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是指明朝晚期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争斗。[1]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统称为非东林党，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非东林党集团之争。
东林党简介
[编辑]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妖书案、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无锡人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罢官，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宋代杨中立主讲的无锡东林书院，开始讲学，提倡“知辅行主”、“崇实黜虚”、“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等，而“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书院中人议论朝政，抨击宦官。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湖北人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人亓诗教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崑党’，这些合称“齐楚浙党”。齐楚浙党与东林党相互攻击，甚至祸及边疆军事，是为“东林党争”。
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党争起源：京察之争
[编辑]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袁了凡）。[2]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楚太子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3]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侍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4]。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监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5]
1623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楚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东林党狱
[编辑]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东厂提督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但是因魏忠贤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斥，只好结合了齐、楚、浙党等失意的士大夫，组成阉党，因为反对者甚夥，忠贤施行恐怖统治，他控制厂卫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实行血腥镇压。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朝野忠良尽去，边防将帅或贬或死，如熊廷弼被下狱问斩，不只是因为辽东失守，也是由于魏忠贤的陷害，最后以“坐赃行贿”罪遇害。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东林党在北京朝廷中显露了的势力几被消灭殆尽，时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但东林党根基深厚，势力仍在，并且东林党南方的力量几乎未被触动，这也是日后崇祯登基后东林党反扑的力量来源。
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斩杀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6]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君子大都知直不知曲，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神宗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号称国本之争，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宗庙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上朝理政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心服阉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见泉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但赵南星却因为魏广微与魏忠贤有交情，绝不与通，更逢人便说“见泉无子”，以羞辱魏广微。于是广微深恨不已，怂恿忠贤镇压东林党人。近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政治改革的士大夫团体。”
南明时期
[编辑]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阉党的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东林党人因为与国本之争时，与福王朱由崧的先人朱常洵有过节，力主拥立潞王朱常淓，所以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传奇《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傅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南北党争
[编辑]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铨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铨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哪）有一个好人！”[7]「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8][9]
注释
[编辑]- ^ 《明史》卷一一七，《赵用贤传》
- ^ 蒋平阶，《东林始末》。
- ^ 《明史·叶向高传》
- ^ 《国榷》卷八十一
- ^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 ^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
- ^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本朝时事”
- ^ 《清康熙朝實錄》卷154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春正月己卯 第二条.“己卯...谕修《明史》诸臣、朕自冲龄、即在宫中、披览经史、《明实录》、曾阅数过。见其间立言过当、纪载失实者甚多，纂修《明史》、宜加详酌。如弘治中、太后思念崇王，欲令入朝，此亦情理之常，且所封之地、初不甚远，而一时大臣及科道官员交章争执、以为不可至，云人民骚扰、国势动摇时，已有上□日召崇王矣、竟因人言而止书言、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若藩王就封，必不可召见、则自古帝王所云睦族之道谓何。又《正德实录》、载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上□日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暍而病者尤众。夏月虽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间将士、每披坚执锐、戮力于烈日之中，未闻因暑而致死。岂朝堂之上，病暍若斯之甚耶？！所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矣。至于官为害、历代有之，明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辈、负罪尤甚。崇祯之诛锄阉党、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由中官用事之故、乌得为笃论耶！朕宫中所用太监、止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频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贫乏、有不能自给者，尔诸臣想亦悉知。朕非信用太监之主、惟朕可为此言。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今特与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
- ^ 《清康熙朝實錄》卷153 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己未条.“己未。谕吏部、从来致治之道、在正人心。人心偏私则诈伪日生、而习俗滋敝；人心公直则嚣竞自息、而庶绩允厘。朕蚤夜孜孜崇尚德教，蠲涤烦苛，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凡大小诸臣、素经拔擢、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咎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惟尔诸臣亦宜奉职恪共、绝偏私而襄国事。乃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或已所衔恨而反嘱人代纠、阴为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甚且市井奸民、亦得借端凌侮，蔑纪伤化，不可胜言。凡若所行、虽迹甚诡秘、朕总揽机务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傥因仍陋习、益致蔓延、殊非朝廷所以体恤臣工、保全爱惜之意。夫谗谮媢嫉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以致酿祸既久、上延国家。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应仰体朕怀，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岂独国事有裨、即尔诸臣、亦获身名俱泰。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尔部可即传示中外、使咸知朕意。”
参考书目
[编辑]- 程君颙：《明末清初的画派与党争》
- 陈永福：〈九十年来东林党争研究方法论述评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林丽月. 李三才與東林黨.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九期. 1986年5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
- 喻蓉蓉. 熊廷弼與東林 — 以南直隸提學御史任內杖殺諸生芮永縉事件為例 (PDF). 2007年10月.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
- 张秋香. 清代儒學系譜之建構 — 以江藩《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為範圍 (PDF). 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2007年7月.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