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早在中唐时期，啖助、赵匡和陆淳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和汉儒治经方法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们有关《春秋》的著作很多，从这些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抛弃了以往汉学家研治《春秋》的思想和方法，另辟蹊径，开创了一条尊经贬传、尊王、疑经疑传、汇通三传、遍采群经和直训大意的新途径。北宋初期，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纷乱，致使儒学凋零，儒生政治地位下降的现象仍让士大夫心有余悸，他们对国家四分五裂，百姓流离失所所造成的灾祸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加之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的威胁，虽然北宋通过割地、纳币等一系列屈辱政策求得了暂时的相安无事，但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使北宋君臣如鲠在喉，建立相较于汉、唐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就显得更为迫切。《春秋》在满足宋儒的复杂的心理方面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对中唐啖助、赵匡、陆淳解释《春秋》的方法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宋代《春秋》学独有的特点。
胡瑗，北宋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学者称之为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后胡瑗经范仲淹保举，以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授学。庆历年间，国家兴太学，胡瑗的教育方法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得以在太学推广。皇佑中，胡瑗又被提升为国子监直讲，为整个大宋王朝培养人才。从胡瑗游学者甚众，据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其门人有程颐、范纯祐、范纯仁、吕希哲、吕希纯、孙觉、钱公辅等。胡瑗研治儒家经典，尤擅《易学》。《四库全书》中有由其弟子倪天隐记录下来的胡瑗《周易口义》，可见其学问对整个北宋儒学影响甚大，为宋学先驱。据《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书籍记载，胡瑗的《春秋》学有相当造诣，著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春秋辨要》，今已亡佚。《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存胡瑗春秋说7 条，可大致窥其《春秋》学思想。胡瑗门人孙觉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春秋》学者，著有《春秋经解》，其在《自序》中说：
《左氏》多说事迹，《公羊》亦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榖梁》最为精深，且以《榖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则以安定先生之解说之。
可见孙觉的《春秋》学思想深受胡瑗的影响。孙觉主要从尊王和伦理道德两个大的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胡瑗的《春秋》学。
一、尊王
《春秋》桓公元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条，《左传》详细地叙述了周王伐郑的过程，《公羊》则以从王正也肯定了整个事件的正义性，《穀梁》从讳自伐郑的角度解释了书三国从王伐郑原因，胡瑗则曰：
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
《左传》记史事多数可信，按《左传》的记载，周王在这次公开的与诸侯交战中是打了败仗的，但是为何孔子在这里不书王师败绩于郑呢？胡瑗认为天王无敌于天下，书败则诸侯得御。其实此时的周王和普通的诸侯国无异，但是为何孔子在这里不书战呢？胡瑗还是从天王无敌的角度考虑，书战则王者可敌。胡瑗从书战、书败正反两个角度加以解释，最后归结到尊王这条大义上来。孙觉对此条的阐述就显得与其师胡瑗有些不同，他说：
盖天子者，至尊至贵，至高至大者也。四方有一弗率，则天子退讬不明，盖修德教，而方伯连帅，问罪专征。其义以谓天子至尊至贵，则不可敌；至高至大，则不可拟。有罪，则驱除之而已；为恶者，则灭绝之而已。焉得天子之尊，而下伐于诸侯乎？春秋之时，天王衰，令不能行于天下，诸侯人人自专征伐，有罪者不罚，而无罪者见侵，干戈妄动，盖无虚月也，虽天王之尊，亦亲伐于诸侯。圣人欲见上下之交失道也，则书之曰：王伐郑。夫以天王之尊，而诸侯不服，至帅诸侯以伐之，而蔡、卫、陈三国之君又不自行，而但遣微者，则天王之衰、诸侯之强，义可知矣。圣人恶天下之无王也，则变其文而书之，曰从王，以谓王者之尊，天下之民、天下之土皆所自有，一令之出，则天下莫敢不从焉，然诸侯有罪，天王不能号令方伯讨之，而至于亲行，三国从王，不自行而使微者，盖有罪矣。
孙觉把 尊王思想更加强化了。天子至尊至贵，则不可敌；至高至大，则不可拟，也就是说天子无敌于天下。作为至尊至贵、至高至大的天子，是不应该自己亲自讨伐诸侯的，一诸侯有罪，他诸侯应该不待天子号令出而自觉替天子讨伐，为何孔子书王伐郑呢？孙觉认为圣人欲见上下之交失道也。孙觉从罪臣的角度强化尊王大义，认为一诸侯有罪，他诸侯应该主动讨伐之，但实际上只有蔡、卫、陈三个小诸侯国从王伐郑，且三国君主不自行，而使微者，三国是有罪的。
胡瑗在此条经文下还有解说，他说：茅戎书败者，王师非王亲兵致讨取败，而书之。王师败绩于茅戎此事，见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与茅戎条，胡瑗认为书败是因为不是周王亲自率兵讨伐，胡瑗这样解释虽然显得有些牵强，但是能更好地弥补前文解经之疏漏，尊王大义凛然。孙觉继承了胡瑗的尊王大义，但他在孔子于此为何书败的原因上，与胡瑗意见不一，他说：天王之尊，天下莫之有敌，王师败绩于茅戎，非茅戎能败王师也，王师自败尔。何为王师自败尔？孙觉此说比胡瑗显得更加牵强了，但是尊王的意味也更加浓厚：王师无敌于天下，茅戎是不能败王师的，这和是不是周天王亲自率兵已经无关了，不论率兵人的身份如何，只要是王师，天下就不能与之相敌。
二、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的一个表现即是突出妇道。《春秋》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觌，用币条，《左传》曰：非礼也。《公羊》曰：见用币，非礼也。《穀梁》曰：觌，见也。礼：大夫不见夫人。三传都从礼的角度解释此条经文，胡瑗则说：
妇人，从夫者也。公亲迎于齐，妇人不从公而至，失妇道也。大夫宗妇者，同宗大夫之妇，非谓大夫宗妇也。觌者，见夫人也；用币者，为贽不过榛、栗、枣、佾。今妇人用男子之贽，庄公以夸多失礼也。
胡瑗显然对三传从礼的角度解释不满，且认为《穀梁》对大夫与妇人相见的解说是错误的。他重点指责哀姜不守妇道，孙觉此条赞同胡瑗的解说，他在此条经文下说：
大夫宗妇，则大夫之家宗妇尔庄公欲侈大之，故令大夫之宗妇觌夫人者，用币为贽。币者，男子之贽，非妇人之事，妇人之执，榛、栗、枣、脩而已。圣人罪庄公娶仇人女而又侈之，至于失礼也，故特书曰：大夫宗妇觌，用币。所以见币非妇之贽用者，不宜用也不正，失妇道也
孙觉也认为《穀梁》对大夫与妇人相见的解说有误，他亦从恪守妇道的角度对此条经文做出解说，贬斥哀姜不守妇道的行为。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伯姬卒条，《左传》曰：妇义事也。《公羊》曰：伯姬守礼，含悲极思之所生。《穀梁》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传母不在，宵不下堂。三传对伯宋姬卒之事皆持褒奖之义。胡瑗 对伯姬亦有褒奖：伯姬乃妇人之中伯夷也。胡瑗把伯姬比作妇人之中伯夷，可谓给予了很大的褒奖。孙觉亦采取褒奖的态度：
伯姬之行，盖妇人之伯夷也。方春秋之际，人伦大乱，而妇德扫地矣。伯姬立淫乱无礼之世，而为高洁难行之行，宁杀其身于火以死，不苟其生于有过之地。虽其身不幸于一时，而万世无礼不洁之人，小闻其风，则知所愧矣。孔子贤之，于纳币、致女、归媵、卒、葬，虽法所当略者，一切书之，所以乐道人之善，而使不洁之人惧也。
孙觉直接引用了胡瑗的解说，来突出伯姬的妇道。
以上，我们从尊王、伦理道德两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孙觉的《春秋》学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包含的尊王、责臣、妇道、兄弟伦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孙觉的《春秋》学的确在很多方面受到了胡瑗的影响，他们在尊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孙觉的尊王思想显得比其师胡瑗更加深厚；二人在道德伦理的评价上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孙觉更能把伦理道德上升到春秋大义的层面上来，显得比其师胡瑗更进一步。胡瑗作为宋学之先导，虽然他在《春秋》学上的学说并不是很多，但是其从《春秋》中探寻的义实开后世宋学的先河，其弟子孙觉继承了并发展了胡瑗的春秋之义，使宋代的《春秋》学在整个宋学之中异常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