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刘少奇同志被“一张大字报”打倒后，继续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全国规模的所谓“批刘”运动中，北京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中南海外围的所谓“揪刘火线”。我因工作关系，知道此事件的全过程。
事情的缘起
1967年春，在“全国大串联”之后，提出所谓“就地斗批改”。
五月的一天，中南海北门警卫报告：“有建工学院的四五十个学生要见中央领导，要求将刘少奇揪回建工学院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按照分工，由我前去处理。我赶到北门，先让他们选派代表并让他们的队伍离开大门，以维持大门的秩序，他们都照办了，我和他们的代表到北京图书馆前谈。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是个个头高高的女学生，她先谈了他们的要求，我根据当时对此类事处理的口径做了答复：“中南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不宜很多人在此集结和停留，中央号召‘就地闹革命’，‘就地斗批改’，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写成书面材料，我们负责转呈，你们回单位等候答复。”
经做工作，他们很快将队伍拉走了。过了几天，又有建工学院的学生来到中南海西门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去做工作，说服不了他们。后来知道，他们是“新八一”，即当时所谓“造反精神”强的组织。反复说服不听，我们就采取冷处理，听其自便。那时府右街道路没大修，中南海西门至西北门分上下道，中间有一小岛，他们便在岛上搭了帐篷住在那里。
7月10日，据西门警卫报告，当天戚本禹坐车从西门出来，绕着小岛转了一圈下车问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答：“建工学院‘新八一’。”
问：“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学生答：“把刘少奇揪到学院接受广大师生的批判！”
戚说：“你们在这儿多辛苦啊，你们还是回学校去，不一定把刘少奇揪到学院去，可以搞背靠背的批判嘛，让刘少奇写个书面检查给你们还不行？”
学生说：“行！”
这时学生很激动地呼喊起口号：“感谢中央文革对‘新八一’的关怀！”“感谢戚本禹同志！”
戚说：“你们的要求我会向中央文革反映，让刘少奇写个书面检查。”说完，他乘车离去，我去找秘书局接待组组长孙吉太同志，他说中央已定，“让刘少奇给建工学院写个书面检查。”
我听后对孙说：“材料写好一定不要交给一个组织，中央号召大联合，一定让他们派出联合代表来接，否则，一个个都来要‘检查’，你应付不了。”孙说：“对，一定让他们联合接。”
过了几天，是个星期日早晨，我骑车出中南海西门去铁道学院，走到西门北边一看，不好了，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大墙贴满了“感谢中央文革对建工学院革命组织‘新八一’的关怀！把刘贼的认罪书交给革命组织建工‘新八一’”，在按语后面是刘少奇检查的全文，府右街北口贴着，西安门大街贴着，平安里贴着，西直门贴着。按语突出强调了中央文革交给“新八一”，交给“革命组织”，这是挑起矛盾的关键因素。
从铁道学院回来，我直奔秘书局接待组找孙吉太，见孙后我说：“糟了！老孙，‘新八一’已经把刘少奇的检查贴满了全城；这样，建工学院的其他组织肯定会来要刘的‘检查’。一个月前，建工‘老八一’到北门来，被我劝说走了。”孙此时也感到事情麻烦了，他说：“自戚本禹见了‘新八一’后，‘新八一’他们每天几次打听刘的‘检查’写好了没有，当我们拿到刘的‘检查’后，他们要求看看，说他们在这儿坚持了一个多月，多么辛苦啊，还不让先看看。我说必须他们学院联合派代表来拿才能给他们，他们保证只是看看，不想他们还是抄写去了。”
开始坐着，后来逐渐开始躺倒了。此时，看热闹的、“支援”的越来越多，有的不是建工学院的也加入了绝食的行列，陆续地，有的打着旗子的单位也来“支援”，“老八一”的人继续增加，有的绝食，有的演讲，讲他们绝食的原因，讲他们绝食的决心，吁请一切革命的人们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
这时天渐渐地黑了，中南海西门外已是人山人海，绝食者开始有出现昏迷的；北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前来救护。后来，绝食人员增多，救护人员显得不够，别的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来了，绝食者在继续增加，昏迷者被陆续送走，救护车的警笛声不断，有组织的、“看热闹”的也在猛增，府右街交通受阻，已成了人的海洋。
遂成高潮
府右街的事件，没有官方的传媒工具，仅靠一张嘴或者加上有线电话，就在一夜之间传遍京城和北京附近的城市和省份。绝食的没有了，都送到医院去了，但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人却蜂拥而来，都以能到西门外占有一席之地“为荣”；有的搭起了帐篷，插起了本单位的旗子，张贴大字横幅“××揪刘火线联络站”“××揪刘火线指挥部”……大刷标语，各组织传单、小报，到处分发，到处传递；通过串联，成立了“揪刘火线联络站”，推举了头头，有的把本单位本组织本系统的批斗对象揪到现场批斗。据我所记有：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北大工作组成员彭佩云，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八机部党组书记黎玉，纺织部部长钱之光，还有桃园村原支书吴×，他是来控诉王光美在桃园搞“假四清”对他的“迫害”；纺织部机关的造反派把钱之光揪到中南海西北门外，挂一张大芦席，贴上“纺织系统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钱之光”，钱之光倒写着，还打上红叉，钱之光被太阳强光暴晒着站在大标语下示众。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和秘书局接待组从海军借调来的老刘商量，劝说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影响不好。老刘同志和我的看法相同，他也认为不好。于是我们就去找纺织部造反派的头头，一个四十来岁，身体较胖、干部模样的男人接待了我们，老刘首先介绍了我们是警卫部队和中办秘书局的人，并讲了对他们做法的意见，希望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影响不好。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很不高兴，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们好好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看来我们对毛主席的著作没有他学得好，不过他学了是为了取其所需，对付别人。
增援“火线”的队伍在继续增加，不仅仅是北京范围，北京周边的天津、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城市都有群众组织来，就连山东、辽宁等省也有。当时统计，大大小小的组织1000余个，帐篷搭满了府右街两侧，就连灵境胡同、枣林大院等周围的胡同里都搭上了帐篷，有的一个帐篷几个单位。一片帐篷的世界，人的海洋。
“火线”不仅组织多、人数多，“火力”也在不断增强，开始少数单位装了广播喇叭，后来没装的单位也效仿起来，把最大的喇叭都拿了出来。据统计，最多时达600多个高音喇叭，一齐开动起来，中南海机关被吵得根本无法办公、休息，连中南海周围的居民都无法生活休息。你还不能提意见，因为他们是“革命行动”，谁敢反对“革命行动”？
高音喇叭就在周总理墙外高叫，吵得总理和邓大姐无法办公、休息，工作人员劝总理暂时换个地方，总理不同意，说：“他们就是对着我来的。”的确是对着周总理来的。就在闹得乱哄哄的当口，从府右街通过的14路汽车撒下的传单上写着：“（大意）中央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摧垮了，但是旧的政府依然没动，他前几天还在保那个司令部里的第二号人物。”署名是“5・16红卫兵团”，此传单当时已上缴领导机关。
根据群众向我们报告的情况，“火线”策划组织人员要冲进中南海，架走刘少奇，他们做了精细的研究部署，冲门的分几个梯队，直接揪刘少奇的，还准备了几辆小汽车。据说，有一个曾在中南海施工部队任职的干部向他们提供了刘少奇住处的方位图。我们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央负责同志，随后得到指示：“一定不能让他们把刘少奇揪走。”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
在此期间，部队进行了一些宣传和爱民的活动，增强军民关系，派出了宣传员向各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具体就是宣传群众“大联合”，“就地斗批改”，“就地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同时掌握群众组织的动态，如：要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的行动，就是群众主动向我们反映的。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还为群众送开水，派医生为生病的群众看病送药，这些行动都直接为保卫中南海的安全起到了作用。
狼狈地撤离
据说，毛主席大江南北巡视回京后，对围困中南海的行动提出了批评。8月4日突然接到通知，中央文革要在西门给群众讲话，于是连忙准备了大卡车，我记得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在西门下了车，又踩着凳子上了卡车。陈伯达讲话，大意是：伟大领袖号召大家要“大联合”，“要就地闹革命”，“就地斗批改”，要立即统统撤离中南海，一个也不留；谢富治也讲了话，说：不要揪刘少奇了，中央安排在中南海里分三个会场，由中南海群众组织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的过程拍成纪录电影放给大家看。大家从现在起，马上撤离中南海，越快越好。散会后很多单位在拆帐篷回家。陈伯达、谢富治一直在监督撤离行动，深夜了，还在检查督促，当看到有的行动迟缓，想等到明天再撤的单位时，陈伯达火了，气哼哼地说：“我们搞过武装斗争，搞过土改，搞过多种形式的革命，什么时候像你们这样搞过？你们这不是在搞革命行动。”还骂他们是在“丑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在这种气氛下，帐篷很快被拆除搬走了。轰动全国的极“左”闹剧――围困中南海长达近一个月的“揪刘火线”，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一顿训斥而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