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逃脫科技進化的獨裁強國？──讀王力雄《大典》

作者:難攻博士 /2018-01-02 瀏覽次數(809)

• Share
  URL

• 字級

   

文／難攻博士（中華科幻學會理事長兼會長)

大典

老實說，這篇關於《大典》的讀後感已經遲交一段時間了，始終無法成文的緣故說來可笑，倒不是因為腸枯思竭，反而是因為種種複雜的情緒與難以駕馭的感觸於閱讀過程中混雜堆疊，並在闔上書本的那一刻排山倒海猛襲而來，將腦袋幾乎撞成土石流後的重災區……

說真的，我原本天真地以為，要替這本《大典》寫篇導讀或介紹有何難處？以類型文學的解構手術SOP一刀直接剖下，《大典》不脫就是「反烏托邦」（Dystopia）、「電馭叛客」（Cyberpunk）頂多再加上「政治寓言」（Political Allegory）的組合罷了，這些類型我都算熟，一項一項按部就班將《大典》文本套入拆解，最後再下個語重心長的結語打完收工、輕鬆愉快。

錯了。

這樣的程序在我腦中反覆推演過幾回，卻覺得《大典》這部作品怎麼也難以塞入這些類型框架的解析公式當中，每次總搞得如削足適履一般血淋淋的難看，讓我開始思索這嚴重的違和感究竟發生在哪裡。

《大典》算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嗎？

從《我們》（Мы；1920）、《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一路到《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的「反烏托邦」經典傳統，照說應該適合讓《大典》以最新成員的身分納入其中。但不對勁的地方在於：「反烏托邦」套路中最重要的公式，也就是那種由鐵血肅殺、高壓秩序、強迫控制、艱困生活種種所構成的但丁地獄景象，很怪異地在《大典》所描述的那個強國當中，竟然變得似是而非──

我們(反烏托邦三部曲全新譯本，精裝珍藏版)

美麗新世界(反烏托邦三部曲全新譯本，精裝珍藏版)

一九八四(反烏托邦三部曲全新譯本，精裝珍藏版)

華氏451度

專制依然存在，但並非鐵血肅殺，而是看似柔弱無骨、實則毒如鴆霾；教條依然權威，但並非高壓秩序，而是更加融進生活、甚至近乎娛樂；監視依然綿密，但並非強迫控制，而是完美準確精算、保證無孔不入；社會依然封建，但並非艱困生活，而是人人唯物是從、個個崇權拜金……

「反烏托邦」變成了某種一般人幾乎肉眼無法辨識、內心無從抗拒的詭異版本，黨國給大家（你們配得的）溫飽，拿走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自由作為交換，而為了替大家清除一些（危害社會的）異端，黨國需要更多的權力才能好好維繫民族的榮光！這樣實存的「烏托邦」，人們為什麼要「反」？

是啊，在《大典》當中，你見不到故事主人翁（假如有的話）因為對體制的不滿積累而打算揭竿而起，並沒有。在劇情裡頭，強國與強人若有所謂崩潰危機，多半也是內爆自結構性的意外。《大典》算是「反烏托邦」作品嗎？我很難說服自己。

那《大典》算是一部「電馭叛客」小說嗎？

鞋聯網、夢造儀、網格化、電子蜂……這些小說裡出現的「科幻技術」其實並不那麼「科幻」，因為以現今的科技水準而言，理論上要達成這些效果（或以其他手段取代）並沒有任何困難。甚至若你熟悉英國科幻影集《黑鏡》（Black Mirror；2011-）的話，根本還會覺得這些發明也不是什麼新鮮點子。

老實講，「電馭叛客」談的是科幻，裡頭提到的科技及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多半仍存有虛構的成分在內，但《大典》並不是。拿著放大鏡仔細端詳，你會發現這些所謂的「科幻成分」不過是現實中強國維穩高科技的「虛構化」假託而已──

現實中的「鞋聯網」用的不是鞋子，而是虛擬空間實名監控、實體空間生物辨識，外加所有即時與非即時的食衣住行育樂消費個人檔案大數據收集，再佐以越來越精細準確的智能學習全自動演算分析。這是現在進行式，而非未來式。

現實中的「夢造儀」用的不是機器，而是透過各式各樣的娛樂媒體、名人代言、品牌操作、積分獎勵……將人們的心智、欲望與注意力或軟或硬地導向統治者所希望的面向，讓輿論來引領「政治正確」與「價值正確」的規範，以「獎勵」代替「懲罰」、用「和諧」形成「壓力」，逐步將「做不同夢的人」納入隊伍，不然就排擠出去。這是現在進行式，而非未來式。

至於「網格化」及「電子蜂」這些東西，以此類推，應該也不需要我一一列舉了吧？若說這些「技術成分」都早已經屬於現實而非幻想，這《大典》還算是「電馭叛客」作品嗎？我很難說服自己。

那麼，《大典》難道不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嗎？

動物農莊

就「寓言」這種體例的定義而言，其中多半要包含「象徵」或「隱喻」的成分在內，用間接且迂迴的類比方式，來諷刺或影射某種對號入座的現實。如果將「寓言」諷喻的主軸聚焦在對於「政治」意涵的辯證，那最好的例子就該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了吧。

很可惜，你在《大典》裡找不到什麼豬羊狗馬的象徵或隱喻，裡頭談的人名也許都是虛構，但所有關於黨國體例、權力組態、利益價值、顯潛規則、階級倫理、鬥爭謀算、爾虞我詐、反動修辭、吃人禮教、約定俗成、自私卑鄙、雙重思想……統統都是毫無掩飾的直球對決：那些關於人與人、權與權、名與利、生與死之間的傾軋所綿密織就出來的算計與對話，還有那些在雲淡風輕的隻字片語背後所能預見的殘酷冷血，對於我這種實質經歷過列寧式政黨高壓統治的人而言，每個句子都讓我不寒而慄。

坦白講，《大典》根本「政治寫實」到不行，誰跟你「政治寓言」？

行文至此，我應該是清楚剖析了自己在《大典》文本分析上所面臨的違和及焦慮來源。簡而言之，無論是「反烏托邦」、「電馭叛客」還是「政治寓言」，這些類型作品本身對讀者而言，總是帶著某種「隔層紗」的理論距離，那像是某種保持客觀的安全感，讓讀者在獲得啟示的同時，還能在社會想像、時空想像和對位想像之間，保持一份隔岸觀火的放心。

但在閱讀《大典》的過程，這份「隔岸觀火的放心」卻始終無法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小說裡描寫的那個強國離我並不遠，無論在政治、在時空、在對位想像上都近在咫尺：它就存在於我童年的記憶裡、它就存在於隔著一條水溝的對岸、它正存在於西門町的人潮當中、存在於通訊軟體群組謠言當中、存在於每一次網路連線刷卡消費記錄當中、存在於第四台許多電視頻道的嘻笑怒罵風花雪月當中……

我從翻開《大典》看見的第一個字開始，就不斷地聽見喀喀喀的機械聲響：那可能是作者用堅定有力的指節敲在鍵盤上的聲響，更可能是從某座高科技祕密兵工廠裡不斷漏出的裝配噪音──

美國隊長2：酷寒戰士 DVD(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

我猜想，那是一支支構造精密、環環相扣、牽一髮足以撼動全身的全自動智能滅音鎗，每一個零件都精密異常、每一枚扳機都敏感連動、每一顆子彈都自動追蹤、每一道槍口都準確地瞄在每一個可能蠢動的對象頭上。這意象似乎曾經出現在好萊塢電影《美國隊長2：酷寒戰士》（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2014）裡頭，一組名為「洞見計畫」（Project Insight）的智能設計。

這種「類洞見計畫」若真那麼恐怖，那人們又怎會默不作聲甚至熱情擁抱呢？在電影裡，潛伏於神盾局內的九頭蛇首腦是這樣告訴美國隊長的：

「九頭蛇相信的是，人性不值得賦予自由。
我們不了解的是，若強行奪走自由，人們會反抗。
戰爭教導我們許多──人必須自願放棄自由。
戰後，神盾局成立，我被招募，新的九頭蛇長大了。
美麗的寄生蟲，寄生在神盾局內部。
過去七十年，九頭蛇靠著危機、戰爭長大。
當歷史不配合時，歷史會被改變、意外會發生。
九頭蛇創造極度混亂的世界。
人類為了確保安全的活下去，不得不放棄自由。
等淨化過程結束，九頭蛇就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我們勝利了，隊長。」

人類為了確保安全的活下去，不得不放棄自由。等淨化過程結束，九頭蛇就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當然，在好萊塢電影裡，九頭蛇的勝利只是一時，而且你曉得在那個虛構宇宙當中，九頭蛇會不斷地失敗。

不過，我已經早就超過那個天真相信邪不勝正童話的年齡了。我甚至不太相信《大典》作者樂觀地認為，這個「類洞見計畫」終究會因為系統本身最不穩定的變因「人性」，導致最終的內爆、裂解與崩潰。

作者在《大典》後序中企圖提出面對這種「科技進化的獨裁」，人們所可能擁有的破解之道，他認為：「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也許我悲觀了，但我得指出就世界現況而言，很可惜的是：「專制」的對立面竟然不是「民主」，而只是資本主義領軍的「自由市場」。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專制」正一步一步靠著科技的大能開始學會積累資本、脫離貧困、掌控資本、買通所有、運用資本、蠶食市場、玩弄資本、吞食民主……

「科技進化的獨裁」正在巧妙地利用「自由市場」的自由，吃光所有「資本社會」的自由，然後將整個世界納入某個龐大集權Game Master所架設的「課金遊戲」當中，從此再也沒有逃脫的可能。

當然，如果你看過《駭客任務》（The Matrix；1999），你就曉得知道「真相」的人其實至少還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將自己接回母體當中，像賽佛（Cypher）一般遺忘身而為人應有的尊嚴，交出你的自由來換取一塊虛構（但足以自我滿足）的多汁牛排。

否則，你可以選擇踏上主角尼歐（Neo）的道路，無論吃壞吃好，自己替自己作主。

你可以選擇接回母體，換取一塊多汁（但是虛構）的牛排

看不見的城市

好了，這篇難產的文章，終歸也是寫到這裡。此刻，我腦中突然響起這段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假借馬可波羅之口，替《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0）所下的結語，這大概也是我所能想得到最好的收尾了吧──

「煉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
如果真有一個煉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
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煉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煉獄。
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不再受痛苦折磨。
對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
接受煉獄，成為它的一部分，直到你再也看不見它。
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
在煉獄裡頭，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煉獄，
然後，讓他們繼續存活，給他們空間。」

【转自：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10513】

王力雄新书《大典》书评：这不是那个乌托邦（朱宥勋）

王力雄《大典》，臺灣大塊文化2017年12月1日出版發行，已上架臺灣等地書店及網路書店。如,大塊文化：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Produkt.aspx?bokId=1111R086

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1579 以及：https://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831994

這不是那個烏托邦：王力雄《大典》

文/朱宥勳（台灣）

反烏托邦小說一直是科幻小說的重要子類型。2015年，野人文化便出了一套「反烏托邦三部經典套書」，集合了薩米爾欽《我們》、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歐威爾《一九八四》三部重要作品。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反烏托邦想像的大致是一種「科學專政」的未來——小說以某種科學技術與思想為核心，建構出一個完美運行的世界；然而「完美」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故此「烏托邦」註定將發展成戕害人類的恐怖專政。

以此脈絡來看，中國小說家王力雄的《大典》毫無疑問，正可放入此一譜系。從開篇第一章的「鞋聯網」構想出發，就能讓我們看到近未來完全可行的政治監控科技：透過秘密植入每一雙鞋子追蹤零件，國家可採集到每個人的身體資訊、移動軌跡、社交紀錄，從而解消所有叛亂的可能，真正成為深入每一秒鐘「生命治理」。其驚悚之處不在「科幻」，而在它幾乎就是「科（技事）實」，因為所採用的技術正是我們此刻琅琅上口的「物聯網」、「演算法」和「大數據」。而後續情節引入的新科技，除了「夢造儀」稍稍比較「不科學」一點，其餘如社會控制的「網格化」和機械科技的「電子蜂」，都並非遙不可及的技術。

然而，《大典》卻又不是傳統的反烏托邦小說，反倒富有強烈的中國特色，拓增了此一類型的視野。在小說開場，我們確實會看到若干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元素，比如「雙大典」（黨慶與世博會）的設定，令人聯想到《我們》裡的「整體號」，同樣都是極權政府的自我頌揚儀式；「夢造儀」的精神控制技術則致意了《美麗新世界》的意識形態培育科技；而工程師李博對「性」的焦慮、鄉愁與惦念，更是與反烏托邦小說以「原始的」性慾抗擊「文明的」科技之套路符合若節。

不過，當基本設定鋪陳完畢，小說中段開始發展情節時，我們就會發現《大典》的特異之處了。如果說傳統的反烏托小說描述的是「蛋殼再密也有縫」，《大典》的科技世界大概已經碎成一碗蛋花湯了。故事中的每一項技術看起來都鋪天蓋地，一旦在中國社會實作就左支右絀。「鞋聯網」看似無所不在，但小說開場就是李博藏了一雙手編草鞋，從而連動到結局的大逃亡。科技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掌握在黨、國與資本家手上，中間多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老叔掌握了「性鞋距」、李博偷藏了「鞋麥」、鞋聯網裡找不到政要的SID參數......科技打造出了全控社會，但誰來全控這個全控社會？問號的反面就是系統性的漏洞。

不唯統治階層和技術精英能夠找到漏洞，底層人民也有自己的出路。透過一場防疫事件，王力雄建構了「網格化」這種社會技術，但旋即把視角轉向「綠妹哥」，讓我們看到千差萬別的中國農村環境如何讓系統失靈。

最有趣的系統失靈，當然就體現在獨裁統治的權力結構上。小說中後段，王力雄以上述科技為基礎，將故事帶進了他自《黃禍》以來，最得心應手的政治主題。連極權政府引以為豪的科技監控都碎成蛋花湯了，看似森嚴的權力結構自然也不堪一擊。小說中的「主席」為了自己的權位處處鋪路，創建各種能使他繞過憲法的法外機制，但在王力雄精巧的佈局下，所有增強其權力的設計，都成為了促進這個結構毀滅的助力。為了大權一把抓而有了「處突組」，結果當主席「不能視事」的時候，處突組就成了足以操弄軍政兩界的槓桿；為了制衡官僚而建構的「未必是你的錯，但你必須當責」的官場文化，反而促使最保守的官僚引爆了蘇聯垮台式的民主化宣言。

總的來說，《大典》的政治博奕非常精彩，搭配近未來的科幻設定更是威力強大。從一開始，王力雄的問題意識就不是證明烏托邦的強大，而是演示烏托邦的脆弱：越是龐大複雜的結構，越是可能因為一個小零件被敲掉，而導致勢不可止的崩毀。梳理整本書的結構，一切的起因都十分微小：工程師想要有性有愛、警察想要升職、商人想要卡位求官、老官僚想要自保......但微小的動機稍微推了推龐大的國家/科技複合機器，事情就這樣成了（或毀了）。

當然，《大典》並不是沒有缺點。某些設計稍嫌冗餘，比如「雙大典」的黨慶或世博會可以僅留其一，敘事結構會更漂亮些；九組在前段被寫得神通廣大，結局卻雷聲大雨點小。或在政治攻防的段落中，過度詳細地解釋每一個步驟背後的用意，雖然是滿滿的「乾貨」，但也不免失之直白，或可再多信任讀者一點。比如信息中心主任不想交資料給九組的段落，對白中點出「實驗項目」即可讓讀者領會了，無須那麼多解釋。但整體來說都是小疵，從主題、佈局到情節設計，《大典》絕對是今年台灣書市的小說前段班。

最後，我想來談談《大典》的結局。結局不是收在北京政權的政爭勝負，而是把焦點放回李博所在的福建窮鄉，讓各方人馬都爭先恐後湧來，此一設計自然饒富意義。不過我更注意到的，是王力雄用「鐵籠」來形容李博被居留的囚室，就在小說的最後一段：「鐵籠卻如同風暴中心紋絲無擾......」 （p.293）而我們知道，思想史上剛好有另外一個著名的「鐵籠」比喻，來自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這本探討資本主義源起的經典著作結尾，韋伯也用了同樣的比喻，來說明人類社會全面落入資本主義的掌控中，因而有了他寫作風格中，難得出現的激情段落：

---
没有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裡生活；没有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没有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麼會不會在某種自發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飾下產生一种機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評說這個文化的最後發展階段：「專家没有靈魂，縱慾者没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着它自己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唐山版，p.145）
---

這會是巧合嗎？綜觀《大典》的人物與情節，我想不是。社會學家韋伯在寫完這個段落之後，顯然也覺得自己失態了，馬上補了一句：「但是這就把我們引入了價值判斷與信仰判斷的領域，而這篇純粹討論歷史的文章無須承擔這一重任。」然而小說家與學者不同，他接下了價值判斷與信仰判斷的重任：讀畢《大典》的人都知道，關在這鐵籠裡的李博，剛剛才做出了一個悲壯動人的犧牲決定。

無論小說裡或論述裡，小說家王力雄總表現得如此冷徹，連他筆下的民主化進程都毫無理想性可言，但在最後我們還是看到他真正相信的東西了——在經歷一切陰謀、鬥爭與殺伐後，最後的鏡頭不是停留在那些達官顯要身上，而是在這微不足道、自始至終都被擺佈的傻子身上。即便在最牢不可破的鐵籠裡，還是有那麼一人如此純真，如此甜美，還是令人願意相信：最終仍有人類能持守對其他人類的善意。

（转自作家朱宥勋的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chuck158207/posts/2016642441685213?notif_id=1514950895897167&notif_t=notify_me。此文发于《联合文学》2018年1月号）

唯色博客：我的新书《绛红废墟》在台湾出版

唯色新书《绛红废墟》在台湾诚品书店。（朱瑞拍摄）

我的新书《绛红废墟》在台湾出版

文/唯色

新年伊始，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发行了我的新书《绛红西藏》。这是我在大块文化出版的第八本书。这之前已出版：1、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杀劫》（2006年）；2、口述文革在西藏：《西藏记忆》（2006年）；3、中国被禁的《西藏笔记》修订版：《名为西藏的诗》（2006年）；4、图文与诗歌合集：《看不见的西藏》（2008年）；5、与王力雄的时评合集：《听说西藏》（2009年）；6、有关藏人自焚评论集：《西藏火凤凰》（2015年）；7、《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2016年）。

如大块文化对《绛红废墟》的介绍：

以批判威权著称于世的学者萨依德（Edward Said）说过：“你对帝国主义所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土著没有地图，白人有地图。”意思是，原住民没有地图，而殖民者却有地图。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 A. Stein）则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藏族文明肯定会有自己的地图，但却不一定使用西方的纪实方法。古代的西藏地图更倾向于‘表意性’的说明和对重要特征的展现；藏族的地图经常比地形学地图能更加清晰地描述精神和文化的关系，并植入大量宗教和占卜的主题。”

本书作者唯色在这本书里，把整个图伯特（西藏）看作是一幅绛红色的地图。因为喇嘛的袈裟是绛红色的，一座座寺院也是绛红色的……她这样写道：“在一幅从前绘制着色的拉萨全貌图上，不算那些零零星星的白房红庙，在整座为河流和树木围绕的城廓之内，只有两大部分：高踞于山巅之上、有着‘火舌般的金色屋顶’和千扇红框窗户、数百级迂回阶梯的法王之宫—─布达拉宫，以及右边仿若坛城之状的大昭寺，大昭寺的周围是一群如蚂蚁般大小、来自远方的商贾。这幅具有西藏传统绘画风格的拉萨之图，全然是一个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抽象化的二度平面空间，美若仙境，其实仙境也不过如此……”

对于她深深热爱的故土家乡，唯色是这么看待西藏：“一个探险者的诞生往往始于地图上的旅行。而且，我还是一个……浪漫的……朝圣者，热中于凭借几枝彩色水笔的引导，以拉萨为中心，在各种比例化的地图上呈放射状游弋，把每一个地名、每一种图例、每一串数字都看作是打开或眺望西藏的钥匙或望远镜，并到处添加上蚂蚁般大小、象征那些神圣之处的符号。”

本书延续《看不见的西藏》的图像散文与诗歌风格，以故事为主，娓娓叙述这张巨幅的绛红色地图，如何从高处堕入废墟的真实命运。

就我个人而言，新书《绛红废墟》是我从时评专栏返回文学的一本结集，因此倾注了另一种更触及自我、更触动自我的感情。正如我热爱的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所说：“……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他还在“语言的力量”中这样写道：“‘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纵观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可以说，即使是最有魄力、最热血、最果决的人，与仅仅是描初升之月的几句精雕细琢的话相比，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那么，我所写的这些篇章、文字，是不是也如影子一般或亦具有语言的力量呢？

《绛红废墟》目录

一

那大洋，多得像下雨

冲赛康与“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

山寨布达拉宫与文成公主神话

“八廓古城”这一场域

拉萨废墟：喜德林

拉萨废墟：尧西达孜

二

被德国修片师消失的鼻涕

噶尔本啦的供养

三个西藏当代民间故事

还俗的噶玛巴经师

写福尔摩斯去拉萨的嘉央诺布

记埃利亚特‧史伯岭

三

做过手术的舌头

我在拉萨被“喝茶”

艾未未的“翅膀”来自拉萨

拉萨路边的大人物厕所

一个讲述“现代藏人”的幸福故事如假包换

像末日，更似地狱打开，雾霾中，饿鬼纷呈……

四

暴雨将至……

影响我们的一本书

他说“西藏是我家”

从《农奴》到《第三极》

《西康史拾遗》中的赵尔丰

读《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

被尘封的往事

五 歌词及诗

拉萨愈来愈远……

无措

如果在路边……

凌迟

色拉乌孜

革命的火

吉曲河畔的“莲花”

执迷轮回

唯有这无用的诗，献给洛桑次巴……

献给死于非命的云丹

献给阿尼丹真曲宗的诗

藏历土鼠年的痕迹

轮回中的献辞

目前，《绛红废墟》已上架台湾及香港的书店和诸多网络书店。朋友从台湾诚品书店拍了封面和内页照片发给我。也有朋友托人买到，也拍了多张照片发给我。但我还没有收到作为作者应该收到的赠书，没能亲手翻开、亲眼阅读。据朋友说，正如大块文化一向风格，《绛红废墟》有着极好的品质。我也深信如此，并愿赠书运气好，能够在入境时避免被审查、避免被没收，顺利让我收到。

2017年1月21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唯色博客，转载请注明。）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

图为我的两本有关西藏文革的书，于2004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其中《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在今年5月出版。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

文/唯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1、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采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说可能，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2009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写道：“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 2009年12月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辗转带给了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承揽，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2、

但王力雄认为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数百张（发布于《杀劫》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比如拍摄纪录片。王力雄当时的设想是：“以这些西藏文革图片为引起，以采访为线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视资料，采访图片中的人物，讲述图片中的故事，结合图片中人物和场地之今昔对比，描画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轮廓和重要断面，以及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再辅有专家学者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辩争（藏汉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两个热点——西藏与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设想必然落空，因为在现实中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无可能。当局对拍摄这种题材会严厉封杀，相关藏人也会畏惧出镜。我在《杀劫》的采访中使用了录音与拍照，比较而言，录音比拍照要顺利。至于摄像，难以付诸操作。

之后，王力雄又有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拍摄设想，并与拉萨和北京的艺术家讨论过。这是他当时写的文案：

“唯色用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机，站到父亲当年同一角度，拍摄今日拉萨图景。那些曾经上演当年戏剧的场地，今天变成了另外的世界，一边是宗教重新复兴，转经磕头，香烟缭绕；一边是世俗喧嚣，商潮滚滚，游客云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两个时代照片的对比，显现出历史的无常。唯色找到当年画面里的人物，希望他们进入今日照片，却发现是很大难题，无论是当年的受难者，还是当年的革命者，都拒绝现身。

摄影机跟随唯色采访，但只能被关上的门挡在外边。唯色想象，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把当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图片中，每个想象都是诠释西藏命运的一种观点或角度。因为始终没有真人露面，最后只能是把当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轮廓，立在与当年同样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组意味深长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两组照片——父亲的文革图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图片——放在一起办个展览，在拉萨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办不成，或是被阉割，或是展览遭关闭（按照真实情况记录）——总之那段历史不容许重见天日。

最终，唯色把父亲的文革照片一张一张投影在逐层凝结的冰上，带着冰在拉萨街巷穿行，阳光下的冰被喧嚣弥漫的今日信息包围，最终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为艺术同样无法进行，这是因为2008年来了。更确切地说，是2008年3月10日起，在拉萨乃至全藏许多地方爆发了世人瞩目的抗议。

2008年3月的抗议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如何描述这种改变？我的一种描述是：“之后的几个月，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它源于我青春时节的偶像、后来渐渐忘却的意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写到：‘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写过、说过许多话，但惟有这一句在拷问我的内心。”[2]

我还这样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萨的感受，而那次因遭警察闯入家里搜查并把我带走审讯，我与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离开：“这是‘3·14’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乡音亲切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唉，我是这样地爱着拉萨，每一次回到拉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触及皮肉更触及我的灵魂深处！可是拉萨日益变得让我难以启齿，总使我尝到类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说不出口，我担心总有一天会不会疼得再也无言？”[3]

我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写作都暂时放下，转向非虚构的记录。迄今八年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皆为基于现时现地的著作：《鼠年雪狮吼》、《听说西藏》、《西藏：2008》、《图伯特这几年》、《自焚藏人档案》、《西藏火凤凰》、《仁波切之殇》、《乐土背后》，以及关于西藏时事的专栏写作、博客写作，等等。

藏人学者、被国际公认为“西藏现代史的重要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狮吼》的序中写道：“……记录这些席卷西藏高原的事件，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储存在人心中的记忆，才会让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2008年3月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而它会被代代相传。今天，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深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传播着，与世界共享着。在这个面向上，唯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现代西藏记忆的记录者。……她认为她的要务就是传播事实，而且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她认为自己特别有责任让中文读者了解她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似乎，《杀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当下、更迫切的现实，所替代。

注释：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亚·乌瓦什（印）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狮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台湾联经出版，2011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說書：走入雙重的記憶禁區，見證西藏一切的生死殺劫

走入雙重的記憶禁區，見證西藏一切的生死殺劫

全部文章, 新書快讀June 3, 2016說書 Speaking of Books0 Comments

转自：http://gushi.tw/archives/27578

作者：唯色。攝影：澤仁多吉

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站在她身邊的兩個滿面愁雲、戰戰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多吉帕姆的父親名叫仁增加布，是一戶貴族家族的總管家，母親是商販出身。因為女兒的特殊身分，父母也隨著一榮俱榮，一毀俱毀。

據說她的父親，因為在「平叛」期間給解放軍帶路，傳遞情報，充當內線，被認為是真正的「愛國人士」。可就是這位「愛國人士」，不但跟著女兒被揪鬥，兩個月後還被關進了監獄。

倫珠朗傑說：「其實他根本沒有罪。但是他的罪名比較嚴重，這是因為有群眾反映，他在喝醉時說『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吧，所以多次批鬥他。鬥得非常慘，把肩膀都打骨折了。從監獄裡放出來後，給他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給群眾監督改造。監督小組十天半月鬥他一次，打得他滿臉是血，還威脅說不准對別人講打過他，如果說了，以後會更慘。

「文革時候是這樣，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還是這樣。記得那天居委會的幹部們又來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張紙，上面是多吉帕姆的父親平時隨手寫的一些字，像我們家裡今天吃肉了，我們家裡今天喝酥油茶了，等等，都是寫著玩的，結果他們一看就吼道：你寫什麼反動字？呵，毛主席死了，你很高興嘛，還吃肉，還喝酥油茶，你是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又把他帶走了，鬥得一塌糊塗。

「他後來很後悔自己過去的『愛國』行為，也就是『平叛』時的那些經歷。一九七七年還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世了。至於多吉帕姆的母親，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每天老老實實地去參加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那麼，作為女活佛的丈夫有沒有也跟著挨鬥呢？

「我沒有被鬥過，不過聽說要鬥我，還要把我送到監獄裡，但終究還是幸免了。至於那天，」倫珠朗傑多少有點慚愧地回憶說，「當時這些人不光自己抄家，還命令我們把家裡的東西扔到院子裡。我抱了一堆瓷碗，砸了幾個，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我有一部關於西藏古典詩歌的經書，是我父親送給我的，屬於我們家族祖傳，我趕緊找出這部書，悄悄地帶到廁所裡扔了。現在想起來太後悔了。

當時主要是太害怕了，我怕得很，就待在廁所裡不出來，把門插上，一直待在裡面，不敢出來。也沒有人找我，就這麼躲過去了。現在看到這些照片，我覺得太可惜了，如果我不躲在廁所裡，這照片上肯定有我。我那時才二十一歲。」

於是我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多吉帕姆在外面多可憐？

「唉，」他歎道，「她不是一個人，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我又問，那孩子呢？他說，「孩子都很小，都在屋子裡哭，沒人管他們，也管不上他們了，哭也好，餓也好，沒時間管了。」我繼續問，那個小男孩呢？那時他才是個嬰兒啊。

他說，「是啊，他才生下來一個多月。後來我和多吉帕姆勞動改造時，就把孩子裝在背土、背石頭的筐子裡，放在地頭。打場的時候灰多，青稞的刺多，怕落到孩子的眼睛裡，我們就拿一塊頭巾蒙住他的頭。多吉帕姆常常為此掉眼淚。」

阿尼斯塔啦

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這個表情悲苦的女人，至今拉薩還有一些老人認識她，在他們的記憶中，她是曾經享有榮華富貴的貴婦人，更是主動放棄這一切出家修行的尼姑。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但在批鬥會上，她被戴上只有在法會上才允許使用的「五佛冠」，雙肩各綁上一隻供奉「曼扎」時所用的供器，一隻「革命群眾」的手正抓著她的脖子。她究竟有什麼罪過，竟也要蒙受如此羞辱？

仔細辨認，她胸前的大字報上用藏文（有不少錯別字）寫著「反革命分子斯塔，她是反動分子夏格巴的家屬，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頭上的高帽只能看清楚「夏格巴的⋯⋯」幾個藏文字。那麼，夏格巴又是誰呢？

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秋德丹，西藏政府的權威機構「孜康」（財稅局）的「孜本」，四品官。因參與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西藏現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由於堅持同中共對抗的立場，是流亡藏人社會中有名的「分裂分子」。

夏格巴．旺秋德丹（Source:Wikipedia）

他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者。

他所著述的《十萬明月：高階西藏政治史》（藏、英兩種版本），被國際藏學界推崇為近代西藏史的開山之作，卻被中共詆毀。他還著有《大昭寺目錄》一書，可以說是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大昭寺目錄》的續篇，不但對大昭寺的歷史講述更為全面，而且在時間段上截至當今為止，其中寫到大昭寺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所有佛像蕩然無存，包括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當然在這一點有誤。

他已於前幾年在印度病故。

夏格巴與阿尼斯塔是兄妹關係，因此，在「血統論」盛行的年代，阿尼斯塔不但出身「三大領主」，而且因為有一個「罪大惡極」的哥哥，她本人又是代表封建、迷信、反動的宗教團體中的一員，這樣的人不可能不挨鬥。

不知道大字報上所寫的「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是什麼意思。當時她正在色拉寺附近山上的靜修洞裡閉關，一心唯讀佛書，但不久卻被關在學習班裡接受批判，強迫改造思想。事實上，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她再也不可能因為她的宗教信仰繼續她獨善其身的修行。她被迫返回世俗世界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全部凝聚在這幅照片上淒涼的神情中，令人不忍再睹。

據說有一次她正在色拉寺裡悄悄地做佛事，突然有人闖入要揪鬥她，她非常害怕，當即就用刀子砍自己的頭。她甚至在監獄裡度過了整整八年，直到文革結束才獲得「寬大」釋放。

一旦離開監牢，她又重返當年曾經修行的山洞，繼續中斷近二十年的閉關靜修，但噩夢般的過去使她難以安寧，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藉探親之機去印度定居，二○○○年以一位宗教修行者的身分在達蘭薩拉去世，年過八十。

照片上，站在阿尼斯塔後邊那個戴禮帽的男人是一本地大商的管家，名叫次仁平措，綽號夏爾巴列巴，是八角街居委會的居民，當局線人。

噶雪巴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如美國藏學家M.C.戈德斯坦在《現代西藏史：一九一三至一九五一：喇嘛王國的崩逝》中，詳細講述了他參與其中的「龍廈事件」、「熱振事件」、「驅漢事件」等的經過，揭示了拉薩貴族及官員之間的內訌，是導致雪域佛國隨黑夜降臨而崩逝的原因之一。

他的名字是噶雪．曲吉尼瑪，又稱「噶雪巴」。

當歷史進入一九五○年代，當過噶倫又被革職的他積極向新政權靠攏，擔任過一九五六年修成的當雄機場（西藏第一座機場）的副總指揮長。一九六○年代，他是西藏自治區政協的常委。但不久便遭厄運，被當作「牛鬼蛇神」受盡屈辱和折磨。

正如照片上，他頭戴的高帽上用藏文寫著：「牛鬼蛇神、最愛奪權的壞人噶雪．曲吉尼瑪，徹底消滅」。他身穿舊時的錦緞官服，脖子上掛著女人用的金銀首飾和一大摞西藏紙幣，右手則拿著一個兩面鼓——這是一種繫著鼓槌可以兩面敲打的小鼓，藏語叫作「達瑪茹」。

據一位當時參加批鬥會的人說，「是一個老頭兒硬塞給噶雪巴的。」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年代，拉薩街頭盛傳關於噶雪巴的歌謠，把他比作「達瑪茹」，以諷刺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兩面派。

他被鬥過很多次，曾經在河壩林居委會連續被鬥十四天。

白天去打場上勞動，晚上一直被鬥到深夜，從始至終都得低頭彎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滿。不過噶雪巴確實是一位罕見的意志堅強的人物。儘管如此淪落，他還是熬過了文革十年，重又成為統戰人士，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一九八六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在拉薩去世。

然而，在他的四個兒子（普遍說法認為他們不是噶雪巴的親生兒子，而是他弟弟的兒子） 中卻有一個未能像他那樣經受住突然降臨的打擊。那是他的長子噶雪．頓珠，一九六○年代曾任西藏日報社的副總編輯，文革時被揪鬥多次，不堪忍受，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自殺，年僅四十四歲。

噶雪．頓珠曾是噶廈政府的四品官員，更早時在印度一所著名的貴族大學就讀，具有語言天賦，為此擔任過達賴喇嘛的英文翻譯。他的妻子是貴族擦絨．達桑占堆的三女兒，名為噶蘇．索朗卓瑪，至今仍在拉薩居住。

我曾拜訪過，是一位氣質優雅的老太太，孀居至今，依然保存著噶雪．頓珠在一九五六年，以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副主任委員的身分，隨中國共青團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照片，那是一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的年輕貴族藏人，也是中共的合作者，卻最終毀於對方之手。

照片上，押著噶雪巴的兩個積極分子，左邊的那個年輕女子名叫格桑卓瑪，她的父母過去住在女活佛多吉帕姆的宅院裡，是比較貧窮的傭人；她的母親後來是居委會「牛鬼蛇神」小組的組長；她本人現在還活著，眼睛似已失明。

右邊的那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男人名叫格桑班覺，也是居民，他的右臉頰上有片黑色的胎記，據說已死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之《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6760022785

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
文革依然是禁區，
《殺劫》依然是禁書

「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
在世界面前，
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
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
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
愈加不可觸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