开转为地下活动，
进行秘密的串联和传教收徒，由此又被称为秘密宗教。民间宗教的存在和活
动，尤其是当它和人民起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
威胁和打击。清代前期，民间宗教的活动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
组织了许多次重要的人民反清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少威武悲壮的诗
篇。清代中叶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民间宗教遭到了沉重打击，
开始衰落。至清代后期，所起的作用就十分微弱了。

（一）清代民间宗教的概况

以往，学术界总是把清代民间宗教笼统地称为白莲教。应该说，这只是
一种习惯说法，并不很确切。

１．特点

清代民间宗教有如下的 ３ 个特点：
第一，活动地区扩大。元明时期，民间宗教主要就是白莲教。然而，到
了明朝末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
压下，白莲教在各地逐渐转向在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手工业者、兵士、流
民、小商人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许多的支派。清初，随着清兵入
关后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北方的民间宗教各教派纷纷南迁，势力遍及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不过，它们也并
未因此而放弃北方的据点，在京师、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活动，
依然很多。正如清代思想家颜元所说，京师府县以至各穷乡僻壤均有“邪教”
活动的踪迹。这说明，从清初以来，民间宗教的势力已遍及于中国南北两方
的广大地区了。
第二，清朝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的取缔、镇压比明朝严酷，但是清代的
“邪教”却比明代更为活跃。清朝定鼎北京后，即对民间宗教予以密切注视。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清吏部给事中林起龙在奏疏中指出：近日社会风俗大
坏，白莲、无为、大乘、混元等邪教蜂起；它们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
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行经堪忧。他要求朝廷严加搜捕，处以重罪，
作为防微杜渐之计。清世祖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严禁“邪教”。但是，与
统治阶级的愿望相反，民间宗教却更为活跃，支派也更加繁衍，不过在教名
上称“白莲教”的并不多，大都冠以大乘、圆顿、先天、罗祖、无为、收元、
混元、红阳、八卦、天理和清水教等名目。
第三，各地“邪教”与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对封建地主阶级造成严
重威胁。
从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北京杨起隆领导上三旗奴仆的反清起义失败
 后，几次重要起义，如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山东王伦起义、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直鲁豫交界地区的反清起义，
都是在民间宗教的旗帜下发动的。这些起义都给了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特
别是嘉庆十八年的起义，起义者以不足百人的队伍，竟冲进了统治阶级的神
经中枢——紫禁城，使清仁宗惊呼：“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①，起义“酿
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②。这是清朝统治中国 １７０ 年来，最高统治者第
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反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从乾隆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 ６０ 多年间，民间宗教的某些教派当之无愧地成为
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起了进步的作用。

２．群众基础和组织状况

（１）群众基础
清代民间宗教的群众基础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
小商人和流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另外，清代的皇室、汉军、差役、富裕农民
中也有一些人入教，并参加反清的武装起义。这些人虽不构成民间宗教的群
众基础，但他们的加入，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整个封建统
治已进入了土崩瓦解的阶段。
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入教，表面看来是由于封建迷信所致，如为了求得
神仙保佑、消灾祛祸，实质上是由于贫困所致。
当然，贫困和入教本身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以农民为
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过着非人
的生活，同时还时常遭受各种疾病的侵袭，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愤的境遇。
然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解救自己的路，只好祈求于神灵的庇护，
以期靠这种超人的权威摆脱现实的苦难。这样，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的
那样，一方面人世间的悲惨和希望，因采取了超人间的宗教幻想形式而得以
发泄和寄托；另一方面，当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人世间的悲愤和
希望又会引导广大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把民间宗教作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反
抗封建统治。这就是清代许多次农民起义打着民间宗教的旗帜、组织武装起
义的原因所在。
（２）组织状况和宗教活动
清代民间宗教组织的实质是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派系的老教首各自执掌
本派大权，各级教首和教徒都是他的一传、再传、三传等的弟子，对他必须
绝对服从。老教首的重要弟子们均可独立收徒，因此，当他们所招收的徒弟
日益增多时，独立活动的倾向也随之加强，特别是当老教首去世或被捕时，
更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即另立新的派系。这种家长制的统治，使清代民
间宗教派系林立，彼此间无法团结和互助。
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总教首（总头目），为了世代保持权力，达到父子相
袭或兄终弟及的目的，采取了各种办法统领各地所属的教徒。政治上，他被
打扮成超凡入圣的偶像和圣人，令教徒尊奉。例如，八卦教创始人刘佐臣被

①
《清仁宗御制诗集》。
②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奉为“先天祖师”，他每年 ６ 月 ２４ 日生日时辰，各地教徒都要为其上供烧香。
经济上，各地教首在当地传教收徒时，要敛足一定数目的银两、粮食、布匹，
然后向上汇送，直达总教首面前，称为“朝贡”。总教首一般深居简出，不 　轻
易接见教徒，以示其神圣的尊严。他的指示也都通过各级教首层层下达。有
的总教首，例如闻香教主有飞筹竹签，向各地所属派系传递消息，一日可数
百里，十分便捷。
民间宗教各教派的传教方法是：总教首、教首有的充当医卜，有的充当
商人，遍历城镇各村，传教收徒。例如，乾隆后期，红阳教首刘之协就是一
个商人。他经常在湖北襄城一带以从事棉花买卖活动为掩护，进行传教收徒。
嘉庆时期，京畿大兴县人林清以行医为名，走街串巷，招收了不少教徒。
一般而言，教徒入教要有介绍人，称为“引进”。入教的仪式有授戒、
传诀、唱授愿文、上表挂号、对合同等内容。授戒就是向教徒传授三皈（ｇｕì
音归）五戒。三皈是：皈依佛、法、僧，五戒是戒杀、戒盗、戒淫、戒酒、
戒诳语。传诀主要是向教徒传授“真空”八字咒语（即“真空家乡，无生父
母”，或称“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唱誓愿文实质上就是教徒入教的宣
誓词。由于民间宗教的秘密性质，教首在吸收教徒入教时，一般都要他们上
香发誓，一方面表达入教的决心，另一方面表示决不泄露教内的任何机密，
否则就要“天打地雷轰”。上表挂号的意思是，教首在教徒入教后，将其姓
名、年龄、性别、住址等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将纸点燃，以示向教派的最高
神祇（ｑí音祈）——无生老母报告：接收某人为该教教徒。对合同就是，教
徒入教时填写的那张纸一式两份，教首自己留存一份，发给教徒一份，作为
他们日后“升天”的许可证。
上述的入教仪式，仅就一般状况而言的。实际上，有些民间宗教派别的
入教仪式很简单。例如，某一个教首在给一个人治好病后，告诉他入了教就
可不得病、不受穷，还可有钱花，那个人答应入教，并向教首磕头后，入教
的“仪式”也就结束了。
教徒入教之后，平时一般的活动就是念经、烧香、拜忏、上供、坐功、
纳钱等。念经不是念佛经、道经，而是民间宗教自己的经卷，即宝卷。烧香
礼拜的仪式大致是：教徒在平日定时（或每天，或每周的二、六等）或会期
（如每年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日）来到教首家，在无生老母神
像前上供烧香，跪倒磕头，口中念咒不已，声言上等人成仙成道，中等人祛
病延年，下等人消灾免难。坐功是由崇拜太阳引起的。民间宗教认为，太阳
是光明的化身，因此，他们每日或早、晚两次，或早、午、晚三次朝拜太阳。
朝拜时，教徒面对着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趺坐，口念“真空”八字咒语。
不过，各教派念的遍数不一，有的念 ２７ 遍，有的念 ８１ 遍，这叫做坐功，声
言功成可免灾劫。教徒入教时和入教后都要纳钱。各教派所纳钱数不等，有
的只交数文、十几文、几十文，多的数百文。还有的教内纳钱，由教徒随意
付给，声言钱给的多福份就大，否则福份就小。有的教派平时要交纳一定数
目的银钱，每逢清明、中秋节时还要另纳，不过数目也不限定。教徒所纳的
钱一般被称为根基钱，有的则称作扎根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香火
钱、跟账钱等。为了刺激教徒多纳钱，教首在教徒入教时就宣称，交纳根基
钱等名目，就是为了现世种下弥勒佛下凡时代的幸福，待弥勒佛真的下凡时，
教徒们就可以取得数倍、数十倍的好处。
那么，教徒纳的钱做什么用呢？一般来说，教徒所纳之钱用作本教派活
 动和教徒间互助互济的经费。例如，嘉庆时湖北的收元教就规定：“习其教
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①这虽有些夸张，但在
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清代民间宗教的互惠性质。当然，不可否认，教首也
常常从教徒的根基钱中捞得利益。有的教首创教目的之一，就是因为生活贫
困，以收徒骗取钱财。例如，雍正、乾隆年间，直隶、山西的混沌教首冯进
京、王会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专门诈骗教徒的银钱，以谋一己私利。有的教
徒揭露他们说，第一次到冯进京的家里，见冯很穷，就相信他创教的目的真
是为了修行；等第二次再到冯家，见其广置庄田，修盖漂亮的房舍，才明白
冯创教原是为骗钱肥己。而王会，更是一个以传教为名、诱奸妇女的坏人。
不过，这样一个单纯骗钱的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快就丧失贫苦群众的支
持，同时又极易为清廷侦破而陷于土崩瓦解。
教徒平时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夜聚晓散”。这主要是因为，白天活动
容易为官府发觉，而夜晚活动容易隐蔽；另外，由于民间宗教的参加者主要
是劳动人民，他们白天须参加生产劳动，只有夜晚清闲。
清代各教派均有大量妇女参加。民间宗教突破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
男女授受不亲等传统观念，表现了对妇女的尊敬、信任、关切和同情。各教
派大都宣扬世上无论男和女，都是无生老母的皇胎儿女，他（她）们应一律
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各教派对男和女，一视同仁，同样吸收入教。据现有
资料，有的教徒女性人数远远地超过了男性；有的出类拔萃的女性还当了教
首。例如，嘉庆时期，湖北收元教首齐林的妻子王聪儿（齐王氏），在丈夫
被清廷处决后，当上了该教的“总教师”（即总教首）。她接替齐林的事业，
与其徒姚之富率领起义军反清，使清仁宗寝食不安。她最后被清军围困在一
座山上，弹尽粮绝，率领十余名妇女教徒投崖自杀，充分显示了中国妇女勇
敢、坚毅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王聪儿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标炳于史册。

３．经卷和思想信仰

（１）经卷
清代民间宗教的经卷称为宝卷。据史载，自明万历至清康熙的百余年间，
每立一个教派，必刻一部经卷。这些经卷虽已大多失传，但据估计总当在二、
三百部之多。现存最早的宝卷，就是明武宗正德四年（１５０９ 年）刊刻的罗教
经卷《罗祖五部经》。
清代宝卷的体裁与明代相同，一般分成 ２４ 品，以韵文为主，间以散文组
织成篇。有的还在卷中谱入民间曲牌，诸如《黄莺儿》、《清江引》、《山
坡羊》等调，以便歌唱。
宝卷的内容，大量抄袭了释、道、儒三家的经典和思想。三家的神如弥
勒、观音、如来、李老君、张天师、孔子、关帝等等，都是宝卷中礼拜颂扬
的偶像。宝卷基本上阐述了民间宗教的教义、信仰、特点、宇宙观、伦理观，
其中固然宣扬了一些诸如忠义孝悌、轮回报应、天命论等陈腐说教，或在天
文、历法、地理、医药、历史等领域给人一些十分浅陋、谬误百出甚至荒唐
可笑的“知识”，但也确实宣扬了“叛逆”思想，反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劳
苦大众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良好愿望。这方面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

①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二，《齐王氏》。
 第一，揭露社会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情景。如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
级极度奢侈腐化，对劳苦群众无休止地横征暴敛，加之天灾连年、人祸横行，
整个社会已变成了人吃人的社会，宝卷对此写道：“父吃子，子吃父，遍地
都有；夫吃妻，妻吃夫，不思恩情。有白骨，如干柴，人头乱滚。这二年，
刀尖过，怨天不收。” ①其悲惨状况历历在目。宝卷还特别警告贪官污吏，向
他们指出只有改恶习教才有出路：“富贵官员侧耳听，贪花恋酒罪随身，趁
早惺（醒）悟拜明人。忽然阎君鬼来寻，积下黄金难买身，幼子娇妻那当承？”
第二，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宝卷在歌颂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
义时写道：“在前时，木了一，留名在世；这一番，弓合长，又立根苗。”
这里的“木了一”是李字，明指李自成；“弓合长”是张字，明指张献忠。
宝卷还多次提出李自成是真命天子，应该做皇帝。宝卷还教导教徒们专“杀
不平之人”，“一休杀人，二休放火，三休要欺骗妇女，四休要妇女衣服，
五休要抛撒五谷。”可见，民间宗教已把救度众生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
第三，表现农民阶级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清代官僚黄育楩（ｐｉáｎ 音
胼）曾经这样概括民间宗教坚毅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邪教谓问成活罪能免
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
穿大红袍上天。”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２）思想信仰
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喻松青先生曾指出，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就是
它们的宝卷中所宣传的劫变、弥勒下凡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
这是非常正确的。
清代的民间宗教，吸取了佛经中“劫”的思想观念。从表面上看，它们
对“劫”的解说与佛经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它们对“劫”的观念进行了利
用和改造，使之成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可以从清代宝卷对天盘三
副说的论述得到证明。天盘三副说的基本内容是：世界上是由过去、现在和
未来 ３ 个佛轮流掌管着天盘。过去佛（又称燃灯佛）掌教时，每年只有 ６ 个
月，每日有 ６ 个时辰；现在佛（又称释迦佛）掌教时，每年有 １２ 个月，每日
有　１２ 个时辰；未来佛（又称弥勒佛）掌教时，每年有 １８ 个月，每日有 １８
个时辰。按照这个说法，世界上 ３ 个时期掌教者要更换，年月日也将有所改
变。这反映了民间宗教改天换地的意图和愿望。
民间宗教所宣传的劫灾、劫变，主要集中在世界的第二时期。这时期的
末叶，水、火、风、刀兵、饥馑及瘟疫等天灾人祸频仍，世界到了末劫。世
人要想避免苦难和遭殃，就必须皈依民间宗教。也就是说，只有入了教，才
能得到无生老母差遣下凡的各派教首们的“救度”，从而免除灾难。清高宗
末年，川楚陕的收元、混元教首们在当地就曾广泛宣传“时届末劫”，声称
大劫到来时，天地昏暗，日月无光，世界必有一大变，终于以此组织了各地
教徒的反清武装起义。
民间宗教对弥勒佛的祭奉可以追溯到佛教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此
后，在广大下层群众的心目中，弥勒佛的下凡被认为是帮助他们驱逐压迫、
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的到来。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普遍信奉弥勒佛，但许
多教首却把自己打扮成指路的贤人般的佛。例如，嘉庆年间天理教首林清就
是这样，并以此发动了攻打紫禁城的反清斗争。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书。
 民间宗教本来是个多神教，信弥勒佛、混元老祖、天真古佛、无生老母
等等。清代以前，它们还没有一个至尊的天神，即主宰世界的最高神。到了
清代，无生老母的地位终于超过了其他的神祇，成为民间宗教中唯一的至尊
的神，并由此演变成了“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
无生和真空的说法，都是仿照佛经无生无灭和世界皆空而言的。民间宗
教接受无生的说法，并把它和老母相联系，显然是告诉人们，只有老母的生
命在现实世界上才是最绵长而又永恒的，因而她才是至高无上、伟大无比的
神。同样，民间宗教接受真空的说法，是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五谷禾苗
及人、物都看作是由真空变化而来，从而把真空当作宇宙的根本的、永恒的
真理。总之，“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就是告诫在现实世界中陷于
苦难境地的人们，要摆脱剥削和奴役，就必须接受无生老母的教诲、召唤和
拯救，以返回家乡（即天宫）与无生老母团聚，获得永生。这就比佛教用彼
岸世界否定现实世界来得彻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随着社会动荡不安、
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时，又鼓动信徒起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以求在现
实世界中建立起新的王国。
清代民间宗教把无生老母不仅描绘成创世主、人类的祖先，而且又是拯
救人类出苦海的救世主、人类的救星。她既是神，又是人，住在天宫（真空
家乡），把天上的母爱和人间的母爱交融在一起，博施于人类，感召了无数
的教徒和群众。尤其是当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中而无法生存时，无生
老母就命太上老君在无影山（虚设的地名）造法船、金船、孤舟等数十万只，
派佛母、佛祖、真人等来到人世间，把受苦难的人们接送天宫，与无生老母
团聚。民间宗教的宝卷，还把无生老母打扮成心地善良、性格温顺、和蔼可
亲的老祖宗：“无生老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
苦海只顾贪。”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无生老母的形象无疑具有极大的
吸引力。也正是这个原因，清代凡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民间宗教，大都信奉无
生老母，把她作为精神上的领袖，以吸引群众入教及鼓动他们参加反封建斗
争的行列。例如，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山东临清的清水教首王伦领导
起义之前，尊无生老母为圣母，向教徒广为宣传“圣母降身，刀枪不入”，
把无生老母看作起义军的佑护之神。
民间宗教的思想信仰受孔孟儒家的影响很深，因此也把孔夫子列为天
神。民间宗教的经卷说：“万法皈一，有弥陀教主、法王佛、三阳佛、无量
佛、皇极佛、天元佛、太宝佛、普善佛、儒童佛、天真佛，为十号圆满。”
又说：“儒童祖，骑龙驹，川州过府。有子路，和颜渊，左右跟随。有曾子，
和孟子，前来引路。七十二，众门徒，护定圣人。”①这赫然排在天神中第八
位的“儒童祖”，就是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孔夫子。他的地位，排在释、
道二教诸神之后、天真古佛之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不仅被当作民间
宗教的天神，而且其 ７２ 个有名的弟子也被当作民间宗教的天神。这显然是借
用封建时代的圣人，护持民间宗教，遮蔽统治阶级的视线。
另外，民间宗教还把关羽作为一神。清代流传的民间宗教宝卷，竭力把
关羽打扮成降伏妖魔、帮助人们超凡入圣的伏魔大帝，号召教徒对其顶礼膜
拜。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二）清代民间宗教的发展与演变

民间宗教经过长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到了清代，各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地
出现在中国的南北大地上。据学者刘子扬先生统计，教派名目已达 １０７ 种之
多，它们是：（１）白莲教，（２）洪濛教，（３）罗教，（４）一字教，（５）大乘教（罗
祖大乘教、西天大乘教、大乘清茶门教），（６）无为教（清静无为教、皈依无
为教），（７）三乘教，（８）收园教（收园道），（９）老官斋教，（１０）龙门教（龙
天门教），（１１）清茶门教（清茶门红阳教），（１２）清净门教（清净法门教），（１３）
龙华会，（１４）青莲教，（１５）悄悄会，（１６）混元教（清净佛门教、清圆道教），
（１７）荣华会，（１８）先天教，（１９）红阳教（弘阳教），（２０）九莲教，（２１）吕皇教，
（２２）三阳教，（２３）天真门教（未来真教、天真门音乐会、老人会），（２４）五圣
门教（花灯会），（２５）金丹教（金丹道，学好教），（２６）斋教，（２７）白阳教（二一
堂、悄悄会），（２８）太阳经教，（２９）一字门教，（３０）元顿教（油蜡教），（３１）
青阳教，（３２）黄阳教，（３３）牛八教，（３４）五盘教，（３５）一炷香教（红阳门教、
一炷香如意教、一炷香天爷教、好话道摩摩教），（３６）好话教（义和门好话教、
如意离卦教义和门），（３７）添柱教，（３８）坎卦教，（３９）艮卦教，（４０）老理教，
（４１）离卦教（离卦道教），（４２）老佛教，（４３）老天门教，（４４）明天教，（４５）八
卦教（后天道、圣贤教），（４６）乾卦教，（４７）天龙八卦教，（４８）九宫八卦教，
（４９）八卦紫金会，（５０）金丹八卦教，（５１）清水教，（５２）天理教，（５３）坤卦教，
（５４）震卦教，（５５）佛门教，（５６）青龙会，（５７）北庵教（天真门），（５８）南庵教，
（５９）天真教，（６０）灯郎教（燃灯教），（６１）玉虚门教，（６２）天园教，（６３）三元
教（三元会、未来教），（６４）无生教，（６５）敬天会，（６６）邱莘（ｘìｎ 音辛）教，（６７）
陆林会（陆林混元教），（６８）新新教（普度教），（６９）如意教（如意门、老子教、
一炷香），（７０）儒门教，（７１）摸摸教，（７２）九宫教，（７３）未后一炷香教，（７４）
灯花教，（７５）弥陀教，（７６）鸣钟教，（７７）明宗教，（７８）青主教，（７９）红灯教，
（８０）一字教，（８１）黄天教，（８２）央央教，（８３）花灯教，（８４）道心教，（８５）敬
空老祖教，（８６）天顺教，（８７）在理教，（８８）习文教（白莲池），（８９）太子教，
（９０）武圣教，（９１）文贤教，（９２）白阳九宫教，（９３）达摩教，（９４）矢公教，（９５）
明灵教，（９６）鸿钧教，（９７）白山教，（９８）天极门教，（９９）白衣教，（１００）虎尾
教，（１０１）八卦青龙教，（１０２）皇门道教，（１０３）清真独一教，（１０４）天门教，
（１０５）桥梁会，（１０６）五郎会，（１０７）老母教。
另据其他一些学者估计，清代民间宗教的教派总数不少于四、五百种，
可见数目之巨，活动范围之大了。但就上述 １０７ 种教派而言，涉及的面就已
非常广泛了，因此，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涉及，仅择几个主要教派简单介绍
于下。

１．罗教及其教派

（１）罗教
罗教是明代莱州府即墨县人罗清（１４４２～１５２７）于明武宗正德初年创立
的。罗清还著有《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
下两册）、《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俗称五
部六册。他还创立了“无生老母”的新神。这五部六册和无生老母对后来的
民间宗教影响极大。
 明末清初，罗教受到了统治阶级的严厉惩治，被宣布为“邪教”，五部
六册书版被封存。但罗教在各地的活动依然如故。清代，罗教的主要活动地
区是运河两岸及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并建立了许多庵堂，作为活
动场所。庵堂中供有罗祖（罗清）像，有的还刻印五部六册经卷。一般的罗
教徒均是上供、坐功、茹素念经，并无反抗统治阶级的活动。乾隆年间，罗
清后裔曾在京畿密云一带活动，奉其祖为“无为居士”。自乾隆至道光年间，
罗教在浙江、福建一带粮船水手中间广召徒弟。
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支派，其中较为有名的是老官斋
教、糍粑教。
（２）老官斋教
老官斋教约创立于明朝末年，创始人是罗教祖师、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
普善。清代乾隆时期，该教在福建的建安、瓯（ōｕ 音欧）宁一带十分盛行，
当地建有 ５ 处斋堂。男女教徒平素吃斋，声称可以成佛。每逢初一、十五，
他们都各持香烛赴各堂念经聚会，人数多寡不等。姚氏后裔为保该教香火旺
盛，每年定期来闽一次，举行招收徒众仪式，向教徒授法名（法名前均冠以
“普”字），每名收香火银 ３ 钱 ３ 分。徒众俱称老官，故该教称老官斋教。
清代中叶以前，老官斋教分为 ３ 等教阶，即小乘、大乘和三乘。至清中
叶，该教形成了庞大而又有系统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习教顺序分为以下 １２
个步骤进行：
凡始入教，诵真言二十八字，曰小乘；再进奉大乘经者，曰大乘；
再进曰三乘，始取普字派法名；再进可引人入小乘法，曰小引；再进可
引人入大乘法，曰大引，此二者，能引而不教；再进曰四句，许传二十
八字法，以授小乘；再进曰传灯，始有教单，如执照然，始许领寻常拜
佛法事；再进曰号敕（ｃｈì音斥），许传大乘法；再进曰明偈（ｊｉé音竭），
许代三乘人取法名；再进曰蜡敕，许作蜡会领法事；再进曰清虚，副掌
教事，蜡敕以下，皆听指挥。最尊者为总敕①。总敕，实即最高首领，由
姚姓后裔世袭。
（３）糍粑教糍粑教，又名糍粑会，或三乘会，是安徽南陵县人潘千乘创立
的。康熙末年，世代习罗教的潘千乘，以治病为名，聚集男女，燃点巨烛，
以糍粑供佛。于是，一个新的教派糍粑教就产生了。该教活动的地区主要是
安徽的南陵、宣城、合肥、巢、铜陵等县及无为州。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 年），
四川彭水县人张射斗把糍粑捏成佛像，邀人入会。从此，糍粑教的活动又扩
大到了四川。雍正三年（１７２５ 年），潘千乘病故，其子潘玉衡继承父业，继
续进行传教活动。他以念经吃斋、为人治病招收教徒。每逢佛、菩萨生日，
或为人治病时，潘玉衡都要聚人念经吃斋。他本人站在笑罗汉（即弥勒佛）
前，众人跪在下边，屋内点起大蜡烛，桌案上供些茶、果、糍粑。从黄昏起
开始念经，直至次日 ５ 更时，将糍粑切开，众人吃完散去。该教规定，入教
者交纳银钱，称为种根钱，一般为三、五文钱，穷困者可免交。与老官斋教
相同，教徒也以“普”字作为法名。
雍正十二年，张射斗在四川发动了反清起义，不久失败。次年，潘玉衡
在家乡被捕，并在审讯之后当堂杖毙。

①
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
 ２．红阳教及其教派

（１）红阳教
红阳教又称弘阳教，或混元红阳教。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 年），
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韩太湖（名高招，又名春坡，号宏阳，又作弘阳子），
正式开宗立教，创立红阳教。红阳教很可能是因韩太湖的号而得名。
韩太湖在创立红阳教的第二年，来到北京结交权贵，投拜在有权势的太
监门下，得到他们的信奉和支持。御马监、内经厂、盔甲厂的太监帮他印造
了众多的形制古旧、装璜精美的宝卷。可见，红阳教在宫廷太监中拥有很大
的市场。直至清代，红阳教都把势力伸向皇宫和八旗，上自宗室黄带子，下
至旗人、太监，都有信奉者。此外，红阳教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流行和传播，
山东、山西、河南、四川，以及奉天（今沈阳）一带都有红阳教的活动踪迹。
红阳教平日的活动就是作会诵经，尤其是飘高祖（韩太湖自称）的生日
（五月十六日）、忌日（十一月十六日），以及每月的朔、望日，必要供佛
念经。他们有的以茶叶供于佛前，焚香念经祭拜，祈求福降祸消。每次作会
诵经时都要敛钱，自数文、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这些钱有的进入教首腰包，
有的作为教徒间的互助资金。教徒们念完经后，一般都把上供茶叶分给病人
喝，声言服食此茶即可消除灾祸。
红阳教信奉 ３ 位最高神祇：混元老祖、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该教把混
元老祖看作是众神之王，是一位安天立地的宇宙开辟者。无极老祖是一个具
有上帝权威的神，无生老母则是一位地位极高的女性神，有的红阳教经卷还
把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视为夫妻，而把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和飘高祖视为
他们的儿子。这显然是借助儒、释、道三教抬高红阳教在群众中的地位，并
从一个侧面说明，红阳教提倡三教合一。
与民间宗教其它教派一样，红阳教也把世界分为 ３ 个时期：青阳、红阳
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也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
佛掌教。这就是红阳教的三阳说。与此相适应，它还竭力宣扬红阳劫变说：
在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据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
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白阳理想世
界实现。这就是所谓“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现实
黑暗世界的痛恨和对未来光明世界的无限向望。
红阳教创立初期，不仅没有把“真空家乡”和“无生老母”联系起来加
以信奉，而且也未把“真空”和“家乡”联系起来。它的经卷只谈“家乡”
或“极乐家乡”。红阳教正式使用“真空家乡”，并把它和无生老母相联在
一起加以信奉，恐怕是在乾隆中叶前后。
红阳教的支派很多，诸如青阳教、白阳教、混元教、收元（圆）教等等。
（２）青阳教
青阳教活动的地区主要是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基本上是一个求神拜
佛，以寄托未来的宗教组织。这个教派每月朔望要向太阳礼拜，焚香祷告，
每天要念诵“真空”八字咒数十遍。教徒入教，每人要交纳根基钱 ３００ 文。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京畿地区青阳教首领屈四由于不满清朝的腐朽统治，
率领部分教徒参加了由天理教领导的攻打紫禁城的战斗。
（３）白阳教
白阳教的活动地区，基本上与青阳教相同。其宗旨主要是宣扬“红阳劫
 尽，白阳当兴”，教徒入教也要交纳根基钱，数目自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
嘉庆年间，直隶固安县的白阳教首李德（又称李五），家中十分富有，经常
资助天理教首林清，并接受了他的反清思想。这支白阳教是嘉庆十八年天理
教攻打紫禁城的主力部队之一。
（４）混元教
混元教是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创立的一个教
派。该教开始时烧香念经，不久势力迅速扩展到河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
徽颖州等府。第二年，地方官府逮捕了樊明德等 ９０ 余人，从搜缴的《混元点
化经》中查出了“图谋不轨”的语句：“有一日，换乾坤，换世界”、“末
劫年，刀兵现”，引起了清高宗的极度恐慌，下令予以严厉镇压。樊明德等
人被处死，他的再传弟子刘松等被充军。乾隆五十三年，刘松和他的弟子刘
之协密谋恢复混元教，并提出“弥勒转世，保辅牛八”的政治口号，实际是
假明朝后裔（牛八是朱字的分写）之名取代清朝的一统江山。后来，在清廷
的残酷镇压下，刘松被处死，刘之协作了可耻的逃兵，但是他们提出的政治
口号确实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大
起义爆发后，一直在河南、湖北交界处传教收徒的混元教首王廷诏，亲率五
六千人参加了起义队伍，并坚持了长达 ６ 年的反清斗争。王廷诏于嘉庆六年
二月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５）收元教
收元教又称收圆教，最早的创始人可能就是刘佐臣（当时他立的教名称
五荤道收元教）。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刘佐臣的儿子刘儒汉掌教时期，其
徒韩德荣在山西自称收元祖师，“星宿下降”，独自立教收徒。不过，这个
教派是一个无任何政治目的的宗教组织。此后，一些收元教徒潜入河南、湖
北等地传教，发展势力。
乾隆二十年前后，河南收元教民张仁、王五钧等倡立荣华会，“编造逆
词，惑众骗钱”①。不久，清廷破获了荣华会，将张、王处决，其余发配边疆。
二十八年，王五钧的再传弟子徐国泰又改倡收元教，声称张仁、王五钧等“转
世在京”。教徒入教时，先令其叩头设誓，不许叛教；然后由教首传与十字
经“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以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咒，并要
教徒每月于朔望时念诵，声称可以求福消灾；入教者还要给教首百十文至千
余文钱不等。乾隆三十二年，徐国泰利用清军征讨缅甸之机，编造“戊子、
己丑（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天下乱”之语，及“邪言”四句：“言午在
中原，月月上下连，十佛来往世，超度女共男”诱人入教。次年，徐国泰传
教案发，本人被清廷处死。之后，徐国泰教内徒弟李从呼、孙贵远等继续传
授收元教。乾隆四十七年，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来到河南新野作买卖，加入了
收元教。随后，宋之清及其徒弟齐林等人，就在川楚陕交界地区积极传教收
徒，宣扬“弥勒佛转世，……要保护牛八起事。”从而把该教变成具有反清
政治目的的宗教组织。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在清廷的大肆逮捕和镇压下，
宋之清和齐林等牺牲。
宋之清、齐林牺牲后，齐林的妻子王聪儿、徒弟姚之富等人，继承了他
们的未竟事业，在湖北襄阳积极酝酿和组织武装起义，并派人到湖北各地、

①
本部分及以下各部分引文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朱
批奏折》中的“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
四川、陕西、河南联络当地的收元教徒，告诉他们说，来年（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要大家预先造好兵器，
准备起义。
嘉庆元年初，王聪儿、姚之富在极其紧迫的形势下在湖北襄阳发动了反
清起义。接着，湖北的枝江、长阳、宜都、当阳等地纷起响应。起义者发布
告示，提出要“兴汉灭满”，声称“今真明（命）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
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他们还摒弃了清统治者的年号，改用干支
纪年，鲜明地表达出这次起义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清朝，建立农民政权。起义
的烽火还迅速蔓延到川陕豫等省。各路起义军在起义后盘踞山寨，恃险凭高，
修筑各种工事，利用有利地形和清军展开激烈的阵地战。由于寡不敌众，至
当年秋天，湖北各支起义军中除一二支外均已陆续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被
迫率众进行战略转移，向四川进军。次年六月，他们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
师，但此后各路兵马依然独立活动，互不统属。嘉庆三年二月，王、姚牺牲
后，余部转入了流动作战。与此同时，四川起义军的力量强大起来，先后在
长江以北、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采取进攻态势，获得很大发展。后因清军
的严厉镇压，也转入了流动作战。直至嘉庆五年二月，起义军首领冉天元等
人组织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战略进攻，先后进行了大鹏寨战役、苍溪战役和马
蹄冈战役，给清军以重创。但马蹄冈战役之后，起义军的力量也逐渐削弱，
并分成许多小股部队，凭借南巴老林的峭壁悬崖、密树幽谷，进行“忽南忽
北”、“忽东忽西”、“忽分忽合”的游击运动战，一直坚持到嘉庆十年五
月失败为止。
几乎与湖北收元教活动的同时，安徽也有一支金悰（ｃóｎｇ 音丛）有领导
的收元教。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 年），金悰有收安徽巢县人方荣升为徒。两人
在当地积极传教，使该教势力大增。３ 年后，金、方等人被捕，分别发配到
黑龙江和安徽灵壁县。嘉庆十八年九月，方荣升乘黄河发水之机，逃回家乡，
重整收元教，使之从一个专门从事收徒敛钱的组织走上反清的道路。他自号
“蓬莱无极老祖”，把自己打扮成当世的弥勒佛，要普度众生。同时又编造
了一本《万年时宪》，作为世界要变、“弥勒治世”的依据。他还刻有“九
莲金印”一颗，自称推翻清朝统治后使用。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 年）二月，方
荣升与其徒编造反清匿帖，派人分别投送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 ５
省。这年八月，方荣升聚众谋反案发，收元教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此
后，收元教各支派依然在民间秘密活动。

３．八卦教及其教派

（１）八卦教
八卦教是清代华北地区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派别。它以八卦作为
基本的组织形式，招收门徒；各卦都独立发展，互不统属，而总教首只是一
个名誉领袖，一个十足的偶像。
八卦教的创始人是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据史料分析，刘佐臣于顺治末年
在京师拜太监、红阳教首领魏子义为师，回到山东后改名刘奉天，创立了五
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书》，分八卦收徒敛钱。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
刘佐臣创教之初，只招收了 ３ 个徒弟：清丰县人秦姓（具体情况不详）；
“南方郜姓”，即离卦教的开山祖师、河南商邱县人郜云陇；“曹县王姓”，
即震卦教的开山祖师、山东菏泽县人王清容。说明他的徒弟不多，固而当时
也并未正式打出八卦教的旗号。
刘佐臣大约死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前后，其子刘儒汉继任教首。此
后 ３０ 余年间，八卦教的组织机构趋于完善：总教首之下，“每卦以 １ 人为卦
长，２ 人为左右干支，以下俱为散徒。”各卦独立传教收徒，所得银钱送给
卦长，再由卦长送交教首刘儒汉。但当时各卦依然不能齐全，因而有 １ 人兼
两卦长之说。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年），刘儒汉死，其子刘恪任总教首。由于刘恪并不热
心经营和管理，因而八卦教在他掌管的十多年中未有多大发展。大约在乾隆
十三年（１７４８ 年），刘恪的儿子刘省过接任总教首。刘省过与其父、祖一样，
只满足于充当宗教首领和从各卦长手中敛取钱财，这就给了各卦以更多的独
立活动余地，促使它们独自立教。于是，除了坤卦 １ 卦“未曾立教”外，其
它 ７ 卦均设立了卦长。各卦长及其卦的活动地区是：离卦，传教中心在河南
商邱一带，卦长系郜云陇的第三代孙郜大兄弟；震卦，传教中心在山东菏泽
一带，势力波及河南、直隶和江南，卦长系王清容的儿子王中；坎卦，传教
中心在直隶容城、山东宁阳一带，卦长系张柏，重要头目有孔万林；艮（ｇèｎ）
卦，传教中心在山东金乡一带，卦长先后为张玉成、张静安父子；巽（ｘùｎ
音逊）卦，传教中心在山东单县，卦长为张炎兄弟；乾卦，传教中心在河南
虞城，卦长为张姓子孙；兑卦，传教中心在直隶东明，卦长是陈善山兄弟。
乾隆三十七年，八卦教支派清水教案发，刘省过等人被清廷处决，刘省
过的儿子刘洪被收监。乾隆五十一年，直隶大名道差役段文经等人打着“大
明”旗号，以营救刘洪为名发动反清起义，成为当时震动一时的案件。清廷
在镇压起义后，发觉段文经等就是八卦教徒，这次起义是打着“八卦教”的
名义。这说明，五荤道收元教至迟在乾隆五十年前后已改名为八卦教了。
八卦教初创时，其教规是不开斋、不破戒、不食大五荤，同时又忌食生
葱生蒜。到了清代中叶，为了不把忌斋戒的人挡在教外，八卦教由戒五荤改
为戒杀、戒盗、戒淫、戒毁、戒欺，鼓吹实行仁、义、礼、智、信。
八卦教信奉的最高神祇是无生老母。《八卦教理条》就说：“忙里偷闲
寻生路，到家先看无生母。”教徒每日都要早、午、晚 ３ 次面朝太阳，念诵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八卦教的经卷还把孔夫子变成弥勒佛
的化身，而把该教徒众说是孔夫子“临凡下世”时带到人世间的，这显然是
借助孔夫子的威望抬高八卦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八卦教还把该教创始人刘佐臣祭为一神。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和后天 ３
个牌位，奉刘佐臣为“先天老爷”，他的后代刘省过、刘廷献等为“中天老
爷”，但始终不见“后天老爷”的姓名。这一方面很可能如一些学者所说，
象征着八卦教初创、发展和成熟 ３ 个阶段及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另一方面
用“后天老爷”的牌位激励后来者，使其将八卦教发扬光大、万载流传。如
乾隆中叶，震卦教首王中就曾自称为后天老爷，他宣传的教义中有明显的反
清思想情绪。
八卦教在初创时期，与民间宗教其它教派一样，都以为人治病作为传教
收徒的主要方式。清代中叶前后，八卦教又增加了运气炼功、演习拳棒。教
内分为文弟子和武弟子，文弟子运气练功，武弟子演习拳棒。这对于其它民
间宗教有很大影响，此后它们纷纷效尤。另外，光绪年间的义和团与八卦教
中的武弟子也很可能有师承关系。
 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 年），八卦教再次被清廷破获，教首刘成林被处决。
至此，刘氏家族长达一百五六十年的传教生涯宣告结束。不过，八卦教作为
一个民间宗教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在民间秘密传教收徒。
八卦教的支派较多，最主要的有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先天教和八
卦金丹教等。
（２）震卦教
震卦教的开山祖师王清容去世后，子王中接任卦长。王中尊刘佐臣为先
天老爷，刘省过为中天老爷，自称后天老爷。入震卦教者，均称为“东方震
宫王老爷门下”，或称后天王老爷门徒。王姓把震卦教完全视为自己的私有
财产。王中在乾隆三十七年被清廷处决后，其子王子重也被发配新疆。后来，
王子重在配所企图兴复旧教，被清廷发觉处死，他的儿子王栋给清刑部侍郎
范建丰为奴。嘉庆初年，王栋在同教人的簇拥下，当了震卦名誉教首，每年
坐等教徒将银两、衣服送来。王子重的另一个儿子王顺等人则在山东继续传
教骗钱。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清廷因在王顺家查获王子重祖遗传教家谱，
将其处绞。至此，王氏家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中、王子重时期，震卦教上奉刘省过为教首，王中、王子重先后为卦
长，卦长之下设有六爻（ｙａó 音摇）。震卦教在教内以“功行”大小，即招
收徒弟的多少封赏教职。教职为高低依次是：指路真人、开路真人、挡来真
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它们不仅是分工不
同，而且代表着在教中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其中，麦仕、秋仕是震卦中地
位最低的，秋仕称“托生秀才”，麦仕是“托生举人”，传仕专管送信，点
火是专管“出钱人的姓名单子，用火烧了使阴司记帐”。全仕以上才有权招
收徒弟，流水、总流水是教内管理帐目的大小头目。指路真人、开路真人、
挡来真人可称为教内的高职，权力很大，不仅可以动用教内钱粮，而且有权
裁处教内一切事务，赐封教职。指路真人在教内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秋仕
之下就是没有教职的徒众了，他们的地位最为低下，只有祈祷的权力和纳银
的义务。
震卦教每年作会 ５ 次，每次都先由教首将教徒姓名、籍贯用纸书写好，
然后按名索费，一般是三四百文至七八百文或千文不等，而且告诉教徒交纳
银钱越多，来生福泽越大。王子重在配所为了鼓动更多教徒为其汇送银两，
对表示“忠心孝意”的徒众每人晋升 １ 级。他的后代更公开以出钱之多少给
予六爻以下各项教职。这就使该教依然成为一个以骗钱为主的组织了。
震卦教的宗教仪式是：教徒每日早、午、晚 ３ 次朝拜太阳，两手抱胸，
合眼趺（ｆū音肤）坐，口念“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咒语共 ８１ 遍，名为
抱功，称功成可免灾难。王中时，教首在教徒入教时，还要传授《八卦教理
条》，其中有“八卦六爻人人有，迷人不省东西走。有人参透内八卦，好过
青松九个九。”“一劝你，善男女，回头行善。生死路，自己走，休等旁人。
有亲朋，合邻佑，替你破解。把主意，拿住了，休听邪言。二劝你，善男女，
低头下拜。拜自身，古灵光，本性应然。……三劝你，善男女，普发宏愿宏
誓，原作盟证，不可亏人。初进道，你不可，搀前退后。正正的，不当紧，
自坏其身。一自东方他为尊，阴阳二气他为分。八卦分开天地理，真性才得
出昆仑。”这些无非都是教人行善去邪，信奉八卦教。
震卦教除了王姓一派外，山东金乡侯姓一派也很有名，并进行了长达一
百五六十年的传教活动。侯姓的始祖叫侯棠。相传刘佐臣创立五荤道收元教
时，侯棠就掌握了金乡一带的震、坎两卦，从此独立传教收徒。侯棠为震、
坎两卦的总卦长，震卦主称为扶震主事、坎卦主称为扶坎主事，组织机构还
不健全，宗教活动仪式与王姓震卦教相同。
侯棠死后，其弟侯朴接掌教权。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 年），侯朴鉴于八
卦教总教首刘省过死后教内无人掌管的状况，决定兴复此教。他派徒弟徐卿
云等携带银两，到新疆寻找被发配的刘省过后代、表兄弟刘廷献，推举刘廷
献为中天教首，总掌八卦教事务。刘对此欣然同意，但由于身陷囹圄，只得
写信给侯朴，嘱其代管教中事务。嘉庆七年（１８０２ 年）初，侯朴因病去世，
其侄侯绳武执掌教权。当年五月，侯绳武派教内首领元善等携带 ４０００ 两白
银，再次来到刘廷献配所。其时，刘廷献已死，子刘成林在当地以卖油为生。
于是，众推刘成林为中天教首。刘成林自知无力管理八卦教事务，仍请侯绳
武代领。嘉庆十四年五月，侯绳武再派夏洪章携带 ３０００ 两银子，到新疆配所
送给刘成林，刘仍嘱托由侯绳武代掌八卦教。
不久，侯绳武因年老而自己的儿子侯化南等无能，“都不成器，不能传
教”，就将金乡一带的震、坎两卦教分别传给刘元善的胞兄刘上达和徒弟张
贯九、张圣文父子，企图保住自己的势力。
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 年）六月，侯绳武的另一个儿子侯位南在传教时为
地方官捕获。山东巡抚陈预顺藤摸瓜，将刘成林、侯氏兄弟及刘上达、张贯
九父子一网打尽。这样，自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二十二年的 ４０ 年间，作为震
卦教、乃至整个八卦教实际首领的侯氏家族，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也退出了
历史舞台。
③清水教
清水教与震卦教是同教异名，也可以说是震卦教的一个别名。在王中主
掌震卦教时期，八卦教总教首刘恪、刘省过父子均满足于充当宗教首领和从
各卦长手中敛取钱财，并用其中一部分捐纳官职，跻（ｊｉ 音机）身仕途。这
就给了各卦以更多的独立活动余地。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壮大震卦
教的势力，将其改名为清水教的。
清水教出现后，仍然尊奉刘省过为教主。所不同的是，在入教仪式上，
教徒要用 ３ 盅清水磕头，故名清水教。另外，与八卦教其它教派的一个不同
之处在于，王中提出了兴汉灭满思想，由此酿成了一场较大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二月，河南临颍县查获了传播“邪教”的谌（ｃｈéｎ
音沉）梅、李孟炳等 ６ 人，并在谌梅家中搜出王中所传的“逆书”，从而导
致王中被捕。不知是地方官吏，还是河南巡抚何煟有意缩小案情，将上呈御
览“逆书”中的“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一句中的“胡”字改
为“明”字。但这却未能瞒过清高宗。他一眼看出“明”字左旁的“日”字
有补改痕迹，经过细察笔法，断定系由“胡”字迁就改易而成。高宗还看到
“逆书”的后页有“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二语，认为“俨然
有自居太公兴周之意”。于是立即下令，要对这个“大逆显然”的案件彻底
严究，并批准将王中处绞。而王中也在受审时故意扰乱视听，把“平明”说
成是“天明时运气流转”，而把姜太公及八百秋之话说成是“行善可如太公
有寿”。四月中旬，高宗在谕旨中指出：“王中所供，皆系捏饰。”令暂缓
处决。但山东巡抚徐绩在未接到谕旨前已将王中绞决。不久，清廷又察明王
中和刘省过的关系，于是一举抓获了刘省过和离卦长郜氏兄弟。八月，刘省
过和郜氏兄弟也被处决。震动一时的王中案，历经半年至此结束。
 由于清廷的严厉摧残和肆意销毁，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王中所传“逆书”
的概貌了，但仍可从前引的词语中分析出王姓的思想倾向。“平胡不出周刘
户，进在戊辰己巳年。”这里的周刘指的是谁呢？据被清廷抓获的教徒供称：
“周即是刘，刘即是周。”显然是暗指八卦教首刘姓家族。把此句和“也学
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相联系，很可能是预言刘姓教首将在 ３０ 余年
后的戊辰、己巳年（即嘉庆十三、四年，１８０８、１８０９ 年）推翻清朝统治。这
虽然表明王姓有浓厚的兴汉排满思想，却不能说明他们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愿
望。
八卦教及其各派传教的宗旨，基本上是传徒敛钱。刘姓家族和包括王姓
在内的各卦卦长都在传教收徒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刘省过家有田庄
数处、地数十顷，积银 １ 万多两。王中每年也从教徒身上获取大量钱财，即
使他被清廷处决后，其家中也不断收到教徒送来的银、米和酒肉。可见，对
于刘姓和王姓来说，根本不存在产生“革命思想”的基础；他们的排满思想，
也不是阶级压迫下的产物，而是个人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如果王姓确有代
表农民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话，那就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会落实在行动上。
因为，乾隆时期，土地已成为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王姓没有、
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政策，因而他们也必然没有牢固的群众
基础。可见，王姓只不过是以反清为幌子，借机吸收更多的人入教，以扩大
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
王中生前，他的表兄弟、震卦教徒布（步）伟也打着清水教的旗号，在
山东菏泽县一带传教。乾隆三十六年，布伟收寄居曹县的吴克己为徒。次年，
王中案发，布伟、吴克己等暂时有所收敛。四十五年，布伟病死，吴克己因
家境贫困难熬，又行教敛钱。他到处宣传入了教有官做、有饭吃，还能安置
户口，先后收徒 ２７ 人。两年后，吴克己案发，拟绞，秋后处决，布伟之子步
文斌等人发配到广东。步文斌在配所继续传教收徒，先后收了 ４０ 余名教徒，
并派人不远千里到新疆，与流放在那里的王中之子王子重联系。乾隆五十六
年，王子重、步文斌相互勾结之事被清廷侦破，高宗下令将他们一律就地正
法。王姓家族几陷灭顶之灾。
清水教中真正有反清思想和行动的，是王伦领导的那一支。王伦是山东
阳谷县人，曾任县役，后为人治病，效果颇为显著。一些人病愈后拜王伦为
父，以示报恩，王伦见民心归己，于是秘密传播清水教。由于目前无确切史
料，对王伦的师承关系还难以准确判断。王伦传教的方法，除为人治病外，
还教以坐功运气，演习拳棒。在思想信仰上，他宣扬“真空家乡，无生圣母”
的八字真诀，教授教徒的咒语是：“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
“盖世英雄就是咱。”“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颇有一副得道多助、
自己救自己的英雄气概。后来，王伦自称真紫微星，在教内设置元帅、先行、
国公等官职，在清水教内煽动反清情绪。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王伦借
寿张、堂邑一带严重饥荒和地方官拼命榨取百姓之机，在下层群众中到处宣
传：“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八月底，王伦率领清水教
徒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攻入寿张、堂邑等县城，杀死知县等清朝官吏，并
一度攻克了临清旧城，控制了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引起了清廷的极度恐慌。
这次起义虽历时一个月就失败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此后一系列
反清起义的前奏和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的重要信号。
④离卦教
 离卦教的开山祖师是河南商丘县人郜云陇，后被门徒奉为“透天真人”。
郜云陇死后，他的子孙世代执掌离卦教。据现有史料看，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年）
以前，离卦教由郜云陇的儿子郜晋中执掌。乾隆元年后，郜晋中子郜从化充
任离卦长，奉刘佐臣孙刘恪为总教首。乾隆二十二年，郜从化第三子郜建福
接任离卦长，直至乾隆三十七年因王中案牵连而被清廷处决，郜氏传教活动
也因此而暂时有所收敛。乾隆五十二年，郜建福的侄子郜巩因传习离卦教案
发被发配边疆，五弟郜鸿福受牵连而在河南监禁身亡，其子郜添麟因祖、父
们屡屡遭受镇压吓破了胆，于当年秋天迁居山东聊城县东关外，改为高姓，
名道远。郜鸿福之子郜添佑改名高继远。高道远死于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
高继远接任离卦教长。两年后的十月，他因天理教起义受牵连，被清廷处斩。
在郜添麟等人迁居之后，郜氏家族仍在老家河南商丘传教。乾隆中叶，
郜云陇的另一支后代郜生文（又作郜告文）在直隶传教，他的徒众均称为“南
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后任清河县离卦教首的刘恭（又作刘功）是
他的亲传弟子。乾隆三十六年，郜生文案发，被清廷处死。他的儿子郜与、
孙郜坦照继续传教，与直隶教首刘恭、杨遇山、孙维俭等人来往密切。郜与
于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 年）病故，郜坦照于次年因接受天理教徒馈送的银两，
被清廷发配新疆为奴。郜坦照之子东来，虽年幼未受刑罚，但被河南地方官
吏“严行管束”，一旦被发现有“不轨”行迹，立即处决。
清廷对郜姓家族虽不遗余力地诛杀，但仍难断根株。清文宗咸丰年间，
郜云陇后代郜永清在河南商丘县马牧集南 １０ 里的金楼寨，筑城浚池，并倡言
于众：“大劫将至，欲免者入吾寨！”当地群众“归之者若市。”连捻军首
领刘狗也亲往其寨，“执礼甚恭”①。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清钦天监言
当年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郜永清认为天象示警，于是定这一
天为反清起义日期。不久，他就联合了刘狗的一支捻军，举行了反清起义。
郜永清战死后，其弟媳郜姚氏为首领，继续进行反清斗争。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五月，郜氏的反清活动终于失败。此后，郜氏的活动虽难于考究，但由
于离卦教提倡拳术、棍棒，使民间习武者竞相尊崇郜氏。
离卦教收徒活动颇为神秘。教徒入教时，一般都要在深夜，选择一僻静
处所，点上一炷香，供上一杯茶，交 １５０ 文作为根基钱。然后，入教者跪在
香案前顶礼膜拜，振振有词地念诵：“请圣如来，接圣如来，投离卦透天真
人郜老爷会下。”接着要背诵“真空”八字咒和誓词：“依正弟子，改邪归
正，归顺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传授心法，转传匪言，泄
露至理，阴诛阳灭，将此身化为浓血，入水水中死，入火火中亡，强人分尸，
天地厌之。”总之要教徒永不叛教。
离卦教的宗教活动是：教徒每天于早、午、晚 ３ 次朝拜太阳。具体作法
是：先朝太阳吸 ３ 口气，把唾沫咽下，然后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
字真诀，遍数不限，或念 １８、２７、３６ 次，最多者为 ８１ 次。教徒平日还要交
纳根基钱，一般为数百文，由小教首汇送卦长手中。卦长收到银钱后，把交
钱教徒的名字写在单子内，然后用火焚烧，声称此单可直达无生父母处，从
而为教徒打通天路，使他们死后能迅即回归家乡，见到老母，同享无极之乐。
离卦教还规定，教徒平日见面时须有联络暗号，把食指、中指并放着压
在无名指下，名为剑诀，彼此就知是同教人。

①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二，《会匪五》，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第 2 册。
 离卦教崇尚武术，平时做完宗教活动后，教授教徒拳术、棍棒，其拳术
套路堪称一家，对民间宗教的习武活动很有影响。
离卦教在清代中叶，还出现了几个有名的支派，如孙维俭的大乘教和马
进忠的明天教。
孙维俭的大乘教。孙维俭是直隶巨鹿县人，嘉庆初年拜直隶离卦教首刘
恭的徒弟吴二瓦罐为师，入离卦教。他因看到离卦教屡次犯案，惨遭镇压而
吓破了胆，但又不愿放弃利用宗教骗钱致富，于是，从祖传手抄《护道榜文》
中的“大乘”字样受到启发，在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 年）创立大乘教（大乘教
的宗教活动均与离卦教相同）。不几年的功夫，孙维俭及其弟子李景福、李
经等人共收教徒 １６００ 多人，在巨鹿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但他对此并不满
足，托言为清朝建盖“列圣佛堂”和修尼山祠宇，骗取 ４ 万 ８ 千余两白银。
嘉庆十六年，孙维俭的活动为清地方官吏侦知，孙本人被处决，李景福、李
经等人被发配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不久，教内的漏网分子刘帼名以
大乘教既有《护道榜文》，不该被称为邪教，决心兴复大乘教。他找到李景
福的姻亲张九成（又名张小猴），两人商议一阵后，将所藏“前明诰轴内制
诰之宝、篆文”描出，被人告发。刘帼名被处死，张九成逃跑，潜至河北卖
卜行医度日。嘉庆十九年正月，张九成被捕后凌迟处死。大乘教随之土崩瓦
解。
马进忠的明天教。马进忠是直隶清河县人，其祖马勤与嗣父马万良均是
刘恭的徒弟，习离卦教。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 年），刘恭病故，其徒吴得荣接
管教务，并将清河一带的离卦教改为八卦教，自任总教首。道光元年（１８２１
年），吴得荣被清地方当局逮捕处死，侥倖逃得性命的马万良吓破了胆，将
八卦教首让给了马进忠。马进忠以八卦教屡次犯案，而将其易名为明天教，
“捏说讲明天理”。道光三年五月，他利用直隶因水灾歉收、人心浮动之机，
煽动反清。为了迷惑教徒，马进忠又捏称刘恭是尧王转世，马万良是舜王转
世，而自己是禹王转世。按尧舜禹禅让的原则，该由自己执掌天下了。当年
十月初一日，马进忠在山东馆陶县教徒刘允中的家里亲自主演了“舜”“禹”
禅让、自己“登基”的滑稽剧。马万良被清廷逮捕后，在供词中曾叙述了这
一场面：
（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
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
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
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
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
十一月二十一日，马进忠与刘氏成亲。二十四日，他头扎红绸、身披黄
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不久，此事被人告
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 ３００ 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
良等 ２０ 余人凌迟处死。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⑤先天教
“先天”之说，很可能与八卦教的“先天”牌位有关。嘉庆的初期，直
隶清河县离卦教首刘恭传徒巨鹿县人吴二瓦罐，吴又传徒傅济，傅济传徒山
西平定州人叶生宽。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叶生宽又传徒山西赵城县人王宁。
嘉庆二十一年，王宁在叶生宽的鼓动下，创立了先天教。可见，先天教与离
卦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是八卦教的一个重要支派。
 先天教创立的当年，就被清廷破获，王宁和叶生宽等人均被处决。但先
天教徒并未如鸟兽散，王宁的徒弟韩鉴（山西赵城人）依然暗中进行传教活
动。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他收本地人曹顺为徒。道光十四年九月，韩鉴因
年老力衰，无力经营教内事务，令曹顺接替他执掌先天教。
曹顺成为先天教主后，自称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他手下有四大台柱：
道洪、张汶斌、郭金棒、苗赞庭。为了引诱更多人入教，以扩大自己势力，
又捏称教中人均有来历，分别是《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
等通俗小说人物，如罗汉、魏延、徐庶、杨业、哪叱、孙悟空、杨四郎等人
“转世”。结果，这一愚昧宣传，真的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仰，入教者逐日增
多。
道光十四、十五年，赵城一带连年饥荒，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曹顺决
定抓住这一时机，引导先天教走上反清道路。道光十五年初，一个偶然的机
会使曹顺获得了一颗铜印，他异想天开，以为普通人获此大印，将来必当大
贵。于是，他加快了起义的筹划工作：与其四大台柱分头纠集徒众，敛取钱
财，打造军器，并定于当年的八月十五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和赵城
４ 处同时起事。
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派人四出查拿，形势顿
时紧张起来。曹顺决定立即举行反清起义，封张汶斌和韩鉴子韩奇为领兵元
帅，直接负责指挥起义事宜。三月初四日夜晚，张汶斌等人率领教徒攻入赵
州城，杀死正在熟睡的知县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次日天明，他们又兵分
两路，进攻霍州和洪洞县城。由于缺乏周密准备和战阵训练，起义者均是乌
合之众，两城的清守军一放枪，他们拔腿就跑。起义很快失败。曹顺闻讯，
匆忙往山东避难，三月下旬被清廷抓获处死。曹顺起义是鸦片战争前，即清
代前期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事件。
先天教的活动方式也是“夜聚晓散”，教徒称入教为“学好”。教徒称
教首为“当家”，教首称徒弟为“善人”，并教他们习学拳棒及坐功运气术。
每年四季之首日，习教各家都要上供祈福，徒众均要出香资钱文，每人数十
文至一二百文不等。
教徒入教时，要先望天空，烧香供茶，然后师徒一同跪地磕头、设誓。
誓词是：“俺今替祖亲传密密还乡道，俺传正法正道；要传邪法，哄了群黎，
自身化为脓血。”然后，徒众要接应说：“情愿向善。若敢不遵，泄露真传，
不过百日，化为脓血。”设誓完毕，教首还要命令徒众闭目盘膝而坐，用手
抹脸，以鼻吸气，由口中出，名为采清换浊。接着，又授以“耳不听非声，
目不观非色，鼻不闻恶味，口不出恶言”４ 语。之后，教徒就算正式入教了。
先天教信奉的最高神祇，仍然是无生老母，但又加了个“先天老爷”（即
刘佐臣）。
⑥一炷香离卦教
一炷香离卦教，又称一炷香如意教、一炷香天爷教，简称一炷香教。据
传，该教的创始人是山东商河县董家村人董士海。他于康熙年间在山东章邱
立教。
一炷香教每年于三月初三日、六月初六日和九月初九日，举行 ３ 次大的
聚会，每月还有两三次小的聚会。平日，教徒早晚各磕头烧香一次，在门首
烧香系敬天，就地烧香系敬地。教徒并不诵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
字真诀，而是习念“父母恩，理应赞念”的歌词。该教也无经卷图像，聚会
时不敛钱，而是教徒们各带干粮，齐集一处，用鼓板敲打，念佛歌唱。烧香
时，教首坐在正面椅子上，教徒向教首领香后，跪在院子内开始点香。谁的
香先着尽，就算谁的心最为虔诚。教内规定，男教徒在做会时不与妇女见面，
凡是不孝敬父母、犯奸盗和赌博之人都不得收为徒弟。教首经常教人治病，
治病的方法是：按摩病人有关部位，如头痛就告诉他是不孝父母所致，如手
足痛必系兄弟不睦，肚腹痛必系良心不善；找到病“根”后，令其对天磕头
以示改悔。由此可见，一炷香教只是一个“劝人为善行好”的迷信组织。
⑦坎卦教
刘佐臣创立八卦教时，山东金乡一带的坎卦教归侯朴父子管理。乾隆时
期，刘佐臣的曾孙刘省过总掌八卦教时，直隶容城县和山东菏泽县一带是另
一支坎卦教活动的中心，首领为张柏、孔万林。这一支势力远远地超过了侯
氏家族，以致凡是坎卦教徒者均称为“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清水教首王中被捕时，孔万林庆幸自己脱险，写下
了“谁料平地又风波，躲出天网地罗”的词语。谁料，墨迹未干，孔万林即
和刘省过、张柏等人一同被捕。清地方官吏还在孔万林家中搜出《五女传道
书》和无名“邪书”一本。山东按察使国泰经过仔细研究，认为《五女传道
书》虽系“邪说”，尚无“悖逆字句”，而无名“邪书”内有“走肖、木易、
卯金刀来争战”、“贼星牛八，火焚幽燕”，以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
排筵宴”等句，则属包藏“祸心，尤为可恶”，皆“悖逆之极”。结果，孔
万林由于收藏“逆书”，制造“逆词”，与八卦教首刘省过及王中等人一同
被处决，张柏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
的确，从上述“逆词”中，可以看出，孔姓用“走肖”（赵字分写）、
“木易”（杨字分写）和“卯金刀”（刘字分写）、“牛八”（朱字分写）４
姓“来争战”、“人焚幽燕”语句，反映了对乾隆时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极端
不满，表达了他们的反清意愿。但同时又从“朝廷离幽宴，建康城里排筵愿”
一句中看出，孔姓千方百计为八卦教首刘姓登基制造舆论。这说明，孔姓与
清廷的矛盾根本就不是农民阶段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他们不过是在反清的
幌子下，利用广大被压迫群众的不满情绪，吸收更多的教徒，以扩大自己的
政治、经济实力。可见，孔氏的反清仅仅停留在他们的口头上，而不见诸任
何行动。正如国泰所说：“反复阅看逆词语句，亦似将前朝宋、隋、汉、明
等姓杂凑成文，希图蛊惑众听。”真是一语道出了孔姓坎卦教“反清”的实
质所在。孔万林被杀后，他的侄子孔玉显接任山东坎卦教的卦长。孔玉显以
养赡刘省过为名，传徒敛钱，实则借机广置土地，连口头上也不再喊反清的
调子了。这样，由于刘省过和王中、孔万林等人的被处决，八卦教受到了一
次致命的打击。至嘉庆初年，包括震、离、坎卦在内的各卦均已零落断绝，
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此后，由于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李文成
等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震、离、坎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渐渐发展为反清
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
侯棠父子执掌坎卦教时期，该教内部组织情况是；卦长称扶坎主事，以
下有麦户、秋户、爻户、大法等项名目。但因史料缺乏，它们各自的职权我
们还不清楚。
坎卦教的宗教礼仪是：教徒入教时先要交纳根基钱，数目多少不等。然
后，教首教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并说如时常念诵，既可
运气，又可不受穷。平时，教徒每日都要 ３ 次朝拜太阳，即早朝东、午朝南、
晚朝西，并念诵“真空”八字咒，遍数为 １８、３６、８１ 不等。
坎卦教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是直隶和山东两省。到嘉庆时发展到京畿
地区，其中又以大兴、宛平 ２ 县为活动中心。
⑧金丹八卦教
金丹八卦教，又称皇极金丹教，简称金丹教。它是清世宗雍正年间，由
江西饶州府人黄德辉创立的。乾隆年间，直隶平谷县人张荣在直隶传播金丹
八卦数，并于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收滦州人董太为徒。他们在密云、平
谷等地传教，共收徒 ２０００ 余人。嘉庆二年（１７９７ 年），清廷查获了金丹八
卦教，将张、董等人充军。董太死后，其子董怀信在滦州一带继续传教，先
后收徒近 ３０００ 人。教内分八卦，每卦设一个宫王。直到嘉庆十七年五月，董
怀信等人被清廷逮捕，金丹八卦教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该教并未销声
匿迹，在直隶承德和东北地区继续进行秘密活动，并于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年）
爆发了杨悦春领导的武装起义，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
金丹八卦教的思想信仰是：第一，信奉无生老母，把她看作是普度众生、
解救危难的大救星。第二，宣扬天盘三副说，即世界分别由过去佛、现在佛
和未来佛所执掌。其中，过去佛执掌了 １０ 万 ８ 千年，现在佛该掌 ２ 万 ７ 千年，
未来佛应掌 ９ 万 ７ 千 ２ 百年，３ 个佛共掌 ２３ 万 ２ 千 ２ 百年。然后，世人均被
度回天宫，与无生老母共享安康。
金丹八卦教的组织形式是分为八卦，每卦都由神鬼执掌。即是：真精掌
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真
阴掌领坤卦，但缺巽卦和艮卦。

４．天理教

以往，学术界认为，天理教是八卦教的易名，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派别。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反映出对天理教的渊源和创立过程缺乏理解。
①天理教的源流和创立过程
天理教是清代中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产物。嘉庆初年，在
清朝统治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的形势下，京
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决心利用民间宗教的组织
形式来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为此而创立了天理教。
林清（１７７０～１８１３），直隶顺天府大兴县宋家庄人，祖先世居浙江绍兴，
以种田为业。父名先本，迁居大兴县宋家庄。林清在 １７ 岁时就开始自谋生路，
开过药铺，充当过打更的更夫，在南方充当过差役，并行医治病。但这一切
都未能使林清摆脱贫困。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他借在大运河上为粮船拉纤
之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回京后，他曾卖过鹌鹑，与人伙开雀鸟铺。
但由于嘉庆六年一场大水冲毁了雀鸟铺，林清又沦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嘉庆
十一年，他由姐夫董姓族人董伯望介绍，拜宋进跃为师，加入了京畿荣华会
（一名坎卦教），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即从传徒敛钱到利用民间各
种秘密宗教进行反清活动。
当时，我国北部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间宗教组织。例如，在京畿和直、
鲁、豫 ３ 省，就有荣华会、红阳教、青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
它们虽然一直在各地频繁活动，但还没有发展为整个教派有组织的暴力活
 动。
京畿的荣华会，又称坎卦教，是当时中国北部势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
个民间秘密组织。据史籍，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京畿一带的坎卦长张
柏收大兴具人屈得兴为徒，屈得兴又收顾亮为徒。乾隆末年，顾亮在宋家庄
传教收徒，充当了荣华会的首领。他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
每日早向东、午向南、晚向西朝太阳叩头，祈祷归宿于“真空家乡”的理想
境界。他还声称只要多念几遍“真空”八字诀就可运气，常念可消灾免祸，
不受穷。顾亮喜欢在夏天的夜晚，让教徒围坐在大树底下，听他讲解民间宗
教教义、教规。教内头目和徒弟皆以“前人”和“后人”相称。十余年间，
这个教派发展到数百人。顾亮的徒弟很多，著名的有宋进跃、郭潮俊、刘呈
祥等人。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 年），顾亮病死。次年，清廷查获了荣华会，将宋进
跃等人杖责后发配边疆，郭潮俊吓得不敢管事，使荣华会处于瘫痪状态。当
时林清虽也被牵连受杖责，但不久获释。他回京后，立即联合刘呈祥和众教
徒，逼迫郭潮俊交出了教权，自任教首。随后，林清即着手整顿荣华会，竭
力扩大这一民间宗教组织。他亲自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开
始时，主要是为了敛钱。他声言，教徒入教要交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将
来 １ 倍还 １０ 倍。不过，他的眼光又确比同时代的其他宗教首领要远一些。林
清针对乾嘉时期土地已成为社会最尖锐的问题这一现实，提出了“凡输百钱
者，得地一顷”①的口号。这一宣传，迎合了当时一些无地少地农民的心理，
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把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动了起来。加之，
林清略懂医术，常给一些贫苦农民免费治病。这都使要求入会者日渐增多，
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争先恐后地来到宋家庄拜林清为师，并向他交纳“种
福钱”。因此，林清的势力越发壮大起来。在此基础之上，林清又竭力倡兴
白阳教，力图将分散在京畿地区和直隶的红阳教、白阳教、青阳教和大乘教
等联合起来。
入清以来，红阳教在京畿地区十分活跃。乾隆初、中叶，清廷曾两次在
京南地区破获和镇压了红阳教的活动，但始终未能根除。乾隆中叶，通县羊
修店人李老（李国有）加入红阳教后，收刘兴礼为徒，刘又收马驹桥的李潮
佐为徒。从此，马驹桥一带的红阳教势力日益强大，并流传一首歌谣：“大
周俞有个刘三祖（刘兴礼），徒弟共有一万五。大徒弟李潮佐，二徒弟是小
崔五；大徒弟使的钩连枪，二徒弟使的月牙斧。先平通州城，后平顺天府。”
这说明红阳教具有明显的反清政治目的。
直隶雄县是大乘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其首领杨宝在这个地区活动了
３０ 多年。在他的徒弟中，刘进亭（后来成为林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之一）最
为有名。刘自己还收 ３０ 余个徒弟。嘉庆初年，他们加入了固安县张四胡子领
导的白阳教。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大乘教在清廷的镇压下被迫解散，杨、
刘 ２ 人加入了林清的荣华会。
乾隆三十六年，直隶新城县的白阳教首王四收张四胡子为徒。嘉庆初年，
张四胡子又集合了固安县辛家村的李得（即李五）等 ４ 股势力 １００ 余人，扩
大了白阳教的队伍。
以上各教派分立于京畿地区，各股人数虽不多，但互不统属。为了把他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们统一起来，林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嘉庆十四年以后，林清经常到雄县和固安走访刘进亭和李五，同他们一
起讨论民间宗教的信仰、教义，发泄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经多次的交往，
３ 人的关系日趋紧密。林清因其善辩的才能和反清的思想得到了刘、李 ２ 人
的钦佩和赞赏，他不仅顺利地接管了大乘教、白阳教，而且以后不断得到十
分富有的李五和广大教徒的资助，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但林清并没有一
味地敛钱肥私，而是多分散给穷苦百姓，接济缺衣少食的饥民。以后，林清
又使通州地区青阳教首领屈四、红阳教首领李老接受了自己的领导，从而完
成了统一京畿和直隶地区各个教派的任务。
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和荣华会势力的增长，林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个关
键性的转折，即萌发了赶走紫禁城的皇帝、推翻清朝统治的想法。为此，他
将上述各教派合并为白阳教，以应“白阳劫”，等待时机，以便起事。
几乎与林清同时，李文成、冯克善也在积极从事宗教活动。李文成的祖
父和父亲都是佃户，常年当牛做马，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都因贫
病交加而先后身亡。这使年幼的李文成不得不自谋生路。在苦水里泡大的李
文成天资很高，好学善思，探讨问题时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他又十分关心
群众疾苦，常为人们排忧解难，所以在下层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 年）前后，李文成参加了由梁健忠领导的九宫教。九宫教，实为当地
八卦教的一个支派震卦教，因八卦教屡遭清廷镇压而变换了名目。李文成入
教后，表现了杰出的组织才能，把教内紊乱的秩序很快整理得井井有条，使
教中人十分信服，从而成为滑县和浚县一带九宫教的实际领袖。从此，李文
成就想利用这一教派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反清事业。
冯克善曾向离卦郜姓的再传弟子王祥学习拳法，力大无比，徒手搏斗时
数十人不得近前。后来，他又将拳法传给了山东德州的离卦教徒，并被尊为
山东德州和河南滑县的离卦教首。
嘉庆十六年二月，林清在别人的引见下来到滑县，与李文成、冯克善结
为刎颈之交。林清首先推崇李文成为八卦教首，要求直、鲁、豫三省的八卦
教徒都尊奉他。接着，３ 人合谋，到九宫教首梁健忠家讲论，严厉斥责他平
日只知吃斋静坐，收敛钱粮，胸无大志，所传教义不真。年逾古稀的梁健忠
势力不敌，论理不过，只得让出卦主席位，并交出了教内的花名册。李文成
将九宫教重新改为震卦教，正式当了卦主。林清、李文成、冯克善还议定：
震卦为八卦之首，约束其它 ７ 卦；由林、李共同执掌八卦。与此同时，林清
的徒弟徐安国几年来在直隶长垣、东明和山东金乡、曹县、定陶一带发展的
坎卦教，也都接受了林清的领导。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七月，林清、李文成和冯克善等人在河南道口召
开了一次会议，部署反清起义事宜。会议首先决定实行大联合，正式把京畿
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大乘教、红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以离、坎、震卦
教为主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定名为天理教。但八卦教并未因此而得到统一，
各卦依然各自编号，自行其事。
由上也可看出，天理教与八卦教不同，教首没有世代相承的关系，天理
教从其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反清的组织形式，在当时具
有进步意义。
②思想信仰和宗教活动
天理教和八卦教一样，也信奉“真空”八字咒语。教徒将此八字书写于
 白绢上，供于暗室，朝夕拜诵。他们也诵拜太阳，每日清晨均朝太阳礼拜，
祈免刀兵水火之灾。所诵之经为《三佛应劫统观通书》，书内主要宣传过去、
现在、未来的 ３ 际思想，并以天盘、地盘、人盘为 ３ 个世界，分属燃灯佛、
释迦佛和弥勒佛执掌。具体来说，过去为燃灯佛执掌，为青阳教主；现在由
释迦佛执掌，为红阳教主；未来由弥勒佛执掌，为白阳教主。天理教特别注
重宣扬“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弥勒佛掌教的未来世界就是白阳世界，即
理想世界。那么，谁是弥勒佛呢？天理教明确地把弥勒佛的作用，与林清联
系起来，称其为“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文圣人”、“就同孔圣
人一般”。显然，林清就是该教中指路的贤人般的佛。另外，林清还用经卷
中“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称他为“明朝李自成了”、“李自成转
世”，这就公开表示，他们要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榜样，领导农民
起来革命，不仅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这是天理教的本质所
在。
天理教也宣扬劫数，如林清在嘉庆十八年八月，即天理教起义前的一个
月，宣传“大劫”来临，号召教徒“起事应劫”。可见，劫数在天理教中只
是起义的代名词。李文成对劫数也作了新的阐述，他对自己的徒弟说：“你
们好生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①这就是说，他以
劫数鼓动教徒反清：如果起义失败了，人们将遭受十分沉重的苦难；如果起
义成功了，就能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为一个幸福的乐园。这充分表达了李文成
那种救世的热忱和拯救世人于苦海的急切心情。
林清在传教中，还自称能预知未来之事，能审祸福，明吉凶，并称自己
已算出清朝是“木立斗世田”，灭亡指日可待了。所谓“木立斗世田”是天
地会反清的谶语。乾隆年间，天地会内有“木立斗世清该绝”的诗句，其中
木、立、斗、世分别是十八、六十一、十三和三十二（卅二）的变体，暗示
清廷统治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到乾隆三十二年就
将垮台。林清借用天地会反清诗句，表明自己要等待社会动荡的时机，以民
间宗教作为组织形式，掀起一场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同时也表明，林清为
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己在嘉庆初年南方谋生数载、与当地天地会取得
联系之机，继续加强与扩大这种联系。正是这个原因，天理教后来的活动范
围达到了中国的南方。
天理教在传教收徒方面，除了采用一般民间宗教的传统方式，如教授拳
棒、坐功运气和医治疾病之外，为了保持自己的秘密宗教组织状态，不被封
建官府轻易发现，采取了极为隐蔽的方式招收教徒，即利用亲属、主仆、朋
友等关系，进行个别串联和动员。例如，有的教首给人治好病后，劝其入教；
有的教首在与人交往中，利用“相好”关系劝其入教；有的家中有些土地，
在雇人耕作中劝其入教。他们的劝说词几乎都是一样，将入教称为“学好”，
入教后就“有好处”，教内“不吃酒，不要钱，将来还会有钱使”①。许多人
一听说是“学好”和有钱花，就答应入教，并当即向教首磕头。教首受礼以
后，领教徒上香发誓，然后用手指点他头部眉心说：“性在这里。”并传授
“真空”八字咒，声言只要时常念诵，即可躲避灾厄，又可不患贫穷。
按天理教的规定，入教者都要交纳钱文，数目多少不限，叫根基钱，又

①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①
《故宫周刊》第 218 期。
 称作种福钱，并说将来起义成功后可给予 １０ 倍的补偿。后来，为了发动群众
参加反清大业，天理教又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急迫的首要问题——土地问
题。其具体方法是：“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
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①这种说法尽管非常笼统抽象，远
比不上明末李自成起义时的“均田”主张那样系统、具体，但仍然打动了无
地和缺少土地的农民的心，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纷纷交纳
钱文，有交三五十文钱的，希望将来得地三五十亩；有交三、五百文钱的，
希望将来得地三、五顷，等等。当然，天理教并没有定出如何分配地主阶级
的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办法，从根本上反映出他们对起义最终目标的模糊
性和空想性。
与八卦教刘姓、王姓家族相反，天理教首林清、李文成敛钱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发家致富。他们每年都要将所敛得银钱的一部分资助、赈济教内群众，
或为反清大业筹集资金。例如，据说林清家有谷仓 １７ 个之多，但从来不为自
己所独有，“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②他为了团结各阶层
人士共同反清，经常用银两、粮米、衣服接济贫苦的汉军、大监等，使他们
感恩戴德，成为起义军的内应。林清、李文成牺牲后，清廷发现，林清家只
有土地 ２．６ 亩、土瓦房 ９ 间，李文成有土地十余亩、土瓦房十余间，确实说
明他们没有私吞教徒所交纳的根基钱，更没有发家致富。
天理教的活动范围是：“南至黄河，北至燕，东至海，西至山，此间数
万人俱同习教。”③这话虽有一定的夸大之处，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理教
的活动范围的确广泛。实际上，除了京畿地区，直、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
（包括直隶的东明、长垣，山东的金乡、定陶、曹、城武，河南的滑、浚等
县）外，天理教的势力还达到了山西、湖北、湖南、甘肃，江南等地，另外
与广东、福建也有一些联系。
⑤组织形式和参与阶层
天理教也是按照八卦的名称组织的。该教的最高首领是：天皇林清、地
皇冯克善、人皇李文成，并规定将来起义成功后，天下由人皇李文成统治，
林、冯犹如左、右丞相辅佐李文成做皇帝。嘉庆十八年八月的道口会议上，
李文成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对未来政权的一种设想：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
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和冯克善为文、武“圣人”。三皇之下，有八
卦教首，又称八宫王。每宫王下又设八宫伯，共 ６４ 个宫伯（实际不止此数，
有的资料说是 ３００ 余名宫伯）。起义前夕，天理教还设立了丞相、大元帅、
大将军、提调兵马总先锋、总兵、先锋、都总管、督粮官、前都总头领等官
职。此外，天理教还有文、武卦之分。
天理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文、武两大集团。其中，武的集团
是统属于冯克善离卦的武术集团。
从嘉庆十六年开始，冯克善和徐安国就在直、鲁、豫交界地区传教和教
授拳棒。他们联合了当地的义和拳、金钟罩、红砖会和“红衣健妇营”的一
些人士，建立了一个统属于冯克善离卦的武术集团。在这个基础上，天理教
把所属八卦分成乾、坎、艮、震 ４ 文卦和离、巽、坤、兑 ４ 武卦。林清不会

①
托津：《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②
《靖逆记》卷五，《林清》
③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武艺，总领文卦，称文圣人；冯克善精通拳术枪法，总领武卦，称武圣人。
武的集团是天理教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
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理教中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女首领和女英雄，
她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天理教不仅不排斥妇女，而且积极吸收妇女入教，妇女在教中的地位与
男子一样，教首中的妇女也是很多的。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李文成的妻
子张氏。张氏，人称李四搜，积极参与了天理教反清起义，特别是在李文成
牺牲后，她参加了保卫起义军大本营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并且身先
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军战士登城防守，夜晚率兵潜出烧敌炮台，几
乎无夜不扰敌人。直到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者簇拥
出城，诛杀清军。城破时，徐安国等人劝她扮作逃难妇女出城，被坚决拒绝。
她表示要与城池共存亡，“不死者非英雄”①。接着，她跨上战马，挥刀巷战，
击杀多名清兵后力竭自缢。至于“红衣健妇营”，是天理教起义爆发后，山
东定陶一带妇女教徒的组织。她们个个窄袖短衣，挥刀善战，给了当地地主
阶级和封建官府以沉重打击。光绪年间，义和团运动中闻名一时的“红灯照”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天理教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林清是天理教的天皇、总教首，自称前
世是“卯金”，姓刘，叫刘林，又叫刘兴国、刘真空，号霜木（又称双木），
是先天祖师刘奉天（即刘佐臣）转世，头衔是“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
刘”。他发布的命令被称为“大令”，任何人、包括李文成和冯克善在内均
不得违反，必须绝对服从。另外，这种等级制度在平时的宗教生活中也有反
映。教徒入教时，一般都要在林清家举行仪式。林清和众头目先分层次坐好，
新教徒要按顺序先给众头目磕头，最后才能给林清磕头，叫他为爷，听从他
的教诲。河南天理教也是这样，教徒有事，要直接问自己的师傅，不能直接
问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军攻下滑城后，李文成更是深居简出，他的命令要通
过人发布，不要说一般的教徒，就是一些起义将领平时也很难见到他。这种
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天理教的领导集团俨然如一个小的封建朝廷。
参加天理教的阶层比任何一个民间宗教都为广泛，既有贫苦农民、城市
贫民、手工业者（如木匠、石匠、铁匠、纸匠）、小商人、小业主（如做豆
腐、开戏园、开杂粮铺）、雇工，又有太监、汉军、王府包衣、庄头、财主、
绅士，以及宗室、地方政府的职员（如书吏、差役等等）。当然，广大农民
和城市贫民是大理教及其起义的主力军。
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天理教及其起义，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这已人所共知。然而，宗室、富农、财主、汉军和太监为什么能参加呢？
先谈谈太监的情况。据史载，紫禁城内的太监有 ２０ 多名参加了天理教，
其中有 ７ 人充当了起义军的内应。他们大多来自河北的固安、霸县等贫苦农
民家庭，在无处谋生的情况下被迫当了太监。进入清宫以后，更是受到非人
的待遇。例如，参加起义的刘得财等人地位低下，平日所干的都是看守门户
一类的低贱差使，而且还经常受到总管太监常永贵的欺凌。因此，当天理教
起义者攻打紫禁城时，刘得财立即带领两名起义者入苍震门，想要亲手杀死
常永贵，以泄夙忿。由此可见，下层太监的参加起义，完全是阶级矛盾发展
的结果。

①
《靖逆记》卷三，《平定滑县》。
 再谈谈汉军的情况。被清仁宗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
之事，当属清廷四品大员、独石口都司曹纶与林清结盟造反。曹纶的父亲曹
廷奎曾任贵州南笼知府，嘉庆二年在苗民起义军的进攻面前自缢身亡。不久，
曹纶因父功充任整仪卫，后升为仪正。他携父灵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
四壁，生活十分拮据。林清很同情他，时常亲来接济，并帮他偿还五六千金
的欠债。嘉庆十六年，曹纶升任独石口都司，行前恳请林清，希望教给他解
除贫困的灵丹妙药。林清就向他传授了“真空”八字咒。曹纶念了些时日之
后，境况未见好转，找到旧日友人询问原因。友人告诉他，只有拜林清为师，
“真空”八字咒方有解除贫苦之效验。于是，曹纶就带着儿子福昌到宋家庄
拜林清为师，入了教。后来，林清又派徒弟告诉他，嘉庆十八年九月，京城
将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希望他能给予支持。曹纶表示回独石口后看看情况再
议。可惜，十八年七月，曹纶被派到热河出差，直至九月十三日方归，以致
延误了联络时间。
最后，谈谈宗室、富农、财主的情况。一般来说，宗室、富农、财主等
人，都属于剥削阶级，并不缺吃少穿，和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的状况不
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在政治上受压，希图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而天理教规定，
只要出一定数目的根基钱即可入教，并可获得土地、官职，而不分阶级、阶
层。另外，天理教为壮大势力，也很注意联络富家及其子弟。这都促使那些
为谋取政治权力的上层人物纷纷入教。例如，有的财主出银 １００ 两，得到将
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许愿。再如，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生活上虽然十分优
裕，但苦于政治上无权，因而当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①的话后，
便慨然应允参加天理教。可见，这些人入教乃至参加起义，其目的只有一个，
即通过谋取政治权力以改变自己的处境。
嘉庆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议定，京畿和直、鲁、豫 ３ 省于九月十五
日同时举行反清起义，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
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统治者。但由于起义机
密失泄，起义军受到宗教迷信的束缚，而准备不足，导致先后失败。这说明，
民间宗教虽然可以作为起义的组织形式，但心须到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思
想武器，否则是注定要失败的。

５．黄天教及其教派

①黄天教
黄天教又名皇天教、黄天道。又因其是一支柔合释、道二教、以道为尊
的教派，故还称为黄天道教。
黄天教的创始人是李宾，又名李智坚，道号普明，直隶宣化府人。他于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 年）前后，参师访友，一心一意修道。经过十余年
的刻苦修炼，于嘉靖三十三年，自称当阳佛转世，正式创立了黄天教。由于
李宾没有子嗣，他死后，教权一度归其外孙女执掌。大约到了清初，黄天教
的教权又回到了李氏家族手中。
据清代档案记载，自康熙初年至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 年）的近 １ 个世纪
中，黄天教的教权掌握在李宾胞兄李宸的后代李蔚祖孙手中。但李蔚对功名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三三。
 的追求，似乎重于教权。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他考取了贡生。李蔚死
后，被教徒尊为普慧佛，其教权由亲弟李蔚（ｆéｎ 音坟）执掌。李蔚死后，
教权转归其孙子李昌年。乾隆八年（１７４３ 年），李昌年病死，其堂弟李遐（ｘｉá
音霞）年任教首。不料，当年李遐年因父亲李景膺吃斋行教犯案，而被吓破
了胆，将教内遗留经卷焚毁。但该教依然进行秘密活动，京师府县以至穷乡
僻壤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
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 年），直隶总督方观承来到了万全县碧天寺，发现
了李蔚在康熙四十一年立的一块碑，然后顺藤摸瓜，发现了黄天教的活动踪
迹，立即报告了清廷。高宗闻讯，委派协办大学士兆惠和方观承速速查办此
案。兆惠和方观承不敢怠慢，在查清了李蔚等人的行踪事迹和传教活动之后，
对黄天教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将碧天寺普明塔连夜拆毁，并将塔下李宾
夫妇尸棺掘获，投弃城外的车道上，“寸磔扬灰，宣示众庶”，又将李宾后
代的尸骸一律剉（ｃｕò 音挫）碎，将李蔚的坟墓毁掉，把尸体从棺木中取出
后，剉碎示众。经此严重的打击，历时 ２００ 余年的李氏家族终于退出了历史
舞台，但黄天教却未销声匿迹，而是完全潜入地下，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
起。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经过志明的努力，沉寂了 １１２ 年的黄天教，终
于又一次获得了发展。
志明，原姓马，名有财，是直隶万全县僧人，自幼好佛，巡游各地。光
绪元年，万全县大旱，当地人民饥寒交迫，纷纷逃亡外地。这时，志明正巡
游至膳房堡，看到此情形，认为正是兴复黄天教的良机。于是，他自称是菩
萨的化身，在此举办大规模的道场，为民众上天祈祷。事有凑巧，仅时隔数
日，全县就普降甘霖，禾苗也茁壮成长起来。这使愚昧的当地民众误以为所
求应验，益加信佛和崇拜志明。于是，志明身价百倍，被奉为活佛。接着，
志明又声称，他要再使法术，禀明上帝，使当地民众永远超脱轮回之苦。当
地民众更将他视为救星，纷纷拜他为师，兴修寺庙，名为普明寺。黄天教由
此获得了兴复和发展。
黄天教的思想信仰。据黄天教的重要经典《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
该教崇奉无生老母。它竭力宣扬，人们只要皈信黄天教，就可“归家见无生
（老母）”，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人们见到无生老母后的激情：“提起来，
腮边泪吊。……见了我得（的）无生老母，扑在娘怀里抱。子母们哭嚎陶。”
这使贫苦人们看了以后，必对无生老母感到十分亲切，将其视为自己的救星。
不过，据一些专家研究，无生老母在黄天教中的地位低于弥陀佛，没有像红
阳教、八卦教那样成为至尊之神。这恐怕与该教在明代时重佛有关。
自明后期以来，黄天教把世界分成 ３ 个时期：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分
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进行统治。它还对这三佛作了如下评价：“燃
灯佛子，兽面人心；释迦佛子，人面兽心；弥勒佛子，佛面佛心。”①这说明
黄天教借崇奉弥勒佛，对现实世界及其统治者进行了攻击和否定，反映了对
未来美好世界的渴望。正是基于这一点，黄天教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协办大学士兆惠在审理黄天教案中，发现了 ３ 张每
张各有 ４ 字的三角符：一为需■■■■，一为■■■■一为■■■■。他经
过分析察看，将每张的雨山 ２ 字除去之后，发现中间藏着的字是：大王朱相、
朱王后昭、日月天下。兆惠还发现了一张《先天敕札》，内称：“走肖（赵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二。
字分写）传与朱家，朱家传与李子”，另外“词中狂吠语涉吴逆”。吴逆即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３ 年）三藩叛乱时的头目。三角符和《先天敕札》正反映了
清初的社会思潮，即在民族矛盾居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黄天教打出
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他们自
己的政治野心。这从“朱家传与李子”可以看出，其中的“李子”显然是指
李氏家族。这句话实质上是告诉人们，黄天教的李氏家族是朱明皇朝的接班
人和继承者。
但到了清末，即志明兴复黄天教时，该教已完全改变了反清的政治倾向。
志明虽曾竭力宣扬天运已届未劫，世界即将被罡（ｇāｎｇ 音刚）风扫荡，无生
老母不忍见儿女玉石俱焚，遂降大道普度众人，但又说此劫期早已应在大明
皇朝末期，如今弥勒佛已执掌世界，人人都应立足于行善。为此，他又搬出
了儒、释、道三道为自己的护身符。志明声言，孔圣人以仁义开教化之门，
老子以精修证妙玄之品，佛教以慈悲结欢喜之缘，儒、释、道三教都是引导
人们行善。可见，此时黄天教已经以修行好善为宗旨，完全成了一个带有迷
信色彩的宗教组织了。
另外，清代黄天教的戒律、平日的宗教活动、对劫数的宣扬，等等，均
与明代的黄天教相同，于此不再赘述。
黄天教最主要的教派，就是清中叶以后流行于江浙的长生教。
②长生教
长生教的创始人是汪普善。汪普善，小名和尚，号长生，道号普善，于
明天启年间创立长生教。清代，该教主要在江渐的嘉兴、平湖、秀水、苏州
一带流传，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罗教的民间宗教教派。有清一代，它虽然屡遭
清廷查禁，依然是禁而不绝，直至清末都有活动。
长生教宣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以修身养性为宗旨，企求长生不老。
完全是一个毫无政治目的的宗教组织。
长生教信奉的神很多，有圣母、弥陀、弥勒、关帝、孔子、观音等等，
其中，圣母在长生教中是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救世主，其地位相当于无生老
母。
长生教与黄天教一样，也把世界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由燃灯佛、
释迦佛和弥勒佛执掌，但对 ３ 佛的评价是一样的，它们都起着养育人民的作
用。正如一些研究专家所说，这显然是把世界看作平和的、周而复始的进化
过程，消除了否定现实世界的思想内容，与初期的黄天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相
比，大大后退了。
长生教在各地设有斋堂，主持人称为斋公。教徒定期到斋堂拜忏念经，
但各地的日期并不相同。如有的规定为正月初一、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
月初九、十一月十七日，有的则规定为正月十五、二月十八日。
长生教的教规主要是：教徒一要吃素行善，二要遵守佛教戒律，即三皈
五戒。其中，尤其重视行善，并具体提出了十善说：一孝爹娘，二敬尊长，
三和乡邻，四睦夫妇，五和兄弟，六济贫寒，七守本分，八行忍辱，九掩人
恶，十扬人善。到了道光时期，长生教又增加了两条内容，即一勿溺（ｎì音
逆）幼女，二不吃洋烟。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第一，随着“康乾盛世”
的到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许多地区出现了地少人众、
生计维艰的状况。于是，一些贫苦人民为生计所迫溺杀幼女。长生教明确反
对男尊女卑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利益。第二，嘉庆、道光时期，
洋烟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
输入鸦片的结果，不仅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和精力，而且大大地削弱了
中国的政治、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为此，封建统治阶级和一些有识之士
强烈呼吁禁烟，仁宗甚至说鸦片的危害性超过了“邪教”。在这种形势的影
响之下，长生教提出不吃洋烟，表现了反对鸦片输入的爱国热忱，无疑在当
时具有积极意义。
长生教的三皈五戒是：三皈，一皈依佛，身心正，不犯王法；二皈依法，
不杀不盗、不邪不霸；三皈依僧，本身清净，不奸不淫，夫妇相敬如宾。五
戒，一不杀生害命为仁，二不偷盗财物为义，三不邪淫外色为礼，四不嫉妒
不妄语为智，五不饮酒食肉为信。

６．清茶门教

关于清茶门教的得名，是由清朝统治阶级最先找到答案的。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 年），清两江总督百龄在破获该教的过程中，从教徒手中搜出该教歌
诀二纸，词语中有“清茶两杯”之语，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似与清茶门教
之意暗合”①。百龄的说法完全符合实际。
①清茶门教的创立与衰亡
清茶门教又名清茶门红阳教，又因教徒吃斋，也称为清净门斋，简称为
清净门。它是由明末闻香教发展而来的。
闻香教的创始人是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森。王森原姓石，排行第三，故
又称为石三郎。他去世后，门徒徐鸿儒尊其子王好贤为教首，继续传播闻香
教。明熹宗天启二年（１６２２ 年），徐鸿儒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明起义，
失败后被捕并处以极刑。闻香教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该教教徒并没
有散伙，而是蹶而复起。他们不仅散布于山东、直隶、河南一带，而且有一
部分南逃，继续发展教业。而石佛口的王姓子孙也仍在继续传教收徒。明末
清初，闻香教为逃避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用大成教收授徒众。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王好贤的孙子王盬（ｇǔ音古）由石佛口迁往直隶卢龙县安家楼。从此，
王姓家族分成了东西两支（又称两院），东支仍居住在石佛口，西支就是安
家楼。大约在雍正、乾隆之际，闻香教由大乘教再次改名为清茶门教。
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５７ 页。
石佛口王姓家族自分为东、西两院之后，王森的 ３ 支子孙中，长、次子
两支子弟依旧住居石佛口，三子一支住居安家楼。至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 年）
清茶门教被破获为止，每一支都传 ８ 到 １０ 代。３ 支子孙中，以长子王好礼一
支，从事传教活动的时间最久，人数最多。他的后代子孙分别在河南滑县、
直隶邯郸和磁州、山西及江南进行传教活动。次子王好义一支，后裔子孙多
在江南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三子王好贤一支，自王好贤与徐鸿儒反明失败并
于天启三年在扬州被捕杀后，他的孙子王盬迁往安家楼。此后，王盬的长子、
次子两支继续传习清茶门教，传教地区比较广泛，河南新野、山西凤台和阳
城、江南、湖北，以及清朝“龙兴圣地”盛京。王盬的第三子过继于人，第
四子因该教屡次犯案，恐为所累，又从安家楼迁居阚（ｋàｎ 音看）家庄，子
孙世代以农为业，不再从事清茶门教的活动。
嘉庆十八年底，清廷在镇压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过程中，逮
 捕了在山西阳城等县传教的王森后代王绍英，接着又抓获了他的同族兄弟、
滦州石佛口人王汝谐等人。在严刑审讯中，清直隶总督那彦成查抄出滦州石
佛口和卢龙县安家楼两个王姓宗谱，此后又在邯郸王克勤家搜出《三教应劫
统观通书》，从而得知清茶门教的组织情况、传教活动和思想信仰等方面的
情况，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清茶门传教案。在被清廷逮捕的王姓大小男丁 ６０
余人中，有的被凌迟处死、处斩，有的被充发新疆为奴，王姓族中未习教者
也被迁往云贵、两广。清茶门教在清廷的残酷镇压面前，土崩瓦解了，但王
姓子孙却未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清末，他们的子孙仍在从事宗教活动。据传，
清末义和团运动首领王觉一，就是石佛口王姓家族的后代。
②思想信仰和宗教活动
清茶门教的思想信仰。清茶门教的主要经卷《三教应劫统观通书》，是
石佛口王姓子孙的祖传经卷。它所反映的思想信仰、组织原则、地理观念及
道德规范，不仅对闻香教及其衍生物清茶门教，而且对明清时期其它民间宗
教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还为它们所吸取。
清茶门教有三劫说和天盘三副说。所谓三劫说，即过去燃灯佛九劫，现
在释迦佛十八劫，未来弥勒佛八十一劫，八十一劫过后，即出现弥勒佛掌管
世界的理想局面。所谓天盘三副说，即清茶门教把世界分为过去、现在和未
来 ３ 个时期，即燃灯、释迦、弥勒 ３ 佛轮管天盘（天盘代表宇宙和世界）。
过去由燃灯佛掌教，掌了 １０ 万 ８ 千年，每年 ６ 个月，每日 ６ 个时辰，任务是
度道人、道姑；现在由释迦佛掌教，掌 ２ 万 ７ 千年，每年 １２ 个月，每日 １２
个时辰，任务是度僧人、尼僧；未来由弥勒佛掌教，掌 ９ 万 ７ 千 ２ 百年，每
年 １８ 个月，每日 １８ 个时辰，任务是度在家贫男贫女。其中，最关键的是未
来的弥勒佛，他降生后，将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和幸福。
那么，谁是未来的弥勒佛呢？《三教应劫统观通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清朝以（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
明，牛八元（原）来是土星。”①上述一段话除最后一句外，都比较好懂，只
有“牛八元来是土星”较费解。但从全文语意来看，似为牛八原来就是大地
众生的救星，只有他才能普度受苦受难的人门。综观全句的意思应该是：清
朝寿数已尽，作为弥勒佛化身的石佛口王姓，要辅佐“牛八”统治天下了。
这里充分暴露了王森后代在反清夏明口号的掩护下，图谋夺取天下、现自己
登基为帝的野心。但实际上，王姓的野心很难实现。因为，清代的清茶门教
已完全不同于明代的闻香教了。如果说，明代的闻香教曾组织过反明武装起
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话，那么，清代的清茶门教已完全蜕化为
以行教骗钱为主的教派。所以，王姓此时抬出弥勒佛来，不过是抓住了人们
信佛求福的心理，行骗钱之实罢了。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广大下层群众
对王姓登基为帝的野心并不感兴趣，这使清茶门教失去了群众基础，而陷于
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落得个土崩瓦解的可悲下场。
清茶门教把世界分成东神洲、西贺洲、南瞻洲、北卢洲 ４ 大洲，每大洲
上都有数量众多的名山、仙洞、城池，它们都是天堂之所，一旦弥勒佛掌世
时，教徒均可在天堂各得其所，并伴随老母，永享安乐幸福。尽管这都是虚
无飘渺、不现实的幻想，但对当时处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苦大众依然是一种
慰藉。

①
牛八是“朱”（明朝统治者的姓）字的分写。
 清茶门教人数众多，活动的区域也比较广泛，主要是直隶、山东、山西、
河南、江苏、湖北、安徽等省。
王森后代各支虽均称清茶门教，但没有一个共同尊奉的总教首。他们均
系各自出外传教，彼此并不知悉；所传徒弟，也是各认支派，不许乱杂，甚
至连活动的踪迹、所收教徒名单和钱文也彼此无法知晓。另外，他们在传教
过程中虽是父子递传，然而，一旦师父死了，教徒和教门的关系也就随之宣
告结束。如要再拜师父的儿子为师，那就得重新入教。
清茶门教的传教方法是：王森后裔各支定期（例如有的 ３ 年）赴外省进
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当地或做小买卖、开店铺（如粮食店、棉布店）；或充
当医卜，为人看病抓药；或为人查看风水，从而寻机劝导人们吃斋，习清茶
门教。还有的更声称，入了教就可以看到金山、银山、米山、面山、油泉、
酒井等。
教徒入教，均有一定的仪式。但王姓各支的入教仪式不尽相同。有的十
分简单，入教者只要在王姓祖先牌位前磕头，就算皈依教门。有的则相当繁
琐，要求入教者先受三皈五戒，然后王姓子孙用竹筷点眼、耳、口、鼻等处，
名为卢木点杖，然后将竹筷插在一只瓶内供奉，作为教徒死后到阴司吃斋的
凭证。入教者并被告知：点眼，可使己不观桃红柳绿；点耳，下听妄言杂语；
点鼻，不闻分外香臭；点口，不谈人恶是非。接着，入教者还要磕 ７ 个头，
其中 ４ 个是报答天地、日月、水土、父母恩，２ 个是拜佛，１ 个是拜师。入教
者磕头时要两手合拢，手指分开，磕到手背上，名为安养极乐国。最后，王
姓子孙还要向教徒说，他们的祖宗现在天上掌盘，西方有一个聚仙宫，教徒
去世后都能度到那里，并可永享清福，以此巩固师徒关系。另外，还有的在
桌案上供有清茶，王姓子孙借机口授一些咒语，如“这杯茶甜如糖，师傅坐
下讲家乡，只说凡事有父母，谁知慎中有亲娘”，“酒色财气四堵墙，迷人
不识在里藏，有人跳出墙而外，就是长生不老方。”教导教徒要尊奉无生老
母、戒酒色财气。
与民间宗教其它教派相比，清茶门教内有着更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徒弟
称师父为爷，称其子为少爷，而自称为弟子。徒弟见师父（包括其子）都要
磕头，师父端坐不辞。徒弟还要交纳各种名目的钱：入教时要交根基钱（或
称福果钱），表示入教时就种下了弥勒佛下凡时代的根基和幸福，届时可得
加倍的补偿，故又称为元勋钱；平时还有水钱、线路钱等。教徒每逢初一、
十五两日，都要在家敬神，并用青钱 １０ 文供拜，称为水钱。王姓子孙每到一
处传教后，起身回籍时，教徒要赠送盘缠钱，名为线路钱。
王姓教首外出传教的目的，就是为了敛钱。他们自己就多次宣称，他们
的银子都是乡村男女零星攒凑、积少成多。据档案资料记载，王姓子孙每到
一处敛钱，就可得到制钱自数千至上万不等，如将各处敛钱凑到一起，数目
也颇为可观。这些钱拿回家后，也都是由王姓子孙挥霍掉了。另外，又由于
王姓子孙一般要 ３ 年才出外传教，所以每年教徒交纳的钱文，均由当地大徒
弟代收，大徒弟要抽用三成，其余才送交王姓教首收用。这种单纯为敛钱而
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为清茶门教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氏各支教徒平日的宗教活动，也不尽相同。有的每日向太阳供水一杯，
早、午、晚各磕头一次，口诵天元太保南无阿弥陀佛；有的每年于三月初三、
七月初十、腊月初八 ３ 次聚会，聚会时悬挂弥勒佛图像，借清茶 ３ 杯，并念
诵该教的经卷；有的每逢朔望，早晚烧香，供献两盅茶。该教宣传，人们喝
 了这清茶后，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可以延年益寿、免除灾难，获得长生不老，
永享安乐。
清茶门教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此外，
还有贫苦的农民、小商贩、开香铺的以及下层道士、和尚等。其中，开香铺
的小贩入清茶门教颇引人注目，实则也不奇怪。因为，清茶门教的前身闻香
教创立后，据传人闻异香，心即为之迷惑，多归附之。这种以烧香吸引教徒
的说法，很自然地使开香铺、卖香的人与清茶门教发生联系，从而加入该教。
至于下层道士、和尚等，因吃斋念佛、不食葱蒜，更可与清茶门教相通而入
教。
清茶门教历年虽久，但王姓子孙在各地时来时往，热衷于多收一个徒弟
即多得一份银钱，十分害怕朝廷和地方官发觉，所以该教的势力绐终不大，
也没有形成支派。

７．圆顿教及其教派

①圆顾教
圆顿教有两支，均创建于明朝末年。其中，一支是由山西汾阳县罗城村
人魏希林所创。此后，直至乾隆前期，该教始终在当地活动，念佛烧香，教
徒每日于子、午、卯、酉 ４ 个时辰各烧香一次，名曰四炷香，每年的正月十
三日、四月初七、七月初四和十二月二十日，还要拜佛念经，希求消灾获福。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清山西汾州府官吏破获了圆顿教的组织，逮捕了魏希
林的后代魏子明，杖责后释放。之后，魏子明为贪图香资（教徒交纳的银两），
继续秘密传教，并将圆顿教改名为油腊教，以混淆清廷的视线。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魏子明病故，其妻魂孔氏充任教首，继续靠收香资过活。至嘉庆二十
二年（１８１７ 年），魏孔氏派人四处收受香资时，再次被清廷查获，魏孔氏本
人被充发新疆为奴。从此，这支圆顿教也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圆顿教的另一支，是由直隶保定人弓长（张字分写，名字不详）所创。
天启年间，闻香教起义失败后，弓长为躲避明廷的镇压和搜捕，自立圆顿教，
并南下传教布道。他自称古佛天真教主，此后十余年的时间，足迹遍及河南
开封、江南南京和扬州、湖北武当山、四川峨嵋山。至清初，这支势力相当
兴盛，影响所及更远达云贵地区。
据传，弓长在明思宗崇祯末年开始编纂一部《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
（简称《龙华经》），于清世祖顺治初年完成。《龙华经》宣称：“古佛出
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这里，无生老母的地位虽在古佛之下，但两
人的作用不同，如该经所说：“有一尊，老古佛，初分治世；有一尊，无生
母，掌定天轮。”这显然是说，古佛创立世界，无生老母主宰世界。《龙华
经》还说：“弓长祖，到家乡，听母吩咐”①。这就告诉人们，弓长是无生老
母的徒弟，遇事都要向无生老母请示，按无生老母的意志普度众生，并成为
她的代理人。此外，弓长还被打扮成弥勒佛的接班人。
圆顿教认为，宇宙自始至终必须经历 ３ 个历史时期：龙华初会、二会、
三会，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华初会是燃灯佛铁菩提树开花，龙
华二会是释迦佛铁菩提树开花，龙华三会是弥勒佛铁菩提树开花。弥勒佛后，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就是天真老祖接替了。这个天真老祖就是弓长，又称为弓长祖。这显然是告
诉人们：弓长祖就是弥勒佛的合法接班人，是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主宰者。
为了在实际上宣扬弓长的这种作用，圆顿教把世界分成 ５ 个方位，并配
上天干地支，有“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
央戊己土”之说。而弓长则是“坐中央，安身立命”，“立五行，戊己为尊”，
可见中央戊己土是总教首安身立命之地，弓长居于中央向教内发布号令。而
东、南、西、北 ４ 个方位则由各方首领分居。另外，《龙华经》还设计了三
宗五派和九杆十八枝名目。三宗五派的具体首领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虚构人
物，平时住居天宫之中，劫变来临时协助弓长普度众人。三宗的第一宗天元
子居乾元宫，二宗宗明子居都斗宫，三宗真元子居艮山宫；五派中的第一派
迎春子居青龙宫，二派发春子居巽风宫，三派宜春子居离火宫，四派景春子
居圣地宫，五派收元子居金九宫。九杆十八枝的说法是：“传教宗派，有九
杆十八枝，以后共有一千四百九十四万枝杆，排满未来天盘。”②这里的“天
盘”实际上暗指整个世界。据说，弓长在明末清初到江南建立了九杆，在湖
广和四川建立了十八枝（杆和枝都是教派的基层组织名称）。由此可见，九
杆十八枝排满未来天盘的说法，实际是预言有清一代南北城乡将被民间宗教
组织所占据。从以后清代历史的发展情况看，这一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
实现，各种教案的迭起以及一些教派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都是有力的证明。
《龙华经》是有清一代民间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卷，它的思想信仰、
组织形式多为红阳教、八卦教、天理教等所效仿。
圆顿教的支派，主要有大乘教、灯郎教、悄悄会等。
②大乘教
大乘教创立于摩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前后，创始人为张保太。张保太，
法号道岸，云南大理府人，自称第 ４９ 代收圆祖师。该教创立后，势力获得迅
速发展，很快转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南、直隶和山东等地区。它
们在各地的名称不一，诸如大乘教、无为教、无极教、铁船教、燃灯教、法
船教等等。
张保太著有《归元直指》、《根本命脉》等经卷，宣扬了圆顿教有关龙
华三会的思想，声称弥勒佛降世后，人们就可获得新生。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清廷查获了大乘教，将张保太逮捕入狱。张保太
后在狱中病故，其继子张晓除了宣扬弥勒佛降生、统治天下外，竭力鼓吹说，
人们未来拥戴的皇帝就是李开花。实际上，这个李开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人物。据一些专家、学者推测，李开花是清代民间宗教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真
命天子的谶言，这一说法最早大约流行于明朝末年的陕西，与拥戴李自成有
很大关系。清代的一些民间宗教在进行反清活动时，受到李自成起义的影响，
希望他们自己的反清事业能像李自成一样开花结果。直至嘉庆、道光时期，
一些不满现实或与现实对抗的民间宗教首领或宣布自己是李开花，或宣布拥
戴李开花。为此，清廷花费了很大气力，逮捕、处决了许多个李开花，但始
终无人能辨明谁是真正的李开花。
大乘教徒平日的宗教活动，就是烧香礼拜、吃斋念佛，以图升天。
③灯郎教
大乘教创立后，张保太的徒弟纷纷到西北和西南等地传教，力图扩大该

②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教的影响。江南苏州人王冕于乾隆初年到四川重庆府涪州（今涪陵县），遇
见张保太徒弟刘成名，于是拜其为师，习大乘教。不久，王冕回到苏州，创
立了灯郎教，又称燃灯教、五伦教。从渊源上说，灯郎教是大乘教的一个支
派。
灯郎教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 ３ 府及太仓州，还
有浙江的嘉兴府等地。
灯郎教平时的宗教活动是：该教在一些地区设立斋堂，教徒男女百数十
人为一群，拜佛念经，修斋持咒，并习学坐功。教徒入教时，要交纳香火钱，
数目自数十文至千余文不等。该教自王冕在世时，就以敛取钱财为主要目的。
王冕死后，其妻徐氏及徐氏的堂弟徐士节充任教首，并称为活佛转世，以蒙
蔽教徒。他们也曾打出“复明”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利用当时的民族情绪，
扩大自己的组织，以收取更多的钱财。乾隆时期，灯郎教两次被清廷破获，
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④悄悄会
悄悄会是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 年）八月，由甘肃狄道州（今临洮）人王
伏林在河州（今临夏）创立的，当时称圆顿教，因是“悄悄”（即秘密）地
进行宗教活动，故又称为悄悄会。
王伏林创立悄悄会后，自称弥勒佛转世，招收徒众，当时许多贫苦的汉、
回民（其中有许多妇女）纷纷携带粮食入教。入教者公开竖幡（ｆāｎ 音翻）
念经，以白布为号，很快发展到 ２０００ 余人。十一月初，王伏林见人多势众，
便积极策划反清起义。他将教内的 ４０ 名教主分别封为 １２ 星、２８ 宿，作为抗
清的领导机构。接着拟定了攻打河州的计划。不料，由于起义机密失泄，陕
甘总督勒尔锦亲自统兵围困起义军的大本营——河州王家坡。王伏林仗剑诵
咒，指挥义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失败，王伏林本人被杀。
王伏林起义失败后，他的徒弟到甘肃和陕西各地传教。他们教导信徒要
崇奉弥勒佛，宣扬说，由于皇胎儿女在人世间遭受种种苦难，因而弥勒佛下
凡，三宗五派随之降生，度化他们皈真，即回归天宫。嘉庆年间，王伏林的
再传弟子们在陕西的悄悄会中，设立了三宗五派名目，自称陈搏祖礼义宗、
正机祖量主宗、悟道祖众重宗及金、木、水、火、土五派师傅，五派以下的
头目称为头行，教徒称为失乡；王伏林在甘肃的再传弟子们也被指称为天然
宗、迎春宗、玉春宗及红梅、首春、昌春、义春、迎春五派，五派以下的头
目称为即发、贤良。
悄悄会的宗教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入教的仪式都在黑夜中进
行：当教内师傅上坐后，屋里随即灭灯，师傅传授三字合同，教徒跪在地上
细听、默念。所谓三字合同，其内容是：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二系伸舌卷舌
为口合同，三系指心为心合同。这三字合同还作为悄悄会徒众在异地相逢时
的一种暗号。师傅传授完三字合同后，还要用香头指眉、胸和咽喉，指两眉
间称为开透寒关，指其胸前为开夹脊关，指其咽喉为开玉枕关，并口授经文，
内有“西秦有家门，卯金刀两口人”，以及“仙佛轮回，水火、刀兵、劫数”
等语句。此外，教徒还须纳钱。悄悄会规定，每收一徒，敛钱数十文至二三
百文不等，或布四五尺。
悄悄会的活动地区，主要是陕西的凤翔、宝鸡、扶风、汧阳、岐山及甘
肃的狄道州、灵台、皋兰县等地。教徒都是夜间烧香，跪听教首讲解经卷、
咒语，以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因此，悄悄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的反清意图，最终因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为清廷所镇压。

从上述民间宗教教派各不相同的活动来看，它们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有些教派利用下层群众摆脱贫困、祈福祛祸的良好愿望，传教骗钱，这
以清茶门教、八卦教最为典型；二是有些教派最初行教时，并无任何政治目
的，但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激烈时，一些教首适应了下层群众
摆脱封建统治的心理，把世俗关系牵涉进来，引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这样，
民间宗教的一些教派就成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形式，这以天理教最为典
形。它们的反抗斗争，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应该说，这一
种教派构成了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主体。
如所周知，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至鸦片战争（１８４０ 年）的 ７０ 年
间，广袤（ｍàｏ 音帽）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几次颇有声势的农民起义，其中
几次的重要起义又是以民间宗教为旗帜的。乾隆三十九年，王伦领导的清水
教起义，虽然为时短暂，规模也不大，但是却为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发
出了重要信号。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至十年，由湖北收元教领导的川楚陕农
民大起义，从各方面给了清廷以沉重打击，使其从此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
的窘境：政治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军事上，八旗兵、
绿营兵进一步腐化；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趋严重，清廷为镇
压这次起义耗费了 ２ 万万两白银，相当于 ５ 年的财政收入，至嘉庆时，国库
已经“实有入不敷出之势”①，以致仁宗在其 ５０ 寿辰（嘉庆十四年）时，想
仿效祖宗蠲（ｊｕāｎ 音捐）免钱粮“施恩”于百姓也未能如愿。由此可以看出，
这次由收元教领导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确实成为清统治由兴盛走向衰败的
起点。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的天理教起义，是这次起义的继续。天理教起
义尽管为时仅 ３ 个月，但由于它发生在清廷眼皮底下，斗争矛头又是直接指
向最高统治者，这就使清廷自定鼎北京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了
巨大的危机感。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清仁宗采取了不少旨在挽救衰败的措施，
但积重难返的局面已无可挽回。后人曾尖锐地指出：“自是（天理教起义）
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
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②这充分说明，天理教起义更进一步把清朝推
向下坡路。从此，清廷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进入了彻底衰败的阶段。
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民间宗教的一些教派利用其教义、教规组织和
发动群众，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甚至起了消极的作用的一面。
首先，民间宗教的教义使起义军领袖对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把
武装起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在确定起义
日期上，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而是求助于宗教迷信：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在湖北地区继续严厉查拿“邪教”的不利形势下，
收元教首姚之富派人到各地组织起义时，仍定次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
月辰日”为起义日期。再如“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八月，慧星“出西北方”，
李文成无端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莫名其妙地推算出起义时间“应
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决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①。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②
铁庵：《林清之变》，见《申报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1935 年。
①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把起义日期加上神秘色彩，固然也是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但这毕竟脱离了
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只能给起义带来不利影响，使自己被动。
其次，民间宗教教义在酝酿和发动起义时虽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其宗
教迷信的内容毕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它的
消极作用也日益明显。这在嘉庆五年以后，收元教起义军处于不利情况下尤
其突出。嘉庆八年襄阳起义军首领赵聪观曾追述说：“当初传教讲经，有说
白莲教劫数过了猪犬之年就可成事，后来官兵杀得厉害，老教的人也都懊悔
的。樊人杰怕人心要散，就劝众人不要害怕，从前原有‘过了壬戍、癸亥年
（嘉庆七、八年）都得好处’的话，神佛断不负人，必要应验的。大家奈到
（嘉庆）九年上，就是下元甲子了。他又说，白莲教过了癸亥年，把经念满
了，官兵自然就散，不来追赶，我们大家就可成事。”“如今想起他的这些
话，不过是借此安住众人的心。……说是有好处，倒是到了癸亥年，白莲教
都死完了。”天理教也有类似情况。林清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中，竟然相信有
神会助他，告诉起义者说，有神保护就不怕刀砍。这些迷信说教，在鼓动群
众的同时，也麻痹了群众，不仅使起义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而且也把起义
者的手脚束缚住了。林清在进攻紫禁城之前，把赌注押在毫无能力的太监身
上，而这些太监也异想天开地认为林清“果有妖术，可以制胜”②，这种以迷
信为纽带的结合，是进攻紫禁城的起义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宗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愚昧闭塞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产
物。只要封建剥削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存在，民间宗教就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
力，这就是清代统治阶级屡经严厉镇压而不能根绝的基本原因之一。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九、结　　语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
分别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宗教，并由此而形成世界三大宗
教。
但是，在清代，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是其它宗教，都没
有能够成为中国的国教。道理是显然的，孔孟儒家思想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
早已在中国牢牢地扎下了根，事实上成为中国的“国教”。尤其值得往意的
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可以凭借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可以攫
得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可以肆意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还可以强迫清政府
弛禁基督教，为其传播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基督教始终未能撼动孔
盂儒家思想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在历史事实面前，帝国
主义分子妄图把基督教变为中国国教的梦想，可耻地破了产。
清代的宗教史，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
点。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衰弱和消亡的过程。
明清以来，特别是在清代，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落，在中国传播数百年之
久的佛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衰弱状态。伊斯兰
教、萨满教也日趋萎靡不振，其中伊斯兰教虽有一些经学大师进行汉文译著
活动，但是艰苦的努力依然未能使该教得到丝毫的复兴。民间宗教由于统治
阶级的严厉查禁和残酷镇压，自清代中叶以后已呈消亡状态。它们在鸦片战
争后的 ８０ 年间，所起的作用远远不能和大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相
比。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代以来，有些教门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门、一贯
道等，打着民间宗教的招牌（如信奉无生老母、宣扬天盘三副说及八卦说），
实际已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所卵翼和把持，沦为彻头彻尾的反动会道
门。第二，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思想中对于统治着他们的自然、
社会力量的一种歪曲和颠倒的反映。各教派所宣扬的救世主，都是一种超自
然力量。由于它被宣扬为影响和决定人们的命运，因而对人民群众在精神上
是一种麻醉剂。正是这个原因，佛教、道教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压迫工具；
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奴役、
压榨中国人民的工具，在清代历史上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
精神鸦片；民间宗教尽管在反清斗争中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其所起的消极、
倒退作用同样不可低估。第三，宗教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思想信仰、组织
观念、宗教仪式和戒律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产生和发展
的，并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前面的论述中，
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此仅举一例。本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
代，一些专家、学者着力探讨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加重”的原因，发
出了“为什么到了清代，农民起义跟宗教结社、神秘主义的关系，又反而密
切起来了呢？”的疑问。实际上，道理很简单。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集团
为主、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皇朝。在这个皇朝中，一方面封建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阶级
予盾和民族矛盾，比以往更为激烈和尖锐，这就使清代农民起义的规模、次
数和范围大大地超过了历代。农民要反抗，要斗争，就需要有一个反映自己
阶级的利益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
代表，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新的斗争武器，于是转而乞求于宗教的力量。
正是这个原因，清代前期的民间宗教教派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在中国的南北
大地蓬勃兴起。它们信仰无生老母、崇拜无生老母，实质上是对天子（即封
建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否定。
由此看来，清代宗教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需要
我们下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本书是在充分吸收前辈和同辈学者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写成的，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名致谢了。因为学术研究从来都有继
承性，任何成果都不会是凭空捏造的。
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