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进退两难

雪兰莪州换大臣风波已烧到水火不相容之地步，在民联执政州属可谓首例，也是最棘手的事情。正如那些民联领袖，在前几场补选中反复强调的，惧怕民联会分裂的预兆，是否会在雪州应验？

首先，针对雪州务大臣卡立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卡立是一名商人，善于以商治州、斤斤计较，故此他的廉政度也为人首肯。也因此，无论是党内抑或民联，有者认为他“阻止人哋发达”，想找个机会排挤他。况且，卡立的“大头症”也越来越厉害，许多争议性的课题如水供问题、建设大道等都没有征询同意便私自决定，因此这些便成了其难以抹除的污点，受到党内外的攻伐。

到底换不换卡立好呢？不妨从内到外观察一下所谓的民意，支持“为大局着想”、撤换大臣的人虽占多数，但支持卡立的人却也不少，尤其是对民联不停玩弄政治手段，而逐渐感到反感的中间选民。年头的加影补选，不正是为了解决雪州公正党危机，为实权领袖安华铺路，寄望他接替成为大臣吗？官司缠身的安华早预料了自己将面临牢狱之灾，却还贸然接受，最终还被迫退出，再次祭出其夫人旺阿兹莎，开展了所谓“烈火莫熄2.0”。

加影补选是赢了，但倒大臣的“加影行动”仍在持续，烈火莫熄的美名也抹上一层灰，成了一场政治算盘，公正党早前便已正式推荐旺阿兹莎当大臣。

貌合神离的伊斯兰党，此时简直如福从天降，抓到了最佳时机。其实在加影宣布补选之时，雪州伊党便宣称不满，并认为补选不合理。站在“道德”角度上是正确的，但谁又知晓伊党在打的是什么算盘？如同这次，伊党州级至中央领袖，尤以宗教司为主者，都声明力挺卡立继续担任大臣。对于伊党而言，卡立也不过是相互利用的棋子，成就党内派系矛盾升温，毕竟开明派“埃尔多安”们的立场，肯定会支持撤换大臣。

雪州是大马的“金矿”，一场撤换大臣风波，揭示了多少丑陋的权争恶斗。原本就同床异梦、505后更渐行渐远的民联三党，在这起风波上都为各自的算盘打转。行动党显得“凛然正义”，不停以水供和大道课题抨击卡立，有者也针对地方课题等，对他进行大肆攻击。这就是政治的现实面，一个人在风光之时，便会受到万人拥戴，一旦摔个狗吃屎，撕破脸又何妨？

接踵而来的，是民联议员将在州议会上提呈不信任动议倒卡立，至于卡立要不要解散州议会，这也是未知数。最坏的打算是，伊党保守派传出将与巫统联手“政变”，以保留卡立为名，借机夺下州政权。伊党若想遗臭万年的话，大可这么做。关键是，卡立会否自毁名誉，去附和任何卑劣的手段？

反正换不换大臣，民联迟早都会分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若因此而丢失雪州政权，民联“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盟友关系，唯恐将成笑话，以及选民长期的失落与愤懑。届时，还喊什么改朝换代？

29/7/2014

（投了稿不受理，未发表）

大哥内政部长

我国内政部长阿末扎希是名十分惹争议的人物，其言行举止何止以极端来形容，更甚的是无法无天。乍看之下，不像是个做官的，反倒像个“大哥”。

日前，阿末扎希造访甲州出席一场活动时，不知为何突然发起飙来，把媒体全部赶出门外，州政府活动临时变成了闭门会议。据说是我们的内政部长发觉自己发表“敏感言论”后，才把媒体“请”出去的，闭着门的会议。有人说是活动突然专为拉票仪式，而人们也知道每逢巫统党选必有“敏感言论”，阿末扎希将在来临的党选中寻求蝉联，继续竞选副主席，而这次的副主席之争他又将面临六角战。因此他早前说不在乎得票，根本是空话，没积极拉票，要怎么当选？

人一旦着急或焦虑，就会慌张，慌张就会堵火，纯属正常。只是这个不知官方还是巫统，不知开放还是闭门的活动，据网媒透露，阿末扎希却在致辞时不但穿插了一堆马来黑帮与华印裔族群的低俗笑话，随后发现不对劲了就对媒体发，直喝“不要写”、“这是闭门会议，只有巫统代表”，最火的那句是直接恐吓：“如果有新闻出来，报道我的谈话，不管是马来报、英文报或中文报、淡米尔文报，我将关掉这家报章！”

<!--[if gte mso 9]> 乍听之下，确实是很大官威，动不动就要封人报纸，大马还有皇法乎？更让人震撼的是，阿末扎希那些笑话参杂许多是与非，有包庇私会党之嫌。他在台上介绍四名最高理事会候选人之时，声称他们也是“三条线”，都代表“三条线党徒”。甚至还为三线党等黑帮组织“正名”，辩称他们不是匪党，只是“节日私会党”。当然，这些都是经由玩笑语气带出，莫说言者无心，听者岂会无意？

该活动绝对称得上是“罗生门”，虽说没人能说出个大概，但藉由官方活动来拉票是肯定的。从阿末扎希那些模棱两可的“笑话”，大概能猜出“三条线”的势力，其实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高捧一番怎么行？再者，阿末扎希把匪党和偏门行业都怪罪于华裔和印裔，将马来人定位成受害人角色，把问题全都塞给他族，高捧族人一番。此等双重“漂白”，目的已经很明显，巫统党选的战鼓已经响起，岂能不赶紧造势？

正所谓有心做就不怕认，那为何还用恐吓语气来驱赶媒体？也难怪人们会怀疑，此人到底是内政部长，还是个不讲理的道上人物？记得上个月内政部还证实，国内一些政治人物与黑帮关系密切，甚至有黑道背景。嗯，或许经过“漂白”的，没什么关系吧？

写于2013年双十节 

P/S:本文尝试投了两家报媒，以及某网媒，结果都没任何一家有种刊登出来。新闻自由在这个国度，莫说长路漫漫、见不着光，看来已迅速在步入死亡中。

“合并”个没完

国阵在今届大选保住中央政权后，成员党之间的「大合并」呼声似乎不绝于耳。

一开始是大选重挫的国阵华基政党，东马的人联党主席陈华贵最先 提议国阵华基政党合并论，孰知雷声大雨声小，反应不佳。 相反的，马华与民政的合并呼声早在1972年时便已倡导，但对马华心灰意冷的林苍佑不吃这套而作罢。紧接着在1985年乃至2003年都传出将合组新党的 呼吁，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直到308大选国阵两大华基政党惨败后，还是有人提出合并建议，但两党都没给予理会。

因此，保住各自的利益和基 本盘才是上乘，合并后的手尾可谓繁重，试问谁敢贸然就合并？兵败如山倒并非全军覆没，能保得住自己的江山，谁愿意放手一搏？尤其是一向来自称「大马华裔代 表」的马华公会，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而民政以至人联也都忘了，到底自身是多元政党还是种族政党？

而就在上周，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无端倡议 国阵内的印裔政党进行合并，并呼吁国大党考虑是否为新党而改名。其实，国阵印裔或印基政党的合并事宜，国大党主席巴拉尼威早于505大选后已建议过，没想 到这次反驳合并的，竟然是署理主席苏巴马廉。苏巴马廉认为国大党是希望所有印裔政党合并而非创立新党，因此国大党不会选择「关店」，也不认同更改党名。

其 实要其他印裔蚊子党合并组新党，谈何容易？国大党要收编这些蚊子党，更是天方夜谭。人民进步党好说也是1953年创建的「老店」，但加入国阵后一筹莫展丶 堕入谷底；前进阵线和印裔联合党都是国大党前主席的仇敌所创，辗转又回到了原点，而且国阵竟然允许它们加入；人民力量党则是兴权会分裂的产物。若要说啥 「国阵精神」，国阵有国大党和人进党已可，为何还收编了那麽多印裔蚊子党？虽说这些蚊子党只为捞好处而并非寻求上阵，但对于国大党而言，可说是后患无穷。 尤其国大党难得才又「出头」，分得那麽多官职和甜头，难保其他小党也会乘机分杯羹。

至于巫统这个龙头老大，今届大选仍依靠种族情绪稳固了 地位，在国阵也是根基最深丶最无懈可击的一个。他们的如意算盘：「马来人（穆斯林）大团结」亦是个「合并」方针，意图诱导伊斯兰党重回谈判桌，共同商讨 「合作」事宜。其实伊党系出巫统，也曾加入国阵。令其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巫统的背后插刀，两党的斗争最后演变成紧急状态，伊党遭国阵开除出盟，并痛失丹州政 权；直到1990年才借46精神党之力重夺丹州，接着再乘烈火莫熄之风一跃成大党，得以重返主流。

在刘义周与田弘华合着的论文《政党合作与杜瓦杰法则》中提到：「通常，『联盟』并不涉及政党体制的变动，原有政党依然存在丶本身没有太大改变，只是针对特定事项进行合作，例如联合选举丶共组政 府。『合并』则是两政党组织的重新组合，两个政党合而为一。当合并发生时，通常是大党将小党合并，原有小党不复存在丶原有大党本身发生变化。」

国阵似乎忘了自己贵为「联盟」，应当扮演「联盟」的角色，由此可见这个「联盟」仅是靠着利益当道和收编异己为主，结盟机制早就失效，联合政府基本空有虚表。如今盟内成员党非但饱以致过多之嫌，无奈要来个「大瘦身」？

当然，最荒谬的莫过于民政郑可扬的「国阵合并成单一政党」论。政党结盟的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抑或解散，更何况国阵合法成员党14个丶蚊子党不计其数，「合并成单一政党」莫过于星际笑话般滑稽！

东方日报 2013年9月4日《国阵成员党「大合并」？》

光华日报 2013年9月6日《合并”个不完》（原题）

 

陈勇健：“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

*本文是2009年留学南京时期，所撰写的选修课程作业

【摘要】：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发现学生高喊、涂鸦革命口号，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有迹可寻，仿佛就如中国“文革”的重新演绎。“毛派”学生深受“毛主义”影响，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色服装、戴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

【关键词】：“五月风暴”；“文革”；“毛主义”；大学生；知识分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所以在法国发展最为繁荣时期突然发生，这无疑与60年代卷袭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触即发的左翼学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月风暴”中参与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法国大学生人皆高举红色（倾向激进社会主义）与黑色（倾向无政府主义）大旗，死生呐喊、大学墙壁上涂鸦着“十年了，足够了！”（指当时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自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政府始已任满10年）[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前进，同志们！旧世界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革命性口号；法国左翼学生组织无论亲法共派、毛派抑或托派，都联合举着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托洛斯基的肖像，“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2]有迹可寻，仿佛就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演绎。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广，而“五月风暴”中为法国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毛泽东主义”与激进的“毛派”左翼学生组织更是最令人瞩目的。本文将试论它们与“五月风暴”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主义”（Maoism）本身就是个的模糊概念。虽然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已规定“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s Thought）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于“毛主义”一词则抱有绝对反对的态度，早期更曾反对过党内使用“毛泽东思想”字眼；认为自己不过是“学生”，因而不与“马恩列斯先生们”同列[3]，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拒绝再增加新的主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个人崇拜极度疯狂时期，“毛主义”再次被林彪、江青等人所提及，却又遭到毛泽东本人极力反对。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普遍理解马列主义是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党、人民在中国革命所所建设的思想体系[4]，并非毛泽东一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思想。

“毛泽东主义”可以是英语词里针对“-主义”（-ism）的直接翻译，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史华慈把它解释成马列主义“异端”[5]，他认为“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所萌生出的独特思想；又或者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华民族化”，美国左翼学者佩弗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所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6]。“毛主义”一术语，最初出现是哈佛自由派学者用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贬义词，“毛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如同美国学者詹明信所强调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60年代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是“文革”期间所创造的政治新概念，因此而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在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7]，譬如在“文革”中滥用的刻意庸俗化、扭曲的毛泽东思想，往往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所熟悉的革命语录与行动准则。

 学生闹“革命”

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前来，此时的巴黎已经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巴黎大学也只好将新校舍建于郊外，“五月风暴”的首发点-第十大学-农泰尔学院（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便是座落在巴黎西郊。大学城内多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单薄，而西郊的富人区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上大学城的封闭，使与世隔绝的学生极其地深感孤独与寂寞；再者是禁止男女之间夜间互访的禁令，叛逆的大学生发奋而起与校方发生冲突，郊外率先掀起学生运动的火苗。首先是激进左翼学生领导的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满而罢课，再从学生问题辗转到反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南战争）课题；当巨大的革命风潮来临之时，“小团体”（gropscules）与学生组织合作迅速占领了巴黎大学，亲中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栏杆，在所有的入口安排禁戒哨，把校园便成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8]，在校园里关起门来闹“革命”。

这些亲中派是何许人也？在亲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从反斯大林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之下，其内部分裂出了坚持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与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两大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派（trotskistes）与毛派（maoïste）党派。正统的亲中派虽为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所领导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但在“五月风暴”中毫无任何影响；相反之，受哲学家兼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批青年学生追随者（尤其是毕业生）成了亲中派，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自称“毛主义者”，公开打出“毛主义”的旗号[9]。亲华派某些人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联系和训练活动，并拥有一支精通粗木棍和铁杠使用技术的纪律严明的纠察队[10]，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UJ）的主张反苏修、阶级斗争的极左学生运动分子。

随着校园示威逐渐猖狂，无奈大学只得通过警察来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的结果是六百人被捕及巴黎大学暂时关闭，这一举动却促使了学生运动的扩张，以至骚乱波及了整个巴黎，学生上街示威、高唱《国际歌》、筑起街垒、与警察展开街头战斗等；巴黎的大学生与教师举行了万人“长征”示威游行，于13日占领（学生们声称“解放”）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Université Paris IV-Sorbonne），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校园内创造了“公社”。14日始，法国工人阶层也响应了运动，工人们集体罢工甚至控制了工厂；若说示威学生的人数是六十万中的一万是小数，那么加上巴黎六十万劳工、迅速蔓延全国参与罢工的工人共多达一千万的绝大多数，确确实实的“星火可以燎原”，总统戴高乐终于慌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的不妥协与不让步迫使法国政府调动了宪兵警察、坦克与伞兵部队进驻随时准备进行全面镇压；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并非受镇压，而是国人对近一个月来完全激化的、失控的暴动局面感到失望及厌烦，30日当天，右翼势力召集百万人展开支持戴高乐的游行队伍前进总统府，戴高乐以无线电传播发表反共演讲和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声明自己不隐退，继续参与下届总统选举。

进入六月后，学生运动开始面临退潮局面，政府公布正式取缔十一个左翼组织，特别是在五月风暴中起主导地位的四个学生组织[11]，警察随后驱逐了占据大学与大街的，学生们停止暴力反抗，罢工工人们回到工厂，“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就此无声无息般地幻灭了。

学生群众中的所谓“毛主义”

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时，法国的大学生们也刮起了反抗戴高乐政府的“五月革命”（“五月风暴”的另一称呼），从学生们举标语牌、手握“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展开罢课、校园墙壁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举动，貌似法国学生是刻意在效仿“文革”初期的特殊学生群团组织-“红卫兵”（Gardes rouges）。学生运动的组织派别众多且松散，“毛泽东主义”虽然只是众多意识形态的其中一部分，但其独特的“革命”性质在法国学运分子心中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巴黎大学-索邦学院被学生占领并成为“公社”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的画像一起挂满了校园的墙壁，晚上举行辩论大会商讨罢课、废除考试等问题，学生们尽情喊叫、唱歌，闹得不亦乐乎。校门口兜售的左翼党报、地下出版物、书籍中，法文版“小红书”（Petit Livre rouge）《毛泽东语录》因而成为畅销书[12]，左派小报则以“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影响最大；尔后大学图书馆更是改名成了“毛泽东图书馆”。

至于信奉“毛主义”的学生（大多数以“毛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为主），他们几乎模仿透中国“红卫兵”穿起解放军的绿色服装、戴绿色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其实，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这是由于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批判与颠覆，恰好为青年们提供了榜样；并且借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宗旨，于是愤怒、苦闷的青年在“文革”与“毛主义”找到了最有利的参照。反叛青年与知识份子在骚乱中偶尔被定义成是“反社会运动”的一群人,但他们却十分知晓“毛主义”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愿意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例如“文革”时期“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干部、知识分子等回到农村和工厂，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许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传统[13]，他们渴望激起的犹如革命般的巨大浪潮，因此而激情地拥抱并信仰的“想象中”美好的“毛主义”。“毛派”份子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动一场同“毛主义”运动、与文革全然的运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看到的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14]。

 亲中派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由于一面倒向苏联意识形态的法共自转向议会路线始，对反战运动及工人阶层的不满等社会问题一直不为所动，尤其是过于偏袒苏联修正与官僚主义所致，于是党内部的一些亲中共的或是不满法共做法的知识分子试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去寻求真理[15]，其代表人物就有亲中派的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等。亲中派从法共分裂并于1967年自组法国马列共产党，学生组织方面追随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自1966便已成立了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论著明显是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保卫马克思》一书便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作凭据，虽然不公开支持“毛派”，但早期跟随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造就了亲中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成员。不过，阿尔都塞与“毛派”始终反对学生领导革命，因为学生多为小资阶层既又缺乏群众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成立并得到胜利。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当工人群众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混入工厂动员工人，为工人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件常事，然而“毛派”学生的宗师阿尔都塞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缺了席。

相较阿尔都塞，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伴侣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学运爆发后合作建立了学生后援委员会，号召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出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16]，随后萨特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后高度赞美“革命”，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专政，表示“…真正的问题是找到把他们的斗争与劳动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的途径，尽管动机不同，涉及的却是同样的斗争[17]”，这点与“毛派”分子的马列主义原则的走“群众路线”十分相似。萨特与阿尔都塞一样不把自己归类为“毛派”，也许如此大多数学生们才会普遍认同萨特为思想与精神“领袖”、奉其存在主义经典为指导造反的理论基础。在巴黎大学“索邦公社”的演讲上他谴责了法共的现行政治体制，无意间透露了他略有亲中国（反苏修）的倾向。

结论

    纵观“五月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此激烈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与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与6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显然另有区别的，主要是法国就经历强烈的“法国革命传统”，却是基于且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特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即没有美国那种反战、嬉皮士文化、种族与性别歧视、激进学生企图发动“内战”等的极端复杂，亦无英、德般有浓厚保守主义背景色彩的国家。相比较起欧美国家，政、经稳定繁荣的法国一直是右翼为主的“强人”主导政府，如“五月风暴”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是不符合法国国情的，然而它却意外地发生了；就连戴高乐本人都觉得惊讶，“风暴”因而使法国政府一度瘫痪、经济损失严重。作为“小资阶级”文化群体的学生站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而闹“文化革命”。没人敢确认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异化的旧社会与价值观”[18]使得学生沉迷于崇拜革命以及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厌恶，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解放”；劳动者认为公会不再保证工人利益、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竞争激烈使工人承受过度压力，学生与工人都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如此看来，“五月风暴”的一触即发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被一场突起而来的“风暴”袭击后，左翼所遭受失败的另一面却是胜利，法国政府立即采取安抚和有利人民的政策，如工人工资上涨率达30%；教育改革的实施使大学更具独立性，扩展、增建校舍，使更多人有入学机会等。而“五月风暴”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国人挺“右”立场支持戴高乐，执政党于1968年6月大选中大胜，戴高乐连任至1969年4月公民投票的失利而自愿隐退，“戴高乐时代”由此结束。至今法国人不曾忘记“英雄”戴高乐的功绩，即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坚决保护法国独立性与民族自主性而退出北约，特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邦交，是奠定中法合作关系的第一人。

知识分子则以萨特为例，仍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向左转”，他接手主编工作并亲自贩卖“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于1971年发表《为人民的正义性》支持左派斗争、1972年为《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一书写序言指出使用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暴力应当使用暴力、与“毛派”分子下乡下厂、1974年发表《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的政论演说和谈话集等[19]，萨特认为自己的斗争不只限于法国，而是是世界性的斗争，正如“毛派”分子所认同的毛泽东不只属于中国，甚至属于全世界一样的道理。对左翼运动抱支持态度的法国-瑞士籍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影响，常把政治思想注入自己的影片中，由于他极度憎恨资产阶级和力挺反战，于1967年拍摄了以一群背诵“小红书”、批判美帝国主义、身穿“红卫兵”服装的狂热青年人的《中国人》（La Chinoise）；以及于1972年与当时深受“毛主义”影响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合作的“毛派”经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整部电影传达了鲜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斗争等。另有一部则是左派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3所拍摄的政治讽刺喜剧《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其目的是希望法国人民尤其是当年深受“毛主义影响”青年一代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搞笑方式呈现和反映“五月风暴”犹如一场在法国发生的“文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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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高乐于1958-1959年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理，1959年以绝多数选票当选第五共和首任国总统，1965年连任。
[2] 万家星：《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第5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4] 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第107页
[5]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导言。
[6] 麦克莱伦等：《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7] 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63页。
[8]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9]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0]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1] 它们分别指科恩-本迪领导的“3.22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雅克.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亲法共）、阿兰.克礼文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托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亲华派/毛派）
[12] 其实早在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于法国一共再版了四次，印数已高达数百万册之多。
[13] 滕凌：《法国五月风暴与法共、毛派和托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76页。
[14]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
[15] 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8页。
[16]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 让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18] 张富良：《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第48页。
[19] 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

老马与阿里

有道是胜负乃兵家之常事，做人也千万要明事理，连乌鸦都识得反哺之道理，政客岂能学不懂啥叫感恩？说的，还不是近来口出狂言、满嘴谬论的前首相敦马哈迪和甲州前首长莫哈末阿里。

马哈迪至今仍是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他不仅退而不休，还四处激起种族紧张，唯恐不乱。505政治海啸后，一马首相纳吉断论是“华人海啸”，老马便随即烧一把火，把矛头一并指向积极投选民联的华裔，称是“华人推开了马来人伸出的友谊之手”，企图把大选成绩归咎为种族课题。

老 马识途，抑或老马糊涂（mudah lupa）？1999年大选“烈火莫熄”席卷大马时，是华裔大力支持国阵而拯救了他。2004年老马黯然下台后，新首相阿都拉旋风时，华裔再次竭尽全力支 持国阵，使国阵政府创下史上最高纪录，共夺得9成国席，力挫伊党及公正党；行动党大受重挫，马华大获31席佳绩时，华裔的福祉是否有改善？

马 哈迪切莫忘了，1999年的大选前，国阵领导人如林良实、林敬益等曾代表内阁宣布“原则上”接纳《华团大选诉求》，国阵胜选并获得广大华裔委托后却翻脸不 认人。巫统政要和《前锋报》纷纷斥责华社炒作《诉求》，老马本人更于2000年国庆日抨击诉求工委会犹如共产党般“极端”。华社更不可忘却，当年巫统青年 团副团长领众到隆雪华堂示威，恫言焚烧隆雪华堂的史实。

玩弄种族情绪

再者是弃州攻国而败 选的甲州前首长莫哈末阿里，既然劈头就抨击华裔“不懂得珍惜政府”、“不懂得感恩、自私”，仿佛千错万错，都是华裔的错。吁请他去回看武吉卡迪国席的成 绩，在一个马来人高达53%的选区，公正党候选人三苏伊斯干达竟能以4万6167对阿里4万0720，高达5447多数票当选，明显若无友族同胞，华裔选 票加加减减都不够凑啦！

莫哈末阿里于1995年曾当选峇株安南国会议员，2004、08年更在武吉峇汝州选区连胜两届，栽在其扎根的势力范 围内，确实挺丢脸的，也证实了这名喧嚣一时的前首长已遭到否决。况且，甲州巫统仍保住了多数议席，那也只应验了城乡选民分野论，而非单纯从狭隘的种族角度 来观望。

回顾甲州马华2004大选宣传册子，不惜把莫哈末阿里大肆形容为华裔最亲密的首长云云，今天却落得马华群起鞭挞这位华裔“恩人”，十分滑稽。如今人事已非，见怪也不觉怪；政治本是如此荒谬之物，更荒诞的是这些胜选、败选都玩弄种族情绪者。

历 史乃“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国阵怨不了包括华社在内的任何人，老马甚至还须责问自己，为何推开“华人伸出的友谊之手”才对。大马华裔人口目前是仅约 24.6%，70万人左右的少数族群，何德何能进一步增长国席与州席的反对势力？何以使得国阵如此之胆怯？莫怪马来人“贪婪”，勿怪华人“憎恨”，国阵政 府所种下的前因恶果，岂能不让国阵领导人反省自我？但如老马此类硬头皮、唯我独尊、死不认错者，确实是我国政坛的大不幸，若是如此，谈改革、谈转型，谈何 容易？尔今，还要谈不？

《光华日报》2013年5月18日 

榜鹅东补选再缔历史！

新加坡榜鹅东补选成绩让人出乎预料。和饶欣龙婚外情丑闻被党开除后，所举行的后港补选不同的是，后港自1991年一直是工人党堡垒，多数当地选民是铁了心投反票的忠贞支持者，结果工人党候选人方荣发仍高票获胜，击败2011年大选时在原区上阵的朱倍庆。

榜 鹅东补选相比起上次补选，只是对换角色而已。原国会议长兼榜鹅东单选区议员柏默同样因婚外情辞职，工人党同样派出大选时的前候选人李丽连。只不过这次选 前，各路在野党争相上阵，经过一番周折，民主党提名日前宣布退选，而革新党和新加坡民联则坚持出战，接而形成四角战。以致许多人认为在野党这次「没希望丶 不用打丶输定了」。

回顾2011年新国大选，工人党上阵的单选区虽败犹荣；如切选区有高达49%的票数，而榜鹅东区李丽连岁拿下41%选票，唯不敌人民行动党柏默。

但榜鹅东是上届大选中唯独的三角战，这次补选仅获最低票的新民联候选人林睦荃，在上次却斩获1387票。

以 此类推，在野党中最有胜算的某过于工人党，由于大选三角战使得在野党票数分散；选民今次将集中火力弃保，最终肯尼斯和林睦荃二人票数加起来仅得2%。况 且，人民行动党派出的候选人许宝琨为人所诟病，党龄只有短短三周，完全偏离了人行党一贯的遴选方式，有者批评简直是低估选民智慧。虽说许宝琨属医者，是白 领精英，但人行党此举已形同自杀，只是他们并没料到丶过于乐观看待。

反观李丽连，虽说有人嘲笑其学历和专业，但其亲民形象更能使选民感到窝心和认同，为她俘获不少民心。工人党近年吸收不少专业青年，行事作风却能亲民兼草根，与人行党精英和高调风范大相径庭。再说，与其投给一个名不见经传者，选民还不如选择熟悉的面孔。

此 外，在野党的战略模式除了抒发人民不满的课题之余，也以严惩和教训政府，和壮大国会的反对声音为号召；再加上网络科技的普及和发达，选民已破除了官方媒体 和选举限制的魔咒，上网一click讯息垂手可得。君不见网络革命已席卷全球各大政权，就算是稳如磐石的人行党政府也在所难免；只是，执政党的网络战略相 对落后，亦是他们必须检讨的地方。

所以说，某新国资深报人指新国「没有反风」，根本是无稽之谈。不改朝换代不意味着没有反风；若执政党再 不妥善调整政策和自我反省弊端，此风将继续推波助澜，持续至新国下届大选。不管会否影响大马选情，马新两国人民的「反风」已在相互下影响壮大，相比起 2006年，谁会想到新加坡会在2011年发生「政治小震」，榜鹅东补选再度粉碎人行党理所当然的侥幸心理？告诉那些当权者，没有什麽是不可能的。

东方日报 30/1/2013

中国央视播V煞，又如何？

《V煞》（V For Vendetta）是2005年改编自著名漫画的科幻电影，被归类为反体制、反权威、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经典作品。主角V所戴着的福克斯面具（Guy Fawkes mask）已是时下示威游行中参与者的必备品。而一向来被指为中共喉舌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2月14日的电影频道第6台上首次播放《V煞》，故成为近期内 最热门的讨论。

中共十八大后，有指新领导层已逐渐开放讯息，中国估计将迎来大开放。关键是，这种革新气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凤 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在《论十八大后的中国发展方向》中指出：“过去20年里，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停留在浅层，加上1989年之后的矫枉过正，因此政府高 度介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惯性。”中国改革开放重点放在经济，苏联开放政经走向解体的前车之覆，至今仍是中共的阴影。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并行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是“共产体制”（或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虽快速增长，但助长官僚资本主义以致贪腐滥权丛生，民间爆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中国接下来要怎么改，是道大难题。

能否引起观众共鸣？

所 以，《V煞》来了！但凭借一部电影就能解决大问题吗？因《颐和园》一片违反电影局同意到海外参展而遭“禁拍”5年的中国导演娄烨，便呼吁取消电影审查制 度，建立电影分级。在《南方都市报》专访中，他直言：“审查就是审查，松绑的或者说宽松的审查仍然是审查，其实本质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央电视台播《V煞》，可想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展现新领导层的“新气象”，而非真正的大鸣大放。中共某高官曾说过：“中国是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家”，说得还真没错，除去面子书和优管不谈，在中国，网上看电影不用去在意版权问题（本土电影倒获得些许保护），而且管道多不胜数。

管他《V煞》被官访禁播或审查制度，中国网民只需在网上点击搜索，即可在网上观看或非法下载。相对之下，这是挺“自由”的。《V煞》只所以被列为话题，只因它出现在中国境内收视群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官方电视台！

尤 其是电影里那些经典对白，如“人民不应该怕政府，政府应该怕人民”等大胆挑战霸权的名句，还有V侠客挑战极权政府的内容，究竟能否引起中国观众之共鸣？新 中国奠基者毛泽东50几年前也有句：“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连“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都出自老毛嘴巴。

结果呢？勿忘中共的体制是党政军结构，虽说是枪杆子打下的天下，但党指挥着枪，人民解放军遵从的是忠党，不是人民。所以“人民”解放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不要说是打着“人民”旗号的党和其所领导的政府。

因此，观看《V煞》后也无奈奈何，顶多也只是心里发牢骚，活在“自由”的网海里上帖骂战，第二天起身仍旧是个一等一良民。一部电影并不能改变什么现象，现实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也不大。

你有你“防火长城”（网络审查和管制），网民可以爬墙到“自由世界”去看优管、去看异议者的文章和视频。就算去除掉网民，在盗版碟泛滥的中国大陆，《V煞》这类政治元素的电影要购买也不算太难。

当今中国已不再是唯中央电视台的时代，就算不看央视电视台或干脆不打看电视，讯息始终亦能传达至人民手中，只要人民肯自己着手去搜索和冲破种种困境和限制。

正如娄烨在访谈中所言：“我们一直相信并且一直在等待终有一天会改变，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沉默、妥协，我们为了顾全大局自我审查、绞尽脑汁、拐弯抹角、筋疲力尽，最后，我们终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被改变的根本不是体制，被改变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中共专政收放自如

我 更有趣的猜测是，中共或许不把自身看做为《V煞》里“北方之火”党（Norsefire）领导的法西斯极权政府。这个虚构的政党和政府，多少有着乔治奥威 尔《一九八四》小说里的许多影子，包括极权政府主脑的“英社”（Ingsoc）党和其治国理念：“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V煞》里是 “力量来自团结，团结来自信仰”）；以及纳粹首脑希特勒为借鉴的独裁者沙特勒总理（High Chancellor Adam Sutler）。

只因中共早期是打着“反法西斯主义战线”起家的“左翼”政党，但其执政后的本质是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政体。奥威尔的作品是公然批判斯大林虚伪社会主义政权背后的极权主义为背景所刻画的未来世界，《V煞》同样是部反乌托邦题材的故事，为了是要人们警惕极权主义之可能。

要说极权主义，当今中国也并非《一九八四》那种极权了，《V煞》的那种反极权在中共有伸缩性“收放自如”的政策下，也很难引起人民直接公然反抗权威。

考验新领导层处理矛盾

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央视播《V煞》并不会对中共造成什么威胁，中共牢牢控制着政权和经济命脉，甚至是网络管制。在讯息发达的时代，一出电影并不会促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花，中共也不可能再阻止得了人民观看任何电影的自由。

六 四事件以前，邓小平在1986年曾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现阶段的中国已完全得到证实。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万不可忘记这句千古名言。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在《新史记》历史杂志专访时称：“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但是他怕中国乱，主张先有安定、和谐，再搞政治改革”。
“和 谐社会”在胡温新政下也搞了一段时间，经济也已稳定增长至最高阶段。中共十八大后，新任领导层所接管的烫手山芋，比往届的领导层更为棘手和难堪，如今社会 问题层出不穷，人民不单纯是怕乱那么简单，因为人民已经没有怕乱的本钱，人民内部矛盾要怎么处理得“乱中有序”才是最考验政府的。毕竟，没有《V煞》也保 证会有下一波“冲煞”！

就此以《V煞》其中一段经典对白做结束：

“这张面具之下不止是肉体，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不怕子弹的。”

当今大马"读者特约":2012年12月22日 傍晚7点05分