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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美）许倬云著. -- 北
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3
ISBN 978-7-5477-4382-9

Ⅰ．①万… Ⅱ．①许… Ⅲ．①中华文化-研究 Ⅳ．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52867号

地图审图号：GS（2023）2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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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7.25
字 数：350千字
定 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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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序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前3世纪）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第四章 东亚的中国（2世纪—10世纪）
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纪—15世纪）
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15世纪—17世纪）
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17世纪—19世纪中叶）
第八章 百年蹒跚（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后记
序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
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
的片断。假如用河流为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如黄河、长江。黄
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都在巴颜喀拉山区，一向北流，一向南
流。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
倾泻于太平洋的黄海（黄河今注入渤海，但历史上也曾注入黄海——
编注）与东海。两个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两个地
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
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
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
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
力。因此，本书封面以黄河为象征。
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彩，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
化景象。长江源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
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
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
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
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
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澧，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
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
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
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
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
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
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
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
泯合，无所区别！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
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
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本书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
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在这一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
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
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
“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
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
“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
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
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
终于成形。本书叙述的故事，因此是一个主角与场景经常转变的曲折
历程。正如广场上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人之间的谈话，逐渐吸引了
附近别人的参与，经过几度转折，竟聚集为不少的群众，讨论的主题
也可能远离了原来的谈话。当然，这样的譬喻，究竟还是太简单，不
足以形容文化史的复杂性。
本书各章的标题，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
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
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凡此阶段，因
为我们的时代已与任公的时代不同，举凡中国文化史的史料、中国历
史的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于最近百年来均有长足进展，
是以本书不仅有自己设定的断代，于各个段落的界说也有自己的认
知，而无须受任公历史观念的约束。
既然本书是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其不同于一般中
国通史的内容在于不以政治体为界定中国文化圈的断代标杆。因此，
本书完全与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理念脱钩，是以公元纪年划分为几个
大段落。公元纪年，只是为了约定俗成的方便。这些大段落的起讫，
也只是取其年代的整数。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
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稍有超前
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为此，本书的前半（第一章至第五
章），以1500年为断代下限，此时正是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后
面三章，叙述的则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五百年。这五百年
间，中国体验了没顶的惊险，也学习着弄潮儿冲浪的功夫。这是占人
类社会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族群，以数千年积蓄的能量，投身演出的
五百年悲喜剧！
本书既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应当同时论列文化内容及文化外延。
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
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中国的正史，一
向是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近世新出版的通史，仍不能摆脱以
政治史为纲之旧习，日常生活部分少见着墨。本书转移叙述的重点，
并不是轻视朝代更迭、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
行。凡此项目，史学界前辈均已有过叙述。本书之另有着重，其实也
是为了补苴一般通史的空白。
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
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
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本书在此等
处着手，既为了针对读者的求知欲，叙述日常生活及诸种心态观念的
来龙去脉，也是为了这些事项本身的演变有其漫长的过程、丰富的内
涵，值得史学工作者探讨。
中国文化，本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近世以来，民族史学与
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现象，近代中国史
学不能自外于这一潮流。于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承受上述两项因素，
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
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
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本书呈现的中国历
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
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
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
功。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
特加注意。在这一主题范围，本书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
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
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大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
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
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
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为此，本书将
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现象，在每章中特有专节讨论。
除了文化交流现象以外，本书也将有专节，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
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定现象。比较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
文化发展中，哪些是历史的共相，哪些是自己的殊相。老子说，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
真正的自知之明。本书各章都有中外文化比较的专节，其所以选取各
历史现象为比较的主题，并不意味该一时代只有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却毋宁是选取一项，当作标本而已。
大致言之，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而于历史
时代所谓的“中原”，也常有不同的定义。在空间上，“中原”是移
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移转
到近古时代的东南，以至近代的沿海。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
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
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超越政
治或地缘定义的“中国”。最堪注意的，则是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
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本书第四章以下，于
中国文化系统的讨论，即有不限于中国地区的理解，其中若干中外比
较，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之特点，讨论他处史实则是为了陈述时
代背景。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
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
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
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
上敬礼！
最后，撰成此书，许多观念得自一生师友与学生的启发，一并致
谢，恕不能列举了。撰写过程中，汉声同人，尤其吴美云、汤世铸两
位费力最多，甚感。曼丽时加鼓励，本书书名，即是她想到的！

序于匹兹堡
2005年2月20日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
说
 在“中国”这个观念还未形成前，人类早已在中国这块大地
上活动。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渐渐懂得栽种、畜牧，自
己生产食物，也开始群居，发展出多元的地区文化。经过分分合
合，这些地区文化逐渐聚合为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成了日后中
国文明建构的基础。
一、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当我们谈文化史上的中国地理时，指涉的不是一个有清楚边界的
政治版图，而是那个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因为文化
系统的范围和政治单位的版图是不同的，后者有明确的边界以表示主
权的所属，而前者不可能有显然可见的界限。
中国核心文化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北边是沙漠和草
原，西边是高及天际的高山与高原，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整体看
来，中国对外有高山峻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
西边的高山、高原这两大屏障，使得中国的世界是望向东南的。传说
中，女娲造天，天塌后地倾东南。然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
只是朝一个方向看，而是四面八方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
也有交流。这一情形，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既能始终呈现
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这些地区从北算起有：1. 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蒙古地区；2. 以
森林、山地为主的东北地区；3. 以黄土高原、黄土平原为主的黄河中
下游；4. 湖泊、河流众多的长江中下游；5. 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和
岛屿；6. 有高山、盆地和纵行谷地的西南地区；7. 遍布高山和高原
的西北地区。
先从北边说起：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
而居；而东北地区，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那里的居民靠渔猎为
生。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他们的生活
习惯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不同处是森林居民比较定居，相同处是
他们都靠牧、猎为生，都能跨马作战驰骋千里，攻伐其他地区的居
民。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
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自
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
都在此进行。

中国文化地理分区示意图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
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
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
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
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
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
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
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
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
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
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
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
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
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
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
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
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
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
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
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
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
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
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
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中国核心文化区的东边和东南边，从北到南是一条沿着黄海、东
海、南海的沿海地区。海洋外有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琉球群岛，以
及从中国台湾开始往下的一串岛屿。这串岛屿和中国沿海的陆地，封
起了一条内海。内海的两岸，不论是沿海陆地居民还是岛屿居民，实
际上是不断地在移动，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沿海陆地上的
居民，无数次移向海岛；海岛上的居民，则借着洋流和季风，不断地
南来北往。内海两岸的居民，同样跟着洋流追逐鱼群，同样在沿海的
小丘陵、小河沿岸过着一区一区的农村生活。
 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丘陵而隔绝，却又因为流水，不论是海洋还
是河流，重新遇合，构成东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雏形。早在新石器
时代，就有所谓“海洋型蒙古种”和“大陆型蒙古种”的差别。海洋
文化，是以芋头、水产为主要粮食来源，这和大陆以稻米、小米为生
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很不一样。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
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的痕迹，在太平洋西岸处处可见，
甚至可远到白令海峡。玉石和中亚的黄金最终成为中国人最爱好的两
种艺术品和有价饰物，这一现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在中国
的融合。
还有，东南沿海地区，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
也多岩岸的港汊，于是自中古以来，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
足，长为中国经济重心，是中国的海道出入口。中古的扬州、杭州、
明州、泉州、广州，16世纪以后的澳门，以至19世纪以后的港澳与那
些近代的通商口岸，万里波涛、顺风相送，送出去中国的丝绸、瓷
器、茶叶、药材，也迎进来由南洋运来的宝货及近世以来的西洋舶来
品。中国从这些东南出入口，长期汲取了亚太地区的财富；近百余年
来，从同一个出入口进入的欧美工业产品却榨干了中国的经济。近代
西潮，将中国文化带入现代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其影响巨
大而又深刻。中国走进世界的中国，这一地区是历史上空前重要的楔
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口（丝道）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
向近代世界的联结界面。
再看西南的高山地区。云南有五十多个习俗各异的不同族群，往
往高山顶住一种人，山腰的海子（高山湖泊）附近住一种人，而谷地
里又居住着另一种人。这三种居民因地形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形
态。山顶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换谷地出产的蕈类和小米。他们翻
山越岭，不避辛苦，靠着芦笙高音和对面山谷的邻居彼此唱和。各处
山腰沿着海子的交通要道上，不断有马帮和盐客来往，将各地的特产
和讯息带来带去。中原的居民，也可经过谷地的狭道或河流，将中原
的文化和讯息带到此地，再将此地的物产带回中原。
从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区，雪山高耸，高原干寒，平坦处是一片
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有孤岛似的绿洲。这些绿洲本身即一个个小
城市，里面的居民则过着丰足的农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牧
人有两种不同的放牧方式：一是藏区的垂直放牧，牧人夏天上山，冬
天下山；另一是新疆和青海大草原上的平面放牧，牧人驱赶牛羊，逐
水草而居。
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是许多不同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千里驼
铃，渡过沙碛，翻过山隘。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中国经由这个
西北的出入口，与中亚、中东及欧洲接触，两千年来从未停止。中国
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祆教……都从这一条通道传入
中国地区，也再转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
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但也总是有相通
的通道：内部从东到西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到北有许多隘口，
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动的南北交通。这个现象，可和中东地区
做一比较：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的距离其实相当近，中间有地中海东
地区作为过渡地带，但由于两河和埃及地理上的隔绝，终于孕育出两
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多元，有沙漠、有
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
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
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
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
终于同化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但是，不要轻忽各地区那些小异的文化，那些文化特色是适应当
地的需求孕育而成。在北方，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
树林里的猎人，养育巨大的海东青（一种猎鹰），射鹿刺鱼，猎取他
们的食物。在黄土地区，居民以高亢的歌声唱着西北风“花儿”，秦
腔、燕歌永远是激昂慷慨。相对而言，东南一带的水磨腔昆曲，表达
的则是曲折的柔情，和慷慨北歌相比，呈现出阴柔与阳刚两种不同的
格调。
综合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看似分隔，实
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各个角落的演员
们以各自的声音唱出多变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
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
夹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
布，诸音杂陈，但最后却交织成为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这
个交响乐是这个地区“人类喜剧”的一幕，这一台戏在这个舞台上已
演出一万年了。
接下来，谈的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以及他们最早的活动。
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中国地区幅员广袤，等于是个次大陆，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在这
里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完全一
样？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从体质特征言，
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同时，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贯的传
统。这种看法，符合所谓“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
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
但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现代人“源于非洲说”（Out of Africa
Theory），主张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这是一种“单一起源
论”。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以为今日全球的现代人，都是二十万
年前由非洲同一种族扩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这一
说法成立，则中国考古学上，当地人类特征的延续及自成传统的石器
工艺之说，即面临极严重的挑战。至今，考古学的资料还不足以有力
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不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不少，而
且有一套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案，或许当中国地区有更多的发现时，这
两种理论之间的对错，可有澄清之日。
目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如此漫长的几十万年，古
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往迁徙，其间即使有族群的移入迁出，他们的基
因是否传了下去？如果新来的人类和原住人类的基因交配而得以传
流，那么这些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应还是同一类，同属一种“人”。非
洲新人群进来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构成一种新的混合种族，但并不
是以一个人种全盘取代原有的另一人种。
 再从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相对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马
拉雅山以西、以南地区，中国的旧石器虽有长时间的演变，却仍呈现
自己的特色，有着自己一定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
维斯（Hallam Movius，1907—1987）曾以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
文化圈使用两面打制的手斧，而东亚的旧石器则始终是砍砸器为主，
缺乏像手斧一样的两面加工的石器。虽然最近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些
在中国发现的手斧，挑战莫氏理论，但考古学家对于手斧的定义尚多
争议，这一挑战至今犹未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大致言之，因东方与西
方的旧石器，其间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中国的旧石器传统仍呈现相当
一致的东亚特色。
“旧石器”一词，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在生产食物以
前，曾经加工作为工具的诸种石器，其时代从出现猿人的一百余万年
前，至出现“新人”或“现代人”的数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最著名的是
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
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在这一遗址，有多层堆积，依据活动遗存的判
断，北京人当是从50余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30余万年。

现代人类扩散路线图
 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
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
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从不同文化层的石器看来，
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以周口店的遗址言，这些猿人曾屡次
居住在这一石灰岩的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
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
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
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遗址有火烧灼的动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
证据，还不易判断是天火，抑或是人工用火的遗迹。
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遗
存；这些遗址可能是古代人类在湖边高地的露营地点。陕西蓝田出土
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中更新世早期，也有一些数
据认为其年代可以早到将近110万年至115万年之间。蓝田人的体质特
征，与北京人基本一致。
湖北的郧阳、石龙头，贵州黔西的观音洞，及辽宁营口的金牛
山，都有相当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古代人类
的工具制作水平、体质特征及其时代，基本上都相当一致，也常出现
用火的痕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著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
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
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如以许家窑人化石的
年代言，其时代为距今约10万年前，地层仍在晚更新世时代。北京周
口店的新洞，也有人类牙齿、石器灰烬层和动物烧骨。凡此遗存，工
艺水平均比较进步，而且石器用途渐有专门化趋向。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
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
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
种，是中国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
的晚期，今日三大人类种属已呈现个别的特色，但尚未分化为今日可
见的支系，是以山顶洞人的体质，既与今日诸支系有相同之处，也有
其个别特征之处。
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
原始性。柳江人体型，似与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人相近，比较矮小，应
为蒙古人种中较早的一型。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
相近，虽有若干可见的原始性，如眉脊显著，颞骨鳞部较为低矮平
整，但基本上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

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
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
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
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址的年代，可举例如次：河套南部萨拉
乌苏河沿岸遗址上层不超过3万年，下层为3万至5万年左右，是以河套
人的年代应是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
的遗址第六层木炭碳-14法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
层木炭骨头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续1万余年。山西沁水下川
遗 址 三 层 ， 上 层 以 碳 -14 法 测 定 年 代 为 距 今 23900±1000 年 至
16400±900年；中层是距今36200+3500年及36200-2500年。北京周口
店山顶洞人的年代，用同层兽骨的碳-14法测定，是10770±360年，是
以应在距今1万年至2万年之间。山顶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
的早期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
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
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
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
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
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
石器时代的工艺发展了必要的基础。
另一令人注意的，则是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许多装饰性
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
在物品上划刻花纹，涂色加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
边，足知人类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死后灵魂观念。山顶洞人
住在上洞，而下洞则是“墓地”，墓地里有着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
放置遗体的观念。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种
类也有多样性，似乎反映人类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广了，生活的方
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择。
三、农业与聚落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不安定，也
不能组织聚落，因此不能用“文化”两个字来形容人类的活动。人类
活动第一次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之际——
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聚集在一起，逐渐
构成社区和社群，这才是人类从合作中迈出了超越一般动物生活的一
大步。我界定的文明，是人类在聚居和固定食物来源的文化基础上，
再迈进一步，能做抽象思考的时候。本节叙述的，则是文明未开展，
尚停留在新石器文化的阶段。
20世纪的考古学，以石器的形制作为史前文化分期的标准。“新
石器”与“旧石器”是两个相对的名词，这一分期方法至今还在沿
用。不过，自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
提出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观念
以来，划分上述两个石器时代的里程碑，已落实在人类是如何生产食
物以维持生计上面。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这一发展过程，是逐渐
的，不是实时而全面的转变。生产食物，农业自然有其重要性，但
是，在生长农作物的自然条件不足的地区，畜养牲口作为稳定的食物
来源，也是一种生产食物的途径。因此，生产食物的分期标准，兼用
于农业及畜牧业。
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生活相应地也有了重大而深远的变
化。最可注意的变化，当是人类开始定居于一地。采集食物时，人类
必须四处寻觅可以食用的动物与植物，一个地区的资源用尽了，就必
须到别处觅食。经常不断游走觅食，不遑寄居，壮年的人辛苦，而老
弱幼小则难以存活。于是，共同生活的人群，人口数量不会多，也未
必稳定。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遂有了定居的聚落，生于斯，聚族于
斯，终老于斯。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人类的食物资源是会走动的牲
口，牧人似乎不须如农夫一样定居于农田附近。但是，所谓逐水草而
居，其实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牲口的食物来源是有范围的，再说经
常迁移，也不利于牲口的繁殖。于是，即使是游牧生活，人群也有一
定的稳定性。为此，本节的叙述将以中国地区史前的农业及聚落为两
大主题。
山西怀仁的鹅毛口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史前人
类以当地的凝灰岩石料，经过砸击与摔击，制作工具。在这些石器之
中，出现了石锄、石斧、石镰，其形制已与新石器时代同类的工具相
近。锄、镰都是农具，是以鹅毛口遗址时代，可能已有农业生产。不
过，锄是翻土工具，也可用来挖掘植物的根茎，镰是收割的工具，也
可用于割取果实及枝叶；二者都可以是采集食物的工具，其出现未必
就是农业生产的证据。
农业在中国地区初现，当以发现栽培的作物为据。在中国北方，
至今最早的农业遗迹，应是黄河中下游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在距今
8000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了确切的农业遗存。河北武安
的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处，遗址范围8万平方
米，是一个古代村落。村中房屋都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下穴，穴壁
有柱洞，以插置柱干支撑芦苇涂泥的屋顶。房屋与窖穴大都是几座聚
集一组，似乎反映村中的次级同居单元，也许即家族。房屋内部，往
往留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都是农业生产及粮食加工的用
具。遗址中有数百处灰坑，其中有不少是贮存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
食堆积，厚度不等，有的窖穴深至5米，粮食堆积厚达2米，储粮总量
可达10余万斤之多，其食物供应之规模，相当可观。河南新郑裴李岗
与密县（今新密）莪沟的两处遗址，也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扇形尖
端，也都出土磨盘、磨棒、石镰、石铲，及储存于灰坑中的粮食。这
三处的年代基本上相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磁山与裴李岗遗址都
在高于邻近河床25米的高地上，可能反映当时黄河冲积平原仍有沼泽
及湿地，遂在离水不远的台地上种植粟类（小米）。属于裴李岗文化
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时代是距今9000年到7800年之间，这里的农
业生产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其他诸遗址却颇不相同，虽也种植
小米，但主要的作物是水稻。
今日陕、甘渭水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存，是属于老官台文化（由陕
西华县的老官台遗址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这里出土的栽培
作物是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老官台遗址不见磨棒、磨
盘，却有石杵，则食物加工的方法当系使用杵臼；也不见石镰，而有
石刀，是以收割的方法也与磁山、裴李岗的农业不同。
以上诸处均有相当数量的猪骨，甚至整只的猪、狗骨架，猪只系
幼年的小猪，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猪、狗已是饲养的家畜。同时以
磁山为例，从食用后遗弃的动物骨骸，除了家猪、家犬之外，还有大
量的野生动物及水产物来判断，显示他们仍有相当程度的渔猎活动。
 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系统表

秦岭、淮河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先民发展了稻作农业。
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作栽培是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其
加速器质谱碳-14法测定的年代是距今1.4万多年。地质学工作者在东
海大陆架上也找到了距今1.3万年至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硅酸体。
中、美两国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新石器时
代早期地层中，采集到数量可观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其碳-14法
测定年代也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其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和八十垱
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彭头山遗址的碳-14法测定年代也在距今八九千年
间。湖北宜都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其年代约为
公元前5700年至公元前5400年。在更南边的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遗
址，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了距今11000年至8000年前的粳稻和籼稻的植
硅石。这些遗存的痕迹，或是于抹墙涂泥中拌杂稻壳，或是于陶土中
掺和稻壳碎末。
在汉水流域，陕西西乡李家村与何家湾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年代
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也有稻谷遗存。湖南澧县城头山遗
址群之中，有一座古城，城内有水稻田的遗存，邻近则有祭坛，这片
仅有的古代稻田，可能就是祭田。这片稻田的时代，甚至比城头山更
早一些。
稍晚时期，东南沿海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了有明确的
稻谷遗存，更有稻作农业的专用工具，例如骨耜及戽水器。稻谷、稻
秆的堆积，最厚处超过一米。这些稻种，经鉴定为栽培的籼稻。
凡此稻作文化，不仅出现了栽培稻，而且已从籼稻育成今日中国
人食用的粳稻。中国野生稻是籼稻的祖先，其在中国的广西、海南湿
热之地，分布甚广。然而，至今最早栽培稻作的地点在长江中游，其
中缘故，或因南方热带与亚热带气候，食物易得，而两湖与浙江均是
温带气候区，有万物凋残的冬季，使先民有了生产食物及储备食粮的
动机。
 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

这些稻作农业的遗址，出土了不少猪、狗、水牛的遗骨，以及陶
塑的猪和鸡，是以家畜、家禽均已驯养。水产品仍是食物，显示采集
活动与农业共同存在。稻作农业地区，在石家河及良渚文化时代，北
方栽培的粟黍传入南方，似是补充作物。北方的羊，也传入南方，引
为家畜。同时，长江流域中游、东南沿海，及华南新石器文化的晚
期，各地农具都有地方性的差异。例如，良渚文化遗址有三角形的石
犁，广东石峡文化遗址有石镰与石铲，均是因地制宜的地方歧异。
 粟作与稻作农业区域示意图

南方气候与地形土壤均与北方不同。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房
屋，大致都是黄土层上挖掘半地下穴，上覆有支柱撑起的涂泥屋顶。
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房屋则是以半地穴或平地为基址，房屋或圆形
或方形，四壁立柱，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涂泥，成为编竹夹泥的建
筑。屋内地面，以烧土垫实加厚，这种就地取材的竹木涂泥建筑，至
今仍可在长江流域的乡间见到。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木
建筑构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国后世木结构建筑的祖源。河姆渡遗
址有一处长屋，是一座有高足的干栏式建筑，长达23米，进深7米，并
有宽达1.3米的前廊通道。河姆渡遗址，有一口水井，以木架排桩建
成。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岱海东岸，以及黄土高原
的山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窑洞式的居室。凡
此设施，均可见当时居住是长居久安之计。
 从以上所述，综合言之，中国地区的人类，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
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北方的粟作农业及黄土房
屋，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及竹木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除了
栽培的谷类食物，人类也已发展了相当种类的蔬菜及家禽家畜。拥有
稳定的生活资源，古代人类遂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社会组织及心智活
动方面，都可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力了。
四、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及聚合过程
在序言中，我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中国在新石器
时代，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这
些小文化正如许多小河流，会一区一区地合并成较大的文化系统，而
较大的文化系统又会进一步合并成更大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不断交
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
为了探讨各种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考古学家观察陶器的质地、花
纹、形状，以及古人类遗址的布局、生活的方式，厘定出每一种文化
的特色，然后再进一步观察这些特色的交换、转变与融合，建构一套
全盘的文化分区理论。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分区，到了青
铜时代或更晚的时期，会再一次合并、混合。或早或晚，每一个地方
的独特文化系统，终要融合成为中国庞大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区 系类 型 ” 是 中国 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 的
“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
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
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
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他又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
过程，透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也有衰
退。
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当程度
地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这两个条件使各地人群的生
活方式，逐渐具备一定特色，这就是所谓“文化”。人群的生活资源
稳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渐渐拥挤的原来聚落，
势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们在新建的家园，一方面带去故乡的文
化，为此，一个文化涵盖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地区的
环境及资源，必与故乡有些差异，为了适应新居的生态条件，原有文
化会有所改变。一个地区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
空间，又会与另一地区文化的分布空间相接，甚至犬牙相错，彼此穿
插叠合。不同文化群之间，遂因竞争而有冲突，也因接触而有交流。
这一过程，在各地不断重复进行。文化群之间会经过融合，形成涵盖
地区广阔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 以燕山、长城
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 以关中、晋
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 以环洞庭
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
的南方。今日“中国”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
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
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
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
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
这些大地区的文化圈，已如前述，是由各区域内部不同文化融合
聚合形成。即使在这些文化圈已经成形之后，内部的个别文化之间，
还是有其起伏与竞争。
 六大文化区系位置图

先从北方地区观察：广义的北方应有西北、北方与东北三大区。
狭义的北方据现有的资料言之，当以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
系。再加细分，则又可划分为辽宁朝阳、内蒙古昭乌达盟、北京天津
一带及张家口地区等四个分区。这些地区，地处后日的长城线，是农
牧交错的过渡地带。有此生态特色，于是不同文化群体，会同时并
存，互相影响。距今七八千年，阜新查海遗址和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相距不到二百公里，但两个文化却各有特色。其后，由查海文化发展
的红山文化，以赤峰为中心，与另一以朝阳为中心的富河文化，曾同
时并存。甚至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
化，既是上下相叠，又是交错存在，这两个文化的交接处，即在赤峰
附近。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现了点状分布及线状连绵的防御工
事，即可能反映两个文化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这两组文化，在有些
地区，又是前后相接的，例如大南沟的后红山文化遗址，即有红山文
化后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衔接的痕迹。这两组文化，各有其发展系
列，却又轮流占据该区的中心地带，一进一退，互相覆盖。

北方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第二个文化圈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新石器文化又可分为鲁
西南与胶东两个地方文化系列。鲁西南滕州市北辛发现距今七千年的
早期农业文化。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北辛—大汶口—
龙山文化，自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其中一些文化特质，绵延四五
千年之久。胶东地区则另有自己发展的线索，年代跨度由距今七千年
到二千年，上下五千年，有其一定的地方色彩。胶东的地方文化，平
行于鲁西南系统的每一阶段，有单独的发展，也有互相影响之处。
第三个文化圈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历来，中国
人以为中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考古学上，长期以来，仰韶
文化占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流位置。考古学资料累积丰富之后，上
述六大文化圈平行发展而又彼此影响的观念，已取代了中原中心论的
旧说。在中原文化圈这一广袤的区域，内部有几个自成格局的地区：
陇山以西，虽然是中原的一部分，其文化与西陲地方文化有相当关
系；郑州以东的地方文化，则与山东地区的文化有密切交换，以致呈
现过渡的模糊现象；中心地带是宝鸡到郑州一线。然而，在中心地带
的仰韶文化，仍有东西两个系列：宝鸡与陕州之间为西支，洛阳与郑
州之间为东支。
中原文化圈的文化发展，也与前两个文化圈一样，跨越距今七千
年到二千年，有五千年的分合与进退。距今六千年前后是仰韶文化的
发展期，距今五千年前后，则已是后仰韶文化时期了。这一漫长岁
月，从仰韶的早期与晚期，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然后到周文化，
其间有相当清楚的连续性。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西支，则又有两个文
化系统平行发展，从六千年前北首岭下层文化裂变为二系：一个是半
坡类型，一个是庙底沟类型，都是关中的地方文化，两者纠缠交错，
同时存在，最后庙底沟类型发展的力量较大，向东延伸，远达郑州，
而半坡类型却是株守渭河流域，拱手让庙底沟类型占了仰韶类型主
流。
 东方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中原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比较半坡与庙底沟两个类型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粟作的农业文
化，但是半坡类型除种粟的农具之外，仍有相当发达的砍伐工具及渔
猎用具；庙底沟类型的器具，则以农具为主，砍伐、渔猎用具所占比
例不大。半坡类型的衣着多用兽皮，而庙底沟类型的衣着则多用植物
纤维。两者相较，庙底沟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其蓄积的资
源可能更为丰厚，故判定了两个类型系统平行发展，而庙底沟类型终
于成为优胜的一支。庙底沟彩陶的彩绘图案，玫瑰花纹是其独有的特
色，有整枝的花形，也有简化的枝叶与花瓣。苏秉琦认为这一花纹与
中华民族自称“华族”，或有相当的关系。如以此观念推论，庙底沟
类型的优势，也表现于其相当发达的艺术了。
第四个文化圈是环太湖的东南地区。这一地区，遍地是河川湖
泊，生态环境与华北完全不同，由新石器时代以来，即以栽培稻米的
农业，加上渔捞与采集水产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一区域的内部，可区
分为太湖地区、宁镇地区及淮河地区，当然其中又有更小的区别。太
湖地区的文化系列，上起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前的良
渚文化，向下延伸到三千年前的吴越文化，也有四五千年之久。这一
系列的文化，数度出现高潮：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与礼器，是江南文
化史上的奇迹，而吴越文化能在东周时与中原争雄，也不是没有根源
的突发事件。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西向到达安徽潜山的薛家
岗；北阴阳营文化的上层则出现河南偃师二里头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
特色。是以，宁镇地区有东西与南北两个方向的交流。淮河地区的花
厅遗址文化，则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汇，接受两者的影响，
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东南文化似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作为优
势的一支，而又有沿江的宁镇文化与沿海北上的花厅文化两个支系。
 东南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第五个文化圈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其中
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是两分区。江汉平原这一地区的农业，早在七八
千年前，即出现于洞庭湖滨的城背溪与彭头山，更早的可能的稻作遗
存发现于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区文化可分为三个文化系列：大溪文
化系列的代表是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诸遗址，其分布
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在其北面，是汉水上游的郧阳青龙泉与淅川下王
岗的文化系列；在其东面，则是武昌放鹰台与京山屈家岭的屈家岭文
化系列。这三个文化系列，互相影响，也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以
青龙泉文化言，下层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中层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
而上层则受大溪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江汉地区在进入青铜文
化时期，因为楚国兴起，遂以“楚文化”代表整个地区的文化了。
 西南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四川盆地的文化，内部又可分为巴、蜀两个系列。距今五六千年
前，广汉三星堆的底层，即古代巴蜀文化的根源。三千多年前的三星
堆文化与万县的古代巴文化，分别发展为巴、蜀两系的青铜文化，其
间也分别与商周及楚文化有所交流。
第六个文化圈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一
区的东系是由浙江到福建、台湾以至潮汕地区的沿海丘陵地；中系是
赣水溯源，跨过五岭，进入北江，直达珠江三角洲；西系则是沿湘水
过五岭，入西江流域一线。各系都有几何形印纹陶，但是由于这一地
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是以不但各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内部还有更
小的文化群。这一地区面向太平洋，太平洋西边的岛屿链及南北走向
的洋流与季候风，使这一地区有联系大陆与海洋的优势。
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彼此有所影响。在华北地
带，中原的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与江
汉间的屈家岭文化毗邻而居，有切不断的交流。到了距今四千年前，
北方的红山文化经过张家口草原通道，折向山西的汾河河谷，在临汾
盆地的襄汾陶寺遗址，与来自关中的仰韶文化汇合，故陶寺文化接受
了江汉文化与东部沿海文化的影响。这几方面的聚合，终于给予中原
文化巨大的发展能量，蔚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三千余年
前，周代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
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
文化。更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大主流文化挑战。中国
本部几个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代开始融合，但至今中国各地文化的
差异，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
南方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五、古代传说与族群分合
正如世界别处的人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
传诵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竟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
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
史事迹。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举其重要的项目有：盘古开天辟地、女
娲造人补天、神农开始农业、有巢氏造居室、黄帝创制度、五帝递
嬗、尧舜禹举贤禅让等种种故事。这些传说其实有不同的来源，却在
逐步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编织为共同的
传说系统——这也是建构集体记忆时，人类社会常见的情形。
以盘古创世的传说为例，今天民族学的研究，已知它是中国南方
族群的故事，和印度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汉代以前未有盘古
传说的记载。
女娲造人及补天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似乎最
早也是属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而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偶，尤其以两
蛇交尾的形象作为象征，在汉代十分常见，也可能是属于南方文化兄
妹交配传说的类型。但是女娲补天及共工氏撞倒天柱不周山的传说，
既与天地开创的故事有关，又与洪水故事有关，内容相当复杂，牵涉
的人物共工氏，又有相当古老的北方背景，是以女娲故事本身有不同
的成分，而且来源也是多元的。
黄帝故事是中国传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至今中国人大都奉
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然而，黄帝故事的系列，包含许多不同
的主题，例如：黄帝与蚩尤及炎帝战争的故事；黄帝制定种种文物制
度的“文化英雄”形象；黄帝为五帝之首，为各代王室共同祖先的身
份。黄帝既是一个人，但轩辕氏又是一个朝代，而他的对手炎帝、神
农氏也俨然是历世久长的一个朝代。凡此种种复杂的性质，显示黄帝
传说的系列，来源不止一个，组合的方式也不止一个。更遑论，黄帝
是人间的君主，有君临天下及开启文明的伟业；他同时也是神祇，有
差遣神鬼，呼风唤雨的超凡力量（例如在与蚩尤的战斗中，差遣了能
降雨的应龙和能止雨的旱魃）。
正因为黄帝传说的本质如此复杂，清理传说，寻找可能的历史现
象，遂非易事。黄帝传说，以其有关的“遗迹”言，中国北方由东往
西，几乎处处有之，真寻到其原生地区恐非易事。但是，我们至少有
一些可以注视的线索：黄帝的部众，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是迁
徙不定，以师兵为营卫；轩辕一名，与车辆有关；而炎帝是放火烧山
（所谓烈山氏），号为“神农”的族群领袖。这两大对手的抗争，可
能即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斗争。黄帝传说中，涿鹿与阪泉两次重要战役
的战场，都在今日河北的北部，处于农牧交叠的地带。在历史时期，
农牧进退，也即在这一线上推移，是则炎、黄两部，均在河北地区。
黄帝的另一敌人蚩尤，在中国传说系统中，列于反派人物。但
是，晚到汉代，山东地区的神祇，八神将之一的兵主，俨然即蚩尤！
如果以此划分，结合上两节至今最早黍粟农业遗址在磁山、裴李岗，
以及接续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广布于河北地区，于是考古学家
郭大顺即主张炎、黄的接触与对抗，反映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长期
竞争，而胜利者黄帝一系，移入农业地区，也一变其师兵营卫的生
活，改为种植五谷的农业了。同时，如果蚩尤在山东地区，长为兵主
战神，则这一股力量，是否即代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族群？他们
在河北地区失败了，可是后世山东地区的“夷”众，到周代仍是与华
夏对抗共存的庞大族群。
 传说的五帝系统中，有太皞、少皞两氏，春秋时代的郯国，仍自
称是少皞的后裔。据郯子自称其祖先以鸟名官，亦即以鸟名作为不同
职司人员的官衔（《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古老的传说，在历
史时代难以造作，当有其集体记忆的真实性。奉太皞为祖先的春秋诸
国（如任、宿、须句）均在济水流域。太皞、少皞都指陈日光照耀的
高天，而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器上的陶文，有日在山上的一个景象——
。此陶文是否即“昊”或“皞”字？如果以此推演，则炎、黄与蚩
尤的三角竞争，毋宁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
突与接触，而最后组织为“五帝”的传说系统。至于转化为前后相承
的三个朝代，是否又是一种融合的方式？
帝喾与颛顼是五帝中比较次要的人物。《礼记·祭法》中，虞、
殷、周三代都祀奉帝喾。他的功绩，据说是能序星辰。在古代，天文
知识与农业有关，也与宗教信仰有关，帝喾这样一位君主，大约是以
宗教功能取得显赫的位置。《山海经》的帝俊，生育日月，可能即帝
喾的另一名称。所谓生育日月，也可以解释为设计历法，又是宗教与
天文知识的结合。《山海经》不在北方学术传统之内，其中颇多怪异
之说，似与长江流域的江汉文化族群颇有渊源。
颛顼，号为“高阳氏”，屈原引他为祖先，则与祝融八姓有关。
祝融八姓，分散在淮河流域，地处南北之间，可能是若干族群的联
盟。春秋以后，其中芈姓在今日湖北，结合当地“百蛮”，创立楚
国，于江汉地区蔚为大国，其势力可以抗衡中原的华夏诸国。《礼记
·祭法》称道颛顼的功绩是能修明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的
事业，是以他与黄帝传说也有关系。颛顼又曾令重、黎分司天地，将
神界与人界一分为二，这一功业，大约是象征神职人员势力退潮，世
俗行政力量上升；另一方面，有了专业神职，消除家家可以担任巫师
的浮滥，又未尝不能当作是神职地位更为崇高。总之，颛顼的身份应
也有相当的神圣性。后世所谓楚文化，其中神祇的名字与职守，由
《楚辞》看来，颇与北方的传统不同。楚之为楚，是在春秋时代始有
之，然而楚文化并非仅由祝融八姓族群创建，江汉土著文化（所谓百
蛮）也当占有相当成分。颛顼与巫觋（或萨满）的关联，究竟祖源何
来？颇不易知。但是，五帝系统是东周才逐渐建立，或因楚人在南方
兴起，这一融合各地传统的系列，不得不将颛顼纳入五帝之中。

新石器时代北方文化互动示意图

《礼记·祭法》列举古代许多传说的大人物，以为都有资格列入
祀典。这一群人物中，创造农业的农神有神农与后稷二人，治水的水
神有鲧、禹父子及商人祖先冥三人，似乎农业与水利的事业，在不同
文化各有其纪念的英雄。共工氏，在神话中是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地
倾斜的反派角色，正与蚩尤一样，通常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
谱外。可是，《礼记·祭法》还是提到共工氏，称他既是九州的霸
主，也是后土的父亲。后土是地神，号称为“社”，其地位与能序星
辰的神职相当。是以，共工一系的显赫位置，当也因某一古代族群的
文化记忆，而后能进入这一传说系统。
古代中国的传说，头绪纷繁，不同文献各有异说，其不能一致的
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圈，各有其独特的传说，在融合的
不同过程与不同阶段，即编织为不同的版本。本节不能列举各种传
说，只能撷取几个显赫的传说人物，说明他们由不同文化的英雄，终
于汇集于同一神统，以显多元叠合的现象。本节不能将考古学上的文
化圈完全与传说的渊源密合，则是因为资料不足，不能强作解人。
六、复杂社会的出现
前面几节讨论了聚落的形成与扩大，也讨论了新石器文化的区系
与文化圈的出现。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
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会进而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产生文化认
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
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
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资料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
下列一些特质：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
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
级的差异。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
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
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
织。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
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
等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
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
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这就
 是文明的象征。

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常有遗址呈现前述若干现象之一
二，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十号墓，随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遗址，
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墓葬的随
葬物品，包括玉钺、象牙梳、蒙鼓的鳄鱼皮、细致的白陶……或者是
远距离外地的产物，或者是手工精美的艺术品及礼仪性器物，反映了
墓主的权威与财富。由此显见，大汶口可能正是当时一个中心聚落所
在，其领袖取精用宏，才有实力收集大量的珍贵物品，并且有以此殉
葬的余力。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更能显示一个中心聚落的
气概。这一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号）为中心，南向扇形
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901
号建筑遗址，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前堂宽16米，深8米，面
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
塘，地面是类似混凝土的地面，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
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全堂的
宏伟壮观可知。前堂加后室及东西厢房，面积超过290平方米，房址前
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又有六个青石板排列
在柱洞前方。901号房址南面，有许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
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对901号房址。小区内
较大房屋，可以405号建筑遗址为例。405号房址宽13.8米，深11.2
米，面积150平方米，室内也有火塘、顶梁大柱与扶墙列柱。405号房
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积只有27.5平方米，但内部规格也是火
塘、顶梁柱、扶墙柱，一应俱全，只是具体而微，规格缩水了。
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可能是一个相当于
“首都”的礼仪中心或权力中心。每一个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级首
领使用，405号中型房屋由第二级首领使用，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
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即竖
立旗帜之用。那些火塘，当是献祭牺牲的火坑。这一“首都”之下，
当有同样三层的人群结构，统辖同族的各级村落或社群。
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至今出
土多处大型遗址群，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位于辽宁凌源、建平
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于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了积石冢
群、石砌祭坛、金字塔、女神庙和山台……构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礼仪
中心。女神庙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残块如手臂、
腿和耳、鼻的体积，分别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两倍和三倍大。
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头像，正好与真人头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圆
形玉片为眼珠，表情甚为逼真。女神像是丰满的孕妇，当是代表生殖
力。从残片分布推想，女神庙中有不同体积的神像，分别为真人大
小、真人两倍、真人三倍三等规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
室的中心部位，应是庙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级，反映人间的现实，
则人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已是层级化了。
此外，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出土
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约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残像和两件小型
裸体孕妇陶塑像在内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东山嘴遗址，也是有祭
坛及墓葬的礼仪中心，只是规模不如牛河梁遗址群。这两处之间，相
距数十里，当是两个等级不同的礼仪中心。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大凌
河流域，为数不少，北越西拉木伦河，南到渤海，东到辽河，西到滦
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当适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为中
心。
 大地湾901号大型房址平面图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
山冈之巅，因而有些学者视之为“陵墓”或“山陵”，称积石冢群为
“陵区”。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龙、猪龙、鹰
隼、乌龟、勾云形器、双兽首三连环器……质地佳，手工精。牛河梁
出土诸件，尤属精美，非有巨大财富，不能生产如此精品。陵墓、神
庙与祭坛、山台、金字塔配套，似乎积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礼仪中
心，而不是以陵墓为主附设礼仪建筑。因此，这些显赫人物，大致是
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首领。考古学家郭大顺以为这一社会已是国家形态
的政治实体，是有道理的推论。这一政治实体的权力基础，不在政治
权威，也不在军事权威，似乎在礼仪功能。女神庙既占主要地位，则
这一礼仪中心的首领，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师一类人物。
在东南地区，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时代距今5300年
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口、钱塘江口，及太湖
围绕的三角地带，外围远达长江以北的江苏新沂市花厅。良渚文化遗
址在今余杭区原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间的谷地中，分布最为密
集，在3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100多处遗址，大型遗址一个紧
挨一个，形成了“良渚遗址群”。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营建遗址
——莫角山遗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构建筑遗
迹；在莫角山遗址的东南部还发现有大面积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遗址
位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台祭坛墓围绕四周。因此，良
渚遗址群可能即良渚文化社会的中心，而莫角山遗址，又是中心的中
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积的小山，以上海青浦区福泉山
遗址为例，这一金字塔形的大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估计
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体积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个
大水塘——或者可说，取土的地方，掏空成为一个大水塘！
 良渚文化及良渚遗址群重要遗址位置图

这些墓葬遗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钺……
动辄数以千计。玉器中，尤以琮为最具特色。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
大玉琮，重达6.5公斤，四面刻有8个神人兽面纹，每一个图案，在高
不及3厘米、宽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间，微雕神人骑兽的图形，同样的
图案也出现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钺上。良渚考古专家王明达以为，良
渚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实际上是简化了的神人骑兽纹。这一图案，
据考古学者张光直的意见，是巫师骑神陟降的通天达地象征。良渚墓
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钺随葬，钺是武器，象征军事权威。良渚的首
领，拥有琮、钺，实则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余杭瑶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坛。祭坛是一层一层台阶
形堆筑，坛顶有五色土铺设，内层是6—7米见方的红土台，外面是宽
约3米的砾石层，面积近400平方米。祭坛南侧布列有十二座墓葬，墓
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钺随葬。离此不远的汇观山遗址，有一座祭
坛及四座大墓，祭坛面积1600平方米，而形制与瑶山祭坛相似。从瑶
山与汇观山的祭坛与墓葬看来，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坛的地层，似乎
都是以墓葬随附于有祭坛的人工土山。祭坛在山顶，大约是登山祭天
之用。
莫角山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人造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
450米，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这一大面积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还
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龟山等土墩。这三座土墩之间，是一面积超
过2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两列的大型柱洞。在莫
角山大土台的东南边缘处，则堆积有大量燎火的红烧土。这遗址显然
是一个作为礼仪中心的复杂建筑群基址，以这一土台遗址为中心，四
周30余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有数十处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
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状是方形或长方形。莫角山遗址四角附近，各有
一处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礼器的遗址，凡此结构当是有意的布局。
远在常州的寺墩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整体以河道围绕为正
方形，由内向外，依序为：以高达20多米、平面呈圆形的祭坛为中
心，祭坛由方形的内河道围绕；内河道之外，环绕着一圈地势较低、
亦由人工堆筑的贵族墓葬区；贵族墓区之外，是地势更低的平地，是
居住建筑遗存区。以祭坛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连通内、外两重护河，
也把贵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区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是一个规矩井然的布
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级下降，内外三阶，四角四象限，层次分明，
河道既有防护功能，又有沟通功能。看来，寺墩遗址也是一个礼仪中
心。
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反映多层级秩序，是以地域为层级的多层
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遗址是外围一个地方性的中
心，上海福泉山等处土墩遗址则是规模又次一级的中心。同时，反
山、瑶山一类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为礼仪中心的一部
分，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丰，质量也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
墓，规模及随葬品的质量，等级即差一层，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
制卑小，随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没有玉制品，则又差了一等。这是不
同中心之间的层级。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
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这一社会的领导权可能是在兼有
宗教与军事权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扩展范围，远达长江以北，花
厅遗址兼有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以良渚文化为主，大汶
口文化为从；其中意义，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
该区的人群。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良渚文化的社会实体，似已是以
武力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了。
从上述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及江南良渚
文化三例言之，五千年前，这些地区的社群，都已发展为控御广大地
区，能动员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财富的多层级复杂社会。从一万年前
人类掌握生产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经过五千年的发展，人类
社会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复杂了。
七、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发展的比较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类几个古代主要文化之一。本章前节讨论
农业起源及定居聚落，也是取自两河考古学首次提出的农业革命与聚
落形成两个观念。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
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与燕
麦）。这三种农业，作物不同，耕种的方式不同，都是独立发展，彼
此没有文化传播的亲缘关系。单从这一点着眼，即有比较讨论的意义
了。不过，中国地区广袤，两河地区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
积至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圈）。
为此，中国地区内部文化的互相影响，就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两河地
区也有内部诸区间的起伏与互动，规模终究有限；然而，两河地区文
化与周边文化，尤其与埃及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广大区域的多元互
动。
两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启轫早于目前中国考古学可知的最早农业
文化。两河地区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东流，下游是两条河
流的冲积平原。数十年前，一般理论每认为大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
即以两河、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作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摇篮。两河地
区发展农业的过程，却是从大河河谷的外围开始驯化粮食作物，农业
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冲积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Hallan Cemi）遗
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山（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
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
土了大量年龄不满一岁的雄猪，说明养猪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
米遗址的碳-14法测定年代是距今10400年至10000年间，是迄今为止人
类生产食物的最早记录。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扎格罗斯
山脉（Zagros）山麓的沙尼达尔（Zawi Chemi Shanidar）遗址，也有
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九千年前，种植作物及蓄养山羊，已
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也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
扎格罗斯山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Jarmo）
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今日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山区的恰塔尔休于（Catal Huyuk）遗址，及西面海
东地区，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都是初期
农业的村落；在这些遗址，有些甚至还没有陶器。考古资料也显示，
与这些初期农业遗址同时，距今七八千年前，还是有许多以采猎为生
的社群，在这些地带活动。

两河流域重要文化遗址位置图

扎格罗斯山脉的山麓，今日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
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古代人类选取可以栽培的
品种，尝试驯化为食用作物。最早驯化的品种，可能是“黑麦”
（Secale cereale），后来又尝试驯化“单粒小麦”（einkorn）、
“二粒小麦”（emmer）、二棱及六棱大麦和今日所谓的“面包小麦”
（bread wheat）及豆科作物。在这一地区，人类也驯养了山羊、绵
羊、狗、猪，安纳托利亚高地在距今八千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凡
此生活资源，不但是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所寄，也由此四向传播，使
欧洲、北非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生产食物及定
居的文化。
两河栽培作物的农业与驯养家畜的历史，比目前中国考古学上最
古老的农业遗存，早了至少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但是，东亚栽培作
物，迥然不同于两河的作物，两者之间应是各自独立发生了“农业革
命”。中国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遗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与裴李岗，不
在低平的渤海湾沿岸冲积平原。中国北方山区，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
的远亲。这一现象，与两河驯养与栽培麦类作物，如出一辙。小米的
种类甚多：黍、稷、粟、粱……陆续成为主要的品种；同时，这些种
类始终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麦类，除了少数品种，不同的麦类也至
今共存。中国南方的稻作遗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遗
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间盆地中，不在两湖的平原上。中国境内的野生
水稻，由云南到广东的河湖沼泽，均可见到。粳稻是从籼稻育养的栽
培作物，今日籼稻、粳稻两种水稻，都是东亚的主要食物。凡此现
象，西亚、东亚的发展模式，几乎一致。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
河谷平原出现。距今五千年前，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已有许多农
业聚落。麦类生长需要相当水分，扎格罗斯山脚坡度不大，有雨水湿
润，麦类可以成长；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充沛，于麦类更为适
宜。人类育种，寻求高产品种，而这些优良品种，例如所谓“面包小
麦”（今日食用的品种），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驯化麦类，肇
始于扎格罗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东地区，而农业扩张、出现许多定居
的农业聚落，却是在两河中游与下游的沿岸。
这些聚落，出现于各处，尤其南部的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分布最
为密集。距今五千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而又远离河口沼泽
地带，欧贝德（Ubaid）文化揭开了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这一转变，
经过一段演化过程。大约先是在许多毗邻村落中，出现了一个中心村
落，逐渐以此为核心，发展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资源与人力，合
作改善生活条件。两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全为土质，不见岩石，
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须求之他处。冲积平原上，多灌木
而少大树，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须取于两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
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常有泛滥；地下水多咸卤，不宜于稼穑。人
们必须修建水利设施，引导河水灌溉，排除苦卤。长程贸易与水利工
程，都不是一个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层级的聚落群，
遂应运而生。从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南部出现了许多城市，乌尔
（Ur）、艾力都（Eridu）、乌鲁克（Uruk），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城
市。
城市有城墙保卫居民，有市集供贸易活动。更为重要者，在城市
生活中，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员，他们掌握对农业生产有用的天文历算
知识，也发展出对贸易及测量有用的计算数量工具，组织了崇拜星辰
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规律，作为上述各
项知识的根本。这些专业人员，以宗教信仰为支撑，成为分派工作与
资源的社区领袖，亦即以神庙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凡
此，都指向一个历史现象：两河地区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组织
为若干相当大型的复杂社会，多元、有层级，也有分工。
两河地区发展的模式，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与仰韶诸
文化发展的情形相同，都验证了农业革命与复杂社会两大命题。当
然，从中国考古学可见的资料显示，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经历了两
次平行的发展，北方与南方分别出现。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北方农
业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红山的复杂社会则是燕山辽河的个案；南方的
农业开端于湖南的山间盆地，而良渚的复杂社会，则是江南的例证。
农业与复杂社会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都有脱节。如何处
理这一难题？大约还须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出现，才可能证实或修正目
前的知识及解释。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
世纪—前3世纪）
 中国文化终于涌现了。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
形。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思想体系，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
域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许多有
关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概念，在此有了明确的界定。
一、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与车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圈里引发过十分重大且深远的变
化。两者之间，青铜的出现较为有迹可循；中国地区何时开始用车，
在考古学上尚未能找到确切的时间。但是，这两项重要发明的信息进
入中国地区，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经过中亚与内亚草
原上的交通路线，间接传递进入的。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纯铜质地较软，锡、铅更软，三者的
熔点都低，很易熔化，混合成为合金后，质地相当坚硬，足以铸造为
各种器用。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的考古遗存，当是在今日土耳其的恰
约尼（Çayönü Tepesi）遗址，位置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
旁，安纳托利亚山地边缘。这些铜制品是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针、
别针、铜锥及铜珠。此地与今日蕴藏丰富的铜产地相去不远，有此发
现也是合理的。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哈拉夫文化（Halaf），是铜石并用
的文化，兴盛两千年之久，然后文化中心才转移到两河地区。哈拉夫
文化的时代，农业发达，依靠灌溉给水，成串的村落构成复杂社会并
有神庙建筑。这一个从公元前第六千年纪到第五千年纪的文化，能生
产器壁甚薄、经过高温焙烧的精美彩陶。哈拉夫文化衰落后，文化中
心移入两河地区，继之而起的如欧贝德文化（公元前4300—前3500
年）及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3100年），其铜制器用已是常
见。再下面一个千年纪，则是青铜文化了。凡此文化，都已有城市为
中心的复杂社会组织，有了专业的工匠与祭师，也有了相当专业的武
装人员。从原始的铜制品进展到青铜铸造的器用，在西亚经历了不下
两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纪，才是青铜文化的时代。
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出土一件使用陶范铸造的青
铜小刀。马家窑期的时代当在公元前3800—前2000年，所以这件青铜
刀可能是中国地区最早的青铜器。但是，中国地区较古老而且较普遍
的铜制品遗存，当是在齐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
家等遗址发现的铜制刀、凿、锥、斧、钻头。近来在广河齐家坪还出
土了中国地区最古老的铜镜。齐家文化的时代，经过碳-14法测定为公
元前2050±155年至前1915±155年之前，亦即公元前第三千年纪过渡
到第二千年纪之际。这些铜制品，大多是冷锻的红铜，铜镜却是冶铸
的青铜，正呈现青铜文化初期的混合现象。齐家文化的铜器时代，至
少晚于西亚两河流域青铜文化有整整一个千年纪。齐家文化所在的地
区，正是中亚交通路线的东边尽头。
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
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
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
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中国内地的河南与山
东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十余处出土了相当原始的铜制品。河南登封王
城岗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锡铅青铜铸件，是铜锻的残片，时代是
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前半段。
究竟是中国地区的古代文明自行发展了青铜，还是青铜工艺的知
识由西亚传入中国？由上述时、空两个条件来看，解答的线索隐约可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铜制品，原始铜制品与青铜铸件各地均有出
现，以其分布情形看，西部的铜制品早于东部。由此，我们也许可以
推测，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地
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
始铜件开始，摸索寻求青铜工艺的技术。中国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艺
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铸铜
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
有迅速的进展了。商代的青铜铸件，种类多、数量大、水平高。从龙
山文化晚期到商代，时间不过数百年，青铜工艺的进步速度，相当可
观！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
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
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
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
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
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
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
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
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车出现于中国地区的时间，至今还难定言。考古证据所见，商代
车辆的形制，基本上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
区，至今未见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凡此可以推
知，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入
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
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能带来族群之间文化的交
流及资源的交换。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西亚、南亚、东欧、
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喜克索人侵入埃及，赫梯人在西亚建国，
希腊半岛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陆也有一波又一波的雅利安人移
入。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
中国虽地处东亚，但中亚是开放的地形，中国承受这些族群移动
的影响，遂有了用车的知识，又配合自己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制陶
工艺，也迅速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接受外来信息的刺激，
在自己固有技术上，激发创造性的转化，是人类历史上常见之事。公
元前第二千年纪，中国地区发生的许多变化，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二、古代文化核心的商文化
中国传统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
化的中原意识，也经这一核心观念衍生。不过，夏代的历史，至今只
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
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
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
考古资料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夏
都。
商代的遗址，则自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以来，不仅有建筑与墓
葬遗存，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辞的当代文献资料，证实了传统历史有
关殷商的记载。因此，本节以殷商王国及其文化的形成代表中国文化
核心的发展。
由传统历史记载来估计，商王国从公元前17世纪建国，到公元前
11世纪结束，享国五六百年之久。今日考古资料，将商文化分为先
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区，较早的类型在今日
河北的太行山东麓，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卫辉一带。这些文化遗址，
毗邻一向被认为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区，但两者的文化特色又
有显著的差异。早商文化时期的遗址，则在今日郑州地区，其文化特
色与二里头文化相当接近。由此推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商
文化，在接收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之后，开始发展为早商文化代表的
强大势力。
早商文化的主要部分，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形态，分布地区十分
广阔，遍及河南全省、山东的大部分、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北西
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涵盖后世所谓“中原”的华北地区。北部的
早商文化，以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北及拒马河，南至邢台；南
部早商文化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分布于长江以北，湖北中
部与东部；至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的商文化，地方色彩浓厚，只能
作为商文化的影响所及；西部早商文化，远及陕西的扶风与岐山。这
一地域广大的分布形态，说明了早商文化的强劲，其发展当与商王国
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相当关系。
有关晚商文化的主要材料出自安阳的殷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3
世纪到前11世纪，延绵二百余年，亦即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历史。晚
商考古工作偏重河南地区，以致不能呈现较为广阔的分布形态。但
是，将近二十万余片卜辞所见的资料，显示商王国政权所及，足以伸
展到上述早商文化分布的领域，亦即后世所谓的“中原”地区。
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一是有了当代文字的记录——卜辞，二
是从卜辞中显见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与王权的出现，是中国
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从史前文化进入历史时代的分界线。
中国文字的源头，早于殷商时代。河南舞阳贾湖、陕西临潼姜寨
及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陶器上，都有刻画的符
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明，然而都不是装饰性的图案。大汶口的陶
文，有些已是复合的符号，颇似中文部首的意味。大汶口陶文中有几
个符号，例如日在山上形象，日形与山形，俱已抽象化，似乎是约定
俗成的笔画。这一个符号，在相距数百里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出
现，而且形象一致。此一现象，也许意味着符号已有文字的功能。
 夏文化与先商文化范围示意图

殷墟卜辞的文字，已离开图像。例如，鸟兽象形字，都已简化为
反映某一动物的特征，而且都是侧面直立的形象。中国文字有象形、
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大都已见于卜辞文
字。卜辞句法，反映其文法已有一致的规律，而且不是自由口语，因
此商代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具有礼
仪性，遂较卜辞为复杂；其中象形字的形象皆近写实，但也不是图
画。凡此可见，商代文字有其前身，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不仅成
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可以步步还原。近来考古
发现的先秦文字，除了战国楚地文字稍有差异，至今未见另一不同的
文字系统。殷商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以此优势，则商文
化自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
从殷墟卜辞所记载种种活动重建商王国的政治组织，反映了晚商
二百余年的演变方向。商王的王权，本来可能与占卜主持人的教权相
辅，但二百年来王权不仅压倒了教权，而且商王取得了“下帝”的位
置，以与“上帝”相称。商王国的统治机制，有几个圈子：大邑商、
畿内商王亲族与王后的封地、王国的领土、服从的诸侯、四周的方
国。从商王东巡的旅程看，商代末期，东方诸侯形同属地；远方的方
国，有敌对的鬼方、土方……也有已接受商人优势地位的国邦。商王
国的政府，由“小臣”之属的家臣系统，逐步发展演变为有五个部门
的统治机器。商王使者的地位，相当于以凤鸟为上天的使者，可以领
兵，建立四方的治权。商王墓葬中随葬的人殉，即祭祀时以人为牺
牲，反映王权权威之高。商王资源之丰裕，宫室、器用之精美，均可
由墓葬的诸种器皿与建筑显见。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当时的中
国地区，无疑居于领导地位，亦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商文化范围示意图

新石器时代的商王国，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体，有地方
与亲缘的局限，并无普世性格。商王国的神祇主体，主要以宗神与山
岳、河流崇拜的地方守护神构成，这是因为商王国的政治势力远及四
方，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时，商人不能不同时接收这些从属族群的
神祇。商王祭祀系统，由卜辞可见，有新旧两派，此起彼伏，旧派的
祭祀对象是谱系严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则杂收诸神，包括各种自
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为收缩，致祭时只
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新派出现，已在晚商后期，其时代与商
王国的扩张相近。这一现象，可能意味商人摆脱了地方及族群的局限
性，开始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
晚商二百余年，只是商人历史的后半段，以殷墟考古及卜辞资料
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商王国在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
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文化核心既已形成，即不难
逐步收纳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为后日中国文化的庞大体系。
三、华夏文明体系——西周封建与“三代”观念
公元前11世纪，在陕西关中的一个周国，击败了强大的商王国，
代之而为中国的主人。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
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
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
西周战胜商王国，在当时的形势言，毋宁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奇
迹。周人起源何处，至今诸说纷纭，未能有十分肯定的答案。不过，
周人扩张为强大族群的过程中，无疑吸纳了不少不同的分子，而其文
化渊源，也是多源的。以目前可知的考古资料言，所谓“先周”时
期，狭义的解释是周人居住在陕西岐山一带，粗具规模，未成大国的
阶段。不过，在他们定居岐山以前，周人已有一段公刘以下移徙的历
史。他们从陕北南下，与关陇一带的土著相处，而且也接受了西邻与
东方的文化影响。周人自己的传说，叙述祖先后稷发展农业，后世忘
了农业，在北方畜牧为生了几个世代，然后在公刘的时代，他们才重
新务农。这一段周折，必然也有过不短的迁移，其起点及路线，未易
确认。我的意见，周人大约是在山西西南起家的农业族群，沿黄河移
徙，一度进入河套地区，在此地改营畜牧，然后在公刘的时代由北向
南，在泾水流域恢复农业，再南下进入土厚水丰的岐下。因此，周人
族群的成分及文化渊源，不仅在岐下时是多元与多源的；在此以前，
他们早已接纳了来源及性质各异的族群成员及文化因素。
周国由岐下发展，逐渐成为商王国西方的一股力量，但当时商人
的文化水平，非周人能见其项背。考古资料显示，周人铸造铜器的工
艺，深受商人影响。周人祭祀，不仅使用商人的文字记载占卜，甚至
还奉祀商人的祖神。商人卜辞中，周人似是西方的一个方国，周、商
王室之间也有婚姻关系。凡此，其实是小国毗邻文化优势大国时的常
见现象，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周人以这样一个地位，经过古公、文
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周人没有为轻易的胜利冲
昏了头，《尚书》中的几篇周初文献，处处都在检讨这一历史发展的
原因。最后，他们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理论，将商人的
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其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收
纳逃亡……这些罪名是否完全属实，以及是否足以拉垮一个强大的王
国，都还有讨论的余地。然而，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
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
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
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
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
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
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
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
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
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
这一步。
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不能不设计一套
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这一封建制度，包括
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
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西周文、武、周公、成、康等几代统治者，不断分封自己姬姓亲
族、同盟的亲戚姜姓，以及一些结为亲戚的东方贵族，建立封国。除
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
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等
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西周封建将中国北方许多新国与故国的统
治阶层，都编织为一个亲缘网络，彼此之间，不是大宗、小宗，就是
甥舅（姑侄）。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
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西周重要封国位置图

周人分封的子弟，通常率领姬姓的军队（王人）若干，加上一些
殷人遗民（所谓殷遗）和专业的技工（如陶匠、乐师），一同住在封
国城市内，谓之为“国人”。封地所在的一些土著族群，住在城外或
自己的城市内，其首领及上层则与封君及国人互通婚姻。还有一些不
在这一体制内的土著，则因居住郊野，称为“野人”。其实，这些野
人往往是东部古老的族群。西周封国之内，至少有两三种，甚至更多
不同文化的人群，构成一个多元的复杂社会。经过西周的封建体制，
中国经历了为时数百年的文化融合过程。大致言之，东部各地上层社
会，经过封建礼仪的制约，西周以后，上层文化已呈现相当的同质
性；然而各国民间，则异质文化共存，有多元的地方色彩。
在天命观念的大框架下，周人不能仅仅谴责商人失德，也不能仅
仅不时地告谕自己后代，而必须要建立一套历史教训，以为警惕。在
《尚书》中，时时提到以殷坠其命为鉴；在《诗经·大雅·荡》中也
有传诵至今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周人在商代以
前找到了商王国覆亡的前例，于是夏、商的末世统治者，其行为宛然
是复印的同一模式（如《召诰》《多士》《多方》《立政》诸篇）。
《尚书》之中，周人的告诫，时或引夏人为自己西土的先民。傅孟真
（斯年）提出夷夏东西对立的观念，以为周人认同于夏人，自认是
“夏”，而视商人为东方的夷人。傅氏由于20世纪30年代考古资料呈
现东部与西部的分歧，而创此二元文化对立及交替之说。若由此说延
伸，则周人认同于夏，未尝不可能是为了建立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
援引商王国以前的夏后氏政权，作为姬周的远祖，而将商王国政权列
为其间的闰统。
如果由上述角度看历史，则夏商周三代嬗替的秩序，毋宁是周人
的历史观。考古资料至今不能十分肯定夏文化的时空据点，更不能认
定夏的政治体或社会体的内容，且夏文化于同时侪辈中，未必有十分
凸显的水平。“夏”之地位提升为三代统绪之首，未尝不可能是由于
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
“三代”之说。到了东周，“三代”更成为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
“三代”作为专用名词，似在东周始出现，即以《左传》所见，凡有
五次（成公八年、昭公七年与二十八年、定公元年、哀公六年），都
已在春秋晚期。其中缘故，可能是周人自居为正统，向古代投射为三
个连续的朝代；可能是西周已亡，可以将三代当作一贯的朝代系列；
也可能是春秋时世不宁，时人遂投射其理想于遥远的过去，缅怀一个
已离去的好时光。例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即有歌颂“三代”
的观念，其怀古之情，美化了西周开国时文、武、周公呈现的普世意
识及道德观念，遂将三代认作一贯的统绪，代表美好的过去。
四、中国秩序的发展与重组——地方文化与融合
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覆亡，平王东迁，号为“东周”。从此
到秦帝国统一，中国地区经历了五百多年的转变期。这一段历史，传
统上被切割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其实
是直线的延续，中间不必如此分割。这一时期，五霸、七雄的政治历
史，一般古代史都有讨论，此处无须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毋宁是伴
随着西周封建制度崩溃而衍生的一些现象。
西周覆亡，正如古籍所谓“礼坏乐崩”，意味着一套文化秩序的
崩解，对于当代的影响，自然十分重大。为了探讨这一变化，我们仍
须回顾西周封建制度鼎盛时的文化秩序。上一节曾经提到，西周封建
制度，具有戍守与管理的功能，为了凝聚这一封建网络，西周的君权
与宗族制度，实如一体的两面，而又由一套礼仪维持了封建体系的运
作。这一套礼仪，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各方面的礼节，也
可说是封建体系内上层阶级共有的文化。西周分封的诸侯，出封时通
常有周人、商人，以及随同赴封国的姬、姜以外的外姓人员，当地原
有族群的上层，无疑也参加这些封国的统治阶层。一个封国的上层，
应有相当复杂的多种成分，例如：鲁国有周人及商人、奄人三种成
分，晋国有周人、夏人、商人及戎人多种成分。
然而，经过四五百年的涵化，周人诸侯的上层，有了共同的文
化。从考古资料看，墓葬中所见的列鼎制度由九鼎、七鼎、五鼎……
单数排列，配上八簋、六簋、四簋的双数排列，再加上墓葬规模大
小、随葬品之丰俭，都反映了相当整齐的层级规矩。各处出土青铜器
皿，花纹大致有几套配合使用，铭文文字是一样的，铭文词句格律一
致，反映的思想也相当一致。从《左传》引用《诗经》的情形言，周
代的贵族子弟，彼此可以引诗赋诗，作为社交的媒介，或据以对当前
发生的事件或牵涉在该事件中的人物进行批评、议论，显然贵族社会
有相同的教材。《左传》引用《诗经》处，共有257条，以大、小雅为
多，占了164条，而未见于《诗经》的逸诗，为数甚少，足见这一套上
层社会的经典教材，内容已相当固定。如果结合青铜铭文及古代经典
看，周代封建社会的上层，因为君统与宗统的叠合，政治伦理与亲族
伦理也为此合一。于是，君臣、父子、夫妇等的关系，规整为忠孝仁
信礼义诸项德目，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行为规范。凡此，都可归属于
周代封建层级系统的上层文化。
东周只是西周名义上的延续，实际上东周的君权已不再能控御东
方庞大的封建网。礼崩乐坏，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
的衰退，而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春秋时期的诸侯，在政治上，拥
有相当的自主权，王室已不能控制诸侯。于是，春秋时期的前半段，
各国之内，也有其权力下放的分封，几乎是西周封建亲戚的地方型翻
版。到春秋中期，鲁有三桓，郑有七穆，齐有国、高、崔、田，卫有
孙、宁，晋有六卿……各国之内，都有了次一级的封君——卿大夫。
春秋中期以后，政治权力又下降到这些卿大夫的属下。相对的，权力
斗争中的失败者，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卿大夫的家人部属，失势之
后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源。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实质上重
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这些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就带着其
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
孔子就是这一类失势贵族的一分子。他的七世祖是宋国的正卿宰
执，六世祖是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流亡在鲁国的父亲不过是以武
艺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自己是庶出的孩子，只是鲁国的“士”一级
人员，位置在官民之间。孔子这一类人士，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一员，
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于是，这些人士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
中下层。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
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不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上层文化逐渐下
达，经济结构也有所变化。相对于庄园制的农业经济，春秋战国时
期，新开发的资源不少，资源也趋向自由流通，都市化与商业化孕育
了前所未见的新富人。他们以财富取得社会地位，也因此而能从旧日
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另一文化。
兹以山东齐国青铜器的演变为例。齐国以姜姓大国，分封在山东
半岛。由于齐桓公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齐国富实冠于一时。齐都临
淄，是春秋战国最富庶的大都市。田氏能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也
与田氏善于利用经济资源，厚植自己的政治实力有关。春秋战国时
代，齐国的青铜器皿在山东各处出土者不少。大致可见的趋势，齐器
中的礼器越到晚期越少，日用器则相对日益普遍；青铜器的器形与纹
饰，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并且越晚越多装饰性与趣味性。这一趋势，
可以视作文化的世俗性色彩代替了礼仪性，也可以说是由神圣性走向
庸俗性的时代风尚。齐地青铜器所反映的趋势，其实也可在其他地区
见到，这一趋势，毋宁是和封建解体相应的。春秋以后，齐国墓葬
中，常有人殉——以人殉葬。周人改变商人的人殉，是商、周礼制的
大不同处。齐国忽然又出现人殉，也许正是东夷用人为牺牲的旧日习
惯，在周制崩坏后，再度浮现了。
 春秋时期列国形势示意图

从另一角度言，封建上层文化曾有其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举例来
说，北方诸侯，不论何处的礼器，基本上都呈现一致的风貌与规格。
春秋战国的礼器，则逐渐出现各地的地方色彩。燕国位在北方的边远
地区，又长期与中原隔离，其礼器风貌遂有北边戎器的色彩。晋国的
封地，原在汾水下游。春秋时期，封国逐渐扩展，晋文公以后成为春
秋霸主，维持霸权逾百年之久。晋国在三家分晋前，疆域所及，早已
包含山西的不少戎狄族群，公室颇与这些土著通婚姻；更不论战国的
三晋，奄有北方不少族群，也因此接纳了不少异质文化。三晋制度，
颇多融合华夷之处。最后，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为著称于史
书的文化转变。
地方化的趋势，也有逆转的个案。战国时期，位于今日河北的中
山国崛起，成为北方的中等强国。中山国是由鲜虞族建立的国家，这
个国家的文化遗存，当然有浓重的戎狄色彩，帐幕、行炉等都显示其
北边诸国的文化本色。然而，中山国国君夫妇的墓茔，则完全按照周
人贵族的体制建造。这一个例，因为有了相当数量的考古资料，使我
们得以窥见其文化交融的二元特质。在其他地方文化或族群文化较强
的地区，当亦有强势的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的类似现象。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
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又有各地地方性文化露头的现
象，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性文化。北方如此，南方也如
此，后者之融入中原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当于下一节讨论。
总结言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
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浸透。主流文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文化
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
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
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
五、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形——孔子学说及诸子百
家的辩证发展
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明
系统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型思想的核心。其实，孔子学说也不能全
从孔子时代开始。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
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
反省。商代的知识分子归顺周人后，继续担任他们过去曾经担任的工
作，譬如占卜、管理档案、探索天象等一系列祝、宗、卜、史的任
务。可是，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
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
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
惟德是亲”。这可说是第一次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
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
《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易经》卦辞、爻辞的解释，即现在所知
的易传体系，似乎是在商周之际完成的。《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
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
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
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
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
新的解释。孔子似乎是对天命意义作新解释的人。我们不知道孔子是
不是真正撰写了《易经》里面一部分传，可是在《论语》里面，孔子
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
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
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
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
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后来孔子的思想变成中国正统的思想体系时，汉代编辑成书的
《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
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湖北荆
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
“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
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
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
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郭店文书的时
代，当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当然比《礼记》成书的时代早了很多，因
此《礼记·中庸》的那段话，可能正是从郭店文书中延伸出来的。恰
好在郭店文书中找到这个遗失的环节，才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命，什么
是性。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
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
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在孔子之前，并不是没有“仁”字，但其
意义一部分是作为知觉，像仁与不仁是有知觉与没知觉、麻木与不麻
木的意思；仁与不仁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美好与不美好。《诗经》中形
容一个很俊美的男子驾车来的时候，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来
非常美好的景象。“仁”这个字不表示人的内心特点，也不表示每个
人人性的基本内容，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感觉，也形容外表。但
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个
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每个人有一种禀赋，这个禀赋是
人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人性是天生的，是上天给人类的使命。
命、性、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观念，构成孔子思想的根本。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
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
都拥有的，就如种子里的生机，种子只有在能够得到茁壮成长的机会
时，才能长成一棵好的植物。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
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
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
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
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
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但孔子在《论语》中，很少涉及群
体的公义。
墨子据说曾经是孔门弟子，然后才从孔门中出来发展自己的一套
学说。墨子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义”，群体的公义要有“兼爱”为支
撑的基础。人彼此相爱，没有偏差，才能使集体的爱成为社会公义的
基础。墨子思想毋宁是补足了孔子学说还没有充分讨论的部分。
儒家第二位大师孟子，为了要从墨子学派争取主流的位置，不能
不兼论“仁”和“义”，也就是个人的人性与社会共同具有的公义。
在孟子思想之中，两者必须是统一的。孟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另外
一个课题是人性本善，也就是人天生的禀赋应该是善的，如此每个人
才有可能发挥仁和义。
儒家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荀子。荀子从儒家学说“教”的部
分，也就是培养与教育方面下手。他认为人性是空白或是中性的，经
过自我的训练和修养，即所谓“学”的过程，人才能成为仁人君子。
在荀子思想之中，仁不是理所当然的禀赋，而是经过后天培养获得的
一种特质。学不仅是从知识方面学习，还要符合礼的行为模式，以涵
育一个人可能发展的仁。
 另外一方面，孟子面对的不仅是从群体公义着想的墨家，也必须
面对强调个人主体性的杨朱之学。杨朱之学实际上是后来道家的一部
分。它对个人的尊重与人性的肯定，可能与孔子论仁是起于同一源头
的。不过在道家的理论，群体几乎不必存在，关怀完全倾向于个人的
一面，个人的禀赋有极大的潜力，不仅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完
整，无须依附在任何群体秩序之上。
这一个发展方向，在庄子的学说之中，获得了更多的发挥。个人
的人性是一切的中心，认知与道德都可以从个人的人性中引申。所以
从孔子提出个人仁的观念以后，向群体方向发展的就是墨子的公义，
向个人本质可贵的方向发展的就是杨朱之学。战国时，荀子已经统摄
了群体与个人，以礼来作为群体共同遵守的规范，以仁肯定人性的可
贵。而同时，庄子和老子却是更进一步地肯定个人的价值，群体不在
他们关心之列。
从孔子到战国晚期，左、右、中三条路线不断地在辩证中交叉进
行。若要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神秘的命与性，终于走向超
越肯定人本身存在的意义。
再回到孔子的时代，孔子几乎感觉到有种超越的力量，也就是所
谓的命。然而，孔子不愿意在这方面多加申论，所以他对于神秘的部
分，人事世界之外，怪力乱神等存而不论。这一部分的空白是由阴阳
家与五行家接了过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若干古老的文化，颇
注意人与宇宙力量的关系。中国古代的信仰，大致可分成两条途径：
一条是神祇的信仰，另一条是祖灵的崇拜。周代封建建立在血缘团体
的网络上，所以祖灵崇拜在周代的政治制度中是一个重要成分。神祇
的信仰，一部分融入自然崇拜，一部分成为国家的礼仪。两者都关注
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超越性力量的关系。在战国时代发展出的
阴阳家与五行家，都是针对着自然与超越性力量组织出来的一套宇宙
观。
 阴阳家的思想应当是早于五行的观念。从考古学上看来，中国对
两性之间的互补，早已有所领会。这种互补的二元论，应是中国文化
的特色。五行观念起于何时，至今还在聚讼之中，其出现不会早于青
铜时代。人一方面从铸铜与制陶的经验，认识了各种自然力量的交互
作用；另外一方面，五星运行的天象也可能促成五行轮替的观念。
阴阳与五行这两套思想都与解释自然现象有紧密的关系。人事只
是宇宙体系内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与道家肯定自然的思想有相当的亲
和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关联，后世的道教神学可以兼容道家与阴阳
五行的思想。
综合起来看，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
平行发展。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
心的自然秩序。这两条路在发展的途径上会交叉影响。其中一些中心
命题，例如命与性、气与运都不断在后世有所申论和解释。
人事与自然两套系统，又叠合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其中，有上下
的统摄，也有内外的消长。中国后世所谓“天人合一”，不能摆脱这
些历史的源头。中国思想中，对于变化的重视，也见于《易经》与春
秋战国诸家的讨论，呈现出中国思想注重动态与有机的特色。中国思
想对于“全面”的整合与悟解，超过了对“部分”的分析——春秋战
国时代五百年的演化，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其实不应当看作各自独立发
展的思想流派，应当视之为经过长时期的对话与辩论交织成后世两千
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六、南方的兴起——长江流域的发展及其与中原的融
合
中国地分南北，秦岭淮河线，划分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水域，南北
的生态环境迥异。自古以来，两个区域的文化也各有传承，各有风
貌。新石器时代，北方发展了以粟黍稷为主的农业，南方则是稻米为
主的农业。北方的建筑，以夯土建筑为主，南方则是以木结构加上草
泥糊墙为常见。凡此差异，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在在都可见到。
当然，南北文化之间，也不是全无交流。举例来说，起源南方的
稻米，在北方早期粟黍稷农业文化——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
址中也一样发现了稻壳的遗存。同样的，粟黍稷的分布，也深入南
方。要论文化水平高下，南方良渚文化，有过广大的礼仪中心群，反
映南方有过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足以动员巨大资源，创造一个惊人
的古代玉文化。湖北发现了不少古代城址，也是可能发展为国家形态
的指标。只是，在商周发展为北方巨大的政治体时，南方并没有出现
同样规模的大型政治组织。北方有了周代的封建制度，更将经济资
源、人力资源，都由一个以殷文化为背景的政治秩序，统一整合为人
类历史上仅见的古代文明。
南方被吸入北方的庞大组织，走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在秦汉大
帝国的结构下完成中华文明的体系，其中有地方性的差异。然而大致
言来，中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本节即叙述这一个在春秋战国
时期步步开展的过程。
周人封建网的南向发展，发轫于周初。《诗经》的《周南》与
《召南》，即反映了周初的南国。在周人封建的时候，南方的诸国先
后分封在淮上与汉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皖北、苏北），亦即南
北相接的地带。今天该地区，仍是兼具南北生态及风俗的地区。然
而，周人的封建，虽有可能点状地更往南开展，却始终未能深入长江
两岸，更不论江南与岭南了。
西周时代的长江北岸，是云梦与彭蠡两大湖区，湖泊众多，河流
纵横，水域面积远远大于后世所见。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自有其文
化发展的谱系。在春秋的典籍中，南方的居民是江汉流域的百蛮与更
在南方的百越。百蛮这个集体的称呼，并不代表真正的族群，是春秋
楚国的主要族群。百越则是指春秋后期至秦汉的华南族群，包括闽
越、东瓯、骆越、西瓯等。这些人群，在体质人类学上及语言人类学
上的意义，至今仍待界定，此处也不能悬测。
南方力量的崛起，是由楚国立国开始。春秋时期之初，鲁桓公时
代，楚国的活动已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固然，商人卜辞中有过
“楚”，据说周人伐商时，楚人也曾参加。但是，凡此楚人或楚国，
是否能与春秋崛起的楚国画上等号，仍不能确定。楚国王室姓芈，属
于祝融八姓之一。古代的所谓“姓”，其实不同于我们今日理解的亲
缘组织。“姓”毋宁是一个族群的共同名号。祝融八姓是八个族群，
以一个同母诸子的传说，集结为联盟。这个传说中，六个孩子有的是
生自母亲的左胁，有的是生自右胁，勉强凑合成群的痕迹，显然可
见。另外两个族群是后来依附的，成为八姓。祝融集团的活动区域，
在河南山东之间，也是北方的族群。春秋时期，祝融八姓还有一些小
国，分散在上述地区；楚国王室的芈姓，则移徙到湖北北部汉水上游
一带，结合了当地的若干百蛮族群，建立了楚国。
我们不知道这一族群移徙的经过。不过，除了祝融集团以外，山
东一带的徐、舒族群，也向南移徙，终于分布于今日的安徽与江西。
我们可以猜想，上述两个集团，本来生活于北方，但面对商、周大型
国家的兴起，那些族群在凝聚为大型国家的过程中，就被商、周的强
大势力打散了。其中有一部分屈从于强势的大国，成为附从的小国，
纳入封建秩序之内；另有一些则向南迁徙，另谋出路。芈姓的一支，
移到百蛮的地盘，竟结合了在地的土著，建立南方的第一个国家，甚
至逐渐成为南方的大国。它不仅整合了江、汉之间的族群，还向北扩
展，吞灭汉上与淮上的周人封建诸国，终于还能北上争取霸权。
楚国北上争霸，引发了北方诸国的抵抗。齐桓、晋文以下的霸主
制度，由此而起，代替了周人的封建制度，改组为列国体制的新秩
序。南北对抗，激发了双方的潜力，各向后方推展。楚的东方，遂有
吴、越的兴起，并且吴、越也在南北斗争中，被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
内，终于使中华文明扩及江南，也添加了东南的新成分。整个南方发
展的过程，不断由对抗而交流，由接触而融合，是一个文化扩展的辩
证过程，周边的范围为之扩大，内容却也因此而丰富。
南北对抗与迎拒，其中的战争与和平，一般古代史多有叙述，无
须赘述。此处应予注意的，则是中华文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现象。
首先，为何北方先行一步组织了大型政治体，却不能向南伸展，
而在南北对抗的过程中，以北方的典章制度改变了南方？南方气候温
和，水土肥美，是以物产丰足。楚国借南方的资源，足以颉颃北方，
但是楚国终于只能进入中华政治体系，而不能独树一帜。此中缘故，
可能即在北方已有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以先行一步的优势，使楚国
必须采用同一文字系统，以组织国家。近来考古出土了不少楚国简
牍，其字形句法均与北方文字相同，若有差别，也大多只在借音部
分。由此看来，中国文字系统，延续下来的只有一套，南方袭用北方
文字并无困难，可能即因中国文字是以视觉辨识字形，不同于拼音字
母之因语言而有变化。
于是，由这一套文字系统，楚人吸收了北方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思
想。然而，楚人本在北方之外，不必遵守北方正统的观点，遂能在接
受之时，也自行发展主流观念之外的修正。
 在制度方面，楚人兴起于周人封建解纽之时，北方礼崩乐坏，各
国个别发展了自己合用的政治制度。只是，北方诸国虽能改革，还是
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习惯。举例言之，周代封建亲戚，政治与宗法互
为表里，于是，春秋时代，各国都有卿大夫世家仍以宗法习惯专政，
实质上呈现为次一级的封建化。楚国的政治制度，则除了王室之外，
少有累世专政的世家。楚国兼并汉上诸侯，却不再封建亲戚，传世不
替。相反的，楚国派遣管理新获领土的县公，虽有在辖地的治权，却
是由中央任免，相当于后世所谓的“流官”。这一最早的“改土归
流”，实为郡县制度的嚆矢。我们竟可说，楚国制度已稍近于君主政
体，而不是封建领主。
在思想方面，自孔子以下，北方的思想当以儒家为主流，墨家思
想是儒家的对立与修正。春秋晚期以至战国，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派
如老庄及农家，或儒家的修正如荀子，或今日出土简牍中的孟学别
派，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这一现象本是边缘文化以其自由与活力，
反馈于核心主流的例证。
在礼制方面，楚国与北方诸国折冲交涉，学会了北方的仪节，也
学会了诗书。然而，今日出土于南方的楚器、蔡器（所谓淮式）青铜
礼器，自有其南方的特色，呈现南方的风格。楚国的漆器与彩绘，今
日已出土不少。这些南方艺术的特色，大致是柔和曲折，不同于北方
的刚强拙直。吴、越艺术品，也有其各自的风味，例如越国铜剑上的
纹饰与铭文，都不同于北方，也不同于楚风。
南方的语言，形之于文字，由于散文说理未必能显露地方色彩，
但诗歌抒情，多为可吟唱的韵文，必难掩藏当地文化的特色。楚国发
展的辞赋，即与北方的《诗经》大为不同，多了不少拖长的字音，也
用了当地的表现方式，例如香草美人的比喻。《楚辞》铺陈与夸张的
作风，开启了汉赋的手法。汉代乐府，适于发声歌唱，其性质也近于
楚辞越讴。《楚辞》中的云中君、山鬼、湘君、湘夫人、土伯等形
象，都与北方神祇的形象、功能不同。后世道教的神廷，也近于南方
传统，而北方神祇则成为性格模糊的观念神。
由以上各点，综合言之，南方的开发及其融合于北方的文明，使
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南方的文化传统，一样源远流长，其生命
力强劲，不下于北方的系统。因此，南北交汇的后果，是两套系统的
焊接与融合。
七、编户齐民：国家组织与人民生活
春秋战国，如前所述，封建制度逐渐崩坏，在这一过程中，新的
国家与社会结构，也一步一步蜕变成形。代替了封建而起的，是编户
齐民的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余年。
促使编户齐民的国家组织形态发生的最大动力，是战争。在周平
王东迁之后，封建体制崩坏，诸侯各自占据地盘，兼并邻国，扩张领
土。《春秋》一书，由鲁隐公到鲁哀公，两百多年的时段内，据说灭
亡的国家有五十二国！若从陈槃补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来看，
被兼并的国家，还不止五十二国。战国七雄，加上鲁、卫、中山等四
五个较为弱小的国家，是兼并之后的存留者。七雄相争，终于由秦国
统一了当时所谓“天下”，亦即其时中国文化涵盖的中国地区。从公
元前770年到前222年，五百多年间，强并弱，大并小，战争没有间
断。在这一过程中，春秋时代的封建诸侯国家，一步一步凝聚为战国
时代的君主国家，国家遂得以有效地控制资源，动员其人力，成为组
织严密的战斗体。
国家组织的转变，第一步是地方行政系统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的
封邑。中国历史上所谓郡县化的过程，分别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最早
的县，可能是在春秋之初，楚国甫露头角时，即已将吞灭的小国建立
为县，由县公统治。“公”的称号，仍与封建诸侯的国君一样。但
是，楚国的县公，是由楚国国王委派重要人员出任，却又不是世袭
的。楚国原本不在西周封建系统之中，其领土也原本不在华夏文化涵
盖的区域之内。楚国新兴之初，很快即蔚为大国，可能与其国力凝聚
有关。春秋中叶以后，晋国的制度也经历了重新编组：六卿强盛，每
一家族都占有广大的领地，设立若干个“县”治理。这些县，有的是
晋国扩张过程中兼并的小诸侯，有的则是旧日戎狄的土地。战国时
代，魏国在战略要地，则设有边郡，郡可以统辖若干县，例如西河一
郡，郡守拥有相当权力。商鞅变法，将秦国地方行政组织改制为郡
县。秦统一中国，全国均设郡县。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都设有
郡或相当于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以为常态。

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示意图

郡县制度不同于封建制度，一在政令出于中央，一在流官代替了
世袭。西周封建制度下，主权经由层级的结构，逐级分享，不论王
室，或是诸侯，还是卿大夫，都不能拥有完整的主权。另一方面，由
周王到大夫，都具有“士”的基本身份，与一般庶人分属两个阶层。
郡县制度下，除了少数君主家族及封有爵位的家族外，庶民都是国家
的百姓。百姓即国家以户籍注录的人口，基本上都有相同的身份，亦
即所谓“编户齐民”。两千年来，中国最大部分人口，上不是贵族，
下不是贱民，均是这些有户籍，服徭役，纳税完粮的一般平民百姓。
周代封建制度下，那些诸侯卿大夫，各自拥有土地，由其直辖人
口耕种。耕作者在领主分配的田亩耕作，收获属于公赋，剩下的部
分，才是私人所有。同样的，诸侯以收入贡献王室，自己留下一部
分。这样金字塔形式的经济分配，逐级分配于各个阶层，其中没有哪
一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封建崩溃，统治权力一级一级下降，诸侯
不再贡纳于王室，卿大夫也逐渐不贡赋于公室。甚至如晋之六卿、鲁
之三桓，终于瓜分了公室的土地。
所有权的实际改变，当然也影响了所有权观念的改变。于是，随
着商业发达，有钱的人可以不必具有贵族身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人口增长后，开辟山林，以增加耕地，垦拓的农户，也就可以拥有不
是经由封建制度分配的土地。西周封建诸侯，除了原来随同封君建国
的“国人”之外，疆域之内本来就有原居的人口，这些居住于城邑之
外，号为“野地”的人，即“野人”（其中并无野蛮不文的含义）。
在国家征收赋税成为编户齐民之后，野人当然也有了原来使用土地的
所有权。在国家征收税赋以凝聚国力的过程中，百姓必须纳税服役，
却也相对地取得了原本属于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于是，“编户齐民”
的百姓，不再是隶属于领主封邑田庄的农户，而是有可能拥有生产资
源的平民。
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列国在生死存灭的斗争中，必须尽力扩大
其可能动员的各类资源，其中尤以人力最为重要。《孟子》引述魏王
的话，说国君十分关怀国内人口，是以招徕人口，不遗余力。可见，
战国人口，有相当流动性，哪里生活条件好，移民就往哪里移动。这
也是“编户齐民”制度才有的现象，迥异于封建制度将劳动力束缚于
土地上。
古代战争之时，作战实力系于兵卒的数量与作战能力。周代封建
制度下，作战的主力是驾车的武士，步卒只能担任辅助的任务。但
是，战车行动受地形限制。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中国的列国，为了
在山林与沼泽等黄土平原以外地区作战，步卒的重要性遂渐渐增加。
战国时代，为了北方作战的需要，列国又发展了骑兵。于是，一个大
国，往往号称有甲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国力稍弱的国家，也有
甲士数十万，车数百乘，骑数千匹。维持一支强大武力，耗费不少。
齐国用技击之士作战，有功得到赏赐。魏国用有专业训练的军人，装
备好，作战力强；但是，军人终身免税，也免劳役，国家的负担甚
重。秦国农战合一，每一个男子，在役龄期间，都必须服兵役。秦国
百姓都须当兵，为了维持生产力，秦国又招徕三晋百姓，移民来秦耕
种，而秦民则参军作战，组成一支征兵制的常备军。秦国军队人数
多，却又不必像齐、魏的专业军人，耗费养兵的费用。秦国甚至设计
了军功爵的体制：有功的战士，不仅有荣誉，也能获得国家赏给的战
俘，作为奴隶。其实，征兵制未必仅见于秦国，战国时代，各国互相
模仿别国有关的制度，以厚培国力，那些数十万以至百万的兵员，也
只有实行征兵制，方可能召集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编户齐民的制
度，也当因此而普遍出现于各国。
周代封建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
层的法律地位，判然划分。礼与刑，既不是普遍的，也就不必成文公
布于众。在编户齐民占全国大多数人口时，公布的成文法典陆续出
现。战国时代的法家，其讨论的中心是政府运作的技术。于是，法家
不仅着眼于建立行政文官制度，也十分注意成文法典能取得公信力。
商鞅、吴起等人于此均注意到公布的法典，必须具备公平而又确定的
两大条件。“徙木立信”及“处罚王子”的传说，都是描述成文法的
特色。
百姓从封建体制中脱身而出，不再归属于封邑庄园，即必须有一
认同个人的标志。在两周封建制度下，姓与氏均是贵族拥有的家族名
称。随着封建制度的崩解，有些旧贵族丧失了权力与地位，只剩下姓
氏的标志。社会变动及社区离散，一方面出现了游离的个人；另一方
面，编户齐民的体制内，个人必须要有其独有的识别标志，于是过去
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了。战国时代，姓与氏已经不
分，其意义已如今日的“姓”。不仅古姓古氏都可作为家族的
“姓”，地望、职业、特征、别号等都可被用为“姓”。但是，战国
史料中，还有些人无姓，只用个人私名，甚至秦汉史料中，也不是人
人有姓，并且改姓也相当普遍。是以用“姓”为必要的个人识别符
号，至秦汉仍未十分普遍。
封建时代，百姓附着于土地，个人是地缘社区的成员。在编户齐
民的时代，社区之内不再有大小封君领主，社区又未必有社会组织，
于是社区内的长者，常成为地方上的领袖。战国以至秦汉，三老五
更，及所谓父老长者，经常出现于记载。养老尊老，以及乡社集体活
动，均与重组社区凝聚性有相当关联。
综述本节，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
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
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
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
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
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
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
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
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
八、生活资源与生活方式
本节叙述的生活，以平民生活为主。贵族生活，取精用宏，考古
资料所见的精美器用及服饰，固然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粹部分，却不
能代表一般人民的生活，本节于这些精美文物，可能提到，也可能省
略，即以着眼点在一般人民的饮食起居，不在表扬中国文化的高度成
就。
本节跨越的时间幅度，若由商代算起，至战国终止，有一千数百
年之久。这一时段的人民生活，当然因时因地，常有变化。为了叙述
方便，本节所述，大致以春秋战国为主；更因晚期史料较为丰富，凡
所取材，不免更多反映战国时代的生活。好在古代的生活方式，虽有
变化，究竟较为缓慢，数百年之间，仍是相差不会很大。
民以食为天，先从食物资料说起。中国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已
在上一章说过，北方是黍稷，南方是稻谷。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段，这
一南北差异，依然存在。但是，北方的黍稷系统，已有粟、粱两种颗
粒较大的种属，成为北方的主要谷食。麦类的原生地是今日中东的两
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麦类已传来中国地区。此时期麦类，尤其小
麦，已相当普遍。战国时期，北方也颇多水利系统。黍稷粟粱其实相
当耐旱，但麦类需水较黍稷为多，因此北方水利系统若是为了灌溉农
作物，即不无可能是为了供应麦类需求。南方及四川，灌溉之利，则
是为了栽培原是水生植物的稻谷。
凡此谷食，都是粒食，经过适当的去秕手续，即可煮食。然而，
古代煮食谷类，可能是有蒸有煮。蒸饭用的炊具，大约就是甑一类，
中间有箄中隔，上层蒸食物，下层沸水。如果以鬲直接煮食，大约即
相当于今日半干半湿的粥糊。至于磨碾成粉的处理方法，考古学上的
发现显示直到战国时代才开始使用，要到汉代，始逐渐普遍。以上谷
食的作物，都是酿酒的原料。中国地区的酒类，早已用曲酿制。此时
还不知道使用蒸馏，全用过滤方法。齐桓公要求楚人进贡的白茅缩
酒，即用成束清洁（也许还有芳香）的白茅，隔离酒糟渣滓，清滤可
以饮用的酒浆。
除了这些谷类食品，豆类也是重要食物。菽豆可能先以山西为产
地，逐渐遍及各地。豆类，包括各种大豆与小豆，不仅用作佐餐的蔬
食，有时也可煮为豆羹，当作主食。豆科植物，根部有固氮功能，可
以肥田，因此豆类的迅速传播于各地，可能由于农夫已经注意到了这
一特性。而且，中国的农业，在战国时代，即已倾向于精耕细作，种
植面积扩大，牧地减少；动物性蛋白质供应不足，豆类的植物性蛋白
质，填补了这一缺失。
在蔬菜与水果方面，孔子时代，《论语》中提出老圃与老农两种
专业的农夫，正可说明蔬果栽培，已是农业中的重要成分。春秋战国
时期，食用植物的资料相当丰富，结合《诗经》与其他文献资料，以
及考古所见的植物种子，人工栽培的蔬菜，至少有瓜、瓠、韭、葱、
薤、蒜、葵、芜菁、芦菔、姜、菱、芡、荷、芹……果实有桃、李、
梅、杏、枣、栗、梨、橘、柚、榛、柿……采集的蔬果类，则有蕨、
薇、荼、郁、薁、藻、苹、堇、荠、卷耳、荇菜。此中野生作物，种
类颇多，大致均为主食的补充，不是主要食物。但是，农业栽培食粮
不足时，采集的食物可能占了相当比率。首阳山上的采薇人，不是只
有伯夷叔齐！
肉食，这是贵族们的享受。商代用牛、羊作为牺牲，动辄百数；
商代贵族狩猎活动颇多，卜辞中常见猎取虎、兕等大动物，而以鹿类
为主。中研院史语所于安阳发掘得到两件大型四足鼎，一是牛鼎，一
是鹿鼎，牛、鹿都是鼎食之家的食物。牛、羊、豕、鸡，均是主要的
肉用动物。马与狗，也可以作为食物，但终究还是分别以骑乘与守望
为人所用。狩猎固然是贵族的活动，一般人打几件小野物，也是补充
食物的一途。《诗经》中即有朋友邂逅，炰炙烧烤兔子的记载。《诗
经·豳风·七月》中说到，庄园主人率领农夫打猎，打来的大野猪献
给主人，农夫们自己可以保留小野猪。
贵族所用的青铜器皿，大多数是礼器；日常用具，大约还是以陶
器为主。陶器中的精品，当是白陶，而从商代以来，还有带釉的原始
瓷器，凡此，一般平民是用不上的。平民的用器，种类不会很多，质
地也因地区性而有差异，不过，《孟子》提到过陶工与冶工都是专业
的生产者，必须以自己生产的物品，换取另一行业生产的器用。是
以，孟子的时代，一般平民已有专业生产的商品，其质量也就不会太
差了。从考古所见的陶器作坊及青铜与铁器的冶炼作坊看，由春秋到
战国，商品的专业化及规模，均日益显著。
在衣着方面，养蚕抽丝的丝织工艺，始于中国。但是，丝织品价
值不低，当是贵族及富人穿用。麻与葛的纤维，则价值不贵，却较为
粗糙，一般平民夏日服葛，冬日衣褐，已是普遍现象。同样的，细软
的轻裘是富贵人家的冬衣。此外，也许只有放牧地区的老百姓，会有
羊皮做衣服。富贵人家，上衣下裳，珠履赤舄，环佩铿锵；一般平
民，能够有衣服蔽体，于愿已足，不会有考究的服饰。《诗经·豳风
·七月》中，采桑女子，从养蚕到染色，一手包办，那一件件颜色灿
烂的华服，则是公子的衣裳。
在居室方面，考究的房屋，有数进庭院，有蹑阶而登的厅堂。中
堂两侧，有厢房、耳房。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北方用夯土版筑，南
方用木结构，再加上草木涂泥。周代的房屋，已是两种建筑方法的融
合：以木结构为框架，用夯土为墙壁。考究的屋顶用瓦，普通的屋顶
仍用涂泥。一般百姓，在周代已不再居住于半地下的穴居，而是有夯
土的地面房屋。穷困人家，蓬门荜户，四堵土墙，用破了底的瓦瓮，
填在土壁上，作为透光的窗户；而高厅大屋，则上有瓦当承漏，下有
散水铺面。两者相比，对照十分鲜明。中国古代的建筑，到周代时，
可以有列柱重顶，但是楼居似到战国末期始出现，前此只能做到在高
台上建屋，不是真正的楼房。
综合言之，中国古代的衣食居室，地区性的差别之外，更为显著
者，则是贫富之间的差距。一般历史，于精美的服饰用具及居室，颇
多介绍，却于平民贫户的生活，常见忽略。本节叙述一般平民的生
活，限于资料，也仍嫌不足以陈述细节。
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日，也可由文献史料中，找出一鳞
半爪。各地历法，到了春秋时代，可能仍有地方性的差异。周代封建
诸侯，遵奉正朔，都用周历。然而，夏历、商历、颛顼历等均仍有人
使用。即以《诗经·豳风·七月》所见，即有两种历法并存，其间月
序，可能相差两个月。许多古代部族的后裔，及华夏系统以外的人
民，可能还在用不同的岁时过日子。单以春天的节日为例，各地即未
必相同，也未必以同一方式庆祝。鲁国人民可能以浴于沂水为春日祓
除；郑国与卫国的百姓，则可能有相当自由的男女交往，在河边林中
庆祝春日的来临。宋国在春日举办的“高禖”，则是跟祈子有关的宗
教仪式。
各地的节庆，各有其特色。鲁国的社庆，举国若狂，国君也忍不
住出去观看。这一社庆，未必是鲁国官家的社神祭祀，倒更可能是土
著祭祀的亳社。宋国的桑林，是一个神圣的地点，古老的传说与当时
的庆典，都可与桑林有关。别的国家，也可能有类似的圣地，例如鲁
国的泰山，晋国的霍泰山……只是史料不足，难以窥见其中细节。
总之，中国古代，各地的生活资源及习俗，都在交流与传播之中
不断融合；然而，即使上层社会逐渐有同质化的趋向，地方性的特
色，仍保留于下层。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仍是多姿多彩，未见一
致。秦汉的统一，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民生活方面，不论日常起
居，还是岁时节庆，依然是多元并存。
九、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在本章涵盖的时代，中国地区的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经过
商、周两次整合，中国地区的北部，已有强大的王国，将其他族群，
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同时，一个优势文明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吸
纳于同一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时代，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
一文化与政治秩序的领域，北及草原边缘，南逾长江，不仅收纳了不
少本来各自为政的族群，经过交流与深化，这一文化秩序的内涵，也
更为丰富。更堪注意者，中国文化的本质，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其主
要的特色。此后又有两千余年的成长与变化。
在同一时期内，中东地区，亦即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两个古
代文明，都经历了由灿烂归于衰败的过程，然后由两个边陲的波斯与
希腊文明，接替了历史舞台主角的角色。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本来
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有扩而大之，走向一个庞大而持久的
文化圈，却是从此以下，不断分分合合，以致两大古代文明，终于淡
出历史。到后世，考古学家才从倾圮的遗址及遗忘的文字中，重新找
出这一段往古的史迹。
先从中国地区与上述中东地区的地理形势，讨论两者发展轨迹的
差异。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主体，晋陕甘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
黄土平原，与渤海湾沿岸的冲积平原，三者联为一体，虽有山地，都
不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南方长江及汉淮，又是一番地理景观，河川湖
泊，处处有之。五岭以北，均由河川联系，虽有山岭，也不成障碍。
南北两个地区之间，也彼此密接。只有四川盆地，有高山峻岭隔绝内
外，自成格局；西南及西北各地，也不在上述南北两大区域之内。长
江与黄河两河中下游代表的南方与北方，因为自然生态不同，各别开
发在地的生活资源，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两区之间，因为彼此密
迩，交流频繁，所以南北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经常接触，也不断抗
衡，其引发的刺激，遂可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后却又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融合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更以
其融合后的庞大能量，构成一个动能强大的核心体，不断吸纳四周的
文化，不断成长，也不断深化。
中东两大古代文明的地理形势，则大不相同。两河地区，北有高
山，南有燠热的阿拉伯沙漠，均难以逾越。向东是波斯湾，有海边狭
窄的陆地，通达今日的伊朗——古代的波斯。朝西北方向，地形逐步
升高，是今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地。西南方向，今日巴勒斯坦等
地，在地中海与阿拉伯沙漠之间，构成一条海东的走廊，通向尼罗河
流域的埃及。
埃及在尼罗河谷地，两侧都是山岭，外面不是干旱的沙漠就是石
碛山地。尼罗河上游，是水流湍急的峡谷。两河与埃及相加的面积，
其实也与中国江河汉淮诸河的古代中国相当，只是，两者之间隔了一
个大沙漠。绕行红海，海程太远；穿越海东的通道，中间道路崎岖，
只有几条通路。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相当接触，不能有中国南
北之间那样的密集交流。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亚述帝国曾经侵入埃
及；埃及新王国，曾经统治海东。日后波斯帝国及亚历山大的大希
腊，曾奄有整个中东。然而，凡此征服者，都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
能有文化的涵化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融合为一个可大可久
的文化核心。
中东地区各地方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字系统。两河的楔形
文字，其原始形态也是图像，终于成为拼音文字，为许多邻近的族群
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埃及的图像文字，发生的时间，晚于两河的文
字系统，造字原则完全不同。这两个文字系统，各有独立的发展过
程，始终无融合的可能。相对来说，中国地区，只出现一套延续下来
的文字系统。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肇端。商
周时代，中国文字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交会时，南方可能
并无自己发展的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以致后世楚国文献，
均用同一文字书写。战国的列国体制，是政治上的多元，各地出土的
战国文书，其实都用同一系统的文字书写，虽有一些字形歧异，但大
体相同。中国地区只有单一书写系统，实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有密切
的关系。
 两河与埃及地形图

从中东两大文明所见的思想方式言，两河流域的文献中，显示二
元对立的观念：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农耕与牧养，以至光与
暗，生与死……无非难以调和的对比与对立。终于，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提出的二元信仰，成为后世中东宗教的基本观念。甚至
后世的基督教教义中，死亡与复活，上帝的善与魔鬼的恶，也未尝不
是渊源于此。
埃及古代文明的宇宙观，则可以解读为定于一尊的多元系统。尼
罗河灌溉区内，自成一个自足的格局。在这一天地，凡事物都整合为
一个系统。法老与太阳神，二位一体，是一切事物的主宰。神祇有地
方性，但又隶属于同一神统，各有职司。日夜、生死，都是轮替与延
续，并不是对立与冲突。埃及自我充足的宇宙观，于封闭在尼罗河流
域时，可以予人自满自信。但在新王国时代，埃及人向外扩张，接触
了异地的文化，这一套观念即难以自圆其说，也使埃及人失去了信
心。
相对于中东的两套观念，中国地区的古代文化，也逐渐形成二元
融合的基本观念。阴阳、男女、上下、动静等都是对立的，却又是彼
此互补的。可能在周初成形的《周易》，以相对二元，彼此消长，彼
此调和，作为事物的本质、现象发生的动能。这一套观念，迥异于中
东两大文明的宇宙观。也许因为周人秉持这种想法，周人于取代商人
主宰北方时，能以封建制度吸纳商人族群，随同分封的王子，在各处
立国，并且周人与当地的“野人”，亦即土著民族，可以共存。于
是，周人的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其实都是多元的。这一个定于一
尊，但又多元的格局，较之尼罗河流域格局，虽然类似，但有很大的
包容性，以其消长与变化，解决对立之间的矛盾。
 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将人性与宇宙之间的道，
结合为以人间秩序为主轴的思想体系。于是宇宙、人世、心性等都可
统摄于儒家的思想之内。人类自古以来，对于天人之际、生死之间、
善恶之分，都有所关心，即所谓的终极关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1883—1969）指陈，人类历史上，对于这些超越性
的问题，有所处理者，即文化的大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的几
个主要文明，都是由几次重大突破所产生。他以为，在轴心时代，亦
即本节涵盖的时代，佛陀、孔子、希腊诸贤人、犹太教诸先知，都是
重要的划时代人物。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些圣哲提出的观念，各别为
其后世发展的文化，定下了基调。可注意者，亚述与埃及于轴心时
代，都未有足够的大突破；反在中东两大文化的边缘，希腊与以色
列，出现了一系列的突破，然后两个文化系统合流，汇合为基督教信
仰的丰长传统。
中国地区能有文化的大突破，自有其前面的酝酿，例如商、周之
际的天命与道德观念，及《周易》呈现的动态二元观念，都对于孔子
及先秦诸子，立下了许多哲学命题的基础。在同一个文字系统内，中
国的哲人，互相辩诘，遂有延续不断的思辨。埃及的阿克那顿法老
（Akhenaton，公元前1380—前1362年在位）曾推动过一次宗教改革，
提出了唯一真神及一切事物都受真神赐予生命。这种唯一真神的思
想，以及两河琐罗亚斯德的善恶斗争、民间信仰的生命复活，都为犹
太教与基督教的大突破，预留了伏笔。但是，中东地区大突破的出
现，终究是曲折的演变过程，发生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刺激。
中国地区的情形，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密切接触
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系统为文化发展的载具，遂能有源远流长的发
展。在大突破终于发生之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遂成
为中国文化系统内主要的思想模式。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
—公元2世纪）
 中国开始蜕变，从中原的中国不断向四周扩展，成为中国本
部的中国。秦汉帝国的制度，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而精耕
农业、市场网络与文官组织，也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色。由于普世
帝国的稳定性，中国在历经一次又一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对
抗后，仍能延续而不崩解。同时，新进的佛教挑战了儒道体系，
这外来的信仰终于融合在中国文明之内。
一、普世国家体制
秦王政，循秦国三世经营征伐，从公元前230至前221年，十年之
内，吞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当时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在他治下，确
立了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
占据了一个划时代的位置。
若从战国时代的情势看，中国的统一乃是必然的发展。孟子早已
有了天下终究“定于一”的观念。当时六国，都有兼并宇内，统一天
下的野心。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又是难以分隔的平行现象。春
秋战国，经过各国间密切的接触与交流，中国的文化已经逐渐成形。
百家争鸣，显示知识分子已汇合为一个社群。考古资料显示：各地工
艺，虽有地方性的特色，基本上差别不大；各国文字，从出土的简牍
与铭辞看，也呈现大同小异的现象，秦始皇统一文字，不外标准化而
已。
战国时代，战国七雄都有清楚的边界，各自坚持自己的主权。它
们的人民对自己的国名，也有清楚的认同。这样的领土国家，与前期
封建制度的封国有很大的差别，在性质上，其实已与起源于欧洲的近
代主权国家理念相当类似。秦始皇在全国建立郡县，其实也只是延续
战国以来各国已纷纷进行的政治改革。秦帝国无非是将基本结构类似
的七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已。
秦帝国的本质，仍是秦国的延续。始皇自择“皇帝”的称号，只
是将周代的王号，升了一级。改制度，以六为数；尚黑色，则是五行
家宇宙秩序中，秦自以为代表的秩序。皇帝秉承天命，仍与天子受命
的观念相当。
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的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
始皇生前治陵，庙寝东向，秦陵兵马俑的阵势也东向布置。碣石离宫
与芝罘相对，宛若帝国的东门两阙。始皇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
是路过，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都
在确认帝国的边界。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确认边界的意义。凡
此诸种现象，显示秦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政治体，还不是真正包有六
合的普世天下国家。
我界定的天下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波斯，以及此处讨论的古
代中国，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都当作一体，从中央到地
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在当时的观念里，天下国
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没有边界的区划。从传
世琅琊刻石的铭辞看，秦始皇又自居为六合之内的共主，“西涉流
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隐含
了四方、四海诸意，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这些观念，将于汉代有
更为具体的发展。
汉初制度，承袭秦制，未有十分显著的差异。经过四代休养生
息，至汉武帝的时代，汉皇朝才在各方面界定中国是天下国家的普世
性质。
汉代中国的政权，逐渐走向开放的方向。刘邦起于平民，并无自
己原有的基业，因此也就没有以一隅征服整个中国的心态。在汉初，
功臣集团及宗室构成一个统治阶层。天下的二千石，大致出自这一集
团，丞相也出自列侯。汉制，非军功不能封侯，这是一个封闭的团
体。高帝吕后，削平异姓诸侯王，全国除长沙国王吴氏之外，只有刘
氏子孙分封各地。七国之乱后，宗室也渐渐失势。于是，汉代的中央
及地方官吏，都由别的途径晋用，不是恩荫，就是察举。统治阶层遂
是开放的。
汉武帝时代，察举尚未制度化。然而，朝堂之上，有各种不同出
身的人物；地方长吏，有当地的贤豪，甚至由当地人士出任二千石
（例如，会稽的朱买臣）。汉承秦制，边郡有“道”一级，亦有属
邦，治理新开辟的地带，首长常是土著领袖。西域各国，只有都护监
督，西南夷及匈奴，都有所谓“归义”的豪酋。这一制度，沿袭为唐
代的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中国的政权，因此常有一个主权模糊的
地带。这是天下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明白可见的差别，而其系统化结
构，则肇始于汉代。
因此，汉代对待四周邻居的关系，不是划境自守，而是开展。长
城是防御线，却不是天下国家的边界。和亲政策，常与文化侵略配
合；招降收抚，更是战争的目的。上述模糊的边界，也不断移动。在
外缘的边地，属国逐渐汉化。在内地有些地区，经由土著的汉化，或
汉人的移殖，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权力同步地填实了原有土著居住的空
隙。自汉代以后，中国的土地人口不断扩张，基本上依循同一轨迹进
行。
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区之间，人才、观念与物产都经过
不断的流动与周转，各种资源匀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
的内容。于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至今称为“汉文化”。中国人
口的大部分，即使渊源不同，也自认为“汉人”。这个名称，在汉代
政权已经终结之后，仍旧长期沿用，以至于今。
汉代的皇帝制度，与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项不同处。一
是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
阶层。而这一阶层，相对于世袭贵族，又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纳有
用的人才，相对程度地保持一定的质量。这一文官集团，经由察举制
度，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地方参加中央政府的统治机制。以此特质，
汉代的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时是共生互利，有时又是对抗制衡。汉
代许多制度的发展或政治事件，与皇权、文官二者之间的紧张有关。
汉代皇帝制度的另一特色，则是皇权不能避免更迭的观念。秦始
皇盼望自己是始皇帝，从此以后二世、三世，可以至千万世。西汉的
皇帝们，却不断面对天命更迭观念的困惑。五行相生相克，阴阳不断
交替，凡此观念，都加强了天命靡常的含义。儒生为主体的汉代文官
集团，以这一政权轮替的规律作为制衡皇权的武器。同样的，儒家政
治体系，也因此无法避免政治化的倾向，不能构成一个单纯的学术传
承。然而，汉代挑战皇权的思想，却未能在中国历史上继长增高。东
汉结束以后，文官制度仍与皇帝制度共存，由于东汉禁止再讨论谶纬
之学，皇权更迭的观念不再具有道德的约束力，进而节制皇权。
秦汉庞大的帝国体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正如任何复杂系
统，其中核心与边缘、上层与底层，以及不同平行的次级系统之间，
都会有不断的调适过程。秦代的政治权力十分坚实，独占了资源，但
也浪费了资源。秦代祚命短促，汉代不断以此为戒。
汉初的贾谊、陆贾等无不以秦亡为讨论的主题。核心与边缘之间
的势力消长，也常为汉代历史的重要课题。强干弱枝，常是中央政府
的策略，但是，一旦中央核心有了问题，地方势力即会向中央挑战。
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之间，有其紧张关系；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工商
业之间，也有其紧张关系。汉代的社会与政治之间，有对立，也有互
济。家族组织为前者的主要成分，更是与政府冲突的焦点。
综合言之，秦汉中国，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终于形成大一统的
格局。这一庞大的复杂体系，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
的空间。然而，也正因其可以调节，其复杂性得以加强。开放性与复
杂性，使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及弹性。
二、精耕农业与市场网络
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当以游
耕为主。商周时代，农业生产形态的发展行程，各地参差不齐。春秋
时代，领主的庄园生产，隶农为主要劳力，生产积极性不会很高。周
代封建制度崩溃，庄园经营制的农业之外，也随之而有小农的独立农
业。不论是庄园解体释放的佃农，还是垦拓山林取得耕地的自耕农，
农户生产所得，减除赋税，都归农户自有。于是，农夫生产的积极性
提高，一方面愿意投入劳力，以求更多收获；另一方面也尽力改良农
具的效率，提高土地的肥力，以求更佳的生产量。
这一发展趋势，在战国的文献资料中已渐有端倪，例如《吕氏春
秋》即有讨论土地肥力、作物密度诸种项目的章节。凡此发展，终于
形成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当是精耕农业出现最
早，也延续最久的地区。
秦汉时代，因为各地生态条件及文化水平不同，农业技术也自然
有地区性的差异。汉代休养生息，人口增殖不少，有些地区，例如关
中、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人口相当密集，每人平均可耕地的面
积，相应的也比较窄小。劳力多，耕地少，必然会发展劳力密集的精
耕农业。
精耕农业在生态方面，要求足够的水分与良好的土壤，有灌溉、
施肥、改良土壤……在农具方面，要求精良的质量及专业的功能，有
犁铧的改良犁，播种的耧车，不同形式的锄、镰……在工作方面，要
求有效使用土地及充分利用生长的季节，有套种、轮种、深耕、细
耘、中耕除草……在作物方面，要求高产优良品种及作物种类多元，
有选种、育种及引进新品种……汉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农夫大致
已针对上述要求，有了相当程度的成就。
西汉的“代田”，即尽量以农田田间管理，精细地规划垄沟间
距，并不断以沟土填垄，以收培护作物的功效，并可有良好的通风与
灌溉。下一次作业，则以沟为垄、以垄为沟，垄沟易位，又不啻就地
轮作；加上轮作、套作，则更可不断改良土壤肥力。区种则是肥力密
集，劳力密集，使小面积土地，能有高产的功率。区种是相当特殊的
耕作方法，后世的果蔬园艺，不再有区种之名，但遵循相同的原则。
“代田”的耕作，在后世也成为例行的方式。
精耕农业要求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忙的季节，投入的人工尤为
密集的巅峰。忙季与闲季之间的劳力需求，既有相当差距，农家就必
须储备足够的劳力，供忙季之用，又要有足够的非农工作，吸收闲季
的多余劳力。汉代的血缘组织，可能即以大家族的形式，构成一个共
同体，以储备大量的劳力。男女分工，所谓男耕女织，则是以妇女为
后备劳力，于农忙时从事农作，平时则操持家务，也生产以纺织为重
要项目的农舍手工业。事实上，农事稍闲时，男子也将多余的时间与
精力投入手工业生产，以博取非农项目的收入。汉代的农舍手工业生
产项目，与后世的农舍相差不远，其中包括纺织品、工具、陶器、食
物加工，以及地方性土产。
 代田沟垄易位图

畜养家禽家畜，也是农舍收入的重要项目。汉代养猪的猪圈及养
鱼的鱼塘，均附属于农舍。牛羊狗鸡，当然也是农舍畜养的六畜之
列。中国农村，除房舍之外，一切土地，均用于耕种，却没有欧洲农
村保留为牧地与林地的土地。中国农夫只有养畜于家宅附近的动物，
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不如欧洲的农业。因此，中国人的食物中，主
要依靠豆类与麦类提供营养所需的植物性蛋白质。这一选择，使中国
的农业，中国人的食物，及田野的生态，均呈显自己的特色，迥异于
欧洲，却又蔓延于东亚各地，形成东方型的农业。
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之间，相辅相成；前者提供食粮，后者补
足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农舍手工业的产品，也可以作为商
品，为农户增加非农业性的收入。战国到汉初，城市经济相当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富人，颇多由工商业致富。汉武帝时代，政
府采取压抑工商业的政策，征敛重税，以致从事城市作坊生产的工商
业大受打击，中家以上，大多破产。于是，农舍工业的商品填补了市
场的需求，成为一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者。这一转变，的确符合重农
抑商的政策，使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迄于晚唐五
代，作坊生产复见，始有显著可见的变化。
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散布于广大的农村，必须有集散的机制；各
地地方性的特产，也须有流通机制。为此，商品营销与流转，遵循道
路运送，市集交换集散，遂构成一个经济交换体系。在《汉代农业》
一书中，我即以此为主题，讨论汉代农业性市场经济系统的形成。这
一经济体系，建立在逐级集散的市场网，并有相应的道路网络，联系
各处的市集与城镇。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及杨庆堃、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网，都讨论相似的现象。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已有一个干线道路网。《史记·货殖列传》
即已有相当清楚的描述。这一道路网的干线，以长安与荥阳为两个中
心，联成一条中原地区的东西干线。西侧有联系河套的直道、南向四
川的褒斜道与子午道；中间有北达晋北，南走南阳、荆州（汉水—长
江）的南北大道；东侧有太行东麓的大道及南下直入长江下游的大
道。东西干道东端入山东，西端入河西走廊；四川的干道，在通西南
夷之后，又可进入西南；中线的南向大道路，过长江进入华南；东侧
的南线，则过了长江下游，分别进入今日的江西与福建。
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由干线分岔，则
是各地区性的道路网络，例如成都平原即有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方
的道路网。这些道路上的连接点或终点，即郡、县所在的城市。在各
地城市，又各有其道路网，联系各处的乡聚。乡聚之下，又有分路岔
道，通往大小农村。道路网的密度，相应于人口密度而有不同。这一
庞大的交通网，随着时间有所变动。但是，其中干道的路线，至今仍
是公路铁道及重要水运航线。
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
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
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遵循同一个道路网，
政令由此传达各处，信息由此上通下达，人才也由此周流于中央及地
方。在道路网络上，干道所经，取精用宏，掌握的资源、人才及信
息，最为丰富。相对而言，离干道越远，上述各项资源也越贫乏。穷
乡僻壤，远离大路，居于网络的末梢，即使在中原地区，也与边地同
样穷困闭塞，资源不足。这种大路之外的末梢，可称为网络的隙地。
 汉代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线图

可注意者，隙地可能在直线距离上离城市不远，却形同化外，往
往为政令之不及，教化之不达。相对于中央，即在内地，也是边陲。
上一节所谈的天下国家体系，因其庞大复杂，其实不是经常处于稳定
的状态。边陲与隙地，即往往是庞大复杂体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
秦汉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其冲击可以颠覆朝代。这些农民的变
乱，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所谓“大泽中”
或“离乡聚”都不在大路上。五斗米道起于汉中山区，黄巾初起于青
徐的农村……他们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到星火燎原时，已难
以措手。然而，起事的农民军，若不能进入道路网络的干线，也大致
不能成事。重要的决战，通常也在干线大道的战略地点进行，以决定
农民变乱的成败。
 综合言之，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
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
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在这一个巨大的网络上，僻远地点成为边陲，
而边陲的隙地，则是网络系统最不稳定之处。
三、中国文化体系的整合
春秋战国时代，自从孔子开创以人为本的儒家，中国的思想家
们，有延续，也有对立，百家争鸣，各擅胜场。秦政之时，独重法
家，其他学派无不遭受压制。汉兴之初，人主与民休息，黄老之学是
主流，百家也渐有传人。汉武帝以后，独尊儒学，又压抑了其他学
派。一般历史，大致都如此谈。然而，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秦汉时
代毋宁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综
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
这一整合工作，实与前两节政治秩序与经济网络的形成同步进
行。战国时代，庄子、荀子、韩非子都曾评论当时各家思想，指陈其
特点。凡此评论，虽是彰显殊相，其实也是为稍后的整合做了由分求
合的准备工作。“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一观念，大约并不仅限
于政治上的大一统，也当见于思想上的整合。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当是整合工作的两次尝试。这两部
书的内容，都糅合儒、道、法、阴阳、五行……其讨论的主题，也都
包罗天文、地理、人事、政治、礼法，堪谓百科全书式之作品。
《吕氏春秋》的篇目编次，即一套规整的格局。全书分为十二
纪、八览、六论。十二纪由孟春到季冬，每季分为三纪，全年四季十
二个月，即以一年完整的时序组织其思想。三春论生命，三夏论礼
乐，三秋论兵刑，三冬论死亡。其中各节，分别讨论相关的人事与哲
理。这一安排，本身即代表宇宙的整体性，也代表天人相应的观念。
八览由本体谈到现象，其排列格局不如十二纪明显以时序反映宇宙，
却也有其分配的逻辑。六论则专论人事的各方面，涉及的行为包括伦
理以至农业生产，大致都着重在调和的原则。《吕氏春秋》是由秦相
吕不韦门下学者合编，其参加撰述的学者，来自诸子百家。这部书虽
包罗万象，综合众说，内容却相当一致，显然是一部经过调和的作
品。
《淮南子》也是一部糅合诸家的著作，而以道家学说为主调。
《淮南子》的篇目，没有《吕氏春秋》那样的规整，但篇名之下题有
“训”字的二十篇，由《原道》开始，有《天文》《地形》《说山》
《说林》《人间》等诸篇，全书兼顾自然与人间，也有着以宇宙涵盖
人事的大格局。
这两部书的篇章安排，其实是时代性的观念。儒家的今文学派，
标举“春王正月”，彰显“大一统”，即以春代表宇宙的秩序，王代
表人间的政治秩序，万民奉正朔代表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这种思想模
式，当是与政治上天下国家的出现互相呼应。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论编排格局，不能与《吕氏春秋》及
《淮南子》相提并论。然而董氏天人感应的理论结构，则融合儒、
道、法、阴阳五行为庞大复杂的系统，诚不愧为综合先秦诸家，集其
大成的学说。在这一系统中，天体运行，四季递换，人间伦理，政府
组织，以至人身生理与心理，都是一个又一个严整的系统。上述系统
与系统之间，秩序井然，层层套叠，彼此相关，牵一发则动全身。于
是，在这一整体套叠的诸项系统之中，常态是各部分的均衡，也就是
阴阳与五行的均衡。阴阳，表现于上下、尊卑、男女、君臣……凡此
相对关系，如有过分或不及，即变态。五行，表现于诸种自然力量的
相生相克，以其轮替而有运行，其间如有过分或不及，即变态。天然
影响人事，人事也影响天然；社会影响个人，个人也影响社会。
这一套颇似系统论的理论，结合了当时的宇宙观、术数、原始巫
术、儒家伦理、法家政府结构及功能、道家的本体论与阴阳五行学
说……熔铸于一炉。在这一有常有变的动态宇宙中，微小的局部变
动，可以反映大系统的失衡。相对的，正如巫术的运作，人可以经由
小小运作，影响宇宙的秩序。在如此井然有序的系统中，一切都是可
以预知预见的；一切离开常态的变化，也是可以经过适当的安排，重
新回归正常。从以上的描述，董仲舒的宇宙，竟与近代牛顿的物理世
界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有条理可循，能为人理解，人力也能有所影
响的宇宙。
董仲舒的宇宙观，对西汉的学术与政治均有深刻的影响。他的信
徒深信朝代的天命，也有当令与不当令，汉皇朝秉受的天命，在汉德
已衰时，即应当由新的受命者取代。王权在人间秩序上有其权威，但
在宇宙秩序中，正如季节轮替，也必须时时更新。天灾人祸，都是德
命将有变动的朕兆。汉武帝以后，不仅学者有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
皇帝也针对天命更新的理论，时时有所措施，以求符合宇宙运行的常
规。武帝晚年，经常换年号，通常每隔六年或四年即有一个新年号，
象征新的开始。哀帝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只为了刘氏再受
命。王莽代汉，造作大量祥瑞，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的新君，国号也改
为“新”。起兵反对王莽的刘玄，年号“更始”，也是“从新开头”
的含意。
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观念及一切都有一个源头的观念，也充分表
现于汉代的历法。先秦历法，各地不尽相同，至少有夏历、商历、周
历及颛顼历，同时并行。一个封国的疆域内，国君与臣民使用的历
法，也可能不同。所谓“奉正朔”，即接受王室所用的历法。汉代开
始制定新的历法，武帝时落下闳等人制定《太初历》，以细密的数
学，力求调节岁实（太阳年的长度）、朔策（太阴月的长度）两个周
期，在一个太阳年的周期内，以增加闰月之方式容纳十二个太阴月。
西汉末，刘歆又根据《太初历》，制定《三统历》，不仅寻求太阳年
与太阴月的公倍数，还加上日、月及五星运行的周期，求其在假设的
轨道上，有一个共同的开始。那时是正月初一又是甲子之日，七曜
（日、月、五星）排成一直线，这种理想的宇宙，是从数学上寻求各
种周期的共同开始。汉人持此理念，以制定天象与人间生活交汇的历
法，其精神也同于董仲舒等相信的天人关系。司马迁撰《史记》，自
述其观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宇宙的大系统与人事的小
系统，古代与今天，都统摄于一个整体的格局内。
凡此理念，使儒家学者在吸纳当时各家学说之时，会自我期许掌
握了天地古今的知识，而且以此知识的权力，应有代圣人立言、为人
间规划的能力与责任。正是在这一自我期许的使命观下，儒家的今文
学派，有了托古改制的愿望。他们的圣人，当然即孔子——没有皇冠
的素王；他们的经典，不仅是儒家的经书，还造作不少启示性的预
言，即所谓“谶纬”，以辅翼经书。儒生则自居宇宙秩序的解释者与
代言人，以宇宙秩序的信息，批评政治，针砭君王，并且提示未来的
发展。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曾因此招了杀身大祸。然而，一代又一
代，仍不断有人跟进，也不断有新的谶纬出现。今文学派的经学家，
以师门家法传授，有其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
在西汉，上述风气愈演愈烈，终于有王莽篡立之举，甚至反对王
莽的群雄，也不断以谶纬建立自己起兵的合法性。西汉儒家，几乎组
织了一个宗教：有教主，有经典，有启示，也有教士。这是中国古代
知识分子的一次尝试，尝试以当时的知识，转化为解释宇宙秩序的权
力。这一次长达一百余年的运动，推源根始，当在汉人肯定宇宙秩序
的整体性及可以推知的规律性，其精神仍是本节讨论的主题——汉代
的知识分子，不断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以与大一统的人间
秩序互为表里。
东汉时，儒家清理经典，排除了今文学派不够严谨的神秘色彩。
学术的归学术，儒家经典研究的工作，由烦琐的考订与华丽的辞章，
挤压了寻求义理及解释宇宙的志愿。于是，东汉仍有社会批评者（例
如王充），仍有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例如党锢之祸的太学生），但
西汉儒家自以为掌握知识权力的豪气已经不见了。
四、民间的信仰
上节所述秦汉时代的文化系统，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建构，为此后
中国文化的内容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在上述思想系统之外，民间还有
一些古老的信仰与观念散见于各地。这些信仰、观念，既是地方性
的，也往往相当素朴不文。大一统的帝国，曾经数次尝试统一各地的
信仰；正由于凡此尝试，历史才保留了民间信仰、观念的一鳞半爪。
据《史记·封禅书》，秦并天下，政府所属的“祠官”排列了全
国祭祀的位序。这些天地、名山、大川、鬼神，都是各处早已存在的
信仰。雍州一地，即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
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超过一百处的祭祀，首都长安以西又
有数十处。全国其他地区，总数以千百计。
《礼记》的《祭义》《祭法》两篇，曾列举各种山川祭祀，总结
其特征为出云气异状之处，即百姓祭祀的对象。名山大川，随处都
有，其地方特性，理所当然。然而，以“帝”为称号的祭祀，或以天
地为对象的祭祀，也各处各有其名号，则只能说是古代各地族群所持
信仰久而不替，依然存在于民间。秦汉一统帝国，为了协调这一矛盾
现象，也尝试以上节所述的文化系统收编各地原来独立的信仰，例如
关中有多处“帝”祀，遂整合为五方五色的系统。
汉高祖时，皇朝政府又一次尝试整合全国的地方信仰，除了将各
地奉祀的祭典纳入官家管理之外，还将各地的巫觋也收罗于宫中，例
如：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胡巫）、河巫、南山巫等各
地的巫师，都归于中央，却似乎又容许这些分歧的信仰，各自保留其
特有的礼仪。
 各地也往往各有其崇拜的英雄，即所谓聪明正直及有功德于人的
人物。据《礼记·祭法》所举，其中有古代的部落首领，有能够序列
星辰、编排历法的人，有有功于发展农业的人，有勤劳至死的人……
单以平息水患的人物，即有鲧、禹与冥三人；发展农业的人物，即有
弃与柱二人。由此可知这一奉祀的名单，原是由不同来源凑成的。凡
此特殊功劳人物，在汉代还不时会有人民奉祀，例如城阳景王刘章，
在两汉之交，即有其民间建立的祠祀，也有其奉祀的巫祝。这一类地
方性信仰，未进入历史记录者，应当还不止刘章一例。
奉祀星辰山川，均是自然崇拜，其神祇可以人格化，也可以与英
雄人物转化的神祇，融合为有名有姓的保护神。汉末，建业（今南
京）的山神，即曾为地方官吏的蒋子文。凡此诸例，今日民间信仰，
还比比可见。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点，其条件是出云气，或其他怪
异。“云气”一词，为秦汉时代常见，望气禨祥，即秦汉方士的专
业。考古所得的文献中，望气之学颇有记载。敦煌有一卷占云气书残
卷，讨论解释不同形状的云气，及其代表的兵象，是行军候望云气的
参考书。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也是同一类的资
料。云气，又可简称为“气”，例如王气、天子气等都常见于秦汉记
载。
“气”的观念，既有这一类象征特殊力量的氤氲之气，又有孟子
所说的浩然之气。前者代表宇宙间超越的力量，后者代表人体的禀
赋。结合两者，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有了以“气”为名的流动能量
观念。人与宇宙两个层次，都有流转其间、变动不羁的能量存在。董
仲舒学说中有“气”的观念，《淮南子》的学说中也有“气”的观
念，两者之间存在差异，董氏系统中的宇宙能量，可由人类力量参
与，但《淮南子》系统的宇宙，则是“无为”的：人只能顺从，人力
的参与，只是干扰了宇宙的运行。中国的医学，已与养生保健不可
分，针灸、吐纳、导引与体能运动，从汉代至今日，均不能离开
“气”的观念。
这些有云气的山川，就是神圣的地点。据《山海经》的描述，山
林川泽之间，处处都有珍禽异兽，更有许多形象怪异的神物：人身兽
面、兽身人面、一身多头……《山海经》都给予名号，并且形容其特
性与能力。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国帛画，绘有这一类的灵怪形象，
并且也有附加的说明。先秦典籍中，其实也不乏山林精怪等类似的传
说，《山海经》无非是集合各地传说，分别编列于四方山海而已。前
述秦汉时代的诸项地方性祭祀中，也有一些是这种精灵怪异。例如，
秦国的陈宝是当地传统的奉祀对象：这一精灵，既是两个儿童，又是
两只刺猬，又是一对雉鸟。七百年来，陈宝又时时以“光色赤黄，长
四五丈”的形象来临，来时不仅有光，也有声音，野鸡都闻声响应。
这些传说反映先秦以至秦汉时代，中国人的灵异世界。种种异常
现象，有的是祥瑞，有的是预告灾害。皇家祭祀，为了祥瑞灾异；平
民也为了行止起居，时时注意祥瑞灾异，庶几逢吉避凶。精灵的世界
与人间的世界，密接交缠，几乎难以分隔。这种观念，迥异于董仲舒
的理性秩序，有阴阳的平衡，五行的轮替。人类能做的，不是修齐德
性，而是以适当的仪式，禳除不祥，保持安吉。
古人相信，一旦取得足够的精神灵气，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以至
长生不死。秦皇汉武，都尽其一生努力，寻求不死之药、长生之术。
皇家不断收纳民间奉祀的神灵，也不外为了罗致一切神灵的力量。海
外的仙岛，各地的灵山……都是有神异之处，都可能有长生不老的仙
灵，为人主准备不死之药。
汉武帝封禅泰山，号为国家承当天命的大典。这样的大事，理当
有一定的公开仪式，为人瞻仰。但是，封禅的礼仪，至今不见于记
载。封禅的最主要部分，皇帝之外，只有奉车霍子侯一人陪侍，下山
后不久，这位随从不明不白地死了。其中似乎又隐藏了以此人为牺
牲，借子侯的生命，延长武帝的生命，亦即寻求长生的努力。
帝王如此，平民也未尝不盼望长生不老。汉代铜镜铭文，最常见
的词句，即延年的愿望。王子乔、安期生等都是不老的仙人。对镜自
照的人，盼望在镜中出现的容颜，是“上有仙人不知老”。
人终究不能长生！为了延年，秦汉养生之术，都围绕着养气的观
念，发展为医药及呼吸吐纳之术。死亡终于结束了长生在世的愿望，
人还是努力为死后造设人间世界的延长与永恒的存在。秦始皇的陵
中，帝国的版图永在，秦俑的方阵，也永恒地捍卫君王。满城汉中山
靖王的王陵中，金缕玉衣包裹了主人的肢体，一切生前的起居必需用
品，无不陈设在那一座山巅的石穴内。甚至，一个又一个酒罐，还供
给君主永远饮不尽的美酒。汉墓的陶制明器，画像石棺，以及墓壁上
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都是墓主的一生生活冻结于封墓的俄顷，
不啻以电影的停格，将变动的时间永恒留驻于静止。汉墓中的地券，
更是将人间的财产权延伸到另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也有人间社会一
样的官僚体制，由地下的官员执掌地下的管理。
生与死，毋宁是由此延伸到彼，因此不是两个隔绝的世界。于
是，马王堆帛书上，天界的生命之树分为三栏：上栏有《山海经》描
述的日月与飞鸟；中间一栏是人间，以及由侍女随侍的墓主轪侯夫
人，步向永恒；下面一栏，是由力士托起的世界。从上到下，这三个
层次，由生命之树与缠绕的龙蛇联结为一体，其间有分别，但不是截
然隔离的三界。
中国文化的上层，是知识分子以理性和逻辑思辨建构的宇宙论、
知识论与伦理观念。各家学派虽有异同，却无不以人间为其关怀的主
题。同时，人间的秩序又叠合于宇宙秩序之中，成为套叠的复杂系
统。于是，天地之间，凡百事物，都只在人间层次见到其意义。这一
系统，正如帝国的政治秩序一样是整合的，也是统一的。
 另一方面，本节描述了民间的宇宙观：那是由远古流传下来，对
生命的珍惜与依恋，对不可知神秘力量的畏惧与尊敬。气与精，都不
仅见于活着的生命，也是生命本身所象征的能量与其体现。世上各
处，无不有种种灵异之物，代表这种生命所系的精气。人间的生与
死，无非生命的不同方式，死后的生活还是现世生活的延伸，由动归
于静，由变化归于永恒。
五、北疆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本节所指的北方，包括蒙古大漠南北草原与新疆天山南北及内亚
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居民，并不相同，只是相对于中
国本部而言，这些地区的文化有其草原文化的特色。
一般人以为，草原上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其实，游牧生
活，也是逐渐发展的特殊经济形态。农耕与畜牧，都是人类生产食物
的方式，由此始得脱离采集食物的阶段，生活资源始得稳定。农耕与
畜牧也往往共存。中国传统的农家，除了耕种栽培作物，必有六畜，
至少畜有猪、鸡两种食用动物。欧洲的传统农村，通常兼有农地、牧
地，甚至林地，栽培、畜养与采集，三种生涯，同时并存。内蒙古及
新疆草原上，除了牧养牲口，也往往有小规模农业，栽培耐旱的作
物，例如莜麦（一种裸燕麦）。
蒙古与新疆的游牧，移动距离也不一样，其理由则在蒙古地区气
候更为寒冷干燥，牧草的生长缓慢，无法迅速再生长，持续供应牲口
食料。游牧生涯是为了适应作物生长期短促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人
类中的一部分人群，当是在优良生态环境被别人占尽之后，才发展这
一形态的生产方式：由食物生态链上的中间一环（能长程走动的牲
口），不断移动，寻找其前一段的环节（牧草）。
蒙古地带有其细石器文化的传统，即以渔猎为手段的采集食物方
式。蒙古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遗址中，农业的出现，比较迟晚，而且滞
留在相当粗放的初级农业阶段。游牧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在面对农耕
族群扩张，使居住在今日农牧交接地带的人口，被挤在生态条件较差
的地区，不得不改变定居农耕，转而驱赶牲口，追逐水草而居。内蒙
古赤峰附近，敖汉旗的英金河一带，考古发现一系列的堆石堡垒，是
距今四千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苏秉琦认为，这些建筑隔绝了
两种不同生活的人群。这一条防卫线，恰是落在后世农牧交接转移的
地带，亦是后世长城线上。因此，东亚地区的游牧文化，其远祖可能
即在距今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
游牧生涯，移动距离长，移动频率大。于是一群牧人与另一群牧
人之间，即可能不断接触。经由接触，各地的产品、生活资料（例如
工具）、语言、思想观念，也都会因此而不断交换，终于在欧亚草原
的广袤空间，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语言及信仰，都会大同小
异。有此条件，草原上的居民可能聚集为较大的族群，有时甚至结合
为庞大的军事团体，秦汉时代的匈奴，可能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游牧
帝国。后世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则是另一次草原族群的大结合。
除这两个例子外，北亚与内亚的游牧族群，时聚时散，不断组织了迅
速移动的武装力量，对抗邻近的农业国家。
今日新疆的族群，有城居的维吾尔族及草原上放牧的哈萨克族。
在汉代，当张骞与班超进入西域时，西域也有居国与行国两种政治组
织。大致言之，居国是绿洲上的城邦，务农为生；行国是草原上的部
族，放牧为生。西域的生态环境，相对于蒙古，比较良好，因此其游
牧族群不必跋涉长途即有水草。西域的人群组织形态，当是分散的许
多族群，中间又有城市点缀于绿洲，农耕、游牧两种不同形态的组
织，犬牙交错，不具蒙古草原上游牧生活的同质性，因此不易出现匈
奴型的游牧大帝国。两汉开辟西域，也正是借绿洲城市国家之助，始
得以断匈奴的右臂。这些绿洲的城市，形成交通路线上的固定据点，
遂能一站一站传递，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丝道，联系东方的中国与西方
的文明大国。
扩大地看，东西交通路线，并不只有由河西经西域的丝道一线。
北方也有一条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与乌拉岭的大道，其东端深入
今日的东北与西伯利亚，向西直入今日俄罗斯，也可南下抵达中亚诸
国。这条道路，毋宁是更为古老，也更为直接的交通路线。在丝道未
开以前，东亚、内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多是在这条道
路上，以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间接联络。人类以驴马驾车，最早见
于两河流域，然后分别传播于东亚、南亚、北非与欧洲。中国地区始
用车辆的最早年代，尚待论证，大致是距今四千多年前。车辆传入，
最为可能的路线，即沿这条北方草原的北路，进入东亚，进入中国。
冶炼青铜与铁的知识，大约也是沿这条路线间接传入东亚。
此外，还有一条西南丝道，经过川、康、滇的纵谷，连接今日青
海的草原，与丝道衔接，南向通往今日的缅甸、印度。这一条道路，
跋涉山川，不易行走，但仍有作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
于殷商，其青铜面具有中亚风味，而出土的贝壳，则是南方海产。相
当于汉代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遗物，则草原风光明显可见。张骞
见到的蜀地产物，可能即经由此道传去印度。
经过这些通道，中国与中亚、内亚及南亚，已多有来往，间接也
与西亚、北非及欧洲有了接触。族群的进退移徙，至少就中国西、北
两方的域外，每有彼此之间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河西走廊上，中国
地区的文化，逐步向西推进。在北面，后世长城线上，中国地区族
群，也一步一步推向草原。王国维考订，玁狁（猃狁）、荤粥等北方
族群即匈奴祖先，但是这些族群的活动地区，都在今日山西、陕西的
北部，犹在长城线以南。春秋战国时代，秦赵燕代，都向北开拓，更
将中国文化族群的北界推向北方。匈奴游牧帝国，是在中国的压力
下，逐渐聚合匈奴、东胡、丁零等族群，合而为横跨蒙古地区的庞大
势力。在中国的西陲，大月氏原来的居地是在今日甘肃一带，承受不
了中国文化族群及匈奴族群的压力，才西徙于内亚与中亚，日后建立
了中亚的贵霜王朝。这些迁徙，都有其连锁效应，一处动，别处跟着
动。到了东汉，匈奴为中国击溃，其残余西迁，一步一步吸收所经之
处的土著族群，终于成为欧洲的大威胁。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约
406—453）兵临罗马帝国，已是匈奴离开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这
一族群移徙，后波逐前浪，牵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分布。欧洲史上
的蛮族入侵，即这一串连锁反应的后果。
除了战争之外，族群之间的频繁接触，即使是间接的，也带动贸
易及文化交流。大家熟知的丝道贸易，原是中国开发西域的结果。从
汉代开始，中国不断输出丝绸，输入西方产品。葡萄、胡葱、西瓜之
属，成为中国的常用食物；胡琴、眩戏（今日的魔术）等也成为中国
生活中的常见事物。这些都已在一般史书中有所陈述，此处不赘。
本文拟稍多陈述的事迹，是一般史书着墨不多之处。例如，中国
地区的栽培作物，原以黍稷稻粱为主。麦类作物，源自西亚，进入中
国地区，为时已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在东汉之前，中国人处理麦类
食物，基本上是以粒食为主，或蒸或煮，炊成麦饭。到东汉时代，中
国人先前从西域学来的粉食方法已经十分普及了，于是东汉出现大量
水碓、水磨，都是为了将麦粒击磨成粉。东汉末季，文献中常有汤
饼，亦即今日的面条，不是今日的大饼。胡饼则可能即烘焙的面饼。
这一饮食文化的革命，逐渐由大麦、小麦与黍稷稻粱并列，成为中国
北方的主要食品。
另一项文化交流的后果，则是有些西方疾病进入中国地区。东汉
多大疫，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遍传南北。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
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在西边丝道上的军队将疾病带入中国。同一时
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Plague of Antoninus），也是由在东边与
安息（Parthia）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
西，两大疾疫，是否同一病症，难以考证。然而，东汉的大疫不断，
终于有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中国在大疫之后，北方人口大减，未尝不是南北重心转移的一个转捩
点。
汉代中外交通路线图
六、走向南方
中国走向南方的经验，与走向北方、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北
方、西方因为都是以畜牧为主，中国的农业经济几乎打不进去。南方
的世界，在汉朝时有许多汉族以外的民族居住在各地，族群的种类也
很多，并不统一。整体而言，长江以南的稻作文化，并没有到达很高
的精耕细作水平。各地的耕作，还是以相当粗放的山林农业为主体，
当然各地发展的水平也不一致。汉人进入南方，整体说来，是一个全
面向前推动、渗透、同化的过程。相对来说，北方是冲突和敌对，南
方是一步一步地归并到汉族文化区之内。
战国时代，洞庭湖以南，已归楚国管理，不过行政单位很少。秦
朝统一天下，在洞庭湖以南的地区设有郡县，最远的可以到岭南，可
是行政单位的治所，只是交通线上一个一个据点。主要交通干道的两
边，都还在少数民族的掌握之中。最大的一群少数民族，当然是在东
南沿海和南方的百越。百越是不是一种族？可能是，但不能肯定。他
们也许和今天的越南人有相当关系，甚至和今天所谓的“南岛语系”
（Austronesian）也有关系，但犹待肯定。秦朝向南开拓，征服了广
东的南越，建立郡县，可是等到秦覆亡时，南越自己又独立成为国
家，由汉人官吏带领着南越本身的族群，建立南越国。此外，福建、
浙江也都有越人。这一些越人，在汉人记载内称他们个别建有小型的
国家，实际上还未必有国家的组织。
武帝时代向南开发，让这几个沿海岸边的越族，正式全部收罗到
汉帝国之内。更可注意的，就是越人族群，大批迁移到淮水和长江之
间。准确的数字，并不清楚，至少有一次迁移四万余人，另一次迁移
可能有二三十万人之多，这在古代是相当大规模的人群迁移。越族迁
移到江淮，他们居住的故地，并不是全部空虚的，还有许多越族在那
个地方继续生活。这个地方的汉人移民，也分布在各处，不过汉族的
居住区基本上还是在大路的两边，没有深入到深山谷。
西汉的晚期与东汉的上半段，开发南方还是大事。这时可见两种
族群，一种称为“蛮”，一种称为“山越”。他们居住的地区，都是
在大路两边。蛮与山越的关系，大概是有区别的，山越可能是原来越
人的后裔，蛮人可能是从西南中国填补了越人剩下的空虚地方——最
主要是在湖南和江西。这两群人抵拒汉人殖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汉人在北方的人口，移向南方最大的一波，很可能是在1世纪晚期
到2世纪初期。这时候北方有相当多的瘟疫流行，许多北方汉人往南方
逃亡。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管理严密的行政组织之下，老百姓
不能逃避税赋，而他们迁移到南方，就可以远离政府的控制。这些移
民人口的总数有多少，并不清楚。但一个可见的现象是，从东汉初到
东汉晚期，南方郡县的数目越来越多。汉帝国政府的行政力量，已一
步一步深入到山谷，从几条干道，变成了一个网状的分布。这一发展
的过程，相当稳定，也相当广泛，汉人并不是常常能占到优势。譬
如，东汉初年向南方开发的时候，汉朝的军队便面临蛮人的抵抗，其
中五溪蛮抵抗相当激烈，而汉军在这个山林地区无法躲开南方的瘴气
等种种疾疫，造成大量伤亡。瘴气可能是今天的恶性疟疾，其他的疾
病可能包括来自水里边的一种寄生虫病——血吸虫病。
没有经过官方许可，一批批向南方开发，潜入山林去开拓新天地
的汉人，一定也曾遭遇过同样的命运。更可能的是，这些向南开发的
汉人，和当地的越人、蛮人混合起来，而终于把他们同化了，成为尚
未纳入汉帝国行政区域的一些社区和村落。所以等到汉帝国在这个地
方成立郡县的时候，是把已经同化，或相当程度同化的当地居民，加
上移殖到南方的汉人，统归入汉帝国的统治。
 最后大规模地清理洞庭湖、鄱阳湖以南，以及皖南和东南沿海丘
陵的大片山林地区，是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吴国的很多军事行动，实
际上不在北方进行，而是在南方做开拓的工作，亦即收服山越。吴军
进入山区，把大量的人口、财富变成可以动员的资源。吴国能够抵抗
北方强大的魏国，靠的就是这些新开发的资源。
西南方面，“开西南夷”是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的重要工
作。如大家所知，汉武帝要向西南中国开发，主要目的是希望经过中
国西南部，再由此转入西域。当时汉代的地理知识，不了解印度和西
域之间有一个几乎不可跨越的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有这样的错
误，当然也不是偶然。中国和南亚之间，的确有一条通道，那条通道
就是上一节所说的西南丝道，经过横断山脉的山谷、草原和西南中国
联系成一片。总之，汉武帝想经过西南中国到达西域的目的没有完
成，但汉武帝开发西南中国，所谓“开西南夷”，把西南山林地区的
整片土地和人口收入了汉帝国范围。
汉代初期，所谓巴蜀，实际上只是四川盆地里面的两小块，一块
是成都平原，一块是沿着长江的谷地，并没有深入西南地区。开西南
夷才把这条路打通，不仅是向南走，也向西走，进入了今天青藏地
区，所以西南夷的开发是分两条路的。
《汉书·西南夷传》上面所说的哀牢、邛都、滇等许多西南地区
各种民族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族群名称，因为资料
相当简单，不容易和今日西南的族群配对。我们必须了解，今日西南
族群又经过了一两千年的迁移和融合，不可能等于当年的族群。西南
中国山林密布，山高谷深，自古以来一定是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族
群。以今天的族群分布来看，像云南地带，山顶上是一种族群，谷地
里是一种族群，山谷之间的高山湖谷地又是一种族群。
向西南夷开发的三条大路，实际上都从成都辐射下去。第一条大
路是向西南进入了澜沧江；第二条是向南进入了红河以及西江，然后
向西联系到缅甸，向南联系到广东；第三条则是正西方，朝向青藏的
一条大道。这三条大道在汉朝逐渐变成网状，许多新的郡县出现。但
是这个网的密度，和前述的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的网络相比，要
稀疏得多。换言之，这一个网络并没有大量的汉人人口移入，只有少
许移民进去，使当地人同化，或是汉帝国强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收
罗了这些少数民族，然后使他们在汉帝国的行政治理之下逐步同化。
必须要提醒的是，汉朝的交州，也就是今天越南的北部，那边的
郡县，主要是与广东地区联系，只有一小部分是和西南夷联系。汉帝
国政府在交州的行政网络，比西南地区细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离汉朝本部更远的交州，反而有更密的行政网，其缘故就是西南地区
的山地交通困难。
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
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
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这个过程也许是跟着贸易一步一
步向前走，紧随贸易活动跟进去的是移民，移民后面跟进去的是军事
力量和行政力量。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
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这种扩充方式，在后来新开发
的地区，如东北、西北，都有类似的发展。不过，西南的发展模式非
常清楚，是由一条线，变成一个面，然后设立郡县，纳入汉帝国的行
政网之内。
开发西南的过程中，早去的移民，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开发
西南夷的第一步，也就是开发四川地区时，早来的移民如卓王孙以及
他的女婿司马相如，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汉人向西南扩充的马前
卒，或是前卫工作。司马相如和他的妻子卓文君的家族先人，是秦朝
建立时被发配到四川开拓的六国人民，工作包括采盐、冶铁，以及深
入少数民族地区做贸易，甚至掠夺少数地区的人民，贩卖到汉人的地
区做僮仆。同样的，在汉代开发东南地区时，例如会稽郡（今天江浙
地区），进入山地的也是早期到达的汉人。当时著名的朱买臣，就是
一个移入越人地区的汉人，后来帮助汉帝国开发这个地区，担任了会
稽太守。
受到汉帝国扩张影响的，是无数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因为经济
水平比较低，基本上还只是山林地区的粗放农业，无法抵拒汉人的经
济力量。汉人的开拓力量，第一步是贸易，接下去是垦殖，最后是汉
人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这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剩下来的遗留呢？应当还有。譬如说，晚到
唐代的时候，湖南的道县，还有一种非常矮的居民，肤色黑，个儿
矮，显然与汉人种族很不相同。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海洋小矮人就是他
们的同种。今天中国台湾地区赛夏人的传说故事里，也有一种矮人传
说。这些零零碎碎的资料，使我们知道山区真正的原居民当还遗留了
相当长久的时间。不过，在他们语言、文化都被汉文化同化以后，当
然就没有办法找到他们是谁了。
上一节说到，中国与匈奴向西方的开展，触动了内亚、中亚和东
欧的大批移民运动，最后形成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大入侵。蛮族大入侵
碰到了欧洲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族群向南移动开拓，跟着潮流移向
南太平洋列岛的大规模移民，可能就是今天的南岛族群。跟南岛族群
相逢的，应是从印度半岛下去的南亚古代文明，但南亚古代文明似乎
没有走得很远，在古代似乎未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深远的交流和
相互影响。今天南太平洋地区广大的南岛语系人群，其最早的源头，
竟可能是中国的南方。到今天，南方的方言仍是非常复杂，过一个山
谷，语言就不一样。这些方言保存了许多古代族群语言的遗留。南方
的开发，过去一直以为只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化，以及汉人的开展而
已。往远处想，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更重要的，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一
个课题。
七、佛教传入中国与道教的形成
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化第一次接
受另一个人类重要文明的影响，相当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特质。
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与对祖灵的崇
敬。神祇通常是自然力的神化；祖灵是由生殖而衍生的慎终怀远，也
是亲子之情的扩大。神祇与祖灵的信仰，没有深刻的教义，对人生种
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来自印度的佛教填补了中
国文化的这一空缺，而且在其刺激之下，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也发
展为本土的宗教——道教。
佛教何时进入中国？至今仍旧聚讼未决。传统的历史资料中，汉
明帝时，佛教见于记载：明帝曾有金色神像的梦，群臣中或以佛像为
答复。这一故事本身，其实反映了当时人对于佛教已有相当认识。考
古学上，四川乐山崖墓的佛教刻像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岩壁刻像，
都属于西汉中期，是以佛教进入中国当在东汉以前。湖北天星观二号
墓出土的战国时代文物，据说有类似佛教妙音鸟及莲花座的艺术造
型，其究竟情形，还有讨论余地。此说如果属实，则佛教进入中国可
能更早到战国之时。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渐进的，一个宗教系统
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应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初次进入至发挥影
响之间，必有相当时间的落差。史学工作者注视之点，当是历史事件
发挥影响之处。
丝道开通，佛教在当时的西域已经十分兴盛，只是自张骞以下，
似乎都未注意到当地的宗教，是以史书记载，例如《史记·大宛列
传》《汉书·西域传》，于佛教全未提及，更遑论其传播中国的事
迹。佛教进入中国，大致是由丝道上的商贩带来其信仰，而在中国民
间逐渐传开。这一过程是在小民百姓中进行，社会上层的文人学者，
未必注意及此。于是东汉重要的学者，如王充、王符、仲长统之辈，
都未于议论时事的文章中提起佛教信仰。相对地说，当时民间已有严
佛调这样的人士接受了佛教而出家剃发为僧。楚王英与笮融设立的道
场，规模已经不小，其参加仪式的人数，竟可以万计算，是以有些地
区接受佛教的一般百姓已为数不少。

佛教传播路线图

东汉儒家思想发展，颇受官方注意。西汉晚期，谶纬之说盛极一
时，也常于政治权力斗争场合，被人用作宣传得天命归属的工具。东
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
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儒家阵营中，也有清除谶纬荒诞不经之说，及审查经文真伪的内
在需要。儒家经典研究，从此以章句训诂为重，一字一句地考证，可
以动辄数万言。烦琐学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心智需求。在这一条
件下，东汉以至魏晋学者重新捡起长期搁置的老庄之学，以探讨形而
上的哲学命题。东汉魏晋的玄学，其实是跳出儒家经典以外讨论认识
论与本体论的一些论题：才与性的分合、无与有的同异……
玄学之兴，遂使佛教有所假借，一则佛教的教义，原来即讨论现
象真幻、本体有无，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议题；二则玄学的词汇适足
为佛教借用，用华言表达佛教的思想，亦即所谓“格义”。目前所知
佛教早期的文献，当以《四十二章经》为最早，其经文支离零碎，不
足以代表佛教主旨，大约只是传教所用的简单说明。此后佛教经典译
成华言，不借老庄名词，几乎不可能使中国人领会玄旨，“格义”用
久了，正如借人衣服，久假不归，竟成为自己的形相。
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虽有宗教性的活动，却没有抱持一定
教义的宗教信仰，也未见具备一定组织的教团。对于神祇与祖灵的奉
祀，是国家的祀典。这些信仰中，“天命”观念确与道德要求配套，
有发展为超越性宗教信仰的可能。然而，天命观念终于只停留在政治
层面，作为国家权威是否合法的借口。天、地、山川，以至各种神
祇，在国家祀典列为制度之后，凡此超越性的自然信仰，都成了国家
政治权威的附属，又终于在政府组织官僚化的过程中，成为管理系统
的一部分。祖灵信仰来源颇为古老，既有生命的关心，也有死亡的怀
念。中国人生活中的祖宗奉祀，也有浓重的宗教情操。然而，由于
“神不歆非类”的排他性，祖灵信仰不能成为普世的宗教。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有极强烈的宗教情操：有主神上帝，有
“巨子”以下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西汉天人
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有了教主与
预言，若其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可能转化
为宗教——而且可能是凌驾政治权威的宗教！这两次机缘，学派都有
可能转化为宗教，却终于都没有实现！在汉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
国，中国不仅有了宗教，而且有了两个宗教：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
教。
 道教出现，与太平道、天师道的活动密切相关。东汉末季的大规
模农民反抗之举，有其前例，亦即秦末陈胜、吴广的革命与新莽时的
赤眉绿林军起事。那两次前例，除了“篝火狐鸣”之外，庞大的农民
武装行动，并没有宗教信仰为维系的力量，也没有任何教团为核心组
织。太平道与天师道则是以宗教信仰主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太平
道与天师道起事前，即已有教团传播信息，组织群众，然后才诸方同
日并起，互相响应，举国骚动。天师道的活动规模较小，但是组织更
为严密，也更为持久。汉末农民群众的大规模组织活动，由宗教活动
催生，也因为这种活动，而终于转化为道教，一个本土性的教团。
在太平道与天师道的时代，先秦道家的思想，未必已成为道教教
义的有机成分。道教初起时，其内容大致是收罗中国传统的神祇，例
如天官、地官、水官、雷神、泰山神诸种代表自然力的功能性神祇，
组织为类似政府官僚系统的神廷，再加上巫师为灵媒的传统，以交通
众神。西汉天人感应的观念，遂可与这两个成分焊接，构成一套联结
人神圣凡的信仰系统。于是，在前节已提起的望气禨祥的方术，以及
吐纳导引的养生，均可容纳于这一系统之内。两汉方士之术数，以役
使鬼神为手段；其修身养性，以长生为目的。道教结合这两个层面，
于是形成后日道教中的符箓与丹鼎两支。
在仪节方面，道家的焚香礼拜，甚至后来道观的清规，大致均由
佛教借袭；静坐思过、抟首自责这一类反省的行为，则兼采佛教与儒
家的修养功夫。后世道教的发展，当以南北朝为最重要的阶段，东汉
时代，其教义、教规与组织都还未十分完备。
汉末的道教，若以太平道起事前的《太平青领书》号召言，是求
太平，亦即诺斯替教（Gnosticism）所企求的“千禧年”一类的劫数
观念。中国的五行相生观念，在秦汉政治上表现为五德转运。世运转
移与劫数观念，也可说有相类之处。然而，启示的劫数，终究与机械
的转运不同。太平道领袖张角，自许为“黄天当立”的代表人，毋宁
是“救世主”的身份。劫数与救世主观念，均为中亚启示性宗教的特
色。印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度人度世的大乘佛教，其转化过程是在中
亚形成，当亦可能是吸收了这一成分。汉中天师道，更是意图在人间
经营一个新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神权，不是以人间秩序为满足，其
终极目标，仍当是经由救赎，脱离劫难。
以上所述，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应可视作反映佛教进入中国，中
国人有的接受了外来宗教，有的人受佛教的启发，糅合中国文化中的
若干成分，组织了本土的宗教。这一宗教的第一波发展，仍当是在原
来方士、巫术的传统中，焊接上劫数、救赎与救世主诸项外来观念，
奉祀传统神祇，发动群众力量，以寻求新秩序与新世运。
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进
入地中海世界，而且大有过之。因为佛教未能完全笼罩中国，却激发
了一个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
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结果。
八、秦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秦汉时代的日常生活，可从文献史料中勾勒轮廓，但是却不及考
古资料中所见。考古资料，主要是画像石与明器，提供了不少生活的
细节。尤其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文献资料所载，不无偏于上层社
会，考古资料所见，远较文献为丰富。本节大致由衣食住行诸方面分
别叙述。
秦汉衣着，在统一之初，犹有地区性的差异，例如，楚人的冠服
即不同于北方。刘邦乃楚人，喜欢小冠短服；统一以后，这种楚制也
进而成为常用的冠服。秦俑的冠服，都是军装，但是结发形制却有不
同种类，则又反映个人的选择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衣
服形制是窄袖，并且以裤代替裳（一种多幅叠合，类似裙装的下半身
服）。秦俑所服的下衣，因为覆盖，不显。然而，从短衣之常见，则
裤已相当普遍。
文献所见，汉人衣服宽博，画像石所显示，的确也是右衽的宽袍
大袖。至于仆役一类人物，显然衣袖比较狭窄，其故在于方便工作。
劳动人员，例如成都都江堰出土的持臿石人，则是短装，上下衣均为
短制，衣襟对叠，也不甚宽博，更是为了工作实用。北方及西南地区
的刻石，常有少数民族的形象，于是各种不同于华人衣服的装饰，每
每出现。不过，诚如邢义田指陈，汉人刻画胡装，已有一套先入为主
的刻板形象，以为胡人即当如此装扮，以致有时混淆了不同族群的特
征。
妇女衣服，远比男性衣服多变化。妇女发髻及簪饰，尤其多姿多
彩，此是女性爱美天性，古今皆然。大致说来，妇女高髻长裙，衣服
斜襟右衽，衣袖下垂，束腰较高，表现体态，并不如后世那样的宽博
掩盖。
汉人衣服材料，图画中不能显现；文献中所见，则是丝、帛、
褐、麻为主要种类。冬日衣裘，也只有富人可以服用。鞋类的制作，
种类不齐，大致进屋即须脱去履屣，当然必须有袜子，才可以登堂入
室。
汉人的饮食，考古资料及文献颇多彼此补足。湖南长沙马王堆一
号西汉墓出土的实物显示，富贵人家的食物种类，颇多野物。相对
的，东汉《四民月令》所载中等人家的食物，大多是栽培作物及畜养
的禽兽，野物比例不大。这两批史料的对比，也许社会阶级的差异大
于时代性的变化——但是也难以断言。
汉人画像石，常有饮宴图及厨房做菜的题材。可以显见厨中烹
饪，送到宴席，席前只有供膳的器用，例如杯盘匕匙，不见鼎镬之类
的炊具。画像石上，供奉墓主的座前，也只有供膳器皿，不见列鼎列
簋的制度。由此可知，汉人饮食方式，不同于先秦以大型铜器罗列席
前的即席烹制。汉人明器中，灶为常见。灶的形制，有火门，有灶
眼，有相当于烟突的装置。越是后期的灶，灶眼越多，灶面的料理面
也越大，有时在料理面上，还刻画刀叉铲匕诸炊具以及鱼肉图像。凡
此显示，在下锅前的料理，包括切割手续，均属必需。汉人词汇，蒸
煮烤炙等诸种烹饪方法均是古已有之，只是有一个“煼”字，可能即
今日的“炒”字，当系包括急炒的烹饪方式。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
中国最独特的烹饪术已见于汉代。汉代的锅具还是相当厚重，但也有
越来越薄小的趋向，大致也是配合“炒”菜的方法，必须迅速提高炒
锅的温度。这一以先将食物切割细小，便于急火烹调的发展，可能是
为了较为节省燃料。
汉人主食，仍是黍、稷、稻、粱及麦、豆。处理麦类，先是粒
食，到东汉时期，粉食已相当普及了，前节已经叙述，此处不赘——
这也是通西域之后的发展。豆类，先秦也是主食之一；汉代虽仍有豆
饭，似乎逐渐将豆类作为佐餐的菜肴了。豆类加工品的豆腐，自古相
传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可是文献资料中，无法找到佐证。河南
新密打虎亭的一件石刻，有人以为是制作豆腐的图像，但此说仍待进
一步证实。豆类与麦类发酵做豉酱，却是常见于文献。
饮料方面，自以酒浆为主。中国酿酒均由五谷酿制，从《周礼》
郑注看，酒浆分别等级，似由浓度决定，浓度似不是指酒精浓度，也
许以兑水的比例为准。东汉时还不知蒸馏，只用过滤去除酒糟。这样
的酒类，不可能十分浓烈，兑上清水又更为稀释。在谷类发酵的酒类
之外，当时西域是用葡萄酿制水果酒。中国人由西域引进葡萄，但是
葡萄酒并未成为常用饮料。
茶作为饮料，于南北朝时已经风行。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西南部，
汉代的“槚”，实是茶的原名。在王褒的《僮约》中，四川武阳的茶
已是商品，则饮茶也可能在汉代已是常事。
汉代屋室，于明器及汉画像石中有相当多的资料。文献中所见，
富贵人家，居住高厅大屋与亭台楼阁。验诸实物图像，有些多层结
构，似是高台，上下层之间，并无内部可通的楼梯。明器之中，则俨
然有望楼，显然是重楼层叠的结构。汉代建筑，斗拱为常用的木结
构，足以将重量分配于列柱。这种结构，足以支撑上层的重量，是以
楼与台两种高层建筑均可为之。
晁错奏议，边郡移民区应有居室的安排，其标准格式是一堂二
内。汉代一般民居，似即如此布局。从明器的屋舍模型判断，长宽比
例也足以容纳一堂二内。明器的房屋，往往附有屋旁的猪圈与厕所，
猪圈内有时塑有母猪小猪。这种安排，似是农家以厕所的人肥充家猪
食用。有些水田明器，附有水塘，塘中还有菱荷鱼鳖之属的造型。凡
此布置，均反映农家资源循环的生产形态。
 富贵人家的宴饮图，往往列置座席，宾主相对，中间排列杯盘器
皿，旁有歌伎舞女，所绘的场所即大户人家的厅堂内部。有的厅堂，
还有槛栏台阶，但堂与室的关系则未能表现于这一类的房屋模型。画
像石的房舍，也可有一个院落的图像，其中的厅堂、两厢及中庭，均
历历可见。前述望楼的明器，是防卫性的工事，有时还有武士造像。
但是，望楼与主要院落的关系，也未能确定。
画像石上，有街市的图像，大致表现为十字路口，四角都有市肆
店面，这种市场的布置又与居室的安排迥异。曾任边郡首长的墓主，
其画像石上，有时有穹庐图像。云南石寨山滇国铜器群，有干栏式的
房屋模型。凡此均是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
行的方面，画像石上颇多车马图像，明器中也有车辆的模型。大
率乘人的车以单辀驾于车辕，以马拉车。乘车双轮，安车四轮。载重
的车辆，双辕夹在拉车的牛身两侧。这种牛、马驾车的不同方式，在
秦汉时代，分别相当清楚。南北朝以后，单辀的马车不再能见，无论
御马驾牛，车辆都是双辕了。
汉代的舟船模型及图像，并不多见。在水陆战斗的图像中，舟船
是小型的船只。明器中的塘陂模型，有时有小型舢板，当是采集水产
之用。描写南方的船只，则是有多人划桨的长形船只，类似竞舟，有
旗旂，也有指挥。这种船可能也用于水战。汉军征南越，戈船之类当
是类似的船只。但是汉军也有“楼船将军”的称号，楼船的结构，却
未有实物模型传世。顾名思义，楼船大约是高大多层的船只，也许是
一种方舟，以当时的造船技术，楼船可能只是将领的司令部，未必能
迅速灵活地用于战斗。
汉代画像石的内容丰富，有些图像，例如耕作、弋猎，甚至取盐
开矿等均是百姓生活的写照。文献中也有日常生活的记载。前述《四
民月令》，即东汉士大夫庄园中的一年行事历，详细地说明主人老
小、农夫、仆役诸般人等的起居作息，包括：农夫的耕地、播种、耘
草、灌溉、收获、种植蔬果，主人的祭祀、亲族聚会、收购出售各种
产品，儿童的上学、放学……全家的活动，士农工商的工作，无所不
及。又如前述王褒的《僮约》，虽是游戏文章，也将四川地区一般人
民的农业与市集生涯，做了生动的叙述：一个成年男子劳动力，一手
包揽田间农事，农闲时的家内生产，畜养牲口、挑水砍柴、赶集贩
卖，终日劳作，全年不休。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对照，许多望文生义
的问题，都可有图像印证。例如，同样是伐草及收获的农具，长柄与
短柄的鏺镰与铚，其使用方法，由图像一望而知。又如，播种的耧与
耕地的犁，也只有经过图像知其分别。
秦汉人民的生活，以其平日的活动及生活的水平而言，在同时代
的人类社会中，颇称优裕。这种种生活方式，也确立了后世两千年的
基本形态。
九、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并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两个庞大帝国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然而彼此都间接地知道远处有这
样一个大国，广土众民，文化灿然。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
俨然视为遥远的另一个秦帝国，其推重可知！丝道的起点在中国，终
点在罗马，两端之间不过转运站而已！相对于这两大帝国，印度雄踞
南亚，也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文明，却从来不能与这两大文明所在的大
帝国相提并论。中国与罗马，其盛衰的历史过程毕竟大为不同，本节
的着重点也毋宁是讨论其各自的特点。
在秦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走向统一。孟子在回答梁
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时说“定于一”，原是当时的共同理
解。秦灭六国，不外是一个历程的终点；汉室代兴，也无非是完成这
一历程，并加以充实而已。罗马统一地中海，也是延续泛希腊文化的
弥漫各处；罗马也无非是接过了已经发动的历史过程。文化的统一，
早于政治的统一，实为两大帝国兴起时共同的现象。东西两大帝国的
统一大业，均由本处于边陲的势力凭借优势的武装力量，以征伐完成
——这也是双方共有的形式。
 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示意图

两个帝国的征伐过程则不相同。秦灭六国，杀伐甚重；六国既
灭，未闻秦军戍守六国故地。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秦
简，其墓主喜，曾是秦军军吏，派在楚地，只是一个行政官员，不是
戍军的军官。秦亡，一时起义的诸侯军队，灭秦之后，兵锋南下，也
未闻戍守秦国故地。刘项相争，刘邦得了天下，汉兴之后，早期郡守
大都是由勋旧出任。武帝时旧时将吏均已凋零，天下二千石才不再由
功臣集团中选任。然而，也未有汉军戍守内地的历史记载。此后中国
的历史中，只有外族征服中国，方有戍军入驻国内之事，例如金代的
猛安、谋克，元代的签军与蒙古军，清代的各处旗营。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罗马军队是由本国农户组成。罗马大将率军
出征，罗马兵团大多随统帅将领留戍征服地区。于是，一批又一批罗
马子弟离开意大利半岛，却在新得的领土落户，成为当地的统治群。
意大利半岛的人丁日少，不能不输入奴隶担任生产工作，以致本部人
口的成分也为之改变，并且时时提升奴隶的身份，赋予罗马公民权。
这一吊诡现象，其缘故在于罗马大帝国始终不脱武力控制的本质。
中国、罗马两个地区的不同处，当在中国早就有了郡县制度。春
秋时代，秦、楚、三晋，都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派遣流官治理新获土
地，不再实行世袭封建。秦统一天下以前，七国均已纷纷建立郡县二
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秦汉地方长官，通常不由本籍人士出任，但地方
掾吏则为当地俊秀。中央又有刺史监临督察地方官员。这一套制度，
起源早，发展时间也颇长久，因此运作相当顺畅。中央有了这一套统
治机制，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
反观罗马的情形：地中海地区是泛希腊文化的天下，也是罗马帝
国的本部，但周边地区，包括今日的中东及欧洲大陆，其族群成分处
处不同，各地的政治单位也各有不同的组织形态。希腊亚历山大建立
的大帝国，为时短促即已分崩离析。于是，罗马军团兵锋所至，每一
地区都有独特的情况，罗马不能建立类似中国的郡县制度，只能在各
地以不同的方式，与当地原有势力取得合作，以宗主国的地位，依赖
戍军控制属地。罗马军队马背上取得的天下，还是只能从马背上统
治。这一形势当然极不稳定。日久之后，分戍各地的罗马军团，亲近
自己利益所在的戍地，对宗邦故国，未必忠诚不贰。强藩率军回朝，
或是近卫将领专控朝政，都使后日罗马帝国长期沦于军人专政的痼
疾。
再由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主流思想毋宁
是儒家。秦以法家治国，其实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变种；汉兴以后，黄
老曾经短暂得势，汉代终究以外儒内法为根本。儒家士大夫不断凭借
政治与社会的优势地位，推行儒家教化，以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民
间的民俗文化也逐渐与儒家融合。甚至边远地区，地方官员不断努力
于教化工作，其涵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中国文字是视觉文字，
足以克服方言的隔阂。于是，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
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质性，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
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
罗马文化本是泛希腊文化的一支。罗马上层社会的思想，在基督
教弥漫以前，斯多噶学派也是主流。这一学派思想的内容，其实颇有
类似儒家思想之处。今日读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诸贤的言论，
我们仍会觉得理念相通。但是，罗马以军事力量控制庞大帝国，并不
存心以教化的力量建立主流思想。于是，各地的故有文化，以及凡此
故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各行其是。犹太地区仍是犹太教的教士们，
挟罗马的力量维持犹太教为主流正统。犹太教士在罗马总督的许可
下，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一故事即足以为上述情形的例证。拉丁文
为拼音文字，罗马帝国与属地的上层阶级都能读拉丁文，一般不识文
字的基层百姓，仍持其故有语言，拉丁文也就不能为教化工具了。
君士坦丁大帝（F. V. Constantius，306—337年在位）之后，基
督教逐渐得势，以其普世宗教的说服力，为罗马帝国注入一股强大的
文化力量，足以凝聚旧日异质的罗马世界，成为一个相当同质的文化
共同体。但是，不旋踵之间，东罗马自己有了东正教，后世中东伊斯
兰教兴起，又使一大片帝国故有领地成为另一文化体系的共同体。北
方自从所谓“蛮族”入侵之后，这些外来族群服膺罗马的基督教文
化，也有数百年之久，却终于因其故有族群认同的复苏，拆散了罗马
帝国的躯壳，也改变了基督教文化共同体，以致欧洲终于成为多文
化、多民族的列国体制。相对于中国，罗马的问题不在朝代更迭，而
在于有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整个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时，这一制度性的宗教，虽有普世
的理念，却又有强烈的排他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异端赶尽杀
绝。于是君主、武士与教士，构成一个三角统治集团；教会与政府之
间，既联合，又对抗。基督教的神祇，吸收了异端的诸神，基督教的
仪式与节日，袭夺了诸族群的仪式与节日。欧洲长期笼罩于定于一尊
的意识形态及精神生活，容不下任何不同的理念。教廷势力高涨，教
士就是文官，却没有一个专业的文官系统。
相对而言，自汉代以下，中国是儒家的天下，却因为儒家是人间
的理念思想，更因为儒家留下形而上及宗教关怀的空间，遂有道家与
新兴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填补了这一空白。儒家其实没有真正的唯
我独尊。儒家思想，与佛、道两个宗教，互补而共存，在精神生活的
领域，中国人其实还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中国的士大夫与君权之间，
也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以儒家理念约束政权，另一方面又
以专业文官的身份为政权服务。儒家的理想社会，不在天上而在人
间，儒家士大夫不在朝为官时，在野为士绅与知识分子，于建立这一
秩序，可能比基督教的教士有更多着力之处。于是，在人类历史上，
近代以前，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可能比罗马治下（及其欧洲诸国）
的平民百姓较为舒畅，也较为优裕。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罗马与秦汉帝国，都曾将广大地区的地方经
济 ， 组 织 于 一 个 庞 大 的 经 济 体 系 中 。 在 “ 罗 马 的 和 平 ” （ Pax
Romana）之下，舟车来往，无远弗届，各地物产，互通有无。地中海
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地中海地区是罗马的中原。然而，各地物产的交
流，主要的大宗生产品，例如橄榄油、葡萄酒、皮革、食盐……乃至
一般家用的物品，其实还是在地方性的市场圈内解决。
相对而言，汉代中国的庞大经济网络，已在另一节有所叙述：其
中资源交流，由农舍到城市，一层一层集散，实与一个道路系统密切
相关。大路、支线以及河流航道，编织为一个相当固定的交流网络，
将中国本部紧密联系为互相依存的整体。罗马谚语“条条大路通罗
马”，其实只指涉意大利半岛及北面的东西大路。地中海的航道，船
运虽可由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纵横自如，但不会构成固定的网
络。两者相较，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织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
解。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
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的统一。罗马则不
然，地区性的经济网络是构成庞大交换网络的成分。地区网络与地区
网络之间，可以彼此来往，无须依赖一个固定的交通网，也无须依赖
固定的资源供求。因此，罗马的庞大经济体系一旦破裂，其中个别的
成分便没有再求重整的迫切需要。
从政治、文化与经济诸项层面，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有其相同之
处，然而更多各自的特色。综合以上情形，中国的大帝国、文化圈与
经济网络，彼此叠合，互相加强，遂有强固的凝聚力。罗马帝国秩序
的稳定性不如中国，凝聚力不能持久，欧洲及中东、北非以致在罗马
帝国之后裂解为多文化、多族群的列国体制。
第四章 东亚的中国（2世纪—10世
纪）
 滚滚江河奔流不息，中国又跨步向前，晋身为东亚的中国。
在此阶段，四邻民族内徙与外来文化影响，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面
貌，也使中国的文化内涵更显丰富多彩。而这一连串的变动，让
中国式的衣食住行有了新样，就此奠定后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秦汉帝国的崩解
秦汉帝国的灭亡，不仅是一个庞大政治体的分裂，也是中国古代
秩序的结束。中国文化圈，在秦汉时代，已扩展到后日中国本部的主
要地区。事实上，中国本部的疆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甚至中国民
族中主要成分，一度自称为“秦人”，后来代之以长期沿用的“汉
人”一词，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
东汉经过半个世纪的扰攘，演变为三国，又因外族入侵，南北长
期分治，然后才有隋唐的新秩序。中国文化在这期间，经历了崩解与
重整的过程，先是分裂，然后又经由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整
合，将其涵盖的地区推得更远，形成东亚各族群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
圈。
这一发展过程，在世界史上，颇与古代罗马的转变相似。古罗马
秩序结束，基督教文化圈代兴，其涵盖范围也超越古代罗马的地中海
世界。吉本（1737—1794）注意到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讨论其缘
由，撰写了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本节仿照吉本的分析角度，
也将以秦汉秩序的衰亡为主题，略述其梗概，并讨论两者异同。
先就秦汉帝国内部各区域的地方主义论帝国的分裂。中国政府结
构，自从秦朝彻底实施郡县制度以来，较之罗马治下各地区，中国各
区域并没有强大的政治独立性。秦亡，六国之后皆不能成事；汉兴以
后，削平异姓诸侯王；经过七国之乱，刘氏诸王国也不再有实质的力
量。王莽时代，中央失去控制，全国并未分裂，群雄起兵，也无分裂
中国的企图。凡此情形，实与罗马各地异族古国纷纷有脱离而去的形
势不同。
秦汉郡县制，诸郡面积、人口有限，不足以自成格局。东汉的
州，由监察单位演变为有实权的行政单位，其实力相当庞大。然而，
州的首长仍是由中央委任的流官，再加上东汉实施相当严格的回避
制，当地人士不得在本籍担任首长。是以，各州虽有足以自主的资
源，其首长还是不能擅自割据。
汉代地方力量渐趋强大，主要因为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力量，亦
即地方大族，日益壮大。儒家理念，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在汉
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这一转变实与宗族组织的发
达有重大的相关性。汉代宗族，与先秦封建制下的宗族不同，而与邻
里乡党的地缘单位彼此叠合。宗族成为唯一可以约束帝国专制君权的
社会力量。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
的因素。但是，汉代文官又与儒生集团二位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
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单纯为君主服务。于是，这样一个
文官组织，以其理想的儒家理念，有时也有制衡君权的作用。汉代地
方政府，首长由外籍人士出任，掾吏则由本籍贤良出任，这些地方政
府的幕僚，其登用与执行职务，必须有当地宗族支持，形成地方层次
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同一地区的宗族，以“孝”的理
念维持其凝聚能力，又经过婚姻与友谊结合为社会力的联盟。东汉州
郡为实际掌握资源的地方单位，于是上述强宗大族的结合，可以借出
任掾吏的本籍人士，实质上掌握了统治州郡广大地域的权力。
汉初功臣集团独占了中央政府的丞相职位及地方政府的二千石职
位，但自武帝以下，功臣集团的势力渐减。武帝的经济政策，扼杀了
富商大贾的发展空间，而早在汉初，三选七迁的政策，已将地方富户
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所谓游侠、乡里豪强之辈）均铲除殆尽。
因此，如上所述，士大夫的宗族是唯一可与君权抗衡的社会力量。武
帝以后，察举贤能渐渐制度化，这一制度赋予文官体系以自我衍生繁
殖的机制。门生故吏与举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休戚与共的网
络。虽然察举可由中央大吏征辟，究竟经过地方掾吏的阶段，逐级上
升更为常规。于是东汉士大夫的宗族，具有相当强烈的地方性。东汉
后半期，地方意识逐渐浮现，不少地区都有当地的舆论，亦即所谓
“乡评里选”。地区性的自我意识，也见之于州郡人士自我揄扬，相
对的，对其他地域则讥嘲贬抑。这一类的文献大多已佚失，只在史传
中偶见篇名及片段，例如《冀州记》《襄阳耆旧传》……
凡此州郡为单位的地区，行政权力及地方意识的出现，都是逐渐
开展的过程，其间并无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明确可见的转捩点。然
而，这一趋势已十分明显，东汉末期的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防堵地方势
力取得合法的行政实权。于是，中央政府严格执行回避本籍，甚至不
许本籍人士的亲戚出任该地区的行政首长。大势所趋，地方势力强宗
大族已经盘根错节，牢固地控制了地区性的资源。黄巾（太平道）起
事，更予这些强宗大族组织武装力量的借口。董卓入洛阳，中央解
体，地方名豪巨室纷纷举兵，风飘云会，千里赴会，形成汉末各地割
据的局面。三国鼎立，其实力基础也都在这些地方豪强的力量。这一
情势，为汉末中国所独有；罗马的崩解，没有这种植根于文官制度与
察举制度的宗族力量及地方意识。
罗马衰亡的过程中，有军人专政的现象。汉代却并没同样的问
题。宦官掌握禁军，挟制政府，实际上是产生于君权的变态，导致中
央政府的瘫痪，却未必足以拉垮整个秦汉世界的秩序。董卓率凉州兵
进京，造成一片混乱，的确是军人干政的现象。但是，董卓、曹操之
前，汉末的重要将领，都没有干政的记录。东汉从未有过罗马三日一
帝的军人专政之事。中国历史上，反而是晚唐五代的节度使，称帝者
有之，篡位为天子者有之，与罗马衰亡时军人篡位的现象相似。
 罗马衰亡史上，吉本颇注意于基督教兴起。东汉佛教进入中国，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主要信仰之一，并且刺激了本土的道
教，也向占有文化主流的儒家挑战。就某一宗教取得举足轻重的社会
与文化影响而言，中国的佛教兴起与罗马的基督教兴起，两事的确可
以相提并论，但儒家并未因佛教兴起而在中国澌灭；同时，中国又有
了一个本土宗教（道教）兴起，这一宗教多元化的现象实与罗马世界
蜕变为基督教世界，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罗马衰亡时，边陲外族已侵入罗马，这一现象也与中国历史上五
胡乱华之事十分相似。诚然，东汉曾费力处理北边的匈奴与西边的羌
族。西汉时，中国挟庞大的资源，拉垮了匈奴在草原建立的游牧大帝
国。东汉末年，匈奴不再是严重威胁。西羌人数不多，侵犯中国的力
量也不大。羌人对于东汉造成不少的困扰是事实，但是中国为了羌祸
动员的力量，仍远不如两汉耗费在匈奴问题上的规模。羌人渗透中国
本部，除了西部的川甘等地外，大致都在今日陕西、山西两省的局部
地区。其他外族进入中国，所谓“五胡乱华”，是在秦汉秩序已经崩
解之后，当是其后果，不是其前因。
在经济方面，先秦至汉初，本有相当发达的城市经济，但自从汉
武帝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农舍手工业及市场趋向的
经济体系，借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
甚高。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
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相对言之，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其经
济枢纽是若干交通要道上的大城市，大宗远道来的货物在城市间流
通，罗马帝国经济基础并不在农村。近东一带的经济又可以分头与中
亚、南亚、北非结合，未必必然与地中海经济整合为一体。东罗马脱
辐而去，在经济与文化两面，均有其因缘。两个秩序相比，中国的秩
序因有经济的整合，应较罗马秩序稳定。
 秦汉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其实并没有因为东汉帝国的分裂
而有根本性的改变。相对而言，罗马衰亡以后的欧洲，其变化十分剧
烈而深远。中国在汉代以后，经过三百余年的蜕变，再度整合成为隋
唐的文化秩序。汤因比（1889—1975）称隋唐以后为“中华第二帝
国”。这一新秩序，也如秦汉秩序一样，具有普世帝国及普世秩序的
性格。相对的，罗马的地中海秩序，蜕变为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及列国
体制。基督教世界仍是普世性秩序的性格，而列国体制之下，逐渐出
现近世的民族国家，已不再具有普世帝国的性格了。
因此，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东汉覆亡而消失。三国
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隋唐秩序是
秦汉秩序的延续，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秦汉秩序的若干成分，在这
一重整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增减、转变与调适，却不是彻底的改
变。
二、中国与周边民族
秦汉秩序的崩解，引发了东亚诸种族群分布的大幅改变。这一线
索，当从南北两个方向讨论。
先从北方言之。秦汉帝国与草原上匈奴游牧帝国之间，角力数百
年。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旋即解散，其中一部辗转迁
移，历时数百年，最后进入欧洲，阿提拉的部众，曾使罗马恐惧失
色。这一长程的迁徙，经过中亚，所至骚动，引发了中亚族群的重
组；分合之间，匈奴也因为不断吸收当地民族成分，在到达欧洲中南
部时，其内涵的族群成分，已不再是离开中国北方草原时的匈奴。
南匈奴逐渐移入中国边塞，也逐渐汉化。“五胡乱华”时代，羯
族也是匈奴旧日别部。匈奴与羯建立五胡政权中最早占有中国北方的
胡人政权。
匈奴势力渐灭，中国的北方，自西往东，出现了其他族群的活
动。西方羌氐的兴起，也是逐渐发生的现象。这两个族群，在丝道的
旁侧，逐步向东移动，渗入东汉的边郡，趁中国北方人口减少的机
会，先是为汉人佣佃，人数渐多后遂成部落。羌人移徙的路线，竟可
沿关中河谷，渗入山西高原，甚至远达今日的河北。在五胡乱华时
代，羌、氐也建立过强大的政权，其中苻秦还几乎统一中国北方。
中国东北方的鲜卑，在漠南空虚时，由今日辽河流域与大兴安岭
山地，分批进入匈奴故地及中国的幽冀诸郡（今日的河北地区），其
中一支横穿漠南，折而南下，到达河曲，其行程之远，殊为惊人。鲜
卑族在五胡之中最后占了上风，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由宇文氏与高氏
分裂北魏，建立北周、北齐，三者总称为“北朝”，将五胡十六国的
分裂局面，合为一个北方中国的征服王朝。隋唐帝国再度统一中国，
毋宁是北朝的延续。

五胡内徙路线示意图

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北方收纳了来自各方的诸种“胡人”。东汉
末季，天灾人祸，加上不断的疾疫，北方汉族或是走了，或是死了，
人口减少。究竟减少几许？史料不足，无法有一确数。单从史料中所
见的现象推测，幽、冀、青、并、司诸州的汉人，在东汉末季到五胡
乱华，可能减了三分之一至一半！各种胡人入侵，既填补了汉人地区
减少的人口，同时也因为他们入侵，更多的汉人流亡南方。这一次为
时两百年的人口变动，在中国历史时期，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胡汉族群的混合过程，因时间与地区而有不同。十六国时期，胡
人政权并不稳定，留在北方的汉人，聚集于乡间，在一些大族的领导
下，结为坞堡以自保。他们深沟高垒，形成一个一个自治的社区，延
续汉人文化，抵拒胡人侵略。但是日久之后，胡人定居了，渐渐汉
化，坞堡中的大族也逐渐参加胡人的政权。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时
有反复，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涵化的方向，
大致是胡人汉化。例如，北魏政权的汉化，即相当显著，拓跋贵族几
乎都与汉人大族通婚，读汉文经典，运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治国。然
而，留在北边的六镇，却保持胡俗，近塞居住的汉人，也因此沾染胡
风。六镇反身袭夺洛阳，俨然是北方胡化集团袭夺了中原汉化集团。
种族不是分野，划分彼我的界限是生活方式！不论北周、北齐，其胡
化的新贵族，在进入中原后，也不能避免与汉人文化同化。这一趋
势，延续至后世，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于边塞，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
的统治地区，其实也是汉人为胡人同化。
五胡一批一批进入中国北方，广大的北边与西边，则不断有新兴
的草原族群迭为雄长。高车、柔然、突厥、回纥等前后成为草原上的
主人，党项、吐蕃、吐谷浑等也兴起于西面。唐初的北方，突厥帝国
声势之盛，不下于匈奴，唐末五代则又有契丹代兴了。吐蕃雄踞西藏
高原，一度足以抗衡大唐，疆域奄有青海河湟及四川、云南的若干部
分。云南的南诏，本是吐蕃属国，却也踞有南土，俨然一方雄长。回
纥兴起于西边草原，也有能力插入唐朝与吐蕃之间，蔚为不容忽视的
强大族群。隋唐建立朝代，突厥曾经干预两朝的纷争。安史之乱，唐
室也仰仗回纥与吐蕃的兵力与资源。
从表面上看，唐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
北边及西边。胡人酋长，几乎无不接受中国封号，中国也往往动员这
一族打击那一族。然而，深刻地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
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
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棋局上多角竞争，迭兴迭衰，中国并不是唯一
的主导力量。
 南方的发展，呈现另一模式。东汉一代，北方郡县人口持续缩
减，相对的，长江流域不断增设郡县，亦即不断有人移向南方，中央
政府的控制也日益充实。南方的少数民族，承受汉人南移的压力，时
有反弹。今日湖南地区的五溪蛮乱事即一例：东汉政府动用不少军
队，经过长期战争，在巨大损失之后始得平息。类似的大小个案为数
不少，汉人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私斗，更未必列入历史记录。
东汉移民潮，可能由于北方的人口众多地区（例如中原与关中）
人多地狭，但更可能是由于北方生态环境不如南方，单以农作物生长
季及日照雨量来说，长江流域的单位面积农业生产量，高于黄河流
域，只是长江流域多山林湖沼，开辟农田的工作，所需人力不少。南
方开发的路线，以遵循河谷为常态，增设郡县也往往是线状南向，再
循支流河谷向大路两侧延伸。东汉行政地图，可以有郡县辖区遍布版
图，其实偏远地区的汉人还不多，居民当仍是当地土著。
长江流域及南方的山越、溪洞蛮獠，名称随地而异，未能说明族
群渊源及种属。我们只能假定，他们在先秦及秦汉时代早就分布各
地，也许与古代越人有相当关系，也许与后世苗黎诸种有相当关系。
然而，目前可以依据的民族学及考古学资料不足，任何假设都未为定
论。唯一可说者，土著承受汉人南来压力，有些被消灭了，有些更往
南移，大部分土著人口则于汉化之后，与南移汉人混合，再难分别彼
我。这一过程，在中国向南开发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出
现，台湾平埔族融入汉人族群，则是眼前发生不久的事。
北方人口南移，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徙。东汉北方曾有数次严重
疫疾，可能引发逃避他乡的迁徙。黄巾之乱，青徐骚动；三国时代，
北方战争不断；两晋八王内争、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南北朝时，淮
河流域是战场；隋唐承平不久，安史之乱后，幽冀青徐、中原、关
陇，战祸连年。凡此，都引发北方汉人大批南移。
 这些大批南下流民，大率以大姓为核心，挟带依附人口，成群移
往南方。三国时代，吴国的一些大族，不少即以这一方式形成地方势
力，支持吴国的政权。永嘉之乱，南下的大族，例如王、谢，是大群
移徙人口的核心，但因三国时代的朱、张、顾、陆之属已占了吴郡地
盘，遂只能向会稽等处发展。至于向今日湖南江西移动的流民，如果
没有著名大姓领导，也会有领导人物出现，当时称为“行主”，实际
上就是“流民帅”。在南方，来自同一原乡的流民人口众多处，依东
晋的体制，设立侨郡、侨县，穿插于当地行政疆域之内，这种区分毋
宁延迟了北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过程。至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
各代土断，始整合于同一行政系统之中。
北人南移的路线，如前文所述，遵循交通大道南移。大致说来，
东晋青徐人口，经过淮上进入吴郡与会稽，其中包括南朝的社会精
英。留在江北的人口，则是北府兵的兵源。中原与荆州的人口，在三
国时代，一部分入蜀，一部分渡江。永嘉以后，这一条道路上的流
民，沿湘、赣诸水逐步开展，大率先到者占了近便地区，后到者便须
移往更远更偏僻的地区。这是一个长期逐步南徙的现象，汉人终于填
满了中国东南及南部沿海。
最后一批大规模的南徙，当是隋唐五代，中原纷乱，南来移民充
斥粤、闽。后来所谓客家，很难肯定是上述八百年中的哪一批，毋宁
是持续进行，却又在定居一处，子孙繁衍后，又必须分派丁壮，更往
南行，蔚为从未间断的向南移民浪潮。移民与土著之间，有斗争，也
有融合，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终于为汉人同化。然而，仍有不
少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岭深处，保留了自己的族群文化。这些族群，例
如苗、瑶、壮、彝，至今依然存在。此外，如三国时代蜀汉开发南
中，以南中少数民族为兵源，征发北戍汉中与巴蜀，则又是若干少数
民族成群北迁了。
 无论在北在南，中古时代的族群移动从未间断，族群之间的掺和
融合，也不断进行。整个过程，不能全遵循哪一个方向。固然一般的
移动方向是北方胡人徙入中国北方，中国北方汉人徙入南方，一般的
文化涵化是北方与南方都经历汉化。但是，各地的反复也经常出现，
一些人口在个别地区之间迁徙，也不为鲜见。北方胡人汉化过程中，
一样也有汉人胡化的时期及汉人胡化的地区。隋唐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事实上掺杂了不少胡人文化及南方文化，已与秦汉时代的中国文
化大不相同了。
自东汉以至南北朝，中国社会呈现阶层结构，世家大族的力量十
分强大。东汉时代，大族正在形成，有其当时的原因。东晋以后，北
方的汉人大族据守坞堡，南方的汉人大族，统率移民，都拥有群众的
力量，政府力量不能插手。另一方面，北方胡人移入中国，往往仍以
部落为其组织的基本形式。部落豪帅大人，在定居后仍占有人口，称
为“大族”。南方移民的行主，会转化为地方豪强。土著族群的酋
长，也会转化为土著的地方领袖。凡此诸种力量，分割了政府的统治
权力，形成社会压过了国家的现象。南朝的政府，必须仰大族及地方
势力的鼻息，其故在此；北周重新编组政府，也是为了迁就已存在的
形势。隋唐国家权力伸张，唐代门第势力才逐渐衰退。因此，中古社
会结构其实与族群移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佛教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的发展，当是逐渐“本土化”并最终完成外来文
化移植的过程。大致言之，第一个阶段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对
话，使两者扞格之处取得调和与适应。第二阶段则是在中国文化的土
壤上，茁壮为华化的佛教。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北方是胡人建立的政权，与佛教同是由外面
进入中国；北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为据守坞堡的地方大族，儒家已
失去“官学”的政治支持。于是，佛教的僧侣无所顾忌，颇有挥洒余
地。至于南方的政权，也受制于地方势力，没有庇护旧官学的力量。
凡此，都使一个外来宗教有了发展空间。
佛教经典原用梵文，译成中文，自然有文法、语意种种隔膜。最
初，不论译经、讲经，俱由来华胡僧担任，其中以鸠摩罗什（344—
413）之辈，一无依傍，而能将佛教经典移译华语，功不可没。在学问
高明的华僧参加译经工作后，他们更能深切体会其中困难。是以，东
晋的道安特揭译经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明语文及时空差异，必
须十分慎重。南北朝译经事业虽有不可忽视的成果，但唐代玄奘再度
进行大规模译经工作，既因要有更好的佛经版本为依据，也为了订正
一些旧译为人误解之处。然而，佛经中当年因格义而定下的华语名
词，终究不能完全摆脱文义意译的负担。佛经中颇多梵文的音译，当
初自然也因为难以找到完全切合的华语。阅读佛经，音译名词的原
义，仍不易知。意译可能失真，音译可能隔膜。两个文化系统相遇
时，郢书燕说，望文生义，凡此困难，实在难以避免。
佛教是外来宗教，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遭遇抵拒，在所难免。南
北朝时，颇多外族君主敬礼佛教的胡僧。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用夏
变夷，不免触及文化民族之义。同时，佛教初入中国，所谓西方净
土，又易与天竺地方混淆。浅识之士遂有疑问：华人往生，是否必须
先在天竺转世，多此一周折？这些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日久之后，
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礼制方面，沙门是否应该礼拜王者，也惹起不少议论。在印
度，婆罗门（僧侣阶级）的社会地位超过刹帝利（武士阶级）。佛教
僧侣的地位，犹如旧日婆罗门，也不必向国君致敬。然而，中国的统
治者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
都是天子的臣属，僧侣怎能不拜王者？相当于这一问题，则是僧侣出
家，有悖孝亲的儒家伦理。于是，佛教僧侣的行为，遂与中国的名教
有了直接冲突。东晋名僧慧远，对这两项问题都委婉解释，提出调和
的理论，主张区分出家的僧侣与在家的信徒，而出家人既已出世，即
不受世法的约束，而为了顾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慧远指陈，“忠孝之
义，表于经文”。凡此辩论，时日既久，中国的政治权力容忍了佛教
僧侣的相对自主权，免除出家人服役付税的义务。相对的，唐代以
后，僧侣属于政府专设的单位管理。
至于出家与孝道之间的冲突，据慧远的说法，一人得道，其功德
“泽流天下”，即使内乖亲子的关系，也“不违其孝”。佛教果报不
论现报、生报或是后报，本来都是个人的事，但是在中国以家族伦理
为重的文化环境下，果报不仅可以此生、来生、生生世世，终有承
负，也可以在一个家庭内父子相承，代代承负果报。凡此由严重相悖
而演变为调和之道，到唐代时已昭然可见。例如，中国的目莲救母，
不论故事，抑或是仪式，都已将孝道观念纳入果报观念之内了。
南北朝时，一个引起讨论的议题是神不灭论。轮回往生是佛教理
论的重要部分：今生的人死了，灵魂还在历经一世一世的六道轮回。
寂灭之后，始能脱离苦谛。中国文化中也有灵魂观念，不过，王充诸
人也都质疑灵魂能否存在于形体之外。这一议题的辩论，以范缜《神
灭论》最为激烈，以为刀在，有锋利；刀不在，锋利何所寄托！最后
梁武帝以皇帝的威权动员许多人士著论反驳。佛教界的解释，仍以慧
远的说法为例，则以薪尽火传为喻。其实，这一比喻并不完全契合佛
教十二因缘之哲理；而且，薪火之喻也未必能驳倒刀刃与锋利之喻，
两者都只是借喻形神，不是以认识论的角度，直接解决形神之间的关
系。终究，生命的意义，我们至今也未能从已有的生物科学参透。
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已经生根。华僧已取代胡僧，成为译经、传
教及组织僧团的主要力量。其中尤以道安、慧远、法显、道生诸人最
有贡献。过去胡僧以原居国名为姓（如竺、康等）的习惯，已代之华
僧以释为姓。华僧赴印度求法，可考的人数不下数十余，其中以法显
为最著，而且他可能是确实到达印度、在当地留学并且携回佛经的第
一位华僧。此时取回的经典，大、小乘均有，大致已相当完备，译经
也不少，信徒已不愁经文零碎。寺庙组织及戒律也已大致完备。佛教
教派不少，在4世纪时，后日在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宗派：净土宗、禅宗
及律宗，均已萌芽。举例言之，竺道生发为“人人皆有佛”的论断，
开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理论。在他作此惊人之言时，可能受了法显
带回六卷《泥洹》的暗示，也可能与孟子所说人人可以为圣贤的观念
暗合，而这一论断，于《大般涅槃经》的汉译本传到南方后，众生均
有佛性的观念遂得证实。竺道生的顿悟论，也可能有孟子学说的影
响。后世禅宗实由此肇始。
当时佛教声势大盛，《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处处有寺，而江
南佛寺之盛，也有唐代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为证。不
论南朝梁武帝佞佛或是北周武帝灭佛，都反映了佛教信徒众多，声势
浩大。
唐代玄奘前往印度取经，佛教经典大备。玄奘译经是伟大事业，
不仅于弘扬佛法有功，也将印度学术思想（如因明学）带进中国。从
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界出现许多宗派，或依经典区分，或由理论判
别。然而，诸宗竞争的结果，理论性甚强的宗派，例如唯识宗，未能
长存，留下来的是教义较为简单可行的宗派。唐代禅宗的发展十分快
速，先是北宗兴盛，神秀号为国师；南宗大起于后，六祖慧能竟将禅
宗推到极盛，从此以后禅宗、净土、律宗三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也
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而且又转输朝鲜半岛及日本，以至佛
教俨然成为东亚文化共同特色之一。从佛教初入中国，如以公元前1世
纪计算，到唐代结束，经过一千年，佛教终于完全融入中国文化。
佛教进入中国，道教组织成形，二者同步进行。道教既是中国文
化对外来宗教的反应，也借用了佛教的制度与仪式，超越了民间信仰
的有限格局。道教内涵极为复杂，收罗了中国文化中许多不同来历的
成分，例如：神祇巫觋、方士术数、命运承负、阴阳五行、吐纳导
引、长生不老……而以先秦道家的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笼罩上述诸
项。凡此过程，均在南北朝时逐渐开展。
东晋时，天师道盛行于滨海地区，高门如王羲之的家族，也世奉
天师道。孙恩、卢循、徐道覆等人领导的五斗米道，以中下等人家领
导农民起事，转战江海，历时十余年。这两个例子，显示道教宗派能
跨越社会阶层，包含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正是因为道教内容复杂，
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两晋南北朝时，葛洪、陶弘景、寇谦
之、陆修静这些道教的理论家，建立了神学体系、修行炼丹的方法、
教团的戒律规矩，道教的理论与组织，遂蔚然可观。
大致言之，道教的符箓一派，接续中国传统信仰中驱鬼役神的巫
术部分，在南北朝时当是由汉末民间宗教发展而成为道教活动中一个
重要成分。丹鼎一派，接续战国以来寻求长生不老药的传统。秦始
皇、汉武帝都曾沉溺于这一梦想的境界。求外丹，是经由服食丹药求
长生，当与医药有关；求内丹，则是来自呼吸吐纳及锻炼体质的养生
之道。而由丹鼎之学，又衍生了一些化学的知识。这一类的考古资料
已颇为不鲜，其时代也可远溯至先秦。葛洪、陶弘景应是丹鼎一派中
的外丹家，而寇谦之当是其中的内丹家。汉末道教，尚在民间信仰阶
段，未有神学系统。道教的神学与先秦道家的老庄哲学接轨，当也在
南北朝时逐渐完成。自此以后，崇尚自然与崇拜自然两个观念竟成为
道教的基本教义。至于道教的行为规范，则承袭儒家的伦理与道德，
显示了本土宗教的色彩。
黄巾之乱以来，道教之中也总是不乏救赎与劫运的观念。这一启
示性宗教的特性不绝如缕。南北朝以下，道教的李弘之类末劫救世的
憧憬，常是民间大规模起事的动力。孙恩、徐道覆领导的天师道，虽
没有特别标出救世主，然而其“水官”与往生的观念，既是传统自然
信仰（天、地、水三官）与佛教往生观念的结合，也表达仰望救赎解
脱的启示观念。
唐代皇室姓李，攀附老子，遂特尊道教，崇礼扶植，不遗余力。
但是，也正因为唐代道士养尊处优，除了仪式踵事增华，于教义方
面，颇缺建树。道教的另一次突破，是在宋金元明之时。
自中古以来，道教的丹鼎一派，为上层富贵人士寻求长生，其副
产品是化学与医药方面的成就。符箓一派，为小民百姓驱鬼役神，也
因此往往成为农民武装起事的核心成分。先秦道家哲学提供道教神学
基础，其修心养性的理论，为知识分子采撷，以补儒家理论之不足。
道教在南北朝的发展，堪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整合，糅合了儒家伦
理、道家哲学及民间信仰，又加上佛教的仪式与借自佛教的僧团与寺
庙组织，遂成为聚集各种成分的复杂宗教系统。至于道教神祇系统，
以神化自然力量及有功人间的人物为原则，但是，神祇名字已不同于
古代，自从中古以后，这一神廷不断扩大，而且与佛教诸佛彼此重
叠，遂形成佛道交融的民间神统。
儒家与佛、道，自中古以后，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三者之
间，佛、道两家，既有竞争，又有交融；儒家与佛、道，则是入世与
出世两途之间，互相背反，却又彼此互补。这一局面，至今犹见其余
绪。
四、文学与艺术
东汉时，秦汉帝国的政治秩序已趋老化，古代儒家经典又因烦琐
学风而逐渐丧失其文化的主导性。随着两汉权威的衰退，个人的自觉
性也渐有涌现的空间，东汉玄学讨论才性离合，可谓在思想上寻找个
人的特质；社会上特立独行之士受人重视，则是对于个人人格自主性
的肯定。这种风气当然对于文化的创造力会有所影响。
从东汉以至唐代，中国在政治上经历了分分合合，百姓身受战乱
之苦。然而，这一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剧烈激荡之时，冲
击所及，又留下了许多个人可以发挥才智的空间。凡此因素，表现于
古代文化的发展，文学、艺术及音乐等均是成绩卓然。
在文学方面，东汉至唐代，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从出现以至
成熟，形成中国传统诗体的主流。即使宋代诗人颇有可观的成就，终
究未能超过唐诗的水平。
在东汉以前，中国的韵文，北有《诗经》，南有《楚辞》。《诗
经》以四言为主，内容包括礼仪用的歌诗及来自民间的国风。在孔子
的时代，诗三百首已经定型，成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学教材；古
代经典几乎未再见过个人发抒感想的诗创作。《楚辞》中，有宗教祭
仪的歌诗（例如《九歌》），也有发抒个人感想的创作（例如屈原的
《离骚》），然而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例如宋玉）则步武前人，而
且数量也不多。
《诗经》以四字句为主；《楚辞》诗句，长短不一，又常夹衬感
叹之声（兮、些等）。南北两个传统，均未有五言七言的诗体。汉代
乐府，则多五言七言。史籍偶见引用的歌辞也多五言七言。例如汉高
祖的《大风歌》为七言，汉武帝时李延年的《佳人歌》是五言。大致
中国语言是单音节的字符，合为词句，两个音、三个音停顿一下，是
为节；两三节一顿，可成一拍。又单双节拍轮替，既有变化，又不嫌
冗长——可能即由此而有最短的配合，成为五言或七言。民歌五言七
言当是天籁，通常顺从自然，歌之咏之，不加雕琢，也没有必须遵守
的规律。
这一形式，在东汉末期渐为文人学士采用以创作诗句，发抒情
感。建安诗人，佳作不少，内容动人处大多是对于人生的感叹。自此
以下，两晋南北朝的诗风，又渐渐扩大其内容，抒怀咏志，以至讨论
玄学哲理，其中自以谢灵运、陶潜、庾信、鲍照等人的著作，最为后
世传诵。
这一时代，正值佛教进入中国。梵文经典是以多音节的语言撰
写，印度文学有咏叹唱赞的口述传统。梵文辞句译为汉语，必须用一
个个单音节的汉字来代替拼音字母，传达一些专门名词或只可意会的
观念。这一需要，遂开启了中文的“翻语”，翻语也称作“语”“反
音”“翻切”或“反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每一个
中文字的字音可以分解为声母、韵母和声调。拼音时，取反切上字的
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如“田，徒年切”，“田”的字音，
由“徒”字的声母和“年”字的韵母及声调拼出来。声母和韵母与今
日所谓的子音和元音虽然都用来拼音，却是不同的概念。有了韵母的
观念，方可出现更为妥切的押韵——而押韵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成分！
另一方面，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大约正因汉语的单字是单
音节，必须借声调的抑扬顿挫，增加其区分的功能。在南齐永明时，
沈约订为平上去入四声，后来平声又分为阴平、阳平，而南方方言还
有多于四声者。有了这番对声调的认识，中国的诗句遂有平仄的对
称，使上下两句发声交替，互为对称，增加音节的音乐性。至于辞句
用对仗，原是中国文字排列的特色，两晋思想空疏，建安风力已尽，
永嘉之后情不胜辞，文字追逐形式。对仗正是一个排比文字之巧的技
术。自此以后，律诗的形式讲究平仄与对仗，以八句为一首，规范大
备。唐诗为诗作全盛时期。唐以律诗为根本，可以排韵百十，成为长
诗，杜甫最为胜场。截取律诗四句，则是绝句，其中可以有一对或两
对对仗。绝句短小精悍，言简意远，虽是小品，却颇可摆脱形式主义
的束缚。
律诗规律严谨，在规律之中求变化，原是诗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是以即使名家作品，律诗，尤其排律，也有时难免堆砌。于是李白、
杜甫均有著名的古体诗，脱离律的规范。盛唐以后，元稹、白居易提
倡新乐府，追求自由，重内容而不在乎形式。乐府，原是民间的歌
曲，由口语转为诗篇。唐人的乐府，则大多是诗人的创作，借此跳出
规律之外。晚唐又有长短句，更卸下五言七言的限制，开后来词曲的
新形式。这一段律诗的演变过程，反映了规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文
学本应以内容为主体，但又追求美的表现形式，于是在规律的范围
内，表达丰富的内容，也是一番对诗人功力的考验。形式的规范用老
了，则诗人必须突破原有规范的约束，再以内容为主，尝试建立新的
规范形式。这是周而复始的突破—提升—再突破。本章所涉的时代，
在中国文化史有过强大的文化动能，八个世纪内诗风与诗律的转换，
见证了这一动能的作用。
律诗的姊妹文学品种是骈体文。骈体文的前身是汉赋，而汉赋的
前身则是楚辞。汉赋注重铺陈，辞藻华美，引典博洽，但论述理论不
能用赋体。汉赋大体仍是散文，魏晋以来，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
笔之分别，又是在内容与形式之间。终于在形式主义的潮流中，散文
一变而为骈体文，不仅辞藻华美，而且逐渐采取文句的对仗，甚至也
顾到声韵的可诵可咏。辞章形式之外，骈体文又着重引用典故，用隐
喻的类比委曲地表达信息。于是读者必须有解释信息的能力，方能从
一连串故事中抽绎若干隐喻叠合的共同点。这种文体当然不能直接传
达作者意旨，也不能准确地叙述事件与观念，毋宁是一种信息译码游
戏，由具有同样训练的贵族知识分子，操持同样的信息工具，以炫耀
渊博的知识及优雅文字功夫。这一抒情、叙事两不相宜的文体，居然
绵延八代之久，直到韩愈才高举古文运动大旗，提倡以秦汉已发达的
散文代替骈体文。从此以后，骈体文只用于礼仪的场合。韩愈掀起的
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与近代的五四运动前后辉映。
律诗与骈文的发展，都是文人过分追求规律，以致形式掩过了内
容，甚至不再注意内容。两者都可能由于文人以其个体的自觉，愿意
致力于写作的技巧。在士大夫成为社会特权阶层时，他们拥有知识，
也占领了写作的舞台，他们的竞争遂是在一个狭小的竞技场中，努力
做到华丽与细腻，不再顾及文字原是交换与传达信息的工具。这一竞
争终于做到尽头——盛唐、中唐出现了改革，而唐代的中叶恰是一个
转变的时代，文士突破世家大族在文学与知识的垄断。文人学士的基
层底盘扩大了，文学又恢复成了传达信息的工具，不再是贵族的文字
游戏。
同时，文学以外的文化因素，也相对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印欧
语系拼音文字的佛教经典来华，中国人才知道用翻切拼音与汉文声调
的特点，从而出现声韵之学，为律诗奠定平仄与押韵的基本特色。乐
府只是一个笼统的名词，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民歌，不断提供活
力，使诗人有更新创作的资源。
类似的情形，也可见于其他文学品种。故事与小说，古代列入稗
官，不能登大雅之堂，却一直在民间以口述耳食，传流不断，有的也
居然形诸文字。志怪小说在两晋南北朝颇为发达，其中缘故颇可探
讨，至少有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佛教经典中本有许多故事，传教讲
经常以这些故事说明经义。儒家一向不谈怪力乱神，但在佛教弥漫各
处时，中国的文人学士，也会致力于描述灵异事件。佛教讲经，每有
一段说故事，以楔入正文，民间有此需求，文人即有创作的动机。志
怪之外，琐闻传说也可形之于笔墨，供人谈助。唐代人民，都市人口
众多，生活殷富，市井街坊更是孕育民间故事的温床，于是盛唐、中
唐以后，传奇小说也成为文学的新品种，红拂小玉、太真莺莺、昆仑
奴、聂隐娘，以至南柯黄粱……数量质量都远远超过南北朝的志怪小
说，并且由此开启宋人说故事、元明撰长篇的传统。
从文学的变化来看，魏晋至隋唐之间，都是参与文学活动的人群
不断因应内外情势而扩大了文学活动的范围，也改变了这些文学品种
的性质。再从文学以外的文化活动观察，也可显见类似的变化。
先说绘画。汉代绘画，见于今日者，不外楚国帛画及各处汉墓的
画像砖与画像石。现存最早的传世艺术名作仿本，是顾恺之的《女史
箴图》。以这一件人物画的衣裾与唐代的“吴带”“曹衣”的画风相
比，显然灵动飘逸颇有不及之处。北魏敦煌的佛像及近来出土的青州
龙兴寺北朝佛像，其衣褶都甚为细致灵活。绘画、雕塑本来相通。自
两晋隋唐，中国的绘画艺术有长足进步，佛教艺术的影响，当有启迪
刺激之功。两晋已有山水画，但似乎仍在起步阶段，不能与唐代大小
二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相提并论。从敦煌佛画观
察，山水是由人物画与故事画背景逐渐演变而终于自成艺术品类。这
一演变，也与佛教艺术脱不开关系。佛教艺术既有外来因素，又是民
间传统，于是两者对于上层士大夫艺术的影响，既在借外来文化的刺
激，也在于扩大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人群的社会基盘。
在表演艺术方面，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为可观。东汉晚期以来戎胡
内侵，佛教信仰又迅速扩散，中亚以至丝道东端的外族歌舞传入中
国，不仅乐器多为外来，乐曲舞姿也大量为中国接受。北朝音乐大致
为天竺、龟兹、西凉三部，唐代雅乐十部，分别来自印度、西域、中
亚、南方（骠国与南诏）及朝鲜，中国自己的音乐只居其一！这些外
来的影响，十分深厚，基本上已取代了中国固有编钟编磬及箫鼓琴瑟
的旧传统。外来乐舞，既见于宫廷，也见于民间，大致上打破了过去
上下雅俗的界限。
 综合言之，两晋到隋唐的几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论是
在文学方面，还是在艺术乐舞方面，都经历了巨大深远的变化。外来
文化的影响及社会结构的改变，丰富了文化活动的内容，也扩大了参
与文化活动人群的社会基础。这一时代的文化风貌，已与秦汉古典时
代大不相同，却开启了宋明近世中国文化的传统。
五、天文、数学与医药
在现代学术领域中，数学、天文学与生物学几个学门，都曾在中
国文化史上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当然，古代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现代
科学的方法学与观点进行其观察与研究。中国文化特有的宇宙观，是
多层套叠的大小系统。自从董仲舒综合了古代的知识，组织为庞大而
内外上下互相呼应的宇宙系统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长期受这一
套天人相应互动观念的影响。本节所述，也正是在这一影响下，中古
时代学者提出的傲人科学成绩。然而，我们必须认知，凡此成就并没
有奠定近代科学在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基础。中国中古的科学成就，终
究有其文化与历史制约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历法，两者密不可分。中国的历法，记天
象，授民时，互相关联，因为天体的运动即计时的大钟。中国传统历
法是太阳年太阴月的阴阳合历。但是，由东汉确立“浑天仪”的宇宙
论，迄于唐初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各时代的历法都是尽力设法
将岁实（太阳年日数）、朔策（太阴月日数）、五大行星的运动周
期，加上年月日的三个干支周期，一并计算各种周期的公倍数，回溯
“时间”的起始。这种历法观念其实是形而上的宇宙系统论。为了计
算各种周期，历法家发展了天文观测及由此制造的运动模型——表示
各种天体运动轨道的浑天仪。从汉代张衡至唐代的一行，无不着力于
此，于是中国天文学中衍生了许多中国数学计量的课题。
另一方面，自从《周髀算经》等早期集合数学算题的经典以来，
中国有一套实用算经的传统，用来计算土地面积、粮食与土功的体
积、里程与时间、若干不同项目集合群的合计……各种为实际用途而
发展的加减乘除四则计量，及由此发展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
学与代数学。从汉代以至唐代，累积了至少十种“算经”。在唐初，
政府设立训练数学专才的算学馆及进用人才的算学博士科，校订注释
了十种算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
《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
与《缉古算术》。于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传统有了一番整合，为宋元以
后的理论数学奠定基础。
两晋至唐代之间，祖冲之（429—500）计算了圆周率（π），得
到七位小数的近似值（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是当时全世
界最精确的圆周率值，直到15、16世纪，才有伊斯兰数学家与法国数
学家取得更为精密的数值。祖冲之父子根据《九章算术·少广》计算
球体体积的问题，不仅解决了计算的方法，并且提出幂势定理，相当
于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B. Cavalieri，1598—1647）提出
的卡氏原理，而后者正是近代微积分的重要基础。祖冲之还能计算二
次方程式与三次方程式，但此事虽见于《隋书·律历志》，算法却已
失传。祖氏父子的数学，合编为《缀术》一书，唐代算学馆列为教
材，并曾经传布于日本、朝鲜，但后来该书失传！
王孝通是唐初的数学家，编纂的《缉古算术》列入十部算经之
中，该书收入了实用题二十道，除一题是推求月球赤纬度的算法外，
大都是修堤筑坝、开沟建仓之类量度计功的实用题目。王孝通的几何
学，发展了代数三次方程式及双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在西方，同样以
数值解三次方程的解法，要到13世纪始出现。
从祖冲之父子及王孝通的例子来看，中国中古的数学，一则是实
用取向，再则是解题取向，两者均不是由观念的演绎开展数学理论。
于是，中国的数学受本身特性制约，即使有非凡的成就，早于世界别
处数百年即跻高明境界，却只是突出的个例，不能继长增高，发展出
理论系统性的现代数学。
 中国学术传统中，医学与本草学是重要的领域。中国医学理论与
天文学的情形相似，也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人体经脉是大宇宙系统
中的小系统，而且，与自然大系统互相感通。东汉张仲景撰《伤寒杂
病论》，则是由症候讨论的实证著作。但是，中国医学理论，始终未
能摆脱阴阳五行的形而上学观念，以致只能结合症状与方剂，从累积
的经验求取治疗良方。两晋至唐代，著名的有葛洪的《肘后方》（又
名《肘后救卒方》《肘后备急方》），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以
至孙思邈的《千金方》等都是将诸种病症的症状分类，开列已经证明
有效的“验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列有数千件验方，分属各项
疾病。《千金方》是《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的合称，两书各三
十卷，分门别类包括内科、妇科、小儿、五官、口腔、寒热疾病、外
伤、接续、急救，以至食疗、养生，又有专门讨论切脉诊断、方剂
（相当于今日的药学）及针灸。自唐以来，中医奉孙思邈为“药
圣”。
中国医学的理论，形而上之，玄之又玄，若没有从临床诊断用药
结集的经验，中医未必能数千年行之有效。中医是从实践中发展的，
因此，从《肘后方》到《千金方》的传统，都是临床效果总结的经
验，即使脱离玄学理论，仍可卓然成为源远流长的治疗系统。中国医
学与中国数学一样，采取“问题取向”及“实用取向”，两者都有卓
越的成绩，但也难以超越医术与算术，腾跃为以病理学与逻辑思维为
基础的学术领域。
这一长时期内，知识分子追求自我的主体性，不仅见于文学方面
的发展。在科学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士也不会甘于解决实用问
题，他们一样也努力从逻辑思维，演绎为抽象的观念。在数学方面，
祖氏父子求圆周率，求球面积公式及幂势定理，其意义超越了实用意
义。刘徽由“极限”的观念，借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求取逼近于圆
面积，其思维方向即近世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的基本观念。虞喜的《安
天论》，提出天虚地实，天体运行各有其规律，超出浑天论的局限。
唐代李淳风的《麟德历》，扫除历法蔀章大周期的纠缠，径以岁实朔
气为计算年历的数据。一行与南宫说等人测量各地日影差距，北至河
北省蔚县东北，南至越南中部，以实测结果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并
根据其测得数据，估算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如能由这一结论
更进一步，其实即可推知地球为圆形。
在医学与药学方面，除了大量记录验方，中古医学也有追究病原
的努力。隋初巢元方等人编辑的《诸病源候论》，1739条病候分别说
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症候及病情变化，除了近300条导引疗法
外，几乎完全不涉治疗方法——其实是归纳病例所做的病理学、症候
学讨论！
本草是中国药学的重要经典。汉人留下的《神农本草经》可能是
张仲景等杂辑资料的药学著作。陶弘景指出其内容庞杂，分类也混
糅，因此整理为365项，又加上自己搜集的名医用药365项，合为《本
草经集注》，虽然仍是药典，实已有矿物、动物、植物的分类学规
模。
唐初 ，苏 恭 （ 苏 敬） 集合当世专家二十二人，修订《新修 本
草》，采录已知的药物，参照各地采集实物，分为玉石（矿物）、
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的药物，九个大
类，叙述其形状、特性、用法，并附有图形。这部完成于7世纪的药典
大全，实际上已是一部博物志，其中尤以植物为多。其分类方法开明
代李时珍植物分类学的前驱——唐代本草学，实已超过实用药典的意
义。
凡此数学、天文学、医学与药学诸方面的成就，俱反映当时追求
知识的心智活动，并不全为问题取向与实用取向约束。学者在解决实
用问题时，不断有提升与开拓。这种现象，当由于学科专业化，既有
专业学者群的合作，也有个别学者深入的钻研。两晋南北朝，学问为
社会上层人士所垄断，当时实际上已有一个学术人士集合的社群，足
以互相切磋。隋唐时代，既有国家设立的专门学府，国家又经常支持
专家合组团队，编制专书，如《新修本草》。有了这种学术力量凝聚
的临界点，才可有集体的研究工作，将学术发展推上一层楼。
唐代对外接触频繁，印度文化随着佛教东传，其天文、数学、药
学、医术都因此进入中国。要言之，在上述几个学科的范围内，印度
学术或有刺激与补足的作用，但这几项中国的学术自有其内在的发展
因缘，印度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却未能产生中国在宗教哲学与文学园
地曾承受的同样强大冲击。
六、中古的衣食住行
在中古时期，由于不断有外来的影响，不论是外族入居中国，还
是中外接触带来新的生活资源或生活方式，中国人接受了相当程度的
冲击，在日常生活方面经历了许多变化。
在饮食方面，面食逐渐流行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自从新石器时代
出现农业，中国北方的主食是黍稷粱粟，即今日通称为“小米”的各
种支属。自先秦以来，麦类也在主要的谷类之中，但是并不如小米普
遍，汉代依然是以小米为最常见的谷食。麦类食用方法，正如大米
（稻）、小米，先以粒食为常，蒸煮为麦饭。麦粒麸皮粗糙，不易消
化，可能是麦类未能推广的重要原因。东汉时，磨麦为粉已渐趋普
遍，已如前章所述，兹不多赘。
“饼”字是不少面粉制食品的泛称，包括今日薄饼、馒头，以至
面 条 …… 宋 本 《 太 平 御 览 》 引 晋 束 皙 的 《 饼 赋 》 ， “ 饼 ” 字 作
“䴵”，可见是麦类制品。西晋文学家束皙列举不少食品种类，其实
际制作方法不易蠡测，但是他特别说明，这些名称或者来自里巷，或
者出于殊域，而且指称古代食麦而未有饼，制饼为食，“其来近
矣”。所列安干、粔籹之类中，安干又名“安干特”，当属外来语的
音译。北魏《齐民要术》有《饼法》一章，引了《食经》的各种制饼
方法，可知有制饼的饼酵，是则有些饼是发面制成，也有不发面的硬
面饼。制法包括烤、煎、煮、蒸……各种形状大小的圆饼、圈饼，也
有溲面成一尺长条，压薄入沸水煮熟，或是以二寸大小的面段，急火
煮食，甚至抟成小块面块，煮熟晒干，俟食用时再入沸汤烹煮。至于
束皙所称“曼头”，当是有馅的包子；“牢丸”可能是肉馅加料，有
汁有汤的“汤包”一类食品。汤饼则是有汤的面条。面条做法，是压
擀成皮，刀切为条（如今日的刀切面），抑或是烤贴成饼，然后切成
条状（如今日的烩饼），即不易推断了。三国两晋时，富贵人家常截
断水流，以水力推动磨、碓，其中一部分可能为了自己家用，然而也
未始不可能以此营利。总之，当时水磨、水碓，大多应是研碾麦类成
粉之用，因为大米、小米均不必粉食。由水磨、水碓之常见，也可以
观知面食之普遍。
三国时，羌人大量种麦，蜀汉姜维的大军可以就食羌麦。唐代高
昌及河西的户籍记录农稼以麦为主，指出麦类的农业在中国西部相当
发达。麦类最早是在西亚两河间驯化，向东传布，亦当经过中亚进入
中国。是以，东汉以来，羌氐大量移入中国，或也有助于麦类成为中
国北方的主食。
汉代以至唐代，市上已有饼类零售。至于胡饼，当是芝麻烧饼之
属，已是十分普遍的食物，由其名称，更可见是外来食品。
在佐餐的菜蔬方面，西路进入中国的品种也不少。以今日常见的
项目言，菠菜、芸薹（俗名油菜）、莴苣、芹菜（药芹）、胡萝卜，
均在南北朝至唐代时引进。南路进入中国的项目则更多了，《南方草
木状》一书，专列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的蔬果品种，其中较为有名者
如荔枝、槟榔、芭蕉……唐代编制的本草，甚多外来蔬果食物，不必
并述。至于烹饪方法，第三章曾述及的炒菜传统，在中古更为普遍，
但是北方外族（如五胡）进入中国，以及外来移民（如唐代流寓中国
的外族人口）则往往仍用烧烤之法，想来对于中华人士的饮食，也有
相当影响。
南北朝时，北方饮酪食牛羊肉，南方饮茶食鱼，南北彼此讥嘲异
方风俗。唐代则地方差异犹存，只是互相渗透，不再有所界分。以茗
茶言，茶的原产地当在中国西南，汉代王褒《僮约》，已提列茶为四
川的市场商品。南北朝时饮茶盛行南方，渐渐遍及南北。唐代陆羽
《茶经》记载茶叶品种、茗茶方法……是茗茶文化的经典著作。考古
证据最为著名者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茶具，包括研茶、
过滤、烹茶诸种用具。大致言之，唐人饮茶，是研茶叶为细末，沸水
点茶，再加烹煮，其中还可添加配料。今日客家擂茶，犹仿佛有其遗
风。东汉末季，中国曾有大疫，当时南方林莽未辟之处仍多，地方潮
湿，传染病最易传布，沸水饮茶的习惯，无形中有了一道卫生防线。
自此以后，中国未再有过汉末那种规模的大疫。
酒类也是饮料中一个重要项目。陶潜善饮，饮的酒大约是用小米
（黍）酿造的。唐代诗人，李白善饮，量以斗计，当时尚没有蒸馏
酒，谷类酿造的酒而未经蒸馏，酒精强度不会很高。今日陕西的“稠
酒”，可能仍是以中古遗留的方法酿制，强度高于酒酿而已。葡萄早
在汉时已循丝道进入中国。唐代西州户籍，常见葡萄为农家作物。唐
代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至今传诵，想来酿造方法也是从中亚传
入的。长安市上胡姬如花，少年豪客，指点银瓶尝饮的好酒，十分可
能即葡萄酒。夜光杯，不知确指何物，可能是玻璃杯。玻璃是西方
（欧亚之间）的产物，隋代何稠将制玻璃工艺引入中国，中国遂有吹
制玻璃器皿的工坊。总之，唐代的饮食习惯，较之汉代，已呈现极大
差异，其中外来成分相当重要，而且从此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与自
己发展的粒食、黄粱饭、米饭、茗茶等并行传流，至今大家习焉不
察，不再追究本土外来了。
衣着方面，汉人宽袍博带，发髻带冠。虽然自从赵武灵王时，胡
服已引进中国，而且短褐、犊鼻裈也便于工作时用，但中国服装仍以
宽博为主。南北朝至唐代，北方胡服，随着外族进入中国，中国的衣
服渐渐走向窄袖贴身，上身着衣，下身着裤。固然每一个时代有其风
尚流行，尤其妇女服装，自古即经常变换时尚。总的方向，中古衣服
水袖长裙，比汉代服装称身。男子首服也由冠逐渐改变为幞头，亦即
原为布帛裹头的软巾，一步一步演变为有了固定式样的帽子。南北朝
以至唐初，妇女骑马出行时曾以羃，亦即纱巾，蔽罩全身。渐渐演变
为在帽檐上加一层下垂至颈部的拖裙，称作“帷帽”。中唐初，更改
着“胡帽”，露出面容，随即露出发髻，不再有蔽首的东西。妇女衣
服，由水袖长裙逐步解放，中唐以后，露颈袒胸，风气十分开放，这
也反映了唐代妇女生活相当自由的风气。

唐代长安坊里图

汉人的鞋子，以履为常，厚底的称作“舄”。舄底内装木楦的是
复舄。出门行路则着屐，屐为木鞋，底有两齿，可以践泥。西周初已
有戎装皮靴，汉人更有织成女靴。南北朝时南方流行着屐，北方则着
靴，亦即今日连底的皮靴。靴统颇高，则是为了便于骑马。中唐以
后，靴统渐短，则演化为日常的鞋子了。南方着屐的习惯，也渐渐转
变为着靴屐。日本习于唐风，着屐之风至今未改，堪为唐人生活的写
照。
汉人的衣服，大多为丝料或麻葛，此外富人可于冬天穿着毛裘。
皮革只是用于甲胄，不用于日常衣服。毛毡用于帐篷，也未见于衣
服。唐人则有动物毛纤维织成的衣服。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南方的棉织
品，主要是用木棉织成的棉料，已相当普遍。从考古资料，棉料已可
织成厚密的棉布及棉绒。北方的毛料织物，南方的棉料织物，渐成为
一般人民的衣服原料，丝织品遂渐渐转变为较为贵重的衣服材料。复
杂的织法及绣花的方法，使中国丝绸制品，蔚为精美的艺术。许多从
“纟”部的汉字，如绸、缎、绫、罗等都反映了丝织品的分化。

唐代洛阳坊里图
 在起居方面，南北朝以至唐代的建筑，木结构建筑已可以有多层
的高楼。佛教建筑的塔，外观可达八九层之高，实际楼层至少也可达
三四层高，住宅楼居已不为罕见。不仅皇室贵族的宫殿有庭园，一般
富人也有私家园林。道观、佛寺附设的庭园，竟似公共园林，一般民
众也可入内游赏，不啻是公园的前身。城市之中，大多划分为坊里，
一个一个方形聚落，考古所见北魏洛阳、唐代长安，均是如此布局。
日本仿照唐制建设平安奈良，今日日本城市以“町”为单位，犹存唐
代遗风。
室内居住方式，也有重大改变。古代席地而坐，入室必先脱履登
席，室内家具以案几为主。三国时，北俗入华，带来胡床交椅，凡此
坐具都是离地高座。相对坐具的提高，案几也提高为桌案。胡人着
靴，登堂入室，不再有脱履的习惯。这一转变，渐渐及于全国，唯唐
代床上还是有座席及依靠的隐几，一般作息已是成套的桌椅案凳与床
帷枕席。例如，唐初乐舞俑还是席地奏乐，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
《韩熙载夜宴图》则宾主围桌列坐。这一变化的过程，明白可见。
在“行”的方面，车制的变化极为显著。古代不论战争用的乘
车，还是平时舒适的安车，都以马拉动与轴相属的辀；而载重的车
辆，则以牛马置于两辕之间。南北朝开始，中间单辀的车辆渐渐消
失，一切车辆皆以畜力驾辕。战车绝迹，唐代房琯曾采用所谓的“春
秋车战之法”，使用了两千辆牛车攻敌，结果大败而回，终成笑柄。
南北朝时，北人骑马是日常生活，南人则畏马如虎。唐代则骑马已是
常事，男女皆然。唐人骑术水平不差，是以马球也是常见的运动。马
球名为“波罗球”，显然为中亚名称的音译。驴、骡是一般人民乘
骑，唐代有赁驴，相当于今日的租车，可以租赁做长途旅行。
中古时代的舟船，由单舸至楼船，大小俱备，内河外海，帆樯无
所不至。唐代海外交通发达，番舶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东南
亚，而广州、扬州、明州都是国际港口。中国大型海船已使用平衡板
及中轴舵。印度船只似也仿照这种设计安装方向舵，但是中国的船只
似乎未从阿拉伯学来三角帆。南朝曾有过脚踏车轮的“千里船”，但
此制在中国也未推广，唐宋记录偶一见之而已。
综合衣食住行各方面，中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已迥异于古代，
而其中变化的关键，大半是由于承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这一变化
幅度十分深广，经历的时间跨度达七八百年之久。凡此变化，不少由
北方开始，然后逐渐波及南方。其中缘故，一则北方不断有外族进
入，二则当时的中亚文化，经由丝道进入中国，数百年未尝间断。这
一时期中，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大约只有在近代百年内中国经历
的变化可为比拟。
七、经济形态的转变
人类经济生活一旦有了交换行为，即已发展为生产与消费的互相
作用，而以市场为其中联系的枢纽。消费数量当然以人口数量为基本
要件，市场又以交通为其重要因素。消费量大，即会刺激产品的生产
数量与产品多样化。中国中古时期的前半段（两晋南北朝）与其后半
段（隋唐时期），经济形态大不相同，似乎即前后两个时代的人口与
交通两个条件均有了重大的变化。
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分裂，先是五胡乱华，继而有南北的长期对
峙，战乱频仍，人口难免减少。而且，无论汉人还是外族，地方豪强
割据田地，霸占户口，形成封闭的社区。这样的人口结构，相应的即
收缩为自然经济。汉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已相当发达，城市颇
具规模，但在中古时期的前半段，丝帛与粮食既是交换媒介，又是可
供消费的实物与商品。城市经济功能衰退，生产及有限的交换以农村
为主。于是，那时虽然也有一些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如瓷器、丝织
品，但无论质量与数量，都不能与中古时期后半段的隋唐时代相提并
论。
隋唐时代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当由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增多，
一是交通方便。前者提供消费市场，后者加强交换机制。先就人口增
多一点言，南北朝的户籍制度极不健全，尤其户数与口数的比例极不
相称，自然是由于隐蔽人口逃避赋役所致。而且，中国土地上经常有
两个或更多的政权并存，全国总人口数根本不存在。隋代统一之后，
检括户口，所得户籍资料，以大业二年（606）的统计，全国约有九百
万户，四千六百万口。这个数字，当属南北朝转变为统一帝国时的户
口数字。其后各个时期，户口数字或有起伏，巅峰当在玄宗开元天宝
之际。天宝元年（742）时，户口数字为九百六十余万户，五千三百万
口。但是，《通典·食货七》指出，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户，
以同样比例计算口数，即将近八千万口！唐代盛时，均田制尚未败
坏，人民生活家给户足，消费能力必然比离乱时代更为强大。唐初，
还有对外战争，武后至开元之间，国家太平安定，政府收入也丰，因
此官方的财力也相当富裕。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消费量大，必然会
刺激生产力，导致产品质与量的提升。
有关市场发展的另一项条件是交通网络。此事又可由隋唐行政区
划的设计，觇见当时道路网络的观念。秦汉行政单位以郡为单位，郡
下设县，又有中央派出的官员巡察地方长吏：在秦为御史，在汉为刺
史，东汉的刺史演变为大区域州部的首长，长驻于治所，然后又改名
称为“州牧”。两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地方制，循汉之旧不改。这
一种制度是将全国切割为大块小块空间的区划。隋唐时代，则有
“道”制出现。隋时因事制宜，设立一些称“道”的行台，例如：河
北道、河南道、淮南道，但似乎并未固定。顾名思义，这些“行台”
是中央单位的临时延伸，按照交通的路线行进移动。所举诸例，更显
著可见是沿着黄河、淮河的南边或北边的道路移动。东汉建立以前，
光武帝皆以北方为“北道”，意指北面一线，同义“东道”是东面一
线。唐代地方行政区划遂以道为一级单位。太宗时，因山川形势规划
为十道。此后有增有减，多到十五道、十七道，但大致情形不外沿着
山谷河道规划为大地区。
玄宗时十五道，分别为京畿（长安）、都畿（洛阳）、河南、河
北、河东、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关内、淮南、江南东、江
南西、黔中、岭南诸道。长安、洛阳是两个中心，由此辐射成两个
网，又互相叠合。益州（成都）与扬州分别为西南与东南扇状网的枢
纽。唐代曾有五京五都之设，先后废置不一。除了长安、洛阳外，有
五个大都会：凤翔、江陵、太原、河中（蒲州）、成都。这些都会均
是次级网络的中心。更降一级，则洪州、潭州、大名、苏州、广州又
在另一层次的地区中心。此外，各处人口众多，位居冲要的都邑，则
成为繁盛的州郡，又是更下一级的中心了。综合言之，唐代最盛的开
元天宝年间，中国有四个层次的交通中心，成为全国庞大道路网络的
联结点。
至于道路系统，陆路之外，水路有可以航行的河川，还有人工开
凿的运河，例如通济渠、永济渠沟通不同的水系。在这一庞大网络
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
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在富裕、
安宁的岁月里，即使是千里长行，不必携粮，也不须持兵器自卫。人
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
隋唐流转商品之中，最大宗仍是丝帛。均田制的农户受田，有永
业田及园宅田，后者之中除住宅用地外即桑麻田。农民缴纳国家的是
租庸调，调是丝、绢、棉、麻。因此，生产丝帛的地区，遍及全国，
不限南北。在南北朝时，丝帛有实物货币的功能。隋唐的货币制度，
有健全的铜钱，币信不坏。但丝帛也仍可流通，作为偿付货值或工资
的代价。尤其对外贸易及赏赐，丝帛是主要项目，驼铃渡碛，中国的
丝帛循丝道远达中亚，再经过改制，销售欧洲各地。丝帛也是中国在
西、北两边购马的交换品。凡此项目，大致都仅是丝束或粗织的素
帛，由农户于缴纳调布时，稍为加工，未必算得上制造业的产品。
丝帛成为货品，自然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工。官府丝织品的生
产工作，似以中央政府的少府监为主；私家生产则有农舍手工业的小
规模生产，通常由农家妇女操作。大规模的作坊，担任较为专业的生
产，规模之大者可有绫机五六百床，以熟练的工人专业生产织绫。
唐时纺织业的分工精细，以官家作坊言之，少府监织染署的工作
程序，分为织纴、组绶、紬线、炼染四个部门。产品等级也有区别，
绢分为八级，布分为九等。产品的分类繁多，纺织品本身，至少有
布、绢、絁、纱、绫、罗、锦、绮、褐……在这些个别产品项目下，
又有因工艺水平及制造技术而分门别类，此处不及细述。兹举数例为
证：邺中有三交五结的织法，用八枚织梭，织成八梭绫，当时纺织技
术已完全能够掌握平纹、斜纹、缎纹三种基本组织。纬线提花的方法
也很常见。考古所见唐代织品的实物，种类繁多，织功细致，染色刺
绣均有可观，证明当时纺织的水平已十分成熟。单以陕西法门寺出土
的薄纱为例，轻而薄，数丈面积，不过一握！
唐代纺织产品，不限于丝帛，棉纺、麻纺及毛纺也已跻高水平，
考古实物不少，可为证据。棉料织布，唐代名为“白叠布”。织棉花
为布，始自西域，渐渐传布于中国西南部，又渐渐传入中原。唐玄宗
时，长安市上已有白叠布出售，但仍视为两广特产，称为“桂管
布”。毛织品用于地毯，称为“地衣”，其细软者也用于衣着。诸种
织料都可染色，夹缬、蜡缬与绞缬是常用的印染技术，成品鲜艳夺
目，考古的实物，如敦煌所见佛教画幡，即精美的手工艺作品。
茶、酒、糖是三种与农业有关的商品。茶在西汉即已在市集贩
卖，王褒《僮约》曾提到四川武阳（今四川彭山区东）买茶之事。两
晋及南朝，南方流行饮茶，已见上节，不多述。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
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
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
《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
“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
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售数量也
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道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
一。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四·食货四》贞元九年（793）开征茶税，
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
值。
 酿酒是中国固有技术，自古以来，五谷均能酿酒。唐代自高昌引
入葡萄酿酒的技术，是水果酒之始，“葡萄美酒夜光杯”名句传诵至
今。酒的商品价值当亦可观，是以唐代政府早就榷收酒税。
中国古代的甜味用料是蜂蜜、麦芽糖（饴）及蔗汁。从蔗汁熬制
砂糖，是唐初印度传入中国的技术。这一商品，不是农舍可以生产，
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作坊，从制作到贩卖，都是专业。
瓷器是中国特产。世界各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分别发展
了制陶技术。但是用高温烧制高岭土的瓷坯，加釉，形成半透明的表
面，这种真瓷，则是中国发展的特殊工艺。在中古时代，西至南亚，
东至朝鲜日本，无不有中国瓷器行销。这些地方的工匠也设法模仿，
却不能成功。中国的真瓷，汉代越窑已有之。中古前期，南方青瓷质
量渐佳，但产量不多，未能普及。隋唐时代瓷器制作，大为发达，用
釉及控制温度的技术臻于成熟。更重要者，南北各有名窑，而以北方
邢窑的白瓷，及南方越窑的青瓷为最著名。
此外，北方耀州、定州、汝州，南方鼎州、婺州、岳州、寿州、
洪州，均有当地名产。中古时期，北方名窑颇多，后来则以南方为主
要瓷产地，北方瓷器逐渐式微。南方盛产高岭土，制瓷业发达，自有
其原因。唐代北方仍有名窑，可能是由于北方曾经民丰物阜，当地有
足够的市场需求，促使就地烧制瓷器。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重心南
移，而且外销瓷器的海运港口都在南方，以致南方各地如浙江、江
西、福建、广东、湖南，都有制瓷工业。外销市场扶助了南方名窑，
相形之下，北方诸窑的势力就渐渐不如南方了。
烧制瓷器是十分专门的技术，必须有作坊作业。又因受瓷土及燃
料来源的制约，瓷窑必然集中于一些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于是形成
一些瓷窑的工业区，产品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瓷器外销，因
为重量与易碎的特殊情形，陆路运输成本太高，以致必须经由水路外
运再转海舶。南方内地产瓷地点，往往有河流可以运载，如洪州、岳
州即分别经由赣水与湘水南运至泉州、广州出海。
纸张是中国另一特产。史籍所记，以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但是
考古所得实物，西汉已有纸，甚至早到战国也有可能解释为“纸”的
古字。晋代仍有竹简，则其时用纸还不普遍。隋唐时，纸已普及，官
私纸坊遍布全国，然而以南方为多。唐代规定向朝廷进献纸张的地
方，除了巨鹿、蒲州之外，均在今日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
南、四川、广东。制纸材料，包括藤、竹、苔、麻、葛、桑皮、楮皮
及瑞香皮。此外，败絮破网也仍可用于制造纸浆。各处纸张，因地制
宜，各有特色，有些地方的产品，更有其特殊用途。
造纸技术，已有生纸、熟纸之分，抄浆烘干即生纸，经过砑压、
捶浆、填粉、施胶……则为熟纸。若再有加色、洒金……则可为特种
纸张。麻纸加筋，坚牢不坏，则用于公文及诏书。竹纸轻滑，则用于
书柬。涂蜡染黄则免于蠹害……甚至以纸制成纸衣、纸甲之类葬仪。
中国造纸方法，很快即传入朝鲜日本，至今这两处制纸仍有相当
传统的特色。唐玄宗时，大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败于阿拉伯军
（751），唐军的造纸工匠被俘，将中国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自此撒
马尔罕纸闻名欧亚，取代了羊皮及埃及莎草片。自此，造纸技术逐步
传入欧洲各地。
本节叙述了中古时期的经济生活，大致的趋向是由前半段的停滞
在进入后半段时，竟一变为活跃。此中动能，似乎是在中国回到统一
局面，人口增多，消费力强大，安定的国内秩序提供机缘，出现了一
个资源、人力均可借此流转的交通网。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足以刺激
生产，活泼经济。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一部分藏在农村的农舍手工
业，一部分由官方的作坊占了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如丝织
品、陶瓷、纸张、茶、酒、糖，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
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敛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
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
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
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经由陆、
海两途，带入亚洲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
在这一经济圈内，甚至有今日所谓技术转移的现象，例如中国从
中亚学到制造琉璃（玻璃）、熬制砂糖及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中亚及
西亚从中国学到了造纸、烧瓷与丝织的技术。而日本与朝鲜更大量吸
收许多中国产业的技术，转化为自己的传统。中古时期后半段的唐
代，中国的经济已由贸易与技术转移，超越国内经济，融入一个亚洲
的区域经济了。
八、民族关系
东汉后半期，西、北两边边境民族已逐渐渗入中国，开启中古时
期五胡乱华的序幕。同时，黄河流域人口迁徙江淮以至岭南，也发动
中国人口重心南移的浪潮。
东汉南匈奴款塞，是游牧人口迁入长城之始。然而更为显著的现
象，则为羌、氐人口渗入中国。羌人居住西面，本来没有复杂的君长
组织，只有地方豪强为部落领袖。这些散户的少数民族，常为汉人役
使。汉代后半期，中原颇多大疫，人口可能减少了，这些受汉人役使
的羌人，在西州充当劳力，为开拓边地的汉人大户做工。后来，从
《后汉书》的有关列传看来，羌人踪迹由西方诸郡，渗入关中，东向
进入今日山西，沿着山西的河谷，甚至远达太行山东麓。这一地区，
在东汉时户口减少较为严重，大量羌人东移，无异于填充劳动力之不
足。当时进入中国劳力市场的，必然不仅是氐、羌，一些其他族群的
人口，例如北边的匈奴与羯人，当其部落组织分解时，也会有人流徙
中国，以劳力觅食。这一族群离散，零碎流入中国的现象，当然隐含
相当程度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进入中国的少数民族成员，无疑会接受
汉文化，但也形成中国北方州郡人口的多元性。
从来五胡建国，以刘渊为例，于迁入中国后重建部落，遂成为匈
奴人的领袖，其领袖的权威在最初毋宁是建立于汉人政权的支持上。
刘渊自己颇知诗书，又自托为汉人和亲后裔，甚至冒姓刘氏，凡此都
说明涵化与冲突的现象。石勒的身世，是另一有趣的个例。这个羯人
青年时，曾经在并州充汉人大户的佃客。那时太原诸郡，匈奴胡人佃
客多者一处数千人。乱世之时，石勒曾经与人计议诱骗胡人到冀州
（今河北）找工作，打算乘机卖人为奴。然而他自己又被人虏捉，两
人一枷，卖往山东为奴！刘渊、石勒的故事，颇能反映汉末魏晋时中
国北方（今山西、河北诸处）族群解散，搅拌为一个混杂人口的过
程。
五胡在北方，散乱地进入中国，又集合为“汉”“赵”“秦”诸
国，其僭号称帝的同时还必自称“大单于”。这些“国家”的成分，
其实也不是匈奴、羯或氐的政权。他们统治的人口，往往即一个混杂
的人群。
五胡中的鲜卑，情形与其余四种胡人不同。鲜卑原是东北地区的
民族，魏晋时已有鲜卑部族移居幽、冀（今辽西与河北东部）；八王
之乱，这些鲜卑族群段、宇文、慕容诸部参加内乱，各有选择。慕容
部还在中国北部建立了国家。然而，鲜卑民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大，
今日的内蒙古地区，都有鲜卑人居住。其中有一支慕容部的支部，在
永嘉前即长程西移，在今日甘宁地区，结合当地的羌人，尤其是党项
人民形成新的混合民族，称为“吐谷浑”。这是另一形态的民族混
同。
五胡进入中国后，北方草原上出现了鲜卑族人的拓跋部。拓跋原
来居地在大兴安岭，经历数代，逐渐迁移到今日内蒙古。诸胡已入中
原，漠南无强大的游牧国家，拓跋部遂有了发展机会，形成“部族联
盟”型的庞大组织，终于入侵中国，建立北魏，实质上统一了北方。
无论在进入中国以前，还是在建立北魏以后，拓跋、鲜卑都是民族融
合的人口。草原上的惯例，一个强大的力量出现时，许多原来各有族
属的部众都会以这一力量为核心，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古代的匈
奴，后来的突厥和蒙古，无不如此，拓跋、鲜卑也是如此。
北魏在中国建立政权，取得北方汉人的合作。北方汉人大姓与鲜
卑政权之间，以实质上的共生关系维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朝代，汉文
化与鲜卑文化之间，有密切的涵化过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全盘
汉化，当然是一个高潮。相对而言，草原文化对于汉文化的冲击，也
留下相当深远的影响。生活起居的方式，由席地而坐转变为据案坐
倚，就是一例。这一文化涵化的过程中，自然因胡汉通婚之普遍，人
口的血缘关系也有所融和。隋、唐两朝皇室的血统都是胡汉混血的。
相对而言，北边汉人则相当程度地胡化。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原
是鲜卑留住在老家的军人，迁入中国的鲜卑人高度同化于汉文化后，
与这些鲜卑人有了文化的隔阂。北魏分裂为二，北周宇文氏原出鲜卑
宇文部，却尽力融合胡汉；而北齐高氏，据说是渤海汉人，反而扬胡
抑汉，以致河北的华化不如关陇。隋唐之世，河北常如化外，安史之
乱起于渔阳，不是没有历史背景。六镇的反叛中央，其实也是一次草
原文化的族群袭击中国。更当注意六镇人口之中，不仅鲜卑而已，其
中既有草原上别的族群，也有胡化的汉人。六镇与洛阳的冲突，当解
释为两个背向进行的文化涵化，导致又一次胡汉的决裂。
中国北方与西北的草原上，不同民族不断更迭，一代有一代的游
牧政权出现，柔然、突厥的统一，倏兴倏灭，其实是草原牧人人群不
断重复进行“组合”“分解”“离散”“重组”的过程。这些草原上
的部落联盟与中国的政权，也不断有着或和或战的交互作用。一些为
新起势力击败的族群，也会叩塞降伏于中国，迁居中国，终于同化于
中国。唐代不少侨设的羁縻州府，往往即为了集体安置某一边外部族
的余部，让他们移居中国内地。中国北方诸地，这种迁徙移居中国的
部众颇不在少数。
唐代安置移徙外族最多的地区是灵、夏、朔、代、幽、蓟诸州
（今陕甘、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及内蒙古南边诸地）。例如灵、夏、
庆、银诸州曾有侨州府一百余所，安置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
及昭武九姓（粟特）诸族的内移人口。幽、蓟、营诸州（今河北的东
北部与辽宁西部）有侨置州府二十余所，安置突厥、靺鞨、奚、契
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
 唐初国力强盛四边宾服，不少归附人口，虽无侨置羁縻州府，也
大批安置于中国境内。例如，太宗时，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率一万余
人来降，安置于灵州；李思摩率十余万人出塞，这些部众相继叛散，
则散居于胜州、夏州。吐谷浑为吐蕃击败，中国安置其部落于灵、
庆、夏、延诸州，后来又散入朔方河东诸处。开元年间，回纥、仆
固、同罗、拔野古诸部，分批大举南迁朔方河南诸地……大致言之，
西起今日陕甘的北部，东延到今日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
部，处处有外族人口，其中有的集体迁移，原有的部落组织还未完全
离散，有的则是散居的人户。最后，这些入居中国的外族学习农耕，
接受汉人文化，融入中国之内。
然而，在同化过程未完成之前，杂居内地的胡人往往即唐帝国的
兵源。唐代边将，原是胡人后裔者，比比皆是。安史之乱的作战双
方，不少将领都是胡人蕃裔。安禄山自己即营州杂胡，他的姓氏则是
昭武九姓的安姓。甚至在安禄山未举兵反唐以前，卢龙、范阳两节度
的将领已全是蕃将。相对而言，政府将领如李光弼、仆固怀恩、哥舒
翰等也都是胡人。郭子仪的朔方军，得回纥兵马之助，方能平服安史
之乱。
安、史死后，河北诸镇拥兵割据，仍举安、史为“二圣”，河北
居民甚至不知孔子为何人。由此可知，河北胡化程度甚深，虽然名义
上是奉唐正朔，文化上却有如异国。唐末契丹兴起，五代时石敬瑭割
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从此以后辽、金、元三代，河北不奉中原正朔达
数百年之久。回溯过去，安史之乱的根本性质，其实不是强藩反叛中
央，毋宁与北魏六镇之乱相似，乃是胡化地区对汉人中央政府的反
扑。唐皇室平乱，甚至借回纥、吐蕃兵力，中国则任外军掠取子女金
帛。于是，这一场战事不啻是不同族群的胡人蕃族在中国土地上争夺
了。
 西北方面，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唐代大量羁縻州府属于安西北
庭，其实是各地民族的虚衔，中央号令很难下达。当地民族突厥、昭
武九姓、回纥等兴衰更迭。东西之间一条丝道的大路，则是河西走
廊。这一古代称“凉州”的地区，自汉代以来是中国防守的要道。河
西走廊自古有大军戍守。因此，不论西域如何变化，中国力量在这一
条通道上常能保持一定的优势。永嘉之后北方大乱，凉州吕光却能在
西陲为中国文化留一片基地，典章文物，足与南朝相比。甚至经过
隋、唐，吐蕃雄张，唐末五代，沙州、瓜州还能自保，可能正因为河
西走廊汉人文化基础深厚之故。另一可以相比的例子是西域的高昌。
在遍地均是胡人族群的环境，本地居民也是许多族群杂处，高昌麴氏
政权却长期保留唐风；由考古所得资料，高昌田制仍依均田制度。此
中缘故，可能由于高昌是丝道上的重要据点，汉人留居者不少，遂能
保持华风。

燕云十六州位置图

四川盆地一度也多移入的外族。三国蜀汉，诸葛亮开拓南中，将
南方“刚狠”蛮夷编为部曲，其中颇多北移蜀地及汉中的南方族群。
蜀亡，不少蜀人又被迁往内地，例如薛氏一族迁入山西，蜀薛遂为三
晋强宗。西晋大乱前夕，大量氐、羌流入四川，布满山谷，当因蜀地
人口外移，留下了诱人的发展空间。唐代剑南号为膏腴之地，唐室有
难，玄宗、僖宗两次幸蜀，可知蜀地是关中的后方。但在吐蕃兴起，
南诏立国，四川又腹背受敌成为前线。吐蕃侵入剑南时，经常大掠汉
人，驱赶入番地。即使没有这一强敌，分布在四川山地的当地部落也
常掠取人口，转卖为奴，辗转易手多次，从此不能回来。川西凉山彝
家，曾有黑白之分，黑彝是主人，白彝是被奴役的人众。溯其来历，
可以远至中古的转卖人口及奴役降伏的邻部。
长江以南的情形，与北方大不相同。东汉以来，北方人口不断南
移，汉人遭逢的南方原居族群，在东汉及三国时以山越为盛，东晋南
朝则有较为细致的区分，至少有溪、洞、蛮、僚诸种。这些民族的体
质人类学分类，甚至语言分类，今日已难以考订。大率言之，南方土
著都是农耕生活，在汉人强大的文化与经济优势挤压之下，大多迅速
同化，成为编户齐民。然而，总有一些或是原来分布山峒岭谷的聚
落，或是有意迁移逃离汉人开拓的人群，凡此即唐以后仍见于长江以
南，岭表海隅的苗、蛮、瑶、洞、黎、畲诸种，只能在分割为小块的
地区存活。因此，南方的民族关系，不若北方紧张；当然，汉人南
下，冲突还是在所难免，只是痕迹不如北方之深。
汉人南下，自己以先来后到仍有类聚群分，冲突也时时有之。三
国时江南已大有人众；永嘉之乱后，南渡的新移民建立了东晋政权。
江南旧人并不心服，东晋能立足江南，经王导努力调和新旧，始得吴
地人心。东渡大族终于不能在吴郡置产，只能在会稽发展——这也是
汉人之间先来后到的紧张关系。北方渡江人口，若不是大族集体行
动，也须聚众结帮。所谓“行主”是逃难道路上的领袖，可以称之为
“流民帅”，一旦定居，他们即转化为地方豪强。南朝中央政令，通
常不能下达今日江西、湖南，更遑论广东、福建。流民南下途径，大
致沿湘、赣二水逐次南移，或循支流河谷歧路分布于可以开垦的地
方。若以此原则寻索，几条大路必是沿河谷、越山垭，成树枝形开
展。而大路及重要的分支路线，就是都邑次第出现之处。道路网络间
的隙地，则往往即土著较多的郊野山岭。大路上语音可通，隙地则方
言繁杂。这些方言，或相当受原来土著的语言的影响。今日客家移徙
轨迹，其实都在大路上，他们与“本地”的紧张关系，殆自永嘉以来
常在“集体记忆”之中。
西南及广州、交州的土著民族，种类多、分布广，中古时代的汉
人移徙，还未能深入。当地聚落，各有地方豪强，接受中央封号，是
另一形式的羁縻而已，高凉州冼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云南的土著，
诸葛亮经营南中，也只能与地方领袖合作，至多将孟获接到成都任
职，当地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不易动摇。至于南诏兴起，则应在中
古国际格局中讨论，不必在本节赘述。
总结本节，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
“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
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
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九、中国对外关系
中古前期，中国承受西方、北方与东方三方面胡人入侵。中国北
方长期沦为战场。这些外族在入侵之初，或是刚从有组织的政治实体
崩解（如匈奴），或是还未结合为大型组织（如羌人）。后期入侵的
鲜卑拓跋部，则是在形成大型部落的过程中进入中国，又因应中国的
帝国模式，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改组，以致既有离散部落，将人众纳入
“编户齐民”之外，又有北边六镇军人逆向保持胡化，反扑已经汉化
的中央，又再经历第二次的汉化。因此，在中古的前期，中国北部对
外关系承受着诸族入侵的交互作用，每当草原上的主力进入中国后，
接续就会出现新的力量重新组合草原上的余众。最为显著可见的现
象，即拓跋部进入中国后，漠南有柔然与突厥的兴起，中亚有昭武九
姓的活动。这些新兴力量还未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对于当时的中
国，除了形成塞外的威胁，并未构成列国体制秩序。北魏与其继承者
北周、北齐，只是延续中国传统的策略，双方战守互市，也时有借突
厥制柔然的远交近攻策略。隋唐未统一中国前，北边已有了统一草原
的突厥，东至海，西至中亚。
西面的丝道交通不绝如缕，即使这条路线上的大小政治实体，时
起时落，转口的商运依然可以将商品递送到两端及沿线的市场。那时
中亚并没有强大的帝国，只是先后笼罩在柔然与突厥的势力之下。中
国西陲则有吐谷浑遮绝丝道。波斯帝国与中国的北魏与北周，中隔中
亚的许多民族，彼此没有直接关系。吐蕃还未强大。中国的西南地
区，三国蜀汉留下的统治机构，在南朝时渐失功能，然而南中（云
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也还没有强大的势力，足以为一方之雄。在东
方海外，日本承受中国文化的程度，还未有跃进。朝鲜半岛分裂为三
个国家，则与东吴及南朝已有浮海来往。是以至今日本名词中还有冠
以“吴”称的事物。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情势还是内陷的格
局，各方面的民族聚集于中国，却没有发扬扩大的气势。
中古后期，隋唐统一了中国，中国周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围绕
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与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突厥
是一个庞大而强盛的草原帝国。北朝晚期，突厥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
力量。中国统一前夕，隋唐都曾与突厥角力，各有胜负。隋末中国纷
乱，群雄逐鹿，北边的地方势力，包括唐高祖，都曾向突厥称臣，希
望依突厥为后援。但是突厥旋即内乱，分裂为东突厥与西突厥。西突
厥又分裂为十姓部落。东突厥则为唐太宗击败，颉利可汗被擒，突厥
解散为许多服属于唐的部族。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上唐太宗
“天可汗”的尊号，并且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道”的驿道，其实即跨
越今日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道北线。这一“天可汗”的尊号，史无
前例，象征中国掌握了草原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天可汗的优势也未
能维持很久，安史之乱以后，中国不能控制北方边防线。铁勒、回鹘
渐成中亚的强大势力；唐末，东北的契丹兴起，终于组织了兼具胡汉
文化的北方大国。
 盛唐文化势力范围及亚洲形势图

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时，在突厥故地设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唐
室在边外降伏的外族土地上设置羁縻州县及都护府，其长官仍由该部
族首长充任，并为世袭。这种羁縻州府实际上是自治单位，唐朝中央
政府只是赋予首长勋位、官位的名义，与内地的地方政府不同。羁縻
州府有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各级，隶属于关内、河北、陇右、剑
南、江南、岭南诸道。东西两极边，事实上未能持久为唐帝国所有，
高宗朝以后，东西两边均已内缩。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帝国势力最
盛，安西四镇仍在中国手中，并有军队戍守。东边安东都护从朝鲜半
岛西撤至辽河边上，未能再回到平壤的治所。
羁縻州府的制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于四邻外族的宗主权。如果
以内地诸道为中国本部，则羁縻州府是外延的延长线，形成本部的外
围。
羁縻州府所属外族，如在当地民族斗争中失败，唐政府会将那些
外族迁徙于内地，建立侨置的州府，其首领仍是原有的首领。内迁侨
置州府，以今日甘肃、陕西、山西为最多。这些侨置州府维持真正自
治的时间久暂不一，有的很快即离散或同化，有的则保持相当程度的
自治，可有数代之久。例如，回鹘于9世纪内乱，其中一部分内徙山西
太原，长期保留部落，最后合并于唐末的沙陀李克用部。
羁縻州府的制度，未见于汉代。汉代在西域设的都护是中央官
员，功能为监督西域诸属国；屯田戍卒，如河西敦煌居延各地的侯
官，属于边塞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汉代内地有少数民族的郡县，则有
“道”的单位来管理新附外族，如蜀郡有拊循蛮夷的若干“道”，日
久之后，这些道也改制为县。少数民族的首领，或有封号，如“归义
越侯”之类。唐制并非完全首创，隋代已有少数前例，但未大规模普
遍设置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制度，则与唐制相当接近，唯以有少数
民族分布的内地省份为多。明代在东北设立卫所，以当地首领充任长
官（如建州卫），同时又不属内地的卫所，与唐制最为接近。
唐帝国更向外延伸的一圈是一些册封所及的外国。朝鲜半岛的三
个国家，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也屡次介入该地的事务，隋唐两
代多次征辽失败。但在唐太宗以后朝鲜各国与中国来往频繁，接受汉
文化的程度十分深刻，自此以后，常为中国册封制度中最为友好亲密
的国家。日本侵犯朝鲜半岛，中国也出力救援。
日本是另一个独立国，但属于唐代册封体制圈内。南北朝时，日
本与南朝的刘宋颇有来往。隋代开始有遣隋使来中国。日本大化改新
（645）以后，建立以唐制为模本的律令制度，组织了汉化的政府，派
遣学生、学僧、工匠等来华学习，并且在中国文字基础上创制了“假
名”作为拼音字母，是朝鲜半岛三国之外，一个深度汉化的国家。东
北边外的靺鞨族则建立了渤海国，其政府制度也仿唐制。
中国东方的这几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及渤海，都
曾接受大批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的箕子传统之外，东汉以至南北朝，
中国内乱，辽东为内地人民避难之地；半岛上曾有汉代设立的乐浪、
带方、玄菟等郡，内地移民当亦可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陷失
隋军不少，都在半岛落户。在弥生时代，曾有大批大陆移民陆续移居
日本，在九州地区为多。日本传说，秦始皇后裔弓月君曾率中国人经
过朝鲜移居日本，这些人民被称为“秦人”；又有一位号为汉灵帝王
子，名为阿知使主，率领汉人移居日本，这些人称为“新汉人”。今
日日本姓氏，还有秦姓、吴姓，自称为秦人、吴人之后。更可注意
者，遣唐使的出发地常为九州，而使团人物也以九州人士为主，是则
中国移民之后可能是促进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
凡此东方诸国，其与唐帝国的关系，政治上为册封体制，文化上
为模仿中国。工艺方面也是如此，却又各有自己发展特色，例如朝鲜
的织锦、日本的冶炼，精美程度还胜于中国产品。朝鲜与日本的儒学
与佛教，发展十分迅速，既承受中国的传统，又开展出自己的传统。
但是，中国与这些东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从来不能与中西之间海陆两
路丝道之规模及影响相比。其中缘故，当在这些东方国家的物产与中
国的物产同质性甚高，缺少互补的需求，遂不能有经济上的互相依存
关系。
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在汉代以来，即曾接受中国封号。以高句
丽为例，汉封“高句丽王”，东晋则封授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
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兼有中国官职名衔及五等爵。
日本在汉代受“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南朝宋代，日本贡使转持国
书，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
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刘宋不许，仅授予“安东将军、倭
国王”。其时，百济国王已有“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百济王”
的封号，从这一事件看来，日本早有扩展野心，希冀以中国封授的虚
号取得合法控制朝鲜的权力，亦即一方面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
面狐假虎威，建立自己在邻近地区的霸权。册封制度，在当时不是空
洞的仪式，而是具有实质权力分配的层级组织。唐代实力比刘宋强
大，但对于日本并不假以羁縻州府职衔，是以不将日本列入帝国结构
的第二圈，而置之于第三圈的朝贡属国之列。
吐蕃、南诏与唐朝间，又是另一种关系。吐蕃是羌人在西藏高原
建立的大国，其兴起时间相当隋唐之成立统一大帝国。唐初，吐蕃已
颇为强盛，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和亲弃宗弄赞。吐蕃王除了娶唐朝
公主，也娶尼泊尔的公主，正反映其在文化上与政治上居于中印之间
的地位。唐初，唐朝击败东西两突厥，“天可汗”的威胁，西端远达
中亚，安西都护的四镇是唐朝势力的西端末梢。吐蕃在内部统一，并
击败尼泊尔后，曾尝试伸张势力于西域。但是为河西走廊至安西四镇
的实力所阻，只能经由喀喇昆仑，西南下山，接通旧的东女国取得食
盐的商道，伸入西域南部。唐高宗、则天两朝，唐朝多次失去四镇，
又取回四镇。唐朝的策略是以这一条国防延长线隔绝吐蕃与突厥诸部
之间，保持丝道畅通。
其时 ，波 斯 萨 珊 朝已 受新兴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 大
食”）北上的威胁。中亚形势遂成为多角的斗争。其中各方战略考
虑，未必全为丝道上的经济利益，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土扩张及控
制中亚这一片四战之地。丝道的经济利益之受益者，是绿洲上的小国
及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吐蕃、大食与后来先后介入的突骑施与回纥，
都志在收取丝道上诸国的税收。唐朝则以东亚大帝国，始终力图保持
西域的霸权。唐朝削弱了突厥及草原其他势力的力量，但西北一路，
孤军独悬，补给线太长，于是虽有王孝杰、郭元振时的大胜，也有高
仙芝在怛罗斯城的大败。中国在开元、天宝时，国力最盛，安史之
乱，陇右及西域军队都内调投入内战。朔方兵与回纥马，全力东顾，
吐蕃在西陲有了扩张的机会。安史之乱后，吐蕃成为庞大帝国，凤翔
以西领土均为吐蕃占领。吐蕃还一度攻陷长安。建中四年（783），唐
蕃会盟，北方以泾陇为界，南方以大渡河为界。唐代与邻居的关系，
经常是宗主身份，受制于吐蕃，是为仅见。在中亚的多角斗争中，唐
代曾有远交近攻的策略，打算联合大食、回鹘以制吐蕃。德宗朝名相
李泌即有此计划，但终未能实现。河陇长期为蕃有，河西张议潮叛蕃
回归朝廷。然而，宋代西边，难得跨越维州（后更名为“威州”，在
今四川的西北部）。藏地文化方面，藏传佛教结合本土与印度文化，
中国文化也未有发展机会。
南诏是中国西南的新兴政权，据称是汉代哀牢夷后人，原有六
诏，亦即六个领袖管治下的部族，分布于云南、贵州及川南。民族血
缘上应与今日的泰国有关，文化则是在土著文化上添加汉、藏两个文
化。六诏中的蒙舍诏于唐玄宗开元末统一了六诏，玄宗封为云南王，
德宗时改封为南诏王，其疆域包括中国西南及泰、缅、越、老挝的邻
近部分，逐渐将东西两翼及西南诸蛮合并为一大国。唐盛时，在这一
带设了不少羁縻州府，隶属剑南道，吐蕃兴起，南诏因其文化渊源，
遂服属于吐蕃，助其侵轶剑南，并吞诸蛮。南诏位于西南，群山之中
有一条贸易路线，今日称为“第三条丝道”，联系中国西北与西南，
延伸到中南半岛及孟加拉湾地区。贸易方式主要是区间转输，不是直
接贸易，商品种类以换取北方及中国产品的南方的盐、铜为主。
吐蕃与南诏在唐帝国的大圈子内独立性相当强，不像东方朝鲜半
岛诸国，纳于册封体制。这两个国家形成于唐时，但延续颇久。南诏
后来是宋元时代的大理，长期维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元时为梁王封
地，明代始为行省。西南诸地的土司，颇多源自元代者。
综合言之，隋唐的中国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
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服，形
成一个无可匹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
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及
回纥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
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
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的关系。至于以印度为中心的
南亚世界，于中亚有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但于东亚则以文化交流为
主，最可见的部分即佛教先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后又有海陆两道与印
度交通，中国直接输入佛教及印度文化，并转输朝鲜半岛及日本。东
亚世界的商品经由海陆两道，与中东交易，并转运到欧洲。陆上丝道
的利益，为中亚及中东诸国分润。海上交通的受益者是波斯、阿拉
伯、犹太及印度的航商。中途的港口诸地所承受的影响，则是在航线
上的诸小国，但其蔚然成为富裕的东南亚，还须在唐宋之际及以后。
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于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
后，在中古后半段，中国是开张的，遂成为东亚文化经济与政治秩序
的中心。
十、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比较
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属于同一时代，只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
延伸到1258年，时间跨度比唐帝国长。这两大帝国，既是政治秩序，
也各自代表一个文化圈。两个帝国的疆域，在中亚相接，两个帝国的
领土横跨亚欧非大陆，以致当时的文明世界，只有地中海以北的欧洲
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不在两大势力的统治范围之内。唐代中国与伊斯
兰世界之间曾有过正面冲突，那时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开国不久，初
试啼声，就击败了中国远征中亚的戍军。然而，伊斯兰文化笼罩的江
山，却是被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大军冲垮！
如众周知，伊斯兰世界在穆罕默德手上，由一个阿拉伯半岛的新
兴教派，迅速扩张，终于膨胀为地跨三洲的庞大帝国。这一宗教特
性，在人类史非常罕见。在穆罕默德632年逝世前，伊斯兰已经征服了
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他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事实上是宗教领袖，
其政治权威却是次要的，重要性甚至远不及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功能。
四大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亲戚与创业伙伴，他们经由选举才有此权
威。有选举权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徒），最初只包括穆罕默德在
麦加与麦地那两地的信众，然后才扩充及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倭马亚王朝（661—750）是穆罕默德亲属部族建立的，哈里发的
继承，由现任哈里发指定自己儿子接位。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的朝
代，阿拉伯穆斯林地位最高，别的民族的穆斯林次之，未皈依的一般
外族又次之，奴隶（大多数是战争中掳获的俘虏）地位最低。
阿拔斯王朝的皇位继承，是父子相继。阿拉伯文化在阿拔斯王朝
已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文化。外族，不论是波斯人，还是欧洲人或非
洲人，在这一普世的庞大文化体系中，却也是可以参与的成员。当
然，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地位仍旧不同。

阿拉伯帝国疆域图

相对而言，唐帝国的社会结构就不同了。唐代以前，诸民族间的
战争，曾有南北朝时民族间的不平等，甚至中国人之间，还有世家大
族与一般庶民的不平等。经过数百年的激荡与消融，唐代的社会基本
上又回到汉代以编户齐民为基盘。唐初，胡汉的区别已经泯灭，唐代
中叶以后，世家大族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减。经过考试进入文官体系的
儒生，逐渐构成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进入这一阶层的门户，基本上
是开放的，即使财富与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仍使贫寒之士难以与富
贵子弟对抗，但唐帝国的阶级分化，还不似伊斯兰世界的情形严重。
伊斯兰世界的政府结构，最初相当松弛。四大哈里发时代，每一
个新征服的地区，除必须缴纳重税之外，当地的统治各随其俗，仍由
原有的统治阶层接受伊斯兰中央的指令。倭马亚王朝的治理方法，承
继波斯与拜占庭两个来源的影响，将帝国的庞大公民划分为几个省份
管理，而每一省份的治理方式，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当地传统，倭马亚
王朝是“分而治之”的皇朝。
阿拔斯王朝则已发展成为中央集权。这一朝代是靠东部霍拉桑
（Khorasan）地区，大致包括今阿姆河上、中游以西的阿富汗中、西
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和伊朗东北部等地区支持的。虽然整个伊斯兰
世界迅速地阿拉伯化，阿拉伯语文是全国共同的语言文字，然而帝国
各处，都是哈里发的子民。哈里发大权独揽，他是真主安拉的代言
人，宗教权、司法权、军权、行政权集中于一身。中央有执行上述四
种权力的个别部门，各省也是四项权力分立，各自听命于中央。中央
政府有侦伺消息的情报警察系统，配合一个无远弗届的驿传制度，传
递信息与指令，中央政府的控制是相当牢固的。
唐帝国的政治系统则继承中国已发展甚久的一套制度，皇帝承受
天命治理天下，由一个文官体系辅佐。这一文官为主的行政组织，在
中央实行决策、执行与考核监察的三权分立。后来，决策的中书省与
考核的门下省长官，合组为集议制的宰相群（中书门下平章事），执
行业务则分属六部掌理，司法权却独立向皇帝负责。当时的宗教，
佛、道共存，而儒家的理念是文化主流。中国没有相当于伊斯兰的宗
教权，即使道教号为国教，道士与佛教的僧侣却都受礼部专设司官的
管辖。
至于军人的地位：伊斯兰初创时，教众人人皆兵，教团本身是一
个战斗体。倭马亚王朝的军队，人数增多，穆斯林未必都服兵役，其
他族群军人组成作战单位，由穆斯林军官指挥。常备军已职业化，领
取一定的军饷。但有大征战时，穆斯林还受征召出征。阿拔斯王朝有
一支皇室直接指挥的禁卫军，战斗力最强，先是由一些阿拉伯部落柏
柏尔与贝都因的战士充任，后来则从东方各族选募勇力之士。最后，
最能作战的军队是突厥族的专业军人，甚至军官也渐渐由突厥人出
任。有些禁卫军的指挥官是宫中宦官。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将军跋
扈，任意拥立废黜君王，年轻的哈里发如同傀儡。各省总督也往往割
据自立。“苏丹”（指挥官）的名衔竟如君主，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国
君，遂以苏丹为号，不再是哈里发了。
唐帝国的军人之地位，竟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先是沿袭北周的
府兵制，世袭军人来自有地位、有恒产的府兵家族。无事时农耕，免
去赋役，有事时征召入伍。玄宗时开始有了招募的彍骑，由职业军人
担任皇室直属的常备军。边境设有节度使，其指挥的军队颇多胡人，
安史之乱即东北边疆的胡族军人进犯中央。安史之乱后，不仅河北藩
镇割据，内地也设了一些节镇，遂启五代的分崩离析。皇室又有由宦
官指挥的神策军，这一支禁卫军，不断废置君主，宦官专擅朝政，唐
终于因此灭亡。两大帝国都有开疆辟土的大征伐，而军人权力之扩
张，以致不可制，东方西方，若合符节。
东西两个帝国，都孕育出辉煌的文化。伊斯兰教原是阿拉伯沙漠
的宗教，但能够吸收波斯祆教、基督教（东正教）及犹太教的教义，
组织以简单一神信仰为主体的宗教体系。在其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
政权又大量翻译希腊与波斯和印度的文学、哲学与学术著作为阿拉伯
文，使新起的阿拉伯文成为内容丰富的语文。他们在这一基础上取精
用宏，更上层楼，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阿拉伯文化在天文学、数学、
历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成就，令人佩服。
印度文化随佛教东传中国，中亚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也随外
商进入中国。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并且收纳了北
方胡人及外面输入的文化因素，同样取精用宏。唐代中国的文化成就
也是灿烂可观。唐代社会开放，外来人才颇有发挥余地，高丽人可为
将（高仙芝），越南人可任宰相（姜公辅），日本人可服务朝廷（晁
衡）。这一现象也与阿拔斯王朝进用各族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大帝国都有强大的动能，活泼的开创性，以开放的胸襟吸纳
外来文化的精华，因此能涵盖广大地区，凝聚不同成分，同化许多地
方或族群文化，遂缔造为中古的普世秩序。
中国与伊斯兰，两个普世秩序，都能维系庞大人群达千年之久。
若从其中心思想言，两者大相径庭。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人对唯
一真神的无条件服从与尊崇，人的地位十分卑下，但又因为这一种真
神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信仰本质遂是排他的。儒、道、佛三家融合
为中国普世秩序的中心思想，“人”是尊贵的，“人心”是宇宙万物
观照与理解之所在。佛教“境由心造”与儒家“事在人为”两项观
念，在中国融合为一。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对而言，前者借重
于人以外的神力，后者注视于人的内在完美。
两个文化系统不易比较。上面的对比，已可显示中国文化与伊斯
兰文化之间，差异太多。若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军人的跋扈，却也
不是巧合，应可由组织系统中分工与功能平衡的角度分析，其实未必
与任何文化系统的本质有所关联。
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
纪—15世纪）
 中国文明更进一步扩大到东亚以外。面对其他文明的挑战，
冲突与融合是最常上演的戏码。许多外来民族的扩张，尤其蒙古
西征，将东亚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建构成一大片交流融合的地
区。于是，中国的经济网络扩大了，而中国型思想也更坚实地形
成一个完足的思想系统。经过这一次转换，中国与东亚几乎已不
可分隔！
一、中古后期的中国与列国体制
一般中国历史的排列方式，唐宋联称，视为中国的统一王朝。实
质上，宋代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不能与唐代早期的中国相
比。在第四章中，我们已说过唐太宗至玄宗时代的形势，中国是当时
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在“天可汗”的秩序下，中国建立了许多羁縻州
府，收揽不同的外族于大唐帝国的霸权之下。但是，也正因为大唐帝
国包罗四方，有些外族遂得以自由进入中国。中亚与北方草原上民族
斗争中，有些失去故有土地的部族，即以备置羁縻州府的方式移徙中
国内地，分布地区遍及今日陕、甘、晋、冀各省。北边沿边的胡族，
依塞居住，在安史之乱以前，或贸易，或充军伍，与汉人杂居。中国
北方（今内蒙古、辽冀诸省）胡化甚深，安史之乱即胡化地区挑战中
央，而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形同独立，延续了胡化的文化传统。
在这一基础上，中原与北族对抗的形势，遂由长城代表的农牧交界，
南移为以北方中间地带分隔的南北对峙。
五代虽有五个朝代之名，其中后唐、后晋都是沙陀军事集团建立
的，后汉、后周（宋代开国之君所隶属的集团）毋宁仍是上述胡汉混
合军事集团蜕变的势力。五代的中原，既是混战的局面，也始终承受
北方契丹的压力。宋代建国，也不能摆脱受制于契丹（后来改名为
辽）之困境。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后，宋代的国防线退到今日河北中
部与山西东北部。辽为女真（金）取代，金又为蒙古（元）取代。中
国的北方国防线一步一步南撤到黄河，又南撤到江淮。在蒙古已兴
起，女真犹未灭亡之时，中国由北而南，有蒙、金、宋三个地区的抗
争。
南宋能在江南偏安，其实也只是依靠南方在安史之乱后发展的丰
厚经济力量。五代十国中，九国（吴、闽、南唐、吴越、南汉、荆
南、楚、前蜀与后蜀）实质上是汉人在南方建立的国家。宋与辽金元
是长期胡汉对峙形势。在对抗的过程中，宋人始终处于劣势，屡败于
辽，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有过百年和平，这是以大量岁币换来
的！宋辽之间的名分，虽没有后晋儿皇帝的窘况，也未免自称弟位，
受尽委屈。宋于金元，当然更为可怜，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元，
虽欲称臣而不可得！
宋人西北，有一西夏，本是唐代吐谷浑故地。吐谷浑是一个鲜卑
贵族统治羌人的部族国家。西夏地居蒙古草原与西藏高原南北交接之
处，本来是五方杂处的地方，西夏党项部族唐古特，其实也是多民族
的混合。西夏以蕞尔小国，存在两百年之久，竟也成宋人西陲大患，
宋对西夏战争不利，不得不以岁币换取和平。
西藏高原的吐蕃，在唐代逐渐兴起，吸收了中印两大文明，蔚为
唐代的西方大国。安史之乱，吐蕃侵略河西陇右及今日四川的西北
部，唐蕃八次会盟，双方大致是平等地位。但是吐蕃军队曾多次侵入
关中及剑南，唐人也是无可奈何。宋代的吐蕃，由于不断受回鹘的侵
削，实力大不如前，终于向辽人称臣纳贡。宋人与吐蕃之间，纠纷不
多，然而宋人也至多无须受败亡之辱。
在西南方，南诏于唐代兴起，统一今日云南的六诏，文化上兼收
唐朝、吐蕃与南传佛教的影响，自成一个格局。宋代初起，玉斧划
江，将西南置于域外，在这一汉代已入帝国版图的西南地区，段氏大
理继南诏而为独立国家存在三百多年（937—1253），到蒙古取道西南
迂回伐宋时，大理才为蒙古征服。
 中国的东方，朝鲜半岛长期接受中国文化，汉化程度很深。经过
隋唐多次征伐，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都受唐廷封
号时常朝贡。宋代的朝鲜半岛已为高丽统一，对于宋、辽、金、元都
朝贡不断，即使南宋已偏安江南，高丽仍由海道保持与宋人的来往。
高丽汉化虽深，却不再是宋人的属国，所谓朝贡，毋宁是为了贸易。
日本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在文字、官制、律
令、宗教方面都抄袭中国。隋唐时，日本当局还要求中国册封，以取
得当时东亚最大帝国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宋辽金元时期，日本却已
不再领有这些大陆政权的封号。
中国 东南 海 外 ， 最为 邻近的地区是交趾支那半岛（今中南 半
岛）。这一地区的北部，在汉代即已设立郡县——交州。南朝时，交
州也在疆域之内，隋唐时亦是中国直接统治的地区。唐末大乱，中央
政令不能及于交州，该地区形同独立。先是占城真腊屡年进贡，宋人
于1119年及1120年先后封其国主为国王，亦即承认其独立自主的地
位。南宋立国之初，更封交趾的统治者为交趾郡王，又于1162年封李
天祚为安南都护南平王，多少还是羁縻州府的地位。1174年，宋改封
李氏为安南国王，从此中南半岛不复为中国郡县。
因此，环顾中国内外，宋人于辽、金、元、西夏，都处于劣势，
于高丽、日本、大理也没有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南半岛之国，虽对宋
人有频繁的朝贡来往，而且接受宋人册封，实质上朝贡只是官方的贸
易关系，宋人的宗主国身份并无实力为后盾。
宋人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而面对北方的强邻，宋人可谓居于
弱者的地位。东亚世界显然已是一个列国共存的国际社会。在这一国
际社会中，合纵连横，盟会与战争，都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也受经济
利益的影响。岁币是以财富移转的方式换取和平，而相对地位的安
排，例如朝贡与册封，可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则又是以国际关系换
取经济利益了。
 汉唐的中国，有一个多重同心圆的网络，以安排中国与四邻的关
系，遵循古代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叠合的理想形态，五服或九服的结
构中，中国居于中央，由此一层一层推展不同的政治单元与中国的相
对关系。册封朝贡的制度由此而编织列国于天朝上国的四周。汉代的
归义侯王及唐代的羁縻州府，加上屯戍的军队，也都是维持普世帝国
秩序功能的运作方式。唐中叶以后，这一理想秩序已明显崩溃，宋代
的中国本部已不再有普世帝国的格局，中国其他部分的辽、金、元，
都是由部族国家进入中国。在制度方面，他们必须保留自族的传统，
又难免吸纳帝国的框架，却终于是两者的凑合，不能发展为普世帝
国。虽以蒙古的狂飙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庞大军事帝国，却
不能整合为一个普世秩序，终于难免分崩离析，解散为几个地方性的
汗国。
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普世帝国的朝
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
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
如圆凿方枘，不能兼容！
中亚地区，已超越中国的内部及近邻；于中古时代的晚期，中亚
的列国关系竟也与中国地区的发展，彼此影响，息息相关。唐代国力
强大时，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府远达中亚，其势力可
以达到今阿富汗的河中地区。唐代中衰，不再能顾及中亚，中亚又成
四战之地。
中古时代中亚的纷争，大致有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挟伊斯兰教
而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由中东扩张延伸到中亚地区，改变了当地部族
国家的发展形态；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不少游牧帝国
（或部族联盟）此起彼落，在北方草原上失败的部族余部，都往中亚
迁徙，一波又一波投入中亚列国的斗争。
 若没有上述第一个现象，中国北方流徙中亚的部族，可能正如古
代西迁的匈奴余众一样，逐渐与当地其他民族混合，甚至更往远处移
动。但在有了第一个现象，亦即阿拉伯人在中亚建立了庞大帝国，从
中国北方移徙进入这一地区的部族，也必然组织强大的帝国，并且从
此落地生根。于是中国漠北回鹘大汗的游牧帝国覆亡后，其西迁余众
遂于伊犁河及锡尔河（七河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国（840—1211），
虽有兴衰起伏，却也存在了将近四个世纪。喀喇汗王国不断与操伊朗
语的伊斯兰政权萨曼王朝斗争。祖居也在中国北方的突厥人，有不少
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军人，其中有一支的领袖，担任阿拉伯帝国在东方
（ 霍拉 桑 ）的 总督 ， 却 于962年割据自立，建立吉兹尼朝（962—
1041）。突厥人的后代与回鹘人的后代，又在中亚对峙许久。而喀喇
汗王国的领袖自称“桃花石汗”，在中亚语汇中，这一个名词即指
“中国”，可见西徙的回鹘即使已在此立足数百年，还是自认来自中
国。
在辽 国覆 亡 时 ， 辽宗 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中亚建立西 辽
（1124—1218），他们的对手则是来自中亚的塞尔柱人。西辽带来的
“契丹”一名，演变为今日西方语言中的“Cathay”，当作“中国”
的名称。
最后最严重的一次冲击是蒙古西征。从中国北方的草原，一波又
一波，蒙古的铁骑征服了中亚诸国，兵锋直指阿拉伯帝国的心脏地
区。
上述喀喇汗国与西辽进入中亚的历史，如从广义的“中国”讨
论，则是来自中国的民族因迁徙中亚，卷入中亚的列国斗争。这一地
区终于伊斯兰化，但是当地的大小政治势力，并未因为伊斯兰普世宗
教的影响组织了普世性的政权。民族的认同，也在中亚呈现为列国竞
争的多国体制。
 五代至宋代的中国本部，北方的强大游牧国家以及东方与南方新
兴的大小国家，构成中古后期的列国多元社会。当然，这一国际社会
的诸国，虽已不在普世帝国的秩序之中，却也没有经历欧洲前近代民
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东方中亚与东亚的列国社会，终究未曾发展为近
代以民族为主权国家实体的国际社会。
二、北族政权与汉人世界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族群，曾在中国建立了三个王朝：契丹人
建 立的 辽 （947—1125） 、西辽（1124—1218）；女真人建立的 金
（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1271—1368）。重叠的年数不
计，只从辽代到元代终止，已有四百二十余年，元代顺帝北返蒙古故
地，成吉思汗的子孙仍为后元。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子孙达延汗曾统一
蒙古，迄于17世纪，汗号犹存，但是部落林立，势力分散，蒙古不复
是一个可以确认的政治体。在这一段过程中，瓦剌也先在土木堡之变
俘虏明英宗（1449），以至俺答接受明朝封为顺义王（1571）；其实
蒙古与汉人的明朝，仍是南北对峙的情势。因此，若以10世纪到16世
纪，看作中国近古史上的南北朝，也未为不可！
这三个族群建立的征服王朝，在汉人为主体的历史系统，通常列
为外族入侵，不入正统。但是，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而且大片中国
疆域曾由北族统治，中国人群成分与文化因素，无不经历相当程度的
改变，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于此有所关注。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外来族群进入汉地，居住久了，大致都
接受汉化。然而，汉人地区之外，这些征服王朝还有相当广大的土地
与人民，单从汉化着眼，往往也有失真之处。尤其成吉思汗建立了帝
国，其因为蒙古狂飙而纳入一个庞大统治体系之内的人民，有复杂的
文化背景。中国汉人地区，其实只是几个大汗国之中偏于东边的一部
分而已。辽金势力逊于蒙古，但是他们统治的模式，当为蒙古制度的
前例，此处也可一并论列。
穹庐生涯，迥异农耕。北族取得长城以南的土地人民，必须有一
套分别治理的方法。辽人在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后，统治机构分为
南、北两个枢密院，北院管理已经改编的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
汉人州县。燕云十六州的百姓，仍是汉人文化的生活。这种二元管理
的形式，金、元都遵循，未有很大改变。金人留在东北故地的人不
多，汉化较为迅速。蒙古的情形则不然。成吉思汗灭金之后，将征服
中国汉地的任务交托给木华黎，让其以“国王”名义治理中国北方，
大率也循金人故迹，以中国原有的州县为治理机构。
在这些原有州县的管理之上，金人曾在各处驻扎戍军，称为“猛
安”“谋克”。蒙古也有“探马赤军”，戍防冲要地点。元时河北关
陕，遂有汉人军万户，以地方豪强的武力为之，但在万户之上，必有
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监督地方军政。这种驻防戍军制度，在清代
也有驻防旗营，由满人出任将军驻守要地。
蒙古征服南宋是在西征大事扩张之后，因此蒙古自己的军队已大
都分散在中亚、中东与西北。当初，随木华黎进入汉地的蒙古军队，
只是大汗武装力量的一小部分。经过西征分兵四讨，后来由蒙哥、贵
由、忽必烈诸大汗经营中国的军队，很多是从西北与中亚征发的“签
军”。因此，驻守各地的探马赤军，实际上已是不同族群混合的部
队，其族群成分极为复杂。明代兴起，蒙古政权回到大漠南北的人众
只有六个“万户”，那些探马赤军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了！中国的人
口，也因此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
不仅中国汉地有此人口成分的改变，蒙古西征常将一批新征服领
土的壮丁签发征军，参加下一步的征伐。成吉思汗时如此，后来西方
几个汗国也都如此，用此方法不断征服，不断扩张。欧亚大陆中间这
一大片，今天称为“内亚”的地区，经过蒙古狂飙，其人口成分实已
大为混合，无复中古时期的旧貌。
不仅蒙古的征讨有此效应，即以西辽而言，辽国为金人灭亡，耶
律大石率领余众西奔，建立西辽于楚河流域，一度成为中亚强大的势
力。直到蒙古别部乃蛮部为成吉思汗击败，乃蛮王子屈出律依托于西
辽，然后反噬又灭了西辽。有了这一经历，西北诸族原来的形势也为
之混合与改组。整体看来，辽、金、元三代出入中国，迭起迭亡，对
于东亚、北亚及中亚的国族与人口都有深远的影响。
草原上的人民，通常分散为部落，平常自有放牧地区，部落之间
也散漫无所归属。至于族群认同，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
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
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
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
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
此一再循环。在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三人之后，草原上先后有了
三次衔接联属的统一局面。辽、金、元三代都从中国吸收经验，蒙古
还从回鹘与西藏吸收更适合于游牧特质的文化因素，虽然蒙古在明代
退回故地，这几百年来的涵化过程并未停止。后元既与明代的汉地中
国激荡，也受到了西藏发展的藏传佛教影响。于是，在政治制度上，
后元虽然再度分散为若干部族，却又能以藏传佛教信仰及蒙古新旧文
字相互联系。从此数百年来，中国北方与西边的草原上，只有一个蒙
古族群。
同时，虽然女真的霸业为时短暂，即为蒙古代兴，但是中国东北
的女真故地，却在明代继续与中国汉地政权激荡，终于在努尔哈赤手
上，满洲又成为东北地区的强大力量。满洲与蒙古之间，虽也有过斗
争，从大的方向看，两个族群的关系，合作多于对抗，这两个东北林
野的渔猎族群与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之间的联系，当以藏传佛教的涵化
为重要力量。其次，满洲文字承袭蒙文，也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共同意
识。清代入关，在形式上，毋宁重演辽金的经验，但满蒙关系之密
切，则是过去几次征服王朝未曾经历的。这是近古以来亚洲北方形势
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以迄近代，草原上不再有过去不断出现的聚散
分合。
 相对而言，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建立于西边的几个汗国，既与中国
附近的元朝对立，彼此之间也斗争多于合作。这些汗国虽然有过耀武
扬威的强大势力，却终未能走向统一，甚至在文化上也逐渐为当地文
化同化，尤以伊斯兰文化的涵化最为彻底。在中亚崛起的帖木儿，虽
然拥立察合台系下的“黄金家族”子孙为汗，自己则采用了苏丹为名
号。同样的，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实际上是伊斯兰国家。东欧与俄属
的鞑靼，也不再有共同的蒙古族群意识。
中国汉地经过三个征服王朝的统治，也承受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中国北方，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腹地。近古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
体的文化活动移向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为藩镇割据，燕云十六
州割为辽有之后，北方更长期为北族统治。辽人用汉官治汉地，韩延
徽、刘守光之辈，在辽国发展为盛族，韩、刘、马、赵均是勋贵之
后，横行一方，其性质与隋唐世家大族迥异。辽金元三代交替之际，
山东、河北的地方豪族，处于三朝易代、南北对峙的夹缝中，遂分别
发展为地方军阀，号为“汉军世侯”，其中严、史、武、张、李、
汪、董诸族割据一方，经历数世，敌友主从常常变易。不仅河北、山
东，关陇之间也有这种地方势力，元末的孛察罕（察罕帖木儿）及其
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出身西域色目人的探马赤军户，结集
民间武装力量，二人势力足可与蒙古功臣世家答失八都鲁与孛罗帖木
儿父子抗衡，而尤胜之，最后竟成为维持元代政权的最后一支武装力
量。这些军阀，也与元末红巾以下，包括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
人的性质一样，都是起自民间，无所凭借。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
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缘故，当是
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征服
王朝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
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
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
权。
简言之，三个征服王朝，一个接一个，累积的长期效果，其遗留
于北族与汉族社会的影响，有其长远的意义。一方面凝聚了北族的共
同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汉族社会性质的若干改变。近古以后，中国
汉地与草原族群的关系，以及汉地南北分野十分显著，大约都与这四
百年来的变化有关。
三、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在“天可汗”的秩序为列国并存的多元体制取代之后，东亚各地
区的经济关系却并未随之而疏远。相对的，宋元时代，东亚诸国发展
了相当密切的经济网络。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北方成为战场，几条平行的东西通道则可能
仍有发展。北方几个庞大游牧族群频繁互动，有战争，也有物质的交
换及人口的移动。中亚的区间及区内有粟特商人来往各处。考古所
见，常有多种语文的契约文书与账册，可以窥见活跃的商业活动。交
通中心，例如高昌与瓜州、沙州的河西走廊，都以蕞尔一地，颇能自
立于当世。这些地方，在剧烈的族群斗争中，居然能卓然自立，全由
于位置冲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中国北方、西北与中亚，先有突厥与中国争夺霸权，后有回纥、
吐蕃、大食（伊斯兰势力的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纵横捭
阖。虽然道路不如在同一政治权力圈内畅通无阻，然而随着战争而
来，必有相当数量人口与物质的移动，信息的交换也必然十分频繁。
在中古后期，中国北方逐渐凝聚为几个强大的政治体：辽、金、西
夏、元及蒙古的汗国，中亚也经过伊斯兰化过程，逐渐整合为庞大的
帝国。这些政治势力保持了自己控制地区内的安定，也能以集合体的
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官式交易。最显著的个案，则是中国以丝帛交换
草原的马匹。唐代与回纥之间，这一项目的交易，数量是相当巨大
的。宋代与辽及西夏之间的条约，包括大量的岁币，以中国的丝帛换
取和平。茶马的交易也不断在边界进行。中国付出的岁币，数量极
大，动辄一年数十万匹丝帛。辽与西夏，必然又将这些丝帛转贩于西
方世界，博取利润。是以，这样的国际条约，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攫取
长程贸易的商品。
蒙古狂飙，建立横亘东亚与中亚的庞大势力。征服的战争本是残
酷的毁灭；另一方面，蒙古对于征服地区的商业活动以及手工业生
产，反而相当支持。蒙古大汗世界的东西驿道，通行无阻。即使诸汗
国之间有权力斗争，遮绝道路之举也只是偶尔有之，长程的商业活动
大体上还是相当活跃。中亚的商人，在元朝统治的中国，号为“色
目”，为元廷服务，甚至担任元廷的官职。其中缘故，即在于这些能
算会写的商人，正补足了蒙古骑士“略输文采”的缺点。色目是一个
内涵复杂的集体名词，意指来自西方的各种不同族群的成员：包括粟
特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欧洲人；如果马可·波罗确有其人，
也当是其中一员！这群活跃于东西商路上的人物（不论是陆路还是海
路），见证了一个巨大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形。
中国在中古时期发展的国际贸易商品，主要是丝帛、瓷器、茶与
铁器。唐代是以丝帛为最大宗外销商品，但是宋代时中亚与日本朝鲜
也都有了自己擅长的丝织品，中国的丝帛不能再专利于一时。宋代的
瓷器生产，却有长足进展。唐代名窑，多在北方。五代以后，南方产
瓷的数量与种类，都超迈前人。中国的冶铁工业在宋代也颇有发展。
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十五万吨，相
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业产量大增于前，已是一般平民
都能享受的饮料。茶也由北边西传，成为国际贸易商品。一些地方性
商品，例如西南出产的盐，也是贩往中国北方的重要商品。
五代时，十国之中，九个在南方。一方面由于南方不是逐鹿中原
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因南方的经济力量十分充盈。上述瓷、铁、茶
诸项商品，都以南方为主要产地。外销商品的路线，海道运输量大又
安全，远胜于陆路千里驮运之苦。以瓷器为例，经过海道，中国瓷器
销售于东南亚、印度，而终点则为经过波斯湾或红海，销售于中东，
又转运到欧洲。红海起岸转运的港口，福斯塔特（Fustat）一地，残
瓷堆积如丘，见证了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由于巨大的外销市
场，南方不少地区都生产瓷器。今日湖南没有瓷窑，但在五代与宋
代，湖南生产的瓷器溯水逾岭运到广州，几乎专为外销之用。考古学
家在长沙附近的瓦渣坪找到大批古窑窑址及瓷器残片，残片上有专为
中东市场烧制的花纹。这些瓷器可说是早期的贸易瓷了。五代的楚位
于湖南，地小兵弱，居然也能自立成为十国之一，实有赖外销贸易的
经济。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为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
镇。四镇之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
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销与国际市场，盛况遂能
持续数百年之久。
南方沿海，颇多重要的国际海运港口。广州与交州，自汉代以来
即外舶云集的要港。宋代交趾已自成一国，广州则繁荣如故。广州的
中东与南海胡贾蕃客，虽经历过黄巢之乱的大屠杀，却仍以广州为贸
易重点。五代的南汉，政事上无可足道，却也能偏安一方，即由于广
州累积的资源十分殷实。
泉州是唐宋元重要的国际港口，中东胡商颇多在此落户。今日泉
州郭、丁诸姓，还可追溯伊斯兰来源。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
泉州，俨然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港口。今日福建已不产瓷器，当
年却有许多瓷窑烧制外销瓷器，遗址还在诉说旧日盛况。五代闽国，
国小人少，居然能割据一方，端赖其外贸的经济资源。吴越也是小
国，但丝帛之利，甲于一时，越瓷名窑（如龙泉窑、哥窑）都在浙
江。明州（今宁波）也是著名国际港口，因此，吴越小国，居然能有
财力修治海塘，开辟水利，竟成当时安乐土，而且在十国中享祚最
久。浙江曾有过摩尼教学院，当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同理，
据有长江下游的吴与南唐，不但是东南财富的中心，扬州也是国际河
港，海船可以溯江而上，直泊扬州。洪州（今南昌）则是由福建逾岭
北上的转运站，也有国际贸易中继点的功能。南唐在十国之中最为殷
富，国内国际市场提供的资源是其立国的基础。四川的前蜀、后蜀，
不仅有天府之国的资源，其与河西、西藏及南诏大理的国际贸易，以
茶盐易马，也是颇为有利。后来，南宋缺马，西南运来马匹，是宋代
军资所需的货源。
由上面所述可知，中古时代的后期，中国在北方与南方都有国际
物质（或商品）的移动。国际交易中，谁是赢家？北方的交易，中国
以丝帛与茶换取马匹与毛皮及其制品。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官方以
丝帛买回鹘马，宋代以岁币输运辽与西夏，在这种交易，中国并不获
利，岁币更是白赔！北方邻国接受丝帛，也不是全为自己的用途。大
量丝帛经过中亚各国，运销于中东及欧洲市场，博取厚利。自从伊斯
兰帝国在中亚与中东建立霸权，海陆两条通道运来的东方商品，包括
中国丝帛、瓷器、纸张与南海的香料，其中继站的伊斯兰国家，专擅
利润。阿拉伯人也在中东仿制中国瓷器，并不成功；丝帛加工，再转
售各处，则利润丰盈。胡商带到中国的货物，以珠宝为多。这些宝
石、珍珠、玉石有的产自非洲，有的出自东南亚，珍珠则以印度洋与
太平洋的暖水为多。中东并无可以贩卖的产品，胡商蕃贾不外顺路转
贩，却在中国可以高价出售。中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上，颇多胡贾与珍
宝的记载。因此，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依仗地理之便，垄断东西贸易的
利润，维持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在大西洋海运开辟之后，中
东地区即丧失了地理优势。伊斯兰世界在15世纪之后渐趋衰落，实与
此一形势的转换有相当的关系。
 中古后期海上丝道路线图

东南与南方海路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中国外销的商品，丝帛、
瓷器、纸张、金属制品……不仅运往中东，也在中途营销。中古航运
沿着陆地边缘航行，从东南港口出发，往北运往日本与朝鲜半岛。这
两处的产业，大多与中国相近，并无显著的互补性。日、韩以高级商
品（如高丽织锦与日本刀剑）换取中国的高级商品（如瓷器、纸张，
甚至建筑佛寺的建材等）。宋代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项目，最值得注意
者为铜斤！此事下面当再论述。
相对东洋贸易，南海的贸易规模大多了。这条航线基本上是由今
日中国的南海沿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绕行至今日印尼，再沿马来半岛
西岸北上，跨过孟加拉湾驶往锡兰，折南沿印度次大陆北航，再跨海
直驶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起岸转运到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航
线经过之处，远达中东，间接连接地中海与欧洲，近者有安南、占
城、真腊……以及今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来往的船舶，不但有中国
船也有印度船、大食（阿拉伯）船，船舶载重数百吨，虽是沿岸行
驶，也已广泛使用罗盘定位。多桅风帆，可以逆风行船。中国商船已
有隔水舱及中轴舵……航海的条件，已经可以有相当确定的航程，也
有相当程度的安全。除了舶长（船主）自己的货物外，中国的海商也
可订货位，自己随船押运到销售商品市场的某一港口售货，再搭回程
商船，载回当地商品，在中国市场出售。
这样的贸易，牵涉海员、商贾、当地牙行以及政府的榷关。往还
于这条航线上的胡贾蕃商，颇有人长期定居于中国港口地区。广州、
泉州、明州，甚至中继港的内地港口，如扬州、洪州，都有外国商贾
长期居留，号为“蕃坊”。同理，中国商人也必可能定居于东南亚诸
处，今日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后代，据称有可以远溯八百年之久的口传
历史，则在宋元时代即已到此定居了。明初郑和七次远征，其海员及
其航海知识，甚至造船技术，均是继承了宋元长程海运经验。郑和以
后，明代闭关自守，但是华南民间与东南亚之间的来往，事实上不曾
中断，于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聚落也长期持续存在，形成中国与东南
亚地区牢不可破的贸易传统。
南方航线的贸易，根据《宋会要》记载，通商的国家主要是大
食、古逻、阇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宾同陇、沙里亭、丹
眉流……中国输出的商品为金、银、缗钱、铅、锡、杂色绢帛，以及
精粗瓷器……输入的商品为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
镔铁、玳瑁、鼊皮、砗磲、玛瑙、水晶、蕃布、乌樠、药木……
上述这个货单上，最引人注意者，输入的项目以香药领头，输出
的项目以金、银、缗钱领头。宋代进口香料，数量相当庞大。宋太宗
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
三州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斤之多！马可·波罗形容刺
桐（泉州）贸易盛况，曾谓：若有一船香料进入亚历山大港，即会有
百船香料进入刺桐。马氏言多夸张，其所论数量的比例未必可信，然
而如此夸张，也仍可见香料贸易之盛。香料应可分为熏香及食物配料
两种。中古时期佛教及东来的其他宗教都有焚香的仪式，仕女熏香之
风也相当普遍。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所使用的配料，不
过葱、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
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
输出项目中，金、银与缗钱占了前三项，都可视为以现金支付舶
来商品。宋代货币经济已很发达，唐代使用绢帛为实物货币的情形已
经绝迹。金银是贵金属，本身即有货币与商品双重意义。铜铸的缗钱
则完全是通货，宋代榷税以缗钱计算，铜币的使用数量相当庞大。杨
联陞曾指出，宋代铸造铜币数量多于前代。宋代政府限制铜器为日常
器用，即为了保证铸币的铜料够用。中国从日本与朝鲜进口铜料，也
是为弥补铸币原料之不足。宋代流通货币不够，大约由于两个原因：
一则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庞大，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流通；二
则中国货币外流成为东南亚各地的通用货币。看来，两项可能性均存
在。宋代商品经济确实发达，政府榷各种商税的收入，是政府收入的
重要部分，反映了宋代一般购买力强大，供销活泼。另一方面，东南
亚各地，蒙长程贸易之利，经济繁荣，但各地小国都是新兴的政治
体，即使有自己的货币，也未必够用。北方辽与西夏，都进口宋人货
币，同时禁止铜币出境，即反映辽与西夏，甚至金、元都使用宋币。
日本出土宋币甚多，可见宋币也在日本流通。中国的货币遂成为国际
通用货币。从考古资料中，各地颇多宋代铜币，如做通盘考察，当可
检查这一假设。
综合本节所考察的现象，中古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
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
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
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
四、经济与多元网络
中古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均有转移，并且逐渐发展为
多元与多中心的现象。唐代的前半段，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的轴线
上，但是这一地区生产的粮食，已不足供应政治中心广大人口的消
耗，必须由东南漕运大量粮食。安史之乱后，两都残破，加上藩镇割
据河北，吐蕃、回鹘出入陇右，首都地区更非依赖东南的经济支持不
可！
宋代建都汴梁，固然继承五代的遗规，主要也是为了漕运方便。
北宋时，河北与关中均成为前线：辽人据有燕云十六州后，北京（大
名府）成为宋人东北的边防重镇；西夏崛起，关中、环庆、延绥均为
边塞，西京（旧日长安）也是西面的边防重镇。汴梁挟禁军数十万，
却无险可守，也无足以自存的经济资源。这一政治中心遂不能不仰仗
东南财富。北宋时，东南不仅农产丰富，当时几项重要的产业，如丝
绸、瓷器、冶铁、铸铜等都在长江以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港也都在
南方。因此，靖康之后，南宋以半壁江山，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
更甚于北宋。于是，中国本部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了，经济中心
移向东南。
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及发展东西向的漕运，当是因应当时首都食
粮供应的实际困难，却也因此为东南农业及工业开拓了运输产品的路
线，使东南产业能以北方人口为国内市场。同时，辽与西夏建国北
边，其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众多，消费力强大。因此，不仅宋代北方成
为东南的市场，辽与西夏经过北方的转输，也成为中国东南的消费市
场。这个广大的市场，对于东南经济的发展毋宁有相当的刺激作用。
从汉唐中国的规模言之，一方面因为辽（及其后继的金、元）及西夏
之建立，大中国的政治中心分化为多元多中心的形态。另一方面，广
大的东南地区，一跃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经济中心，获
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南方还可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各自有其特色，也各有其地区性
的中心。东南是最大，可能也是最富裕的地区，涵盖了长江下游，物
产以丝帛、棉、米为主，五代时吴与南唐即依此富实，独立成国。这
一区域，人口众多，外通海运，又有运河联系北方，区内河流湖泊构
成水运的网络，大都会有扬州与建康（今南京）。浙江毗邻东南，五
代时吴越在此建国，既有丝帛、鱼、盐之利，还是越瓷名窑集中之
地，哥窑、龙泉窑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此地区海港有明州（今宁
波），大都市是杭州，在南宋时成为“行在”，俨然南方政治中心。
今日的福建，在五代时为闽国，国小兵弱，居然也能建国一方，主要
凭借海外贸易。泉州是当时国际大港，马可·波罗笔下的世界第一大
港。由泉州出发的商船，远至波斯湾与红海，中途又与东南亚印度洋
诸港进行贸易。今日福建已不出瓷器，当时则福建本身即生产外贸瓷
器。江西景德镇已是瓷窑集中地，产品经过赣水运往泉州，转口外
销。同时，外来商贩也由泉州越岭进入江西北上。于是，江西是福建
的腹地。洪州（今南昌）也是东南名都。南宋时，金人追赶宋人，即
有一路是循赣水南侵。福建与浙江相毗邻，海上一帆可至，陆路越仙
霞岭即可交通，南宋宗室不少寄寓泉州，两地的关系十分密切。由福
建更往南，即岭南，五代时南汉在此立国。自秦汉以来，广州是国际
港口，南海商舶云集。广东的腹地，既有西江流域的桂管（广西），
也有灵渠连接湘水，将湖南生产的瓷器经广州外销。粤地殷富，自古
已著名中外。这一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下于长江下游。今日越南的交
州，在宋时已独立，宋室册封为安南国王，然而仍在大中国经济圈
内。
 云南的大理，在宋代始终是独立王国。该地区以茶盐之利，与草
原地区换取马匹皮货。大理与宋地之间，则以铜斤、玉石为商品，也
转运马匹。后来蒙古攻宋，即由此区大迂回，循西南贸易的路线抵入
宋人后方。云南内部的区别，也有滇池、洱海等几个次级地区，各有
其区域中心的都市。
四川盆地号为天府之国，盐及农产品的生产，自给之外，足以协
济关、陇、荆、襄。北宋时，四川是关中防御西夏的后方；南宋时，
四川掌握长江上游支援荆襄的国防线。四川表里山河，物产丰富，足
以自成一个经济区域，其中心都市为成都与巴州（今重庆）。
以上诸区域都具有丰厚经济资源。相对的，关陇、山南、京东，
以及荆襄、西淮，在北宋时是中原的外围，拱卫京畿首都，由于人口
多，政府开支大，即须依仗前面几个经济区的资源与财富。南宋时，
京东、荆襄、两淮都是国防前线，更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仰给中央政
府调度支援。
 隋唐时期大运河图

宋代经济形态，最宜注意处当在区域之间的商品流动数量相当巨
大。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
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三万贯以上的城镇
有数十处。据《宋会要》北宋熙宁十年（1077），北方的郓州、德
州、大名府、真定、陕州、京北府、凤翔、并州、晋州、洛阳等十
处，大约每年都可收商税三万至四万贯。南方的扬州、真州、庐州、
襄州、杭州、明州、苏州、湖州、衢州、宁府、虔州、潭州、福州等
十三处，每处商税在五万贯左右。这二十余处都会的商税，占了全国
商税四分之一以上，再加上四川各城市，密州、广州、秦州、楚州及
超级都市汴梁（开封），全国当有三十多处，商税出于城市的比例很
高，或者说商税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推论，宋代的经济活动已是
都市化现象。
 此中缘故，一则各地产业因为专业而有区间互补，二则都市地区
有了规模不小的官私手工业作坊。这一现象反映了工业生产不再分散
于农村的农舍工业，两个因素相配合，都市中的人口数字也就增加
了。
更可注意处，则是城市的结构有了重大改变。唐代承袭古代的城
市传统，城内以坊市分隔为若干小区，有市门坊墙隔断。宋代城市则
发展为街道的线形布局。《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东京梦华录》等
书的记载，都可看到沿街店铺排比，各种行业杂陈，行人熙来攘往的
景象。除了工商业活动外，城市中也有不少娱乐消闲的活动，或则在
空地卖艺，或则有专设的戏馆勾栏。马可·波罗所见元代中国城市的
繁华热闹，也与中国文献所记相当吻合。不但宋代中国本土如此，
辽、金、西夏及大理的大城市也都是同样的布局。
现代中国城市，大多是继承宋元留下的地点，却未必与中古城市
同地。一些10世纪至13世纪发展的城市，经过明代重建，而建筑街道
宛然宋代遗规者，包括大名、濮阳（澶州）、沧州、南昌、长沙、武
昌、赣州、绍兴、宁波、福州；甚至南京、广州、泉州诸处也是在宋
元的基础上发展为今日所见规模。因此，宋元的都市化，实具有中国
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宋代南方诸地，虽有区域性的经济条件，然而竟未沦为分崩离析
的地方割据，似与宋代地方官制有关。宋代地方大单位为路，次级为
州、军，更次一级为县；各级地方官员，都没有封疆专阃的完整权
力。同一级的官员，不是仅有一个首长，或则各有职守（如漕运、提
刑、管军的使职），或则副贰相参（如同知、通判）。中央政府居中
调度支配的主要力量，则是掌握财源，作为控御地方的杠杆。中央在
各地设有各种监官，专司收敛各项特种产业的榷税。同时，宋代各地
区之间，互通有无，贸易颇为活跃，是以不仅一些行政都市逐渐发展
出经济功能，而且关河津梁、山隘、港口，一些原本不是都市的市
镇，或在行政都市城郭之外的市集，颇有发展为草市者。北宋时的朱
仙、汉口、湖口、清江、无为等都是著名当世的大镇，商贾云集，人
口众多，风光竟盖过了附近的行政都市。宋代大小都市呈现线形街道
布局，不再是唐代城市以棋盘式布局的区隔为坊里。著名的宋代长卷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线形布局与商业交通的关系。凡此现象，说明
宋代经济实力在于各地资源流动的通畅，全国已是一个庞大市场网络
联结而成的整体。经济的互相依赖，遂是整合全国为一个共同体的重
要力量。王安石变法时，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
政调度与法规制定的权力归属宰辅，其权力之大，不是掌握人事权与
兵权的单位可以挑战。因此，宋代政府借经济发展，取得了整合国家
的力量，即使地理上有多元的地方经济，其多元的松散却由一个庞大
的市场网联结为一个共同体。

北宋开封平面图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军人据地自重，分裂国家的事迹，尤以唐代
藩镇割据最为严重。宋代惩于唐代的前车之鉴，政府致力于重文轻
武，大将不得据地拥兵，南宋的领兵大将（包括岳飞、韩世忠），即
使忠心耿耿，仍遭迫害。但是，宋代拥有数十万禁军，后来并无作战
能力，中央政府还须仰仗能作战的军队。于是边军，例如面对西夏的
李家、折家，抵抗辽人的杨家，四川抗金的吴家等，仍是军人世家领
导的武装集团。靖康之变后，太行忠义，两淮山水寨，以及南宋福建
民兵演化的虎翼军……依旧不在少数。这些武装集团，存在于政府正
规军之外，也可说是宋代中国多元性之一环。然而，这些武装集团，
终究只能攫取有限的地方经济资源，也因此约束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空
间。到了金人与蒙古入主中国，部落军队（猛安、谋克、达鲁花赤）
驻防各地，但政府缺乏宋代政府全面收夺财源的机制，于是一些地方
军阀可以控制当地的全部资源，遂有发展的机会，河北诸家汉军“元
帅”（例如武家、史家、张家）即应运而生。
总结此节，中古后期的中国，从大单位言，有互不相属的大小国
家对峙并存，中国无复有“天朝体制”或“天可汗体制”，毋宁是多
元的列国体制。从中国本部言，宋代政治、经济、军事，至少有三股
力量彼此牵制，也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系统。此外，又有若干地区构成
单元，存在于中国共同体之内。整合这一共同体的力量，是市场网络
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军事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
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动能。
五、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
胁。在“杯酒释兵权”的安排之后，宋代的政治权力，即依仗儒生士
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重文轻武的传统，自宋以后，只
有在元代一度中断，自此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
能力进入文官系统。虽然唐代由武则天以后，即已有进士科作为文士
进身之阶，但是唐代世族势力历久不衰，科举难免权力介入，是以世
家子弟常较寒士占有优势。在残唐五代，军人不断以武力夺取政权，
世家大族方才凌夷，不得复振。宋代制度中皇家宗室与中上级官员子
弟都有庇荫的起身官阶，但是庇荫子弟后来的仕途通常未必顺遂，起
步时的优势在日后也就冲销了。宋代宗室，凭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竞
争，但依例宗室不能担任宰辅。终有宋一代，曾任宰相重职的宗室，
仅有任开封尹时的太宗光义及南宋的赵汝愚二人而已。宋代名臣，如
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庠、宋祁）、范仲淹、王安
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
而出。宋代科举比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缘故，当因考试制度严密，
弥封考卷，关说无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实学，颇难躐等。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
戮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
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大臣退职，还常有提调某某
祠的虚衔。相对言之，武职官员就没有如此优遇了，岳飞的系狱即一
个显著的例子。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终身不得摆脱公务
员的身份。以苏东坡为例，他一生负盛名，入仕之初，即为社会公认
是宰相之材，但是仕运不顺，除了一度担任“知制诰”的学士（皇帝
的秘书），终生在贬逐之中，甚至最后远贬琼密。若在别的朝代，他
大可辞职高蹈，像陶渊明一样，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
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的士大夫，虽受空前绝后的优
遇，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宋代政争此起彼落，士大夫进进出出，范
仲淹、王安石诸人锐意改革，也还只是在原来结构中修补缺失而已。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
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以两
事为例：司马光罢相，市人为之叹息；再次当政，市人为之额手。又
如，金人入侵，李纲罢职，太学生陈东纠集学生抗议，市人加入者也
甚众多。一般百姓有如此反应及参与，可能反映宋代士大夫已不是高
高在上与小民百姓隔绝的“贵族”了！知识阶层人口较前众多，社会
基盘较前广大，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
教育较为普及，当与学校制度有关。自从汉代设立太学，历朝都
有这样一个高等学府，但其功能则未必名实相符。汉代地方学校，在
《循吏传》中往往可见，在四川，文翁的郡学最为著称。魏晋南北朝
中国分裂，百姓救死不遑，官设学校徒存虚名。唐代休养生息，中央
地方都有学校，教学项目也不仅限于儒家经典，数学、医学及书法，
均可列为学习专科。开元盛时，全国有学生六万余人。可是，这一数
字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也不过稍多于千分之一。安史之乱后，学校
荒废，往往仅存孔庙而已。
宋代恢复教育，中央地方都有学校。宋代官学值得注意者，一是
学校设有主持讲学的“直讲”，学生有了固定的老师；二是太学以至
地方学校，往往有政府专拨的学田，供给学校开销。有教员，有校
产，宋代官学不再仅为一个职司教育的办事单位，较之汉唐之世，宋
代官学颇有足以自立的基础了。
范仲淹庆历改革，其中心思想是训练专业文官以救吏治，于是设
立学校是改革的重点。王安石新法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于学校未多着
墨。崇宁改革，蔡京又于教育颇加注意，其设计的方案是经由地方官
学训练学生，择优保送中央的国学。国家设立“三舍”的奖学金，学
生人数一时多达二十余万人。靖康之后，这些构想又都束之高阁，但
是上述学校有校产及专设直讲的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学校教育
继续运作。
宋代学校教育的具体基础，在于民间有书院及依附于社区的家塾
与社学。书院是讲学之处，可以为官设，也可以由学者管理。唐代佛
教寺院骤增，而且往往占尽山林胜境。寺院虽在山林，经常有名僧大
德讲论经义，宣传宗教。唐代儒生学者有借住寺院读书的风气，一则
费用省，二则环境清静。后来儒生自己组织书院，大率沿袭寺院传
统，书院的主讲人称为“山长”，即山林本色。宋人书院甚至有沿用
佛寺“方丈”的名词者，更显示佛教寺院的旧惯。
书院往往有自己的田产，或由官方指拨，或由私人捐赠。书院读
书的学者，来去自由，也不像今日西方传统之大学有学位的规定。书
院是自由讲学之地。宋儒宗派不少，各有自己的主张，书院即一家学
派的讲论与传布的基地。宋人书院之著名者，例如朱熹主讲的白鹿洞
书院，陆九渊主讲的象山书院，都是如此性质的学术中心。白鹿洞订
下的规范，后来成为书院讲学的模范。儒家注意言行并重，因此书院
不仅有言教以道问学，也有身教以尊德性。不同学派的学者，也会访
问他地的书院，互相讨论同异，朱、陆鹅湖之会，是儒家学术史上的
大事。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据说来会听讲学者的马
匹，饮干了院中一大池水。
 宋代书院，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其中颇有历数百千年还存在的著
名书院。真要比较中国与欧洲、中东的大学制度，中国方面的国学、
太学未必更比书院适当。书院这种“研究院”级的学术机构，在人类
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私家办学，主要是一族延师教育族人子弟。规模小的，不外是私
塾，也有大型学校，由族中设立学田维持，范仲淹所设的范氏义庄支
持的项目之一即教育。五代时，南唐江州的陈家，洪州的胡家，都有
大量藏书供子弟学习，也开放外人使用，事实上也是另一形式的私家
文教机构。前述书院，有的由地方官拨田支持，有的由私人以田产、
房舍及图书支援。以范仲淹为例，即曾赠田应天府的书院。
自宋以后，私塾是民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且是家族读书的学
堂，照例有亲友及乡里人士附读，其实已是社区的学校。家塾及社学
提供基础教育，学生能开笔作文了，才在官学与人切磋，至于书院则
是探讨高深学问及砥砺志节的学府。这些教学单位，其课程以儒家经
典为主，兼及诗文与简单的数学。至于经学以外的学问，如数学、历
学、绘画、医药，官家另有专门学校，例如官设的画院等，但私家传
授专门学科，大致以老师授徒的方式为主。儒家以外，佛、道均有自
己的寺院、道观，传授经义、仪式与相关的方术。凡此情形，自宋以
后，一直延续至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始有改变。
宋代儒学，派别甚多，北宋时有地区性的学派，南宋有朱、陆的
理学、心学之分。到了元代，朱子学独盛，四书的朱注成为正统，中
国的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至明代王阳明学派崛起，才有足以对抗的学
说。
至于宋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及识字率两项，均无可以计算的确切数
字。但从书籍的出版及流传情形看，上述识字人口与文献书籍的大量
流通，有互为因果的密切相关性。中国雕版印刷的技术，滥觞于金石
砖瓦上的诸种刻镂文字与画像作为拓印的模本。甚至印玺之使用，也
是一种复印的方式。但雕刻反本，再印成正本，则是真正的印刷术
了。传世最早的刻印文书，可能始于佛、道教徒为传布教义，才雕版
大量复印。因此今日传世与考古所得最早的印刷文件，乃是7世纪的佛
经。
除佛经之外，历书、字书及诗文之作也已有刻版印书。五代冯道
主持刻印《儒家九经》，则是儒家经典有系统付梓之最早个案。后蜀
毋氏刻印儒家经典及《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专书，以嘉惠
学者，其中后列诸书，都是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五代刻书，以
江南蜀中为多，当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有关。北宋毕
昇创为活字排印，为世界最早的印刷术。从此以后，印刷术也传播于
朝鲜、日本、安南、西夏、辽、金及蒙古。
活字印刷不须逐字雕版，可以单字复制，排列组合，方便迅速，
因此印刷数量大增。宋代印刷的文献，遂不再局限于儒、佛、道家的
经典，印书种类，无所不包：史地、方术、诗文、戏曲、医学、方
剂……均可因为印刷成本降低，而大量传布。宋代印刷业的中心，除
五代以来即以印书著称的四川之外，北宋的汴梁，以及南宋的临安、
福建，都有大量书籍出版，南宋时又添了湖州、吉州、苏州诸地。
私家书坊，以福建建宁地区的余家为最著名，世代相承达五百年
之久。18世纪时，该地区的建安县仍有余氏书坊。12世纪时，余氏藏
书达万卷之多，号为“万卷楼”，其依凭之厚，可想而知。此外临安
陈家、尹家，建安黄家，麻沙刘家，闽侯阮家，以及四川、山西、江
淮、湖广诸地的知名书棚、书坊，有的专印某类文献（如医书），有
的出版各种书籍。元代的印刷品，则除了宗教文书外，又大量出现通
俗读物（如戏曲、小说）。凡此印刷物，不仅为文字，也有插图。明
代铜版活字及彩色套印技术成熟，印刷业更为蓬勃。
读者众多与读物方便易得，二者有密切的相应关系。这一众多的
识字人群，毋宁是知识阶层的广大基础。宋代知识阶层人口究竟有多
少？并无确切数字可为依据。然而，由宋代右文的传统、教育机构的
普遍与印刷业的发达三种因素推断，若以一个世代有以千计的高级学
者与官员为准，受过教育的中层（包括儒生与僧道）当不啻数十倍，
下层识字人口（包括学生、商贾）又有中层人口数十倍，则宋代识字
人口应当超过任何时代。
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重要。唐代知识阶层的人
数，在总人口比例上不如宋代，而世家大族在社区的地位，大致受政
治影响大。唐代知识阶层因族人众多，占了地方领袖的地位，而宋代
读书人则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社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宋
代乡里常有乡约、社约，其内容均按照儒家敦亲睦邻、乡里互助的原
则制订。儒家社会伦理深入民间，乡间的读书人即乡约的重要分子。
宋人有复古之风，古代礼器常为宋人仿制，古礼也为官方所提倡。古
礼中，乡饮礼是知识阶层受乡人尊重的一种仪式。近古以来，中国读
书人社会地位之崇高，也当自宋代开始，虽经元代的低落，明清两代
又恢复宋代的情形了。
六、思想的多元与整合
中国以儒家与道家为主的思想，在汉代以后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冲
击，经数百年的调节与适应，到中古时代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释、
道两教，在中古时期，常遭厄运。北周武帝与唐武宗的两次法难，佛
教僧团与寺庙都承受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有些道教的组织，则因
为反政府的活动，也经常为政府武力镇压；道教初兴时的太平道、天
师道，以至民间不断出现的秘密教团（例如李顺、李八百的活动），
都是冒出头的反抗活动。儒家呢？在表面上看来，儒生总是政府文官
的后备军，儒家学说总是政府的官学，但是在正统官学的桎梏与烦琐
学风的笼罩下，儒学也长期不能有茁长的生机。
唐代以后，佛教兴盛，上述情形有所改变。自从玄奘大量译经，
佛学理论大为昌明，从唯识宗到禅宗与净土宗，佛教宗派各有擅胜。
最后，诚如陈寅恪指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非常印度原味的唯
识、法相诸宗难以继长增高，而受中国影响较浓厚的禅宗与净土宗则
蔚为最重要的宗派。反方面言，道教是由巫觋信仰发展的中国本土宗
教，在其早期，即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而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但
正因为对于佛教的激荡，其中颇多模仿，因此道教仪式与组织都反映
了佛教的影响。中古以来，道教内容无所不包，于医药、方术诸类，
无不有所关涉，内容比儒家的关怀现世秩序，远为丰富与复杂。此时
外来宗教，如摩尼教的启示、救赎与劫世，对道教也有所影响。道教
的发展遂代表了本土思想而采纳外来成分的思想形式。释、道两家宗
教，一由外面进入中国，一由本土接纳外来影响，却都能取精用宏，
终成大器。
 唐代文化发展波澜壮阔，儒家也不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韩愈、
李翱，都可说是引导儒家开拓新境界的先锋。他们面对佛教教义的形
而上之学，不能不尝试在儒家现世务实的传统中，另开足以颉颃的理
论。《大学》与《中庸》，本来不过是《礼记》中的章节，遂为韩愈
与李翱摘出其有关性情德性的讨论，提升为超越意义的形而上学。他
们又特别表彰《孟子》，因《孟子》讨论心性及顿悟，其神秘主义的
色彩，颇有可以与佛家本体论与知识论互相发明之处。
宋代儒家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周敦颐（濂溪）、邵雍（康节）
从道教思想中借来了太极图及参数之学，建构儒家的本体论。邵康节
以“道为太极”，又以“心为太极”，更为此后宋儒理学的道与心之
间预留了贯通的余地。现象与认知之间如何融接，本是佛教关心的大
事。天台宗的如来藏，华严宗的因陀罗网，种种譬喻，无非陈述这一
主题。
在张载的天人合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是将宇宙的本体
与人生的伦理相互衔接。天性、人性本可有与天道一致之处，天良能
即吾良能，都是由“道”相通的。他的《西铭》一文，民胞物与，生
顺死宁，将人生、国家、社会、宇宙以及时间变换，生死递嬗，都归
入同一系统。《西铭》虽然是一篇短文，但涵盖之广大深远，足可代
表宋代以后儒家本体论与伦理学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
的《主祷文》及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者都是言简意赅的
短文，都宣示了这些宗教的思辨模式。
朱熹是中古儒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其学说要旨在于“理”是一
切事物的本体。“理”即在具体事物之中，先有了“理”，始能结聚
为气，形成具体的万事万物。事物之性各有分别，但是所禀赋的
“理”，都不外于统摄的大道。朱子学说中的理，遵循儒家积极的立
场，乃是实在的，所谓的道理迥异于佛家性空的思辨角度——这是
儒、佛之间根本的差别。
 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将理看作“心”。陆氏心学，固然溯源于
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以为能尽我之
心，便与天心会通。这一学派实开明代王阳明（守仁）心学的大系
统。朱、陆异同，是儒家之内的辩论。然而两家的对立，其实也颇似
释氏唯识宗与禅宗的两极对跖。此中因缘，一方面是由于内在逻辑的
发展，势所必至。另一方面，自从唐代韩愈、李翱启其端倪以来，儒
家深受佛、道两家的影响，不能不遵循同一轨迹，而有此对话与辩
诘。这是多元思想系统在融合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交互作用，也是难以
避免的内部分歧。
宋代以下，佛教发展的趋向是从佛学高深的精英层次走向普及的
平民层次。唐代的高僧宗密判定佛教自浅入深的五等，其中最为“偏
浅”的三等却正是宋以后最为流行的净土宗。及至近代，禅宗只是学
问中人追寻的佛教，一般信众大多只想到善恶因果，至多悟到“身元
是空，空即是本”。
佛教发展趋势如此，大约与宋以后知识传布相当普及有关。本章
上一节已经谈过，宋代印刷术普遍使用，而都市发展的结果是许多都
市居民均能接受文字传播的信息。信众的基层扩大，佛教的教理也势
难不相对地简化，以因应一般大众的心智需求。其实，唐代以来，佛
教多讲经活动，也多印行图像。佛教的普及化早已开始，宋代的社会
经济发展大势，更迅速地将佛教推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在这一趋势
下，儒家注重今世现实的人生态度，自然也相对地冲淡了佛教出世与
抽象的玄想。
道教的发展，也在宋代以来走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唐代道教是李
氏皇室推崇的国教。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
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
唐宋君主宠信的道士，不少是以方术为手段，其诉求为人主个人的长
生。宋徽宗宠任的林灵素之流，为求富贵，其行径大致都是如此。但
是，宋代以来的道教活动中，建醮仪式实是为公众祈福；不论护国安
民，或者保境太平，都是为了国家、社会与社区，可谓公众的福祉。
这一趋向，遂与取悦人主，祈求个人幸福大为不同。宋代以来社会大
众的地位上升，当是这一转变的原因。
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北方沦于金、元统治。北方新兴道教宗
派，开辟了道教的新方向。北方全真、太一与真大诸教都以民间活动
为主，不再是宫廷术士的传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派，应为王重阳
创于金人统治地区的全真教。全真宗师邱处机等人组织民众，在北方
几乎无政府有效治理的情况下，教化百姓，开拓田亩，生聚教养，在
一块一块小地区，以道观为中心，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也维系中国
文化传统一缕于不息。全真教教旨及道士行为，引用当世碑记“其逊
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言教身教，俨然三教混合为
一。北方沦于尚武的外族与割据自雄的军阀世家（如张、严、史、武
诸汉军世侯元帅），这些道士也周旋其间，劝说教化，稍减百姓杀戮
掠夺之苦。邱处机劝说成吉思汗，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事。其实，除
了全真道士，北方的太一与真大两教，也都致力于保全黎民百姓，保
存中国文化的根苗。太一教的道士入教之后，都改姓教主的萧姓，这
是援儒家孝道来组织宗教团体。事实上，这一做法表扬儒家血缘伦
理，远多于道家哲学的个人主义，其融合儒、道，以出世为救世事业
的心态，超过了宗教内修的宗旨。
儒、道、佛三家显学之外，宋代以来，民间信仰构成的教团显得
相当活跃。自从汉代黄巾引发了道教的兴起，中国经常有民间的信
仰，时隐时现。丝道通畅，外族入侵，以及唐代经营中亚，中亚的一
些宗教都有进入中国的机会。唐代景教与伊斯兰教，为其最著名者。
元代的也里可温（基督教）与回回（伊斯兰教），都经常见于典章。
比较不为人注意的外来宗教，当是先后流行于中亚、内亚的祆教
（琐罗亚斯德教）、光明教（密特拉信仰）与摩尼教。这些启示型的
教派，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共同的性质，即信仰二元的宇宙、善恶
之间的斗争、“千禧年”式的劫世、救世主的来临，以及经由信仰而
得到救赎。这些成分也会侵入主要宗教，例如佛教的弥勒信仰。
启示与救赎的希望，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诉求。宋代的方腊即“吃
菜事魔”的摩尼教徒，元代的红巾、明教，明清时代的白莲教，都是
这一类型的信仰。平时隐伏为民间的小教团，可以倏然崛兴，卷起千
堆雪，形成以农民与都市底层人物为主的巨大运动。这种宗教活动与
道、佛两家的若干教派，也不能说全无关系。举例言之，全真教多次
举办金莲会、玉华会……是否也与后世的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与中古
佛教的莲社，是否也有关？元末白莲教的韩山童等人，是否因为“明
教”而称“明王”？凡此都还待深入研究。
这些启示型教派，糅合了上述外来成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
义（例如气、运、天人合一等），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相当重要的
特色。最可注意者，儒家思想中，妇女的地位屈从于父权、夫权，但
是民间信仰中，无生老母、观音、妈祖，以致教团活动的领袖常有
“圣母”名号，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由以上所述，儒、道、佛三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采
撷，形成一个庞大中国思想的系统。同时，自唐中叶以后，东汉发展
的世家大族及其代表的社会上层逐渐凌夷，宋代已不再有唐初还可见
到的世家大族。相对而言，都市居民（不是欧洲近古以来的市民）以
及乡绅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北方中国在征服王朝统治下，中国传统
士大夫世家大族已无法存在，农村之中是以地方豪强领导的宗族维持
了社区的安定。上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支撑者，大致都属于这两
类人物。总的方向，近古中国文化活动的参与人群比中古中国众多，
社会地位也往下移动。民间信仰更是植根于农村与都市居民的基层。
凡此多元的互动，当可认为近古以来中国型思想的融合
（homogenization）。16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挟其现代思想东来，即
与这一融合后的中国型思想碰撞。
七、近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
地区相比，中国也居于领先地位。科学史家李约瑟以1500年为分水
岭，此时以前，中国科技发达程度不是欧洲可以比拟的；但在1500年
以后，欧洲发展了现代科技，从此人类文化一变旧貌。本节即以科技
的几个方面，介绍其发展情形，或可由此检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消
长。然而，这一问题的因缘十分复杂，不仅要检查中国缺少何种因
素，也须讨论近代欧洲出现了何种条件。科学的变化，涉及科学思想
的内在逻辑，也涉及社会提供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技术的发展，也
必须由某一类技术本身演变的线索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进
行分析，方有着手之处。本节只是浅涉一些可见的现象，深入探讨不
是本节可以胜任的。
科学之中，数学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数学与天文历数关系甚深，
并且相当偏重实用的运算，与土地测量、粮储计数、土木工程等均有
切割不断的关系。从秦汉到隋唐，中国数学有其发展的脉络，也有卓
越的成就。本书有关诸章，均有叙述，兹不赘述。唐代中国数学颇接
纳印度数学的影响，《婆罗门算经》《婆罗门算法》之类书籍均见于
中国。瞿昙悉达介绍入华的《九执历》，介绍了希腊的圆弧量法、印
度三角学的正弦函数表及印度的数码。印度的极大数（如“无量数”
“恒河沙”）及极小时间（如“弹指”“瞬息”）的名词，以及数学
中的无穷观念，都对中国数学有其影响。
整体言之，隋唐时代，国家设立训练算学人才的学校，并将自古
流传的数学著作编为十部算经。数学家投注了心力，疏解注释，建立
了中国数学的传统。北宋一代，国子监中“算学”一科时设时废，即
使民间有杰出的科学人才，例如沈括，于数学及科学思考均有足以启
发后人之处，官府也不予重视。北宋终究不是数学发达的时代。
近古中国数学，在南宋以后以及元代放一异彩。宋元四大家都有
重要的贡献。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
解法及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李冶与朱世杰的著作也都在13世纪中
叶至末叶问世，分别讨论一元或多元方程以及高次联立方程的消去
法，称为“天元术”与“四元术”。朱世杰则由此更进一步，将高阶
等差级数的数法，发展为插值的招差术。朱氏的发现，早于牛顿插值
公式有三百年之久。南宋的杨辉把北宋沈括首创的“隙积术”发挥为
“垛积术”，即高阶等差级数求总和的方法。
杨辉还编著了一些商用算学的书籍，供商人学习使用数算，这是
前所未见的现象！李冶在河北避乱隐居山中，可是学生来自四方，从
他学习。朱世杰比李冶年代稍晚，可能也是河北人，自号燕山，据说
游于四方，定居扬州，平生以教授数学为生。二人均有数学教科书，
由浅及深教授算法。
中国古代计算，通常是用一根一根算筹排列三行，拨移位置，运
算加减乘除。唐宋时渐有帮助计算的歌诀，以便记忆。宋代将三层排
列的算筹简约为横列的一列。元时有不少简化乘除法及换算单位（例
如斤两）的歌诀，朱、杨诸人均有易记易用的算法歌诀。元代出现了
算盘，以圆珠代替算筹，是为今日还见使用的珠算。元末陶宗仪《辍
耕录》记载了从珠算引申的谚语，可知当时珠算已为常见。珠算创始
于何时？尚难确定。既然宋元四大家均未提到珠算，而元末珠算已经
流行，上下限之间，则珠算的出现当在14世纪初叶以后，元末以前。
珠算的算盘出世，中国的数学盛世也终结了，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方便而不用深思的实用计算工具，是否削弱了一般人发展数学推理能
力的动机？凡此都是值得推敲的课程。
 宋元四大家都身处乱世，救死之不遑，却能发为学术奇葩。尤可
注意者，李、朱、杨诸人都以聚徒教授数学为生，而且都是河北人，
活动地区都在今日河北西南一隅。河北一隅，俨然是数学教研的一个
中心。朱世杰、杨辉等人都著有便于学习的计算歌诀，而且也有专用
于商业的商用数学。此外，数学名家郭守敬、刘秉忠及刘氏门下如王
洵、张文谦等人，皆是河北人。凡此现象，也可有推敲余地：人才集
中于一隅，是否出现“临界多数”，同好之间可因切磋而多触发？民
间实用的需求，是否也维持了一批不依靠官学的教研人才？
同时，元代招徕中亚与伊斯兰知识分子在中国汉地工作，伊斯兰
数学因此进入中国，可能来自波斯的札马鲁丁（另译札马剌丁）即曾
引入伊斯兰天文学。从当时的“回回司天台”内颇有伊斯兰数学书籍
来看，则伊斯兰数学，包括几何学与代数学，均可能传入中国。另有
可以注意之处，自古中国数学于“零”只留空白，未有数码，唐代传
入之印度数码中有“零”码，却未见中国数学使用。宋元之时，
“零”码始见于计算，西安出土的元代“幻方”图上所记数学，均是
阿拉伯数码，包括“零”码在内。凡此现象，也值得思考外来文化的
刺激是否终于突破了十种算经的传统。
天文学与数学是姐妹学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文学、历学与
数学更是密不可分。宋元时代，中国天文学借仪器取得了可靠的数
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即讨论以水动仪象以求取较为精密的天
象资料。
元代的郭守敬既是数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在两个学术领域都有重
要的贡献。郭守敬十分注意仪器观测，他制作出天文仪器数十种，包
括简仪（简化的浑天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
符、窥几、正方案……务求取得精准的天象位置与天体移动数据。在
还未有望远镜的阶段，郭守敬设计的仪器是当时世界最为精密的观测
工具了。
 中国天文学本来就注重实测，但能达到如此精准水平，在继承传
统之外，当也是承受同时代伊斯兰天文学测候方法的刺激。元代西域
的波斯人札马鲁丁，年辈稍长于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召来元廷工作，
主持回回司天台的工作及编制《大元大一统志》。他曾制作了七种仪
器，复制希腊、波斯天文观测的工具。札马鲁丁带来的天文学系统，
与中国固有的天文学很不相同，当时元廷显然有中、回两套天文系
统、两套历法及两群独立运作的观测人员与计算人员。但是，既有这
些仪器存在，郭守敬中国系统的天文学家也不会不受其影响。因此，
郭氏的若干仪器，尤其是“简仪”，在设计上摆脱了一些中国传统的
方式（例如去除了不少叠架的圆环），改窥管为一根长尺形的窥衡，
而且在百分制的刻度旁加360度刻度，似乎都是为了兼顾中、回两系的
特色。郭氏制作这么多实测用的工具，又扬弃中国历法求“上元”
（天体移动与时日的大公倍数）的传统，他和前述那些数学家一样，
都有着同样重视实际的态度。
这些北方的学者，身处北族征服地区，也许正因为已经绝念于中
国读书人的以儒术取功名，他们竟有较为自由开放的求知态度，不再
为正统思想桎梏。同时，他们的学问遂偏于实用。在乱世，实用的知
识，也是谋生的本领，如上所述，北方数学家中，颇多在民间教学及
编制实用歌诀之辈。郭守敬的学问，不仅在天文与数学，也在以测量
与计算，从事寻找水源、开通运河等事。凡此现象，似乎显示当时的
中国有一批重实学的学者，其作风迥异于以吟哦书册为能事的文人士
大夫。
宋元之时，经济发达，已在别节有所陈述。市场需求活泼，使生
产制造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当时多元文化的接触可能也是有利于技术
发展的因素。蒙古四处征战，杀业甚重，但颇重视技术人才。从成吉
思汗以下，每攻取一地，都搜罗名工巧匠。凡有一技之长的俘虏，常
可免死。成千成万的工匠，随军队所至，处处有机会接触别处的工艺
技术。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设立许多官家的局院监所，管理列籍匠户
的工匠，生产各种器具、服用等物品，其规模之庞大复杂，为前代所
未见。
工匠既有彼此切磋的机会，又因为专业分工，颇可专精。官方生
产单位的通弊是不易管理，工人也缺乏生产的积极动机。元廷的理财
诸臣桑哥、赛典赤·赡思丁等，都以聚敛为能事，往往引进色目商
人，管理生产，于是工匠颇多以和买、折直种种方式，可以有一些自
己生产经营的余地。日久之后，官设生产单位逐渐变质，甚至可以让
匠户脱籍，回归自由身份。
经过上述变化，元代工业生产不啻经历了先集中再分散的过程。
在前一阶段，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在后一阶段，工人又可回到私家经
营，足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凡此演变，不是有方向的设计规划，只
是不期而至，得到了推进技术的效应。
以几个生产部门为例。宋代的纺织业本已有相当发展，蒙古人西
征，带来中亚金线毛织品的技术，中国的织锦遂更为灿烂可观。纺织
匠户不仅属于政府官有局所，贵族的“投下”也有织户。由公私单位
产量总和来看，元代纺织品的生产量颇大，效率颇高，产品质量也多
种多样。另有值得一提者：平民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人学得棉花纺
织的技术，推广于江南，于是江南的纺织业，在丝织品之外又加了棉
织一项，更扩大了中国衣着服用的可用资源。
再以冶铁为例，宋代冶炼钢铁数量已居当时世界之冠。元代重视
冶铸，生产量更增加不少。忽必烈时代的冶铁量，较北宋大了一倍，
年产一千万斤之多。元代的冶铁技术也有进步，一则使用碎瓷与黏土
为冶炉建材，耐火度甚高；二则能生产高碳钢，所谓“镔铁”，大约
也受阿拉伯炼铸方法的刺激，但此事尚待推敲。
中国陶瓷业，一向独步世界。波斯与伊斯兰都不能生产如中国一
样高温烧制的纯瓷。宋代钧、汝、龙泉诸处名窑瓷器，长久以来是外
销的高价值商品。元、明两代出现釉下彩的瓷器，例如“青花”与
“釉里红”，在技术上又上层楼。凡此技术，中东与欧洲都不能仿
制。可是，明代青花瓷的青色颜料，长期取于中东及中亚，直到明代
中叶始从南洋采购青料。若以原料来源判断，伊斯兰青花的质量固然
远逊中产，中国产品仍多伊斯兰纹饰（例如连珠纹），足见青花瓷的
市场还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是则，原料与市场均反映中国釉下彩瓷器
的生产，与伊斯兰世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是人类发展火药热兵器的发源地。宋代的火器已使用于战
场。蒙古西征，挟中国的火器，加上骑兵战术，遂横行一时，建立了
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蒙古进攻巴格达，曾使用铁瓶炸药，可能即相
当于今日的炸弹。另一方面，蒙古围攻襄阳，用回回炮手操作强力的
抛射器，投掷炸弹，又是合并中国与伊斯兰两种战具于一役，在军事
史上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火器本以管筒发射为主要方式，亦即类
似今日火箭导弹的原理。宋人发明的突火枪与火筒，虞允文曾用来在
采石矶击败来犯的金军，后来蒙古循此线索制成火铳。今日尚可见的
世界最古老的铳炮类火器，是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铳。明代作
战，火器已是常用的武器。只是欧洲人后来居上，明代后半段葡萄牙
人制作的红衣大炮，功能胜于中国火铳。在明人与女真对抗的战争
中，红衣大炮遂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利器。
综合以上科学与工艺技术诸项发展，宋元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
多元文化的刺激、专业化的专精、市场的需求等三个方面，都有助于
元代在宋代已具有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一步。
八、近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宋元时代的艺术与文学作品，有很多传留至今，因此我们对于当
时一般生活情形，有相当直接的史料。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反
映了五代至宋初文人学士的聚会，包括衣着、器用、家具等细节，也
呈现了歌女舞姬的姿态。又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
现在只有后世摹本，仍是汴梁生活的写真，其内容不啻一部宋人生活
的电影停格。图中可见到的细节，栩栩如真。虽然文学作品没有图画
具体写实，但能够反映的情绪与心态，甚至还有胜于丹青。宋人的笔
记小说，为数众多，内容丰富，稗官所及，不仅有典故，也有许多生
活细节。元人戏曲，其对白十分口语化，读之如见其人，尤以一般小
民百姓的语气最为生动。明人小说颇有从宋元母本敷衍润色，不论是
短篇的故事或长篇的说部，都有可以作为描写日常生活的资料。凡
此，都为历史教材可以采撷的资料！
大致言之，宋人衣着，闲居衫袍，宽博舒适；工作服则短衣束
带、半长裤管，行动自如。宋人的幞头，是由包头巾定型。一般人家
居，大约即用巾网包头。女性生活最大的变化，当是五代以后逐渐流
行的缠足习惯。宋人女性体态，已与唐风仕女不同。唐人丰腴健美的
妇女，在宋时已变为苗条婀娜。但是，北族妇女，不论契丹、女真还
是蒙古，则尚未感染汉人柔美风气。同样的，北族男子服饰，也大致
保留其民族习惯，例如辽代墓葬壁画，男子有多种发式，均与汉人不
同。
交通工具方面，北人不论男女，以骑马为常。南人也有骑乘，但
也用肩舆。车辆以载重为主，畜力、人力均可用于拉车。汉人地区颇
多牛车，行动慢，但载重量大，马车已不多见，有之，也常为仪式性
的排场。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见唐人常用的载人马车。
宋代船舶，尤其南方，颇为完备。小至渔舟，大至海舶，均可从
图画中见到真相。一般而言，内河湖泊大致是用橹使帆的小船，远洋
航行均是多帆的巨舶。宋人巨舶的结构，可由泉州海交馆陈列的海舶
见到实物。宋人航海活动，在东南亚以至印度洋，与印度人、阿拉伯
人三分天下。中国船舶的中轴舵、平衡板及隔水舱，堪与罗盘、针路
及观测星辰高度位置的牵星术，同为当时举世独步的航海能事。但
是，中国船舶的平帆，无论数量多少，尚不能发挥阿拉伯船舶三角帆
逆风行驶的功能。
饮食方面，宋人引进了早熟的占城稻，不啻多了一季的收获。而
且，新品种的稻米皮薄糠少，可以食用的米粮重量也增加不少。北方
及中部，麦类取代小米（黍稷粟粱）成为主要的食粮。小米及新发展
的高粱，都退而为次要食粮，甚至用于饲料。古代也作为谷食之一的
豆类，转变为佐餐的食品。尤可注意者，五代以后，豆腐成为家常食
物，麦类与豆类富含蛋白质的制品，如面筋、豆皮等，也已是日常食
用之物。这些素食的出现与推广，当与佛教禁杀茹素的要求有相当关
系。
早在中古时期，中国即颇多酿造发酵的食品，例如豉酱之类。宋
人及北族的食品方面，更多使用食物化学的制品，而且广泛地用于腌
制肉类、水产及瓜果蔬菜。今日市场可见的各种酱、醋、酒、油、蜜
汁保存的食物，都已见于宋元之时。宋代以后，中国始有烈酒，当是
因为引进了中亚的蒸馏技术，始能多次蒸制为高量酒精的白酒。北族
善饮，蒙古大汗的宴会中有专人司酒，据西方人及波斯人的旅行记，
蒙古朝廷宴会供应的酒类，包括谷类酿造的酒、葡萄酒及北族常用的
马湩酒（马奶酒）。马湩酒也见于宋人地区，当是由北方传入的风
味。
 古代中国的甜料，不外为蜂蜜与饴糖。虽然可能很早即用甘蔗汁
为甜料，却不知制作砂糖。制作砂糖这一项技术是印度人发明的，唐
末引进中国，宋代已普遍使用砂糖。中国古代烹饪，使用的香料不
多。宋代则大量由南洋进口香药，香药进口价值占进口商品之首，其
中包括药用、宗教用及食用。中国也出口香药于辽与西夏，想来是转
口贸易。但是，中国也必已使用香料为调味及保存食物，大约今日中
国烹饪所用的香料，均已见于宋元之世。香料调制及保存肉类食物，
最为常用。这一时期，南北接触频繁，北俗肉食为主，当也影响了南
方的饮食习惯。北方民族虽也食鱼，例如辽金都有渔猎之俗，但食用
水产，南方更为常见。可能北方民族对于南方水产颇为向往，宋人款
待北来使节，遂常见鱼类食物。
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所
见的饮食习惯看来，在宋代都会地区，不仅有饭店酒肆供应上门顾
客，也有食摊与提篮挑担的小贩，供应饼饵之类的熟食与点心。《清
明上河图》中，也能找到这些现象。从各种稗官小说的资料中，宋元
的菜肴与今日的烹饪方法相当接近，煎、炒、炸、烹、煮、炙、烤、
蒸，无一不有。大致言之，北方肉食，牛羊为多，南方猪鸡为多。蔬
果各随土宜，水果之中，柑橘及梨桃均为常见。宋人种橘，颇为讲
究，竟可纂写成谱，其园艺技术的水平可知。
宋元之世，讨论食疗养生治病的著作颇多。举例言之，宋人陈直
《养老奉亲书》及元人邹铉《寿亲养老新书》都详论老年人饮食应予
注意处，也介绍了一些特具营养价值的饮品与食物。元人忽思慧的
《饮膳正要》（1330）当是中国第一部讨论营养学的专著。忽思慧是
元朝宫廷的饮膳太监，收集了不少本草、验方及食物特性的资料，也
介绍了印度、西藏、西番、回鹘诸族的食品，罗列汤、饼、羹、粥等
食品108种，谷、兽、鱼、果实、料物等主副食226种，分别说明这些
材料的特性，药用功效及各种宜忌。凡此均是将食疗与药疗融合为
一，实集食补观念之大成。
中国传统医学，可分为理论与方剂两个系统。内经一类所讨论的
观念，实与玄学相近；巢元方、孙思邈等人方剂的传统，其实是积累
实际的用药经验，视临床所见的病情再斟酌处方。宋人医学仍以遵循
理论为多，北方的燕赵地区则另辟蹊径，遂有金元四大家出现，为中
国医药史上一大里程碑：刘完素（约1120—1200）注意流行传染病，
以及这些疾病与环境气候的关系；张子和（1156—1228）特别指陈古
方不能尽治今病；李东垣（1180—1251）注意病人吸收营养消化功
能；朱丹溪（1281—1358）也特别指出古方今病不能吻合，治病注意
滋养。诸家观念，均着重病人本身体质条件及以药物调治体质，其基
本观点与食补、食疗颇为相通。金元四大家均出现于中国北方，其地
区与数学北方学派的地域相叠合。这一地区是汉地，却已长期在汉人
地方势力与北族政权控制之下，为南宋治权所不及。这样的“瓯脱”
地带，文化传统可能较弱，学者可以突破传统的思考，于是竟能别出
机杼，创新观念。
综合言之，宋元时代的一般生活，由于唐末以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开阔，内容也多姿多彩。此中缘故，或与文化多元及疆域所及辽阔有
关。自从唐末以至南宋，汉人南向发展，五代十国，九个在南方，南
宋偏安，文化聚萃于南方，是以不仅中国南方各地的资源颇多开发，
东南亚的资源也因外贸为中国接纳。三个北族政权前后接踵，既据有
中国北方，也广开疆域于今日的东北、蒙古、西北及中亚。蒙古建立
大帝国，横跨欧亚，这一广大地区的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都可与中
国汉地所有的资源相济，取精用宏，生活内容随之而丰富了。为此，
宋元时的一般人民，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水平，大致丰足。明清以下，
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堪谓已经定型，迄于西方工业生产与现代都市化
带来冲击，始有另一波重大的变化。
九、近古中国与东亚转型的特色
这一段历史，传统的分期大部分属于宋辽金元时期。当然，历史
是延续的。这一段历史的变化，不少滥觞于五代，甚至更可推到唐代
中叶；这一段历史也不是终结于朱明取代了元朝。过去以汉人历史为
主的断代史，以宋代为正统，北族诸政权为入侵中华的征服王朝。我
们将这段诸国抗争的形势当作东亚诸处的密切互动，虽然也可以视为
另一次“南北朝”，但把它当作东亚列国体制在亚太地区逐渐成形的
区域整合，则更可整体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参与整合的成分，不仅
有东亚大陆上，农耕的汉人与游牧的北族之间，有其进退颉颃，也包
含太平洋沿岸，由日本到东南亚的海域，经由文化接触与经济交换，
遂与大陆的族群发展为迎拒分合的复杂关系。这次区域性的整合，不
下五六百年之久。在后来的演变中，将是近世欧洲区域、中东区域与
亚太区域之间，又有了规模更大、后果更深远的互动，终于在现代
（我们所闻所见之世）逐步走向全球性的整合。
汉族地区的宋代中国，同样经历了复杂而深远的内在变化。都市
的结构变了，城乡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汉末以来，强大的宗族组织及
大族占有的优越地位，逐渐转变为血缘关系更密切的家族。家族的社
会地位，也不再能与过去的大族相比。相对的，社会的个别成员，相
应于上述诸现象，遂有较多的自由，也不再有过去一样可以依附的群
体。
这一现象，呈现为宋代士大夫与皇朝官僚系统的密切共生关系。
自汉至唐，士大夫有世家大族的背景，有地方力量足为依恃，他们面
对皇权，还可以卓然自立。宋代的士大夫则既以经世济民的使命自
许，又必须参加皇朝的官僚系统，希望能以此完成其使命。宋代儒家
发展的理学，其实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其内在动机应是尝试建立内
圣外王的“道”。士大夫不再有世家大族的力量为其后盾，于是同气
相求，不免借讲学与交游，编织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两宋朝廷每
有朋党之争，学术界的派系也多壁垒，两者之间应是相应的现象。
宋代儒家据有前所未见的机缘，几乎独占了官僚系统，本来应有
可以实践儒家经世的理想。然而，综考其功效，朝野党派的各种斗
争，竟使宋代政治未能有实践儒家理想的成果。
另一方面，宋代儒家与佛、道两家的互动也较过去为多。凡此互
动的后果，则是三家彼此融合：外来的佛教宗派为中国本土宗派取代
了；在儒、佛之间，道教左右采撷，遂有新道教之崛起；儒家的理
学，是中国思想史的划时代之事，其能臻此境界，释、道两家的滋养
与激荡当为不可忽视的因素。简言之，宋代知识分子不分儒、道、佛
三家，其关怀都在人间，可谓由玄理转向实践，由“神圣”转向日常
的人生。
北族的领导阶层原多是部族领袖及战士，心智活动非其所好，但
在接触中华文化后，辽、金、元三朝均有华化颇深的人士。一般言
之，辽人与汉文化接触最久，潜移默化，辽代颇有文采可观的学者。
耶律楚材，身历辽、金、元三朝，最初可能借巫觋活动取得成吉思汗
的信任。但其主要贡献，当在推动蒙古及元朝统治方式的汉化。在忽
必烈以后，因为统治的疆域以中国为主体，其统治机构遂深度汉化。
中国的科举制度及文官组织均为元政府采用，汉人知识分子经过这些
管道，大量跻身精英；同时，蒙古与色目族群也出现了高度汉化的知
识分子。然而，我们须注意，元廷的治理机构具有二元特性：北族军
事组织的影响甚深，汉制往往流于形式。实际掌权的统治阶层，蒙古
与色目人士的权力大于汉制政府文官科层结构中的官员。
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北方草原及中亚各地均有成吉思汗建立的
几个汗国统治。这些汗国也深度接受当地文化的涵化，不论心智活动
及统治机制，毋宁为波斯化、伊斯兰化，甚至印度化。因此，蒙古大
帝国的文化面貌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不宜将元人统治汉地的现象
当作蒙古族群文化转变的共相。中国学者研究元文化，每以汉文文献
为典要，汉文史料往往出于汉人学者之手，必须借其他文字的记载对
照，庶可补救其偏颇之失。总之，元代的文化活动，既有中国文化与
域外文化的交流，也有彼此同生共存而各行其是的现象。例如，元大
都既有回回天文台，也有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两个不同的天文学传
统，并未因此而融合为一个新的学术体系。
这一时代的庶民生活，由于都市兴起、城乡关系改变诸种复杂的
因素，当然会有重大的变化。其中颇须注意者，是社区共同体的组成
不再以宗族为主，而由地缘性乡社代之。中国历史上“社”的名称，
源远流长，最初可能是地方保护神信仰的组织。秦汉的“社”，则成
为地方乡里行政系统的末梢。汉末以后，大姓豪族专制乡里，地方势
力封建化，庶民沦为部曲奴客之列。唐代中期以后，这种类似封建的
地方结构，又逐渐过渡为社区共同体。
这一转变过程，或因佛教寺庙的社区活动，遂改变了社区凝聚的
核心。社区共同体，在不同的条件及需求下，会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然而，许多其他功能也会在社区共同体形成之后，一并附加于同一共
同体的组织。以山西、陕西之间的尧山圣母崇拜为例，这一个庞大的
网络，其构成的单位，即十一个“社”，每一“社”由十余个至数十
个村落组成，地域兼跨山西、陕西相邻的几个州县。碑铭可考的时
代，可以远溯至唐代，其集体活动可考的时代，则为宋代熙宁二年
（1069）。这一网络的活动，主要为祈雨的祭祀，但是也兼顾了市
集、防卫、水利工程等项集体合作的功能。类似的组织，以社为名，
可包括西北边防地区的弓箭社、太行山抗金的忠义社、南宋的许多义
社。河北山东地区新道教（如全真教），其道观即社区共同体的中
心。佛教禅宗寺庙（例如农禅寺）也具有地方共同体中心的功能。宋
儒推动乡约、社约，及族产、义田……无不意在凝聚基层社区社群，
以济国家公权力不足，以维持地方性的共同体。自宋迄今，无论中国
南方北方，社区共同体还往往借宗教信仰、灌溉工程、市集交换等结
合为庞大的社会网络。华南的妈祖祭祀团，即为具体的例证。
北族的政权，每由部族起家，一旦扩张为帝国体制，便不能不调
整其结构与组织。帝国内部，其属下人口不得不重新编组。金、元的
“万户”制，即解散原有部落，改组为军事单位；更进一步，万户戍
守汛地，遂形成封建制度。其所属人众，由部民转变为封地的统治阶
层，凌驾于被征服的土著人口之上。这是一个集合——改组——分散
的过程，分封或戍守的统治单位，逐渐“土著化”，与在地土著混
合，形成新的族群认同，却疏离了当初的族群结构。
征服带来上述人口混合，意味着大小规模的人口移动。蒙古扩张
迅速，在草原上的蒙古诸部，随着征服分散于广大的地区。西域“签
军”随同蒙古军事行动，分驻中国为探马赤军，又与汉地人口混合，
终于融入中国的广土众民，取得中国姓氏，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新成
分。类似的人口迁移，也见于东方人口迁徙于中亚，北方汉族人口迁
徙于华南与东南。凡此糅合的过程，古代中国以血缘为族群聚合的形
式，势须转变为以地缘聚合的形式。社会个别成员，亦即个人，虽然
仍可能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实则其归属于血缘单位的先设性
（prescriptive），已代之以自己取得的身份（ascriptive）。这一
时代，经历了相当程度的都市化，工商业也比较发达，脱离乡村的农
民，进入都市或改采工商专业，其根生土长的特性随之减弱。反之，
个人的移动，带来自主，也带来失落与疏离。
蒙古帝国内，宗王的汗国分散于广袤的亚洲大陆。宗王之间的斗
争，终于解散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宗王诸汗国，经历数世纪的分
合与重组，不再以“蒙古”为其共有认同。各地文化传统，以宗教信
仰为其旗帜，重新界定了亚洲各地的国家与民族。伊斯兰教是大多数
中亚与中东政治体的新认同。西藏高原的喇嘛教，结合了本土的藏传
佛教，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终于成为亚洲东部草原与高原诸族的新
认同。若从宗教力量传布地区的广袤言，伊斯兰教与喇嘛教的迅速扩
张，当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值得注视的现象。
综合以上所说，10世纪以来的四五个世纪，中国地区及其周边所
发生的变化，规模既大，影响也深刻，若说通盘地改变了中古以来的
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也不为过甚其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为宋代
中国已具有“现代性”，这一学说是否恰当，还须取决于“现代性”
的定义。如果把“现代性”定义简约为西欧出现的都市化与个人化，
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上述两点可谓已见端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
史学，努力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迹象。如果把资本主义的定
义简约为工商业企业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也可谓已呈现初貌。然
而，中国当时的都市，不同于欧洲的自由城市；中国的“个人自主
性”的个人，仍是归属于强固的社区社群共同体之中，也不同于欧洲
“个人自由”的性质。中国发展的工商业，规模及复杂性也十分可
观，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其实未见于中国。不论内藤理论
或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都建立在欧洲（尤其西欧）发生的历史现象
上，未必能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更不能由此建立人类社会演变的共
同性。
因应时空条件，各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都有其特殊之处。人类社
会演变，虽有若干共相，但大致殊相多于共相。然而，历史研究之饶
有兴趣，即在同中见异，再追究其所以有此特色的来龙去脉。宋辽金
元时期的特色，正因为在列国体制中的互动，以致南北两类文化都有
其发展的特殊风格。宋代的中国不能再以“天朝”自居，是以有反求
诸己的内敛气象。宋人重华夷之别、正闰之辨，宋代史学著作，每多
这些讨论。宋人好古，常有复古的倾向，理学思想必以上溯孔孟为标
榜，宋代稽古的学风，开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先河。凡此作风，都可解
释为在列国体制中，寻找汉族中华文化的定位。
相对而言，北族的文化发展是外向的。征服王朝尽灭了别人，又
必须将过去的“他方”并入“己方”，以致自我定位既是不断打破原
有界线，又须不断重新划定界线。北族政权的领土，北族人口的认
同，以及北族的贸易经济文化交流等，无不可作如此观。
南北之间，上述内敛、外向两个倾向，相激相荡，不仅影响了政
治版图，也建构了东亚文化圈与经济圈。近代世界体系形成时，觇见
类似的发展过程，只是过程相似，各地仍有其个别的特色。
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
（15世纪—17世纪）
 中国全盘进入了世界秩序。海洋的开通和欧亚大陆频繁的陆
路交通，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秩序之内。贸易上的顺差，使中国
经济持续成长三百年之久，并使中国在近代以前跃升为世界最繁
荣的地区！外来的刺激，也促使中国的知识界尝试重新思考中国
文化的本质——这是历史上相当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努力。可惜，
这一努力竟中途夭折了。
一、明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
本章的断代，上限是1500年，主要是自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外
海岛屿后，全世界不再有可以遗世独立的人群。当然，1500年是取一
个年代的整数，无非是设定巨大转变的象征，不是一个无可移动的时
点！
这一设定的时点，是反映世界史的断代意义。当时的中国，还没
有感觉到全人类的历史已将汇合为一。中国依然自以为中央之国，中
国人依然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如鱼在水中。这一个时代的中国，最
重要的史事，无过于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结束了，汉人再度建立
以中国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本章叙述的历史变化，还是必须以明朝
的开国为其起点，而且观察的对象，也还是明帝国内外的种种变化。
明太祖将元廷逐出长城，蒙古只是失去了在汉地的统治权。蒙古
大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裂解为几个本土化的汗国。占据蒙古的后元，
依旧是明朝北面的强敌。为此，明朝对于北边防务，从未敢懈怠。今
日中外视为世界巨大工程之一的长城，其实不是秦汉以来的边塞，而
是明代建筑的边墙！
这一道边墙，贯穿“九边”，由辽东山海关老龙头依山傍谷，迤
逦西行，延伸到目前的嘉峪关，连绵不断，中间有些地方还有内外两
道长城。中国的长城，自战国时代燕、赵、秦三国筑边塞，到秦始皇
联结这些防御工事，成为震古烁今的“万里长城”。但是从长城遗址
看来，秦汉的边塞并非连成一线的城墙，毋宁是纵深布置、互相支援
的堡垒群：山地上是高踞山顶与岭脊的烽火台；平地上是以障塞（堡
垒）结合地形（如壕沟）或植物（如大片荆棘）的工事。如见北族敌
迹，即以烽火传讯——这是一个有数里至数十里纵深的预警系统，使
经常集结在边防兵站（如汉代的右北平）的重兵，可以推进袭击来犯
的敌人。
这样的防线，并不是一条密封的界墙。平时，胡汉贸易照常进
行，汉代边郡太守，将万骑，定期行边；有大战役时，大军分道出
击，以攻势为有效的防御。在心理上，北族游牧地区与中国农耕地区
并不隔断，而是有进有退的开放地带。
反之，明代太祖、成祖两代雄主多次大军出击，追亡逐北，此后
即不见开塞北征。蒙古来犯，明军不过据城守关。明朝中叶以后，东
北边外的建州卫满洲崛起，明军防线本在关外，数次大败，遂移入长
城内，但还是阻挡不了满人踹破边墙，入侵关内。这一条密封的边
界，终究还是挡不住敌人。
中国历史上，唐代超越了长城线以北，北朝以及辽、金、元、西
夏等北族漫过了长城以南。秦汉与明代都以长城为防线。然而，秦汉
的障塞是开放的，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城墙如堤岸，在压力甚大
时，还是会溃决。在心态上，这一条边墙分隔胡汉，汉人世界自我设
限，是内敛的，而不是开展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出击的。

秦汉长城及障塞位置图
 明长城位置图

面向南方的海洋，明代中国的态度则在开放与闭关之间摆动，而
终于趋向闭关。洪武初，元代对外开放的风气尚在，海上交通相当畅
通。洪武四年（1371），因为日本浪人扰乱海疆，中国第一次实行海
禁，只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作为外洋贸易的港口。永
乐年间，郑和率领大批船舰七次下西洋（1405—1433）。即使永乐此
举的动机至今颇多议论，至少中国的对外态度是开放的。宣德年后，
中国官方不再有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行动。明代中叶以后，倭寇侵扰海
疆，越来越猖獗。1523年，明朝政府为了断绝乱源，干脆关闭上述三
处市舶司，不再许可外国商货入口。
封闭的锁国政策，当然昧于实际的情势，不仅关不了已经长期进
行的海上贸易，更逼迫中国海商与日本人合作，在沿海建立基地，进
行不经官方许可的贸易。这些国际性的海上冒险集团，性质在商贩与
海盗之间。中国称为“倭寇”的集团，当时人即指出不全为日本人，
其中夹杂了许多沿海铤而走险的中国人。
这一时代的世界，实际已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经过大洋航道东
来的欧洲人，最初是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旋即又有荷兰人参加竞
争，纵横海洋。国际贸易与交通的情势，已不再是元代以阿拉伯人为
主力。
 国际经济网络，已在逐渐成形，将欧、亚、非、美四个大陆与太
平洋的许多岛屿（例如今日的印尼、菲律宾等）都编织在一个庞大的
经济体系之内。然而，明朝政府并未察觉这一正在进行的巨变，仍以
防守海疆的角度，制定官方的海禁。即使中国直接间接介入外贸的人
口已遍及闽、浙、广东，外移南洋的人口已在东南亚建立了许多华人
聚落，朝廷从未面对现实，只指斥为违法的活动。总之，明代中国对
于海上，官方的基本心态也是防御与封闭的。
明代中国广土众民，资源之丰，蓄积之厚，为当世大国之中数一
数二。如此国力，中国却在国际场合无可记述之处。对明代中国言，
北方的蒙古始终是一大威胁：也先甚至在土木堡掳走了英宗；河套的
俺答，侵扰三边，明朝无可奈何。若没有藏传佛教驯化蒙古，中国北
边不会安宁。在东方，日本不断输入中国文化，但自从范文虎的船队
败于飓风，中国未能加一兵一矢于日本。日本丰臣秀吉于1592年、
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中国援朝，两国合力才保住了朝鲜。郑和舰
队，横行东南亚，所至之处，无非小国，谁能抵抗？明军主要的战
果，却是覆灭了建国异域的华人聚居地，将南洋的旧港（亦称巨港，
今日苏门答腊之巴邻旁市）等地的华人首领，抓回中国。唐代以前，
交趾长期是中国的郡县，宋朝开始，安南是南方边外的大国，奉中国
正朔，在藩属之列。明代安南内乱，黎氏篡立，明朝出兵干涉，从
1406年到1418年，两次征讨，中间一度在安南设立布政使司，但是十
年战争，明朝不能取胜，还是只得承认安南黎氏的政权。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明朝政府守势内敛的心态。明祚二百余年，
其实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其中缘故，可能由于开国之
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训”，严嘱子孙不得轻易改变他订立的典章制
度。固然后世皇帝破坏“祖训”之处不少，这一保守的基调是一锤定
音，以致明代政治难有改革。
 郑和航海路线图

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
外，其他并无更张。继他之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两代，休养生息
十年，无所作为，号为“仁宣之治”，其实是作风保守的表现。当时
的辅政大臣，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都是老成持重的老臣。从
英宗以后，明朝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好皇帝，一些能干的大臣，努力补
救皇帝缺失，再也无改革政治的余力。大臣之中，只有张居正、刘大
夏少数几人有治国的才能，也有治国的决心，但终究太少了些。张居
正的改革，在有明一代，已属难能可贵，然而究其实际，也只能矫治
文官制度壅塞瘫痪的痼疾，并未开创更高一层的境界。
自从宋代重视文人以来，中间隔了一段元代统治，明朝步武宋
代，建立了一个以儒生为文官的制度。由于中国科举取材，以八股考
试考儒生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而又以朱熹理学的阐释为正统的
儒学，因而科举制度防弊的方法越细密，越追求对于经典理解的正统
化与标准化，终于考试考的是文章形式与教条，不是发挥经典的含
义，更不容许从文本中提出新的阐释。这种选士的方式与过程，发展
为后世指责八股取士的病根！明代如此，清代也沿之未改！
从科举产生了政府的文官，也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
形成风气后，也产生了文化的保守。有明二百余年，一直到中叶以
后，民间才有强烈的反弹。在王阳明以前，儒家思想囿于朱子之学；
在万历文风改变以前，明代的文学与艺术、书法，都是四平八稳的作
风，这可由“台阁体”的文章与书法，观见其风格！
明太祖废宰相，皇权定于一尊，于是文官与皇帝之间，无复汉代
与宋代可见的制衡。绝对的皇权，保护了保守主义，以致质疑当时制
度的思想，都难逃政治权力的压制。皇帝自己不能行使权力时，绝对
的权力落在近侍、宦官手中。于是有明一代，自仁宣以后，宦寺鱼肉
文官与儒生的事迹，不绝于史书。明代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其灾害
不在贪污败坏，更在于斫丧了文化与思想的元气。
明代中叶以后，知识分子及社会大众都对上述令人窒息的压抑之
气，兴起各方面的反弹。那些史事，将有专节论述，此处不赘。反弹
的力量与压制的绝对权力间，有各种冲突。中国的人才，以及社会的
文化活力，都在这一长达百年的斗争中消耗殆尽！后果是明末的中
国，不再有余力面对正在开展的世界新局。能察觉这一变局的人已经
太少，更遑论思考如何适应这一即将叩关的世界形势！
总之，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
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
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
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
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
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一时之间，外来力量还不能撼动这一僵化体
系。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体系还保留了许多精致的特色，但是这个僵
化的体系缺少调适的能力，终难避免崩解。
更进一步追索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似乎还是在一百余年前南宋
的文化已开始内敛，而不是开展。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
在艺术与文学的领域，中国文化孕育了至今值得赞叹的成果，然而这
些成就大致是表现在既有规范中不断突破，又不断重组。南宋理学的
思维，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只是，以
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向
“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
空，仅剩下了“内圣”。这一境界及过程都为明代继承，正宗阳明之
学当然更是向内寄托于心性。
另一病源则是蒙古征服南宋，以其武力抹杀了中国文化精华，权
力来源是武力，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明太祖驱逐元廷，却在统治
体制上继承了这专制集权的特色。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
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
威的宦官弄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赔上生命，只为了坚持理念，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一次又一次扩大了抗议，一次又一次指陈了
理念与精神，却在绝对君权之下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这种无力感，
付出了人的尊严作为代价。高压的君权窒息了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
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万历以后，无论在学
术、文化与社会几个领域，都有对于僵化体系的反抗与反思。那些扑
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了值得后人钦佩的记录，也留
下了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
二、人口与生活资源
今日中国人口众多，约占人类社会的四分之一。其实，这一现
象，是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相伴而至，也是由明代开始，食物资源
增多了。两者互为因果，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于近半个世纪乃有
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
汉代人口，照官方统计，最多时有五六千万人，自此各代均有增
减。但是，各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大多不甚准确。三国时代人
口，数字奇少，即因大户占夺人口之故。宋代人口，数字也不准，估
计是在七八千万之间。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一亿。是以，从西汉中
期到明初，大约一千五六百年之间，人口增长，不过一倍。明代中
期，估计人口已有一亿五千万人，明末则有两亿左右，是则二百余
年，人口涨了一倍！较为保守的估计，则是由六七千万而八九千万而
一亿余，如此人口增长的幅度，在18世纪以后又加速进行。而最近五
十年来，中国人口增加率又不止一倍。近来二三百年，中国人口增加
幅度巨大，可说是由明代开始的趋势。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地区，及河北大部分与
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
后增加的人口。汉唐以来，中国食粮主要是早已有之的黍稷稻粱，亦
即大米与各种小米，加上越来越普遍的粉食麦类。宋代引进早熟多产
的稻种——占城稻，有助于南方食米的供应。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
食粮作物引进中国，不仅中国人多了不少养生的资源，而且因其生长
环境各有土宜，许多过去不能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也可以生产相当
数量的粮食。这一因素，又不是单纯由国家疆域的增减足以说明了。
 引进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与玉米。番薯俗称众多，因地
方而有异：番薯、地瓜、红薯、白薯……不一而足。在万历年间，福
建人即从南洋将番薯引入闽南泉、漳诸处。据《金薯传习录》，番薯
是由菲律宾引入番薯藤，然后在福建地区广泛栽培。同时，广东人也
从越南引进番薯，广植于东莞、电白等地。不久，徐光启又从华南引
进长江流域，旋即普及于全国各地，发展成为许多地方性的品种。番
薯初入中国时，福建地方官员当作歉收时的救荒粮。其后，则渐成为
重要的农产品。种植番薯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零地、沙
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番薯本身营养价值高，薯叶还可作为家畜
的饲料，遂成为中国各地农村普遍栽培的食用作物。从16世纪番薯由
美洲进入南洋，数十年后即进入中国，并普及于中国南北各地，传布
速度可谓迅速。
玉米，是另一种很快普及中国各地的新作物。玉米又名番麦、玉
蜀黍、珍珠米、苞谷，是美洲土人培养成功的粮食作物。16世纪中
叶，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即详细叙述玉米的形状，并且记载“旧
名番麦”，足见它已在中国颇有一段时候。《留青日札》又谈到作者
的家乡杭州，也已种植这一外来“异谷”，是则初传地区大约也在
闽、粤，然后普及于包括杭州的许多地方。玉米可以在坡度相当斜峻
的山地栽种，又不需要十分照顾，收获、收藏均不困难，遂成为中国
各地，尤其中国西南及华南山坡地普遍栽种的作物。
花生，又名落花生、长生果，原产地是南美洲，其特性为落地入
土即可存活，宜于沙地，又不厌盐碱，是海埔新生地最适宜的作物。
明代嘉靖年间花生即载于江南的地方志，是其传入中国，为时甚早，
不会晚于引进番薯的时代。花生富于油质，是十分优良的植物油来
源，遂成为各地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马铃薯又名洋芋、土豆，各地名称不一。明代晚期传入闽、台一
带，旋即传入中国西南各省，清代则又传入北方。但是，马铃薯的普
遍性，至近代为盛，在明代远不如番薯之常见。
另一根茎作物则是芋头，俗称芋艿、毛芋，汉代巴蜀的蹲鸱，大
约就是此物，在当时视作救荒作物，于饥荒可以当作食粮。芋头常见
于南岛，是当地土著的主要食物。虽然芋头在中国早已有之，其在粮
食作物中并不居重要地位，大约由于芋头淀粉质多，缺少蛋白质，其
营养功能不足以比美番薯。
以上数种明代引入中国的新品种，当以玉米、番薯与花生最为重
要。前二者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后者提供
植物脂肪，为中国传统豆油与菜籽油之外，添了另一油源。这三种作
物，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
地，一变为农田。中国华南与西南多山，沿海、江心又多新生地——
凡此都可转变为生产食粮的佳壤！是以明代垦殖多塘田、圩田、沙
田。
主食之外，新引入的蔬果，如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菜豆，甚
至辣椒，均使中国的食品资源更为丰富。油类作物中，明代已有芝
麻、豆类，加上前面所述的花生，还有菜籽、茶籽均可榨油食用。动
物油脂只用于比较考究的菜肴。纤维作物，中国固有的是丝、葛，明
代则木棉、苎麻已普及各处。木棉原来是南方作物，称为“吉贝”，
早已见于中国，自从元代松江黄道婆引进海南黎族弹棉去籽的技术，
棉花迅速传入南北各处。原来高大多年木本的棉树，也逐渐培育为大
面积农田种植的棉花。
中国耕种、树木嫁接技术，早在《齐民要术》时期即已知之甚
稔。明代则有插条、接枝诸项无性生殖的栽种方法，当与种植番薯的
经验有关。明代种植苎麻，甚至桑树、甘蔗，都已引用这一技术。
栽培作物的种类多了，种植的方法多样化了，是以明代中国将过
去不用于农业的边缘土地，也以棉田、圩田、沙田种种方式垦拓为耕
地。一方面，明代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另一方面，因为土地使用的方
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明代人口统计，并不精确。田亩统计，用了鱼鳞册制度，一片地
产的四至见于记录，颇易稽核。据估计，洪武年间，全国垦殖顷亩，
由三百余万顷，迅速增加到八百余万顷，这是全国丈量的结果。此后
各朝增加的数字不多，经常保持五六百万顷，明末则有七百余万顷，
整体来说，数字相当稳定。全国征收税粮的数字，由明初粮米、稻谷
两千万石，逐渐增加到三千余万石，弘治、万历年间又回降为两千六
百余万石。明制，缙绅免去田税，诸王王府及皇庄也不纳粮税，是以
全国地亩及粮税数字，都不能如实反映人口增殖及农地顷亩的增加。
当时因为缙绅免税、免役，贫户带产投靠，成为佃户，以致江南
一带，据顾炎武《日知录》是十田九佃，自耕农不过十分之一。然
而，地主占有的土地虽多，并不组织大型庄园，而是由个别佃农各自
经营小农耕作，地主只是坐收地租而已。
明代农户，一般大约多则耕种十余亩，少则仅有四五亩田地，以
当时的生产力计算，虽然主要食粮的单位产量高于宋、元，也不够养
活全国人口。大约有些新垦的梯田、沙田、圩田，甚至浮在水面的葑
田，架在水边的框田，都未必列入全国统计的顷亩数字之内。
一个一个小型农庄，都是多种多样的经营，最起码的情形是薪则
有山，蔬则有圃，还可以在洼地挖深为鱼塘，以塘泥整高为“基”，
栽种果树，形成一个小型的生态资源循环系统。华南的香蕉、荔枝、
菠萝（凤梨），中部的桃李，北方的梨枣……都是如此纳入农业生产
的网络之中。当时政府法令，奖励农户种植果树。明初，政府多方鼓
励生产，规定民间种桑麻木棉，甚至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
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木棉，十亩以上者加倍。又命令各卫所屯田军士，
每人种桑百株，随地方土地所宜，种植柿、栗、胡桃。凡栽种桑枣果
树，不论多寡，都免征若干税赋。这些栽种果树的规定，正式的理由
是“以备荒歉”，栽种桑麻是为了“衣被天下”，实际上则是鼓励百
姓多种经营，以增加生活资源。
明代人口的分布状态，可能也与食物资源的分布有相应的关系。
南宋以来，中国江淮以南的人口，已经相当庞大。有元一代，北方兵
旱不断，人口锐减，明初曾将江南人口大量迁移到黄河、淮水中下游
地区，补充当地人口之不足。永乐迁都北京，北直隶的人口增加，卫
所军屯及配合“开中”政策的北方沿边民屯，均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
北移。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口的分布比例大致是：南方数省
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北方诸省只有南方三分之一。西南各省，也居
然有全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明代新引入的粮食与蔬果，都
是先在华南发展，然后蔓延于全国。江南与西南毋宁也比北方先受惠
于新进作物，以致整个南方（包括江南、华南、西南），虽多山地，
却能维持庞大的人口。
综合言之，明代人口、田亩的增加是互为因果的发展。在生活资
源方面，明代初期是休养生息，以官方政策鼓励增加生活资源。明代
中叶，新引入中国的外来作物，增加了食物的种类，也增加了田亩面
积。小农庄的多种经营，从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家畜、水产食
品、肥料供应与土地利用，都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系统。
三、大海波涛
在本章第一节，已略述明代中国对海疆的态度，本节再予申论，
重点则在中国人在海上的活动，其中又涉及台湾一岛进入世界历史。
15世纪后叶，欧洲人开始探索东来亚洲的航道，其动机是因为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隔绝欧、亚路经中东的贸
易路线，西欧诸国不得不另寻航道东来。于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
1488年、达·伽马于1498年绕航非洲，进入印度洋，由此到达印度、
东南亚、中国与日本。西班牙王室派遣哥伦布循大西洋，寻找到中国
的航线，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凡此诸事，均为众所熟知的史事，毋
庸赘述！
大洋航道的开拓，终于将全世界人类社会，经由经济网络联结为
一体。中国东邻太平洋，本来即欧洲东来的主要目的地，面临这一世
界新形势，中国承受的变化，其实甚为巨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
则是中国人走向了海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入了海上势力的角
逐，也开辟了许多华人聚居的地点。
早在宋元时代，海上丝道畅通，波斯、印度、阿拉伯等诸处商舶
来往于中国与中东的红海、波斯湾之间，中国商舶也驶往中东地区。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
在今日印度的加尔各答，搭乘返航的中国大型海舶前来泉州。当时的
泉州港中停泊了十三艘中国船，船上有五层甲板，可容纳千人。宋代
中国文献也记载了泉州巨舶载货不绝于途。这种大型船舶的实物，可
由泉州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见其规模。明成祖派遣中官郑和七次下西
洋，后人对于郑和所率舰队的巨大船型，颇为称道。其实，宋元时代
海道畅通，早已有打造巨舶的技术。郑和时代的造船能力，并不是空
前的。
宋、元以来，中国与中东间的航路，已经被各国船舶走熟了。这
一条航线大致是由泉州、广州等口岸，沿中南半岛沿岸航行，穿过马
来半岛下端，经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继续沿岸航行，经过锡兰（斯
里兰卡），驶往加尔各答，或分路驶往波斯湾或红海，也或驶往非洲
东岸的蒙巴萨。在这条国际航线上，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国的商
人与海员，还可在几个重要的中继港接驳转运。东西贸易的沿线各
站，于宋元以后颇多商业利益，凭借这些资源，东南亚与印度洋沿
海，涌现了许多新兴的小国。中国前往南洋（明代的西洋），并不经
过沿海的台湾与海南两个大岛，于是台湾的发展并不在宋元，也不在
明初，却须在大洋航路开通之后。而海南岛甚至不在大洋航路上，也
就始终只是中国南海一岛而已。
沿着宋元已经发达的航道，有些中国人遂在海外定居落户。洪武
二年（1369），明代征各国来朝，也规定日本、朝鲜、大琉球、小琉
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
花、三佛齐、渤泥共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洪武四年（1371），诏
令滨海人民不得私自出海。当时福建兴化卫指挥私自遣人出海行贾，
诏谕责备。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广州、明州三处市舶司。凡此
措施，基本上都反映了闭关的心态。这一基本政策，执行时或有张
弛，但主调没有改变，迄于隆庆元年（1567）方开海禁。
有明前半段，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外移。然而人口移动实际难以禁
绝，而且宋、元以来已移居海外的人民，早就形成社区，只是朝廷不
予承认而已。从一些零星的资料，还是可以窥见中国人在海外的活
动。例如，建文四年（1402），明廷遣使以即位诏谕各国，回来的使
臣报告，诸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于
是明廷又派使往谕各国，遣返中国的逃民。
 成祖即位，永乐二年（1404）即下诏禁民入海，民间原有下海的
船只，都改造为平头船。次年初遣使往南洋旧港，招抚广东逃民梁道
明等人，这事还在郑和启航（当年六月）之前！从旧港回来的使者，
带回了“头目”梁道明等人来朝，及进贡的马匹与“方物”（土
产），政府也赏赐梁道明等人衣纱丝绢。这一仪注，不下于小国朝贡
之礼，可见旧港的华人已建立了可观的聚居地，俨然一个海外的华人
社区了。以后数年，旧港“头目”梁道明、陈祖义不断派遣子弟入
朝。永乐四年（1406），郑和却又捕捉“旧港海贼”陈祖义等三人，
带回中国，朝廷“悉命斩之”。同年，明廷在该地设旧港宣慰使司，
命头目施进卿任宣慰使。明廷对旧港政策，反复不定，而最后仍以相
当于内地土官的职务，赐予当地华人领袖，足见旧港华人聚居地已有
相当规模，明朝不能不承认其存在。

15、16世纪之际大洋航道开拓图

旧港一类的华人社区，在南洋各地当不止一处。满剌加（马六
甲）位于马来半岛尖端，绾太平洋、印度洋交汇之处。该地在大洋航
道开通后，曾先后为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据为转运中心。华人在此建
立的街市（据说早在明初以前，即已有华人定居），经历三个西洋势
力，存留至今。
 中国人在海外居住，为地主国担任贡使的个例不少。例如，英宗
正统元年（1436）与三年（1438），爪哇几次派遣来华朝贡的使臣，
都是自请回乡的福建龙溪县人。中国政府还给予脚力口粮还乡，其中
有数人回乡在祠堂祭祖之后，仍回本国。福建龙溪一地，在爪哇有这
些人可以出人头地，当由于爪哇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落户居住了。
正统四年（1439），榜葛剌国的左副使宋允请求造船并赐敕护持，诏
命因宋允是中国人，一切许之。这一个孟加拉湾的小国，也当有中国
人在彼落籍，才可能有人奉使来华。
明代前半期，移居海外的人口在商路上建立的华人社区，大致均
在航道冲要之地，例如满剌加、旧港、三佛齐诸处。这些人离乡背
井，大约都是与海上丝道的贸易有关。明廷实行海禁，海商回家再出
国，并非容易，于是出现了上述“逃民”的现象。大洋航道开通后，
海上活动更为活跃，也更为国际化，当时海上各种势力，除西方诸国
（葡、荷、西）之外，还有日本积极投入竞争。这些海上的投机分
子，追逐利益，海商与海盗之间，其实并无区别。中国沿岸居民也卷
入这一波涛大起的潮流。
于是，在明代官方防堵海疆时，海商的利润更大，以致民间有大
量人员与资源，投入海上的投机冒险。
中国海商／海盗的活动，与历史记载的“倭寇”，有相当密切的
关系。所谓倭寇，意指在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大洋航道开通以前，
日本在东西贸易路线上，居处偏僻，即使马可·波罗称日本为金银
岛，其东方贸易的地位，至多只是一条分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
易，从中国的角度看，也不重要。日本商舶来华，官方准许的“勘
合”（许可证）之外，商人必须挟带私货，方有利润。走私活动原属
非法，公私纠纷，在所难免。于是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诏谕日
本建交时，日本的反应是既遣使朝贡，又送回了从明州、台州等处掠
去的人口七十余人。但是，日本人在沿海的剽掠，并未中止。明初，
日本足利氏幕府当权，武家文化正在成熟，好勇斗狠的藩士，经常外
出掠取财富，也是常事。因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得不处处设
立卫所，执行海禁，防护海疆。
大洋航道开通以后，风帆所至，无远弗届。葡萄牙人设立基地于
马六甲，西班牙人立足于吕宋，荷兰人建府于巴达维亚。他们可到达
中国，也可以到达日本，日本遂跻身于国际海运的网络，不再是支线
的末梢而已。日本密迩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沿岸国际走私活动有其方
便之处。于是，日本人一跃而为中国外海海商／海盗活动的重要分
子。嘉靖以后的倭寇，忽然大炽，中国沿海烽烟四起，此起彼伏，为
时将近十年，其中缘由，还是在于上述海洋贸易的新形势。
倭寇之中，据当时记载，真倭不过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中国
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利之所在，自然有人冒死趋逐。投入海上冒险活
动的商人，最初只是闽粤沿海居民。以早期的官方记载，弘治十四年
（1501）江西信丰县居民李招贴引诱爪哇国人运送番物来广东贸易；
正统五年（1440），满剌加的贡使是江西万安人萧明华；徽商许氏兄
弟许一、许二（许栋），挟其巨资，在广东造船航海，还是嘉靖通倭
头目徐海、王直的前辈。嘉靖元年（1522）广东人方甘同，下海通
番，劫掠居民，当是华洋合伙的早期个案。嘉靖十三年（1534），直
隶、闽、浙海盗私驾船舶通市番货，杀人拒捕，则是海商活动已蔓延
各处了。
当时葡萄牙人已夺取马六甲，嘉靖十四年（1535）又贿赂广东官
吏，取得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自嘉靖五年（1526）起，浙江宁波的
双屿已是葡萄牙人、日本人等海商会聚的贸易港。华人海寇李光头是
其中巨擘。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福建巡抚朱纨遣将“大败双
屿海寇及佛朗机（葡萄牙）番寇”，又于次年击败盘踞泉州浯屿、漳
州月港的余众。这次战役之后，国际海上风涛并未稍息，继起者则是
前述王直与日本人联合的“倭寇”活动。1569年，长崎成为日本国际
贸易的中心。西班牙占领吕宋，筑城于马尼拉，中国商舶驶入马尼
拉，从此常有华商来往于中国与马尼拉之间。华人前往垦殖及经营商
业的人口多达数万，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人屠杀华人，即有
两万余人之多，可知华人居留之众。
17世纪，荷兰人加入东洋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本丰臣秀吉取得政
权，不久英国也将进入东亚。这些背景使太平洋上风云变幻，更多事
故。中国人在海上自成势力者，当以林凤的船队为最早。万历二年
（1574），曾经以台湾魍港为基地的林凤，为明朝水师追逐，率船队
驶入马尼拉，又为西班牙人逐出。万历四年（1576），中国水师王望
高联合西班牙人，败林凤于海上。

明代“西洋”略图
 中国人的海商／海盗船队，林凤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陈老、
林道乾、袁进、李忠、李旦、颜思齐、刘香、郑芝龙等人，都在海上
与国际海上势力周旋，发展了庞大的船队。他们的基地，有的在沿海
离岛，有的则在前述的长崎、马尼拉等国际港口。他们的运作方式，
是跨国的亦商亦盗。兹以李旦为例，这位泉州冒险家在吕宋与长崎都
有事业，天启四年（1624），当荷兰人打算在澎湖建立基地，而被优
势的中国舰队严阵以待时，李旦引导荷兰人转帆驶往大员（今安
平），荷兰遂在台湾建立了殖民政权。
海商／海盗武装集团诸人之中，郑芝龙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人物。
他曾任荷兰船上的通译，本是李旦的部下，据说以义子的身份，甚得
李旦信任，并在李旦死后，接收了李旦的财富及人众。在自立门户
后，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屡次劫掠闽、粤沿海城市。他接受招安，
却又回头做海上生意，还在家乡泉州安平建立海上势力的指挥中心。
他以明廷水师将领的旗号，扫除昔日友人刘香、杨六、杨七等势力。
满人入关，在北京的明朝覆亡，明唐王在福建称帝，主要依仗郑芝龙
的海上武力。1646年，这个短命的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即被清军摧
毁，郑芝龙贪恋富贵，投降清廷，却被挟持北上。郑芝龙的儿子郑成
功继续抗清，郑芝龙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北京被清廷处死。
郑成功开台的历史，已是家喻户晓，毋庸赘论。他能掩袭鹿耳
门，取得荷兰人已经经营多年的台湾，一则因为台湾已有不少汉人居
住，其中有些务农，有些从事商业，当初颜思齐、郑芝龙等人以台湾
为海上活动基地时，汉人即陆续来台了；二则建议郑成功取台的通事
何斌，原本也是海商人物，习惯周旋于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经由何
斌的引导，郑成功的船才能通过大员的鹿耳门航道。
明代末期，华人的海上武装集团，周旋角逐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
强大竞争者之间，又须承受中国官方的禁令与取缔，居然发展为可观
的力量。在郑芝龙势力盛时，有了郑家旗号，中外商船方能顺利通过
中国海域。郑成功据台，其反清复明的事业，主要仰仗郑氏“国姓
爷”往来海上的千百艘海舶。凡此海上武装集团，都利用诡谲的国际
形势，纵横捭阖，以求生存求发展。在武装方面，这些武装集团的船
舶设计与配备的火力，堪谓当时的最高水平。在商务方面，他们都从
国际多边贸易博取厚利，将中国商货（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转运
给西方商队，也将东南亚各地产品（如鹿皮、樟脑及香料和香药）转
运中国、日本……而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则是平衡差价的贵金属。
凡此转口贸易，其先决条件是中国与日本的锁国政策。又当国际经济
网络正在成形的过程中，这些法律之外的冒险人物，始有其存在的机
遇，以其亦商亦盗的特色，撬开缝隙，而他们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西方列强角逐于风涛之间，强力建立殖民帝国时，明对于已在
海外有基业的中国人，取缔防范，甚至如郑和械送旧港头目，回国处
死！以致华人只能以非法手段，全仗民间财力物力，与西方诸国及日
本抗争于海上。过了16世纪，中国遂不再有参加海上竞争的机会了。
四、第一波西潮
中国接触欧洲文化的第一波冲击，当是16世纪由天主教教士传递
的西方文化。这一波西潮，影响所及，除基督教教义之外，则是西方
科学工艺，以及中西双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主教教士中，沙勿
略（1506—1552）是尝试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但未能进入内地，即病
逝于广州的上川岛。嗣后罗明坚（1543—1607）与同伴利玛窦于1579
年到达澳门，并设法获准进入肇庆，于1583年建立第一座天主教教
堂。罗明坚旋即奉召返罗马，未能再来中国。利玛窦则成功地与中国
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诸人交好，并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
子，其影响巨大深远，堪谓中西文化交流的肇祖。此后陆续来华的教
士，不下八十人，大多是耶稣会会士，接续利氏工作，以他们的学问
与中国士大夫交往，服务于政府的钦天监，也同时介绍西方文化。另
有圣方济各会及圣多明我会的会士，则在南方闽、粤、浙传教，其接
触对象是商人、海员及一般百姓，未能与知识分子多所交往。这两股
传教士的学问与工作方式，大相径庭，以致彼此有教义解释的差异；
在康熙年间，终于爆发礼仪之争，使利氏建立的文化交流，不得不中
断许久。
兹将天主教教士们的活动，就三个方面讨论：传教工作、介绍西
方科学工艺，及担任中西彼此认识的媒介。
先论介绍基督教教义。罗明坚在肇庆仙花寺传教，即印刷中文
《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以阐述基本教义——此是天
主教第一批中文宣教文献。罗氏虽通中文，似乎还未擅中文写作，文
字尚未通顺。然而有一些重要观念，如天主、天神、圣水、十诫、三
位一体等均有中文词汇，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利玛窦在中国二十七年，结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少，其著作《天
主实义》发表于1595年，申论基督教教义，借用了中国典籍中的若干
名词。利玛窦介绍教义的方法，正如汉末魏晋佛教传入时，借中国道
家的词汇为“格义”，他也借了儒家名词，于是其教义深受中国儒家
观念的影响。利玛窦借用古代经典《尚书》与《诗经》中的上帝、
天、帝与道诸名词，以阐释基督教教义中唯一真神及“真理”，虽然
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这一西方宗教，其中比附之处，也不免导致误解。
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1559—1654）接掌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工
作。当时教士颇质疑于“上帝”与“天”是否准确地说明了“天主”
（神，Deus）的意义，并且质疑中国古籍究竟是否曾有对于天主、天
使及灵魂诸项基督教教义同样的观念。熊三拔（1575——1620）认为
中国文化中并无同样的理念，龙华民自己在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杨廷
筠等商榷后，也认为基督教的“神”，应译为“泰初”（“泰初有
道”），不能以中文的“天”与“上帝”当之。龙氏著作《孔子及其
教理》一书，即阐明儒家的理念，以示中西理念上差异。在礼仪方
面，利氏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并非崇拜，而是纪念。凡此理论与
礼仪的问题，实开康熙时代“礼仪之争”的先河。
利玛窦等人在华宣教时，宋儒理学早已确立其思想主流的地位。
明代中期以来阳明心学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儒家开拓所及，早超越
先秦儒家的内容，而且儒家与佛、道两家长期激荡，彼此吸纳精华，
各成体系。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及辩证方法，已建构了一套内容丰
富、理论严整的形而上学。佛教入华的汉末魏晋时期，中国思想初遇
印度佛学刺激，颇难抵挡外来的影响。相对比较，明代中国思想，其
贫乏之处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而未必在形而上学方面；天主
教的教义，面对中国思想体系，并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不须借此
外来思想，填补自家缺失。天主教宣教工作，是以并不容易。那些耶
稣会会士自己都是饱学之士，也亏他们在如此背景下，还能卓然有其
成就！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世纪基督教新教随着西方经济与武力
优势进入中国，传教士竟不须有深厚学术与思想的辩论，即可在中国
所向披靡！真令史家扼腕叹息。
其次讨论西洋科学工艺被引入中国的过程。这一波外来科学进入
中国，围绕着天文学为中心，包括数学、地理，逐渐延及农学、机
械、火器与医学。中国传统宇宙观是三向度（三维），宇宙与人事及
生理互相影响。“敬授民时”不仅与农事的时间密切相关，而且时间
轴上的变化，也常反映人事与生理：世间诸事是否协调和洽，可从天
象与季节窥见其中变常。是以自古以来，编制密合时令与天象的历
法，总是国家的大事。自汉代以来，中国自有一套解释天象与历法的
理论，也相当依仗实测，纠正历法的偏差失误。唐代引进印度天文
学，元代引进伊斯兰天文学，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耶稣会会士，学识渊博，当时欧洲学界又正在地球中心论与
太阳中心论激辩之际，这些饱学的教士，对天文学也有相当认识。徐
光启以西法观测日食，证实西方历学的优点，遂以徐氏主持引进龙华
民、汤若望等人参加修历工作。他们编制的《崇祯历书》，因明亡未
及施行，但在清代颁行《时宪历》，嗣后不断有耶稣会会士任职清代
的钦天监，西法影响中国历法的程度，甚为深远！
耶稣会会士的贡献，最足注意者，当系以几何的观念计算天体运
行。中国传统治历，则是以代数的观念，计算各项天体运行的周期。
几何学的方法，于实测更易精密，其预测结果自亦较为准确。不过，
天主教教士终究不能脱离教会内部的约束。教廷狃于教义，不能接受
伽利略（1564—1642）的地球绕日理论，在华耶稣会会士也就不敢
（或不愿）引用伽利略与哥白尼（1473—1543）的学说，只能介绍折
中托勒密地心系统与哥白尼日心体系的第谷（1546—1601）之说，仍
以地球为中心，月绕地球，五星绕太阳。这一折中，当然是学术史上
的遗憾，却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为了天文学的计算，耶稣会会士不能不介绍几何学。利玛窦与徐
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是欧氏几何入华之肇祖，至今已成为数学
经典，许多中文的数学名词，源于此时。他们还合译了一些用于测量
的数学，例如《勾股义》《测量法义》，则是三角学入华之始。利氏
的《坤舆万国全图》，实为中文第一部世界舆图。其中的中国地图，
也是第一次以投影法编制的中国地图。
在实用工艺方面，熊三拔的《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库与以唧
筒、虹吸等水压转输的方法，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灌溉方法的母
本。熊氏介绍蒸馏方法，也于中国的制药方法，有相当影响。邓玉函
（1576—1630）在来华以前，已是欧洲著名学者；他与王征合撰的
《远西奇器图说》（1627），当是第一部讨论西方物理学、建筑学与
机械工程的中文著作。
人文学科方面，金尼阁（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以拉
丁化拼音，拼切汉语。南北朝以来，受了翻译佛经的影响，中文以反
切注音。明代以后华音可以拉丁字拼音；方以智（1611—1671）撰
《旋韵图》及《四韵定本》，实为近代中国语音学的始祖。方氏受西
方学术的影响，注力融会贯通，于哲学、科学、音乐、医学，无不有
其自己的见解，其著作《通雅》《物理小识》等均为贯通中外的集大
成之作。
天主教教士宣传宗教，又介绍了西方的学术，其中颇多不合于中
国传统知识体系之处。中国学者自然也会有人不满。南京礼部侍郎沈
㴶即两度（1616、1621）攻击这些教士，逮捕教士、教徒，并驱逐教
士，命令押回澳门，幸得徐光启等人上疏救援，天主教中人士，称之
为“教难”。后来康熙时代的杨光先等人攻击公历及此后“礼仪之
争”，当然和这次“教难”比起来是更大的反扑。
第三项值得讨论的历史，则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彼此有了较为全面
的认识。大洋航道开通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等地的了解，全仗中东及
内亚诸处居间介绍，只有《马可·波罗游记》等少数实地经验的报
告。大洋航道开通，葡萄牙、西班牙海商直接与中国接触，但对华知
识，限于商业活动，又只及沿海，于内陆并无所知。当时西方商人与
海员，学术修养有限，除了贸易有关事务，于中国政制与文化，也没
有清楚的认识。凡此情形，从海商所制东方地图，即可觇见其缺失。
至教士来华，以其学养，能逐渐探索中国文化内容；深入内陆，也能
看到海港以外的地理与人民生活。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观察，这些教士
对于中国山川形势、政治制度、思想方式均能有深刻的了解。
利玛窦自己著作《中国札记》（后经金尼阁补充），向西方全面
地报道了中国地理、物产、中央与地方政制、风俗习惯、科学工艺、
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殆为近代西方对华研究的嚆矢。利氏十分注
意儒家思想，首试译书。经过他的介绍，西方才初步认识东方这一古
老文明的大概内容。他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编列了中国部分的地
图，因其精准与确实，此后西方海商所持地图，遂大为改观。曾德昭
（1585—1658）以葡萄牙文撰作《大中国志》（1641），旋即译成西
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诸版本，全书记述周详，地理、政
制、社会、生活、工艺、语文、族群……无所不及，也详述教会在华
宣教的种种活动与遭逢的困难。这一本大书，堪谓当时最完整的报
道。金尼阁、曾德昭等人，都曾返欧述职。他们在欧洲各地广泛旅
行，向教会及学界报告在华见闻，使西方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有较真
实的了解。
传教士们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利玛窦的《坤
舆万国全图》，地名用中文对音，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见到西方现况
及中国与西方的相对位置。艾儒略（1582—1649）撰著《职方外记》
（1623）则是配合上述万国全图的文字说明，记述当时五大洲民情风
俗及历史大事。他另一部著作《西方问答》则是有关西方的全面介
绍，于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巨细靡遗，堪称百科全
书。艾氏所著《西学凡》，介绍欧洲大学的学术项目，列举了修辞学
（文科）、哲学（理科）、医科、法律（法科）、基督教经书（教
科）与基督教神学（道科），相当完整地说明了西方学术教研的内
容。
经过这些天主教教士的中介，中西双方的有识之士，方能避免道
听途说的虚妄，对于大洋另一端的世界，掌握较为具体的信息。明代
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其人数不过八十余人，所幸均是知识渊博的学
者，又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人互相切磋，
于是以少数精英，达到沟通中西文化的伟大成就。这些中外学者好学
深思，不存偏见，又愿意苦学对方的语文，如此深广的文化交流，在
人类历史上，诚为罕见！清代康熙时的“礼仪之争”，教廷因教义不
准在华教士迁就中国风俗，清廷因此也限制教士的传教活动。中西之
间，从此不再有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文化交流。19世纪以后，西方帝
国主义大举侵略东方，天主教会与新教各教会挟经济与武力优势，进
入中国，于是主客易势，双方的交往呈现极度偏差与扭曲！因而第一
波西潮的特殊风貌，于是更值我人回味。
五、明代的工业
明代讨论工艺技术的大型丛书，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
启的《农政全书》及茅元仪的《武备志》。讨论生产技术的大书，密
集地出现于明代后半期，本身即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则，生产活动，
不论是手工业、农业，抑或是武器制造业，都有彼此支援之处；二
则，工艺生产已是生产业的重要成分。
以《 天工 开 物 》 的章 节分类言，当时的生产业有：作咸（ 制
盐）、甘嗜（糖业）、膏液（榨油）、乃服（纺织）、彰施（染
料）、五金（矿冶）、冶铸（铸造）、锤锻（打造器物）、燔石（煤
炭）、杀青（造纸）、丹青（制墨）、佳兵（武器制造）、曲糵（酿
造）、乃粒（五谷）、粹精（粮食加工）、陶埏（陶瓷）、舟车、珠
玉十八个类别，既是技术专业的分类，也是工作行业的分类。行业还
可细分，明初谚语，工匠有三十六行，明末则已有三百六十行之说，
专业的分工，极为细致。
明代沿袭元制，政府与皇室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官家作坊。官家作
坊制造但求精美，不惜工本，技术方面每有精益求精之处。江西景德
镇发现明代官窑窑址，从遗物可知，百件中只取四件上供御用！明代
百工有兼值当差的制度，民间工匠可从当值期间，接触官方掌握的技
术。民间生产工业逐渐发达，官方作坊的工匠也会转业民间。明代工
艺技术，常有进步，可能由于手工业发展的技术，不断转移于民间。
当然，广大的市场会刺激生产，使技术的质量提升。本章下一节讨论
明代市场经济，当再有论述。
纺织业无疑是明代生产事业之中最为发达者。官方的织造业分布
全国各处，而以江南为最多，也最为重要。民间的纺织业，不论丝
织、棉织，也以长江三角洲为生产中心，密集于一地，业者尤有从竞
争中切磋的机会。以苏州盛泽一镇言之，大家小户，人为杼轴，“以
其工巧”“衣被天下”。山东、山西、四川、福建、广东，也各有其
特产，以丝织品的种类分，有丝、绢、绫、罗、绸、缎、锦、绮、
绒、纱……但在“罗”一类，更可有五六十种专项产品，例如花罗、
素罗、乃罗、秋罗、硬罗、软罗之类，在丝织品之外，还有大量棉、
毛、麻织品，各以地宜，成为专业的产品。
《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都记载了丝织品的工作程序。缫
丝的阶段，一人司煮茧，一人打丝头，一人抽缫，但煮茧的人可以兼
管两组，分工细，又节省人力。缫丝是以一人脚踏缫车，理头绪，功
率胜于手摇的缫车。织机有小型的腰机，用腰尻之力，控制多重经
纬。“花机”则是大型的提花织机，结构复杂，可以织出多层穿花的
纹样。花机必须两人操作，一人踞坐机顶，专司提起应予织入的花
线，一人坐在机前，脚踏织机，两手理线投梭。花机的复杂者，可有
四层结构，称为“改机”。
棉织工具也有改良，《农政全书》所谓搅车或纺车，是一种轧花
机，脚踏踏板，左手转动曲柄，右手繀棉花，工省而效率高。纺车改
良为脚踏，另以一手握多管纺线纺纾。织布之后，则是染色，又是另
一项专业；单以色彩而论，蓝色即有数十种，青红翠黄，也多分别色
调，大率是植物染料。织造在松江，浆染在芜湖；地区性的分工，相
当显著。整理布匹的最后一步工序则是在“踹坊”中，工匠足踹巨大
石磙，压平布料，使布质紧密细薄，又有光泽。再下一步骤是以布制
造衣鞋袜，不是仅由家庭妇女担任女红。举例言之，松江产的龙墩
布，轻细洁白，店家用来制造“单暑袜”（夏天的薄袜），是分包于
制袜的妇女，再由店家收购的。
明代的陶瓷业是另一重要生产业。明代陶瓷业分布，南北均有。
北方的磁州窑，承袭宋代北方瓷器的传统；福建德化、广东饶平，均
出产外销瓷；浙江龙泉是宋代名瓷，也延续至明代。江西景德镇，以
其高岭土原产地的优势，在明代发展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至今不
衰。明代瓷器，胎质细致，一则高岭土白净细腻，二则烧制温度高，
是以胎质轻而坚，叩击如有磬声。釉色纯净，不带杂质，较之宋瓷带
青或带灰，明代的白釉，晶莹如玉，光泽均匀，颜色净洁。在这一基
本釉色加彩，不论青花或彩绘，无不精雅。明代青花是世界名瓷，青
色色调，永乐一种，宣德一种，因为所用特别进口的金属化合物原料
不同，而各有其特色。成化斗彩，则是用了铁、钴、锰等不同的化合
物颜料，呈现鲜艳的彩色。青花是釉下施色，斗彩可以釉下、釉上加
色，产生光影流动的效果。永乐的白釉，薄如蛋壳，见釉不见胎，号
为“甜白”。永乐、宣德的宝石红、宝石蓝，都是以高温还原焰烧
制，而成化的孔雀绿与弘治的娇黄釉，则是低温烧制的单色釉瓷。嘉
靖五彩，更是多色斗彩，冠绝一时。
烧制瓷器，控制火力是关键。明代窑制，以龙窑、蛇窑为多，都
为了提升累积的温度而延长火道，又以烟道与烟口调节同窑各处的温
度。窑中温度过高，烧制过程中碎裂的制品可能增多，成功的概率反
而降低。如何恰到好处，非老练的技工不能掌握个中分寸。烧窑须有
高温，于是烧造耐火砖作为建窑材料，以及砌窑的方法，无不有赖长
久累积的经验。景德镇能成为天下名窑，历数百年不衰，自然由于拥
有这些累积的技术与经验。
制作陶器，如宜兴的紫砂壶，是另一套技术。虽然不用高温，但
掌握良好的陶土、制造优美形制、掌握适当的温度，也是一门复杂的
工艺。同样的，河南的澄泥砚，原料是澄底的河泥，淘洗的功夫非常
讲究。甚至建造宫殿的大青砖，也是澄泥烧制。凡此与陶业相似的工
艺，在明代均已到达高度艺术与实用的水平。
凡此工艺，其共同的现象，则是细密的分工程序。以烧制瓷器而
言，澄选高岭土、揉泥、作坯、拉坯、整坯、剔纹、绘底样、上彩、
上釉或釉上再加颜料、入匣、进窑的排列、封窑、煨柴、开窑……凡
此过程中，《天工开物》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
器”。每一步骤都有专门技工担任，一步错了即前功尽弃！
冶铸工业是明代重要的产业。湖北大冶是矿铁的主要产地，产量
占全国三分之一，而佛山则是冶铸铁器的中心。白银与锡，云南出产
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二以上，锌的产地则在湖南。凡此诸地，均在西南
多山地区。
明代炼铁主要是竖炉熔炼，以木制风箱，正送逆抽，都能以活塞
的作用，鼓送风力。大型风箱，四人合力拉曳，可达300毫米的水银压
力，是当时世界功率最佳的风箱。炼铁的熔炼阶段用萤石（一种桃红
色石块）同炼，以降低熔点的温度。中国炼铁的过程，一向使用木炭
作焦炭，至明代大量使用焦煤，生产的生铁，论纯度可能不及焦炭，
但是因可以使用高度较高的竖炉，所以产量较大。据方以智《物理小
识》，中国明代炒生铁为含有较高碳质的熟铁，系因柳木棍拌搅掺杂
泥灰的生铁熔液。柳木棍在拌搅过程，成为碳质，增加了熟铁的硬
度。铸钢的技术则是用“灌钢”之法，以生铁、熟铁合炼，或则以熟
铁片夹生铁入火，或则以生铁熔液糅入熟铁熔液。这些方法，较之宋
代的熟铁盘裹生铁，当是更为省事，又增加产量。炼焦煤是炼钢工作
的一部分，明代炼焦的长方形炼炉，其设计实与烧制瓷器的长窑相
似，也是应用火门控制温度，闷烧煤炭为焦煤。
红铜加锡可得青铜，加锌（中国称为倭铅）则是黄铜。黄铜因其
易于打造，可以铸器，用途大于青铜。明代以来，铸铜币全用黄铜，
铜制构件也用黄铜。大型铜件，莫如昆明的“金殿”和武当山上的
“金殿”。明代取锌，用蒸馏法，《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的取锌方
法，不用倒置的蒸馏器，而是接以斗形坩埚，由上部冷凝，还原为
锌，纯度也可达97%—98%，方法甚为便捷。
 广东佛山镇是铁制品的生产中心。在佛山，遍地冶坊，火光日夜
不熄。然而，各种专业的分工极为细密。铸造锅具的作坊，不从事锻
造刀具，甚至在铸造锅具的作坊中，有耳的铸件与无耳的铸件，也由
不同的工坊制作。
冶铸工业，正与前述陶瓷工业一样，有极为细致的专业分工，工
作的过程，一步一步各有熟练工人专司其事。工作程序的分工，本是
从“专精”的技术层面出发，但在明代又由工人的行会制度，在组织
方面确认工作的“专利”，以保障工人的就业机会。凡此情形，不仅
见于上述两项手工业，也存在于其他手工业，例如制造漆器或制造家
具的行业。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经过这一形态的专业保护，工人有
精益求精的意愿；但是，另一方面，手工业者也易有故步自封的习
惯，更由于师徒相承，或父子传代，一门手艺不易推广，甚至易于失
传。
综合观察明代中国的工艺水平，盱视当时的其他文明，可谓遥遥
领先。不过，中国手工业不能进入后来欧洲出现的工业化，实是值得
深思的课题。至少，就使用的能源言之，中国始终以人力及畜力为
主，虽然也有使用水力的情形：例如水磨、水碓，终究不及人力与畜
力普遍。明代已广泛使用煤炭为燃料，但是从未有将热能转化为动力
的尝试。一般以为，中国的人口庞大，不必担忧劳力不足，以致从未
发展其他能源以节省劳力。然而，从上述几项传统工业的发展过程观
察，中国手工业也颇有“省功”“多产”的愿望，并由此落实为各种
巧妙的技术与器械，是以，人口众多、劳力充沛，未必是这一问题的
答案。也许，中国工业的细密分工，造成太过零碎的分割，工作过程
中每一个环节各自为政，不能有全貌的设计，而且每一环节的生产，
基本上是小单位的生产（或为家庭，或为小作坊），也并不具备足够
的财力，投资于开发新技术。
 明代天主教教士携来不少欧洲的工艺知识，上一节中提到的《远
西奇器图说》，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介绍了那些技术。但
是检查当时的生产事业，这些外来的新知，其实并未对有关的专业工
艺有可见的冲击。举例言之，欧洲的机械颇多铁制，而中国机械则几
乎一概是木制；欧洲的机械中，传动轮与螺丝钉都有特殊用处，中国
木制机械缺乏螺丝与传动的配件，不易使用热能源，不能发展为高速
转动的设计。由此可以觇见，介绍西方工业技术的徐光启、王征诸
人，都是儒生士大夫，平日与一般工匠并无直接的接触，以致外来的
新知未能传递于实际从事生产的产业界。简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
子与生产事业脱节，以致学术与工艺之间，缺少彼此刺激的机制；也
许，这是明代以后中国终于在工业化方面脱队的原因了。
六、明代的市场经济
中国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课题，一般以
为明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然而，假如那
时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又何以终究未能茁壮成长为西欧式的资本
主义体制？这一问题，牵涉的项目十分复杂，也涉及“资本主义”一
词的定义，凡此均非此处能够详论。本节所述，只是明代，尤其明代
中叶以后的经济状况。
南宋以后，中国海道贸易渐趋发达。明初郑和下西洋，舰队帆影
所至，大率即当时的海道贸易路线。循此航道，中国输入的货品仍是
香药（如龙涎香、乳香）、香料（如胡椒）、象牙、玳瑁、珍珠、宝
石之类。中国输出的商品，则是丝绸、瓷器、铁器、漆器之类。丝绸
与瓷器远销中东、欧洲，系以波斯湾与红海转运，铁器之属则在东南
亚各处销售。凡此情况，自宋、元以来，已成常规。
16世纪开始，大洋航道开通，高桅大帆船分别经由绕航好望角的
航线与跨越中美洲转驳进入大西洋的航线，将中国商货及南方岛屿的
香料，径运欧洲市场。东南亚各地（如吕宋、苏门答腊、马六甲）都
是转运中继站。中国输入物品，除了如同过去一样的南洋产物，最重
要的交换品，则是美洲大量的银。大洋航道之上，日本与西方贸易，
也经过中国沿海口岸，而中日之间的贸易也较宋、元时代活跃。明初
即有“倭寇”之患，中叶尤其猖獗；如果以这种非法贸易为指标，同
样可以反映明代中日贸易，实际已不是朝贡制的贸易能够涵盖的规
模。
不论合法的，抑或是非法的，对外贸易兴旺，必然刺激商品的生
产。中国的外销商品，既以丝绸与瓷器为大宗，生产这些商品的工
业，自然也随之发达。明代中国的江南，是丝织工业的基地，江西、
福建与广东，是瓷器工业与冶铁工业的基地。是以，当时东南及华南
地区的经济，都有大幅度的成长。
江南手工业产品，技术精巧，花色繁多，海内外都爱用三吴产
品，三吴产品遂越精美，价值越高。工人精益求精，附加价值又随着
提高，这一循环使江南产业资本迅速累积，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以纺
织业言，中国传统生产是男耕女织的农舍制造业，在明代，江南纺
织，则已发展为作坊工业。业者投入资本购置织机，雇用劳工，以相
当专业的分工，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举例言之，苏州、吴江、盛泽
诸处，市镇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大多卷入丝织业。富人为雇主，作坊
之中有长期雇用的熟练技工，有论天雇用的散工，有收购转售的牙
行，甚至童稚也会帮助挽花。明代小说《醒世恒言》描写一家织户由
养蚕发迹，逐渐购买绸机，终于成为拥有数十张绸机的作坊主人。虽
是稗官小说，却反映了当时一般现象。据当时笔记记载（如张瀚《松
窗梦语》），精工织品获利可有“当五之一”，亦即百分之二十的利
润！
在丝织业外，元代江南开始发展的棉织业，因为棉布是大众用
品，需求量庞大，遂成为江南农村的手工业。棉花产地在北方，棉布
产在南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北方气候干，不宜纺棉，
南方湿润，纺棉纤维不易断裂，织成布匹，细密耐用。这又是地区性
的分工，带动了国内市场的交换网络。
地区性产业的兴旺，还见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工业。据当时记
载，该地数十里之内，处处有窑，火光烛天，烟雾蔽日。窑主集资千
金，雇工千百成群，运送原料与燃料，不绝于途；四方贾客，满载舟
车，分途运销海内外。同样的情形，还有广东佛山的冶铸工业，刀
剪、农具、工具，集中在佛山生产，产品分销国内与南洋各地。该镇
的人口，几乎都与冶铁业有关。铁匠的行会，也因为钢铁制品分销，
遍布于水陆码头。
上述诸种产业，原料未必全在当地出产，正如江南棉布的棉花产
于北方；山西潞州的丝织品，蚕茧出自四川；佛山的冶铸，生铁来自
湖北大冶……凡此诸例，都促成国内区间贸易。工业地区劳工人口众
多，当地农业人口也有不少转投入工业，以致工业地区的粮食必须仰
仗别处输入。江南自古鱼米之乡，但在明代，江南的食米来自湖广，
面粉来自黄淮。同样的，北方棉布由南方输入。古代北方也有名窑产
瓷，但在明代则全国饮食器皿，大多产自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诸
处，尤以景德一镇为全国产量最大的供应地。
上述几项工业的规模庞大，不是单由内销获利，利润之中外销所
得，为数应当相当可观。大洋航道开拓之后，不论合法、非法、直
接、转口……丝绸、瓷器两项无疑是外销贸易的翘楚。本章第四节所
涉及的西洋与日本海商，从中国海商取得的商品，最常见的项目是生
丝与丝织品。在瓷器方面，“贸易瓷”是为了外销烧制的，常见伊斯
兰纹饰，例如连珠纹以及阿拉伯文吉祥语；或则欧风花样，例如圣母
图像，欧式建筑的街景。今日红海岸上福斯塔特的中国贸易瓷残片，
都是由海道起岸转驳陆路时留下的废品。近来打捞南海沉船，常见数
万件明瓷。
凡此都可觇见，外销贸易换来的美洲白银与过去外销换来香料、
香药与珍宝相比较，白银之利，不仅巨大，而且具体地惠及百姓。明
代东南、华南即因发展外销工业而致富，也因此带动了国内区间资源
的交流，例如从北方或长江中游输入粮食。
明代商贾与工业的经营方式，颇有“现代”意义。投资人可以数
人合股，成立类似今日股份公司的机构，另聘专业人才，操盘运作，
类似今日的专业经理人。有些企业，例如百货业，每一项货品都有专
设的单位经营管理。钱泳《履园丛话》中的“孙春阳”条，记载这家
苏州的“南货铺”，设有“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
饯”与“蜡烛”六个部门，分司收购发卖。无论不同企业之间，抑或
是同企业内部，专业化已是常态。四柱记账，进出项目及收支数字，
每日结算入账，也与今日复式簿记制度，并无差别。
明代活泼的商业，在外销利润足供挹注之外，还另有融资的来
源。明代盐业是政府专利，但政府还是必须仰仗民间承保。最可见的
例证，则是政府以盐引（卖盐许可证）的特权，招商运粮于北边，以
给军需，是谓“开中”。商贾取得卖盐的特权，招募屯户，在北边屯
田，以其收获，给付军粮，商人省了运粮的费用，赚了卖盐的厚利。
南北物质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卖盐取得的资金，遂为商贾汇兑或借贷
的融资。擅长这项活动者，北为晋商，南是徽商。晋、徽两地都是农
地不足，养成外出寻觅生计的传统。于是山西票号，徽州钱庄、当
铺，均担起后来银行的功能。明代徽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包含
不少各地商贾的交游情形，可以觇见当时经济活动的网络。
这些游资，不仅在国内是融资的重要来源，也会有人挟资投入国
际贸易。大致晋商经常操作北边与西边的陆路生意，将中国货品换取
皮毛类的商品。安徽商人，以其富力投资南洋海商活动。本章第三节
叙述早期海商，即有徽人许氏兄弟，出资打造广东出洋船只。
宋代社会，儒生与商贾之间，可能颇有分流：前者以内圣外王自
我期许，志在经国济世；尤其理学家们不屑言利。明代中叶以后，风
气颇为不同，江南士大夫，如有余力，也会投资商业活动。一个士大
夫家族，兄弟数人，可能有人出仕，有人经商，有人在家管理田庄。
于是，不仅一家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在三种职业之间流转融通，而且儒
家的理念，也一样渗入商贾圈中。余英时曾指出，商贾经营事业，其
“创业垂统”的自我期许，实与儒生经世济用的观念相通。他称之为
“士魂商才”的精神，可能贯注于一些商贾活动。韦伯在讨论西方资
本主义兴起的现象时，指出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工作伦理，实为资
本主义活动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不在勤劳俭朴等项德目，而在此
等人自我期许的使命感。明代商贾活动，波澜壮阔，余英时指出商贾
自觉意识，当亦可与新教伦理相提并论。
讨论资本主义萌芽课题时，都市化也是常提到的现象。检视明代
都市发展的性质及分布，大致仍是宋元以来的延续。那些主要城市，
仍是处于交通要道的集散中心，加上若干工业中心的城市。在政治性
城市方面，则多了北京少了杭州，南京也只是在明初有过短期的首都
地位。明代都市化现象颇堪注意之处，当在江南地区（杭嘉湖、苏松
太）小市镇密集，使人口密度颇高的环太湖长江三角洲，联结为一片
工、商、农各业都极为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的水道也在明代编织为
密集的网络。在这一地区，城乡的差别依旧可见，但较之中国其他地
区城乡差距，该区城乡差距，以生活水平为例，已显著拉近。
从货币使用的情形言，宋元时代出现了纸币，元代的宝钞制度，
明代也沿用。但是，明代政府掌握了银矿与铜矿较丰富的云南，再加
上大洋航道开通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货币又改为银铜并
用的金属货币，避免了纸币因为大量发行引发的贬值问题。
中国不断生产外销商品，白银不断流入。中国享有长期的贸易顺
差与伴随而来的经济成长，在“龙头”地区（江南与华南）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波及的其他地区也有了当地前所未有的产业。例如，本来
北方棉花南运，在松江织成棉布布匹，又运销北方。若干年后，河
北、山东开始自己织布，供应近处市场。这种现象与现代世界第三波
工业化的“雁行理论”所描述的形态相似。
综合言之，明代的经济发展，大率是宋元（尤其南宋）发展过程
的延续。其中新出现的因素，则为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的外销市
场扩大到欧洲与美洲，中国获得顺差是大量白银。这一变化的主调是
中国卷入初期的世界经济大网络。从中国的经济本身论之，南方，尤
其江南直接获得实际的顺差之利，快速地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
位。中国国内区间的差异加大而“波及”的效应，也带动了一些地区
的经济发展。凡此变化，在庞大的中国文化—社会—经济复杂系统
中，其形成的效果，还不足撼动整体的稳定。资本主义萌芽了，却还
不能茁壮。
七、南北经济社会的差异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发展情形不可能一致，是以自古即有地域性
的荣枯差异。在南北朝以前，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是中原。广义的
中原，包括今日所谓北五省（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狭
义言之，则是黄河中游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自唐中叶以后，北方多
经战乱，渐渐凋敝，南方则战乱较少，加上气候温和，发展农业的条
件较佳，于是浸浸然在人口与财富两方面都超越了北方。
明代的南北差异，十分显著。南方经济发展、市镇密集，已在另
节有所说明。此节仅就北方的发展，有所陈述。
元朝统治汉地，本就分为两区，北方是从金人手上接下来的部
分，南方是南宋的原有疆域，元廷称为“蛮子”。《马可·波罗游
记》中，北方是契丹，南方是蛮子，俨然两个国家。在元代，金人旧
地由“汉军元帅”及蒙古驻防“万户府”分别割据，而南宋旧地则仍
沿袭宋人州县地方行政系统。二者的差别，北方的地方行政制度不如
南方安定，是以南方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北方则终元之世，百姓经常
有差役的负担。
元末，北方战争频仍，南方虽有数支反元武装力量逐鹿天下，但
战争大多是在江、淮、河、汉交接处进行，南方腹地战事不多。明军
北伐及燕王南侵（所谓靖难之役），战事也大多在中国东部诸省的南
北交通线上，南方腹地承受的影响不大。
明初，北方已相当凋敝，黄淮之间又因黄河经常决口，尤其多灾
多难。北方人口流失不少，往往百里无人烟。明太祖曾大量移民充实
北方。迁移人口的模式，最初为移江南人口填实他的老家凤阳濠泗一
带。但移民人数多，而且次数频繁，则是以山西高原的人口移往山
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交接处。这一地带，不仅是北方兵灾最烈，也
是旱涝灾害最甚之处。明代在潘季驯（1521—1595）治理黄河有功效
以前，此地的生态条件恶劣无比，必须不断移民填补。此处移民传
说，祖先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即百姓记忆中的大批移民运动。
明太祖设立卫所，以军户屯田养兵。明初曾有三百万人分别屯戍
边疆卫所。卫所最多处，在北方长城一线的九镇，即辽东、宣府、大
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个军事重镇，以及山东
以至广东的海疆防线。其中仍以北方，由东北到西北，卫所的人口最
多。这些军户人口，也可以说是集体迁移的移民。中国北疆，水土条
件不良，到了明代中叶，卫所管理制度败坏，卫所军户的土地不是盐
碱化，就是沙漠化，北方军户的生活为之困乏。
明代有“开中”制度，以“盐引”为报酬，鼓励商户在北方军事
要地及首都附近输粮实仓。商户开中，即在北方民屯种植粮食。这些
民屯的田地，为了就近输粮，也大致分布于北方，尤其河北、山西、
陕西及辽东。民屯自各方招募贫民耕种，农户缴粮之余，也只是仅足
温饱，难有余粮。
明代中叶以后，亲王分封，多在河北、山东及河南，王府领有土
地，动辄千顷。明代晚期，河南一省王府的土地，占了全部耕地的十
分之一。河北、山东情形，王府田地不如河南比例大。但是，明代的
“皇庄”，是皇室直接领有的农田。皇庄多在首都附近，是以北直隶
的八府（今河北省）遍有皇庄。
 明代九镇位置图

除了上述皇庄及王府土地，明代皇亲、国戚、功臣、勋旧，以及
有权势的宦官，也多有请赐的田地。他们住在首都，请求赐地也以京
畿附近为多，北直隶的田地，除了皇庄，即由这些权势之家占有。于
是，北方各地农民多是庄园的佃户长工，生活困苦，糊口之外，别无
可以周转的资金。整个北方，除了社会上层的消费人口，民间发展经
济的资源至为匮乏。
相对而言，南方是另一局面。明朝祖制，南直隶的土地不得用于
分封与赏赐。南方也并非没有当地的大地主，然而南方没有军户、皇
庄、勋旧等占有土地，则自耕农的比例，当然较北方为多。
明代户口制度并不健全。从明代实录的户口数字看，不实之处处
处有之。南方户口比实际的数字，短缺之数不小。这些不入户籍的户
口，遂为没有税赋的人民。
明代的手工产业，最为发达的纺织与陶瓷，以及造纸、漆器工
业，由于自然条件，多在南方，尤其东南的闽粤地区。棉花产于北
方，而纺织工业却在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雨量较丰
沛，农业生产量已高于北方，更何况南方还有许多手工业的产品。因
此，南北经济分歧的落差，已不再能够拉近。同时代的欧洲西班牙等
处为一般农牧地区，其经济水平远逊于地中海商业城市及中欧、北欧
的工业城市。中国与欧洲的情势，都是由于一些手工业经济在国际贸
易发达之下，转化为前工业化的经济，与传统农牧经济的地区之间，
于是有了巨大落差。
中国北方，如前所述，王公贵人依靠皇权，攫取大量土地，以致
在皇庄、王府田等诸种田庄上耕种的农民，于缴租之外没有余力发展
农舍工业，形成经济倾斜之势。北方只能供应南方工业生产的原料，
例如，北方生产棉花，供应南方纺织业；南方输出布匹，供应北方市
场的需求。这一出一入，南北的落差势必增大。在明代末期，才有商
人在北方就地生产棉布，但北方的纺织业始终不能望南方的项背！
这一现象，也反映于城市化的转变。南方，尤其江南，大小城镇
密布，水陆交通路线联系城镇为一个密集的网络。江南、闽、浙、粤
海岸及河道地区的乡村，其生活条件与城市生活相差不远，城市信息
也可迅速传布于市镇。最可见的例证，明代南方发展的昆腔、弋阳
腔、海盐腔，福建的南管，广东的地方剧种，不但在城市舞台演出，
也有下乡巡回的演出。相应的，南方的教育质量及教育普及程度，都
超过当时北方的水平。民间思想的多元与活泼，也是南方显著可见。
在中国北方与南方交接的地区，靠东的淮海地区受黄淮水患影
响，天然条件不佳，只有大运河沿线城镇不断，颇有商贾之利。靠西
一片，汉水中游上下，南阳、襄樊一带，是南北转型的中间地区，不
受黄河水患直接影响，又有汉水及其支流的灌溉，农业条件相当不
错。这一地区的西侧，巴山、秦岭的东部山地，山高谷深，其川鄂之
间的“老林”（今称为“神农架”），箐深林密，交通不便。中国北
方最穷困的黄河下游居民及陕北黄土高地的居民，常以南阳襄樊以西
的地区为逋逃地：这些地方还有可以谋生的机会，不得已时退入老林
及川鄂边区，豫西的山地，政府也是鞭长不及。再退一步，由豫鄂南
下，还可进入湘赣的山地。于是中国北方穷苦的农民，无路可走铤而
走险时，即以湖广山地为尾闾，西入鄂北及川东山地，南入湘赣山
区，也可以托庇于崎岖的地形，在交通大道之外的边地讨生活。
三国时代的宗部、山越，南朝的诸流民帅率领的移民，宋以后的
棚民客户……大多是这种在夹缝隙地谋生的移民人口。明代自明初即
常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明代早期的白莲教，是启示型的宗派活动，
其波及之地如果不是在最为贫困的山东、河北地区，即在川、楚之
间，亦即上述的尾闾地区。
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规模贫穷农民武装起事，历史称为“流
寇”，即因其流动性强，忽东忽西。审察流寇的流动范围，扩散时遍
及北方五省，窘迫时退遁“老林”，潜入川楚山地。这一大规模的农
民起事，并无宗教宗派在后面组织，可谓纯粹因为生活困穷，铤而走
险。出入范围，即以北方尾闾为逋逃地，发展为大群农民的运动战与
游击战。燎原大火，终于焚烧明皇朝的政权。
中国南北的落差，自明代以后延续至清代。虽然清朝建都北方，
政府尽了大力将南方粮食漕运京畿，有清一代终究未能将南北差距拉
近。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
南方为重心。若说中国的大范围内，实际上有风貌迥异的南北两大板
块，也未必为过甚之词。
明末农民大起事，在北方活动，至多侵入南方边缘的山地，又旋
即退去，或即消失，但始终未能进入南方中心地带。清人入关，在北
方几乎未遇抵抗，而在南方，汉人抵抗至为激烈，历时甚久，甚至崎
岖山地，漂泊海岛，数十年不止。南北社会风气之不同，也可由此觇
见。
八、明代思想的转变
明代创业的太祖、成祖两朝，以功名收揽文人，担任政府的公务
员。太祖进用读书人建立了一个元代未有的文官系统，从中央到地方
都是由文人管理。但是他们父子都是雄猜之主，于知识及思想的开拓
与发展，其实并无奖掖与鼓励。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
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即使是宰执，也难得为君主礼
重。后来宦官专权，文官更是受尽皇室家奴的欺凌。明代士大夫，虽
在乡里为缙绅，在朝廷则未能有意气发皇的机会。
明朝开国不久，即不再重视对时务的策问，而制定科举以八股文
申述儒家思想。永乐时，官家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
理大全》，制义文章大都依据程、朱的理论为正统思想。顾亭林因而
感慨：“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中国科举制度桎梏思
想，实由明代开其端，而清代更积习难返，数百年来终成中国文化的
桎梏。由这种正统拘制的文官系统，自然罕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明代
前期的大臣如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诸贤相，大致都是庸言庸
行、谨小慎微之士。早期的解缙、中期的于谦，即使有发抒才能的机
会，却都不能善终。难怪明代晚期，只见权相，不见大臣，甚至如张
居正也是以权相的身份着手改革，死后尸骨未寒，已遭大祸。
王阳明的心学，自然是对于正统理学的挑战。儒家学说自唐宋以
来，即与佛道思想相互影响。佛教禅宗的个人自主观念，毋宁于阳明
心学有其刺激作用。王阳明在仕途上有过一番作为，但是他的学说则
是在贬逐之中形成，也未尝不是对于正统思想的反弹。阳明心学加上
已经弥漫的佛教禅宗，对于明代知识分子有巨大冲击。宋代陆象山之
学，已开心学的滥觞。然而朱、陆之间，陆学声势逊于程朱理学。何
以同为心学的阳明学，在明代能后来居上，浸浸然与程朱为敌？此中
缘由之一，当是高压之下，难免反动。宋代朱子学的势力在民间，明
代官方借程、朱确立君主权威，其正统的威势虽有绝大多数士大夫的
附从拥护，却也招致压力之下的反弹。明代思想，尤其社会思潮，其
具有历史意义的部分，不在正统的领域，而是在从正统中反出来的另
类思想风气。到了16世纪，寻求个人主体性的思潮，遂在文化与学术
领域，发为巨大的能量。
阳明学本身，即十分宏大的理论系统，影响近世中国的思想极为
深远，甚至泽及东瀛，蔚为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阳明学既是中国哲
学主流学派之一，各种哲学及思想的论著均有讨论。本书注意于民间
社会思想，是以在此略述阳明学的一个支派——王艮（号心斋，1483
—1541）创始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人士，自王艮以下，不少来自民间，其讲学场合也在
民间。泰州学派的学者，志不在庙堂，而在于化民成俗。这些人特立
独行，意气风发，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他们的评语为：“泰州之
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
之所能羁络矣！”的确，在举世多乡愿的明代知识界，这些泰州学者
亦狂亦狷，毋宁特具振聋发聩的警世功能，其影响也就超越学术界，
而引发当时文化界的另一番气象。
王艮出身灶籍（盐场的工匠户），家境贫寒，随父经商，自己研
读《论语》，随时向人请教经义，后来才入王阳明门下，然而其时王
艮的思想，也已自成系统。王艮接受王学良知的观念，认为心有所向
便是欲，心有所见便是妄，无所向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心中空寂
无一物，良知便自然涌出。这一番思考的方式，与佛教禅宗的观念，
其实十分相似。王艮主张修身即安身，如能有道德修养，又能修安自
己此身，即能身心两安，吾身保，然后能安天下。同时，王艮认为身
与道是一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道是具体的事物之道，自身
不保不安，哪能弘扬大道？道身双尊，庶几人能弘道。王艮认为道是
落实于人间的百姓日用的道。儒家追寻的乐事，既是学习的快乐，也
是以身心为本体，体会宇宙间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快乐。是以，王
艮主张的修身修道，都是以自己未经玷污的心为主体，投入人间，也
融入宇宙，达到怡然愉悦的境界。
泰州 的后 学 ， 大 抵都 由此向纯真自然的方向发展。如罗汝 芳
（1515—1588）以为赤子良心，当下就是，可由形而下的心体直接表
现出形而上的性体。耿定向（1524—1596）主张百姓日用是显然可见
的现象，而其中又隐藏了民胞物与的天道，心、性与天三者为一，可
由自身内观，认识天地宇宙的真机。这两家是泰州学派的主流。王栋
主张以慎独严意念之辨，则注重收敛的自律，又与刘宗周（1578—
1645）的思想接近，竟似靠近朱子学的一边了。
泰州学派中，最为激烈的人士，当是何心隐与李贽两人。何心隐
（1517—1579）以安身立本，实则由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理解人“有
声色嗅味安逸”的欲望，对此欲望，应当尽天之性，不必“去人
欲”，但须有所节制，以适中为度。治天下，即与民同欲。何心隐也
有社会运动的理念，他设计了“聚合堂”，捐产试办共同生活的社
团。他希望凡士农工商的身家均纳入“会”中，设立制度，轮流主
持，然后聚集为“主会”。会首是“师”，也是“君”，君民平等，
不属一家，君臣相师，君臣相友，最终可以臻于“天下归仁”的境
界。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当然为明代皇权不
兼容，他也终于以身殉其自由的思想。
李贽（字卓吾，1527—1602），原姓林，本伊斯兰教子弟。他的
思想较之何心隐更为激烈。他由泰州纯任自然本心，发展为“童心”
之说，以为童心是“绝假存真”，童心之“真”与世俗名教之
“假”、道学之“假”是相对立的。儒家本来有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的四毋，李贽以为摒去一般人的“意”与“必”（有所向与有所
欲），同时摆脱泰州学派太过自信的“固”与“我”（自以为是与固
执坚信），才能恢复童心的本来自然。从童心的“真”，达到不受声
名利禄污染的本真状态。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憧憬。
在心学的辩证过程中，童心与修身如何相联，其实也是相当难解的课
题。
李贽以“童心”一念引申，遂以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天下无
一人不能生而知之。是以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是一切的中
心。人不能无欲，凡事顺其自然，不应有礼法刑德，以约束人间应有
的权利。李贽的思想，在今日看来是一种向传统礼法挑战的普遍人权
思想，但在当时则是挑战伦理规矩的惊世骇俗之论。他的命运，也和
何心隐一样为世俗不容，终于在狱中自杀身亡！
这几位冲决传统，勇于开拓新思想的学者，其学术渊源已全不在
儒家。王阳明心学本来已与道教及禅宗有相当关系。泰州学派诸人
中，出入佛道者颇有其人。耿定向即糅合儒佛，以建构自己的系统。
他借喻佛学，谓宇宙即吾心，儒门止于至善，其实即孔氏万世的净
土。他借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说明儒家“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
以释心不容己，人性的仁始得流行不息。
耿定向还不过是借佛家名词为喻，解说儒家理念，焦竑（1540—
1620）则更进一步融合儒佛道三家，以为讨论的观念和命题。他们各
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其实关心的方向和内容，彼此可以相通，不但没
有冲突，而且相当一致。
李贽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但在接受阳明心学后，服膺王龙溪，
始逐渐留意佛家理论，也接纳道家观念，会通三教，无所拘泥。他与
罗汝芳等人的态度，均为心胸开阔，不纯以儒家为正宗了。这一超脱
的立场，到明末方以智会通三教，其为学得力处已不在《论语》《孟
子》，而更在《易》《庄子》与天台、华严。当时西方耶稣会会士已
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入华，方以智对天文历数都有研究，虽对于泰
西宗教哲学并不佩服，然而相当重视欧洲实证（质测）的研究方法。
是以方氏学问，可谓已脱出儒家为学术正统的拘束。
明代中叶以后，有了如此追寻人间个人主体性的学风，再加上南
方经济发展，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
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
明代前半段，文学颇为拘束，“台阁体”的文章当然不足一观，
即使李梦阳（1473—1530）、王世贞（1526—1590）之辈以复古的口
号，致力打破呆滞的文风，终究缺少创造性。到了万历年间，袁宗道
（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
（字小修，1570—1626）兄弟三人领导的公安派出，文学始得荡涤模
拟古人的毛病，创为清新多变的小品文，直诉心灵，采撷民间歌谣俚
语，风气为之一新。
更堪注意者，则是小说与话本的创作。施耐庵的《水浒传》与罗
贯中的《三国演义》，都在明初出现，两者都由宋元话本演化而来。
吴承恩（1500—1582）的《西游记》及著者待考的《金瓶梅》，与
《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列四大巨著。然而《西游记》及《金瓶
梅》毋宁是浪漫主义和批评现实的创作，实与铺陈故事的小说，根本
性质并不同类。《西游记》以丰富想象为手法，讽刺嘲弄世俗生活中
的乡愿行为及观念，其思想根源多重，隐喻的层次则兼包儒、道、佛
三家。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的《金瓶梅》，作者为谁至今未有确论，
但该书以俚俗语言，描述男女关系，也暴露官场与士绅的腐败生活，
实是十分有反叛精神的文学创作。
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凌濛初（1580—1644）的
“二拍”，均是以白话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冯氏为李贽友人，颇反对
理学，凌氏则是卫道人士，然而二人均以白话写作，开白话文学的先
河，而且这些故事大多从市井小民日常生活取材，铺陈一般百姓的思
想与行为，又从“话本”的传统多了一层文学意义。
 戏剧方面，自从元曲兴起，中国的舞台艺术进入成熟阶段。明代
南曲渐盛，多为民间传奇戏，却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明代中叶，昆
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
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
江南经济繁荣，得到文人雅士推波助澜，昆曲不但在城乡公开演
出，士大夫的厅堂也成为表演场地。文学之士各出机杼，编戏制谱。
万历年间的汤显祖（1550—1616）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人。汤氏性格
刚直，仕途不顺，屡遭贬逐，晚年绝念仕进，致力于撰剧，其“临川
四梦”脍炙人口，为传世名著。他受泰州学派影响，富有浪漫精神，
重感情，反传统。四梦之中，《南柯记》《邯郸记》两梦，均由唐代
传奇故事为母本，以世事无常的现象，楬橥佛道的淡泊。《紫钗记》
也是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编剧，可说是由女子的视角指出男女情爱并
不平等。《牡丹亭》一剧是昆曲之冠，不仅表彰情爱，向理学的传统
规范挑战，而且女主角杜丽娘因情而死，又起死回生，使情爱之重超
越生死。昆曲戏剧能发展为如此鼎盛，一方面反映当时文化风气，一
方面也因为江南经济殷富，有所凭借。
在绘画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也有类似的发展。明代早期的绘画，
以院体画为主，工细规矩，而缺乏原创性。明中叶以后，吴门四家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著名当时，开明代文人画的画风，其
中尤以唐寅（字伯虎，1470—1523）画风倜傥不群，强调个性的表现
及主观的意境，与阳明学的趋势颇有呼应。稍后的徐渭（字文长，
1521—1593）笔法飘逸，发抒情感，不求神似，更与泰州学派反传
统、求自主的精神相符。陈洪绶（号老莲，1598—1652）落笔意在相
外，俨然道家得意忘言、禅宗不落言诠，则已与近世抽象艺术的精神
相通了。
明代江南造园艺术颇盛，今日苏州园林还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
产。这些私家园林，在局促的空间，有完足的布局，不是真山真水，
却是设计者自己胸中的丘壑，尤其太湖石堆叠的假山，顽石本无美
丑，令由观赏者自己的审美视角解读。这也是反映了造园艺术对主观
与主体的尊重。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上述反传
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
术领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
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
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
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
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
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
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
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
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
有三百年的僵化。
九、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
本节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是为了两项考虑：
一则，两者的时代跨度几乎相当；再则，二者都承受新大陆白银大量
流入其经济体的影响。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发展模式却完
全不同。
明代享祚几乎三百年（1368—164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延
续了近二百年（1516—1700）。尤其16世纪至17世纪，两国在经济发
展方面都有巨大改变，于国际活动方面也都十分活跃。
朱元璋建立明皇朝政权，在元之后恢复了汉族为主流的中国政
权。皇帝的权威与儒家思想培育的文官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元
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其本质与中国传统王朝并不相同，即使忽必
烈及其子孙的统治，已吸收了不少中国皇朝的传统特色。朱明则是恢
复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其领土大致与中国前朝的疆域相同，民
族成分以汉族为主体，文化则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系统。
简言之，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经过长期的整合，呈现相当程度的一
致性。在这一整体结构中，专制的皇权掌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儒家
理念则是中国思想方式的主要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十分发
达，南北人口分布及财富分配都呈现巨大差异，而阳明心学的兴起，
与明代后期南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的趋势，都可能挑战上述的一致
性，甚至撕裂其整体的格局。但是，这些发展似乎只是削弱了明代中
国的体质，却没有演化为多元性的文化与政治格局。
是以，中国北方的贫穷孕育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流寇”在北
方流窜十余省，终于拉垮了大明皇朝，但却只能扰及江西、湖南，不
能深入富庶的南方。在满洲入关之时，八旗铁骑在北方几乎未遭遇抵
抗，而南方的抗争则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整合
的整体，北京政权解体，犹如中枢断裂了，南方的抗清活动还是不得
不失败！
西班牙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番情势。西班牙的崛起是经由错综复杂
的婚姻与继承，将许多不同的区块集合为王朝疆域。腓力二世
（Felipe II，1527—1598）在位时是西班牙的极盛之世。西班牙王室
统治的领土，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半岛中部、欧洲的低地（今
荷兰与比利时），海外领土则有东方的菲律宾（从腓力的名字命
名），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中欧的奥地利也是由同源的哈布斯堡王
室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在同一家族手中。英国的皇室与西班
牙皇室有婚姻关系，两国曾由腓力二世夫妇分别统治。法国与西班牙
毗邻而居，双方竞争甚烈。哈布斯堡王朝终于由法国系统的波旁王朝
取而代之。英、法、奥三个强权与西班牙的关系离合不定，昨为姻
娅，今为寇仇。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大片领土中，人民种族不同，语言
不同，信仰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各地封建贵族各有其权力上的基
础。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其皇室从未有过真正号令全国的权
威，也未能熔铸为一个整体。
西班牙战争不断。初起时，西班牙人花了不少气力将伊斯兰教的
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但是终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改宗基督教的摩
尔人是西班牙无法融合的不安成分。西班牙在北方的臣民之中，有不
少新教的信徒，例如中欧的加尔文派，而西班牙王室矢志保卫天主教
的正统信仰，为此而有宗教裁判法庭，致力于压制新教。各地贵族领
主，又各有其地方势力，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王朝号令。
 腓力二世西班牙帝国疆域及大洋商业路线图

凡此内部的不安与动乱之外，西班牙还必须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
竞争。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Süleymān I，1494—1566）时，其
舰队横行地中海，欧洲国家不能抗衡。直到1571年，西班牙舰队在希
腊南部外海勒班托（Lepanto）海战，击溃奥斯曼舰队，基督教国家才
不再担忧奥斯曼在地中海的海上势力。然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Armada）却于1588年征伐英国之役，被英国海军击溃。
西班牙的两百年霸权，在17世纪末叶已经黯淡。西班牙从新大陆
掠夺的财富支撑了西班牙的霸权，却没有为西班牙带来经济繁荣。新
大陆的黄金与白银，分别流向西班牙与中国。在中国，活跃的国际贸
易壮大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丝绸、陶瓷诸工业的发达，使东南的繁荣
惠及一般小民百姓。江南与闽粤富庶，人民生活舒适。元代与明代，
使用“宝钞”作为货币，自从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代替
宝钞成为大额通货。白银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双重币制，为明清经济发
展提供了充沛的货币。中国外销市场与货币增加，两者皆刺激了中国
南方经济，造成三百年持续增长的景气。
明代政府的财政似乎并未因为南方经济繁荣而有所裨益，一则对
外战事耗费不少，二则官员贪黩成风，三则政府税源仍以田赋与徭役
为主，并未合理开拓商税及工业税。这三者之中，最后一项事涉财政
结构，也许是关键所在。
西班牙方面的情形，则又与中国不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地滨地中
海与大西洋，在开辟新航道的事业上，既是前驱，也获利最早。新大
陆的黄金、白银及东方商货的利润，撑起了西班牙霸权。但是，西班
牙本土并未因为大量财富流入而改变产业结构。西班牙的牧羊业，为
贵族领主的传统收入，他们甚至没有将牧业改变为农业之想，遑论以
财富投资于工业生产了。于是，大量黄金、白银，一部分用于皇室及
贵族的豪华生活，大部分辗转流入中欧及地中海的商业城市。这些城
市只生产消费品，吸收皇帝及贵族的财富，又以所得之收入投注于生
产。欧洲的工商业经济，随着重商主义而增长，得益者不在西班牙，
而在其分散各处的城市与商港。到西班牙势力衰退时，荷、葡与英国
均以“东印度公司”的公司组织，为其经营市场与开拓殖民帝国的工
具，这种运作方式与海口商港及商业城市的繁荣，有不可分割的关
系。
西班牙、葡萄牙开拓了许多新航道，航海事业刺激了造船业及相
关的事业，与此相关的实用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都有相当进展。不
过，在学术方面，当以天主教耶稣会为最著。西班牙皇室是天主教中
保守教派的主要护法。当时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斗争极为激烈，在华传
教的多明我会教士攻击耶稣会不遗余力。西班牙皇室自始至终都护持
保守的多明我会，疏远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会士介
绍欧洲学问的贡献，厥功甚伟，不能忽视。耶稣会会士的通信，也大
量介绍中国的知识与工业技术。但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在法国展开，
而未见于西班牙。此中原因，当与天主教保守教派的反智主义有关。
在明代晚期，中国在思想与文化活动两个领域，有过崇尚个性的
运动。这一潮流，出现于东南，后来未能滋长为类似欧洲的启蒙运
动，更未转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当然有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同
时代的西班牙，其实也面对正在酝酿的族群民族主义与市民意识，前
者终于成为建构民族主权国家的动力，后者在日后滋长为民主与人权
的思想。但是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察觉二者正在逐渐茁壮，
而当时的新教活动及工商城市经济实为其嚆矢。
这一现象，与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明代皇权以宦官为税监，收
夺民间财富，激发民变。这些群众活动，其实也是新兴现象。同时，
明代江南东林、复社等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集会结社，也是值得注视的
新兴现象。明代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中的正统保守者，都未察觉其可
能孕育的动力。明代晚期的新潮，在清军入关后未有进一步开展，中
国历史走入停顿。相对的，欧洲的新潮风云际会，兴起此后启蒙运动
与民主革命的洪流。欧洲历史为之丕变，西班牙却失落于历史的巨变
之中，终于为西欧及中欧的重大转变，挤到了历史的边缘。
西班牙曾经拥有庞大的财富，现在只有旧日皇宫的金碧辉煌，见
证一时的烜赫。西班牙极盛时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富丽烦琐，装饰重
于内涵，倒与清乾隆时代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远远不如明代家具
的素朴与明代青花瓷器的淡雅！
明代晚期的文学，曾有过辉煌成绩：小说、散文、戏曲……都在
崇尚个性的运动中，提出对于传统与权威的反思。相对而言，当时西
班牙文学有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也是针对时代
的消逝，投下最后一瞥，其中既有惋惜，也有讥讽——也许是两者的
混合，留下非凡的效果，颇符合《诗经》哀婉的风味。塞万提斯这位
西班牙永垂不朽的文学家，曾参与过勒班托海战，而且在战火中丧失
了他的左臂，由这样一位人物担任西班牙盛衰的见证人，也令人低回
于历史的变化。
十、明朝时的台湾
台湾密迩闽、浙，但黑潮洋流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向南流，流速
增加，使“黑水沟”或“黑水洋”水流湍急，一般船只不易横向截
流，只能随着洋流南下；所谓“落漈”之后，即为洋流带往南方。于
是，由福建出海，大多顺流而下，到达今日的菲律宾，或沿着马来西
亚半岛两岸，经由中国南海，到达南洋各地。船只如果由浙、闽北
航，沿着中国东海斜上即可驶入日本与朝鲜半岛南端，横渡则到达琉
球群岛。这条航线上，洋流为诸岛切割，颇多回流，熟悉海流方向的
船只，不难借潮流航行。这些潮流回旋曲折，水势也不甚强劲，船只
并无“落漈”卷走之虞。因此，由闽、浙出海，或南或北都无须经过
台湾。欧洲国家开拓新航道，以及“发现”美洲之后，台湾东方的太
平洋，辟为高桅巨舶的通道，台湾遂成为东海与南海的锁钥。
台湾的原居民，最早是哪些种族，至今还未能由考古学上获得解
答。若以台湾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特征言，则与福建地区同一时
期的新石器文化有相当关系。澎湖地居台湾海峡中间，其新石器文化
采石场的石料，也颇见于台湾的新石器文化制品。台湾东岸古代文化
的玉器，其切割方法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切割方法相同。又据语言学家
的推测，太平洋上南岛语系的语言，其祖源可以追溯到两千余年前的
台湾。两千余年前，亦即秦皇、汉武之时，中国东南的“百越”族群
屡次在秦、汉大帝国的压力之下，颇多离散。那些留在原地的“百
越”，与南下的汉民族混合，衍生为南方方言群的中国人；其中被迫
迁徙淮汉地区的百越，则融入北方人口之中；至于居住今日湖南、江
西与安徽的百越，也在三国与南朝时期终于融入汉族人口。台湾原居
民的祖先，是否为百越孑遗，逐渐移徙南方诸岛？这一课题，当由考
古学家与语言学家们共同探索。
历史时期，台湾与大陆可能也有一些交往。台湾考古遗址常见宋
代钱币及宋瓷残片。宋代的中国，是当时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宋人钱
币是国际流通的货币，北到草原，东到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地，都有
宋钱为通货。当时台湾的居民，可能也经由澎湖与福建地区有贸易交
往，只是我们无法知道其间交换的商品种类，也不知其规模如何。
明代后半期，欧洲海上势力进入东亚。海商贸易利润丰厚，不但
葡萄牙、西班牙海商博得厚利，日本九州诸藩侯亦染指其中，而中国
最有财力的徽商也投入海上活动，王直、徐海都是此中著名人物。于
是，中国沿海，处处有海商集团，运出丝帛瓷器，贩来香药及金银，
尤其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为数至巨。明廷的对外贸易政策，忽松忽
紧，有时封海，有时开禁。这些海商集团，在海禁闭关时，即成为走
私的海寇。这些海寇成分复杂，包括各种国籍的冒险人士，结合中国
沿海居民的好利之徒，大船在深水，小船入内海，或为了取得给养抢
掠村落，或为了拦截商货骑劫货船。当时纵横中国海域的武装集团，
早期与台湾有关者，有活跃于嘉靖年间的陈老、林道乾、林凤诸辈，
他们先后以澎湖与台湾南部（今嘉义到高雄之间）的港湾为活动基
地。
16世纪的台湾岛上，仍是原居民的天下。他们的聚落，分散在西
岸的平原及丘陵，后来汉人称之为平埔番的“番社”。全岛并没有统
一于一个政治体。原居民之间也有战争，其性质不详，但往往仍保存
于他们的传说之中。台湾物产足够原居民维持一定的生活，却没有可
资外销的商品，因此台湾能够长期置身国际贸易网络之外。但在海道
开通之后，大陆及日本的海商会在台湾过境，遂将台湾的藤材、水鹿
皮、硫黄、樟脑……运往大陆与日本销售。福建渔船及海上武装集
团，在台湾靠泊，逐渐有人从季节性的季居，发展为长久居住，甚至
从大陆运来耕牛，在台湾垦拓定居。上述林道乾、林凤之流，可能都
有这样较为永久性的基地，既便于靠泊休息，也可保持可靠的生活资
源。至今，高雄还有林道乾之妹藏金银的传说。
16世纪后半期，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很快加入海上强权之
列，东来经营。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国家为后盾，其经营能力超过西
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太平洋上鲸波翻动，台湾终于被卷入
海上的竞争。当时西班牙已据有菲律宾，以马尼拉为活动基地，转驳
经过中美地峡的商运。葡萄牙占有澳门，是其印度以东的海运中心。
从马尼拉、澳门出入中国与日本，获取东方商货都相当方便。荷兰已
占有巴达维亚，作为东方活动的基地，但巴达维亚远离东亚，出入不
便。荷兰也想在中国沿海取得基地，他们先于1604年及1622年两度尝
试占领澎湖，遭遇中国驻防人员抵拒。1623年熟悉台湾情形的华人海
商李旦带领荷兰人转移到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基地。荷人遂在
台湾筑城为久居之计。台湾的大员，是一片涨沙后面的内湾，不能驻
泊大型船只，也不能维持稍多的船舰，仅是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一个分支据点。荷兰人在台湾南部，先以武力征服邻近番社，继之
以传教工作建立管理组织。番社自治，但必须顺从荷人公司的号令。
荷人由南逐渐向北开拓，番社在荷人胁迫之下，纷纷接受荷人统治。
荷人在台湾驻守人员为数不多，凡事听命于巴达维亚的总督。自此至
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人，建立明郑政权，荷人据有台湾南部一隅陲将
近四十年，主要仍是以此地为出入中国沿海，驳运商货的转运站及攻
略西、葡海上势力的据点。除此之外，荷人似乎并无扩大其势力于全
台的打算。同时，西班牙人也于1628年占领台湾北部淡水，建立商
馆。荷人曾派船攻击西班牙人，未能逐退。1638年，荷人再度袭击据
有鸡笼（今基隆）的西班牙分遣基地，西班牙人撤出台湾。然而，荷
人也未成功地在北部建立殖民地。
 17世纪的东亚海上形势，马尼拉、中国的澳门、大员，与日本的
平户、长崎，是海上活动的中心点。同时，闽、粤地区的中国人也大
批迁居马尼拉与大员，两处各有数以万计的华人，他们并非全为海商
集团的人员，大多是工商渔农各业支援海上活动的人口。中国人在国
际海商活动中，主要的业务是取得丝帛等中国出产的商品，也接应运
送及分销外国船队带来的商货，及供应给养和其他支援。简言之，他
们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买办”。不过，因为当时海商活动处于法律
与武力的灰色地带，这种华人买办也因此身处正邪的边缘。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是明末海上活动的人物。前述带领荷人
入大员的李旦，即这一行业的重要人物。李旦在马尼拉、平户、厦门
及大员都有事业，郑芝龙原是他的从属。荷人入台后，郑芝龙于1624
年是荷人的通译，由平户移居澎湖，又移居大员，不久辞去通译工
作，自立门户，从事海上活动。李旦在平户去世，郑芝龙遂继李旦为
领袖。1626年，郑芝龙的海上武装集团袭击金、厦、东山等处，明廷
官军不能剿灭郑氏，遂与荷人联军攻击郑芝龙，又不能成功。后来，
明廷招抚郑芝龙，等于承认其在闽海的势力。于是，郑氏以福建安平
为基地，据有金厦一带，郑家船队纵横海上，商贾必须领有郑家旗
号，始能行驶海域。郑芝龙与日本平户的领主夙有关系，在日本娶
妻，生了郑成功。另一方面，明廷实行闽台海禁，郑芝龙大量走私，
武装运送生丝，供应荷兰东印度公司。郑芝龙又消灭了海上劲敌刘香
的船舰，独占闽台贸易，并因此介入中日之间的贸易，转输鹿皮与生
丝。郑芝龙的次妻，迁居大员，大员华人不少，郑氏与这些人也有密
切关系。郑家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及其影响力，为日后郑成功据有台湾
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明廷将亡，东南海上，郑氏船队与
西、荷、日本的海上势力，合纵连横，忽敌忽友，郑氏势力日益坐
大。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兵入关，南都拥立
福王。次年，清兵南伐，史可法殉国，南都沦陷，江浙士大夫张煌言
等人拥立鲁王监国，郑芝龙则在福建拥立唐王，建立政权。郑氏由海
上武装集团一变为明廷残余势力的支柱，但在清人攻击福建时，郑芝
龙降清，又被诱执北上。郑成功曾为唐王器重，赐国姓，郑芝龙被
执，郑成功却毅然以“国姓”身份，收集余众，继续抗清。他仍以
金、厦一带为基地。唐王死后，鲁王投靠郑成功。郑氏政权局促海
隅，延续明祚，力图复兴；1658年兴师攻南京，却因战略错误，兵败
江南，退回福建。这一连串事件，终于导致郑成功转战台湾，建立明
郑政权。
在此时前后，荷兰在与西班牙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已俨然是太平
洋上的重要势力。荷人在东方活动的中心仍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但大
员已是东亚航线上的主要据点，有军队驻守，也有船舰停泊，大陆沿
海的商货源源流入台湾。虽有传教士的文化工作怀柔原居民，荷人政
权仍以武力侵略不服的番社。1636年，荷人攻伐台湾南部萧珑社及小
琉球，番社人民全数被杀，正与1621年荷人屠杀班达居民一万人的作
风，如出一辙。荷人于南台湾推行荷式的治理方式，在番社中选择亲
荷人士，组织议会，却罔顾番社唯长老马首是瞻的传统。南台湾已有
不少大陆渡台汉人，荷人歧视他们，以为他们是明廷或郑氏的人，不
予信任，税课也重。同时，荷人船舰常有劫掠福建滨海聚落的行为。
1622年，荷人曾洗劫漳州地区，将厦门鼓浪屿这个小岛上的耕牛、猪
只、鸡鸭搜劫一空，以补充其食物给养。同时，西班牙人曾于马尼拉
两次大规模屠杀华人，华人一次死了两万余人，另一次也死了一万余
人。中国人虽知西、荷是两个族群，但对他们都无好感。
郑成功兵败南京，退回金厦后，在大员担任通译的何斌曾陪同荷
人与郑成功交涉解除郑氏对台湾的封锁。1660年，何斌又来厦门献上
乘潮驶入鹿耳门水道的策略。于是，郑成功以其优势军力于1662年围
困荷人的大员要塞，迫使荷人投降撤离。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国姓延平王的政权，奉桂王永历正
朔，延已倾的明祚于海外，至1683年施琅率清兵入台，明郑政权延续
二十二年之久。
郑氏来台人众，军民不下十万人，再加上这二十多年内，由浙闽
沿海来台的人口，及早已在台的人口，汉人人数估计有二十余万，大
都集中在台湾南部（嘉义以南至高屏地区）。台湾北部则仍以原居民
为主，汉人向北移居，还须在清人领台时期才逐步展开。
郑氏在台湾设立一府二县，建立明政府的行政体系。然而，郑氏
人众，本是军事编制的作战单位，到达台湾之后，不少作战单位仍以
原有编制驻防屯田。这些单位的原有名称，仍可由今日地名见之，例
如：左营、新营、前镇、后镇、前劲（前金）、援剿（燕巢）……都
是郑氏诸镇屯戍的据点。这些屯戍据点，最初大都在南部，但也有若
干人分戍于中部、北部，开拓田亩，建立聚落，成为后来向北开拓的
先驱。郑氏政权与这些聚落的关系，毋宁是由军事编制转化为军事殖
民的“封建”制度。
郑氏政权的核心，仿照明制六部，分设文官，但实际情形则又不
是真正的文官系统。郑氏部下，原少文士，那些狎弄风浪的海上人
物，即使有文官系统的职称，郑成功的政权仍是以一个毅勇的强人为
领袖，结集了善战的战士建构而成的军事政权。郑经的参谋陈永华及
由浙江投奔郑氏的鲁王旧属，在明郑政权中终究只是少数，不能改变
郑氏军事政权的本质。
郑氏二世纵横海上，以对外贸易为利薮。郑成功到台之后，为了
确保生活资源，在南台湾开拓田亩、建设水利，种稻植麻之外，也种
茶、采樟脑，种植甘蔗制糖。但是，对外贸易仍是其经济命脉。郑氏
早先在杭州设立金、木、水、火、土五家收购丝帛商货的五商，在厦
门设立仁、义、礼、智、信五队运输外销商品的船队，大规模博取贸
易的厚利。1663年，清军攻击金厦，郑氏全军撤往台湾。清廷设立海
禁，迁移沿海村落，打算断绝郑氏生路。然而，严禁之下，走私更有
厚利，郑氏并未因此缺了商品来源，反而因此独擅商机，欧洲及日本
的海商，都仰给于郑氏。郑氏能在金厦台澎挺住数十年，对外贸易的
利润是其重要财源。郑氏盛时，郑氏及其诸将手下的船队纵横往来于
日本、印尼、吕宋、马六甲等地。郑氏覆亡之后，有些船队随同降
清，不少船队则为日本九州诸藩接手，增加了日本人国际贸易的实
力。
郑成功本人是儒生，然而在投身抗清事业时，焚儒服改戎装，其
治理台湾也以军事为重，未暇教化。郑经继位，以陈永华为辅，则颇
注意文教，在各地设立学校，教化百姓，大陆的宗教信仰，无论佛、
道及民间宗教，也普及台湾。更可注意者，郑氏治台，原居民渐渐与
汉人移民融合，即使其间过程不能避免冲突，却未有过与原居民之间
的阶级之分。这是欧洲殖民地未有的现象。
郑芝龙由法律边缘的事业起家，郑成功孤忠抗清，开辟台湾。明
代的最后这一幕，从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言，都值得专节叙述以彰显
中国历史终于与世界历史接轨，从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脉络不能分
割。
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
（17世纪—19世纪中叶）
 相对于快速发展的西方，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发展过于
缓慢。自中古以来形成的完足文化体系，开始固定、僵化。曾经
出现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思考，竟也不能在此时延续下去。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制度，还能运作的最后一段岁月。
一、清帝国的性质
中国历史，颇多王朝从北方入主中原。它们是由边境的强大部落
进入中国后，建立为时久暂不一的统治权。
这些王朝中，有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国者：匈奴与羯建立了五胡十
六国之中的两个王国；蒙古则建立了震古烁今的庞大帝国，在欧亚大
陆分封汗国，中国地区的元朝不过是其中一国而已。但是，蒙古的统
治既不能持久，也未见制度。相对而言，来自东北森林、草原、河流
地区的族群，在中国先后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王朝。鲜卑的北魏及其衍
生的北周、北齐，统治中国北部数百年；契丹的辽雄踞北方，长期与
中原的宋并存；女真的金，继续辽的地位，占了半个中国。
鲜卑—契丹—女真一系，其实即满人的同族先驱，清朝却在组织
方面有其特色，建立了最为持久的皇朝。这些东北系（通古斯语系）
的族群，均兼具农、牧、渔猎生活方式，相对于北方族系的游牧生
活，东北系族群在文化与经济形态上，都与务农为生的汉人比较接
近。清朝在入关以前，其部众都已在村落定居，而且与汉人有相当程
度的贸易，也已相当熟悉汉人文化，是以清朝较元朝更能适应汉人生
活方式。
北方族系进入中国，常有二元的统治机制。五胡在中国建国，每
一位国主都兼有汉人皇帝与胡人单于的称号。他们大致是以军法部勒
北族战士，以汉人郡县统治汉人。当然，那时的汉人，实际是以具有
结合豪族乡党的地方自治组织——坞堡自卫。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
洛阳，解散部落，推行三长制，其目的是建立一元的统治。尔朱氏以
六镇戍兵，夺取政权，则是北方戍军不甘被抛置于一元结构边缘之
故。北周组织府兵，却又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只不过独立于州郡之外
的府兵单位，逐渐趋向职能性的文武分途，而不是族群性的胡汉分
治。辽、金两朝，都为南人、北人分别设定其统治权制，不仅中央有
北院、南院两套单位，地方也有戍守的部族军府（例如猛安、谋
克），置于汉人州郡治权之外。
满人入关建立的二元统治机制，延续至清朝覆亡。满洲八旗与汉
军旗人，不论出任官员或戍守驻防，旗籍人员仍属原来的佐领管辖，
终身累世不能改变其部落制度的主人与从属关系。即使旗人渗入一般
治理汉人的政府单位，担任流官的职务，他们的黜陟进退还是不同于
一般汉官的标准。
大清帝国的行政系统，也是双轨制。六部、九卿的正副主管，所
谓堂官，有满、汉两班共同视事。各省督抚是地方大员，自清初以至
中叶以满员为常，汉员出任封疆大吏，为数较少。相对而言，驻防要
地的“将军”，不但指挥戍守的旗营，有时也兼管口岸及交通要道的
关税，这一重要职位，例由满员担任，甚至汉军旗人也不能出任将军
要职。
满人部落制度的遗俗，还见于皇帝本身的权力结构。在努尔哈赤
初起时，诸旗旗主共同议政，今日沈阳清宫仍有“十王亭”的遗迹。
皇太极逐渐将权力集中，才定于一尊，但是有清一代，权力中心的辅
政人员，不论是早期的内阁，抑或是雍正以后的军机处，常有亲王担
任辅政，甚至在皇帝亲政以前担任摄政之重任。此外，还常有亲王管
部，凌驾堂官之上。这种部落贵族参与统治的双轨现象，有清一代贯
彻到底，直至太平军晚期，因形势丕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
汉人官员始得内任宰辅，外任封疆。然而，清代将亡之际，满人亲贵
又组合为宗社党，尽力尝试夺回权力。
 在政府组织之外，帝国本身的结构也是二元的。山海关内十八行
省是汉人的地区，由省、府、州、县的流官统治；关外乃满人故乡，
号为“龙兴之地”，则由将军与都统管理。关外地方自成直属皇室亲
贵的局面，遍地是旗下人员的庄园，直接由其主人委派庄头经营。关
外不对汉人开放，汉人之中只有贬逐流放的罪犯，没有一般的迁移人
口。至清代晚期，始有大量山东移民不经许可，私自出关，关外人口
结构，遂有改变。将军、都统管理关外和庄园，直属于满洲贵族，都
是循着部落主义的旧制，使关外形同另一封闭的国中之国。
更扩大一层，清朝皇室自开国以来，即与蒙藏地区有直接的关
系。清初起时，收纳关外的汉人居民及战争中沦为奴隶的“包衣”汉
人，组织为汉军。清朝扩张的第二步，即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
古。皇太极时，先与蒙古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
部结盟，两次击败强大的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这一成吉思汗的后
裔，溃败后西奔青海，漠南蒙古悉属清朝。从此，满人据有今日内蒙
古东部地区，借蒙古的兵力与马匹，拊明人北疆，形成东方与北方合
围之势。皇太极挟战胜之威，重组漠南蒙古，除了将喀喇沁与土默特
诸部壮丁编入满洲八旗，又将蒙古人众编为蒙古八旗。蒙古尊皇太极
为汗，满、蒙俨然一家。终有清一代，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
婚姻不断，皇后及王子们的福晋，不少娶自蒙古亲贵家族，公主与宗
女也经常下嫁蒙古贵裔。这种政治婚姻，在草原部落之间，原是结盟
的方式之一。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强固地融合了清朝皇室对蒙古
地区的控制。
清廷在蒙古的势力，后又逐渐延伸于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今蒙古
国）。自元朝败于明朝，虽有也先、俺答、达延汗等人数次统一蒙地
的局面，最后蒙古终于分裂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及西部的厄
鲁特蒙古诸部，彼此之间争战不已。喀尔喀蒙古，在满人取得中国
后，也效命于清廷，通好入贡。康熙时，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不断
攻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诸部不能抵抗，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札
萨克汗都率部南奔。清廷遂与诸部结盟，改变其原有的部落，依八旗
制度分编为总管旗及札萨克旗的许多佐领。
游牧于漠西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不仅归附最迟，而且多次挑战清
廷，清廷颇花气力始收服厄鲁特诸部。原居今日新疆的厄鲁特蒙古和
硕特部，于顺治年间移牧青海、西藏，其领袖固始汗向清廷入贡，接
受清廷封号，于是青海归清廷掌握。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原来放
牧于今日新疆西部及西伯利亚西部，雄张西陲，不愿归属。康熙、雍
正曾三征准部，至乾隆年间，准部内讧，遂向清廷投降，也改编部落
为诸旗。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不能抵御准噶尔部的侵袭，在乾隆
年间归附，部落分立佐领，编旗设盟。放牧于今日伏尔加河的厄鲁特
蒙古土尔扈特部，不堪俄国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部内
徙伊犁，也改编为旗制。于是，自清朝开国至乾隆三十五年，经历了
一个世纪，漠南、漠北与漠西的蒙古诸部悉入清廷掌握！
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
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的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
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南方富庶的中
国。清朝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
支援，拓抚漠北，制服准噶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
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朝的领导之下。
清廷领有西藏，经历另一番过程。这一片峻及于天的高原，人口
稀少，气候干寒，自古以来自成局面。到了唐代，吐蕃崛起，俨然亚
洲腹地的强大政权，甚至强大的大唐帝国也得忍受吐蕃兵临长安的窘
迫。中古以后，吐蕃萎缩，藏传佛教在元代迅速遍传高原。元朝解
体，蒙古诸部分裂，藏传佛教的黄教则成为蒙古人民的共同信仰，满
洲人众也因藏传佛教僧侣传法皈依佛法。
 清初蒙古各部族位置示意图

清初，顺治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权，
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则为宗教领袖。固始汗取代藏巴汗后，又有准噶
尔部侵略西藏。清廷对西藏的政策，则是尊崇喇嘛的地位。顺治九年
（1652），清廷迎达赖喇嘛来北京，即高抬了皇权。嗣后，康熙平定
准噶尔部，遂建立了西藏神权统治，以达赖为宗教领袖，稍后又立班
禅，以分达赖之权，清朝皇帝则是黄教的护法。乾隆时，清廷设立金
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朝的皇权毋
宁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朝皇权，经由藏传
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藏传佛教信徒均奉清朝皇帝为佛法的
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朝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清朝皇权完全掌握了东起满洲、西迄西藏的广大地区，其威势甚
至超过大唐天可汗。这是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而其
坚实基础也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
总结本节，满人入关，接收了明朝的天下，循原有的统治方式，
用汉制、汉官治汉人。清朝虽是一个征服中原的外来政权，却也是中
国的一个皇朝——这是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体系。另一体系则是本节
叙述的满蒙藏地区，即满洲大汗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以婚姻为亲
缘纽带，以盟会朝觐为仪式，以朝贡赏赐为交换，统治占当时中国区
域三分之二左右的草原大汗国。满蒙藏事务统由理藩院、内务府及旗
务系统管辖，直属于清朝皇帝，不归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这一大汗
国的首都，除北京之外，还有承德的夏都，蒙古王公、西藏喇嘛、满
洲贵族都在此地朝觐会盟，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清朝皇帝的宗主权。汉
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叠合成为清帝国的二元体制。这是清朝独自发
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
例。
二、台湾的开发
郑氏领下的台湾，延明祚于海隅，从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
复台湾，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维持了三
代的统治，为时二十二年！清廷攻台次年（1684），在台湾设立一府
三县，隶属福建省，专设台厦道，由总兵一员率班兵轮番驻防台湾。
台湾在清治二百年间，人口激增，地方行政单位（府、州、县、
厅）逐渐增加，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升级为行省。郑氏来台
前，台湾人口不会超过五万。郑氏攻台，携来军民十万人。19世纪
初，台湾已有人口二百余万。19世纪末，编户人口已有三百二十余万
人，除了当地原居族群数十万，及在地自然增殖人口之外，应有大量
由闽、粤移入的人口。
17、18世纪，世界各地人口大量迁移，最为著称的事件，当是欧
洲人口移民新大陆，取代了在地的原居族群。在东亚地区，虽然明廷
的海禁时闭时开，仍有不少移民迁移东南亚各地。清军入关，满蒙人
口移入关内。明清之际，内乱不断，张献忠、李自成的部众，出入
川、鄂、陕，百姓逃散，转辗沟渠，千里废墟。
清代初年，康、雍、乾三朝，秩序恢复，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
口颇有增加。全国编户人口，由明代着籍七八千万，骤增为乾隆六十
年（1795）的三亿。这一巨幅增殖，既有统计的数字问题，也有粮食
增加的因素。前者当是因为康熙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雍
正朝“摊丁入亩”两项政策，使避税的人口不再逃匿；后者则是因为
大洋航道开通，许多农作物引入中国，外来玉米、番薯、洋芋等都可
在山坡地种植，而其耐寒、耐旱的能力也相当不恶，粮食生产增加，
人口随之增殖。
 清初，有数百万人之多的湖广人口，大量移入川陕汉水流域及四
川盆地，即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这一移民浪潮之中，还
有长江中游各支流山谷的客家人口，大量北向回流，移居四川。另有
本来在长江河谷地区居住的汉人，因为山地可以种植玉米等类农作
物，遂逐渐移向山地，进入中国西南山区，使当地原居族群同化或迁
入深山。清代在西南地区，以武力改土归流，扩大政府直接统治的疆
域，也当由人口大量移徙的角度讨论。
闽、粤人口移徙台湾，也是上述移民浪潮的一部分。郑治时代，
清廷海禁颇严，闽、粤沿海村落一律撤空。这些移入山区腹地的沿海
居民，若没有上述新引进的农作物，难免饥馑。清廷取得台湾后，即
使政府仍禁止人民迁移台湾，闽、粤的人口压力还是会导致大量人口
移民。清廷领台之初，户籍所载不过一万二千余户，一万六千余口。
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因为郑氏入台人口已逾十万，再加上一百三十
余平埔番的番社，每社数百人至千余人，总数也当有十余万口。汉番
合计，清初台湾人口当有三四十万左右。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
地方当局调查全台人口为二十四万余户，二百余万口。从1683年到
1811年，共一百三十年左右，三个世代的时间，台湾人口增加不啻四
五倍之多。凡此增加的巨大人口，不可能皆由自然增殖，其中大多数
是由大陆移入。因此，闽、粤人口对台的移民运动，就其人数及密集
于一个海岛的密集度而言，毋宁是同时期各处移民运动之中，相当有
特色的历史事件。
清廷最初并不鼓励对台移民。当郑氏投降时，清廷还未有开拓台
湾的积极政策。施琅说服康熙在台设立官府的理由是为了国防：若是
荷兰人占领这一数百里沃壤的海岛，在此发展基地，则大陆的沿海地
区，将无安宁之日！清廷派官设治，收台湾于版图之内，却又担心台
湾远隔海洋，如果有人如同郑氏割据，将难以制服。后来朱一贵、林
爽文起事，清廷果然劳师动众，始予平伏。为此，康、雍、乾三朝的
移民政策虽然宽紧不一，大致是禁止百姓渡台的。然而，禁令虽设，
不能阻挡百姓为了原乡生计窘迫而私渡台湾海峡，在这一岛屿上开拓
谋生。

清代前期国内移民方向示意图

清廷对于台湾原居族群，大致采取息事宁人，放任自治的态度。
平原上的原居族群，被称为“平埔番”或“熟番”，已有农业，也有
村社组织。在山地的原居族群，耕种之外，颇以渔猎为生，也有部落
组织，被称为“生番”。然而，一个番社大多只有数百至千余人，村
社之上并无更高一级的复杂社会组织。台东卑南一族，占地较广，领
袖号为“卑南王”，为罕见的大型集团。清廷对这些原居族群，仿照
西南各省的土司制度，承认其自治权力，颁授原有族群头目以“土
官”“土目”的印章，官方则以理番同知、理番巡检诸职，以为约
束，汉、番交涉则以通事与总理作为中介。官方在番地立碑为界（番
界），在平原入山之处更有“红线”与“土牛”等土垒防线，不许汉
人闯入。
清廷如此政策，并不能阻挡汉人逐渐进入番地，取得土著的土
地。汉人以组织力量及文化优势反客为主，逐渐使全台成为汉人的天
下：平埔番几乎全部汉化，他们的子孙已与汉人融合为一；山地的土
著，则局促于高山及东部的后山，成为台湾的弱势族群。
汉人的开拓由南向北，逐步进展。清领之初，诸罗（今嘉义）已
是北限，后来逐渐突破中部的“半线”，即今日的彰化，北向延伸。
18世纪初，汉人已开辟了北部淡水、基隆。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开
拓，则是18世纪后叶在噶玛兰（今宜兰平原）的武装拓殖。大致言
之，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亦即18世纪的前半期，是汉人移民开垦的
极盛时期，南部至北部的平原旷野均为汉人所有。乾隆以后，则是开
发山坡台地及东部的后山。
汉人移民，在康、雍、乾三代多是迫于生计，私渡来台。台湾海
峡的南向洋流号为“黑水洋”或“黑水沟”，洋流骤入狭窄的海峡，
十分湍急。偷渡者的小船，往往不能横截急流，难免会“落漈”漂
流，即使到了台湾外海，若在沙洲靠岸，也可能未到陆地又为涨潮卷
去。汉人移民渡过风涛之险到台湾之后，工作劳苦和瘴疠疾疫之害，
使偷渡人口的折损率很高，真正能在台湾定居创业者为数不多。台湾
俗谚“三留二死五回头”，意即渡台者能存活、留居的大约只有十分
之三而已。
清乾隆年间台湾岛图
 这些偷渡人口，早期以单身男子为主，号为“罗汉脚”，开禁以
后，始有妇女来台。早期来台谋生的罗汉脚，或则垦荒，或则入山抽
藤，另有一些则进入番社贸易，受雇于“番头家”耕作谋生，其中颇
多因而娶了平埔番妇女，成为赘婿，终于继承妇家田地。经过四五十
年的发展，汉人已经遍布台湾西岸。
康熙晚期，闽、台的有财力人士集股招募壮丁，大规模开拓“半
线”和台北盆地。这种集体开拓的大户（垦首），领取垦照，从闽、
粤招募垦丁，动辄数千百人，有计划地开发圳、埤水利灌溉系统。今
日彰化地区的八堡圳，就是一例。
垦首役使大量移民的垦丁，垦殖田亩，既垦之后，垦丁分领若干
田地，再分租佃农。于是，台湾中北部出现了三级制的租佃关系。垦
首田连阡陌，役使千百人，坐取租谷，号为“业主”，俨然封君。他
们收租的“公馆”，今日尚见于地名。垦丁承租土地，也成了地主，
号为“大租”；他们又将田地分租佃户，是为“小租”。这些台湾地
方豪强，役使佃众，侵轶土著，挟其势力，蔑视官府权力。台湾地方
官员阶卑秩小，又经常更迭，在台职务，犹如寄旅，当然也不能不仰
承豪强巨室的鼻息。这种情势延续至日本占台，第一级的业主始失去
其势力，而大租户始成实质的地主。
台湾地方势力强大，是开拓社会的共同特征。官府的权力不彰，
豪强以其势力，组织为谋求土地利益的当地社群共同体。17、18世
纪，来台开拓的移民先是来自福建泉州，继之以漳州移民，最后则是
广东的客家移民。来台人士，先是单丁，继之以大户招募的劳力，最
后则是同族同乡的集体迁移。上述三个族群大致分布是：泉州人在中
南部，漳州人在中部、北部，客家人在丘陵及台地，具体情形则诸族
村庄犬牙相错、彼此毗邻。为了争土地、争水源，泉漳、福广之间，
各以原乡邻里乡党与亲属戚谊分类械斗，双方动员千百人众，俨然小
型战争。若是有民变起事，大致闽属为多，官府镇压时，客属民众又
往往起而帮助官军，于是官民之间的冲突，终于又成为方言群的分类
械斗。这是因为公权力不能以法律维持秩序，地方社群诉诸暴力，争
夺资源，互相制衡，斗争不绝。许多开拓社区，都曾有过类似现象，
只是台湾的该现象去今日不久，族群冲突习惯犹遗留在记忆之中，也
因此影响了今日台湾社会的族群意识格外强烈。
台湾在19世纪时，全台已大都开拓，只有东部后山及高山地区还
有开拓余地。19世纪的世界经济，已呈现全球化初期的色彩，台湾的
许多商品已进入国际经济结构的交易网络。台湾气候温和，生长期
长，农产丰富，于是台湾生产的稻米，很快即有余粮，供应闽、粤，
甚至北销江浙及京津。台湾的蔗糖产量，也在短期超过广东，取得国
内、日本及东南亚的市场。台湾从福建引进茶种，最初不能与闽、浙
相比，但英、美洋行在台发展预购茶产，所谓“包种”，于是台湾的
乌龙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占了一席之地。樟脑是天然的芳香剂，台湾樟
树木材，本来用于造船及家具，19世纪时台湾樟脑已是外销商品。凡
此现象，反映台湾开拓的近代性，其特定时空条件导致的发展模式，
堪与加勒比海诸岛与中美诸地在同时代的发展模式相比，而与大陆西
南及东北边地的开发不甚相同。
总结本节，台湾由郑氏统治转变为清领版图，从此有大量移民进
入，于是台湾迅速汉化。清廷设立府州县厅统治汉人，土著、平埔番
在汉人的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下，逐渐同化，台湾完全开发为汉人的
地方。由于移民开拓，地方层次的社会力量强大，也因此而有分类械
斗，形成台湾草根社会强大鲜明的族群意识。台湾移民，闽南泉漳及
广东客家为主要族群。平埔番人口，经过同化，也已融入汉人之中，
不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民族。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在台不外军人与传教
士，人数至多千百而已，更不足以改变汉族血统成分。汉人文化涵化
力强大，移民带来的闽、粤汉人文化，遂为台湾文化的主要成分，也
因此确立了当地对汉人文化的认同。
三、清初民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本部多次为北族侵入，建立政权。南北朝、辽、金占领的地
区，限于北方，元及清则都曾君临全部中国。宋一亡于金，再亡于
元，其过程延展百余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深感亡国之痛，也
努力兴复，终于朱明崛起，再造中华。在中国陷于外族统治时，夷夏
之辨，当然是学者士大夫关心的严重主题，他们大致上是将种族与文
化合并为同一议题。至于一般庶民百姓，虽也感受到外来统治的剥削
欺凌，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改变不大。
满人崛起东北，经历一代经营，乘明廷受困于李自成、张献忠的
农民起事，吴三桂开关平乱，满人遂轻易取得政权。在其入关之初，
北方人因为明廷政治腐败，人心大去，官民几乎全无抵抗。但是在顺
治二年（1645）清廷发布剃发改服之令后，各处都有反抗，以江南反
抗最为剧烈，满人镇压，兵连祸结，汉人抗争十余年之久。这一现象
为蒙古进入中国时未有，究其性质，剃发改服，直接触动了文化认
同，不仅仅是民族间的冲突了。
日常生活方式是最为直接的文化标志。元朝听任汉人过自己的日
子，并未强迫汉人改易衣服与发式，汉人学者也仍照旧读中国书。许
衡诸人还悉心努力，发扬儒家学说，既保存中国文化，更希望以此同
化征服者。清朝剃发、改服之令，启动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
头”的强迫选择，对于一般汉人而言，亡文化的痛苦较之改姓易代的
变局，尤有深切的感受。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的抵抗，以至汉人
抗清运动，此起彼落，或潜伏山林，或寄居海隅，其动机无非是为了
抗拒文化沦丧。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辨，即以文化为天
下，而且他认为保国是统治阶层（其君其臣）的事，保天下则是“匹
夫之贱，与有责焉”。
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本来就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
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这一观念的祖型，应是周人封建亲戚，形成
了以周王为中心的封建秩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外的族群与国
家，就是外人；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内的诸侯，则是周人礼制之所及。
另一方面，又可因不认同华夏文化，因此而成为华夏文化圈外人。春
秋时，南方文化不同于中原，楚国强大俨然自成格局，有些原属华夏
共同体的国家（例如陈、蔡），折而进入楚人集团。孟子指斥许行等
人为蛮夷，正是所谓入于夷狄，就视同夷狄。族群血统的认同，遂与
文化认同分开，成为两个标准了。
在外族统治中国时，上述族群和文化两个尺度，即为一些历史人
物分别选为寄身托命的立场。前面提到的许衡诸人，选择了在元朝治
下维持儒家文化的命脉。名儒郝经奉元廷之命出使南宋，其立场颇费
思量，他认为忽必烈是一位贤君，足以安百姓，因此选择了从儒家安
定天下的角度，认同元朝政权下的君臣伦理，而视汉人政权的南宋为
外国。这一抉择，其依据是《孟子》：舜为东土之人，禹为西土之
人，却都可以是中国的圣君。
清初汉人，大致均在上述两个标准之间，各自寻求可以安心的认
同方向。王夫之（1619—1692）坚守抗清立场，在两湖促邀李自成旧
部与南明隆武帝政权合作，以民族大义为原则，将李自成灭明的过节
放在一边。南明抗清失败后，王夫之隐居湖南万山之中，闭门著述。
他自言“六经责我开生面”，表示他是以一种新的态度在诠释经书。
概括而言，他的学问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代五子为其堂奥，对阳明
的致良知说有所不满，对张载思想则最为推崇，其目的在确立中国文
化的核心价值。他的《读通鉴论》《宋论》，则以史事论述古今成
败，其中固然在检讨明朝覆亡的过程，更为重要的部分仍是以华夷内
外的分别褒贬古人。在王夫之的评价中，华夷民族大义的顺位，应当
高于儒家的君臣伦理。他褒奖刘裕，因刘裕曾北伐中原，而不计较刘
裕臣节有所不足。他宽恕韩侂冑，痛斥秦桧，即因为韩有北伐之事，
虽然失败了，还是应予肯定。对于许衡，他认为是“用夏变夷”，帮
助元廷窃取儒家的道统，严词斥责为“小人儒”。他认为桑维翰主持
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称臣于契丹，乃是祸及万世的罪人。王夫之终
其一生不肯承认清朝政权，正是贯彻民族大义的原则。
顾炎武（1613—1682）在明亡之时曾参与江南抗清的运动，失败
之后，他游历关塞，结交豪杰，仍有兴复之志。他的著作，既有音韵
与经学，更多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与地理学。溯其缘由，顾炎武对于宋
明理学空谈心性，颇有批评，认为五胡乱华是由于魏晋清谈，误了经
世治国的事业。明代的讲学，顾炎武认为其实是清谈孔孟，也与魏晋
清谈老庄同样误事。他的经学著作，尤其音韵之学，志在还原古代经
典的原貌，因此梁启超认为顾氏的工作实是清儒朴学的源头：“清代
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这是顾炎武在亡国
之后，深切反思中国文化命脉所寄的儒学，盼望能从此重新找到经典
的原貌及本意。
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寄于他的历史学与地理学著作。他的《日
知录》分条缕列他对历史与世事的意见，包括典章制度、史事本末，
尤其注意于具体的事务，例如：赋税、盐铁、漕运、军事、吏事……
凡此，均为顾炎武于亡国之余，痛定思痛，检讨反省中国政治结构的
利弊得失。他将“华夷之防”看得比“君臣之伦”重要，在《日知
录》评论管仲一条，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
系者在天下”。顾炎武以天下为心，亦即以百姓生活与文化生命为最
关注之处。因此，顾氏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已必须改变，应当改变为
权归地方的制度。
 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录了他周游各地所
见所闻，其中对关塞险隘与交通道路的考察，也许是他为了反清兴复
运动的准备工作。此书其实也是对于当时各地社会经济的讨论。这些
实际考察工作，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能够从书本上获得，反映出顾氏于
当世事务的反省与检讨。
顾炎武终生不愿与清廷有关系，以遗民自居，从不忘兴复。他结
交豪杰，跋涉山川，时时希望有所作为。顾炎武不同于王夫之，则在
于他的深刻反省，对中国文化及中央集权的帝制，都有所检讨。在境
界方面，顾氏毋宁高出王氏一筹。
黄宗羲（1610—1695）与顾炎武是同志挚友。他在明末，聚乡兵
参加鲁王的抗清活动，辗转山海，屡踬屡起。南明几次抗清的力量都
失败后，黄氏致力于讲学与著述。他也与顾炎武一样，深切反省中国
文化与政治得失。黄氏痛感道学的空谈，主张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
用：“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
务。”在儒学方面，黄氏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厘清宋
明之学的流派宗旨，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巨构。
黄宗羲反思世事得失的结果，则是《明夷待访录》。这部大书毋
宁是于针砭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之后，提出他的改革理想。该书涵盖
广泛，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都有其改制的拟识。简单地用今
日的名词说，他盼望中国发展一个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以学
校为议政之地，转变中央集权的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明
夷”二字，是《周易》卦象：“坤上离下，明夷：利艰贞。彖曰：明
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
其明也。”这是光明隐匿之后，待时而动之象。此书完成之时，有明
诸王均已覆亡，郑成功也已去世，黄氏痛感时不我予，只有把自己未
能达到的理想，俟诸来者。明夷一卦，也提到箕子“内难而能正其
志”。据说，箕子这位殷商的王子，在亡国之后，曾接受周武王的访
问，授之以《洪范》一篇。黄氏书名，隐含对于新王的期待，但是这
个他等待的新王，是清朝统治者，还是未来再创文明的人物？自来未
能确定。以黄氏拥明素志，不应在亡国之余，即等待新朝垂顾。然
而，在他的晚年，对康熙确有许可之辞，也受清廷优礼。以此推测，
在他的理念之中，天下生民百姓的福祉，当比民族大义更重要。至于
朝代更迭，由他对于君主制度的批判言，本来就不是关心的重点。
上述三人对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关心程度，不啻是分布在光
谱表上不同的波段。与他们同时的人物，大致都可在同一光谱表上找
到所属位置。最大多数的俗儒，则可能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山应
博学鸿词之征，甚至报名科考，成为新朝的新贵了。当然，清廷也用
尽怀柔手段，除了开科取士，也以修明史及编几套大书笼络了不少学
者名士。
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朝的统
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清廷沿袭明人政策，科举
经义以朱子注解的《四书》为主，其重点在于伦常纲纪，当君臣的名
义已定，则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颠覆人间伦常。
反清复明的情绪，也不能说完全消失。反清起事常以“朱三太
子”为号召。吕留良的弟子曾静还曾游说岳钟琪以岳飞后代身份，率
师为兴复之举。民间传播的流言，例如：孝庄太后下嫁小叔摄政王多
尔衮、顺治与董小宛之恋及其出家为僧、康熙诸子之争、雍正得帝位
不正、吕留良女儿吕四娘刺杀雍正、乾隆是汉人陈家儿子……凡此流
传的故事，扑朔迷离，其实不外乎反映汉人对于清朝统治的讥讪。另
一方面，频繁不断的文字狱，也反映清廷心存疑忌，时时不忘强制压
服汉人的反清意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以“君臣之义已定”
为理由，借儒家伦理，要求汉人遵守清廷代表的礼教秩序。乾隆以
后，反清的活动在于民间，例如天地会的起事，社会上层的知识分
子，则已安于“伦常纲纪”的观念了。
四、清代学术风气
明代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俨然已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王学固
然可以自由发挥，却也有其不够严谨之弊。明代清谈之风，不下于魏
晋玄学，学者大多不务实际。明代覆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省中
国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指出士大夫只务游谈，不通世务的风气，
应是中国致败的病象之一。
清初“颜李之学”（颜元、李塨），当是对于明代学术风气的反
响，提出了也实践了实学与实行的要求。先秦儒家学说原将德行与学
问，视作内外相应的。儒家学问是道德的体认，与古代希腊以来西方
学问的知识认知，并不相同。程、朱、陆、王都在学问思辨上，有重
大贡献，但若是学者只着力于学问思辨，而缺少身体力行，上述内外
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无着落。明代王学盛时，刘宗周诸人已不甘
从书本从事学问，尤其言辞的学问，而改从慎思明辨之上致力于正心
诚意的修身。他们不仅注重慎独及自记功过，还在同人之间互相帮助
砥砺德行。明朝覆亡之后，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如上所述，遂以为这
种笃行功夫也不能救济时艰，于是晚年有《明夷待访录》的深刻反
省。
颜元（1635—1704）与李塨（1659—1733）崛起于河北乡间，与
明末江南诸学派并无关系。他们生长的地方，正是金、元之时北方新
道教兴盛之处，乡里风气质真。清人入关，圈地、投充及追捕逃人的
弊政，使北方百姓身感亡国之痛。也为此，颜、李对于明代士大夫高
谈心性有痛切的批评。颜元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
王”，即一例。颜元自律甚严，耕作、教学为生，自身恶衣粗食，艰
苦劳动。他的行为举止，不敢轻慢失仪，并且与同志相约互相规箴。
凡此均是实践儒家鼓吹的处世做人标准，以这一途径纠正学者空谈的
弊病。
颜元对于现实政治，亦有批判。他大致主张学问须能经世济民，
因此所著《存学编》《存性编》两书，都坚持“学”与“习”不能分
开。他的教学项目，不仅包括儒家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
艺，而且兼及实用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
学术项目言，即军事学、经济学、工业技术、农牧生产等项。他的关
怀，在于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
须扩而大之，由身及众，由家及国，以教育正一国之德，以政治利一
国之用，以生产与福利厚一国之生。这是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志业了。
颜元的弟子李塨，追随颜元，也发挥了实践之学。较诸颜元的习
行，李塨则强调必须兼顾学与行，不得偏废。格物与致知是“学”，
诚意、正心、修身是一己实践德行的“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兼善天下的“行”。正因发此心愿，李塨将先秦儒家重视六艺，对
比宋儒吟哦静坐，指出两者之间活泼与呆板的差别。
如果颜李学派能有更大的发展，清代教育制度当有相应的改革，
而清代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面貌精神，也会有极大的变化。可惜这一个
重视实践的学派，终究不能在俗儒之中开启风气，更不用说继长增高
了。清廷科举取士，仍用试帖制义，以朱子注的经典为教材。利禄之
所在，即众人追求的方向。因此，颜李之学，在当时及后世始终不是
主流。相对而言，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其上乘不过汤斌这样人才，理
学名家，正色立朝，号为能臣良吏。下焉者，则是李光地之类，能作
理学文章，也能巧宦干禄，至于卖友冒功的私德有愧，全不在乎。如
此学者，空有学问而不能实践。然而，清代三百年科举，李氏之流多
于汤氏，这是文化与学术的另一种风气。再一次提出经世济用的口
号，竟须等到道光年间，俞正燮（1775—1840）与龚自珍（1792—
1841）两人于考证之学均有造诣，又当中国多事之秋，始提倡通经致
用，以矫学风之疲。
乾嘉考证之学，盛极一时，可说是清代学术成就的巅峰。考证之
学起，代替了义理之学。对于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清廷文网太
密，压制太严，不容明末自由讨论的学风，于是学者躲入忌讳最少的
考证之学，以取自保。这种解释未尝不能自成一说，然而考证之学兴
起，应当也有学术发展线索的逻辑，未必完全可归因于政治压力。
两汉儒学发展的轨迹，或可借来理解清代学风的演变脉络。西汉
董仲舒建构了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由此方向演变，一方面有今文学
派的微言大义，诠释经文往往有太过穿凿之处；另一方面，谶纬之学
更是割裂经文，甚至肆意编造。东汉学者遂反其道而行之，从训诂下
手，力求清理经典中的讹误，恢复经典原貌。东汉学者的学风，在汉
末三国魏晋，又一变为玄学清谈风气。
清代承明末高谈义理的风气，也有意拨乱反正。顾炎武志在经
世，但惩于学者一任己意援引经典，遂考订声韵，也摸索制度沿革。
因此，顾氏毋宁为清代考证之学的始祖。
考证之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校勘，更扩大一些，史事真
相、制度沿革和地理变迁，也可列入考验证明之学。这些方法学，亦
即实证的研究方法，必由材料下手，从证据中归纳可信的结论。是
以，考证之学虽然号为“朴学”，却是胡适之所说的“科学的研究方
法”。中国传统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三个部分中，辞章是文学创
作的领域，考据则是义理的根本功夫。没有可靠的典籍，而后谈义
理，难免会有无根据的猜测，由此取得的阐释，也未能免于主观的陈
述。
清代考据之学中，阎若璩（1636—1704）从事经典的考证，其
《尚书古文疏证》，当是第一件从大量证据归纳为结论的研究工作。
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兄弟两人都是黄宗羲
的学生，前者是经学家，从会通诸经中寻找经文的正确解释，后者是
史学家，从许多史料中捡取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事迹。乾隆时代考证学
大师戴震（1723—1777）明白指出，所谓义理不能舍弃经文，凭空得
之，认为凡学必从“离词”（分析词句）、“辨言”（分辨语意）开
始，最后才能走到“闻道”的地步。这一态度，清代考据学界的大
家，大多都能持守。但是，考据之学成为风气之后，从事实证工作的
学者，也就难免被狭窄的专题罩住，全力在细节上周旋，迷失了穷经
是为了通经的本义，遂为了考据而考据，功夫细密却没有由此引申的
余地。
清代官方编辑大部头的丛书，为数不少。康熙、雍正朝除了宣扬
武功的“方略”外，有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其中最为著
名的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
乾隆时，官修图书的工作更盛，有“十全武功”的方略，《续通典》
《皇朝通典》等“十通”中的六部，各种礼书……最庞大的工作则是
《四库全书》，花了十三年编辑经、史、子、集四部的古今著作3503
种，共有79337卷。凡此种种集体编辑的工作，直接间接动员了不少当
世的学者。为了这些工作，学者们的精力时间大多用于考订、补缀、
注解与整理。乾嘉考据之风盛行，与这一大规模编书的“工程”有
关，相当程度引导了学术界的工作方向。
清代学者们可能由于集中编书之故，遂形成一个学术社群。以戴
震为例，上承顾炎武、阎若璩、万斯同的传统，与他同时的学者有钱
大昕、惠栋、秦蕙田、纪昀、卢文弨、王昶等人，他的弟子有王念
孙、段玉裁等人。《皇清经解》与其续编的作者，几乎都有直线的师
承与横向的交往。在中国历史上，堪与相比拟的社群，应是两宋的理
学学者群了。
如此一个庞大而延续几个世代的学术社群，当然形成一时治学的
方向与性质。无独有偶，17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个学术群体。1660年，
十二位英国的科学家组织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标
举的工作是“数理实验之学”。这一批学者彼此切磋，推动了学术界
发展实证科学。第一任会长是天文学家瑞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后来担任过会长职务的学者，还有牛顿、赫胥黎、波
义耳等人，都是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1850年，英国政府拨款一
千英镑，支持皇家学会的研究工作。皇家学会的会籍，须由三位会士
推荐，经全体会士投票，始得成为新会士。这一个学术团体，集结了
学术界的精英，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拱之功。
比较上述17、18世纪中英两个学术社群的工作、志趣与趋向，其
间的差异导致此后东方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英国学者研究的
是宇宙间事务之理，并强调实际的验证。中国乾嘉的学术社群，则研
究由古代传承的典籍，其工作是注解与疏证，却不在理念与思想，更
不论由已知开拓未知。清代学术风气不为不严谨，是以胡适之将乾嘉
考据之学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比。但是，清代学者自命为“汉
学”，以示不同于“宋学”的义理之学，却仍与实证科学完全不同。
清代考据之学，注意学问的细节，不再有追索“道”与“理”的理
想，也失去了整理典籍以资反省的原旨！清代学术传统中，已没有了
人类关怀自身终极意义的精神。这样的学术传统，可说是为了矫程、
朱、陆、王的缺失，矫枉过其正，竟陷入了烦琐，反而减弱了批判官
学的力量。
五、民间社会组织
清代出现大量地方志书，修志之风气以乾隆、嘉庆之间最盛，后
世方志大多只是增订修改这一时期的志书。章学诚（1738—1801）为
编修地方志的巨擘，他认为地方志是“一方全史”，相对而言，朝代
的历史是天下之史，“部府县志”，则是“一国之史”。这种观念，
反映了地方自觉性。用今日语言说，地缘单位是一个切近人生的共同
体，因此编修志书，毋宁是在儒家天下国家的理念下，地方人士把本
乡本土看作实在生活圈的表现。
于是，地方人士外出工作，即在他乡组织同乡会。清代各地常有
同乡会馆。在京师所在，同乡官吏及赶考的举子，都有会馆为联络中
心。乡谊之外，由于一地常以某种职业为其专长，在外乡工作的同乡
往往也操持同一职业。例如，我乡无锡颇多铁匠分散在长江流域各
地，重庆、汉口等处的无锡同乡会实际上即当地铁匠帮，是同业工
会。各处的无锡会馆，即这一工会的聚会所。铁匠供奉火德真君为保
护神，无锡会馆也因此是火德真君信仰的祭祀之处。
在清代，最为著名的同乡组织当是山西人的山陕会馆。山西商人
经营的事业，遍及全中国，尤以票号最有势力，于是山西人供奉的关
帝（原籍山西解县），即山陕会馆的主神。清代以来，关帝由战神演
变为财神，其变化是否与山西人的信仰有关，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
题。传统中国的专门职业，常有地缘性的集中。“会馆”组织，有利
于同行的互助，能使这一行业扩散其势力范围，但也可能因此导致专
业的独占及相随发生的专业封闭性。
与上述专业社群不同的社会群体，则是以信仰祭祀活动为中心的
地方性组织。兹以中国南方妈祖信仰为例。这是福建泉州发展的信
仰，宋代湄洲女子林默娘原为海员与渔夫的保护神，但其功能逐渐演
化扩散为母亲形象的神祇。闽台的妈祖庙经过分香制度，建立了广泛
的网络，所谓头妈、二妈、三妈……均有本干支脉的谱系，妈祖庙成
为社区活动的中心。社区的妈祖在其祭祀圈内，以定期巡境，确立其
社区认同意识，组织信众。一些社区领袖，也以祭祀活动，不断确立
其权威及祭祀圈内的人际合作关系。于是，祭祀圈也构成生活共同
体，社区居民由此合作，从事水利、社会救济等诸项事务，社区终于
形成一个经济圈。中国传统的集市，遂常以这样的社区为其网络的基
层。
妈祖信仰以分香制度扩散其网络，北至天津、烟台，南至东南亚
华侨集中的港埠，凡有海上活动闽台人士之处，即可能有供奉妈祖的
庙宇。这一庞大网络的联系功能及由此发动的动员功能，常可超越地
区的局限，发挥巨大的社会潜能。
类似的其他神祇系统，或大或小，遍布于中国各处。大而言之，
北方的龙王信仰、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南方长江流域的许真君信
仰……都经由进香活动，将各处信徒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小而言之，
一个地区之内，不同神祇的信众又可经由庙会及神祇定期的互访，集
合为一个区域性的共同活动。无锡的张大帝生辰，即全区诸神会聚的
“出会”，以建构社区认同。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的同乡观念，实为皇朝政治权力之外
的社会认同。在政治权力触及地方利益时，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
发挥牵制，甚至抵消政治权力的作用。
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以宗教信仰相结合的民间宗教组织。虽然
儒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有其教条与仪式，但是儒家学说是国家
权力的正统之学，儒生经过科举方成为官吏，与皇权共同掌握国家的
权力。佛、道两家，本是出世的信仰，而且经过长期磨合，正宗的佛
教与道教都已适应国家权力，足以共存。
 然而，在中国的民间，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宋代以来逐渐融
合。明代林兆恩的三一教，即糅合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运动。三一
教未成气候，今日已不见这一教派，三教合一的努力，则仍见诸一些
民间宗派。儒家的伦理理念，加上佛教的果报观念及道教的宇宙观、
生命理论，事实上已融合为一套中国人的人生观及宗教观。今日尚见
存在的天理教、万善堂等诸宗派，都可说是这些信仰的融合。清代善
书之中，流传极广的《太上感应篇》，也是这种融合性信仰的代表。
民间另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信仰系统，除上述三教之外，还包含了
从中亚传入中国的祆教与摩尼教成分。这些中东与中亚的启示性信
仰，在传入中国时已经有些混合。其劫数与救世主的观念，很早即渗
入佛教，形成弥勒信仰，也演化为道教的李顺、李八百信仰。宋代方
腊吃菜事魔教，即上述启示性教派之一。元末韩林儿等人起事，以明
教为号召，而明教实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来的民间秘密宗教。乾隆时白
莲教一系的清水教、混元教、收元教，颇为活跃，后遭清廷镇压。白
莲教大规模起事，是在嘉庆元年（1796），自此蔓衍四川、湖北、陕
西各处，人众十余万。清廷大军围攻，但教众屡仆屡起。清军各处追
击，军事行动延续十年之久，始得平定。但是白莲教余党散伏他处，
长期隐伏，不时又会冒出头来。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李文成
在直、鲁、豫三省边区起事，危及京畿。清末庚子义和团的活动，也
是由白莲教一脉相承。
白莲教的教旨，有二宗三际、弥勒下凡的劫变与来世观念。所谓
二宗是光、暗，光明终必战胜黑暗。这种二元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
阴阳相反相成之论，十分不同，实是转化摩尼教光暗对抗之说。三际
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三世，分别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青阳之
世由“燃灯古佛”执掌，红阳之世由“释迦牟尼佛”执掌，白阳之世
由“弥勒古佛”执掌。每世又有若干劫难，道劫并降，善人入道，恶
人堕报。三世之说，与佛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观念相同。但
是佛教过去佛之名号，据《法苑珠林》的佛祖传记，过去七佛：第一
毗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毗舍浮佛出于过去庄严劫之末，第四拘
留孙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出于现在
之贤劫，其中并无燃灯古佛。燃灯是光明的象征，其实也是中国明教
崇拜光明的传统。白莲教的理念与象征，毋宁都继承明教，乃是启示
宗教的教义。白莲教又宣传“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口号，前者来
自《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后者则是佛教的“轮
回俱尽，诸法皆空”。至于白莲教告诫教众的道德，无非是儒家的伦
理观念。以上所述诸事，充分显露白莲教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综合体，
只是白莲教的教众，大多不是士大夫阶层，其摄取融合的教义，并不
注意哲学逻辑的思辨，但求为一般百姓能够接受而已。
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虽然平息，教众分散，潜伏各地，分别以
其他名称的信仰，延绵不绝。举例言之，今日台湾地区盛行的一贯
道，据该教自述传承，原名先天道，其宣传的教义也是二宗三际，也
是“无生父母，真空家乡”，也是主张三教合一，显然与白莲教有传
承的关系。嘉庆七年（1802），先天道十一祖何若被捕，流放贵州。
这一年代，实与白莲教川楚起事同时。何若传道十二祖袁志谦，先天
道从此在四川、两湖、福建传道。道光十一年（1831），先天道又遭
迫 害 ， 领 袖 陈 彬 充 军 边 地 。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至 二 十 五 年 （ 1843—
1845），先天道遭受严重教难，大批领导成员被处死。以上事迹，显
示白莲教以不同名称在各处落地生根，其生命力十分强韧。
今日一贯道又在台湾地区及海外发展，教众不下百万。若以一贯
道发展的模式推测当年白莲教的组织与活动形态，大致可以推知，白
莲教当是各个支派自己独立开拓，虽有大宗祖脉，却没有统一的规则
与约束。各支教义，因地制宜，深浅并不一致，仪式也各有繁简，不
尽相同，但吃素一项，则是各处均同。这种根枝蔓衍，落地生根的网
络，是中国民间宗教组织的特色。即以白莲教系统而言，远则追源宋
代，近则回溯乾嘉，算是民间社会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