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战场俘获之日军集中收容，并分别在陕西宝鸡与贵州镇远集中收容。贵州镇远是战时中国最大的俘虏收容所，在初期的收容过程中，收容所中存在一定问题。在中共安排下，康天顺来到俘虏收容所，对所内事务进行改革，较好地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并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镇远俘虏收容所 国际人道法 康天顺
收容所由20英尺高的围墙环绕，围墙四角添设了四个了望塔，塔上设有机枪，日夜都有士兵监控。收容所只有一个入口，由重兵把守。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人曾在日俘所工作过，称这里为“和平村”。此称呼被沿用下来，当时人都称这里为和平村。
1943年7月3日至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视察时，收容所内总计有403名俘虏，由日本、韩国、福摩萨（台湾）以及一名俄国人、三名日本妇女组成。俘虏中大半是步兵，有百分之二十三是日本空军，另有一小部分是水兵。大学毕业生占百分之五多一点，小学毕业生占最多。镇远收容所的俘虏大部分是在中国东南部俘获的，他们隶属日本第
三、第
六、第十三师团，多数是在东京和爱知出生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收容所附近的坟场只有将近一百名俘虏的坟墓，由此可以判断其余五十名左右的俘虏死在山上的监狱（Hill Station）。”
该报告所指俘虏死在山上的监狱，即设在收容所后山上由国民党宪兵看押的特设监狱，被称为“山”。据镇远俘虏收容所首席管理员康天顺（解放后易名为康大川）回忆，特设监狱关押逃亡未遂者、严重违反管理规则者、以及伤害事件。一旦被送到“山”上，俘虏们终日须带着手铐脚镣，最后都衰弱而死。俘虏收容所内的唯――名俄国人，因为伤害事件被送去“山”上，最后也死在那里。“山”与俘虏收容所没有任何关系，是国民党政府的特设部门。
收容所内另有20个中国人，全是哑巴，因为说不出话，竞被国民党部队为了领赏硬给戴上“日俘”帽子。收容所就给他们安排杂活，诸如挑水、扫地、做饭，这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
收容所先后换过四任所长，第一任所长是刘长裕（黄埔军校毕业），第二任所长是邹任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邹任之长期不在所内，由孙必亭代理工作，孙必亭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第三任所长是莫锦龙（曾任西安第一俘虏收容所所长），第四任又是刘长裕。俘虏收容所所长都是上校军衔，所长及管理员大多数具有日本留学经历或日俘管理经验。
二、第二俘虏收容所存在的问题
在邹任之担任所长期间，虽然他本人很少来收容所，却在收容所各个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克扣俘虏伙食费以中饱私囊。据日本俘虏回忆，进入收容所的初期曾就伙食与住宿等问题，向当局提出改善的要求，结果不了了之。“我们每天吃的只不过是仅能够使人类维持生命的食物罢了。因此，不断有人因营养失调而死亡的事情发生。”
日本俘虏联合起来提出了八项要求：
（一）由各单位选出代表，组织联合炊事班，由俘虏自理伙食；
（二）扩大并新建病房设施；
（三）起用俘虏中的军医及有卫生兵经验的人员组织医务班，自行从事日常医务工作；
（四）修建浴室；
（五）增发柴火、食油、蔬菜、食盐等数量；
（六）充实医药品种及其数量，以降低已经达到极端之高的俘虏死亡率；
（七）开放草坪，准许俘虏作为开展各种体育运动之用；
（八）准许俘虏外出，在一般市场采购食品。
但孙必亭却装出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推说将以电报转报上级，努力促其实现。因孙必亭毫无诚意，于是俘虏们又联合起来成立“新生活协会”继续斗争。孙必亭还是万般推托，蓄意拖延，并不着手改革。
镇远收容所中的日本俘虏情况相当复杂。日俘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老俘虏；另一类则是认识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觉悟者。俘虏中有研究班、训练班、新生班、特别班之分。进研究班和训练班都是觉悟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俘虏，但他们中间也存在分歧。如研究班的口号是“打倒天皇制”，故而对仅仅主张“反战”而不主张“打倒天皇制”的训练班不满。新来的俘虏都编入新生班，以避免被顽固的老俘虏感染。收容所有20来个台湾人和朝鲜人，因为不是日本人，被编为特别班。
收容所前面是训练班、研究班、新生班三个班学员的住房，称“外栋”。后面的房屋里住着数百名不愿抛弃军国主义思想的日军俘虏，称“里栋”。“里栋”的俘虏大多数是在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台儿庄战役时被俘的老俘虏，最高军衔为少尉。他们坚持军国主义立场，认为“皇军不败”，将入“训练班”者斥为“卖国贼”。“里栋”“外栋”的俘虏之间持对立态度，在这两部分人中问设有宪兵队阻隔，控制着前后两部分人。
此外，初期镇远俘虏收容所中医疗卫生条件相当恶劣，俘虏们普遍营养不良。初期虽有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到来，但一周只来两次，俘虏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收容所本该配置大尉以上的医官，但却由街上的开业医生来充任。结果俘虏死亡率很高，初期甚至一天死一两个人。
三、康天顺与俘虏收容所改革
抗战期间，为了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倡导下，1939年在重庆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由当时在重庆的日本左冀作家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担任反战同盟的领导，从俘虏营中吸收觉悟了的日军俘虏入盟作盟员。反战同盟主要任务是组织盟员编写对敌宣传品，在广播电台播送反战节目，或到前线阵地进行喊话等。
为了援助在镇远俘虏收容所陷于困苦境地的反战同盟成员以及支持与反战同盟结成统一战线的新生活协会，由郭沫若、冯乃超等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趁国民党军政部困于日俘管理人员不足而求助于郭沫若的机会，派遣康天顺到镇远收容所充任首席管理员。
首先，废除了俘虏们最为厌恶的点名制度。原先所有俘虏每天早晚都要两次集中在操场上点名，前后耗时约一个小时。康到来后，制作了点名清单，让各宿舍同时点名，只需十分钟就可以点完。
第三，改善了卫生设施，新设置了洗澡问，挖掘了水井，使得俘虏们能饮用清洁新鲜的井水，并用于炊事和洗涤。每天对厕所和病房用石灰进行消毒，晚上则烧艾蒿驱走蚊子。
第四，实现了俘虏自办伙食的愿望。康天顺让俘虏们自己管理伙食费，避免了以前克扣俘虏伙食费的现象。同时允许俘虏们用自己的钱到外面采购食品，并让俘虏轮流外出到附近河流里捕鱼，或上山采摘野菜或拾板栗，以补充俘虏营养，使全体俘虏的伙食也变得丰富起来。
第五，组织俘虏中有手艺者进行手工品生产。开始是用木材制作玩具、小提琴，后来用牛角等为原材料制作佛像、麻将牌等物品。这些手工制品给俘虏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收入则被用来改善俘虏们的伙食。做成的手工品由做的人定价，所里统一卖，卖一件收百分之二十的税（说是作为全体人员的福利费，实际上大都进了第三任所长莫锦龙的腰包）。每个星期五，是收容所内最热闹、俘虏们最高兴的一天，每个星期中只有这一天准许大家喝酒。吃过早饭就由警卫带俘虏们到城里逛大街，买东西，主要是买些酒、酱、烟、信纸之类日用的小商品。
第六，康天顺置办了一些体育用具，并在俘虏中提倡运动，以增强体质。俘虏们自己用破布缝制了棒球手套，用树枝制作了球棒，组成棒球队、篮球队，并进行比赛。由于康天顺的改革，俘虏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死亡率也大幅度下降，里栋、外栋之间的对立也有了改变。
康天顺到来之后，不住在职员宿舍，而把自己的床铺安放在祟拜军国主义、最为反动的老俘虏寝室旁边，日夜与俘虏们同起居。康天顺的努力，成功地感化了一批俘虏，使他们认识了军国主义的罪恶，连顽固的老俘虏都将康天顺视为“亲日者”：“康管理员来了以后，我们也能自由地与‘和平村’后面几幢房子里面思想顽固的人们进行交流、往来了。通过不断的工作使里面的一些人出来，要求参加反战同盟会。而康先生本人更是将自己的床都一并搬进了里面去，与里面那些顽固不化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举动连国际红十字会派到这儿来视察的官员们都很吃惊。”
但康天顺对于老俘虏们的无礼要求却是毫不退让。在194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视察前，“里栋”的老俘虏们要求准许他们在所内升起日本国旗，如果不答应就绝食。康天顺对此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们是战争的俘虏！俘虏在收容所内可以升起本国的国旗？究竟哪里有这种国际条例和战时国际法呢？”“里栋”的老俘虏自知此要求荒唐无稽，也就不再坚持了。
四、镇远收容所国际人道法执行情况
1、卫生
在战争中，由各类害虫引发的疟疾、痢疾、鼠疫等传染病是士兵的最大杀手，故而日内瓦公约要求收容国尽力保持收容所内的清洁卫生，避免传染病的流行。康天顺改革之后，镇远俘虏收容所环境卫生做得很好。所内的卫生设施是中国式，用白色石灰粉刷过，并且消过毒，给人感觉相当干净。此外，收容所内所有的俘虏都接种过疟疾、伤寒病等疫苗。俘虏每四天可以洗一次热水澡，如果俘虏参加修理房屋、修筑公路等体力劳动而导致身体较脏时，则每天可以洗一次热水澡。
2、饮食
镇远收容所一天供应三次伙食，饭菜是中式，有汤、米饭、蔬菜，一周提供一次肉食。饭菜的数量足够填饱俘虏们的肚皮，但质量远远比不上他们在日军军中时的水平。食用一定数量的糖可以预防疟疾，但是俘虏收容所内不提供任何糖，因为糖的价格实在是昂贵。收容所中的伙食由俘虏自己处理，每人每日可得米三十二盎司，每月可得五十元小菜费。
3、医疗
经过康天顺改革，俘虏在收容所内进行劳动，劳动所得，用以改善生活。收容所内没有强迫劳动，俘虏们自愿参加各种劳动，以换取洗热水澡的待遇。手艺娴熟的俘虏们制作木屐、衣服、扇子、烟斗、小提琴、麻将等各类手工制成品。销售后，60%留给制作者，20%用来改善全体俘虏们的生活，20%保留在收容所内。
如上所述，经过康天顺的改革，第二俘虏收容所在抗战期间较好地执行了《日内瓦公约》，但194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视察期间，却对伙食感到狐疑。因为一些俘虏已在镇远几年，在伙食上总有他们要抱怨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俘虏看上去贫血且营养不良。但在问及伙食方面的问题时，俘虏们却全部回答“还好，还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视察员决定将伙食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将俘虏中的九名军官集中在一个房间，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并请他们投票，问题是：“假如给他们一笔钱，他们会怎么使用？”结果，在收到的投票中，七名军官认为应该将钱集中起来改善伙食，两名军官认为应该将钱分给单个的俘虏，使他们有钱来购买额外的食物。这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视察员终于搞明白，先前俘虏们对伙食是不好意思抱怨。因为俘虏们也知道，他们在收容所内所享受的待遇，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士兵的水准。
不但俘虏收容所的待遇优于中国士兵，就是与日本士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在日本目前，士兵一人一天限吃三合米，一月限制吃四升米，而在俘虏集中营的俘虏却每月得到比日本前线作战的士兵多一倍的米，每人每月二斗米。”
视察完毕后，视察员伊森高度评价镇远收容所：“考虑到战时中国的情况，俘虏们生活上的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尽管我努力去寻找收容所内有何可能的不足，但收容所没什么可以抱怨的地方。总的说来，这个收容所堪称模范，是我在其他国家所未曾见过的。”
康天顺在镇远俘虏收容所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1943年11月康天顺被秘密逮捕，并被押解至重庆宪兵司令部，每日拷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此后康天顺被长期关押，健康状况不佳。1945年3月8日，康天顺被解送到五云山集中营，后经冯乃超送药治疗，方才恢复健康。“停战后，直到毛、蒋重庆会谈后，康先生才获得了释放，又重返‘和平村’，再任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