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末清初，以天主教在南明永历王朝的活动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仍持续不断，并对当时的社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影响，其间利玛窦、安类思、瞿纱微、徐光启、瞿式耜等表现尤为突出。
关键词：天主教 永历王朝 中西文化交流
十六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启动的重要标志，而从此以后的五百年里，先进的中国和落后的欧洲发生了地位的互换。虽然其间明末清初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天主教来华的传教活动，但研究其交流的具体情况，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且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十六世纪，天主教又一次对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当时欧洲社会重大社会变革的产物。其一，地理大发现后中西交通的畅通，促使欧洲国家亟欲为其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寻找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其二，多年来基督教内部新、旧教之争打破了天主教在欧洲的一统天下，并引发教会内部兴起反宗教改革运动，而这一运动的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已发展进步的交通工具和地理知识，谋求天主教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发展，以挽回其在空间方面的损失。
尽管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存在一定的阻力，其影响还十分有限，但其活动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又较前进了一大步。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而瞿汝夔从利玛窦学克拉维奥的《同文算法》、《浑盖图说》和《欧几里得几何》等数学知识，以及此后的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作为和学习西方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在当时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应予充分肯定之举。至于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钟表、望远镜、西洋火炮的使用或制作方法等，对当时和此后中国兵器、机械业的发展进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还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进行的，传教士既在向中国积极介绍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曾致力于向欧洲描述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如万历帝曾召其进宫教授太监学弹“古翼琴”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在其致古斯曼主教长信（1604年在巴亚多利德出版后，1605年在塞维利亚、1606年在巴伦西亚用西班牙语出版，1607年在阿拉斯、雷诺和里昂发行了法文译本，同年，有意大利文的译本在罗马问世，180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德文译本，同年，拉丁文译本亦与读者见面。），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概况，诸如中国领土十分广袤，若不亲眼目睹，难以相信。中国的城市雄伟壮观，大小城镇相连，有的城市走上两三个小时竟走不出城垣。南京、北京的人口均超过当时欧洲城市的人口，约为罗马、里斯本人口的四倍；他还盛赞中国人的勤劳和孝道。他曾说，中国是以睦邻为其国家政策，并不企图征服和奴役其周边的国家。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仍有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不得不卖儿鬻女；他亦批评中国人的迷信和妇女缠足等陋习；他既欣赏中国知识分子的苦读精神和他们在国家中所亨有的荣誉，但又认为他们缺乏科学知识，等等。又如，1610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曾整理利玛窦的遗稿并于1615年9至10月在德意志奥格斯堡出版，如他所介绍的：这本书“首次精确地、忠实地描术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故而，曾引起欧洲各界对中国文化和传教事业的关注，有人曾评之曰：“它对欧洲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3〕 还在明代，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东西方一些思想狭隘者的反对而存在一定的阻力，并非一帆风顺。如，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连上参远夷疏，或称“西土之治历”，是将“中国传统之历法变乱之”；或指责信基督教是“但尊奉天主”，“不祭祀祖先”；更有人称天主教为白莲教，并在南京等地拘押、审讯教土、教友。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和大明王朝的覆亡，使中西文化交流不再具有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但就是在山河破碎风飘絮、人心浮沉雨打萍的状况下，中西文化交流之大势仍旧在继续。
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自杀这一历史巨变，并没有中止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仅是因为这种文化交流所具备的历史的必然性及本身运动的惯性使然，还因为，崇祯皇帝死后，明王朝在中国各地还保有一定的力量，特别是驻扎江南各省的明军，其数目有近百万之众。如弘光朝史可法所率四镇即拥兵十二万，楚镇兵五万，京城营六万，而江督、安抚、芜抚等八镇共拥兵十二万，此外，“川、楚、东豫督、抚、镇不与焉。”〔4〕此后，因清军在江南实行的血腥镇压政策，大西军、大顺军残部与江南各地反清义军、南明政权的官军逐渐联合作战，其人数与南下的清军不相上下。而相继建立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顶着大明王朝的正统名号，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南方仍有一定的号召和影响力，这也使当时总部设在澳门等地的外国教会人士对南明政权抱有幻想。而面对强大的清军，南明政权特别是永历王朝在粤桂及东南沿海的反清斗争受挫以后，其当权者中有人会求助于外国势力，甚至西洋国家。
所以，在大顺军进入北京、清军入关以后以至在南明政权存在的一段时间里，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外国传教士和天主教教会仍在继续其传教活动。
尽管清顺治四年正月，张献忠中箭身亡，利、安二教士亲见张中箭死亡的情形，后被清肃亲王带往北京，此后五六十年里，四川并无外国传教士到四川传教。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乱中，多数天主教信徒或死于战火之中，或颠沛流离逃亡在外，生计尚且不保，遑论宗教信仰了。但在川西偏远山区，以至于贵州、云南等地，仍有少数四川逃难的信教群众，在其生活稍稍安定后开展宗教活动，或兴建天主教教堂。
如前所述，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南明弘光王朝曾“遣使乞师于安南国，不克行。遣锦衣卫康永宁航海乞师安南，至明年五月归，云风逆不得泊岸，望而返。”〔6〕而以后的永历王朝不放弃向外求援的希望，与当时澳门葡萄牙当局和教会的态度不无关系。澳门葡萄牙当局和教会出于保护其在华利益，仍认为永历王朝虽是一个流亡政权，但它在外族入侵面前是民族独立自主的象征，其初期还拥有一支足以与清军对峙的军队，朝廷中的天主教力量还很强大；而在中国南方的传教士则因以往曾得到明朝地方政府提供的种种方便，故而对永历王朝亦寄有希望并保持着良好关系。
明清两代中，永历王朝是一个特殊的信奉天主教的朝廷。这与瞿式耜其人有关。早在利玛]在肇庆兴办天主教堂开始传教时，其忠实的教徒中就有瞿式耜叔侄。瞿汝夔，字太素，曾从利玛窦学西方数学知识，并建议利放弃僧服，改着儒装。其侄瞿式耜，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崇祯初擢户科给事中；福王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唐王监国时，为兵部右侍郎，协理军事事务，后与丁魁楚等拥立朱由榔，为永历朝廷重臣之一。因他与其叔曾受洗入教，永历朝廷与天主教教会建立密切关系，此人起有中介作用。此外还有焦琏，字瑞庭，陕西人。行武出身，历官参将。永历元年，朱由榔提升他为总兵官都督同知，后又以功加太子少师、左都督，封新兴侯。以敢战耻走、身为士卒先，为诸将所敬。传此人曾受洗入天主教，教名路加。
而朱由榔早在广州时即与传教士有所接触，后因瞿式耜的促合，其与传教士的关系更有发展。
永历皇室内信教人数众多，还与当时掌握军政大权、信奉天主教的司礼监总管庞天寿（教名亚基娄）很有关系。据《永历实录》载：“庞天寿，顺天人，崇祯间为御马太监，颇见任使。”“上（指永历帝）践祚，与拥戴。……随上自武冈走柳州，蒙尘苗峒，天寿与马吉翔皆有劳郑由是益为上所亲信。赐一品服，提督勇卫。”所以在他奉教后，积极向皇室人员宣传天主教教义和引见耶稣会士时，皇室中人纷纷奉教。1648年，经庞天寿引荐，耶稣会士瞿纱微（P.Andreas Xavier Koffler 又译为瞿安德，汉名郭福来。）入宫，为皇室成员付洗。其中有朱由榔嫡母王太后（教名赫烈纳）、生母马太后（教名玛丽亚）、王皇后（教名亚纳）和皇太子慈煊（教名公斯当定），宫中受洗入教者五十余人。当时，宫中有小堂一所，供奉耶稣圣像，教徒朝夕瞻拜，瞿纱微在小堂内曾为皇太后等行受洗礼。太后还为太子生重病事遣使带了重礼：大蟠龙银炉一对、镂花银瓶二对，到澳门教堂献祭，澳门炮台则鸣炮致敬，而教堂修士列队迎迓。永历朝廷中及其所到地方社会当发展有一定数量的教徒。
三、南明王朝的后期是每况愈下，至永历六年二月初六，“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跸贵州安龙府”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7〕，被孙可望的部下安排居住在简陋不堪的千户所公署，享受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若干”〔8〕的待遇。此后，在从贵州到云南，再到缅甸的逃亡生涯中，很难想象这些人还会有时间和有条件举行仪式以瞻仰上帝、做做礼拜，他们有的只是在危难之时默祷上帝保佑而已。再后来，南明王朝中的这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或死于战乱（如焦琏），或城破被清军捕杀（如瞿式耜），或如永历帝后妃自缢而死，或如庞天寿“不知所终”。在其所经过的地方和此后很长时间里，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如风流云散，似未留下一丝痕迹。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明王朝及其后来的南明政权中的活动，其主流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利玛窦、安类思、瞿纱微、卜弥格、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当属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他们有功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而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也多有值得后人景仰的地方。至于他们所遭遇的失败，则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停滞守旧的国家，一个道德沦丧、充满动乱的社会，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中国社会几经曲折起伏，终于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面对35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当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抉择。
参考文献：
〔1〕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上海：上海书店，1990，10 p171～187.
〔2〕李贽：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第35页。
〔4〕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
〔6〕清.徐.小腆纪年附考.见贵州省安龙县史志办编，南明史料集（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8.。第506页。
〔7〕江之春. 安龙纪事.收入神州国光社编：虎口余生记。
〔8〕爝火录.卷二十二。
Catholic and Naming Yongli Dynasty
Lin Jianzhen
（Guizhou Social Technology Institution Guiyang 550002）
Abstract： During The end of M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here was some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arked by the activities carrying out among the Catholics during Southern Yongli Dynasty，it produce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the late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period， Li Madou， An Lesi， Qu Shawei， Xu Guangqi and Qushilv are the most eminent ones among all.
Key words：Catholicism， Yongli Dynasty，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