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张云生
时间：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文革期间我们都曾任江青的保健护士，除了负责她的医疗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离不开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
我们和她怎么个接触法？可谓是“紧密接触”。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药、打的每一支针、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杯水、穿的从内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的手。特别是她吃完安眠药进卧室，每次都得扶着她走。我们搂着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们的肩上以防跌撞。就这种接触，就这么近，紧密。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们全部负责。
时间过去几十年了，那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记忆犹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和写回忆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些回忆会使我们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帮”江青受到正义审判后，我们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过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们不想和外界多接触，也不想谈这些往事，担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外，个别媒体和作者不尊重事实的演绎和炒作，也是我们将一切采访拒之门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专著已发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以致以讹传讹。如今，我们这些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已进入老年。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回忆往事，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之事客观地记述下来，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素材，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感到有必要也愿意敞开心扉来谈那几十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了。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完全理解你们的顾虑，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保证最终发表的文章一定经过你们二位受访人确认无误。
初识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你们为江青做护理工作之前，有思想准备吗？
赵、周：我们来楼里时，有关领导及同行前辈就交代说，江青因为一些疾病，曾在国内及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检查治疗，之后出现了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易眩晕、出汗等。因此对她的护理具有特殊性，如说话的声音大小和语速要适中；走路要轻，不能带风；不同季节室内温度都要求严格；还有出汗时如何换衣服等等，讲得非常认真详细，生怕遗漏一个环节。
周：前任护士带着我，她工作细致、动作灵巧。这些多是平时没见过的特殊护理要求，教科书中也没讲过，难度很大。我一度提出，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还是让我走吧。领导让我服从组织安排，边干边学。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
李：记得您说过，在江青身边工作和在外边是“两个世界”，您能具体讲讲怎么个不一样吗？
周：那时期江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和报刊上，可近距离见到她本人后，感到反差很大。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钓鱼台11号楼的二层，那天她在走廊散步。我在拐角处远远地望去：一个身材修长，穿着黑灰色束腰长衣的女人，被人搀扶着，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踱步。走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把扶手椅，每走到椅子处都要靠坐一会儿，用白色小毛巾擦头发。她肤色白而微黄，没戴眼镜，头发散乱。――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以致我在几十年以来，有时梦中情景常是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她身着黑睡衣，飘飘地就这么走来了……我往往是在她咬着门齿紧闭双唇的怒容和斥责声中惊醒，情绪难以平复）。
进一步再接触，我发现她连起床、更衣等日常生活都不动手。我刚到楼里的时候，是不能直接为她服务的，也不能马上见到她。前任护士做，让我通过门缝往里看（这是见习）：见到连扣子都是护士给她一颗一颗扣，她自己是一点都不动手！再加上经常无事生非地发脾气，又狠又凶！这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戴着琅镜、身着军装、手举毛主席语录微笑点头的江青真是判若云泥……
李：怎么听着有人的感觉，或者叫“鬼气森森”？
赵：接触江青后，我就是精神紧张，身上也发紧，是那种根本无法放松的感觉。
周：不少接触过江青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有人甚至紧张得发抖，这些放在后面说。当时在全国红海洋形势下，人们手举红宝书口念最高指示，面对毛主席像作早请示晚汇报。而这里工作人员并没被要求这样做，开会时简单说几件事，然后赶紧忙自己的工作了。有次江青在大会堂乘电梯，眯眼靠坐在椅子上。开电梯的服务员念了“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江青被惊着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竟然对着我念主席语录！”从此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不过江青外出穿的衣服口袋里总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换洗外衣时，我们必须要帮她放好）。我当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外面和楼里情形大不一样。
我先后三次经历了江青下令捕人的事件。第一次是刚到钓鱼台11号楼不久，就目睹了阎秘书被江青陷害的经过。江青凶神恶煞般地罗列了强加给老阎的罪名，硬说他偷了保险柜的钥匙，不容申辩就押出11号楼。有一个细节给我触动特别深。事发前阎嫂来京探亲，老阎曾找我借了十元钱。就在他身陷囹圄时还不忘托看守辗转还我钱――这是多么实诚的人啊！我得知阎嫂和几岁大的孩子也被隔离看管了，老阎被投入秦城监狱。想想他老家的老父亲老母亲和孩子有多么凄惨！我躲到值班室看着这张钞票暗暗流泪。
赵：我去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厉害”。你想啊，我是1969年4月才从边远的桂林（解放军一八一医院）调来北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不久又下到北京外语学院支左，又跟去了农场，一直在下边，从来就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江青那样的大领导。虽然调去之前有点紧张，但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江青的议论，就没有任何畏难心理，而且当时她那个身份、那个地位，能去那里工作，多少也有点高兴。
先是张耀祠局长跟我打过招呼，后汪东兴主任正式谈话。汪主任交待，在那里工作，一个是保密纪律，有些看到的、听到的，一辈子都不能说，要烂在肚子里；一个是遇到一些事情要能忍，要顾大局，“要永远做一个不倒翁”（这句是他的原话）。他当然了解她的情况了。
江青对我的第一印象还可以。据带我去见她的杨银禄秘书事后告诉我，江青认为我“说话语速还适中，人也比较温柔、文静”。其实那次见面很简单，杨银禄先介绍，“江青同志，咱们来个小护士，你看看。”她从三四个台阶上下来，我说“首长好”，她说：“以后不要叫‘首长’，叫‘江青同志’。”我说，好。“什么地方的人啊？”我说广西人。别的还说了什么，不记得了。总之，算过了老太太的关了，她要是不满意你肯定是开路走人。
我去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汪主任后来告诉我，他向主席汇报江青那里调来个新护士，主席问是“哪里人”，他回答“广西人”，主席说：“广西人好，广西人会打仗。”我当然知道主席不是说我会打仗，估计是白崇禧、韦国清这些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真正直接为她服务是一年以后了，这之前一直是周淑英带我“见习”，打打下手，帮助叠叠被子，开窗通风，洗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周淑英为她服务，我就站在一边看。为什么呢？江青有这么个习惯，身边有个熟人以后她永远不愿意用新人，新人使她老觉得紧张。有一天，她不高兴了，训斥我：“你站的不是位置，让我紧张、出汗了知道吗！”从这时起，我才逐步感受到在她身边工作那种动辄得咎的压力。
容貌、称谓、起居饮食――“生活江青”
李：请您二位具体讲讲，生活中的江青，或者说“生活江青”有什么特点？
周：我们为她服务的时候，江青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头发依然乌黑浓密有光泽（据她说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她的皮肤属油性，弹性比较好）；大眼睛双眼皮，鼻梁比较直，鼻尖右侧有一颗突出粉褐色的痣，左下颌有颗长毛的黑痣。除下巴略显松弛外，没有明显皱纹；门齿稍向外凸，平时抿着嘴唇，发怒时咬紧门齿双唇紧闭。（全楼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坏的信号，江青要发脾气整人了，不知道楼内外谁又该倒霉了！）她手指细长，让人感到这是一双多年保养很好的手。
赵：江青体重保持在一百零几斤，一米六六的个儿，身材相当好。她从来不化妆，没有化妆品，用的牙粉、擦脸油都是中南海门诊部药房配制的，没有任何刺激性。
我们为她服务，她要求我们一律称她“江青同志”。新来的人第一次和她见面，如果称她为“首长”，她会纠正：“以后不要叫我首长，叫我‘江青同志’。”我们当面都称她“江青同志”，但后来在背后都称她“老太婆”。
周：有一次，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一位演员称江青为“江老”，江青很不高兴，脸一下就沉下来了。回到住处她很气愤地说：“齐××竟然叫我‘江老’，难道我真的有这么老吗？真是莫名其妙！”
赵：你问“生活江青”，咱们就从她的起居讲起。
虽然她的起居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正常，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很讲究。每天在江青起床之前，我们要到外面大树底下看挂在树上的温度表，观察树梢动向，风向以及风力。呼叫护士的两声铃响后，全楼人各司其事都行动起来了。护士进了她卧室，先把紫色丝绒窗帘掀开一个缝，留一层白色绸纱帘在里边，这样光线柔和，既有点亮，也不能让强光刺激她。“江青同志晚上睡得好吗？”这是江青每天起床，护士例行公事必须说的问候话。她会说，“唉，马马虎虎”，或“没睡好”、“老做梦”。接下来我要报告天气情况，然后双手搂她的肩，她抱着我的脖子，我借这个劲儿把她抱起来……
李：抱起来？
赵：对，她躺在床上，我得抱她坐起来，赶紧把大睡衣从后面绕过去给她穿上并系好腰带。再往她身后放上个大鸭绒靠垫，她就靠到后面的靠枕上。先喝一杯浓的龙井茶，这是她早上起来第一步。
然后吃苹果。她吃的是绿色皮的印度苹果（国产的），一天一个。护士都给她削好切成块儿，放在一个杯子里面，放上叉子，再倒上温水（她从来不吃凉水果），她得慢慢地把这个苹果吃了。我们就给她去拿麦片粥，美国产的那个老头牌的麦片。我记得那个盒子上图案是个戴卷发头套的老头，我问过程师傅，他说是“老头牌”的。麦片再加了鲜奶油、鸡蛋清和水（蛋黄她从来不吃），搅和煮成粥。早上起来就吃这么一碗麦片粥。
阎长贵：说到凉水果她不吃，冰镇的西瓜她也不吃，要吃就要用锅蒸一蒸。1967年“七・一”党的生日时，主席在游泳池请工作人员吃饭，江青就这样吃西瓜，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赵：她起来以后坐在床边，我们就给她把里外睡衣全部都脱掉，再一件件帮她穿上日常衣服。给她穿袜子穿鞋包括系鞋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护士给穿脱，这一点都不夸张的。有时午睡仅躺一会儿也是这个程序。 她为什么要用护士呢？最合算。医疗方面的护理是护士管，生活上也是护士管，她就是不想要那么多人，她见人多了出汗，她紧张。
周：她曾说过：“我就用一个秘书、一个警卫、一个护士，我这样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一个人工作，你们那么多人跟我转还转不过来么？你们得跟上我的步伐。我不像总理那样，用那么多人。”听得我挺生气的，总理是多大的工作量啊！而且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地工作。
赵：我们在那儿干一年，就没有一天休息，天天都在忙碌。她希望给她服务的护士必须没有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这儿。24小时两个护士都忙的团团转，一个护士根本忙不过来。因为上班这个护士，要跟着她片刻不能离开。下班那个就得给她洗熨衣服、整理房间、准备药啊，或者是给她去取药……
我刚去的时候还挺壮的，有100斤左右，后来就瘦成80斤了。怎么造成护士这么累啊？就说吃饭吧，值班那天，我们没有去食堂吃饭的时间，饭都是别的工作人员帮着打回来的，打回来什么就吃什么。一两饭，路还挺远，打回来以后就凉了，用开水一倒，就成泡饭。就这样。刚吃上一口，铃响了，一声叫秘书、两声叫护士、三声叫警卫。她叫护士都是些什么事呢？“我的笔掉地下了”，捡起来给她；又打铃，“裁纸刀又找不着了”，你给她找；再打铃，“我的铅笔怎么没有啦”、“我出汗了”……反反复复的小事。这一弄，这顿饭吃八次你也吃不完。为什么呢？一倒上水以后她叫你了，回来以后又凉了，又倒上水泡一会儿，又吃两口，就这样一天要吃上一两饭就很不简单。这种经历导致我离开她很长时间后，一听到铃声还会紧张。
杨：我最怕这个铃声了。
赵：护士不仅吃不好饭，觉也睡不好，甚至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1974年她搞批林批孔那阵，曾连续五天我没怎么睡觉，晕头转向。到了大会堂，她开会我就坐福建厅外面犯困。那些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的护士、警卫，在大会堂都是坐楼梯台阶上守候着不敢离开。我们要按时准备给她吃药，随时伺候她换衣服，熨衣服等等。再疲劳也得准备在她招呼时随时出现在她面前。晚上11点钟以后食堂有夜餐，可是我们都不能去，都是别人帮打回来，坐在那台阶上吃。有时候还没吃两口，“江青出来啦！”我们把碗往旁边一推，就赶紧跑出去了。不是她身边的人全部躲到屏风后面去，包括原来警卫局的那些老局长，统统都躲到屏风后面，谁也不敢出来，只要她出现没人敢在外面露面。
周：长期的紧张、失眠使我和小赵经常出现头痛，有时头痛剧烈还伴有恶心呕吐。口袋里总得带着止痛药。这病痛伴随我们也几十年了。让我一生都难忘的一想起来就激动的是周总理！总理最理解和体谅我们：都是年轻人哪，实在太疲劳了！总理怕我们挨，往往在散会以前，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早出来几分钟，提醒大家：“马上散会了，清醒清醒啦！”顿时大家起立做好准备，我们赶紧站在会议厅门口迎候江青，今天就算安全过一关。如果她出来没看到我们会发火的。大家都感到总理在百忙之中的一句提醒是何等重要啊！
散会以后，江青回来还要看电影。她一边看电影，我们还得给她全身按摩，做指压穴位疗法，让她放松以利入睡。
赵：她睡觉那套程序特别复杂。首先是按时服用安眠药。她是从晚上七点开始吃非那根一类作用轻微的药，诱导她慢慢地镇静；小量分次给药，直到她临睡觉前，开始吃巴比妥类的药了。她一般都是夜里两三点钟睡觉。
赵、周：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每天虽然服用次数很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胶囊里有赋形剂成分填充。
赵：她吃药讲究多，水合氯醛里边还加上果汁（不加果汁很难吃啊），必须在睡觉前吃，而且还得吃温的。可她每天睡觉前蹲马桶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就得不断加温，保证随时是温的。
她晚上睡觉之前要进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看一下《参考资料》、《国际共运》一类材料，这时护士给她洗脚。对洗漱用水的温度也有要求，护士事先给她兑好了。洗漱完毕从卫生间出来，她就要穿上丝棉的大袍，坐在一个特制的沙发上。沙发中间挖了个洞，底下放便盆，坐在上面解手。前面还有一个大沙发，厚厚的大海绵，她往上一趴。如果是她今天不愉快或心中有事，睡不好觉，稍微在那儿趴一会儿就起来了；如果那天她没什么事，她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觉她横竖从三点多钟能睡到早上，有时睡到上午九点。我就一直在那儿这么坐着，一直坐到上午九点，不敢叫她。不能叫她，绝对不能叫！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咽部发痒怎么也憋不住，就咳了一声，她歪过头：“你故意的啊？”我说没有，我感冒了。“感冒为什么不吃药？故意吵我。”我只好尽量地憋着不咳嗽，就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遇到。
李：刷牙洗脸是她自己来吗？
赵：刷牙、洗脸是她自己做。但是毛巾是我们给她拧的热毛巾，她自己擦。小周在的时候每天晚上还给她做口腔护理。
周：她牙周发炎，请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主任来医治。治疗一段时间疗效很好，江青就让我跟着他们学习。近两个月的医治，拔除了病牙，牙周炎症已消退，她就让医生回去了。为巩固疗效，江青叫我每晚为她冲洗牙周清洁口腔，防止炎症复发。几年下来每天如此，她再没发生过牙周炎症。
赵：最后她上床睡觉的时候，要把外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再穿上睡衣。她要躺下的时候也是给她抱着下去，把她的睡衣往下抻平（她穿的是过去苏联时期的那种布拉吉里面的那个衬裙，很长的那种睡衣，真丝的），两边被子都得给她掖好。她是根据天气和气候用被子，不用厚被，只用薄薄的丝棉被。比如说天气冷了，加一床毛巾被，如果再冷一点，再加上一条短毛巾被。如果加减被子不合适，她感到热或凉了就会拿护士问罪。根据天气应该穿什么衣服，护士就给她增减。所以她的衣服全部是我们管的。
周：她经常说“我是一个高级的脑力劳动者，这些事我是不要动脑筋的”。所以如果吃饭多点了，有些打嗝，她会边用牙签剔牙边说“怎么不提醒我呢？我吃饭是在想着事情呢，脑子根本不是在吃饭上”。这吃饭多少的事别人怎么提醒啊？ 赵：还包括提醒她上厕所。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钓鱼台到大会堂有多远？而且一路是绿灯，你说能有多长时间？可走之前要不提醒她上卫生间，这可坏了！在车上一路骂你，一直骂到人民大会堂。后来没办法，车上准备便盆，随时解小便。有时还要在车上换衣服，每当这时候她让升起车厢中间的隔音玻璃，还叮嘱前排人不要回头、不要看反光镜。
周：我说说江青的饮食。负责给她做饭的是程汝明师傅。程师傅为毛主席和江青服务了二十多年，其间有十多年专门为江青做饭，对她的秉性和饮食习惯了如指掌。除了江青提出要求，平日食物都是由程师傅安排。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江青喜欢吃鱼、虾、蟹、童子鸡，蔬菜中菠菜泥经常吃。
赵：我们工作人员戏称她“菠菜泥吃不厌，《红菱艳》看不厌”。
周：主食上她吃面食比米饭要多些。江青也喜欢西餐，如罗宋汤、奶油起酥、苹果派、烤鲥鱼、煎牛排等。程师傅专业水平相当高，工作又认真负责，做饭注意营养搭配合理，中西餐兼顾。他不用味精，保持食物天然味道，菜肴精致，讲究卫生，很适合江青的口味，而且饭菜量都很合适，基本不浪费。有时她肠道不畅就增加些奶油和粗纤维食物来调节。程师傅做的饭菜江青是满意和适应的，而吃其他师傅做的饭往往会消化不良。因此在大会堂开会要就餐时，经常是程师傅亲自上灶或电话遥控大会堂师傅。
说到程师傅，我得多说几句。他为人正直、坦诚、宽厚，处事稳重，是非分明，是大家的主心骨。我们遇到难事、受了委屈都愿意向他倾述，寻求帮助。他总是像老大哥般地劝慰开导人，常出主意帮人摆脱困境，而且能仗义执言。1974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程师傅得到消息，就利用上午为江青取菜的机会和内勤小王带着苹果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劝导我，可谓患难见真情。当程师傅讲到江青等四个人利用批孔、批儒，锋芒指向周总理时十分愤慨，我们当时都对总理的身体状况感到心痛和担忧。
江青的几怕
李：我们都知道江青有几怕，这些“怕”，大概很多都涉及护士的工作范围，开始您二位也提到对江青护理的“特殊性”，请具体谈谈。
赵：首先是怕风。江青特别容易出汗，她有时棉袄和内衣都湿透，头发也经常湿漉漉的，要经常换衣服和帽子内沿，有时候在大会堂开一次会得换几身内衣，因此她特别怕风（这一点以前我不大理解，现在年纪大了，知道好出汗的老年人真不能吹风）。平时只要一出楼门，就全身穿戴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紧口鼻，而且是背向门口倒退着出去，就是怕风吹。她经常说“针大的孔斗大的风”。在室内，她就让人举着一根点燃的香，看烟路是一直向上，还是拐弯，来证明屋内是否有风。一旦烟散开，她会说“肯定有‘贼风’”，就训斥工作人员“杀人不用刀，给我制造感冒，起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这是软刀子杀人！”
周：有一次她让找“贼风”哪来的，我举着燃香，把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四层密封窗哪会进风啊！我想烟路向上散开是正常物理现象，可面对她无事生非又不能反驳。只好解释说：“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感觉到有风？”没想到她勃然大怒，抓起小桌上一把剪信封的剪刀扔向我！
赵：但是她的房间还要很新鲜的空气。怎么保持新鲜呢？比如她在某个房间呆够一段时间以后换房间，这间你给她通风，打开窗户，进新鲜空气，通完风后把窗门都关上，还要保持规定的温度。
江青再就是怕声音。我们说话要站在她的斜前方，靠近说话你就必须蹲下来说，不能高于她的水平视线。她要求我们说话要慢，声音要适中，走路时不能有衣服摩擦声，脚步要轻，不能带风，否则她就出汗。
周：要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也不行，如果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她也会紧张。所以我们进她的房间时，要有一点轻微的声音，让她能意识到你进来了，这样才算恰到好处。
有一回，新调来一位替班的警卫员，第一次见江青时穿着布面牛皮底的鞋，走路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江青说，“你这是什么鞋啊？可不得了，让我冒一身的大汗！”警卫员就赶紧换了双胶鞋，可房间里有一段铺的是橡胶地垫，鞋底蹭上还是“吱吱”响，江青要求他再去换鞋。又换了布底鞋后，这位警卫员紧张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他为了不出声，脚高高抬起再轻轻放下，就跟咱们有时候看的电影里那种慢镜头似的，江青又说：“瞧你那是什么姿势，怎么迈的步？”
杨银禄：后来到大会堂开会，她说：“小杨你得跟着我去，叫他（警卫员）坐前边，你坐到我旁边。”我说为什么呀？“给我壮壮胆儿，我太害怕他了。”就这样，小周坐左边，我坐右边，江青坐中间，警卫员在前边不知所措。
周：几十年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见，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当我问他“牛皮底鞋还出声吗”？他立即喊出“是小周啊”！可见此事给当事人的印象之深是一生难忘的。
赵：她心情好的时候，既不怕声音，也不怕风。在海南岛、青岛疗养，她乘坐舰艇高速前进时风很大，她在快艇上还指挥其他舰艇，大喊“全速前进”！并对李作鹏说：“你去告诉你的部队全速前进，我怎么指挥不动啊！”当时我观察江青，她一点都没出汗，也不怕风了。
周：在海南岛，有天晚上江青说早些睡，明天早点叫醒她好去赶海，把水桶和小铲子也备好。第二天拂晓全体出动，正赶上退大潮，江青兴致勃勃赶海，贝壳、小海蟹、海螺、海蛎子、海菜等捡了不少。太阳露出海面，海水又涨潮了，大家劝她回去，她自己把裤腿卷过膝盖继续走。海水漫过脚面鞋子湿了、水到了小腿、水过了膝盖、裤子湿了她全然不顾。我们担心她受凉在周围多次提醒，她才意犹未尽边捡海物边往回走。在海水中走了这么长时间，她也没任何不适。
江青在钓鱼台中心区10号楼住，窗户有四层玻璃，她说能听到军博路上的汽车声。还经常说外面鸟叫声、蝉鸣声影响睡眠。1970年11月，在海南岛高炮阵地，为了照相，她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开炮，对震耳欲聋的炮声却毫不在乎。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这在医学上有根据吗？
赵：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受精神因素影响特别大。比如兴奋点在摄影或赶海上，心情好的时候，对一些风、声音的刺激就不敏感也不在意。而在失眠时对声音就格外敏感。 周：江青还有个忌讳，就是怕在住处见到生人，因为见到生人会紧张，出汗，有时候还会生疑心。即使是每天送文件的机要通讯员对她也得回避。10号楼大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厅，送信送文件的人，只要一听她要出来了，赶紧往两边跑。两边一个是开水间，一个是打扫卫生的工具间，能躲就躲。有一次江青没按铃就出来了，一个送文件的同志来不及躲了，就一下子蹲到沙发后面。没想到江青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我们紧张的心都要跳到喉咙口了，赶紧请她去空气新鲜的客厅散步，这才化险为夷。一位首长的警卫员说：一听江青要来大家都想躲开，可总得有个端茶送水的吧？轮到我值班只能硬着头皮送，真不知道你们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确实，江青常去的地方，人们一听她要来了，除了开电梯、端茶送水的服务人员以外，全都躲起来了，都怕飞来横祸。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1968年春，江青到大会堂开会，在会议厅门口，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很有礼貌地招呼她。谁知江青硬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她进门，怀疑里面开什么会。她气冲冲的往里走，在大厅门口江青大声叫：“总理，外面有条狗！”那天我在场，大家都很诧异，没见到周围有狗啊？江青怒目切齿喊着：“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条狗，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总理的干女儿，文革时惨死在狱中）无论总理和与会者怎么解释她都不听，骂不绝口，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成元功了”。结果成元功进了学习班，而后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了七年，我们两人曾在一个排劳动。他1940年14岁时参加革命，1945年到周副主席身边，陪同参加重庆谈判；解放后随同总理出访各国。跟随总理二十多年，熟知总理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曾共同历经风险。说到总理在这几年的劳累、为难和无奈，老成唏嘘不已。他当时虽远在江西，但对总理的一切仍是牵肠挂肚，对江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矛头指向总理十分愤慨。
李：说她怕见生人，在青岛栈桥那儿她也不怕见生人了？
赵：那是她有思想准备，要见群众啊！
周、赵：江青生性多疑、神经过敏，常怀疑有人害她。怀疑是多方位的，包括见到的人（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吃的药、听到的声音、在楼之外吃的食物等，这种例子太多了。
周：有次在16号楼开文革小组碰头会，会上她吃了不少樱桃，转天牙龈有些不适，就怀疑樱桃有毒，她追查樱桃来源、怎么清洗的。查的结果是来源清楚，同桌的人吃后都没什么不舒服，这才不了了之。
她在一些会议上见谁不顺眼或哪句话不顺耳，就说：“我一看你就是个坏人，××给我查查他是个什么东西？”
赵：1971年她去青岛，游栈桥时有几个群众认出她，有的鼓掌、有的呼口号，围观的人很多，当时她很受用，兴高采烈。之后反过来说成是有组织的围攻事件，趁人多的时候谋害她。
周：了解江青的人都尽量回避她，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到江青住处，他们的警卫员和医护人员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不管多长时间都在车里等候，连喝水都是内勤给他们送到楼外。谁都怕惹上是非，还不如躲远些安全。
随着职务的升迁，尤其是她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权力在手，脾气更见长。大家最难办也最怕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往往会被她上纲上线扣上顶政治帽子。
周：江青既要求空气新鲜又要室温只能有正负0.5度的波动范围，这副重担落在几位内勤兼楼内警卫同志的肩上。他们几位来自警卫毛主席的一中队，朴实、机敏、责任心强，素质都非常好。虽然有的来自农村，但尽快掌握了当时罕见的中央和单机空调通风技术。他们负责楼内警卫、卫生、烧水包括随车水箱的准备，有时还帮我们洗江青的衣服。多年来我们值班时，饭都是他们从食堂帮着打回的。为了让我们能安心睡一会儿，他们在门口值班时帮我们听打铃。遇到难事时都互相关心鼓励，这些战友给予我们最默契的配合和支持。
赵：江青对洗漱水、饮用水及饭菜也都有温度要求。有次她感冒，对温度格外挑剔，她喝水时，一会说：“你怎么给这种温吐吐的水？我的胃要坏了。你这是害人哪！”稍加一点热的，她又说：“你想烫死我？”我们只好找来一把水温计，校对好后，将入口的东西都经过测温。
她从不直接用卫生间热水龙头的水，嫌温度不恒定；脸盆的水不流动又不卫生。我们要在大搪瓷缸兑好水，她边洗手时要以一定速度给她倒水。后来我们也有经验了，水兑好了，放到自己手腕内侧这个位置试，这里的皮肤是最敏感的。经常试温，感觉也准了。
赵、周：除此之外，说到她的“怕”，我们听到江青多次说过“我不怕被杀头，就怕不死不活地给养起来”。说此话时表情凝重。要我们看，与其他几怕相比，这可能是她的最怕了。
郑：这或许多少反映了她的性格和人生观。从后来法庭宣判时她高呼口号以及最终选择自杀为结局的举动看，在这一点上，她是说话算话的。至于如何评价她的价值取向，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